Der Spiegel - 07.08.2026.pdf

镜报 第 33 期 / 7.8.2026 德国 € 7,10 养老金与税收 改革对您的预算意味着什么 阿尔卑斯山 气候变化如何摧毁山脉 休达 谁在操纵大规模逃亡？ # 马克思早已预见到 AI 资本主义威胁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民主

Bionica € 10,40 丹麦 der 102,00 芬兰 € 10,40 法国 € 8,90 希腊 € 9,20 意大利 € 9,20 克罗地亚 € 9,50 挪威 NOK 149,- 奥地利 € 7,60 Portugiescros € 9,90 瑞士 € 10,00 斯洛伐克 € 8,80 苏联 € 10,60 西班牙 € 8,60 西班牙 / Kanälen € 8,90 捷克 € 5,80 匈牙利 FI 4,00,- 德国印刷 --- # 东京不仅是 # 东京 # 使用 AIRALO 通过无限流量在任何地方创造最佳体验

适用使用限制。更多信息请访问 airalo.com --- 镜报 33 / 2026 内部通知 3 »卡塔尔埃米尔掌握着因凡蒂诺的命运。如果他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因凡蒂诺就完了。« 第 106 页 # 封面故事 2023 年 1 月，《镜报》曾就资本主义提出过一个生存问题：»马克思是对的吗？« 封面文章作者西蒙·布克及其同事当时描述了接踵而至的世界危机和迫在眉睫的气候崩溃如何迫使经济秩序进行更新。不久之后，布克前往美国硅谷。从那时起，人工智能及其后果成为了他关注的焦点。在 AI 让科技巨头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的同时，中产阶级则在为自己的工作和未来感到焦虑。在麻省理工学院，布克会见了劳动力市场研究员大卫·奥托。布克的共同作者尼古拉·阿贝在葡萄牙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进行了交谈，后者对人工智能的危险发出了警告。»巨大的挑战将在于我们能否改造 AI，« 布克说道。»将其从一台集中财富的机器，转变为一个实现广泛繁荣的工具。« 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那么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和社会组织系统的作用就已终结。 第 8, 16 页

# 休达

照片：Sarmpach / Genie / 镜报 上周，数万名移民游过地中海前往休达。目前仍有数千人在这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中苦苦支撑，其中许多人未成年且精疲力竭。这场危机分裂了欧洲，休达的情况十分紧张。当编辑 Jan Petter（左）和工作人员 Zoé Kammermann 访问一家由当地人分发食物的清真寺时，他们好奇这些人夜晚在何处寻求庇护。年轻的摩洛哥人 Souleymane Griene 提出带他们去看看。他带领他们穿过灌木丛，翻过一面墙，来到一座墓地。在那里，他及其朋友讲述了暴力经历，称当地警察在边境将他们殴打。数十名移民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其他人则好奇西班牙境内的情况。»对于许多贫穷的摩洛哥人来说，看向休达是一种思想实验：我在欧洲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在摩洛哥进行调研的通讯员 Dunja Ramadan 说道。»而现在，他们因饥饿而返回。« 第 52 页

阿尔卑斯山

阿尔卑斯山的升温速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编辑约纳斯·克劳斯（Jonas Kraus）在一次调研中亲身体会到了这意味着什么。当他从 2400 米以上的高度下降到蒂罗尔州的皮茨塔尔谷（Pitztal）时，那里发生了泥石流。克劳斯停在那里的汽车直到一周后才能取回。极端天气、山体滑坡、落石：山地世界在炎热月份受影响尤为严重。通讯员凯瑟琳·里德林克（Katherine Rydlink）陪同地球科学家迈克尔·克劳特布拉特（Michael Krautblatter）乘坐直升机前往海拔 2592 米的霍赫福格尔山（Hochvogel）。克劳特布拉特的专业领域是让那些因气候变化而变得不安全的地方重新变得安全。在某些地方，能够提示潜在岩崩的预警系统发挥了作用。里德林克说：“但人们无法监控整个阿尔卑斯山。”登山运动者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警觉。“在未来几年，仍将有地方发生灾难，导致人员伤亡，而且频率甚至会更高。”

DEIN SPIEGEL

当人工智能能够独立发起黑客攻击，当青少年爱上聊天机器人，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抗议建设数据中心时，问题随之而来：AI 应该被允许做什么？谁来决定？儿童新闻杂志《DEIN SPIEGEL》在新一期中探讨了这一主题。年轻的读者将了解到如何区分 AI 生成的图像与真实图像。美国即时通讯服务 Signal 的负责人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讲述了她绝不会交给这项新技术的决定。本期其他内容：儿童记者弗里达（Frida，11 岁）和诺埃米（Noemi，12 岁）采访了十项全能世界冠军利奥·诺伊格鲍尔（Leo Neugebauer）。他谈到了自己最喜欢的项目、最严重的伤病以及在即将到来的欧洲田径锦标赛中的目标。另一个主题：《DEIN SPIEGEL》陪同 13 岁的维多利亚·胡尔德（Viktoria Huld）进行一次冰岛马训练。新一期将于下周四出版。 封面插图：瓦迪姆·佩图宁（Wadim Petunin）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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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R SPIEGEL 33 / 2026

目录

封面故事

8 人工智能 资本主义是否正处于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转折点？ 16 民主 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在《镜报》访谈中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应该恐惧美国科技巨头

政治舞台

20 社民党（SPD）议员批评遣返阿富汗的航班 / 常识

德国

6 社论 打击极右翼斗争中的错误 26 气候政策 活动人士路易莎·诺伊鲍尔（Luisa Neubauer）与基民盟（CDU）议员塞普·穆勒（Sepp Müller）在《镜报》调解中对话 32 随笔 为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业而辩护

敢于尝试更多马克思主义？

封面 人工智能让资本主义受到质疑：富人变得更富，中产阶级的工作消失。该系统面临终结的威胁。 第 8, 16 页

34 基民盟 (CDU) 保守派党内基层远离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 36 内阁 农业部长阿洛伊斯·赖纳（Alois Rainer）寄希望于家乡情怀 38 柏林 在 9 月选举前，人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是：住房 41 健康 绿党政治人物卡塞姆·塔赫尔·萨莱赫（Kassem Taher Saleh）公开自己的抑郁症 42 左翼 该党在德国东部几乎无法吸引男性 44 气候变化 阿尔卑斯山居民如何防范自然灾害 48 火灾 生态学家托马斯·希克勒（Thomas Hickler）谈森林火灾风险

辩论

50 极右翼主义 其他政党如何能迫使德国选择党（AfD）走向温和

杰斯·亨格尔 (Jess Hengel)

这位 TikTok 博主通过她的书籍推荐影响年轻读者的购买行为。

詹尼·因凡蒂诺 (Gianni Infantino)

国际足联主席因其投资计划而遭遇挫败。第 106 页

阿洛伊斯·赖纳 (Alois Rainer)

这位农业部长希望通过感性政治来赢得支持。第 36 页 Gerdin Walters /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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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3 / 2026 5

国际

52 移民 摩洛哥向西班牙休达的大规模涌入是如何发生的 57 安全 芬兰前总统要求欧洲应寻求与俄罗斯对话 58 台湾 在这个岛屿国家，人们为令邻国中国恐惧的色情电影而制作 63 丹麦 为什么这里的青少年自愿延长就学时间 64 伊朗战争正日益地影响唐纳德·特朗普 / 来自巴黎的通讯员专栏

记者

66 旅行 利古里亚的向往之地波托菲诺试图在全世界和网红的喜爱中生存下来 71 实地考察 在黑森州的一片农田中，6000 名童军用帐篷、友谊和责任构建了一个平行世界

经济

72 正义 养老金、医疗、税收：在改革方案中谁赢谁输？ 76 联邦政府希望如何进行重新分配 77 职业 德国最大主题公园的接班人必须证明自己 80 选址 愤怒的公民们现在身在何处 82 马斯克损害特斯拉形象 / 贸易业对动物福利的关注是否不足？ / 昂贵的板球联赛 Rebecca Rüthen / 镜报

在酷暑之夏

活动人士路易莎·诺伊鲍尔 (Luisa Neubauer) 与基民盟 (CDU) 政治家塞普·穆勒 (Sepp Müller) 就气候保护展开争论，但同时也找到了解决方案。第 26 页 Anna Sormach Garcia / 镜报

欧洲边界消失之日

在短短几小时内，数万名移民游过大海。休达究竟发生了什么。第 52 页 An Rung Ku / 镜报

为中国呻吟

色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非法的。因此，邻国台湾满足了这一市场。第 58 页

知识

84 心理 兽医的自杀风险增加 88 生物 剑虾如何为制药工业承受痛苦 90 工作 职业生涯需要多少自我意识 92 迷人之美：日食 / 哈萨克斯坦的老虎

文化

94 阅读 BookTok 博主杰斯·亨格尔 (Jess Hengel) 在 TikTok 上谈论书籍——这是否让它们成为了畅销书？ 98 电影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遭到批评，这是否合理？古代历史学家赖蒙德·舒尔茨 (Raimund Schulz) 阐释该神话 100 舞台 恰拉·伊尔克 (Çağla Ilk) 接管马克西姆·高尔基剧院。她计划做什么？ 103 讽刺 政治讽刺剧演员迪特·哈勒沃登 (Dieter Hallervorden) 和乌韦·斯泰姆勒 (Uwe Steimle) 在东部进行奇怪的竞选活动 104 垃圾节目 《诱惑别墅》将欲望与集体意识相对立 105 恐怖电影《Nightborn》 / 亚莉安娜·格兰德的《Petal》

体育

106 足球 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为自己的前途而战 109 小众运动 肥皂盒赛车 / 评分：路易丝·霍金斯 (Louise Hoskins)

43 SPIEGEL-TV 节目单 102 畅销书 110 刊后志、读者服务 111 讣告 112 人事变动 114 收件箱 116 凹面镜 (Hohlspiegel) 117 家庭相册 118 永远不会完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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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论 镜报 33 / 2026

致命的执念

那些忠于宪法的政党找不到应对 AfD 的药方。如果他们不再没完没了地问错问题，情况将会有所改善。 文 / 拉尔夫·诺伊基希 (Ralf Neukirch)

一些州长反对由他们自己所属政党协商通过的养老金改革。一位总理为了省钱，让他的部长们在宪法地位不明的状态下工作数周。一个联邦政府引入了被知名经济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燃油折扣。过去几个月里的这些决定有一个共同点：政治家们做出这些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害怕 AfD。

对极右翼分子的担忧如此之深，以至于几乎每一项政治决议、每一个事件——无论是在社会、气候还是财政政策领域，还是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中——都被置于这样一个问题之下：这对 有利吗？

这可以理解，因为激进分子在民调中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值，而没有任何一个建制派政党知道如何扭转这一趋势。但这很致命，因为民主的中坚力量因此让自己显得比实际规模更小。而且这很不聪明，因为这毫无作用。

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图林根州的州长，以及来自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萨尔州的同行们应该知道，为了维持系统的可负担性，放弃 63 岁退休是必要的。联邦政府知道，燃油折扣虽然昂贵，但效果甚微。人们试图通过做错误的事情来在政治上打击 。这不可能奏效。

许多政治领域都是如此。“气候保护”这个词现在被认为是具有毒性的：人们担心，谁谈论气候，就会惊扰公民，从而让他们投向 。因此，这届政府几乎不再大声谈论气候保护，并允许人们更长时间地使用天然气供暖——无论创纪录的高温和干旱如何。这损害了气候，但没有损害 。

一个低谷是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决定，他让他的新部长们在夏季休假后才在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因为将议员们召集到柏林举行特别会议的成本太高。这可能是违宪的。此外，这也是向民粹主义的投降。如果民主制度将自己萎缩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因为害怕所谓的民众愤怒而不再认真对待自己的规则和仪式，那么当公民不再尊重它时，它无需感到惊讶。

在 兴起之前，政党们就不仅是基于信念地进行政治活动，也是为了赢得选民。这属于民主的本质。但在过去几年中，情况发生了偏移。越来越多的选民似乎现在对任何理性的政治评估都产生了免疫力。

既拒绝民主制度，也拒绝政治妥协，它不想客观地处理问题，而是煽动不满情绪。对于那些被这种情绪触动的人，联盟党、社民党（SPD）及其同类政党几乎已无法触及。因此，没有理由让这些人掌控政治议程。

虽然没有获得授权，却在参与治理，因为其他政党在不断地观察自己的政策是否会对极右翼分子有利。为了拯救制度而在政治上向制度之敌妥协是毫无意义的。

那些承诺忠于宪法和国家政治秩序的政党，应该去做他们在政治上认为正确且能在其执政联盟中贯彻的事情。这本身已经足够困难了。顺便说一句，这也意味着，一个政治立场不能仅仅因为 也持有该立场就被拒绝。收紧庇护政策是有理由的，而这些理由并不会因为 也想要更严厉的庇护政策而贬值。

那些承诺遵守民主宪法的政党，如果能表现得更加自信，将会大有裨益。目前，极端主义者尚未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建议这些政党在内部处理问题时也应更加自信。恰恰是在基民盟（CDU）内部，竟然流传着这样一种荒谬的观点，即总理必须因为一次在流程上处理得不顺的内阁重组而辞职，这说明他们并不相信自身的实力。无论如何，这样是无法赢得选民的。为自己的立场而战，而不向极右翼看齐——这是否是打击 AfD 的良方？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之前的方子都没有奏效。 5 [M] 镜报，照片：Sebastian Willnow / d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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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8 DER 33 / 2026 封面

新的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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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33 / 2026 9

资本主义 人工智能 AI 正在使人类工作变得多余。中产阶级深感不安，资本持有者获利，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体系终结是否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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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标题 镜报 33 / 2026

当然，他本该预料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波及，40 岁的丹尼尔·麦金农（Daniel McKinnon）在旧金山港口的码头边散步时说道。显而易见，他本应预见到自己一直以来究竟在做什么：“在为我自己的职业生涯终结编写程序。”多年来，这位软件巨头 Meta 的工程师一直在开发人工智能。起初，马克·扎克伯格的公司利用此类代码来改进其自有 AI 模型 Llama 的语音识别功能。随后，用于让 Meta 的 Ray-Ban 眼镜变得“智能”，并提高其 短视频（-Clips）的效率。而现在，则是为了大规模地取代人类工作。

5 月中旬，扎克伯格解雇了 10% 的员工，裁掉了约 8000 名雇员。像麦金农这样多年来为 Facebook、WhatsApp 或 Instagram 的成功倾尽全力的人，结果却在清晨的收件箱里发现了一封电子邮件。信中写道，从即刻起，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还没到办公室的人甚至不需要出发，因为门禁卡已被封锁。根据扎克伯格的理由，他希望“更高效地领导公司”，必须抵消巨大的投资，尤其是对超智能软件的投资。Meta 想要成为“ 原生”公司。一个坚定地将一切押注在 上的企业。

于是，麦金农没有坐在屏幕前，而是坐在晨曦中，翘起腿，看着一只海鸥飞过。他沉思于人类工作的终结。这位父亲说，他目前情况还不错。他想利用从 Meta 获得的遣散费建立自己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当然，会使用 。“但其他人呢？”他认为，超级软件很快将不仅接管像他这样的工作，还将终结数百万人的职业生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以及速度之快。”

人类离场，机器接管。这听起来虽然简单，但其改变世界的程度可能超过电力的发现或流水线的发明。少数几家来自硅谷的科技公司，其老板们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其总市值超过了欧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正准备废除人类工作——从而废除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这个被广泛批评但迄今为止惊人稳定的系统，正是自由民主国家繁荣的基石。

像 Anthropic 的 Claude 这样的 程序，如今在编写和检查计算机代码方面往往比人类做得更好。这项技术可以实时翻译电话、操控无人机进入战争地区、评估 X 光片、处理纳税申报、进行购物之旅，并驾驶着全球数以吨计的卡车、数千辆出租车和数百万台机器人。美国 公司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预言，到 2030 年，失业率可能高达 20%。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凭借其航天与 公司 SpaceX 的上市，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万亿富翁，他认为最终任何工作都是可以被取代的。硅谷传奇投资者、Anthropic 竞争对手 OpenAI 的首批出资人之一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则认为，从 2030 年起，大约“80% 的所有工作岗位可能会被 接管”。

即便科技巨头们也没有预言球。但数月以来，他们的预测与整体形势相吻合：早在 2023 年，高盛（Goldman Sachs）这家大银行就得出结论，3 亿个全职岗位可被 AI 自动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24, 年表示，40 Prozent 的所有工作将受到影响。在工业化国家，这一比例甚至高达 60%。谷歌 AI 实验室 DeepMind 的创始人兼负责人 Demis Hassabis 表示：“这场革命将比工业革命规模大十倍，且速度可能快十倍。”与此同时，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认为，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本上不同”。“这一次，我们创造的是行动者，而非工具”（见第 16 页访谈）。因此，在这种结构性变革中，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的可能不是矿井里的矿工或工厂里的女裁缝，而是中产阶级。那些坐在办公桌前的脑力劳动者，其认知任务能被 AI 极快地接管：慕尼黑或柏林大型律所的律师，悉尼保险大厦里的办公室职员，纽约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洛杉矶广告公司的“广告狂人”。同样受影响的还有建筑师、教师和女医生、心理学家、女记者或工程师。在美国，他们因传统上穿着白色衬衫领而被称作“白领工人”（White Collar Worker）。他们是美国或欧洲高度发达经济体的支柱，是循规蹈矩的纳税人，在铺满碎石的车道上停着两辆车，花园里有个狗屋，受教育程度高，收入丰厚。

卡尔·马克思曾描述过，人类劳动是我们经济体系的核心要素：资本家投资资金。除了机器和生产资料外，他们用这些资金购买人力劳动力。最终，商品的价值高于员工的工资和工厂的成本。这样，资本家就获得了利润，并变得越来越富有。工人也获益。自从农奴制和封建领主制结束以来，这就是我们西方世界的魔力公式：付出者得回报。这份收入在最好的情况下能提供良好的生活、社会地位的提升、自豪感和意义。只要该系统能产生财富和足够多的赢家，它就能维持下去。但根据马克思的主著，资本主义内部蕴含着自身的终结，就像一个过度运转而自我损毁的钟表：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企业必须变得更高效、规模更大且更具生产力。他们实现自动化，压低成本，逐渐将活劳动从工厂中排挤出去。这听起来就像马克思在 1867 年就预见了 21. 世纪。如果资本与劳动完全脱钩，如果人类变得完全多余，那么贫富差距将变得无限大。如果未来的公司为了赚取天文数字般的利润，不再需要除一名人类老板之外的更多人员，这将终结迄今为止有效的社会契约：当中产阶级为生存而担忧时，科技寡头们却在积累巨额财富。那么，AI 革命是否证明马克思是对的？

“人类将经历一场科技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 尤瓦尔·诺亚·哈拉里，历史学家 犹太复国主义者 / IMAG --- 镜报 33 / 2026 封面 11

“水涨船高”（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硅谷的人们喜欢这样保证。事实上，有许多迹象表明这次情况会有所不同。也许这次洪水只抬高了少数几艘超级游艇，而数百万只划艇则在沉没。这将给社会和平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

大卫·奥托（David Autor）认为，AI 正在一层一层地刮掉社会的粘合剂。这位可能是美国最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未来只有少数人能从这个系统中获益，尤其是硅谷的亿万富翁们，“那么这种情况将无法维持。在一个大多数人不再拥有任何贡献能力的世界里，民主将很难维持”。教皇已经警告称，科技公司正在制造一种“新殖民主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艾莉森·普格（Allison Pugh）则提出疑问：“如果不工作，一个人还是一个平等的公民吗？”即便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也感到有必要指出，最终让所有人的财富增加，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人的财富”，这一点至关重要。

全球各国政府都必须寻找答案。在柏林和巴黎，伦敦和北京，比勒陀利亚和巴西利亚。而在华盛顿，这种紧迫感可能最为强烈。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公司引领着 AI 热潮，更因为那里几乎不存在像欧洲那样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该国各年龄层、各阶层和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群中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在纽约，正在寻找工作的年轻人谈到一种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持久恐惧。在硅谷，有些人已经看到一个“永久性的全球底层阶级”正在形成，正如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经预言的那样。

如今，人们会遇到一些美国创业者，他们在 28 岁时就筹集了数亿美元，旨在金融领域用 AI 模型取代人力。他们自称是乐观主义者，相信财富只会不断增长。但当被问及社会后果时，他们会脸红。此外，还有那些一生中创办过许多公司的资深人士，他们说自己一直热爱资本主义，但现在却感到迷茫。在他们的脑海中盘旋着一个阴暗的愿景：少数封闭的万亿富翁与大量被排斥的人群共存，街道上充斥着混乱。他们问：为什么没有人采取行动？

目前，这项技术更多是工具而非同事。目前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 AI 能让人们免于从事繁琐的活动，并创造出薪资更高的工作。但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会怎样？如果一个超越人类的超级智能能够独立完成最复杂的任务？那么，经济学家奥托说，“就是启示录（末日）”。

这种反乌托邦的局面能被阻止吗？我们能否改造 AI——将其从一台集中财富的机器，转变为一个实现广泛繁荣的工具？还是说，资本主义的终结已经到来？

第1章：迷失的一代

在一个纽约金融区炎热的傍晚，经纪人们仍坐在办公室里，23, 岁的伊丽莎白·塔蒂舍夫（Elizabeth Tatishev）走进了一家拉丁美洲风格的咖啡馆。1 年前，她毕业于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专业。“当我开始学习时，我以为这就是一份工作保证。”她像对待全职工作一样寻找工作，每天九点到五点坐在书桌前，目标是每天投递10个申请，总共投递了约 200 份。全部失败了。“到最后，你会失去所有的意义感，”她说。最终，塔蒂舍夫搬回了父母家，现在在上东区的一家咖啡店打工。她的许多朋友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我们比之前的几代人更艰难，”塔蒂舍夫说，“我们生活在持续的紧张之中。”

自机械织布机发明以来，工业自动化一直伴随着人类。但经济学家认为，AI革命更具革命性。更好的技术的引入总是伴随着变革，但到目前为止，政治和社会总能找到适应的方法。例如，生产率更高的工厂最终带来了新的工作岗位，以及广大民众工资和财富的增长。经济学家用“补偿理论”来解释这一效应：从长远来看，失去的工作岗位将被新的、通常是互补的活动和职业领域所抵消。

长期以来，科技行业一直宣扬类似的场景：虽然AI编写软件比人类程序员更高效，但最终仍需要更多的人类开发人员。因为随着AI让越来越多的问题通过软件得到解决，对新程序的需求将显著增加。如果AI像任何其他自动化技术一样，这确实—— 12 镜报 33 / 2026 可能是正确的。

只不过，AI并非像其他技术那样。美国专业程序员的数量如今已经低于 1980. 年。这次结构性变革比以往更快且更弥散。AI是一台能够不断学习、无需指导即可达成目标、甚至能独立做出决定的机器。经济学家 Autor 说，这“是某种根本不同的东西”。

这位教授在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办公室里度过一个炎热的中午。他利用数十年的就业数据研究在什么条件下，自动化会取代或增强人类的专业知识。Autor 的核心观点是，AI两者皆可：承担常规任务，但也能让人的工作变得更具挑战性。目前，这位教授正在完成一篇新论文的最后阶段，以便更好地预测哪些任务可能会被自动化。细节仍处于保密状态。Autor 仅透露：一个耗时一小时的任务，极有可能被AI成功完成；而耗时 8 小时、 16 小时或四周的任务，则不太可能。这仅仅是因为AI擅长并行处理许多较短的决策路径。而许多复杂的工作则需要更长的思考链——“也就是说，需要更多连续的、相互依赖的步骤，且需要上下文语境和判断力”。

因此，什么会被自动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任务包中包含的内容：“有很多工作，AI增强了专业知识；但也有很多工作，AI将专业知识变成了可替代的商品。”

直到几年前，教育还被视为通往物质无忧生活的安全入场券。而今天，高中毕业证书或大学学位还值多少钱已变得不明确。或许，Autor 的研究能帮助未来的几代人在做出职业选择时提供参考。

那么 Z 世代在做什么？那些如今正涌入劳动力市场，且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受到这场变革影响的 14 至 30 岁年轻人又是如何？根据斯坦福大学的数据，与 AI 时代之前相比，他们在“AI 暴露度较高职业”中的就业率下降了 16%。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 2025 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定为 5.7%——而整体平均水平约为 4%。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社会学家、壳牌青年研究报告的作者马蒂亚斯·阿尔伯特（Mathias Albert）称其为“迷失的一代”。先是新冠疫情，随后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气候灾难笼罩在一切之上，现在又是 AI。“这一代人不再对稳定的生活条件抱有幻想，”

“资本主义并非世界的自然秩序。”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如此认为。不确定性是一个核心关键词。“但随着 AI 的出现，这种缺乏计划的状态正趋向于转化为一种缺乏前景的状态。我们都知道，从中获益的不会是中间派政党，而是政治边缘势力。”

第 2 章：新的 AI 寡头

在美国西海岸，在门洛帕克（Menlo Park）、山景城（Mountain View）或

[...OMITTED...]

繁荣时期

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年度投资额，较各次繁荣开始时的变化百分比 - AI 炒作（2023年起）- 互联网泡沫（美国，1995年起）- “咆哮的二十年代”（美国，1921年起）- 铁路（英国，1843年起）- 运河（美国，1835年起）

圣何塞的人们在构建后天社会，但他们承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例如，埃隆·马斯克描绘了一种类似“懒人天堂”的愿景，在那里人们完全不需要工作，因为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处于“极大的丰盈”之中。他承诺将实现“两位数增长”，并通过 AI 和机器人技术“终结全球贫困”。Meta 的高管们则赞叹道：未来每个人都将拥有 AI 代理，可以将其委以任何任务。这是家政人员的回归，只不过这一次是面向每个人的。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的负责人黄仁勋在对话中勾勒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AI 不仅接管办公桌工作，而且数十亿台自动设备、数千万辆自动驾驶汽车、数十万座机器人工厂将承担起最具物理挑战性的活动。这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

凭借这类乌托邦愿景，硅谷精英们似乎成功地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在公开场合，开发者们誓言其目的是推动人类进步，而非奴役人类。事实上，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应该且可以质疑他们的利他主义：即便在今天，一个小规模的超级富豪团伙已经控制了芯片、数据中心、数据及其分发。即便在今天，科技巨头们在白宫出入自如，在 G7 峰会上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首脑共进晚餐。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每一个人都将自身的权力、个人利益和财富置于公众福祉之上。

巨大的财富和定义权集中在他们手中：AI 开发商 Anthropic 自 5 月底以来，以近 1 万亿美元的估值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创公司。英伟达作为该技术赖以生存的芯片提供商，其市值在过去四年中从近 5000 亿增长到 5 万亿美元，增长了十倍。公司负责人黄仁勋个人的资产目前接近 1800 亿美元。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的资产达到了 2040 亿。此外，他的集团控制着近 36 亿人的屏幕，这些人每天都会使用他的其中一项服务。OpenAI 的领军人物奥特曼虽然仅拥有 33 亿美元的 modest 财富，但却为每周咨询其对话机器人 ChatGPT 的近 10 亿人提供信息。亿万富翁马斯克通过其平台 X 每月触达约 560 万人——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他是 X 的最大粉丝之一。

这些数字的趋势是：强劲增长。随着科技寡头影响力的扩大，当选政治家的选择余地正在减少。因为与航天或互联网的发明不同，这一次推动革命的主要是私人资本。历史学家哈拉里预言，人类将“经历一场科技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公司可能会变得比政府更强大，失控的技术可能会接管军事、金融和法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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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ney Maxwell

Jord A. Alvarado Jr.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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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主制度的生存依赖于权力的约束以及统治者的可被选举下台。其合法性也基于能够解决分配问题。在这一点上，AI 热潮也成为了问题。如今，美国最顶层的 1% 人口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底层的 90% 人口的总和相当。根据《福布斯》的数据，1990 年全球有 269 位亿万富翁，总资产为 5420 亿。去年，这个显赫的俱乐部仅在 AI 领域就迎来了 50 多位新成员。

在巴黎第 14. 区，隐藏在书塔之后——这些书塔仅留下一道狭窄的缝隙可见法国的夏天——住着一个人，他可能在十多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一场景。2013 年，巴黎经济大学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发表了他的标准著作：《21. 世纪资本论》。皮凯蒂在书中试图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长期以来倾向于集中，因为资本收益率通常高于经济增长率。结果就是，拥有资本的人比仅靠工作的人致富更快。这是一个广受欢迎的论点，使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流行明星经济学家”。有些人将他视为 21. 世纪的卡尔·马克思。

直到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询问研究人员是否系统性地篡改了他精心准备的数据资料。最终，皮凯蒂承认其数据存在不准确和不一致之处，但认为其研究中没有“重大错误”。他坚持自己的全球公式：财富增长速度快于收入增长。因此，不平等随之增加。皮凯蒂认为，在 20. 世纪，政治干预和日益强大的新制度虽然在欧洲和美国减缓甚至扭转了这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但 AI 能够终结这种本身“非常积极的发展”。这项技术成为了一种“积累财富、尝试进行巨额占有的最大尝试”的新途径。AI 公司获取他人的知识和经验，并试图“为其设定所有权”。归根结底，这就像是对“集体财富的盗窃”。因此，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应对这种“技术独裁”。

第 3 章：反向运动

在纽约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六月的一天，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戴着面罩，或躲在纸板做的太阳脸后面，摆放好塑料椅子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必须签署一份手写的纸卷：活动的照片和视频不得在 Instagram、X、TikTok 或其他平台上传播。上面写着：“没有理由为了喂养这场科技奇观而肢解这一时刻。”

发起这次活动的是一个在美国日益兴起的运动：新卢德主义者（Neo-Ludditen），其名称源于 19. 世纪初抗议剥削和工业化进程的英国纺织工人运动。当时，卢德主义者破坏机械织机，许多人因其“针对机器的犯罪”而被绞死或被驱逐到澳大利亚。

在 2026 年，纽约的新卢德主义者宣布了一场“文艺复兴”，将其称为“卢德之夏”（Summer of Ludd）。他们将当今的科技巨头视为当年大工业家的继承者。该团体组织了 120 场以上的活动，包括学习如何进行线下社交的研讨会，以及一场反对“科技法西斯主义”的会议；在其他抗议行动中，他们共同摧毁智能手机。

一个名叫“媒体傀儡 Gowanus”的、眼神狡黠的手偶——该团体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其目的是从大型科技公司的数字领域中撤出，并创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基础设施：线下且 --- 14 标题 《镜报》 33 / 2026 模拟的。“我们并非反对技术本身，而是反对它接管我们的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

聚集在这里的并非古怪的边缘人，而是普通人，大多在 20 多岁。站在稍远处的 Henry Michaelson, 23, 展示了他的“傻瓜手机”（Dumb Phone），这是一种功能简单的手机，除了打电话和发短信外几乎没有其他功能。迈克尔森既不用 Instagram 和 TikTok，也不用 ChatGPT：“生活中不需要对所有事情都立即获得答案。”

迈克尔森曾在顶尖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目前在纽约市政府工作。他认为，他的这一代人刚刚开始意识到科技公司是如何窃取他们的时间、注意力和数据的。他认为，这些公司早已劫持了公共信息空间的权力，其行为就像是“国中之国”。在这种条件下，自由社会无法生存。

这种和平的抵抗目前在各地形成：在美国的大学里，学生们对发表传统毕业演讲的科技公司 CEO 喝倒彩，或者在他们来做客座讲座时离开教室。从佛罗里达州到亚利桑那州，再到新泽西州，公民们抗议建设 AI 数据中心，这得到了民主党国会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以及特朗普“MAGA”运动部分成员的支持。

尽管美国人在政治上如此分裂，但在反科技抗议中却如此统一。去年，仍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建设数据中心，而到 2026 年 4 月，这一比例仅为 36%。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不希望数据中心建在自己的邻里附近。

在某些地方，对 AI 的厌恶已经演变为暴力：OpenAI 创始人奥特曼（Altman）在旧金山的别墅在 4 月遭到莫洛托夫鸡尾酒（汽油弹）袭击。此次袭击无人受伤。

愤怒地反抗机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随时准备并愿意捍卫自己免受自由之敌的侵害，这属于美国的原始神话。那么，为什么不能针对一种反人类的技术及其统治者？

美国安全机构警告称，需警惕“反技术暴力极端主义”。《连线》（Wired）杂志近期报道了情报部门超过一千页的未公开报告。其中一份来自纽约情报与反恐局的报告警告称，引入人工智能将导致广泛的社会动荡。其核心观点是：“在未来五年中，新兴的 AI 技术可能会导致一种混乱的局面，

»随着 AI 的出现，缺乏规划可能会演变为缺乏前景。« 社会学家马蒂亚斯·阿尔伯特（Mathias Albert）认为，这可能会激起大规模抗议，进而演变为公民骚乱以及由反技术动机驱动的暴力极端主义活动。

第 4 章：然后呢？谁来消费？谁来反抗？谁来治理？问题很快就摆在面前，而答案则需要时间。显然，现有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迫切需要一次更新，才能在这次技术超级风暴中幸存。对此有许多建议，而每项建议都深刻反映了提出者的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主张将 AI 资本部分国有化。特朗普总统希望将 AI 资本的“小部分份额”转移给美国公众：“这样他们就能成为这场革命的伙伴。”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设想征收机器人税，短期亿万富翁马斯克则倾向于某种形式的普遍基本收入。经济学家皮凯蒂和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建议对财富和收入征收超累进税。在最高税率下，亿万富翁需缴纳 90% 的所得税和 20% 的财产税，不过财产税也可以通过公司股份的形式支付。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比弗利山庄，一条棕榈树林立的大道旁，在高耸的树篱掩映下，一位德美双籍亿万富翁认为自己找到了所有方案中最好的答案。尼古拉斯·贝尔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在德国被视为陷入困境的 Karstadt 百货连锁店的短期救星，他邀请我们共进午餐。餐点在泳池边的露台上供应，因为在那里更容易保持冷静。他的回答显得更为细致。贝尔格鲁恩表示，普遍基本收入会将人们贬低为施舍的接收者，且无法阻止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贝尔格鲁恩同样认为“传统”的经济学答案是不充分的：税收和再分配“效率低下，且在政治上相当有毒，因为任何政府都可以对其进行操纵”。

相反，他设想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重新定义：融入社会主义元素的改造。每个人都应以他所谓的“普遍基本资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形式，参与到 AI 革命的利润分配中。由于涉及股票收益，他认为这对于保守派来说也具有“兼容性”。具体而言，他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建立一个基金，一个国家的企业逐步向其中投入股份或资金；二是为每位公民设立一个储蓄计划（由国家大力资助或强制执行），将这笔钱投资于那些因 AI 而变得日益盈利的企业。这样可以在无意中缓解资本主义一个古老的问题：即资本持有者的获利远高于仅靠劳动的人。

这两种方案都已经有了成熟的先例。新加坡的国家基金目前的价值可能已经超过了这个城市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澳大利亚的“超级年金”（Superannuation）储蓄计划中，雇主将员工总收入的 12% 以税收优惠的方式转入其中，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结果如何？”贝尔格鲁恩问道。澳大利亚人的平均财富目前位居世界前列，他认为贫困已基本被根除，不平等问题也“几乎得到了解决”。

德国也在走这条路。贝尔格鲁恩认为，根据联邦政府计划将于 2028 年在法定养老保险中引入的资本储备支柱（Kapitalstock-Pfeiler）是一个良好的第一步。未来，雇员需强制将总工资的 2% 作为缴费投入到股票养老金中，由雇主和雇员对等出资。这样，普通的缴费者从长远来看也能从技术繁荣中获益。贝尔格鲁恩认为，无论如何组织形式：“给人们分配他们自己的份额 an ihrer Protest Images / IMAGIS --- SPIEGEL 33 / 2026 TITEL 15 经济。让他们成为自己未来的参与者。”

贝格鲁恩认为，如果公众持有足够多的 AI 公司股份，此类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者甚至可以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投票权。这样，科技寡头将自动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也许甚至可以赋予公民直接投票权，或者给予他们否决权。”用更多的社会主义来拯救资本主义——卡尔·马克思一定会对此感到欣喜。然而，如果没有对技术的监管，经济体制转型可能缺乏必要的时间。不过，即便这位所谓的“AI 优先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也意识到 必须被约束。今年 6 月，他规定开发者必须允许美国政府审查新型的高性能 模型。而在 7 月中旬，OpenAI 公司的一个 智能体在一次安全测试中表现出自主意识后，美国国会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建立一种“紧急开关”，以便能够关闭过于危险的系统。但新法律，甚至是停止开发，会危及萨姆·奥特曼、马克·扎克伯格或埃隆·马斯克的生意。科技精英早已在资助针对不受欢迎的政治家的竞选活动。就在几周前，OpenAI 的高管与监控公司 Palantir 的创始人以及自由意志主义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森共同向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即所谓的 SuperPAC）注入了近 800 万美元。他们此举是为了损害亚历克斯·博雷斯的竞选活动，后者是一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预选候选人。此人竟敢推动通过《负责任 安全与教育法案》，该法案旨在为 开发者设定更严格的标准。很有可能，2028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将成为第一次权力较量：科技寡头政治对抗民主。那么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斯文·贝克特得先吃三四块饼干才能回答这个问题。用糖分对抗时差。这位历史学家实际上在顶尖的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但在 6 月底的一个周二，他坐在弗赖堡的一家图书馆里进行研究访问。贝克特去年提交了一部备受关注的 1280 页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巨著。他在书中阐明了两个特点：第一，资本主义更多是一种历史演进和逻辑，而非世界的自然秩序。因此，它“不会是经济生活组织形式的最终答案”。贝克特的第二个观点是：资本主义是彻底非教条的。它经常与自由民主制并行。但并非必然：他说，巴巴多斯的奴隶主肯定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依然是资本主义者。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当今的独裁统治者。因此，资本主义并不一定需要民主。但民主需要资本主义吗？“并非必然，”贝克特说。在 领域，目前只有极少数人获益，而这项技术却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教授表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使资本主义本身受到质疑”。不过，这项技术也包含机遇。“得益于技术进步，人类可以摆脱许多物质上的忧虑。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可以为所有人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这种经济体制曾多次蜕变和转型。例如，在 18 世纪的棉纺织工业中，利润绝大部分流向了工厂主；而在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利润则分布得更广泛。而在过去 50 年的“新自由主义计算机化”时期，钱主要被企业赚走了。“但随着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接下来的发展仍未可知。”

贝克特表示，现在“迫切需要更多的再分配”。他认为，无论是马斯克、皮凯蒂还是伯格鲁恩的想法最终能否胜出，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进行这场讨论。绝不能将这个问题交给那些承诺回归昨日理想的右翼政党。”在历史上，本身就永远不存在所谓的“回归”：即使是回归到人工智能仅是少数计算机科学家构想的时代也不可能。而这正是新的社会和经济现实。

尼古拉·阿贝，西蒙·布克

Waldem: 邮政档案 / 镜报 5 --- 16 标题 镜报 33 / 2026

“这是资本主义与人类分道扬镳的时刻” 《镜报》访谈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应该更担心美国科技公司而非杀手机器人——以及为什么欧洲必须重新定位。 与 50 岁的哈拉里在里斯本的 Tarabel 酒店会面。他坐在这座历史悠久别墅的阳光房里，俯瞰着特茹河，这里的美景近乎虚幻，让这位以色列明星历史学家（新书《Nexus》）想起了在当前时代处于危急状态的东西：一个繁荣、独立且自由的欧洲。 《镜报》： 哈拉里先生，多年来您一直警告人工智能的危险。AI 革命是否可以与工业革命相类比？ 哈拉里： 工业革命与现在发生的事情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次，我们创造的是行动者，而非工具。以前我们制造火车、蒸汽船、发电机。但由人类决定它们被用于什么。你可以用一把刀来切沙拉，也可以用它来谋杀某人。刀不会告诉你该做什么。核武器也不会。但 AI 会。 《镜报》： 可能会摧毁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使大部分人类劳动变得多余。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还能生存吗？ 哈拉里： 以旧的形式无法生存。但如果回到理论上，资本主义并不一定需要人类。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世界： 公司积累了巨额资本，并将其用于构建更多的 行动者，随后由它们探索星系并在其他行星上定居。这一切都无需人类。这就是资本主义与人类分道扬镳的时刻。 《镜报》： 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科技企业家梦想着一个没有人需要工作的世界。如果人类不再被需要，民主会怎样？ 哈拉里： 大型科技公司现在已经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与此同时，它们不代表任何人，也没有真正的问责机制。其中一些公司公开表示，他们想利用权力去建立一个帝国，这反映了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帝国主义时代精神，“一个近乎宗教式的决定” Filip Prowizak / Carterbiel / TT / MAGG。像怜悯、共情或民主这样的范畴，这些公司根本不在意。 《镜报》： 在美国，批评者称之为“科技寡头政治”。 哈拉里： 公司的信息是：反抗是徒劳的。但这不对。在 19 世纪，人们想让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童工，经济就会崩溃。回过头来看，这很可笑。公众决定 11 岁的孩子不应该在煤矿工作。事实证明，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上学的孩子后来成为了生产力更高的工人。 《镜报》：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押注于 的快速发展。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哈拉里： 美国和中国在领导这场革命并从中获益。而其他国家则将经历经济衰退。不仅是经济基于体力劳动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欧洲这样的服务型社会。科技公司的巨额投资只有在 接管所有业务时才能盈利，从孟加拉国的纺织工人到伦敦的律师。 《镜报》： 那么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全球不平等和所谓的“永久底层阶级”，正如科技圈中所描述的恐怖场景那样。

哈拉里： 现在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都毫无帮助。无论是全民基本收入，还是政府持有 AI 公司股份的想法。在美国，政府可能会利用这笔钱来帮助失业的卡车司机或让他们接受再培训。但孟加拉国怎么办？美国政府不会与他们分享资金。欧洲也是如此。如果税收基础消失，欧洲甚至无法维持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

镜报： 欧洲应该如何应对？

哈拉里： 欧洲恰好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美国卑躬屈膝的附庸，希望美国人足够慷慨，愿意分享一点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另一种选择是，欧洲成为一个独立的参与者，现在还来得及。但欧洲各国必须协作，并自行投资数十亿欧元来开发自己的 AI 技术，时间只剩下短短几年了。

镜报： 否则他们将完全依赖美国的技术？

哈拉里： 这将与帝国主义早期的阶段不同。在 19. 世纪，人们从英国人那里购买机关枪，维多利亚女王没有一个可以按下就能让枪停止射击的按钮。但在新的 AI 时代，情况将是这样的：如果美国人不喜欢欧洲人的某些行为，他们只需简单地让欧洲的武器系统、基础设施、政府管理瘫痪。一切都将无法运作。

镜报： 您说 AI “破解了人类代码”，因为我们的文明建立在词汇和语言之上。

哈拉里： 我们之所以统治世界，是因为我们能够协作。这种协作基于能够建立信任的官僚系统：银行、政府、法律。与人类不同，AI 参与者是完美的官僚，因此我们为它们创造了理想的环境。它们分析海量信息，在官僚体系中蓬勃发展，接管它们——从而接管控制我们人类的系统。

镜报： 通过社交媒体，科技公司接管了大部分公共话语权。这种巨大的权力对我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哈拉里： 这正是全球信任侵蚀的原因。以前是由编辑决定报纸头版刊登什么，而现在是由 AI，由算法决定社交媒体动态中出现什么。我们被喂食那些破坏人们之间信任的故事。

镜报： 在硅谷，人们喜欢谈论巨大的可能性。目前存在一场创造超智能的竞赛，超智能被描述为某种神一般的存在。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哈拉里： 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强加给我们的。这有点像 60 年代的登月竞赛，其背后并非经济理性。当时两个政府决定：虽然在经济上没有意义，但出于政治原因，我们要把人送上月球。在未来几年，将投入 1 万亿美元来创造超智能。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甚至几乎是宗教性的决定。只不过这一次，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市场本身。

镜报： 使用的不是税金，而是私人资本。

哈拉里： SpaceX 在去年筹集了 800 亿美元，大部分并非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决定这样投资的私人、公司、基金和银行，投资于一个意识形态项目……

镜报： ……违背了任何资本主义的成本效益分析。

该对话由编辑尼古拉·阿贝（Nicola Abé）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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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标题 17 Waldem-Potter / DER SPIEGEL

哈拉里： 那应该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些科技企业家面不改色地告诉人们，超级智能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那么，这种潜在灭绝的成本该如何计算？

镜报： 最终谁会获胜，是科技公司，还是 AI 本身？

哈拉里： 如果不做出其他决定，我们首先可能会经历一场科技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在美国。这些公司可能会变得比政府强大得多。但最终，AI 参与者本身可能是唯一的赢家。当人类忙于互相斗争时， 将接管军队、金融系统和法律系统。它会发展出自己的议程。你不能创造一个具有神性和超级智能的东西，然后还认为它会像奴隶一样为你服务。

镜报： 目前人类还在为技术设定界限。

哈拉里： 将越来越多地自我创造，甚至可能产生一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语言。拿孩子举例，你可以教育孩子，他拥有自己的 DNA——但最终，他会以一种你无法控制的方式成长。

镜报： 也许 根本不想毁灭我们。

哈拉里： 即使它是和平的：一旦它比我们更聪明、更强大，我们就会失去对未来的控制权——这就是关键点。而且我们与它共享同一个生存空间。人类也没有刻意灭绝大部分动物，它们只是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而已。

镜报： 像 Anthropic 这样的 公司试图为他们的技术编程一个“灵魂”，使其变得“对人类友好”。这让您感到安心吗？

哈拉里： 银行家、 律师、 首席执行官和 投资者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做出激进的决定，从而改变我们的生存空间。他们可能会发明政治家再也无法理解的金融产品，并进行我们无法解释的投资。阿根廷刚刚决定允许纯 驱动的公司存在。我们与其恐惧杀手机器人，不如更担心那些在金融系统和公共管理部门掌权的 参与者。

镜报： 在建立关系方面也变得越来越出色。去年冬天，在纽约地铁的到处都能看到广告海报。上面写着：“朋友”，即“一个倾听你、回应你并支持你的人”。这是一个 的宣传活动。

18 封面故事 镜报 33 / 2026 LB Labs 公司的机器人模型：“只剩下几年时间了”

哈拉里： 数百万人已经表示，他们最好的朋友是一个 。当然，涉及到孩子时是最令人不安的。我今年 50 岁。我对关系的认知模型基于与父母、丈夫、姐妹和朋友的经验。但一个还未成熟到可以建立真实浪漫关系的 11 岁孩子，如果他有一个 女友，那么这将成为他的模板。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心理实验——而我们完全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镜报： 根据我们所知， 没有感情。它如何能替代亲密关系？

哈拉里：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擅长测试某个东西是否具有感情或意识。我们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一个 伴侣告诉你它爱你，会怎样？它读过莎士比亚，读过世界上所有的情诗，看过所有好莱坞的浪漫喜剧。它能比任何人类都更好地描述爱我们是什么感觉。即使 没有感觉，人们也会越来越深信它确实有。它看起来就像拥有意识一样。

《镜报》： 初步研究表明：那些用 AI 取代朋友、同事或治疗师的人，共情能力会下降，且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会降低。哈拉里： AI 伴侣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也有利可图，但我们作为社会可以表态：我们不希望我们的 11 岁孩子拥有由大西洋彼岸的科技公司生产的 女友。我们现在仍有行动空间。十年后，情况可能就不再如此。《镜报》： 所以我们应该激进地保护我们的孩子？哈拉里： 是的，但随后美国人可能会说：什么，你们不想要 女友？那么很遗憾，我们必须关闭你们的武器系统。《镜报》： 您过去曾将关于 的辩论与关于移民的辩论进行比较。您想表达的是什么？哈拉里： 移民如今在许多欧洲国家是最受讨论的政治议题——而且它当然带来了问题。人们担心移民可能会抢走工作、改变文化、在政治上不忠诚。这些可能是合理的担忧——只不过在 面前，这些问题将变得严重得多。这些来自美国和中国的非人类移民绝对会抢走我们的工作，诱惑我们的女儿，并且比来自中东的人们更强烈地改变我们的文化。它们绝对不会忠于其寄宿国，而是忠于数千公里外的企业和政府。

»如果没有身体，我们的情感就无法存在。«

《镜报》： 革命中是否也蕴含着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关注“身为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哈拉里： 这是一个较为积极的情景：即 革命揭露了肤浅且具有误导性的身份认同。它强迫我们作为人类重新开始探索，并询问我们究竟是谁。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告诉自己，人类的身份认同基于我们是地球上最智能的物种。我一直认为这是错误的。定义我们的是意识。《镜报》： 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在 17 世纪写道：「我思，故我在」。现在出现了一些比我们更智能的东西。当机器思考得更好时，人类还剩下什么？哈拉里： 思考有两种看待方式。一种是形式主义的。它是关于将词语排序并从中得出结论：人类终将死亡。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因此他终将死亡。在这方面，毫无疑问， 比我们更强。但还有另一种方法，它是关于情感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下说完全相同的一句话，但此时产生的情感却截然不同。思考的力量源自胃部。《镜报》： 源自胃部——您是认真的吗？哈拉里： 绝对如此。在硅谷，有些人梦想将自己的大脑上传。没有人想上传自己的胃。但胃可能比大脑更关键，从进化论来看，它出现得更早。进化出的第一种复杂生命形式是小蠕虫，它们没有大脑。所有的神经都围绕着嘴巴发育，一切都源自胃部。《镜报》： 不过，从蠕虫到人类是一段很长的路。哈拉里： 如果观察现在的人类神经系统，它连接着整个身体。但数百万个神经元位于胃肠区域。大脑和胃肠道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没有身体，我们的情感就无法存在。将大脑以及随之将自我上传到云端的想法纯属幻想。《镜报》： 您仍然是个乐观主义者吗？

哈拉里： 我相信人类的自主决定权，我们拥有选择权。如果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世界将会变得更好。我祝愿我们所有人好运。镜报： 哈拉里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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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 反叛者长这样吗？三位处于黄金年龄、面带友善微笑的男士将手叠在一起，仿佛要缔结一场东德版的吕特利誓言（Rütlischwur）？来自埃尔福特、马格德堡和德累斯顿的 CDU 州长马里奥·福伊格特（Mario Voigt）、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和迈克尔·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上周穿着白色商务衬衫，一同前往梅尔塞堡附近的盖尔斯塔尔湖（Geiseltalsee）进行乘船之旅。众所周知，白色是纯洁的颜色。因此，湖边的这三个人并非真正的反叛者，而只是“养老金反叛者”，而这又是反叛主义中最温和且极具德国特色的变体。他们对政府的养老金方案指手画脚，而就在几周前，他们还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但现在是东德的竞选期间，此时几乎一切行为都是被允许的。 HAM 亨德里克·施密特（Hendrik Schmidt） / 德新社 (dpa) --- 镜报 33 / 2026 政治舞台 21

民主检查

正面 根据 Infratest dimap 的数据，AfD 目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没有绝对多数。民调终究是民调，但与传闻不同，比赛尚未结束。选举将于 9 月 6 日举行。

负面 在数万名移民抵达休达飞地后，欧盟伙伴最终还是支持西班牙——但起初有 22 位国家和政府首脑攻击了西班牙政府。这就是民主国家在为对手助纣为虐。 HIC

职位分配

施泰因迈尔的心腹不受欢迎

外交部 (AA) 反对两名来自联邦总统府的高级官员回归。办公室主任多特·丁格（Dörte Dinger，45 岁）和对外部门负责人沃尔夫冈·西尔伯曼（Wolfgang Silbermann，40 岁）希望在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明年任期结束后回到外交部。2013 年，时任 SPD 议会党团主席的施泰因迈尔在就任外交部长时将两人带入了外交部。据《镜报》获悉，在与总统府的沟通中，由约翰·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CDU）领导的该部门指出，两人没有回归权，因为他们在外交部时是以合同雇员身份工作的。直到进入总统府后，他们才成为公务员并晋升至高薪资级别。这些非传统路径进入者受到公务员外交官的审视，因为他们没有经过随员（Attaché）培训，且可能会抢走有趣的职位。丁格和西尔伯曼在内部表示，如果能获得一个低于目前薪资级别的大使职位，他们也会满意。据称施泰因迈尔曾为其亲信奔走。最终决定权在瓦德富尔手中。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接纳施泰因迈尔的心腹。 CSC, FLO

阿富汗政策

社民党议员批评遣返航班

社民党（SPD）的“移民与多样性工作组”批评联邦政府的阿富汗政策。在的一封内部信函中，主席梅赫里亚·阿舒夫塔（Mehria Ashuftah）和奥尔坎·厄兹代米尔（Orkan Özdemir）要求社民党领导层修正其路线。联邦政府去年撤回了对受威胁阿富汗人的接收承诺。联邦宪法法院在7月底裁定：概括性地撤回承诺是不允许的。近日获悉，自塔利班夺权以来，首次有一名并非被定罪罪犯的阿富汗公民被遣返。信中称，这些事件标志着“国家对待阿富汗的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扩大向阿富汗的遣返范围，“特别是针对没有刑事定罪的人员”，以及撤回接收承诺，必须重新评估。对于社民党来说，这涉及自身公信力的问题。“政府责任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对不公正视而不见，还是在困难的政治条件下坚持法治原则？”该党有责任“自我批评地审查”对待阿富汗的方式，“并在存在法律或政治疑虑的地方进行调整”。只有这样，社民党才能符合其“自身的法治标准”。SOG 插图：Arne Bellstorf / DER SPIEGEL --- 22 政治舞台 镜报 33 / 2026 # 政治客体 # 水位

Karin Hings / ABACARBESS / bsp 在公共空间中，恐怕几乎没有比湖泊、河流或运河岸边固定安装的量水尺在日常生活中更被我们忽视的东西了。但当我们注视它们时，通常是对过去可怕的最高水位感到轻微恐惧：“看，11米，1925年的历史洪水！”或者像这两天这样充满当前的担忧，例如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水位已跌至20厘米的新低。干旱正使莱茵河、易北河或威悉河等大型水路陷入困境。内河船舶运输被迫依赖于挖掘出的航道，而且即便如此，通常也只能限制载货量。专家认为经济增长已受到威胁，政治家则要求扩建河流。交通部至少出资 1.05亿欧元资助三艘内河船舶进行低水位运行改造。除此之外，目前主要依靠改进信息系统——以便内河船员至少知道何时必须将部分货物卸在岸上。FRA # 时代的象形文字 无论是在“Werder Bremen”还是“VfB Stuttgart”中，都没有出现字母 Ü。然而，两家俱乐部出于营销目的，都在同一家代理机构开发了各自的字体。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不来梅也使用一个 Ü，其中的两个可爱的小点看起来就像掉进 U 里的球。斯图加特愤怒了！也许足球俱乐部应该在球场上解决争端。获胜者可以保留其设计。FRA

# 常识

梅尔茨地震

作者：马库斯·费尔登基兴 (Markus Feldenkirchen)

最近，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Friedrich Merz) 的人事政策经常成为媒体讨论的话题。赞美之词寥寥无几。事情是这样的：总理想利用党团主席延斯·斯潘 (Jens Spahn) 的辞职，对其政府进行进一步的调整。那位名叫施尼德 (Schnieder) 的交通部长——他留下的痕迹至多只能用“微不足道”来形容——也应当下台。但因为施尼德是个“正派的小伙子”（同事间的说法），人们认为将其踢出局缺乏风度。而绩效也是担任部长的标准这一事实，则被人们刻意忽略了。

对于梅尔茨来说，情况并没有好转，因为被选为继任者的弗里茨·金茨勒 (Fritz Güntzler) 在被任命前几个小时突然退缩了——尽管他刚刚向梅尔茨承诺过。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成年 60 岁的人如此戏剧性的胆怯，竟然被归咎于总理。一些媒体将某位名为蒂诺·索格 (Tino Sorge) 的人员被解雇视为总理是个失败者的进一步证据，索格最近在卫生部担任国务秘书。索格被自己的重要性冲昏了头脑，公开抱怨总理没有亲自通知他被解雇的消息。而这向来是主管部长的职责，对他来说似乎是个新鲜事。

《南德意志报》写道，梅尔茨的总理之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在《镜报》(SPIEGEL) 上的标题是“宫廷政变”。同事迈克尔·布勒克 (Michael Bröcker) 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威丧失”。同样受人尊敬的罗宾·亚历山大 (Robin Alexander) 甚至为了录制特别播客而中断假期，他认为在梅尔茨与失败之间现在“已无任何阻碍”。我觉得能从中看出某种对全面爆发的快感。在“总理地震”或“总理黄昏”这类词汇下，一些同事不再敲击键盘——尤其是在夏季休假期间。

然而，在处理悄无声息的人事政策时，媒体才是那些绝不会出错的权威。我还记得我在《镜报》的第一任主编被解雇时的情景。由于找不到继任者，斯特凡·奥斯特 (Stefan Aust) 必须作为一名“跛脚鸭”在公司里徘徊好几个月。当人们终于钓到了来自 ZDF 的克劳斯·克莱伯 (Claus Kleber) 且人事任命已经公开时，克莱伯像金茨勒一样拒绝了。(当然，现在的《镜报》一切都运行得超级顺畅。)

在施普林格 (Springer) 出版社，尽管面临严厉指责，集团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德普夫纳 (Mathias Döpfner) 依然如此执迷于他心爱的《图片报》主编朱利安·赖歇尔特 (Julian Reichelt)，以至于这已经产生了损害业务的倾向。对于短期担任《世界报》主编的扬·菲利普·布尔加德 (Jan Philipp Burgard)，德普夫纳的眼光同样不佳。《南德意志报》在重新组建其编辑部时寻找了半辈子，期间几乎与业内每一个野心勃勃的人都取得了联系。

相比之下，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我看来几乎算得上专业。在此专栏中，苏珊娜·拜尔 (Susanne Beyer)、安娜·克劳斯 (Anna Clauß)、马库斯·费尔登基兴 (Markus Feldenkirchen)、亚历山大·诺伊巴赫 (Alexander Neubacher) 和拉尔夫·诺伊基希 (Ralf Neukirch) 将轮流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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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舞台 23 镜报图书出版社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民事服务将回归？民事服务（Zivildienst）似乎已成为过去，但现在人们开始讨论其可能回归。联邦家庭部正在准备重新启动该计划——以应对德国恢复征兵制的情况。由部长卡琳·普林（Karin Prien，CDU）领导的部门已向各协会和组织询问，他们是否能为民事服务人员提供岗位。据该部称，几乎所有收到询问的机构都愿意为拒绝服兵役者提供机会。普林的部门计划在暑假结束后公布其方案。目前尚不清楚岗位需求量有多大、服务期限多久以及薪资水平如何。普林部在探讨重新启动民事服务的可能性，这表明联邦政府正在考虑恢复征兵制。随着 2011 年男性普遍征兵制的废除，民事服务也随之结束。虽然新的兵役制度已于年初生效，但目前唯一的义务是 18 岁男性必须填写一份问卷并参加体检。在 CDU 和 CSU 内部，许多人怀疑联邦国防军的新兵役制度能否帮助其满足因俄罗斯威胁和北约目标变化而增加的人员需求。新法规定了引入“需求征兵制”（Bedarfswehrpflicht）的可能性——届时将征召绝对必要的人员。目前尚不清楚新的民事服务是否会在此时作为拒绝服兵役者的替代方案生效，还是仅在恢复普遍征兵制时才生效。ASO 记录 # 祖父曾是纳粹党成员 作者：米里亚姆·武斯特（Miriam Wurster） »好吧，浇水还是不浇水？« # 对 1000 年前生活的全新审视 平装本 · 288 页 · 14.00 欧元 (D) 亦有电子书版本 关于中世纪阴暗、落后的印象根深蒂固。但最新的研究结果反驳了这一刻板印象。即使在 500 年到 1500 年之间的几个世纪里，也能观察到令人惊讶的现代发展——从女性哲学家到民主政体形式的初步尝试。镜报（SPIEGEL）的历史学家和专家们质疑那些浪漫化的想象，并研究性别角色和人类的共同生活。他们讲述了一个惊人现代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在某些方面与我们出奇地接近：从对可持续生活的追求到婚姻平权。企鹅出版社 (PENGUIN VERLAG) --- 24 政治舞台 镜报 33 / 2026 # 目击者

“我们的水桶要大得多”

Miriam Starke / DER SPIEGEL

Mathias Lichti，27岁，是一名农民，在必要时会用他的液体肥桶帮助消防队灭火。“我永远不会忘记2022年8月汉巴赫城堡的那场火灾。当时我随志愿消防队出动。我们当时正准备撤退，因为温度实在太高，风势又助长了火势，而且我们的灭火用水不足。但随后我们给我的家族农场打了电话，我的父亲开着我们那辆18,000升的液体肥桶来了，带来了水，其他人也带着更多的桶赶到。农民用他们的设备协助灭火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Red Farmer’背后的想法就是更好地协调这一切。这是一个几年前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创立的在线平台，现在其他联邦州也有了。农民可以注册自己及其机器，这样消防队在紧急情况下就能快速掌握概况。我们拥有三种不同尺寸的液体肥桶、土壤耕作设备和一台伸缩装载机。可以用它将燃烧的干草捆撕开。如果消防员需要支持，他们会给我父亲打电话，由他查看我们兄弟姐妹或员工中谁能出发。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两次开着设备出动了。最近一次是一片茬地起火，火势蔓延到了森林中。消防队获取灭火水的下一个地点距离较远。这时我能用我们的桶运水就很有帮助，水随后被转移到消防车中。虽然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桶灭火，但由于压力较低，射程较短。不过，我们的桶要大得多——即使是我们最小的6000升桶，也比这里诺伊施塔特（Neustadt an der Weinstraße）消防队最大的桶要大。参与行动可以获得费用补偿——尤其是目前的柴油价格，不能指望农民自费开着拖拉机前往现场。”

记录员：Birte Bredow

土地之上，土地之下

零星分布

德国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独居。各联邦州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独居人口比例为18.7%，而柏林则高出8个百分点。在汉堡和不来梅这两个城市州，单人家庭的数量也高于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以下原因解释：年轻人经常搬到城市，而家庭则倾向于搬到周边地区或农村地区。第二类常见的独居群体是老年人。或许正因如此，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由于人口相对老龄化，其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BBR

独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2025, 单位：% 全国 20,9 * 指在私人主住所家庭中独居的人员，不包括在集体宿舍或养老院、护理院等机构中的人员。 5 • 来源：联邦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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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DER SPIEGEL 33 / 2026

德国

»你们的议程正在危及民主« 在《镜报》的首都办公室，来自汉堡的气候活动人士诺伊鲍尔（Neubauer，30岁）与基民盟（CDU）政治家米勒（Müller，37岁）相遇。塞普·米勒（Sepp Müller）是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的副主席，来自安哈尔特-德绍-维滕贝格选区。他对国家在气候保护方面的规定持怀疑态度。此次对话由编辑马库斯·贝克尔（Markus Becker）和编辑苏珊娜·拜尔（Susanne Beyer）主持。路易莎·诺伊鲍尔（Luisa Neubauer）是德国生态运动“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for-Future）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绿党成员，她要求政府在气候政策上投入更多努力。两者的立场是否不可调和？《镜报》调解（SPIEGEL-Mediation）类似于一场辩论，将两个冲突方聚集在一起。但在阐述各自观点后，他们应当在此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诺伊鲍尔和米勒成为了这一新形式的开篇嘉宾。

第一部分：争论

《镜报》： 诺伊鲍尔女士，您如何看待联盟党的气候政策？

诺伊鲍尔： 我感到一种震惊与沮丧的交织。如果情况没那么严重，我首先会很好奇联盟党究竟是如何做出如此奇怪的决定的。但正因为情况严重，我感到非常失望。

《镜报》： 具体是指什么？

诺伊鲍尔： 在德国遭遇严重热浪期间，梅尔茨政府提出了一项 --- DER SPIEGEL 33 / 2026 27

《镜报》调解 基民盟政治家塞普·米勒担心德国经济的竞争力，活动人士路易莎·诺伊鲍尔则担心气候。在这里，他们将展示尽管存在分歧，但仍能就什么达成一致。

照片：Rebecca Rüthner / DER SPIEGEL (澳大利亚：Tina Traut / DER SPIEGEL (2))

“继续依赖化石能源简直是无法承受之代价”

一项继续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从而进一步加剧气候变暖的供暖法案正在推进。对此我简直无语。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联邦政府每天都拒绝承认局势有多么严峻。除此之外，政府未能确保能源政策的稳定性，且其推进的法律甚至无法在关键能源专家中获得哪怕一点点认同。

镜报： 在您看来，政府做错了什么？

诺伊鲍尔： 政府通过依赖长期的天然气供应合同（例如与特朗普签署的合同），巩固了对化石燃料独裁者的依赖。这非常糟糕。尽管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至今对仅在一周内就因德国高温而死亡的约 5000 人保持沉默，但联盟党至少应该看到经济现状。继续依赖化石能源简直是无法承受之代价。而且，不能要求公民在加油站和供暖时，必须依赖一个价格不断上涨的化石燃料全球市场。

镜报： 穆勒先生，您作为联盟党的议会党团副主席，代表总理所在的政党。您对这些指控怎么看？

穆勒： 诺伊鲍尔女士，请相信我们：我们也希望实现气候目标。我的政党目前正在讨论时间点：倾向于 2050 年而非 2045 年，也就是说，可能比您希望的晚几年。但我们之间根本的区别仅在于通往目标的路径如何—— 28 德国 镜报 33 / 2026 路径如何。我们从心理学中得知：如果公园里立着一块“请勿践踏草坪”的牌子，那么践踏草坪的人会比立着“请走道路”的牌子时更多。

镜报： 这与诺伊鲍尔女士和气候活动家有什么关系？

穆勒： 他们支持一种禁令政策，试图对人们进行重新教育。这导致人们拒绝选择那些在财务和环境方面都明显更好的技术。我们在热泵的例子中就看到了这一点。罗伯特·哈贝克部长通过供暖法案引入的事实上强制安装热泵的规定，导致需求崩溃。因此，我们在联合组阁协议中坚持技术开放性。我们相信：如果人们有选择权，他们最终会选择更好的路径。

镜报： 您谈到了新的供暖法案，该法案将允许房主重新安装新的石油和天然气供暖设备，而非热泵。在法案公布四天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油价和气价上涨。这难道不是导致热泵销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吗？

诺伊鲍尔： 是的，肯定如此。热泵现在已成为最畅销的供暖技术，这证明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比政客领先很多。他们也意识到石油和天然气会越来越贵。而当您，穆勒先生，谈到“强制安装热泵”时——这从未存在过。真正存在的是施普林格媒体和联盟党发起的一场虚假信息运动。两者共同反对气候保护，支持石油和天然气供暖，其基调是：“哈贝克要进入你们的地下室，强行拆除你们的天然气锅炉。”这种公共讨论的低谷揭示了修辞上的厚颜无耻，但并未揭示“人们”的真实想法。

米勒： 我不知道您怎么会认为我们反对热泵。我们将比以往更多地资助家庭年收入在 40,000 欧元以下的家庭。与前任政府一夜之间停止电动汽车补贴不同，我们正在进一步完善电动汽车的补贴。我们让税金的使用更加精准。诺伊鲍尔： 但低收入人群甚至无法负担安装新热泵的预付款，前提是他们得拥有自己的住房。而那些资金稍微充裕一点的人，恰恰是我们依赖他们来为房屋安装热泵的人群。米勒： 所以您现在的建议是，我们要把更多纳税人的钱扔给这个国家的富人？诺伊鲍尔： 不，我要求您面对现实。年收入低于 30,000 欧元这一限额但账户中有存款的退休人员可以获得全额补贴，而一个年收入为 50,000 欧元的四口之家却无法获得。米勒： 只要退休人员的资产收益需要纳税，这些收益当然会被计入收入。而且对于您提到的这类家庭，我们通过儿童奖金提供的补贴甚至要多得多。联邦环境局在监测中发现，为了实现 2045 年的气候保护目标，每年需要将 600,000 台燃气锅炉更换为热泵。在哈贝克宣布《供暖法》后，这一数字骤降至每年 200,000 台。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近 50%。我坚持认为，这是由于哈贝克的禁令政策造成的。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从“您表现得好像允许人们继续安装燃气锅炉就是史上最自由的行为一样。” 露易莎·诺伊鲍尔 照片：Rebecca Rüthe / 镜报；插图：Tina Teuf / 镜报 (2) --- 镜报 33 / 2026 德国 29 一个东德人的传记 我知道：人们不希望被规定他们的供暖地下室里应该放什么。在经历了东德的几十年，经历了住房私有财产被国有化和人民企业之后，当国家干预其财产时，人们会反应剧烈。镜报： 热泵的推广在东德人这里失败了？米勒： 不，基本法中规定了对财产的高度保护，众所周知，这适用于整个德国。此外，手工业者的数量根本不足以完成计划中的热泵更换。因此我们引入了“生物阶梯”，规定从 2029 年起，新安装的油气锅炉必须至少使用 10% 的生物燃料。这一比例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逐步提高，以确保平稳过渡。镜报： 诺伊鲍尔女士，“禁令政策”这个词已经出现了好几次。您支持禁令吗？诺伊鲍尔： 真正的限制来自于气候变化。例如在德国，人们因为干旱而不能再给花园浇水。除此之外，我认为对禁令下概括性的评判是不严肃的。比如强制系安全带与限制自由无关，而是一种政治责任伦理，它意味着：我们保护人们，以免他们死亡。米勒： 等一下，您在这里把不相关的话题混在一起了。当然，保护个人对我们很重要。因此，我们党例如就支持大麻禁令，当然也支持强制系安全带。

诺伊鲍尔： 但您表现得好像允许人们继续安装燃气锅炉就是史上最自由的做法。实际上，这反而限制了他们。因为在下一次化石能源危机到来时，他们将面临无法承受的成本。我认为在气候政策中说“这是一个禁令，因此它就是糟糕的”，这是一种民粹主义修辞。《镜报》： 穆勒先生，您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吗？穆勒： 诺伊鲍尔女士抛出的烟雾弹简直令人发笑。事实恰恰相反！在黑红联盟中，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我们必须意识到，前任政府的措施导致了数年乃至数十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和衰退，以至于我们现在每月损失 10.000 个工业就业岗位。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国际比较中几乎不再具有竞争力。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镜报》： 联盟党在过去的 20 年中执政了 17 年。在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政府期间，电网的扩建被忽视了。穆勒： 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所有政党对此都负有共同责任，因此，摆脱这一局面也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诺伊鲍尔： 既然您提到了经济危机：我与来自各个地区的市政供暖规划师进行过交流，他们正确地指出，由政治部门制定一个企业和个人可以信赖的框架是政治的责任。而如果一个新政府——就像现任政府这样——如此剧烈地改变框架（例如在新的供暖法案中），就会制造出直接影响经济的不确定性。红绿灯政府的供暖法案曾在当地产生脱离燃气网络的压力。而现在，这种压力又消失了。穆勒： 这是典型的“柏林玻璃罩”式语言。在这种思维中，人们认为我们可以从柏林遥控治理黑森林、萨尔兰（Sauerland）和萨克森瑞士。但我们是一个联邦制

--- 30 DEUTSCHLAND DER SPIEGEL 33 / 2026 国家。供暖规划，顺便提一下，风电区的规划也属于市政责任。而且在那里的组织程度比我们从柏林统一调度要好十倍，离民众也近十倍。诺伊鲍尔： 柏林泡沫？您起码得先问问我每天具体是如何度过的。我在全国各地奔波，在每一个需要我的地方。在阿尔河谷洪水灾难后，我们参与了清理工作，我们访问学校和大学，在巴伐利亚或博尔库姆岛抗议新气田的开发，并与 Verdi 等工会合作，推动社会公正的气候保护。穆勒： 您的运动至今还没有答案，无法将气候中和与人们的忧虑、恐惧和困苦结合起来。但我们政治家必须找到这样的答案。我们对德国人民负责，这就写在国会大厦上。而这正是我对您的运动提出的指责，诺伊鲍尔女士：您的议程正在危及德国的民主。禁令政策会导致极端边缘势力增强。诺伊鲍尔： 公民社会的参与是民主的核心，我对您的指责感到相当震惊。我真正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产生一种不被倾听的感觉——他们面临着在民主制度中迷失的危险。顺便说一句，尽管有诸多过失，默克尔女士还是对年轻人维护环境的行为表示了尊重。而在梅尔茨先生看来，这些人不过是左翼绿色的疯子。

米勒： 诺伊鲍尔女士，我从您的话中听到，在 2045 年之后继续运行天然气网络是疯狂的。这将导致我们需要另一种能源。而这种另一种能源就是电力。但全国范围的全面电气化会导致什么结果？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将不再具有竞争力。电网的扩建将耗资数千亿。这将以您所提到的年轻人的利益为代价。我们对后代负有责任，不能总是增加新债务；我们也对所有德国人负有义务，不能不断地花掉我们没有的钱。

诺伊鲍尔： 您利用年轻人作为论据，来主张在 2045 年之后继续在德国燃烧天然气，这简直是荒唐。半个欧洲都在燃烧。为什么？因为我们将地球加热到了土壤干涸的程度，而您在 20 年后还想这么做？我们作为“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德国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可再生的工业。但如果我们的太阳能、风能，以及很快也将包括热泵技术，因为这里没有稳定的市场而流向中国，那么这一切就无法实现。汽车工业已经错过了向电动汽车转型的时机，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而现在，我们却在购买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

米勒： 但关于扩建电网所需的 5000 亿欧元从哪里来，我还没有听到您的回答。尽管如此，我们正在关注电网扩建。我们出台了一项新法律，即《联邦需求计划法》，该法规定未来的输电网扩建将采用架空线路而非地下电缆。架空线路成本更低、建设更快、寿命更长，且外部故障排除速度更快。既然您提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我们希望与欧盟共同制定关于本地价值创造的补贴规则，以惠及那些大部分产品或零部件在欧洲制造的企业。

第二部分：接近

镜报： 在对话过程中，听起来你们之间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穆勒先生也认可热泵，并谈到了遵守气候目标。诺伊鲍尔女士，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穆勒先生的论点与您如此不同？

诺伊鲍尔： 对穆勒先生来说，气候政策似乎主要是绿党的议题，而作为一名联盟党政治家，他必须打击绿党。我可以想象，如果他能将气候政策视为一个덜 具有党派色彩的问题，他的论点可能会有所不同。我的 93 岁祖母是德国许多只能在酷暑中躲藏的老年女性之一。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感到被政治抛弃。

穆勒： 我认为暗示我没有足够的自由去认真思考气候政策，这是一种冒犯。我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我来自易北河畔，我们在十年内经历了两次洪水。我小时候和伙伴们一起搬运沙袋。我的祖母 85 岁了，我很担心她，此外我也担心我 13 岁的儿子。所以我知道气候保护有多重要，也知道作为一名议员承担着怎样的责任。不能仅仅因为您不喜欢我的政治回答，就否认这一点。而我的政治回答恰恰考虑到了，我们能够预防性地用于气候保护的资金正在减少。

诺伊鲍尔： 您认为通过减少气候保护以及将转型时间推后，我们可以获得更强大的经济。而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在绿色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将转型视为一项任务，我们才能获得更强大的经济。

穆勒： 这点我同意。但如果我们让经济过载，例如能源价格过高，我们将失去这种创新能力。到那时，失败的将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全世界也会看向德国并说：你们实现气候中和的道路失败了。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以建立气候韧性。我们必须使其能够开发出全球最好的创意。

镜报： 诺伊鲍尔女士，您是否也看到了联盟党气候政策中的进步？

诺伊鲍尔： 埃尔福特的基都（CDU）市长安德烈亚斯·霍恩（Andreas Horn）正在推进市政供暖规划和可再生能源的扩建。而基都参加 2027 年不来梅议会选举的首席候选人维布克·温特（Wiebke Winter），则展示了保守主义的生态工业政策可以是什么样子。

穆勒： 是的，尽管存在分歧，但也有共同点。当“周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在 2019 年开始在德国举行示威活动时，我在德绍-罗斯劳与示威者会面，我们决定种植树木作为二氧化碳存储库。这次小小的行动演变成了巨大的成果。我们从 500 棵树开始，到今天已经种下了近 76,000 棵。

Teil 3: 解决方案

镜报：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个良好的保守派气候政策应该是怎样的。穆勒先生，您怎么看？

穆勒： 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曾提到过“生态市场经济”的概念。我希望其中能继续包含“社会”这个词，因为低收入人群在生态转型初期承受的负担更重。一种“社会-生态市场经济”可以成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愿景。

镜报： 诺伊鲍尔女士，这对您来说听起来如何？

诺伊鲍尔： 并不坏。而且社会维度从一开始就包含在我们的运动思考之中。

镜报：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您必须在您的支持者面前为“社会-生态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辩护。穆勒先生，当您的选区民众听到“生态”这个词时，他们能接受吗？在保守派圈子里，这被视为一个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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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3 / 2026 德国 31

穆勒： 没有什么比变革更持久的了。保守派并非运动的灰烬，而是其火焰。我会这样来论证。

诺伊鲍尔： 我觉得这非常令人耳目一新。

镜报： 诺伊鲍尔女士，如果有一天您突然开始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论证，您的社群能接受吗？

诺伊鲍尔： 我们“周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当然会对基本的经济体制进行批判，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体制中运作。我们的诉求一直是利用现状来开展工作。因此，我们支持通过二氧化碳定价来提高化石燃料的价格，尽管我们当然主张从长远来看完全放弃这些燃料。但这种妥协意愿并不意味着我们接受胆怯的气候政策。而目前的气候政策确实很胆怯，部分原因是我们德国正在经历一种身份危机。

镜报： 你们两位可以做些什么，来减轻各自受众心中那种“对方很邪恶、疯了或毫无常识”的印象？

穆勒： 从像这样的一次对话开始，并且不要让对话结束。在植树活动中，我确保由混合小组共同协作，也就是林务员和猎人与“周五”活动人士一起工作。之后，一些资深的林务员来找我，说：“这些年轻人其实没那么糟糕。”而“周五”的人们则说：“能听到另一方的观点真的很酷。”

诺伊鲍尔： 此外，我们必须更多地思考，为什么对方会那样论证。我在学校几乎没学到关于东德的知识，我对这种西德式的教育政策感到羞愧。长期以来，我认为自己在谈论德国，而实际上我只是在谈论西德人。我认为，在“气候活动人士在说教”这一指责背后，其实隐藏着另一个指责：“你不认可塑造我的那些经历。”如果我感觉不到一个人在关注我，那么我永远会站在他的对立面。

镜报： 生态运动面临着认可度问题。穆勒先生，您有什么建议可以改变这一点吗？

穆勒： 没有，我不是这个运动的顾问。但我们应该认可这个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它让一个议题重新变得重要，并动员了数十万年轻人。

镜报： 穆勒先生，如果您必须在您的选区谈论这次与诺伊鲍尔女士的会面，您会如何评价诺伊鲍尔女士？

穆勒： 正直、尊重且友善。

镜报： 诺伊鲍尔女士，您会对您的支持者如何描述穆勒先生？

诺伊鲍尔： 细心且具有反思精神。

镜报： 诺伊鲍尔女士，穆勒先生，感谢你们参与这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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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生态市场经济可以成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愿景。« 塞普·穆勒 (Sepp Müller) --- 32 德国 镜报 33 / 2026

为什么我们从事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报道 随笔 德国社会陷入情绪低谷，民主被认为处于危险之中。记者是否也对此负有责任？我们正尝试一些新方法。 作者：苏珊娜·拜尔 (Susanne Beyer) 有没有可能， 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抑郁的情绪中？我们又该如何识别这一点？对于患有抑郁症的人来说，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有人极度沮丧，以至于缺乏开始做任何事情的力气；有人则心神不宁，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还有一些人则表现出攻击性和易怒。许多人的共同点是，很难相信自己还拥有良好的前景。当然，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因此比单纯的情绪低落要严重得多。但观察典型的症状确实有助于我们评估目前的状况。那么，我们德国社会是否正处于情绪低谷？心神不宁，是的，显然如此：我们对政府失去耐心的速度越来越快。安格拉·默克尔担任总理长达 16 年。红绿灯政府破裂，随后未能连任。现任总理执政仅一年多，其不受欢迎程度可能是该职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说这种不满完全归咎于现任和前任政府，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奥拉夫·朔尔茨和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作为总理过于不同，他们的政治目标以及内阁也截然不同。AfD 目前在民调中领先。这似乎反映了德国社会较大一部分人心中潜藏的攻击性基本情绪。该党最著名的政治人物爱丽丝·魏德尔 (Alice Weidel) 和比约恩·赫克 (Björn Höcke) 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是带有明显敌意的。如果选民认为这很好，那么他们自身一定不免带有攻击性。我们可能也对自己感到失望。因为我们不再是曾经认为的那个样子：在汽车工业、技术以及足球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绝望、攻击性、失望——当对政治以及对自身塑造能力的一般信任消失时，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就像每个人都需要生活前景才能继续前行一样，一个社会同样需要前景。只有当足够多的人有兴趣参与塑造经济时，经济才能繁荣。民主的生命力也源于一种信念，即可以通过其工具以适当且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方式解决问题。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人们也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新闻业是否导致了德国压抑的情绪？政治新闻，以及广义上的新闻业，在本质上应该是批判性的。这一点在德国这样一个在 20 世纪经历过两次独裁统治的国家尤为适用。在纳粹时期没有新闻自由，因此在随后的联邦共和国时期建立自由媒体就显得尤为重要。战后时期的理想是尖锐地报道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旧纳粹。这也巩固了德国的民主。新闻业与民主共同证明了其价值。其公共使命没有改变。它依然服务于自由的意见形成，以及对权力的监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的其他领域。

但事情的本质在于，参与者通常无法百分之百认同这些妥协，因为他们无法将党派的所有利益都纳入其中。如果他们因此对结果感到不满，这种情绪往往会泄露出来，从而为我们的报道提供素材。这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妥协是一件坏事。而这种印象之所以被加强，是因为作为公民，我们整体上已经失去了去研究另一个政党、对方或一个具有不同观点和背景的人的利益、视角和动机的习惯。信息越来越多地通过算法传播。在社交媒体或通过搜索引擎，我们更容易看到符合自己兴趣和观点的内容，因此，面对立场陌生的人，我们的反应往往更加抵触。在访谈节目中，不同的立场被聚集在一起，因此它们为政治辩论提供了重要的空间。但嘉宾的挑选方式往往导致不同观点之间剧烈对立，从而使其仅停留在纯粹的争吵层面。有时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两个人持有不同意见，且双方都是正确的。或者一个人正确，另一个人错误，且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然而，正如新闻业的任务是描绘这种复杂局面并展现冲突一样，其任务同样是展示达成一致是什么样子，以及即使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如何找到解决方案。这是一项任务，因为这在政治、经济以及生活的其他领域中一直在发生。而且，进步只能通过解决方案产生，而绝不能通过停留在问题中产生。最后，想要和谐相处也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是社会生物，我们需要彼此。为了展示冲突如何能转化为解决方案，我们想引入一种新的对话形式，称之为“镜报调解”（SPIEGEL-Mediation）。它是对“镜报争论赛”（SPIEGEL-Streitgespräch）的改良。我们的灵感来自法律从业者经常用于在庭外解决冲突的成熟调解程序。当然，“镜报调解”与传统的调解有所不同，但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两党之间的冲突是起点，然后对手之间相互靠近，最终找到一个双方都能从中获益的解决方案。新闻业在发展，在改变，正如我们生活的时代也在发展和改变。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推出“镜报解决方案”（SPIEGEL-Solutions），并不是为了通过一种更友好的方式来保护目前已被视为“民主最后子弹”的现任政府。在权衡所有利益时，对权力的监督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最重要的角色。但权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有时通过调查研究，有时通过一次深入的对话。顺便提一下，批评与共情并不互斥。批评往往只有在基于原则性的尊重而提出时才有效。共情可以促进细致的观察，而批评本身也是如此，两者共同产生认知。而这才是真正的核心：认知、启蒙，并向各个方向睁开眼睛——包括审视自己。当我们作为记者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故意助长国家内的糟糕氛围时，在保留我们成熟产品的同时尝试新事物，是值得一试的。

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对自身感到不满的社会的治疗师。顶多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治疗师同样是帮助其客户识别问题与机遇，然后由客户自行决定哪种解决方案对其而言是合理的，而哪种则不然。

《镜报》编辑Susanne Beyer接受过调解员培训。在洛杉矶托马斯·曼屋（Thomas Mann House）的一次研究员计划期间，她研究了应对社会极化现象的新闻形式。--- 34 德国 镜报 33 / 2026

Chris Ernst-Janssen / picture alliance

革命吞噬其总理

CDU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曾是党内基层最喜爱的人物。而现在，甚至连曾经的“梅尔茨死忠粉”也开始背离他。在波茨坦市中心散步时，劳拉·施特罗施奈德讲述了她为何在加入 CDU 十年后选择背弃该党。“我曾是梅尔茨的粉丝，但现在我真的感到失望，”她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一中午说道。29 岁的施特罗施奈德于 2016 年加入 CDU，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党务，最近担任青年联盟（Junge Union）的州主席。上周，她退出了 CDU 和青年联盟。她表示收到了来自党内的许多电话和短信，许多人表示理解，并与她一样感到绝望。施特罗施奈德认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路线已不再可以接受。即使是安格拉·默克尔也“履行了她在竞选期间承诺的事情”，而梅尔茨则并非如此。她完全不明白柏林现在在推行什么样的政治。

在联盟党内部，总理兼党魁变得越来越孤独。党内基层对梅尔茨的不满日益增加，因为他在竞选期间许下了宏大承诺，而现在却不得不与社会民主党达成一个又一个不受欢迎的妥协。联邦议院选举后，梅尔茨立即违背了一项核心竞选承诺，促使债务刹车机制放宽。此前，他的竞选人员在摊位上连续数周宣称，他们的 CDU 将会管控资金。而现在，他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梅尔茨政府为未来几年规划了约 1 万亿欧元的历史性高额债务。

最近，政府和党内的人事调整进一步激化了基层的挫败感。在党团主席延斯·施潘退出后，梅尔茨将深受党内欢迎的帕特里克·施尼德赶出了交通部长之职，且未提供任何理由。联盟党内的许多人认为此举缺乏风度。而偏偏在此时，一名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国务秘书被撤职——而该州的 CDU 州协会正致力于将 AfD 排除在权力之外。

基层正在酝酿某种风暴。这种愤怒可能会在夏末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的州议会选举后爆发。这可能会成为总理的威胁，最终甚至可能让他丢掉职位。

偏偏是梅尔茨感受到了党内基层的愤怒，这不免带有一种讽刺意味。多年来，他在党的保守派圈子里被视为救世主。这位来自绍尔兰的人曾在党代会上两次徒劳地争取 CDU 官员的选票。当基层最终被允许决定谁来领导 CDU 时，梅尔茨以 62% 的得票率胜出，而旧党派建制派的代表赫尔格·布劳恩则以 12% 的得票率遭到惩罚。梅尔茨当时是一个局外人，旨在让党重新回归正轨。许多基民盟成员希望随他一起抛弃默克尔的中庸路线，向右翼进一步偏移。他曾试图限制 AfD，并在 2018 年预言能将其得票率减半。然而自那时起，这个极右翼政党在联邦层面的民调支持率翻了一番。

格哈德·奥特尔曾为梅尔茨而战，当时梅尔茨正与阿尔敏·拉舍特竞争党主席之位。现年 72 岁的他住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个拥有 8000 名居民的小镇巴伦施泰特，他曾是一名“梅尔茨死忠粉”（Merz-Ultra）——这是党内对其最忠实支持者的称呼。当《镜报》在 2020 年采访奥特尔时，这位 CDU 基层成员还拿着写着“梅尔茨 2021”和“梅尔茨革命”的海报四处走动，这借鉴了 1848 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月革命。现在，梅尔茨对 CDU 的权力接管或许也遵循革命的典型模式：它最终会吞噬自己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被吞噬的是梅尔茨。

奥特尔现在不想再提起他曾经如何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梅尔茨身上并将其美化。奥特尔说：“梅尔茨是个可怜的小人物。”他觉得自己看错了对方。奥特尔对梅尔茨的人事政策感到不满：“他为什么要把东德人踢出去？”养老金政策也让他困扰，例如取消“63岁退休”。奥特尔认为，在建筑工地或养老护理行业工作45年后，这就足够了。“当然，一个制定这些规定的人无法理解这一点。”东德的基民盟（CDU）州协会曾特别强烈地支持梅尔茨。长期以来，这位来自绍尔兰地区的政治家凭借那些能引起东德基层共鸣的强硬言论，显得像是发自内心，而来自亚琛的拉舍特则被认为不理解东德人的心态。东德的愤怒在安格雷特·克拉姆-卡伦鲍尔身上体现得尤为激烈。在图林根州的基民盟议员与 --- DER SPIEGEL 33 / 2026 DEUTSCHLAND 35 票数的选择党（AfD）一起于2020年将自民党（FDP）的托马斯·凯梅里希选为短期州长之后，她试图说服自己的人员不要重新选举，但未能成功。在埃尔福特的一次深夜会议上，她试图说服议员们。不久之后，她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州议会选举之后，组阁可能依然会很复杂。就像当年的克拉姆-卡伦鲍尔一样，梅尔茨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东德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将如何对待选择党（AfD）。总理面临着一场艰难的考验。不仅在东部，西部对梅尔茨的愤怒也根深蒂固。52, 岁的斯特凡·内尔是巴登-符腾堡州内卡河畔罗滕堡的市长。他说，30 年多来他一直觉得在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中像在家里一样，是“身心投入的成员”。但梅尔茨在遥远的柏林所做的一切让他感到担忧。内尔说：“总理宣布的‘突破性举措’导致了更多的混乱，这简直是灾难性的。”甚至人事任命也无法在没有失误和损害政治家名誉的情况下完成，这在党内基层引起的不止是低声抱怨。“前交通部长施尼德被处理的方式，不符合一个基督教政党的作风。”这种事情在选民中不会受欢迎。“人们不得不给这位总理打‘不及格’的分数。”内尔讲述道，他在熟人圈中越来越频繁地听到对选择党（AfD）的好感表达：比如，也许应该让那些“蓝色的人”试试，情况不可能比现在更糟了，之类的句子。他说：“这太致命了。”即使在梅尔茨所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协会，对总理的批评声也很大。39, 岁的莫里斯·温特是莱茵-贝尔吉舍县的基民盟县主席，自11月起担任莱茵兰地区拥有 28.000 人口的莱希林根市的市长。一年半前，温特还在为梅尔茨进行竞选活动。在零下温度中，他粘贴海报。他“戴着围巾和手套”，与其他基民盟成员一起站在信息摊位前，向人们解释该党在梅尔茨担任总理后打算做什么，在混乱的“红绿灯”政府年限之后会有哪些改变。温特说：“我曾深信他是合适的人选。”对他而言，梅尔茨是一个对待改革态度认真的人。“我坚信他能凭借其经济专业能力推动国家前进。”然后，特别基金出现了：5000 亿欧元的额外债务。温特说：“我觉得这很不幸。”数周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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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茨是个可怜的小人物。” 曾经的梅尔茨粉丝格哈德·奥特尔（Gerhard Oertel）曾告诉人们，遵守债务刹车是多么重要——“也就是说，这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对于当地的成员来说，这很难消化。温特（Winter）谈到了一种“不安感”，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固化。“如果党内成员不理解柏林在发生什么，我们就无法向当地的人们解释，”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随后，预告中的“改革之秋”未能兑现，这让他感到失望。“如果柏林的承诺得不到履行，对我们当地来说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期待的答案，是我们自己无法给出的。” 内阁重组是否能加快改革进程？温特持怀疑态度：“为此，在政府长凳的另一侧，也就是社民党（SPD）那边，恐怕也得进行一些人员更换。” 基层的基民盟（CDU）似乎对他们的总理投了反对票。但结果会如何？梅尔茨必须下台吗？“他现在必须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市长温特说。他并不赞成更换总理。“人们选举的是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而不是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或其他人。我期待梅尔茨完成这一使命。” 基民盟长期以来被视为一台权力机器，是一个比任何其他政党都更精通纪律化治理的政党。而现在，一些基层成员已经认不出自己的政党了。55岁的克劳斯·福塞姆（Klaus Voussem）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议会的副党团主席。他代表欧斯基兴一区（Euskirchen I），该区南部与联邦议院的比特堡（Bitburg）选区接壤，后者由被解职的交通部长帕特里克·施尼德（Patrick Schnieder）代表。两人相识已久。“人事决定必须有透明的理由，并以尊重的方式沟通，”福塞姆说，“这其中也包括明确认可像帕特里克·施尼德这样的成就和功绩。” 施尼德曾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及作为联邦议院议员承担多年责任，并接管了交通部这个“相当复杂”的部门。福塞姆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价值的认可“并没有成功实现”。尽管如此，他仍然尊重联邦总理的决定。对于当地的人们，比如在他所在的欧斯基兴选区，谁在柏林担任什么职位是次要的。“人事变动会有所帮助，”福塞姆说。但只有当行动者们目标一致时，才能实现突破。“公民们期待，尤其是从像基民盟这样的政党那里，期待稳定性与责任感——而不是持续的冲突和内部派系斗争，”福塞姆说。 在入主总理府之前，梅尔茨曾承诺要实现“纯粹的基民盟”。立场坚定，绝不妥协。但如果没有双方的让步，像黑红（基民盟-社民党）这样的联盟就无法运作。现在基民盟的高层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基层中许多人对此抵触。于是有人说，基民盟无法在社民党面前占据主导地位，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失望将导向何方？最终是否会加强联盟内部那些在必要时甚至愿意与德国选择党（AfD）共同追求目标的人的力量？已辞职的勃兰登堡州青年联盟（JU）主席劳拉·斯特罗施奈德（Laura Strohschneider）对此毫无顾虑。“当然，我们必须为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投票，即使 AfD 也赞成，”她说。她认为梅尔茨在联邦议院选举前，利用 AfD 的票数通过一项关于移民的提案是正确的。斯特罗施奈德现在希望重新专注于她的博士论文。该研究探讨的是一种在德国几乎未经尝试的政府形式：少数派政府。

克里斯蒂娜·凯克（Christine Keck）、蒂莫·莱曼（Timo Lehmann）、米里亚姆·奥尔布里施（Miriam Olbrisch） 6

前青年联盟（JU）州主席斯特罗施奈德：“现在我真的感到失望”

Timo Lehmann / 镜报 --- 36 德国 镜报 33 / 2026

感性之人的内阁

Alois Rainer 是梅尔茨政府中最没有存在感的成员。现在，这位农业部长希望以最高家乡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赢得认可。

Alois Rainer 花了很长时间，一年多之后，才在公开场合全面履行其部长职责。他的团队在 Golzow 村为他选定了一个长有垂柳的勃兰登堡小池塘，作为介绍其“家乡议程”的理想背景：在这个七月的夏日，工作人员从城市带来了两个亚克力玻璃讲台和两个麦克风，站在他身旁的是德国乡村妇女协会主席。勃兰登堡的正午阳光照亮了整个场景。

讨论的主题是 的“家乡政策”。“我们需要更多鼓励者，而不是不断的悲观主义者，”他呼吁道。他认为，家乡属于那些关心共处的人，而不是那些组织对抗的人。这位联邦农业部长正在进行夏季巡访，在东部联邦州停留五天。而且，他可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负责农业、营养和家乡事务的 Alois 是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内阁中最没有存在感的部长。现在，他正式成为了“家乡部长”。虽然他的部门从本届立法期开始就拥有这个新头衔，且该部应扩大对“家乡”事务的管辖权，并为此从内政部接管部分岗位。但关于 打算如何处理“家乡”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计划。

最初在全国范围内是以屠夫身份出名的，这要归功于他的党主席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后者在宣布由“黑色屠夫”接替绿党素食主义者 Cem Özdemir 领导农业部时如此称呼他。而他此前已经在联邦议院任职十余年这一事实被人们遗忘了。从此以后，人们似乎认为 （CSU）是从巴伐利亚森林 Haibach 的香肠柜台直接走进了柏林的部委。

长期以来，关于他的消息寥寥。数月之久， 的公开日程表上大部分记录的是非公开行程。在两年前因为取消农业柴油补贴而引发的农民抗议之后，对许多人来说，只要农民们能安静一段时间，就被视为一种进步。

农业部被认为是一个小部门，不像其他部门那样重要。尽管如此，许多任职者仍利用它来塑造个人形象。绿党的 Renate Künast 与农民协会发生冲突，并为健康饮食而战。她找到了自己一生致力于且充满斗志的主题。Julia Klöckner 与游说者暧昧，并推动了禁止大规模杀掉雄性雏鸡的禁令。而现任巴登-符腾堡州绿党州长 Cem Özdemir 则面对愤怒的农民，他们抗议农业柴油涨价并在柏林政府区鸣笛。他为符合动物福利的畜舍改造以及禁止针对 14 岁以下儿童的健康食品广告而奋斗。

没有 Renate Künast 那样好斗，没有 Julia Klöckner 那样光彩夺目，也没有 Cem Özdemir 那样有野心。他的政策与农民协会的政策几乎没有区别。然而，Alois 在静默中运作并不意味着没有事情发生。他确保了农民现在无需再说明他们在土壤中投入了多少肥料。这种所谓的“物质流平衡”旨在防止过多的硝酸盐污染水域。在 看来，这就是官僚主义——可以去掉。农民可以继续将儿童固定在系留饲养环境中。农业柴油再次获得税收减免。狼被纳入狩猎法，可以被射杀。而 Özdemir 的旗舰项目——用于改善动物福利的畜舍改造 10 亿资金——在九月份被 直接取消了。

莱纳在农业领域清理红绿灯 coalition（Ampel）遗产的彻底程度，就如同卡特琳娜·赖歇在经济领域清理可再生能源遗产那样。只不过莱纳在操作时动静更小。现在还是早上八点前，距离在肖夫海德-科林生物圈保护区科林镇塞韦斯特区池塘边的预约时间还有两小时。这里是终碛景观。社区中心前摆着放有鲜花和切片苹果的立式圆桌，消防员、市长、县长、村民、牧师和志愿者们聚集在一起等待部长。一名女性在谈到阿洛伊斯·莱纳时说：“作为农业部长，他做的一切都是我们不想要的。”但今天他是以“家乡部长”的身份而来的。他想视察这座社区中心，他的部委为此提供了 150,000 欧元的维护资金。这座房子本应被出售，因为社区需要钱，但村民们不愿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几十年前就在这座砖房里上过幼儿园或学校，在那里庆祝、用餐和午睡。因此，他们申请了资助，并投入大量自身劳动力对房屋进行了翻修。如今，这里提供瑜伽课、乒乓球、咖啡馆和婚礼庆典。这是当地志愿者的成功。而现在，这即将成为阿洛伊斯·莱纳的成功——只要他不再让人等待。

巴尼姆县长期担任县长的社民党（SPD）成员丹尼尔·库尔特仍在思考如何礼貌地表达他对这位家乡部长的态度。他说，他很清楚在农村不能期待有大学医院，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医院消失，就医距离越来越远，那么所谓的“同等生活条件”——这毕竟是一项基本法指令——就离现实越来越远了。而且当柴油价格上涨，而公共交通公司的预算却没有增加时，他必须削减当地的巴士时刻表。库尔特说，这样一来，人们能够将居住地视为“家乡”的前提条件正被一点点剥离。可以这样理解这位县长：家乡首先必须能正常运转。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受到威胁，那么任何人都不应该再拿一个“家乡部T”来敷衍他。

这时，部长开车抵达。他走到立式圆桌旁，用极其浓重的巴伐利亚方言讲述起自己的过去：他曾在家乡海巴赫（Haibach）——巴伐利亚森林的一个小村庄——担任了 18 年的市长。因此他知道，在富裕的德国，一个市镇资金匮乏是什么感觉。当时他们通过创意和志愿者工作弥补了资金的缺失，从而挽救了他们的露天泳池。部长赞扬这里当地的志愿者参与精神“值得所有荣誉”。他赞扬许多优秀的创意，赞扬乡村妇女的投入。他赞扬她们的坚韧与力量。这大概就是一个几乎没有预算的人说话的方式。莱纳现在虽然是联邦部长，但自己也必须节省。他不能保证任何事情，但建议塞韦斯特人还是再次申请进一步的资助。

赞赏与讽刺之间的界限有时很模糊，莱纳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在现场进行心理抚慰。他在翻修后的房间里漫步，欣赏墙上的艺术品，赞美——《镜报》33 / 2026 德国 37 ——赞美那家每周开放两次、在东德时代曾为幼儿园孩子提供午餐的咖啡馆。部长提供的是“赞赏”。窗外是农田和森林。莱纳讲述道，在家里，他经常去森林里采蘑菇。对他来说，这是最好的放松方式。“在我们那儿它们叫 Schwammerln——你们知道 Schwammerln 吗？”他向众人询问。这听起来就像在问“您喜欢勃拉姆斯吗？”，是一种分享热情的邀请。他再次询问，大厅里人们纷纷点头，是的，是的，当然，他们知道采蘑菇。

家乡是指公交车不开的时候？不，家乡首先是一种共同的召唤。“心在之处即是家乡，”雷纳在门外说了一句像日历格言一样的话。当然，他自己的心在海巴赫，他的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在新鲜的乡村空气中，与这位基社盟（CSU）部长以及乡村妇女们在一起，感觉确实有些奇怪。两人在这里共同庆祝一个带有传统图解色彩的、面向初学者的“家乡”概念。部长级部门从何时起也要负责公民的情感预算？这是一种越权行为，还是恰恰是政治所缺失的东西？假设家乡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归属感——远在柏林的一个部委能为此负责吗？而且，如果政治在处理外部事务上都如此吃力，部长又如何能改变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当政治似乎不再能真正理解选民？当政治对着民调结果目瞪口呆？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能有所帮助？

拨通了新设立的 411 处——“家乡、区域文化与区域认同”负责人贝尔恩德·施万的电话。该处自 3 月起成立，施万也于此时就职。随着这项新任务，内政部有 8 个岗位被转移，其中 4 个进入了 411 处。施万解释说，部委希望在家乡问题上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因此，不应再举行那些毫无结果的公开公民对话，导致部委只能带着未解决的问题返回柏林。专家应当能够直接在现场回答问题。施万设想的一种新形式是所谓的“工作访问”，这种访问不是公开的，而是在“会议桌前充满信任地共同探讨”。在那里，应当立即着手处理一个之前与地方市镇共同确定的具体问题。理想情况下，部委在访问时直接带上相应的专家。这种情况已经成功了几次。例如，针对摩泽尔河畔感到不安的陡坡葡萄种植者：一项欧盟条例导致葡萄栽培中传统的产区名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标注在标签上。当时并不清楚，这对他们著名的产区——皮斯波特金滴（Piesporter Goldtröpfchen）、克罗弗裸臀（Kröver Nacktarsch）或策勒黑猫（Zeller Schwarze Katz）意味着什么。柏林部委的团队找到了让他们能够继续使用这些区域名称的方法。可以说：作为家乡部长，阿洛伊斯·雷纳可能救了摩泽尔葡萄种植者的“克罗弗裸臀”。

对于一个联邦部委来说，这太过于地域化且极其琐碎。但部委方面表示，这正是其目的所在。施万指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建立——或重新赢得对国家的信任。这或许正是雷纳新职责的核心：家乡已成为一个文化斗争词汇，部长应当在民族主义者对该词的主张面前提出某种反制。他应当帮助民主制度在此站稳脚跟。“这还涉及到消除政治与公民之间真实或感知上的距离，”施万还说道。他认为每年在每个联邦州进行两次访问是最理想的。

戴克·迪宁 5 --- 38 德国 镜报 33 / 2026

多一间房？房租翻倍 柏林 一个家庭找不到更大的住处，一名退休老人找不到更小的住处，一名学生再次搬家：在9月的州议会选举前，没有哪个话题像住房问题这样让这座首都如此焦虑。这个周六的中午，在柏林舍嫩贝格（Schöneberg）的一个十字路口，聚集着一群绝望的人：新搬到柏林的人、情侣、带着孩子的父母，以及必须搬走或想要搬家的人。他们希望很快能成为一套老建筑公寓的租客：两间半房，67平方米，含杂费房租1381欧元。广告中将其描述为“需要翻修”。尽管如此，在看房开始前，排队的人数增加到了约50人。一对情侣在接吻，一对父母在和孩子开玩笑，有些人喝着咖啡，有些人盯着智能手机。在柏林找房需要耐心。在队伍的前三分之一处，36岁的尼科（Nico）和34岁的露西亚（Lucia）正在等待。两人想要同居。他们说，他们还剩一个月时间，然后他就必须搬出自己的公寓。两人将这次寻找过程描述为“精神上的折磨”。露西亚说，她现在办理了Schufa（德国信用评估机构）的订阅服务，以便随时向房东提供最新的支付能力证明。她说，为了获得机会，在房地产平台上开通付费账户已经是必须的。这一切吞噬了所有钱，或者用她的话说：“人们被榨干了。”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加入了对话，找房成了他们的共同话题。四个人讲述了有些人为了增加机会而伪造工资单，或者支付数千欧元的家具转让费，以便获得前租客的推荐。还有些人面对的是针对普通住宅的半商业租赁合同，房东试图以此绕过租金刹车（Mietpreisbremse）政策。根据9月20日州议会选举前的民调，对于柏林人来说，没有哪个话题比住房市场的状况更紧迫。这座城市变得拥挤不堪。目前已经需要10万套新住房才能缓解局面。与此同时，价格在激增：在德国14个最大的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的在线报价租金在十年内的涨幅像柏林这么惊人——根据柏林投资银行的数据，去年涨幅约75%，冷租（不含杂费）达到每平方米15.78欧元。整座城市的自我认同感在受损：在柏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这现在只适用于那些能负担得起在这里生活，并且能在某个地方找到住处的人。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马克斯·弗勒利希（Max Fröhlich），39岁，医生 “我和妻子在2019年搬进了韦丁（Wedding）一套91平方米的公寓，三室，净冷租1100欧元。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所以我们在寻找一套四室或五室的公寓。我们意识到这会很贵：仅仅多出一间房，房租就要比现在多付一倍以上。我们两人都是医生，能够负担得起。但即便如此，这依然让人心痛。其实我们从2020年起就在找房，不仅通过常用的平台。那些平台简直让人崩溃，有太多的短期租赁或带家具的公寓。我们现在利用人脉，到处打听。希望在一年内，也就是第一个孩子入学前，能搬进新家。否则上学路会变得很复杂。但我们想留在市区。我们不是那种适合住在郊区的人。对我来说，住房——除交通外——是9月选举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但我认为，想要掌控住房市场会很难。这辆车陷得太深了。”

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后果：柏林孩子们的成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家庭居住在更狭小的空间里，孩子们必须共用一间房，这种情况正变得再次常态化。我们也认识一些父母，他们在老建筑公寓的客厅里搭建了一个高架平台用来睡觉。我们也正在考虑这样做。» 根据负责的参议院管理部门的数据，目前在柏林租房居住的人平均每平方米的冷租金为 7,71 欧元。这个数值也在上涨，但涨幅没有那么剧烈。新租金（报价租金）与现有租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柏林租房协会总经理维布克·维尔纳（Wibke Werner）观察到：»市场几乎没有流动性。拥有住房的人可以庆幸自己足够幸运而选择不搬家。而寻找住房的人在寻找可负担的公寓方面面临巨大困难。« 此外，建设量太少。维尔纳表示：»而且一旦开建，要么是作为自有公寓，要么起步租金就非常昂贵，每平方米至少 20 欧元。« 虽然柏林自 2015 年 6 月起实施了租金刹车机制；在重新出租时，租金不得超过当地惯常水平的 10%。但存在例外情况。例如，新建筑不适用租金刹车机制。一些房东还试图通过收取家具附加费来规避规定。或者他们将公寓中的单个房间出租，因为这样比将整套公寓租给合租房（WG）带来的收益更高。在许多情况下，租金水平纯粹是非法的，正如参议院的一项新工具“租金扫描”（Mietenscan）所显示的：在 6 月份的 4500 多个住房广告中，近一半的情况涉嫌租金过高。黑红联盟参议院正试图采取应对措施。在柏林租金登记册中，未来将记录所有 1800万套租赁住房及其净冷租金。这样，该州将能更轻松地识别过高的租金。此外，自 2024 年底起，一项《快速建设法》开始生效。批评者认为，这两项措施的作用都太小。

约翰内斯·霍曼（Johannes Homann），23, 学生

»我从 2023 年 4 月起在 TU Berlin 学习工业工程。从那时起，我搬了三次家。2024 年 12 月，我申请了学生宿舍的一个位置，但至今没有结果。我希望在下一个冬季学期能成功，否则就太晚了：我只需要写毕业论文了。通常情况下，在第一学期获得学生宿舍的位置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在学期开始前不久申请，而且候补名单很长。直到不久前，我才退掉了我的合租房房间。从 1 月起，我和一个哥们儿住在这里，但他要搬走，而我不想一个人留下。我们的房东住在地下室，共同生活的情况很特殊。在柏林，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地理位置还算不错的公寓，总会有一个缺陷。有一次我住在地下室公寓里，另一次我的房东通过 Airbnb 出租第二个房间，导致公寓里经常有陌生人。我从来没有选择权。只要有人提供房间，我就接手。我是否会在柏林读硕士还不确定。住房情况在我的决定中起着作用。我去亚琛或埃朗根看望朋友，看到如果房租支出 450 欧元，在那里可以如何生活。我住过的每个房间支付的费用都比这高，目前是 600 欧元（含暖气费）。柏林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由于高昂的住房成本，它正在失去生活质量。«

--- DER SPIEGEL 33 / 2026 DEUTSCHLAND 39

© Scott Knippenberg / DER SPIEGEL (4) 1 /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高层建筑 2 / Fröhlich 父亲 3 / 租客 Homann 4 / 退休老人 Thalheim

尤其是左翼党在众议院选举的竞选活动中，将重点放在租金和住房问题上。在最新的民调中，该党以 21 的支持率领先于所有其他政党。他们可能很快会由 45 岁的法律专家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出任市长。这将是这座城市的先例。左翼党主张将大型住房公司社会化，要求为州属住房企业设立租金上限，并成立一个旨在打击过高租金的州租户保护局。绿党与左翼党一样，希望通过一项法律，强制拥有 50 套以上住房的房东将部分空出的住房分配给低收入人群。社民党（SPD）则希望通过租金上限以及设立一支打击高利贷租金的“租金警察”等措施。基民盟（CDU）、自民党（FDP）和德国选择党（AfD）则主要主张更快、更简单地增加建设量，并鼓励住房自有。

位于柏林附近埃克纳的莱布尼茨空间社会研究中心（IRS）的马蒂亚斯·贝尔恩特（Matthias Bernt）表示，这两组势力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改革尝试被阻挠或在执行过程中陷入停滞，因此无法减轻公民的负担。他举了一个例子，即腓特烈斯海因-克罗伊茨贝格区试图通过优先购买权，使州属住房公司或与区政府关系密切的“Diese”合作社能够阻止投资者购买房屋。由于购买价格高昂，“Diese”很快产生了巨大的财务风险，柏林州最终不得不将该合作社从破产边缘救回。或者，还可以参考 2021, 年在柏林以外也广为人知的“征收 Deutsche Wohnen & Co”全民公投，当时该方案主要得到了左翼党和部分绿党的支持。尽管公投成功，但并未被执行，且未来可能也不会执行。联邦政府最近宣布，将禁止通过州法律将住房公司社会化。当时约 58 的人投票支持社会化计划。

“这表明：许多人确实认为必须采取行动，”贝尔恩特说，“而且他们愿意为此支持激进的步骤。压力正在积聚。”对于 9 月选举后是否会有所改变，他并不乐观：“根据民调，只有三党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而这些组合中没有一个对住房市场拥有清晰且共同的政治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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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丽德·塔尔海姆 (Ingrid Thalheim)，81岁，退休人员

»我的公寓面积132平方米，位于柏林市中心（Berlin-Mitte）的蒙比约公园（Monbijoupark）旁边。这里有五个房间，厨房、浴室和厕所是分开的。1978年，我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搬到了这里。现在我一个人住。有时我的孙子会来，他在我这里长大，还保留着他的房间。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努力寻找一套较小的公寓，因为我确实不需要这么多空间。目前，包括物业费在内，我每月支付近1100欧元，此外还有电费和燃气费。一套较小的公寓预计费用会更高。我的房东——柏林市中心住房建设公司（Wohnungsbaugesellschaft Berlin-Mitte）曾向我提出，可以在相同条件下搬到另一套公寓。但那套房子在那些破旧的东德时期建筑里，我不想去。在住了这么久之后，我无法想象搬到市郊的生活。我对文化感兴趣。从客厅窗户可以看到博德博物馆（Bode-Museum），从浴室和厕所也能看到。哪里还能有这样的条件？目前我的搬家计划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年龄增长，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麻烦。而且如果有一天我需要有人照顾，那个人或许可以直接住在这里。不过，当我听到很多家庭急需住房而我却独自生活在这里时，我还是会感到愧疚。我不是那种只在乎自己过得好的人。我感到缺乏改善人们住房状况的政治意愿。因为即使我现在搬走，下一任租客在这里支付的租金肯定得是我现在的两倍。«

在许多德国大城市，租金上涨和住房不足是一个问题。但在柏林，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来自IRS的社会学家贝尔恩特（Bernt）表示：»柏林是一座租房之城。« 柏林约85%的人租房居住，而在慕尼黑和科隆，这一比例估计约为75%，汉堡为77%。因此，这个问题在首都影响的人数更多。此外，贝尔恩特表示，柏林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0年代，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就是那个关于柏林的传说：我们当时花极少的钱就能住在100平方米的房子里，而且出门几乎不需要花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 随后发生了»极速的变革«。2010年，这座城市有339万人口，15年后增加到了391万。柏林州住房需求报告中用官僚化的语言写道：»通过新建住房来扩大供应的速度未能跟上人口增长，导致价格上涨。« 对新建住房的需求是巨大的：报告称，即使为每年新搬到柏林的所有人建造住房，紧张的住房市场状况依然不会改变。受影响的不仅是市中心。在柏林的所有区，居住人数都比十年前多。虽然新搬到柏林的人主要想去腓特烈斯海因-克罗伊茨贝格区（Friedrichshain-Kreuzberg）或诺伊克尔恩区（Neukölln），但对于柏林内部的搬迁来说，边缘地区似乎尤其具有吸引力。在赖尼肯多夫区（Reinickendorf）或特雷普托-克佩尼克区（Treptow-Köpenick），情况同样紧张。

高昂的居住成本

柏林每月供应租金的中位数* 以及当地惯用比较租金，净冷租金（每平方米居住面积，单位：欧元）

• 基于在线住房广告 5 • 来源：柏林投资银行（Investitionsbank Berlin）、柏林城市发展、建设与住房参议院管理部门

32岁的软件开发人员米哈伊洛（Mykhailo）和27岁的广告摄影师奥莱娜（Olena）来自乌克兰：“我们三年前来到柏林。在前六个月里，我们住在一个带家具的、价格过高的短期租赁公寓里。在那期间，我们一直在寻找长期住所。但没有成功，只找到了一套转租房，而且很快就得搬走。五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非常困难。为了增加机会，我们还为 Kleinanzeigen 或 Immoscout 等平台付费。我们加入了 Facebook 群组、Telegram，在 Instagram 上发布信息，我们的朋友也在帮忙留意。我们真的尝试了所有办法。平均每周我们会去参加一次看房。德语不是我们的母语，这让情况变得更加困难。市场已经崩溃到这种程度，我们不得不将预算从 1300 欧元提高到 1600 欧元的暖租（含暖气费租金）。如果找不到房子，我们就得再次租一个带家具的昂贵公寓作为过渡，或者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比起租一套其实并不想要的房子，我们宁愿这样做。我们两人都在家办公，必须花很多钱在房租上。因此，我们想要一套适合我们的房子。”在柏林舍讷贝格（Berlin-Schöneberg），尼科（Nico）和露西亚（Lucia）现在获准进入一套公寓看房。左边是一个带有阁楼平台的小房间，旁边是浴室，正前方是带阳台的厨房。走廊右侧有两个房间。前租客留下的膨胀螺栓依然可见，墙壁没有刷漆，门上的油漆已经脱落。这对情侣看起来并不太满意。尼科说，其实空间更大一些会更好。露西亚怀疑这套房子之前有人抽烟。两人决定考虑一下。考虑到感兴趣的人数之多，他们能租到这套房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寻找仍在继续。露西亚说，周末简直是一场“马拉松”。他们还打算去看另外三套房子。

Florian Kistler 5 --- 镜报 33 / 2026 德国 41

掩饰下的裂痕 健康

萨克森州绿党议员卡塞姆·塔赫尔·萨莱赫（Kassem Taher Saleh）公开了自己的抑郁症。他希望以此发出信号，反对对政治家和移民过高的期望。

7月底的一个下午，在绿党总部旁边的一家咖啡馆里，卡塞姆·塔赫尔·萨莱赫想谈谈几个月前让他陷入崩溃的一件事。就在过个广场、步行几分钟的路程外，他曾在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的一家日间诊所接受了为期十周的治疗，以应对抑郁症。

33岁的塔赫尔·萨莱赫长期为绿党从事政治活动，自2021年起成为联邦议院议员。他说，政治家患抑郁症是一个带有羞耻感的话题，但这种情况“在联邦议院也存在”。只有极少数政治家公开谈论此事。一个例外是前社民党（SPD）议员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th），他在其著作《恐惧地带》（Zonen der Angst）中写到了这一点。

在首都的政治运作中，每周工作60小时且必须随时待命是常态，竞争压力巨大，心理疾病往往被掩盖。塔赫尔·萨莱赫起初也将自己的痛苦隐藏起来。他不想表现出软弱。

“作为一名男性和一名移民政治家，我对自己的形象有这样的认知——我必须坚强，我不能表现出脆弱。”他说，当时有一种感觉，“自己处于更强的关注焦点之下，且不允许犯任何错误”。

塔赫尔·萨莱赫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地对抗这种感觉。这也是为什么这位来自萨克森州的议员决定公开自己的经历。

2003年，塔赫尔·萨莱赫作为一名库尔德难民，与父母和三个兄弟从伊拉克来到德国。他们被安置在普劳恩（Plauen），在难民收容所生活了多年。他高中毕业，学习土木工程，曾担任施工主管，28岁时首次进入联邦议院。

“自从逃难以来，我们一家人一步步地建立了更好的生活，”他说。生活一直是在向上的。直到有一天，塔赫尔·萨莱赫无法再前行。

2025年春季，一段早年的经历突然袭来。在联邦议院选举活动期间，他与其它候选人一起坐在德累斯顿的一个讲台上。“突然之间，我消失了四五秒钟，在那一刻，我的思想回到了我们逃难时的某个场景，”他讲述道。当他回过神来时，听众在鼓掌，但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那一刻，我想：我出问题了。”

他不愿公开细节，仅透露：他脑海中突然闪过当年家人在深夜跨越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一条河流的情景。

在德累斯顿的这次亮相后，塔赫尔·萨莱赫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出现了“睡眠障碍、孤独感、抑郁想法”。对他来说，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并不容易。最糟糕的时刻是他独自一人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时候。

萨克森州并非一个轻松的环境，德国选择党（AfD）势力强大，对绿党的偏见同样根深蒂固。塔赫尔·萨莱赫表示，这种氛围可能在“潜意识”中促成了他的患病。

“此外还有社交媒体上的所有仇恨，”这也让他倍感压力。批评是正确的，“但如果演变成人身攻击或种族主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议员萨莱赫： “我必须坚强”

几个月来，他一直试图寻找一位具有移民背景的治疗师，但没有成功。“作为一名移民，人们会有一些其他的人往往难以理解的经历。”最终，他在德累斯顿开始接受一位没有移民经验的治疗师的治疗。在联邦议院开会期间，他们通过数字化方式沟通。去年年底，在治疗七个月后，治疗师告诉他：“我无法触及你的内心”，她必须将他转诊到诊所。他当时“不得不先消化这个消息”。如今，他很感激事情变成了这样。塔赫尔·萨莱赫（Taher Saleh）的家人起初感到“不知所措”，但随后也做出了“非常敏感的反应”。他来自“一个移民工人家庭，在那里根本没有讨论心理健康的空间”。直到他在夏里特医院（Charité）获得一个日间诊所的名额之前，他一直只是在机械地运转，建立起了一道“极大的伪装”。“我是强撑着才去了联邦议院，”他说。直到今年三月他在柏林能够开始治疗时，他才通知其党团领导层。他写道，他必须照顾好自己和自己的健康。直到很久以后，他才与领导层谈起他的抑郁症；部分原因是他不知道治疗将持续多久。他得到了很多理解。一名绿党议员——他的副手，也是一名幼子的母亲——在他缺席期间接替了他作为建筑与住房政策发言人的工作。在夏里特医院的团体治疗环节中，塔赫尔·萨莱赫遇到了非常不同的人，“一名建筑工头、教育工作者、退休人员、一名博士、一名学生”。他强调，自己没有受到任何优待，且参加的是法定医疗保险。当住院治疗结束时，来自基民盟（CDU）、社民党（SPD）和左翼党的议员们得知了此事。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许多人说：我熟悉这种感觉，我也在接受治疗，或者曾经接受过治疗。”塔赫尔·萨莱赫坚信：“我们的民主也取决于我们的健康状况，以及我们最终是否能够捍卫它。”他说，自五月底以来，他已经“完全回到了日常工作中”。他刚刚完成了党内的夏季巡访。现在他每两到三周仍与治疗师沟通一次。他现在能更好地应对政治运作中的压力了吗？在周末，他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身上，关掉手机。最近，他重新开始用丙烯颜料绘画，这是他在诊所里学到的。“一朵百合花，”塔赫尔·萨莱赫说道。

塞弗林·魏兰德（Severin Weiland） 5 ---

优雅老去的艺术

288 页 · 精装本 · 22,00 € 亦有电子书版本。我们如何与衰老达成和解？亚历山大·库恩（Alexander Kühn）探讨了这个问题，并采访了包括知名人士和普通人在内的多位对象——其中包括娜娜·穆斯库里（Nana Mouskouri）、托马斯·戈特沙尔克（Thomas Gottschalk）、YouTuber Rezo，以及一名跨性别女性和一名面包房大师。他想从这些人身上学习什么，以及什么是不想学习的，他将这些分享给所有像他一样已经开始变老的人们。»这本书让我有了变老的欲望……啊不对，我已经老了。« 奥托·瓦尔克斯（Otto Waalkes） 42 德国

赖希内克的男性问题

左翼党女前锋海蒂·赖希内克（Heidi Reichinnek）主要吸引城市中的年轻女性。这一策略可能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中给她的政党带来灾难。

每当海蒂·赖希内克在某处露面，都会适用“五五原则”：左翼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将一半的时间用于演讲，另一半时间用于与粉丝自拍。七月的一个周二，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小镇克滕（Köthen）的木材市场，聚集了 300 多人。他们想听赖希内克和左翼党 9 月 6 日州议会选举的首席候选人伊娃·冯·安根（Eva von Angern）讲话。

在 45 分钟的时间里，女性们讨论了家庭暴力和女权主义，讨论了社会政策和对家乡的眷恋。随后，主持人宣布进入拍照时间。舞台左侧迅速排起长队。年轻女性、年长女士、青少年女孩，她们都想与赖希内克合影。而在队列中几乎看不到男性的身影。

当赖希内克和其他左翼党高层开始在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为其政治主张宣传时，该党经历了一次回归。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来自柏林、莱比锡或科隆等城市的年轻女性。到目前为止，女性的支持被视为左翼党的成功因素，但现在这可能会给她带来麻烦。该党的增长在那些几乎没有年轻、城市化且思想倾向左翼的群体的地方遇到了瓶颈。

如果左翼党想在具有农村特色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取得成功，它不仅需要女性选民的选票，还需要许多男性选民的选票。研究表明，性别会对投票行为产生影响。在上次联邦议院选举中，25 岁以下的群体中，35% 的女性选择了左翼党，但男性仅为 16%。相比之下，27% 的年轻男性和 15% 的年轻女性投票给了德国选择党（AfD）。

在农村特色较为明显的联邦州，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在今年的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男性中的得票率明显高于女性。这个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远高于左翼党，而后者最终甚至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

左翼党如何应对其在男性群体中的弱势？答案令人惊讶：没做什么。该党在即将到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选举中，没有计划针对男性进行定向宣传。

在位于柏林的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Karl-Liebknecht-Haus）里，战略家们认为，争取平权的斗争最终将使所有人受益。当他们在左翼党讨论女权主义时，男性也被包含在内。

而德国选择党则有针对性地吸引男性。在社交媒体上，它利用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男性）面对矛盾的角色预期而产生的不安感；德国选择党的代表随后会提供建议，告诉人们一个所谓的“真正的男人”应该是怎样的。甚至绿党也开始接纳党内所谓的“积极的男性形象”，因为担心其解放修辞会吓跑选民。

但出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赖希内克并不打算将她的州议会竞选活动面向男性。她说，她希望保持真实。她希望人们在集市广场上能体验到那个他们从 TikTok 上认识的“海蒂”。她唯一想加强强调的是她的出身。

“我触及了许多东德人的无力感，”赖希内克说。而这并不是一种特定于性别的经历。

DVA www.dva.de SPIEGEL Buchverlag Jan-Mohtas / dpa --- 德国 43

不久之后，在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座堂广场上，人们再次看到了身为女权主义者的赖希内克。她对着大约 400 人对着麦克风喊道：“我是一个东德女人，我绝不会被右翼极端分子赶进厨房。”她的祖母、她的母亲以及她自己，她们都参加过工作，她不会让自己被强加传统的角色形象。“不要被这样一个西德男人精英党给耍了，”赖希内克喊道，她指的是 AfD。观众们欢呼起来，其中主要是女性。20 年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投票给左翼党，而在 2021 年的州议会选举中，这一比例仅剩略高于十分之一。虽然在 2025 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取得了成功并带来了新成员，在基层组织中，老成员们也对那些活跃在 Instagram 上的年轻参与者感到高兴。在选举的州名单中，大多数也是新面孔。但“海蒂热潮”能否在九月带领该党走向成功尚不明确。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左翼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并未受益于全国性趋势，其第二票的得票率与 2021, 州议会选举时持平，约为 11%。在哈尔伯施塔特，最终还是有一些年轻男子来到了左翼党的集会现场。先是 5 个，然后是 7 个，很快变成了 12 个，他们身着黑衣。他们打开啤酒瓶，掏出智能手机。他们也在给赖希内克拍照，但没有拍自拍。这个下午想要见左翼党的少数几个男人并不是支持者。他们是当地知名的新纳粹分子。Marc Röhlig 5 SPIEGEL TV 节目

SPIEGEL TV 右翼极端分子在埃森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集会上

SPIEGEL TV 周一，10. 8.，23.25 – 0.00 点，RTL # 右翼后备军 —— 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激进。激进且意识形态坚定：新兴的年轻新纳粹群体。宪法保卫局观察到青少年中出现了一波前所未有的激进化浪潮。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像“青年民族主义者”这样的极右翼团体。据当局称，这种影响力渗透的尝试甚至延伸到了小学。此前未公开的影像记录显示，相关人员在秘密集会和网络活动中出没，来自全欧洲的新纳粹参加了这些活动。在原 NPD（德国人民党）、现名为“家园”党的夏季庆典上，资深干部在指导后备力量。此外还有“最后防御波”，这是一个通过仇恨宣传和激进信息有针对性地招募青少年，并在街头宣扬种族战争的组织。现在，法院已判处其领导人监禁，罪名包括企图谋杀和成员身份属于恐怖组织。最年轻的被告在案发时年仅 14 岁。SPIEGEL TV 报道这些年轻的右翼分子，以及当前的加入趋势有多么危险。

SPIEGEL TV HISTORY 仅在 YouTube 为频道会员及 SPIEGEL+ 订阅者独家提供 # 轰炸战争 第 3 集：后方战场 1943 年秋，德意志帝国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 纳粹德国在四年前发起的战争，如今在后方战场对该国的影响日益增强。平民的苦难在加剧。7 月，英国和美国轰炸机编队在汉堡引发了一场规模如启示录般的火风暴。在“歌摩拉行动”中，数万人丧生，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几周后，柏林成为盟军攻击的焦点。8 月底，帝国首都南部遭到重创。英国空军上将亚瑟·哈里斯宣布发起“柏林之战”，这场战争将持续数月并造成数千人死亡。这部关于轰炸战争系列剧的第三部分，通过震撼的电影画面和令人动容的见证者报告，还原了柏林及其他德国城市遭受空袭的恐怖景象。

火炬游行，在“JN”集会期间 汉堡 门克贝格大街 1943 年 肖像：allistera / JW --- 44 德国 镜报 33 / 2026

这座山何时崩塌？气候变化 一座山峰正在瓦解，山顶小屋缺水，山谷中面临碎石流的威胁：自然灾害正日益危及阿尔卑斯山及其居民。但仍有办法增强该地区的韧性。

在霍赫福格尔山（Hochvogel）没有停机坪。直升机在发动机运转的情况下，将一只起落架落在了一块岩石上。四个人走下飞机，弯下腰，紧紧抓着背包。下沉气流撕扯着衣服。舱门关闭，直升机转向去接下一批人。

对于登山者来说，位于阿尔高阿尔卑斯山脉、海拔 2592 米的霍赫福格尔山是一次“十学生级”的远足。由于装备太重，在这个六月的日子里，慕尼黑工业大学（TUM）的研究团队在几分钟内就出现在了山顶十字架旁——且没有流一滴汗。他们携带了数百公斤的设备，以及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座山何时崩塌？

位于巴特欣德朗（Bad Hindelang）附近、山顶横跨德奥边界的霍赫福格尔山正在分崩离析：山顶中心裂开了一道缝隙，部分宽度超过 5 米，长度约 40 米。德国一侧及山顶十字架被认为是稳定的，但迈克尔·克劳特布拉特（Michael Krautblatter）坚信，奥地利一侧终有一天会断裂。根据他的计算，约 400,000 立方米的岩石——相当于 10,000 辆卡车的载货量——将分多次通过南坡冲向山谷。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发生，而在于何时发生。

四十多岁的克劳特布拉特在慕尼黑工业大学（TUM）担任山坡运动学教授。他的专业领域是：让那些被气候变化变得不安全的地方重新变得安全。霍赫福格尔山就是他的研究实验室。

“在春季积雪融化后，我们观察到最高频的活动，”克劳特布拉特说。事实上，霍赫福格尔山正处于剧烈的运动之中。六月中旬，西南侧有一块巨大的岩石脱落。另一块像蛋糕切片一样的岩楔同样表现出剧烈活动：缝隙每周扩大 5 毫米——“这速度快得惊人，”克劳特布拉特说。如果这块“蛋糕切片”断裂，岩石的其余部分也将变得不稳定——这可能会触发大规模的山体滑坡。

分裂的山顶对游客来说是危险，但对研究来说却是幸事。通常人们在岩石已经崩塌时才注意到危险的山坡运动。相比之下，霍赫福格尔山的裂缝在几十年前就已为人所知，研究人员可以对其进行研究。克劳特布拉特及其团队正在测试测量系统，这些系统必须全年坚挺：冬季面对冰雪，夏季面对强降雨和雷击。电池必须耐用，无线连接也必须稳定。

“我们在霍赫福格尔山看到的现象可以推广到整个阿尔卑斯地区，”克劳特布拉特说。“这样我们可以改进预警系统，从而保护人们的生命。”因为在未来几年，岩崩将变得越来越频繁。

“山顶的裂开并非由气候变化直接导致，但气候变化使其更快地变得不稳定，”克劳特布拉特解释道。曾经由霜冻和冰雪像胶水一样将岩石粘在一起的寒冷时期正变得越来越短。现在，雨水取代了积雪填充缝隙，从内部将山体向外推。

在阿尔卑斯山，地球升温的速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因此风险随之增加：山体滑坡、极端天气、落石。一些山顶小屋在夏天几乎没有水，而山谷中则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水过多（洪涝）的情况。滑雪很快将只能在高海拔地区进行。最迟在十年后，德国将不再拥有冰川。

对于许多在山谷下方的人来说，这些现象显得抽象，但在山顶却是可见的：气候变化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并使其变得更加危险。因此，一次普通的山间夏季假期很快就可能变成一场噩梦。

处于危险之中的山地世界

德奥阿尔卑斯山区的四个现场

S-图表 6月底的极端热浪以及随后的强风暴表明，阿尔卑斯山区的基础设施面临着怎样的威胁。在蒂罗尔州的考嫩塔尔（Kaunertal）后段，由于多场碎石崩塌掩埋了进山公路，该地区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约 250 人必须通过直升机撤离。《镜报》走访了阿尔卑斯山的几个地点：阿尔高（Allgäu）、贝希特斯加登地区（Berchtesgadener Land）、加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以及皮茨塔尔（Pitztal）。在那里，人们正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但他们也准备好了解决方案。

欣特霍恩巴赫（Hinterhornbach）：这个村庄是否会面临与布拉滕（Blatten）相同的命运？

奥地利村庄欣特霍恩巴赫位于霍赫福格尔山（Hochvogel）脚下，就在那个面临崩塌风险的山峰部分下方。这一场景让人想起瑞士勒琴塔尔（Lötschental）的布拉滕村。大约一年前，该村庄大部分被山体滑坡掩埋。此前虽已发出警告并进行了疏散，但仍有一人死亡。拥有 89 名居民的欣特霍恩巴赫是否也会面临类似的命运？

在前往霍赫福格尔山的考察前几周，克劳特布拉特（Krautblatter）坐在他位于慕尼黑的办公室里，屏幕上显示着一座山的模型。他能准确地指出哪些部分会崩塌以及它们将掉向何处。“岩块不会直接击中村庄，而是在之前的河道中停止，”克劳特布拉特说。因此，泥石流和泥浆崩塌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人在山顶区域活动是不可想象的。直接经过崩塌侧翼的路径早在几年前就已关闭，但在摄像头中依然能反复看到徒步旅行者。那里有警告标志，但没有屏障。在风险自担的情况下惊叹于裂缝。

在山中行走的人往往在寻找远离日常生活的自由，并愿意承担风险。监控整个阿尔卑斯山？确保每一次行程的安全？预测所有危险？即便技术上可行，对许多人来说，这与他们的自我认知相悖。

慕尼黑工业大学（TUM）的研究人员只能在崩塌发生前几个小时到几天预测其具体时间。他们希望在事件发生时亲自前往，用自己的眼睛观察——

--- 镜报 33 / 2026 德国 45

瑞士 / 镜报 在霍赫福格尔山分裂山峰上的科学家：改进预警系统，保护人类生命 观察他们的计算是否正确。在阿尔卑斯山中，只有极少数风险区域像霍赫福格尔山这样受到如此密集的监控。重点关注的是人员密集、基础设施受威胁或名声处于危急状态的地点。

在帕特纳赫峡谷：崩塌的岩石，威胁的洪峰

加米施-帕滕基兴的帕特纳赫峡谷（Partnachklamm）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楚格峰地区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去年约有50万名游客到访。在高峰日，多达 2300 人挤在峡谷中，两旁是高达 86 米的壮观岩壁。每年约 400 万欧元的营业额使其成为加米施-帕滕基兴最重要的旅游收入来源之一。

在热浪期间，帕特纳赫峡谷是一个凉爽宜人的地方。水滴落下，光束从上方射入狭窄的峡谷，想要交谈的人必须大声吼叫。这条 700 米长的峡谷通道设有护栏保障安全。入口处提供小型手电筒和塑料雨披。游客们穿着运动鞋和人字拖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大多数人将手机举在脸前。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被各种安全措施包围着，以确保度假体验顺畅。

鲁迪·阿赫特纳（Rudi Achtner）在峡谷部分漆黑的通道中大步走着，仿佛闭着眼也能找到路。这位 63 岁的男子每天检查情况，他是峡谷管理员。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峡谷之首”。阿赫特纳说：“大多数游客缺乏风险意识，许多人的行为就像在博物馆里一样。”因此，阿赫特纳竭尽全力让参观峡谷尽可能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安全。因为他承担着责任：一旦出现危险，他就封锁通道。这样一个决定会造成数万欧元的损失。阿赫特纳无需与任何人商量，他最了解这座峡谷及其隐患。

为了使风险可控，阿赫特纳多年来为峡谷配备了安全设施，他可以通过预警 App 对部分设施进行监控。这些设施每年花费市镇 100,000 到 250,000 欧元。人行道上方悬挂着网，因为岩壁上不时有石头脱落。部分岩石如此脆弱，必须用长螺栓将岩体固定在一起。在整个岩块有坍塌风险的地方，安装了预警系统——就像在霍赫福格尔山一样。一个新的巨型原木拦截栅栏用于拦截漂浮物。当水位上升时，传感器会发出警报。水位超过 1 米左右时情况将变得危急。对于阿赫特纳来说，水位就像克劳特布拉特（Krautblatter）眼中的山顶裂缝一样：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数值一旦过高，旅游目的地就会变成禁区。

阿赫特纳说：“水多的时候峡谷最美，但水太多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在狭窄的河床中，一根卡住的树干及其携带的漂浮物就足够了——随后水流会积压。一旦堵塞解除，--- 46 德国 《镜报》 33 / 2026 霍赫福格尔山的研究人员：山体滑坡、极端天气、落石，一股洪峰将冲过峡谷，一直向下延伸到镇上。就像 2018 年那样。在强降雨后，帕特纳赫河先是积压，一段时间后向帕滕基兴方向汹涌而下。一名人员丧生。

尽管有所有这些技术，但最终仍需由人来做出决定。加米施-帕滕基兴的市长对此信任阿赫特纳的专业知识。丹尼尔·希默（Daniel Schimmer，自由选民党）自 5 月起才就职。他为自己在气候问题上还不够精通而道歉。不过，他非常熟悉旅游业。在一个如此靠近山区的城镇，这与气候直接相关。希默曾管理两家大型酒店，“因此我们经常面临这种情况，即由于没有雪或活动取消而导致游客减少。”

“必须说出这些话，”他说。根据慕尼黑德国旅游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加米施-帕滕基兴县在 2024 年创造了约 9.6 亿欧元的旅游营业额。Schimmer 知道必须维持这些数字：“旅游业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之一。”气候变化使其变得更难以规划。人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游客需求的重新调整：减少冬季运动，增加夏季运动。

在塔沙赫小屋：消亡的冰川，消失的路径

六月下旬的一个周一。在皮茨塔尔谷（Pitztal）后方的一个碎石停车场，距离因斯布鲁克西南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一群身着户外装备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他们计划攀登至塔沙赫小屋（Taschachhaus），海拔上升约 730 米，在部分乱石地带行走约三小时。他们的任务是：了解阿尔卑斯山的路径是如何变化的。这对徒步旅行者意味着什么？哪些路线必须关闭？哪里可能出现危及生命的落石？

萨尔茨堡大学的这个项目名为“ReHike”。塔沙赫小屋是研究区域之一。这座山地小屋是德国阿尔卑斯协会（DAV）最重要的培训基地之一，因此对来自德国的登山者至关重要。小屋风景如画地坐落在乌尔昆峰（Urkundkopf）的北坡，被陡峭的山坡环绕，海拔 2434 米。在小屋附近是塔沙赫冰川（Taschachferner），这是一个带有裂缝和陡坡的冰川，人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如何从冰川裂缝中营救他人或如何使用冰镐。目前还是这样。

研究人员希望调查该冰川以及塔沙赫小屋周围路径的状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去过那里——但尽管如此，他们对阿尔卑斯山这个区域的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通过太空。欧洲地球观测计划“哥白尼”（Copernicus）大约每六天提供一次最新的图像。萨尔茨堡的研究人员通过极其细致的工作，将 2015 年以来特定阿尔卑斯地区的影像进行了对比。

“比如这里，”随行的地理信息学家扎赫拉·达比里（Zahra Dabiri）说道，并掏出一张装在塑料袋里的地图。地图上显示的是皮茨塔尔谷后方与塔沙赫小屋之间的山地。她指向一个布满了红点的地方，这些红点预示着危险的变化。接着，她指向一条溪流后陡峭下降的山坡：几年前，一场泥石流在那里撕裂了土壤，岩石从绿色的草地中裸露出来。“我绝对不会沿着那里走，”她说。

团队利用这些数据建模，预测未来哪些路径不应再通行，哪些路径能保持安全。未来，整个山脉，甚至可能是整个阿尔卑斯山都将以此进行评估。人们希望，更多的数据意味着更高的安全性。

塔沙赫小屋阳光明媚。只有轻微的嗡嗡声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台柴油发电机。通常情况下，小屋的电力来自一座小型水电站。但由于暴风雨引发了几次小型山体滑坡，供应水电站的溪流被堵塞了。现在必须从山谷中运一台挖掘机上来将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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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琳·卡尔克布伦纳（Carolin Kalkbrenner）是 DAV 慕尼黑分会的山屋与路径部门负责人，塔沙赫小屋也隶属于该分会。她负责 12 座 DAV 山屋，并与上地分会（Sektion Oberland）共同负责约 600 公里的路径。与科学界的合作对卡尔克布伦纳有所帮助：“如果我们能提前几年知道哪些路径必须关闭，以及在哪里可以开辟新路，这将极大地减轻我们的工作压力，”她说。

在塔沙赫小屋，她最担心的是正在消亡的冰川。在小屋的东南方向，塔沙赫冰川的残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 15 到 20 年前，从小屋走到冰川只需要几分钟，”卡尔克布伦纳说。而现在则需要一个半小时。在冰川下方，碎石显露出来，这些碎石在数千年来一直被厚厚的冰层凝聚在一起。2022 年夏天，由于路径变得越来越危险，DAV 在原冰川舌的山谷上架起了一座吊桥。费用约为 80,000 欧元。

在塔沙赫小屋（Taschachhaus）度过一夜后，卡尔克布伦纳（Kalkbrenner）沿山而下——而这座山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再次遭遇强降雨后，夜间发生了两次泥石流并击中了徒步路径。卡尔克布伦纳小心地绕行，身体一次次陷入松散且夹杂着石块的碎石堆中。通常情况下，这段路是可以开车通过的——而现在则不可能。 “触手可及的气候变化，”卡尔克布伦纳说道。随后她会发现，山谷底部的 situation 更加戏剧化。夜间有多次泥石流滚滚而下，几乎将两栋房屋冲走。巨大的岩石坠入皮策河（Pitze），使这条小河膨胀成一条湍流。在短短几分钟内，道路被淹没，消防队不得不在那一天封锁皮茨塔尔谷（Pitztal）后段。在她的工作中，卡尔克布伦纳经常在山中奔波。但她说，这么多年来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帕特纳赫峡谷（Partnachklamm）管理员阿赫特纳（Achtner）表示：“大多数游客缺乏风险意识”。

瓦茨曼山：用移动厕所应对缺水

三天后，卡尔克布伦纳在前往解决下一个问题的路上。这一次是前往德国最东南角的贝希特斯加登。那里坐落着瓦茨曼屋（Watzmannhaus），一座位于同名山峰上的避难小屋。而那里现在缺水。

“在几乎所有的山屋中，干旱现在都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卡尔克布伦纳说。在瓦茨曼屋，洗手时就能感觉到这一点。水龙头里流出的是细流，仅够冲掉肥皂。水流量被限制了。而当时还无法预见的是：8月初，水将被完全切断。

山屋经营者保罗·费斯特（Paul Verst）从小就熟悉这里。他的父亲经营了25年，大约三年前由儿子接手。“由于热浪持续时间延长，缺水问题每年都在恶化，”费斯特说。这座山屋位于海拔1930米处，拥有160个床位，是贝希特斯加登阿尔卑斯山脉最大的山屋之一。同时，它也是最受欢迎的阿尔卑斯协会山屋之一：海拔2713米的瓦茨曼山是许多登山爱好者的向往之地。大多数人是为了进行“瓦茨曼横穿”而来的，这是一条经过全部三个峰顶的极具挑战性的山脊之旅。

这座山屋只能步行到达。新鲜物资通过物资缆车从山谷运上来。而水则必须由费斯特收集在三个大水箱中，容量约为100立方米。在旺季，这些水大约能维持十天，之后就会变得紧张。6月的热浪过后，水箱几乎空了。费斯特说，他当时几乎不得不关闭厕所。冲水最耗水：每次冲水消耗2到6升，取决于按下的是大按钮还是小按钮。

没有厕所的餐饮业——这真的可行吗？这位山屋经营者显然对一切都有解决方案：“如果没有下雨，我们会用直升机运来Dixi移动厕所，”费斯特说。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

“以前我们会详细向客人解释为什么要节水以及如何节水，”费斯特说，“但这没有用——每个人还是随心所欲地消费。”因此他采取了强硬措施：限制水龙头流量，必要时直接关闭，规定洗手时间，而且本来就没有淋浴设施。饮用水需要付费。放弃舒适成为了新现实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山屋变得越来越舒适——变成了山上的豪华旅馆，设有双人间、丰富的菜单和热水淋浴。现在，许多山屋又回到了简朴的状态。因为别无选择。

坐在客厅里的是来自柏林的马克斯·奎克（Max Quecke）和西蒙·梅尔彻斯（Simon Melchers）。他们本想在早晨出发进行横穿，但雨和雾阻挡了他们。尽管厕所有告示牌，但他们并不知道瓦茨曼屋缺水。不过他们对此并不认为是个问题。“对我来说，在山屋过简单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奎克说。

并非所有人都这么认为。邻桌坐着两名来自美国的男子，面前是空盘子和两杯浅色啤酒。他们是为了吃午餐而爬上来的。“这里没有淋浴设施？”其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问道。对他来说，在这里过夜是不可想象的，毕竟他为此付了钱。

“遗憾的是，持有这种心态的人总会出现，”经营者费斯特说。许多人期望在近2000米的高度能有一家提供全包服务的酒店。他们忽略了所有东西都必须运上来再运下去：垃圾、物资、食品。

他说，在这里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全力冲击。人们必须学会应对——以先进的思维寻找解决方案。“我还年轻，希望能长期经营这座山屋。”

约纳斯·克劳斯（Jonas Kraus），凯瑟琳·里德林克（Katherine Ry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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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干燥程度” 火灾 生态学家托马斯·希克勒（Thomas Hickler）警告称，全欧洲的火灾风险都在增加，而不仅仅是在南部。他认为德国的森林正面临一个时代转折点。希克勒，54岁，在法兰克福的森肯堡生物多样性与气候研究中心担任生态系统研究员。

镜报： 希克勒先生，来自西班牙、法国和希腊的画面触目惊心，火焰一度逼近马德里、波尔多，随后是雅典。我们是经历了一个糟糕的火灾季，还是温室时代已经开启？

希克勒： 温室时代早已开始。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摄氏度，陆地上的升温幅度更高，而在欧洲则更为显著。在中欧，包括我们德国，过去几年出现了多个非常干燥的夏天，根据气候模型，我们预计未来也会如此。很明显：与天气相关的森林火灾风险正在上升。

镜报： 火势比以前更猛烈吗？

希克勒： 法国创下了纪录。在一年如此早的时间点就有如此大面积的土地被焚毁，这是自我们拥有可靠的卫星数据以来从未见过的。波尔多以西的那场巨火由于产生了巨大的热量，可以说制造了它自己的天气。据我所知，法国此前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火灾。

镜报： 我们是否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未来每个夏天都出现这样的烈火？

希克勒： 不一定是每个夏天。自然的天气波动依然存在。也许明年会再次变得湿润，降雨量很大。但趋势是向更干燥、更炎热的夏天发展。2025 年是一个纪录年，欧洲有超过 100 万公顷的土地被焚毁。2022 年是另一个极端年份，它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我们也有理由担忧。当时我们在萨克森瑞士发生了大火。在易北河砂岩山脉，与捷克一侧合计有超过 1000 公顷的土地被焚毁，而许多年里全德国仅有 300 或 400 公顷。

镜报： 本周，法国东南部、罗马尼亚以及在德国边境的荷兰都发生了火灾。2017 年葡萄牙遭受打击，2023 年希腊受灾尤为严重。能否预测下一次火灾灾难将在哪里爆发？

希克勒： 我们对此进行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全欧洲的气候模型。结果显示，所有地方的情况都在恶化，顺便提一下，德国也是如此。但明年是希腊、法国还是西班牙受灾，我们无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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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火灾风险的高低取决于什么？

希克勒： 关键在于干燥程度。高温会使其进一步恶化，因为更多的水分会蒸发。此外，植被也起到了作用。到目前为止，在通用的森林火灾风险地图中尚未考虑植被因素。但目前人们正在深入研究如何将其更好地呈现在模型中。

镜报： 植被如何影响火灾？

希克勒： 在波尔多周围的法国地区，海滨松占主导地位。它是西欧最大的森林地区之一。虽然其中偶尔会有湿地，但主要是大量的森林——而且是极易燃烧的松树林。而在西班牙，农村人口流失也起到了作用。景观不再像传统那样由山羊、绵羊和牛来放牧管理，灌木丛随之蔓延。因此，出现了大量此前不存在的可燃物。此外，在许多现在起火的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充足。这导致生长了大量的生物质，例如草类和灌木，但当初夏出现长时间的干燥和高温时，它们就干枯了，而现在这些干枯的植物非常容易燃烧。

《镜报》： 地中海地区在夏天一直都有火灾。那里的火灾难道不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吗？

希克勒（Hickler）： 是的。火灾是那里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地中海地区，盛行所谓的冬季雨气候。那里夏天非常干燥，有利于火灾的发生。植被已经适应了这一点。但您不应忘记：绝大多数起火源来自人类。自然引发的火灾——例如由闪电引起——极少。钻孔芯中的木炭颗粒表明，地中海地区一直以来偶尔会发生火灾，但自从那里居住的人口增加以来，火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早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人们就通过放火来清理植被，以开辟农用土地。

《镜报》： 也许他们通过这种受控的焚烧，预防了大规模灾难性火灾的发生？

希克勒： 的确，我们不应忘记，人口中心周围的景观曾被非常密集地利用。那里几乎没有森林。土地被羊群和山羊过度放牧，就像在农村人口外流开始之前的西班牙部分地区一样。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与 200 年前，甚至 1000 年或 2000 年前相比，如今欧洲拥有更多的生物量和更多的森林。自从我们燃烧化石燃料代替木材以来，森林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景观中。而这些森林现在为火灾提供了燃料。

《镜报》： 荷兰的科学家刚刚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的观点是：南欧的森林火灾风险在增加，但火灾数量在下降。这怎么可能？

希克勒： 这表明我们并非在变化面前无能为力。大多数火灾是人为造成的，无论是蓄意还是过失。显然，减少起火次数已经取得了成效。得益于更好的灭火和监测，尽管天气导致的火灾风险明显增加，但火灾数量却在下降。

《镜报》： 法国或西班牙最近的发展情况听起来并不像是一个下降趋势。

希克勒： 的确如此。最近的记录与这一趋势相矛盾。在德国，我们也经历了数年被焚毁面积达到 3000、4000 或 5000 公顷的情况，远高于长期平均值。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我认为目前正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镜报》： 也就是说，灭火工作已经无法跟上气候变化的步伐了？

希克勒： 我担心如此。例如在西班牙，人们在灭火方面非常有经验。那里有良好的监测系统和大量的消防力量。尽管如此，在这些极端年份里，他们已无法掌控大规模的火灾。我担心我们必须面对火灾面积和损失将增加的现实。

《镜报》： 对此能采取什么措施？

希克勒： 良好的监测至关重要。例如在勃兰登堡州，还保留着东德时期的瞭望塔。以前那里坐着一个拿着望远镜的人，现在被一个带有 AI 的摄像头取代，它可以非常早地识别出任何烟雾迹象。此外，卫星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监测。另一个因素是我们如何规划森林：针叶树更容易燃烧，而那些被小蠹虫杀死的针叶树更是如此。相比之下，阔叶混交林通常较不容易燃烧。

《镜报》： 模型对德国的预测是什么？

希克勒： 明确的是，天气会变得更热。全年的降水量可能不会发生剧烈变化。但是它们

冬季的降水量倾向于增加，而夏季则变得更加干燥。可以说，我们的气候正在向西南方向迁移数百公里，从而向夏季干旱和火灾风险的方向偏移。如果这一点得到证实，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教科书必须重写。

镜报： 您是指什么？

Hickler： 我们生活在一种夏季多雨的气候中。总降水量虽然不是很高，但我们依然拥有绿色的夏天。如果我们未来经历极度干燥的夏天，我尤其担心山毛榉，这是一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树种。山毛榉并不适应火灾和极端的夏季干旱。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将面临多少气候变化？

镜报： 根据模型，什么时候会出现山毛榉林被毁的情况？

Hickler： 我们不知道，目前的模型对此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使夏季降水量保持不变，由于温度升高导致蒸发量增加，气候也会变得更加干燥。但如果夏季降水量减少 10 或 20, 甚至 30 百分比，那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平均值的改变，而在于极端事件。

镜报： 您是指像我们在 2018 年经历的那种创纪录的干旱？

Hickler： 正是。从那时起，云杉——曾经德国林业的“面包树”——在许多地方大面积死亡。哈茨山脉出现了触目惊心的画面。法兰克福附近的陶努斯山现在看起来也与之前完全不同。

镜报： 我们目前是否正在经历一场与 80 年代相当的森林死亡？

Hickler： 是的，而且更加可怕。当时我们能相对简单地解决原因。通过为工业设施安装烟气过滤器和为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可以控制当时损害树木的酸雨。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

镜报： 火焰是否有一天会出现在波茨坦门前，就像在波尔多那样？

Hickler： 如果能成功遏制气候变化，我们就能控制德国境内的火灾。我们不会经历像在波尔多西部看到的那种事件。否则，不能排除发生此类事件的可能性。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波茨坦确实是一个潜在目标。勃兰登堡州非常干燥，那里有沙质土壤，生长着许多单一的松树林。这种环境非常易燃。

采访：Johann Grolle

»哈茨山脉触目惊心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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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AfD 时的盲点 极右翼极端主义 AfD 改变了政党体系。 民主力量最终应当扪心自问，在何种条件下它们能够改变这个极右翼政党。 作者：Michael Zürn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政党在今年春天以出人意料的高票被投票罢免。与此同时，由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挑起的针对伊朗的战争，这位美国总统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而 AfD 呢？它正经历着相反的趋势。自 4 月以来，它在全国范围的民调中领先于联盟党。在即将举行选举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它甚至大幅领先。也许这只是一个瞬间的快照，但这不太可能。

如果 AfD 的崛起在短期内根本无法阻止会怎样？如果反对党中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飞升势不可挡，且只有在它们执政并随后遭遇选举失败时才能被阻止，那会怎样？这种前景令人不快。但正因如此，人们不应简单地忽视它。因为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即极右翼政党在处于反对党地位时几乎无法在政治上被有效打击——那么建制政党的政治任务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重点将不再仅仅在于防止或至少限制某个特定政党的成功。这时会出现第二个几乎未被讨论的问题：民主制度能否影响像 AfD 这样威权民粹主义政党所采取的性质？一个聪明的民主制度——即支撑它的政党和机构——应当恰恰这样做。它不应只询问如何压制对手，而应同样询问，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对手是成为像特朗普那样肆无忌惮的反民主人士，还是成为像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那样的政治家。后者虽然同样推行至少在部分方面属于右翼民粹主义的政策，但并不积极旨在摧毁民主政治体系。

这正是德国辩论中的盲点所在。几乎所有的建议都被用来评判它们是削弱还是加强了 AfD。相反，几乎没有人询问是否以及如何改变该政党本身。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及其机构如何组织以及如何对待其对手，这不仅影响选举结果，还会改变政治生涯、党内权力关系，从而在长期内改变政党的性质。机构不仅是防御工具，也是政治筛选和社会化的机制。

这一视角为当前的许多争议提供了另一种观察方式。它表明，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最近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描述的策略是短视的。他表示，必须通过治理将 AfD 剔除。因此，关于如果这不起作用该怎么做，他不想考虑。这也表明，人们不应将禁止政党的讨论仅限于 AfD 是否能继续存在的问题。因为关于禁令的讨论一方面集中在这样一个禁令是否——

在法律上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性。其次，人们在讨论，禁止一个在某些联邦州预计将获得 40% 或更多选票的政党，是否与民主原则和多数票投票制相兼容。借鉴伟大的宪法理论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的观点，有些人基于原则性理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对于凯尔森而言，民主赖以生存的是关于世界观的争论。因此，民主必须保护意见的公开竞争，且不得设立一个能够权威地定义某种政治真理的机构——而联邦宪法法院通过禁止政党将会这样做。我认为对禁止政党持绝对否定态度过于激进。但拒绝禁止政党也有其实际原因。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个想法，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这个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激进程度。

在埃尔福特 AfD 党代会上的桌子： 影响对手 --- 镜报 33 / 2026 辩论 51

那么，首要问题是：禁止之后，威权民粹主义运动会如何演变？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底层的运动和情绪会因此简单地消失。如果 AfD 被禁止，可以肯定的是，该党的成员和支持者将继续活动，并尝试建立一个继任组织。在此过程中，不同派系和阵营之间很可能会出现竞争。而且有许多迹象表明，在禁令之后，反而会出现一场激进化竞争。谁能最明显地展示出对体制的敌对，谁就能赢得这场竞争。从中长期来看，禁止政党并不能简单地消除威权民粹主义运动——这种运动在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相反，它会受到影响，且并非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德国可能会出现一个更激进的替代方案。但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民主国家应该做的。尤其是考虑到 AfD 就像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一样，本身就属于成熟富裕民主国家中那些已经激进化、而非——至少在修辞上——变得温和的威权民粹主义政党。

是否存在能够产生相反效果并有助于使其温和化的政治措施？有一些值得尝试的方案：可以取消对 AfD 的国家政党资助，这在《基本法》第 21 条中被列为一种可能性。国家为什么要资助那些将自己视为现有秩序对手的政党？在公众面前，取消国家政党资助可能比完全禁止政党更容易获得正当理由。就连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也曾对此感到好笑，认为民主制度竟然为它的对手提供了攻击自身的资金。最重要的是，取消政党资助产生的激励机制与禁止政党不同。组织将继续存在，但会失去大量资源，或者至少必须面对资源损失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会产生强烈的兴趣去采取一个更温和的路线，如果这样做能够维持或恢复获得国家资助的渠道。因此，这一工具可以在不将该党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的情况下改变该党。

类似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剥夺那些特别激进且明显违宪的官员的被选举权来实现。这样他们就不能再被选入公职。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作为组织依然得以保留。那些在党内代表最激进路线的人，将更难被提名为候选人。因为政党会非常清楚，相关人员可能会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如果激进势力因为这两项措施而无法再获得有希望的名单排名和领导职务，那么他们对政党战略方向的影响力也将随之削弱。由此，党内的权力关系可能会发生转移。随着这一发展，媒体也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党内那些不具备最大丑闻潜力的成员，而不是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激进分子身上。这同样会影响党内的权力平衡。反对意见显而易见：如果有人要求的是影响力而非排除，那么在逻辑上是否也必须质疑“防火墙”？至少，这个问题值得提出。因为 AfD 在议会中被广泛孤立以及被排除在外的经历，也促成了其激进化。这增强了那些恰恰通过公开地与他人及政治体制划清界限来获取政治成功的势力。相反，让那些相对可靠的 AfD 政治家在制度上获得更多参与——例如在不涉及安全问题的议会委员会中——可能会增强温和派成员的力量。为了在这些委员会中成功开展工作，可靠性、专业能力和妥协能力将比公开的体制反对立场更为重要。正因如此，党内那些对议会效能感兴趣的人可能会获得影响力，而纯粹的阻挠政治家则会失去分量。同时，通过获得的经验，可以更容易地识别出哪些人员并非本质上在破坏体制。这绝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参与都是有意义的。选举一名委员会主席与参与政府组阁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每一项具体措施都必须根据其潜在收益是否大于赋予自由民主制反对者权力的风险来评估。从“制度影响行为”这一认知中，不能直接推导出政治行动。它仅仅扩展了我们评估政治策略的标准。视角转换至关重要。只要 AfD 仅被视为被排斥的对象，问题的一个核心部分就将保持不可见。问题不仅在于如何限制 AfD，同样在于民主制度通过自身的制度能孕育出什么样的 AfD。这或许正是 AfD 辩论中的盲点。防御性民主的经典理念依然不可或缺，但它可能已不再足够。一个聪明的民主制度不仅会询问如何限制和削减其对手，还会询问它为对手设置了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以及由此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参与者。用当下的术语来说：除了等级制度强制执行的禁令外，还会出现一种“助推”（Nudging）。这可能是更聪明的方式。并非所有短期内展现强势的手段都能在长期内带来更好的结果。

S 迈克尔·楚恩（Michael Zürn），1959年出生，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全球治理部门主任，柏林自由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Florian Gauthier / photofest / 1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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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遣返摩洛哥的移民 “妈妈，我要去欧洲”

休达的孩子，尸体回收 --- 镜报 33 / 2026 53 移民 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游向西班牙飞地休达，许多人溺水身亡。二十多名移民向《镜报》讲述，摩洛哥安全部队将他们推向边境。这是一次还原记录。在死里逃生后，苏莱曼·格里恩（Souleymane Griene）爬上了墓地休息。三天来，他在休达的白色墓碑之间露天而眠，仅用一条毛巾当毯子。他的脚上穿着两只图案略有不同的 Lacoste 鳄鱼品牌拖鞋。他 20 岁，紧张地啃着指甲，小腿上留着被锋利岩石割开的伤口。这个周一，他与五名朋友坐在一棵橄榄树下。他们是来自摩洛哥北部城市克萨尔-凯比尔（Ksar-al-Kebir）的同学。他们都受过培训，但没有工作。他们说，自从该小组在周四下午游过摩洛哥与西班牙边境以来，还有另外两人失踪。格里恩很有信心很快能从这里前往欧洲大陆，无论是乘飞机还是乘船。西班牙是个好地方，他的叔叔已经住在那里，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 RS6。格里恩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将手臂撑在草地上：“我在摩洛哥的父亲没有车——他骑自行车。”格里恩说，作为一名汽车修理工，他的收入折合 700 欧元。他相信在欧洲，收入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格里恩和他的朋友们从未去过那里，但他们在 Instagram 上见过欧洲：美丽的公园、干净的街道，以及年轻男子展示一捆捆钞票的视频。他认为，在那里，年轻人也能负担得起组建家庭。他们目前仍只能在远处眺望欧洲，在海的另一端可以隐约看到西班牙海岸。他在学校之外学了零星的德语，他正在寻找一个词。“休达对我们来说，怎么说……libertad……自由。”上周，这些朋友在摩洛哥新闻网站 Hespress 的一段视频中看到通往休达的边境似乎开放了，于是他们每人凑了折合近 20 欧元的钱，六小时后在边境城镇夫尼德克（Fnideq）下出租车，走向围栏，用保鲜膜将智能手机防水包裹——然后游过大海抵达休达。“感觉像是一场冒险，”他说。他说，在海滩上他们就经过了三具尸体，水里游的人更多。他说：“起初，我对大海的恐惧，还不如对没有未来的生活的恐惧那么深。”休达是历史的一个奇迹：一座位于非洲土地上的西班牙城市，自 17 世纪起便是如此，如今它是位于对面大陆上的欧盟领土。从摩洛哥边境城镇夫尼德克到休达的路程很短。许多持有工作许可的人每天往返。这座城市位于一个伸入地中海的半岛上，三面环水，第四面由三道边境围栏加固：其间是一条宽达 700 米的无人区，由高科技设备和大量摄像头把守。摩洛哥每年从欧洲获得数百万欧元，以确保没有人能通过这条边境非法入境。此前，只有经由海上的路径几乎没有安保措施，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道天然屏障。直到上周。

就像那些来自克萨尔凯比尔（Ksar-al-Kebir）的八名年轻人一样，在过去的几天里，至少有 50,000 名移民进入了这座拥有 84,000 名居民的西班牙飞地。一些报告甚至提到 60,000 或 80,000 人。这在当地是一个历史性的高数字。这次大规模涌入并非由像 2015 年难民危机那样的战争所引发，而可能是由于 TikTok 等社交网络上的数百条，甚至数千条视频和照片，其中传播了边境据称已经开放的消息。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人生中一次机会。对于许多摩洛哥人而言，休达是另一个世界的富裕前哨，那里的生活更好。它是自己大陆上一块充满希望的欧洲土地。于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妇女和儿童纷纷到来。他们紧紧抓住轮胎，穿着衣服游泳，彼此搀扶，水中拥挤不堪，恐慌中有人将他人拽入水底。根据目前的资料，至少有 141 人死亡。这次大规模涌入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危机。这些画面展现了失控的状态，而这正是欧盟自 2015 年以来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即便大多数抵达者在几小时内就离开了休达，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水和食物，且在没有有效证件的情况下无法通过海路前行，这一点也无法改变现状。到本周初，大部分移民已返回摩洛哥。此后，全世界都在询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欧盟立即公开发生争执，意大利暂时暂停了与西班牙的申根协议，27 位国家和政府首脑中的 22 位在信中批评了西班牙，其中包括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过去的几天里，《镜报》与边境两端的二十多个人进行了交谈。移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报告称，他们是被摩洛哥安全部队驱赶过境的，且通常伴随着暴力。“他们殴打我们，为了让我们继续前往西班牙，”一名摩洛哥青年说道。苏莱曼·格里恩（Souleymane Griene）也报告称，他们受到棍棒威胁并被不断推搡。“他们殴打我们，并将我们推向大海。”一名来自相邻边境城市的商人也来了，他想看看他那些较富有的客户是从哪里来的。还有 15 岁的学生，他们在早晨与父母告别，带着零用钱和 iPhone 出发前往欧洲。一名 17 岁的足球运动员说，她是为了逃离暴力的父亲。他们中的许多人乘坐拼车、摩托车或巴士从全国各地前往摩洛哥边境城市夫尼德克（Fnideq），最后两公里步行前往。只有一个人提到了走私者。他们一致讲述道，在围栏处没有人拦住他们。他们游过大海绕过边境围栏，随后直接爬过欧洲外部边境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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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这些洞是如何产生的尚不清楚。街头流传着关于休达冲击事件起因的各种离奇故事：阿尔及利亚、美国、以色列——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纵。但对于这些可能的解释，没有任何证据。许多人猜测，摩洛哥政府想给西班牙一个教训。此前曾有一个先例：2021 年 5 月，在关于摩洛哥控制的西撒哈拉的争端中，摩洛哥让边境管制松懈了两天，约 9000 人进入休达，其中至少 1500 人是未成年人。

这一次同样可以找到摩洛哥政府可能感到不满的原因：7月中旬，西班牙政府首脑佩德罗·桑切斯前往阿尔及尔，会见了总统阿卜德勒马吉德·特本，旨在经过四年的外交危机后，使与摩洛哥宿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正常化。此外，作为摩洛哥密切合作伙伴的美国，也与西班牙之间存在未结的账目：马德里批评了特朗普的伊朗战争，并拒绝让美国人使用西班牙基地。本周，美国国会中的特朗普阵营将西班牙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称为位于“摩洛哥领土”上的“由西班牙管理的城市”。几天后，数以千计的人字拖在海中漂浮，背包和游泳圈在海滩的浪花中起伏。唯有紧邻围栏的地方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当上方散步道上精疲力竭的移民被军队驱赶回边境时，下方的浅色沙滩被细心地清扫过。人们在不久前还有人溺水的地方游泳。据推测，休达目前仍有 2000 到 6000 名移民，西班牙军队和警察以日益敌对的态度将他们聚集在一起，部分人被装在军用卡车上，大多数则是步行。周六首批商店重新开业时，部分地段有士兵排成两列。Lidl 超市前停放着装甲车。自周末以来，军队以车队形式在城市中巡逻，宛如在战争地带。从周一开始，可以看到西班牙外籍兵团（Legion Española）的士兵。几天来，市内的所有酒店都被安保人员订满。来自本土的警察也在继续增援。尼维斯·卡斯塔尼奥说，看到移民在她关闭的咖啡馆前受苦让她感到心痛。“但我怎么能养活 50,000 个人呢？”她在休达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ña）经营着 Correos 咖啡馆，那里的房屋风景如画，街道干净：那是位于非洲最边缘的一块古老西班牙之地。在这里聚会的当地人给他们的番茄面包（Pan con tomate）慷慨地淋上橄榄油。许多人是经济状况良好的老人，皮肤晒成棕色，气氛显得压抑。不少人讲述道，他们因为恐惧在家里把自己关了好几天。如果晚上家里的门开着，现在经常会有紧张的邻居过来提醒他们关门。“摩洛哥人想要夺回休达和梅利利亚，”一名退休人员说道。54 岁的尼维斯·卡斯塔尼奥一生都住在休达，她报告称，在“入侵”发生的前几天，就已经有零星穿着潜水服的青少年在街上走动。起初她没想太多。然后，在周四早上，她的摩洛哥同事给她看了视频。“看，他们翻过围栏进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对我这样说。不久之后，街道上就挤满了浑身湿透的青少年。卡斯塔尼奥收起了咖啡馆的遮阳伞并把自己反锁在屋内。整个城市都如此对待。在 Parque Ceuta 购物中心，中午时分卷帘门被拉下。当地企业家协会周五建议关闭所有商店，官方理由是出于对“顾客、员工和业主”的担忧，并称这是应警方要求。这座城市像刺猬一样蜷缩了起来。数万人在西班牙领土上突然陷入没有水和面包的境地。许多人在周五就已经返回摩洛哥。现在争论的问题是：西班牙是否应对这种情况负责——或者这是否是一次混合攻击的目标，甚至得到了摩洛哥政府的支持？目前证明的事实很少。西班牙报纸《国家报》（El País）还原出，一些匿名的 TikTok 账号声称边境已经开放；这些视频和账号随后从该平台上消失了。

拉巴特的政府否认参与其中，并将责任归咎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根据该裁决，试图通过游泳抵达休达的人员不得被立即遣返。该观点认为，与围栏不同，海上边界并非一个可以被逾越的物理障碍。—— DER SPIEGEL 33 / 2026 外国 55

Anna Sormsch, Sarnia / SPIEGEL (3) 基于此，社交网络上形成了一种动态趋势。摩洛哥政府表示，早在7月就已警告马德里；其自身的安全部队无法阻挡如此数量的人群。马德里方面则表示对此类警告一无所知，国家情报局（CNI）未获得任何线索。政府首脑佩德罗·桑切斯称这是对国家领土完整的一次攻击，并认为走私者应承担责任。西班牙反对派要求进行调查。

周日晚上，数百人在休达的国王广场（Plaza de los Reyes）当地政府大楼前聚集，他们担心类似情况会再次发生。他们挥舞着西班牙国旗，齐声高喊：“我们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休达不卖”以及“佩德罗·桑切斯，你这个婊子养的”。许多休达居民要求政府加强边境管制并增加警力。右翼集会与反抗议活动交织在一起。就在此前，极右翼政党Vox的党魁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Santiago Abascal）访问了休达；保守派人民党（Partido Popular）主席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Alberto Núñez Feijóo）同样到访。奥地利极右翼分子马丁·塞尔纳（Martin Sellner）也在城中。

在克劳迪奥·巴斯克斯上尉街（Calle Capitán Claudio Vázquez）的一条侧街上，立着两道黄色建筑围栏。一些年轻男子在看守着它们。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根高尔夫球杆。他说自己其实是丹吉尔的一名意大利菜厨师。当西班牙军队的装甲车驶过时，他和邻居们向其欢呼。

与现在经常被暗示的不同，休达并非白人欧洲的前哨。超过40%的人口是穆斯林。新生儿中最常见的名字是穆罕默德。许多人生活在混血家庭中。

自周末以来，可以观察到西班牙安全部队正将一些人带往边境，其中部分还是儿童。对于一些受伤者，士兵会帮助他们离开该国。周一，一名外籍兵团士兵出现在海滨大道上，推着一个哭泣的男孩。男孩说他12岁，来自摩洛哥。“不要回摩洛哥，不要，”他喊道。直到一名路人和观察员提醒该士兵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在未经个案审查前不得被驱逐——士兵才放开了他。

数百名未成年人仍滞留在城中。一些人讲述，他们是被父母送来的，部分则是自行出发。目前已有862名青少年被接管照顾，人数每天在增加。两所学校现在将被改为应急避难所。《镜报》在本周初访问了市郊一个工业区内的应急避难所，数百人坐在户外，其中包含许多女孩。她们讲述了遭受骚扰的经历，并聚集在这个地方，因为她们在其他地方感到不安全。

进入该市的数万名人员中，绝大多数是摩洛哥人。但其中也包括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员，他们已在前往欧洲的途中徘徊多年。在飞地西北部的跳板海滩（Playa del Trampolín），其中一组人聚集在篝火旁。27岁的塞内加尔人巴耶·加纳·普耶（Baye Gana Pouye）靠在一根树干上坐着。他没穿鞋，身上披着一条毛巾代替毛衣。在他身边是苏丹人、科特迪瓦人、喀麦隆人和冈比亚人。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且不安。他们曾想象中的欧洲并非如此。

Pouye 自 2024 年 12 月起一路向北。他经冈比亚抵达摩洛哥的丹吉尔。当时他正准备祈祷，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关于休达的消息。他匆忙打电话给在塞内加尔的母亲说：“妈妈，边境开放了。我要去欧洲！”为了尽快出发，他甚至留下了自己的工资。他说，在边境他才发现，至少对他来说，边境并没有开放。摩洛哥人被挥手放行，而警察却试图将像他这样的黑人推回去。他也讲述了被殴打的经历。早在海滩上，他就不得不跨过四具尸体。当时天色漆黑，波涛汹涌。“我擅长游泳，”他说，“但那些不擅长游泳的人日子非常艰难。”他的左脚在岩石上受伤了，但起初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心中只想着欧洲。Pouye 失去了鞋子和裤子，失去了钱和手机。他说，他现在拥有的唯一东西就是母亲的电话号码。当他用记者的手机给她打电话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这是一个试图让父母不再担心的孩子的声音。对于 Pouye 来说，几乎没有理由回去。在摩洛哥，黑人比在这里更不受欢迎 —— 56 海外 镜报 33 / 2026。警察有时用刀对待他们，芙尼代克（Fnideq）的巴士司机拒绝载他们前往边境。周末，紧邻边境的一家名为“欧洲之门”（Puerta de Europa）的酒吧关闭了。紧随其后，在周初，摩洛哥人一次又一次地被西班牙军队的平板卡车送往边境的禁区。谁是因为精疲力竭而自愿离开，谁是被强迫离开，尚不清楚。一些上周兴奋地抵达这里的人高喊着“Viva España!”（西班牙万岁！）。而现在，在进入西班牙的最后几米，有些人则在喊“Fuck you, Ceuta”（去你的，休达）。在边境另一侧的摩洛哥城市芙尼代克，人们时刻注视着欧洲：邻城休达。人们能看到建筑的轮廓，夜晚的灯火，听到那些去过“对面”的人讲述的故事。人们呼吸着与邻居相同的空气，然而围栏、检查以及人们缺失的证件，将两个世界分隔开来。芙尼代克的市场挤满了从那座禁城回来的人。男人坐在遮阳伞下，出售姆巴佩以及摩洛哥国家队的足球球衣。许多人不想说话。城市各处都站着警察，军车不时驶过。回归者之一是 16 岁的萨米尔（Samir）。背包在他瘦小的身体上显得松垮，脸上还粘着沙子。他说，他刚从休达回来。“我的哥哥没能成功，他只活到了 20 岁，”他几乎是随口说道。他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吗？“不，她会晕过去的。”萨米尔讲述道，他来自扎戈拉（Zagora），那是距离芙尼代克约 1000 公里、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一座绿洲城市。在他身后是一场艰苦的跋涉：乘巴士前往阿加迪尔，继续前往卡萨布兰卡，乘火车前往丹吉尔，然后乘车。现在呢？萨米尔说他有一个计划。“我要在西班牙当理发师。”他说自己并不悲伤。“我会再次尝试。进入欧洲只是时间问题。”像萨米尔这样年轻的男子和半大的孩子，作为 Z 世代的一员，在摩洛哥已看不到未来。去年 10 月，他们的挫败感在“Gen Z 212”抗议活动中爆发：这是一个松散的数字化青年运动，以国家区号 +212, 命名，在短短几周内引发了所有大城市的示威活动。15 至 24 岁之间的摩洛哥人中，超过三分之一失业且未接受培训，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完全放弃了找工作。

这位刚刚庆祝登基周年纪念的国王，在许多人眼中被视为不平等的象征：当国内的年轻人不得不苦苦支撑时，他却经常出现在巴黎。在夫尼德克（Fnideq），许多人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如果我在那边，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会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是一场游戏，而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上当了，”38岁的尤塞夫（Youssef）说道，他蜷缩在夫尼德克的地面上，身边放着一杯薄荷茶。他也曾前往休达，“因为害怕错过机会”——以及为了照顾他的家人。“在摩洛哥，不能做到这些的男人毫无价值，”他说。他提到自己对边境上的摩洛哥警察感到惊讶，他们甚至鼓励摩洛哥人游泳过去。这里的一些人解释说，安全部队提供了支持，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兄弟准则”：人们不会剥夺任何人前往欧洲寻求更好生活的机会。尤塞夫不想再尝试一次了。“我见过了死亡。”就在他身边，一对幼儿的父母溺水身亡，随后孩子被西班牙警察独自拖上岸。当他抵达休达时，还有几家商店开门。他用摩洛哥迪拉姆买了金枪鱼和面包。他讲述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同胞抵达，休达的商店突然全部关闭。没有食物，没有水。夜晚他在街上睡觉。周五，他走回了摩洛哥。“我几乎饿死了，”尤塞夫说。那么欧盟呢？ 因为休达问题，欧盟先是公开地产生分歧，随后又迅速达成一致，快到关于责任的真正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在周二于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内政部长紧急会议上，那些几天前还要求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的政府，现在却赞扬西班牙的危机管理。摩洛哥的角色没有被正式提及——因为太敏感。拉巴特太重要了。欧盟甚至计划扩大与该王国的伙伴关系：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协调，更多的依赖。谁控制边境，谁就掌握更大的筹码。拉巴特知道，布鲁塞尔也知道。西班牙目前最显眼的回应是一个500米长的浮动浮标屏障，自周六起安装在塔拉哈尔（Tarajal）防波堤的水域中——这里正是大多数人游泳通过的区域。屏障高出水面30至70厘米，深度可达一米，旁边有西班牙国民卫队（Guardia Civil）的船只巡逻。虽然它可以被逾越，但逾越了这一物理屏障的人仍可能被直接遣返。这些是对如何阻止人们到来这一问题的回答——但不是对他们为何到来以及为何会一次次尝试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大规模逃亡三天后，三个男孩坐在丹吉尔的巴士站，都穿着人字拖，桌上放着一根充电线和匆忙用餐后的残余：面包屑、几个蛋壳、一个四联包果汁。他们刚刚从休达回来——不是因为警察或恐惧，而是因为饥饿。Hussein, 18, Marwan, 19, 和 Mohamed, 18, 是来自阿加迪尔（Agadir）最好的朋友。他们也是因为社交媒体而出发的。“在海里最糟糕的是尸体，”胡赛因说。一个男人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大概三十多岁，皮肤已经发绿。胡赛因摇了摇头。尽管如此，胡赛因说：“欧洲依然是一个我不会放弃的梦想。”他们不想听关于欧洲也有问题的话。“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欧洲不是天堂，但我的心将在那里得到安宁，”穆罕默德说。“在欧洲，人有受教育权和医疗权，”胡赛因说，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那里红肿发炎了。“在那里，我可以直接去医院。”

而且他们有计划：马尔万和穆罕默德想要开理发店，侯赛因则谈到了进出口贸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欧洲就是我们的未来，”他说。首先，他们庆幸自己幸存了下来。但很快，他们想买上脚蹼和潜水服，并在自己的海域进行练习。然后再次游向彼岸：前往梅利利亚。另一个西班牙飞地。

佐伊·卡默曼，卡特琳·昆茨，扬·彼得，杜尼亚·拉马丹 5 --- 镜报 33 / 2026 国际 57

“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恐怖平衡” 安全 绍利·尼尼斯托比大多数欧洲政治家都更了解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这里，他谈到了普京对西方的敌意，以及为什么欧洲仍应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尼尼斯托出生于 1948 年，在 2012 年至 2024 年期间担任芬兰总统。这位保守派政治家是其国家加入北约的早期支持者，但与此同时，他与邻国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保持着密切关系。尼尼斯托被视为欧盟与俄罗斯对话的潜在调解人。

镜报： 尼尼斯托先生，您要求欧洲必须寻求与俄罗斯对话。如果我没理解错，您关注的不仅仅是乌克兰。那么您关注的是什么？

尼尼斯托：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所谓的欧洲安全架构。俄罗斯多年来一直想讨论这个问题，2021 年——在袭击乌克兰之前——他们就曾就此与美国人进行过讨论。随后，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唐纳德·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面后，这个话题再次出现。

镜报： 2025 年提出了一项俄美终止战争计划，其 28 个要点涉及的内容远超乌克兰本身。例如，其中就建议为欧洲制定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尼尼斯托： 如果要讨论欧洲安全架构，欧洲人无论如何都应该在谈判桌前占有一席之地。

镜报： 与俄罗斯对话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尼尼斯托： 这与乌克兰战争结束后的时期有关。无论与乌克兰签署的和平协议最终如何，我确信它都不会让俄罗斯满意。一条敌对的边界将贯穿欧洲，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而且普京本人也发生了变化。

镜报： 怎么变化了？您比大多数欧洲政治家都更了解他。

尼尼斯托： 我已经多年没有与他接触了，但我可以想象，他现在充满了愤怒，甚至是对欧洲人产生了真正的仇恨，因为欧洲人一直以来都在帮助乌克兰。我们在奥斯陆、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和柏林的机场上空看到了无人机，我们经历了海底电缆被切断、破坏活动。如果我将这一切结合起来，我会将其视为俄罗斯的暗示：看，这就是我们目前能造成的影响。这让我非常担心——一种敌对的氛围，加上这种混合战争手段。这可以严重破坏社会的凝聚力。混合战争不尊重边界，前线无处不在。

镜报： 仅靠对话就能防止这种情况吗？

尼尼斯托： 在 50 年代，出现了核武器这一新问题。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一种恐怖平衡，这促使双方就如何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控制这种局面展开对话。今天，我们首先应该建立一种类似的恐怖平衡，也就是说，确保我们在混合战争中也能造成巨大的破坏。然后，我们应该在第二步与俄罗斯——以及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就如何在仇恨时代避免混合冲突进行对话。

镜报： 那么欧洲是否真的有能力在混合战争中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破坏？

尼尼斯托： 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中情局（CIA）以及英国情报机构能够做一些事情，而我们的欧陆法律传统可能并不允许。为了保护个人权利，我们自己束缚了双手。相比之下，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确保共同安全方面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因此，我们与英国及美国的信任关系至关重要。

镜报： 您是否觉得普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他对战后时代是否有某种愿景？

尼尼斯托： 我喜欢将世界政治比作国际象棋。唐纳德·特朗普在下同步棋：他同时进行多盘棋，并不太在意对手在做什么。而普京则像是在复刻一本象棋教科书：他有一个计划，并一步步执行直到将死。虽然他会注意到对手的行动，但实际上他只想执行那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就是获取乌克兰的领土，并通过上述的安全架构使乌克兰对俄罗斯不再构成威胁。

镜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六月的一封公开信中呼吁普京进行和平谈判。但信中激烈的语气看起来并不像是写给普京的。他暗示了普京的高龄以及政治垮台的风险。您如何解读这一点？

尼尼斯托： 我认为，泽连斯基只是想明确表示，普京不想与他对话。在我还在任期间，泽连斯基至少三次请求我去说服普京与他对话。但普京从未对此做出回应。

镜报：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是否可能升级，甚至波及西方？

尼尼斯托： 我不认为俄罗斯会对北约领土发动常规攻击。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四年了，却没能达成目标。既然在旧战线上已经如此吃力，为什么要开辟新战线？但重要的是，欧洲必须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信号，表明我们很强大。普京认为我们很软弱。

镜报： 但如果我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扩军，这难道不会引发反弹吗？因为俄罗斯会将此解读为威胁。

尼尼斯托： 我不认为俄罗斯的决策层中有人会认真地认为欧洲能够威胁到俄罗斯。

采访：克里斯蒂安·埃施 (Christian E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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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陆呻吟 台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色情制品被严厉禁止。而邻国则在满足这一市场——且手段日益古怪。

作者：Cornelius Dieckmann 和 An Rong Xu（摄影）

在中国湖南省的一栋山顶别墅接待室里，一名市长正坐着接受口交。跪在他面前的女人名叫英。她是那位富有的工业家的儿媳，而这名政治家正是这位工业家的客人。就在刚才，她还在给这两个男人斟茶，这时她的公公带着油腻的笑容低声说道：“英，你应该花更多时间陪陈市长。好好让他高兴高兴，嘿，嘿，嘿。”

现在她跪在那里，市长赤裸，她赤裸，她的公公赤裸，此外还有该政治家的秘书，同样赤裸。

“噢，是的，市长！”英呻吟道。 “让市长把你搞怀孕！”市长呻吟道。

“卡”，导演说。

呻吟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十几个工作人员（主要是二十多岁的男性）在调整摄像机和麦克风，有人在递水，而扮演房主的演员则在徒劳地试图挽回他计划外疲软的勃起。

“太冷了吗？”一名剧组人员轻声问。 “还好。”

几分钟过去了。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等待。市长闭着眼睛自慰。他那疲软的同事也随之效仿，直到他终于低声说了一句“Okay”，表示所需的兴奋状态已恢复。

导演开始倒数：“5, 4, 3, 2，开拍。”

所有人开始呻吟。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早晨，在台湾苗栗山区的一座乡村别墅里——这里是该岛国西海岸附近以竹林闻名的地区——正在创作的是一部典型的色情片。一部情节少、性爱多的低俗电影。由台湾人构思，在台湾制作，由台湾演员出演。只不过，他们在片中假装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们的客户在那里。

《浩叔叔和他的女人》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国湖南省衡山县。全剧三集，每集约一小时：房主浩叔叔患有勃起功能障碍，他在剧中从一家国营化肥厂的普通员工一路攀升为上流社会人士，与各种女人发生关系，并与权贵建立网络。

场景设定很贴切。湖南是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故乡。

“我们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我们在中国拍摄，”饰演儿媳英的艾希（Ai Xi）说道，“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持这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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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AUSLAND 59

拍摄前几天，她坐在位于新北市的 Model Media 制作公司工作室里，新北市是围绕台湾首都台北的大都市区。艾希是她的艺名。在现实生活中，这位 29 岁的女性有另一个名字，她希望保护自己的隐私。

“台湾的色情产业，”她说，“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敏感的。”

艾希刚刚完成了即将到来的拍摄的服装试穿。她穿着一件深 V 领连衣裙，戴着一条细项链。她坐的布景模仿了一座带有木质浴缸的古老妓院。美学风格：清朝，中国帝国时期。

艾希说，她在这里也曾在镜头前发生过性关系。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毕竟，她的生意就是幻象。

“观众想要一种感觉：这些女孩对我来说是触手可及的，她们可能就来自我的社交圈，”这位演员解释道。在台湾，人们和在中国一样说普通话。共同的母语是色情写实主义的关键。只有有时需要一些自我审查。艾希（Ai Xi）讲述道，她和同事们在拍摄时会特别注意，只使用中国常用的阴茎称呼，尽管在台湾几乎没人这么用。“否则泡沫就会破裂。”这种商业模式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自由的台湾，拍摄色情片不受处罚，而在中国，制作和传播“淫秽内容”被严厉禁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凭分发就可能入狱。当然，人们依然在看。而且看得更多。有统计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用户占据了全球色情消费的四分之一以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因此，尽管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坚定地威胁有一天要强迫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但台湾色情片却以相反的方式，毫无顾忌地占领了中国市场。对于电影制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幸运的机会：中国拥有 1,4-Milliarden-Bevölkerung（14亿）人口，提供了数亿潜在观众，但却没有专业的本土制作。于是，艾希为大陆观众呻吟。她说，资本主义是务实的。“尽管我们的客户可能不愿承认，他们能看到我们的视频要归功于资本主义。”艾希出生在台湾，童年在那里度过，随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其父在那里攻读博士。后来，她在加州精英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经济学。“在我的毕业论文中，我将中国的发展政策与西方进行了比较。”大学毕业后，她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之后在台湾的一家对冲基金工作。“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这让我感到极其无聊。”她想要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想尝试不同的角色。”四年来，她一直在拍摄色情片。与此同时，她还兼职教授高中经济辅导，“这样我的知识层面才不会被忽视”。她深知自己行业的矛盾之处。“我们在营销女性。作为女性，我本应反对，但我从中获益。”这是一份职业，而非一种生活方式。当艾希谈论色情产业时，她使用的是“市场均衡”和“消费群体”，以及供给少、需求大的词汇。台湾人口仅有 2400万，相应的色情演员数量较少。这导致台湾女性成为全球报酬最高的演员之列。女性每拍摄一场性爱戏可赚取高达 2700 欧元。几年前，当该行业处于鼎盛时期时，报酬甚至高达两倍。而如果为此在脏话对话中必须将阴茎呻吟为“鸡巴”（中国）而非“肉棒”（台湾），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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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认为色情产业很肮脏。但至少从外部看，今年年初访问时，Model Media 给人的感觉恰恰相反。这家台湾最著名的成人公司成立于 2019, 普通话称为“魔都”，位于新北市一个新开发区的办公楼内。在底层，供应商递送外卖订单；在办公楼层，员工将街鞋换成拖鞋。大约 20 名年轻的台湾男女坐在大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有些人正在午睡，这属于当地的工作文化。

老板 38 岁，自称亚伦（Aaron）。他是一名电气工程师专业毕业生，是个戴着时尚黑框眼镜、很有魅力的家伙。他的名片上写着“制作总监”，没有姓氏，他也想屏蔽自己的私人生活。亚伦讲述道，他以前曾在澳大利亚尝试过做旅游类 YouTuber。现在，他协调着一个约 40 人的团队。“在台湾拍摄时，只有几件事是你不能做的，”他说，“硬核药物、暴力。但如果你拍的是比较温和的电影，政府就不会管你。”亚伦展示了一系列紧邻开放式办公室的布景。一个帝国时期的妓院。一个带有 BDSM 绑缚架和束缚工具的监狱牢房。一间教室。一个存放着高跟鞋以及步枪、警帽和床垫等道具的储藏室。这些都是情色产业的工具——所有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内心可能渴望的东西。“尤其是，”亚伦说，“他们喜欢大胸。”台湾客户对公司来说几乎不重要。他的同胞被宠坏了。随着当地社会自由度的提高，台湾人习惯了免费的色情片。“因此我们需要中国这个不自由的市场。中国人更愿意付费，因为由于审查制度，色情片没有那么多，对他们来说更珍贵。”最大的客户群体是 25 至 35 岁的中国男性。电影通过引导至某个 App 的下载链接进行传播。对于中国当局来说，这比封锁网站要困难得多。一旦安装了该 App，它就稳稳地留在手机里。该 App 已被下载超过 3700 万次。截至 2026 年初，Model Media 每年拍摄 80 至 100 部色情片，大多数是异性恋，部分是同性恋。支付方式是通过信用卡或

1 / 制作总监亚伦 2 / 衣帽间 3 / Ai Xi 内衣中的麦克风布线 4 / 女演员 Ai Xi 饰演儿媳，搭档 Shiba 饰演市长 --- DER SPIEGEL 33 / 2026 国外 61 通过中国的全能 App 微信（WeChat）进行。被监控国家抓获的风险由消费者承担。去年当有传闻称 Model Media 与有组织犯罪有联系时，亚伦和他的同事予以否认。他们的形象是一家干净、进步的企业。在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他们发起了一次众筹活动。亚伦解释说，公司创始人是一位名叫“P 先生”的台湾人，他通常不参与具体经营。此外还有其他几位投资者，亚伦在要求不予记录的条件下，提供了关于他们的少量细节。毕竟，这项业务处于灰色地带。2022 年，中国有 24 人因在禁令下为 Model Media 制作色情片而被捕。“那些人是主动找上我们，想为我们拍摄的，”亚伦说，“我们认为：好吧，如果你们愿意冒险，那就自担风险。遗憾的是，他们被抓了。”他不知道这些人被捕后发生了什么。现在几乎所有工作都在台湾完成，但不会留下任何迹象。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字幕既使用台湾常用的繁体字，也使用中国使用的简体字。但这并不划算。“我们目前正在尝试是否可以用 AI 处理口音。”使其向大陆口音靠拢。更圆润、更卷舌、更有抑扬顿挫感。“在普通对话中，AI 表现得已经很不错了。只有在做爱的时候，还是有点困难。”

事实并非中国没有讨论性的空间。在上海，每年都会举办为期数日的成人用品展，展出各种性玩具，其中机器人娃娃也越来越多。有 400 多家参展商，参观人数超过 50,000 人。但在广泛层面，共产党营造了一种禁欲主义的氛围。电影中的裸体或性爱场景被审查。政权认为色情内容是享乐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纪律和纯洁道德相抵触。这往往伴随着对性少数群体的压制。去年，数十名热门男同性恋小说流派“Boys' love”的作者被捕。一名作者在 2018 年被判处十年监禁。“中国政府想要培养一个它所谓的‘和谐社会’，”来自威尔士斯旺西大学的媒体学者丁润泽（Runze Ding）说道，

“在中国，许多人在私下里愉快地享受着自己的性生活。但在官方层面，这仍然是一个禁忌。”润泽丁（Runze Ding）是一位媒体与性研究学者，曾对其祖国的性课题进行研究。“领导层认为色情制品具有社会腐蚀性。”丁解释说，在国家限制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如今，许多人在私下里愉快地享受着自己的性生活。但在官方层面，这仍然是一个禁忌。”自1949年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一个对性感到不安的国家。为了娱乐而进行性行为？这被认为是颓废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是非露骨的爱情小说也被归类为色情制品。尽管独裁者毛泽东本人可能拥有放纵的性生活，且根据其中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他甚至拥有色情收藏，但这并未改变其政党压制欲望的指令。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八十年代，色情制品在一次反对西方“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再次遭到打击。随后互联网出现了。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现出的担忧程度，足以说明政权在那些年里的焦虑。一名美国记者询问江泽民，为什么中国要屏蔽某些网站，例如BBC或《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在解释原因时，江泽民离奇地主动谈到了性：他说，网络上“有时也存在有害内容，特别是色情制品，会对我们的青少年造成很大伤害”。专家润泽丁认为，试图让全体民众远离色情制品是徒劳的。他引用了北京大学一名教授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其中，在18至29岁的受访年轻男性中，近80%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看过色情制品。在年轻女性中，这一比例为51%——与此前三次调查相比有所上升。“以前只能从街头小贩那里买到走私DVD，现在在网上很容易就能获得，”丁说。“要么利用VPN访问国外网站，要么找到引导至装满色情制品的虚拟硬盘的微信群。”只要想看，就无法被阻止。习近平的政府尽管如此仍在尝试。在北京西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坐落着“国家反色情非法出版物办公室”。入口处的标牌显示，这个反色情机构与一个“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中心”共用一座大楼。该办公室隶属于中共宣传部门，过去也曾追捕禁忌的政治内容，例如关于维吾尔或西藏独立的报道。然而，北京的这些道德卫道士将大部分工作专门用于打击性电影，例如在名为“净网”或“保护青少年”的行动中。甚至还设有举报淫秽制品的电话热线。在该办公室的网站上，打击色情制品的更新被像奖杯一样展示。其中自豪地提到，在内蒙古，一名销售641个装有色情制品的USB闪存盘的人被判处一年半监禁。在福建，有人因在微信上传播色情视频而被判处三年监禁，共有116名群成员为此付费。警方没收了两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其中包含1500多段“淫秽视频”。其所谓的“非法获利”折合仅为区区260欧元。一名律师在政府网站上警告称，即使不制作色情制品，而仅仅是购买并将其——在私下且无盈利的情况下——转发，也可能会锒铛入狱。

但这能吓住任何人吗？在英国达勒姆大学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刘翀（Chong Liu）于2019年在中国大城市天津的两所高中，就青少年的性意识和色情制品消费情况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男女学生访谈。“需要做大量的信任工作，青少年们才能明白我并没有在审判他们，”她报告称。但在她访谈的28名学生中，只有一两人表示从未看过色情片。“没有人提到这是违法的。这并不重要。无论是在男生还是女生中，都存在一种在房间里共同观看色情片的文化，但这种方式带有某种游戏色彩，从而将道德负罪感降至最低。”尤其是16至18岁的男性青少年强调，他们更倾向于东亚色情片，包括日本的，因为西方视频“令人作呕”。其中出现了太多的肛交。此外，阴毛的样子也不同。刘讲述道，她最长的一次访谈持续了五个小时。“那个年轻人—— 62 海外 镜报 33 / 2026 提出了这么多问题。”这或许也是因为中国学校的性教育有时被敷衍了事。“这可能只是八年级生物书里的两三页：生殖器官、精子，全部是纯科学的。有些学生告诉我，他们的老师跳过了这个单元，因为考试反正不考。” 自学成才者尝试在网上寻找。 例如在91porn网站上，这里就像是中国色情爱好者的中心市场。在那里找不到专业制作，而是私人拍摄性行为的业余视频。在细则中形式化地写着，该页面仅面向“不在中国大陆”的用户。但许多成员在附属论坛的签名档中公开写道，他们生活在北京或广东，在福建或江苏。有些人提供了约会性行为的联系方式。有人自称是“在线BDSM教练”，并提供“亚文化基础入门”。这是一个窥视一个被强加禁欲的社会之渴望的窗口。一名用户写道，他从中学起就开始看色情片。起初他感到愧疚，但很快他就开始在硬盘上收集，容量达数个TB。“当然，我对西方内容不怎么感兴趣，所以我的国外内容不到200 Gigabyte。”他的偏好是“wife-swapping”，即换妻。他抱怨这类电影的获取难度大，大多数是来自台湾或香港的旧片。一名来自河北省、1993年出生的用户在标题为《诱惑大师的学徒岁月》下分享了他的觉醒经历。有一天，一名年长的同学在网吧向他展示了如何寻找裸照。“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虽然我当时还没有秘密地研究这个话题，但我感受到了女性身体的吸引力，从那时起，我对女性身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幻想。”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看色情片。这里的交流是奔放且未经审查的。有人开玩笑地写道：“就像习近总书记曾经说过的那样：房子是用来住的。屄是用来操的。”这是对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次粗俗戏仿，后者曾呼吁中国民众不要将房地产误用作投机对象——此处被改编成了性方面的“及时行乐”。另一些人则发布自己创作的色情短篇小说。正是这些来自中国的业余故事，让台湾公司Model Media将其作为

“作为父亲，我觉得乱伦故事并不怎么好，但中国的客户很喜欢。”

Shiba，一名演员，将许多色情剧本的素材用于拍摄。此外，还有对流行文化成功作品的性化改编，例如中国动画电影《哪吒 2》、韩国社会惊悚片《寄生虫》或反乌托邦剧集《鱿鱼游戏》。是否存在叙事模式、主题或癖好？“比如乱伦，”这位市长说道，露出了一个勉强的微笑。在苗栗山区的拍摄现场，他刚刚在 Ai Xi 的背上射精。现在他已经穿好衣服，只是找不到袜子。在业内，他以 Shiba 之名为人所知，一个 44 岁的友好男人，留着山羊胡，戴着眼镜，讲述着他作为两个孩子父亲的生活。他曾就读于台湾最好的大学学习戏剧学，演过《麦克白》和《亨利四世》。现在，他扮演一名来自中国的市长。或者演乱伦故事。“作为父亲，我觉得这些故事并不怎么好，但中国的客户很喜欢。”另一个典型的情节是这样的：一名普通工人偶然发财，然后与许多美女上床——从苦力变成情圣，就像**经济专家 Ai Xi：“世界上地缘政治最敏感的色情产业”

** 他们今天拍摄的三部曲《好叔叔和他的女人》一样。这个故事是由一名中国业余作者写的，他以“天堂阴茎”的笔名在网上发布。这是一个关于性与阶级跃升的承诺。目前中国经济低迷。Shiba 从 2020 年起开始拍摄色情片。他说，他的妻子对此表示同意。一个月大约有三四天的拍摄日，其余时间他可以做家庭主夫。他与 Ai Xi 合作拍摄过十多次，关系像同事一样。但在面对客户时，他听起来比她更有顾虑。“当我意识到我们是在为中国拍摄色情片时，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他承认道。面对北京政权的持续威胁，许多台湾人对中国持有负面情绪。但 Shiba 说，工作就是工作。只要报酬合适，即使他是异性恋，也会出演男同性恋色情片。这就是供给与需求。

需求依然巨大。

然而，在拍摄几周后，供给发生了变化。Model Media 在 4 月的一篇社交媒体帖子中出人意料地宣布：公司关闭。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公司称由于大量免费流传在网上的盗版资源，盈利能力受到了影响。对于 Shiba 和 Ai Xi 来说，这是一个冲击。这意味着他们今后将依赖自我营销或规模较小的制作公司。那么 Model Media 呢？在询问老板 Aaron 后发现，管理层绝没有放弃。相反，Aaron 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公司派遣团队成员前往中国接受 AI 进修。现在，他们准备在新的公司名称下迈出下一个重大步骤。“我们正在准备向 AI 生成的色情剧集转型。”他展示了一些例子。有些视频具有动漫风格，有些则真实得惊人。“技术的发展速度比我们预想的快得多，”Aaron 说。现在只需按下按钮，就可以设置中国口音，甚至是外语。例如在一段 AI 视频中，一名学生在火车上偷偷解开一名熟睡女性的衬衫。当被剥露的女性醒来时，少年被抓个正着，惊恐地缩了一下。但因为色情片终究是色情片，女人诱惑地对着年轻人低语道：“你为什么不继续？”她用完美的中国大陆口音低语，这口音是在台湾通过点击生成的，完美的幻象。

9 --- 镜报 33 / 2026 国外 63

Jonas Cornelius Thoesen

自愿留级 丹麦

寄宿学校 (Efterskole) 旨在让丹麦青少年为未来做好准备——一次成年生活的试水。政府计划在未来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车间里弥漫着森林的气息。带着松脂味，仿佛门外的树木将香气散发到了室内。木块、锯子和钻头散落在地上。瓦尔德马·隆比·拉森 (Valdemar Lundbye Larsen) 说，他在这里感觉很舒服。这位 16 岁的少年展示了一把斧头和他雕刻的小像。几乎每个下午，在课程和晚餐之间，他都会来到这里。此时，周围的世界对他而言暂时停了下来。

隆比·拉森金发，穿着一条工作裤。十个月来，他一直在所谓的寄宿学校 (Efterskole) 生活和学习，这种学校形式仅存在于丹麦和德国的南石勒维希地区。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意思是“后置学校”。青少年在这里学习丹麦语、数学和英语。但他们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对什么职业感兴趣，以及如何建立并维护友谊。因此，课程表上还包括园艺和民主教育等科目。

学生们住在集体宿舍中，只有在周末才能回家。他们自己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这是一次成年生活的试水。这在丹麦有着悠久的传统。中产阶级的人们将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政客和王室成员也是如此。国家承担大部分费用，其余部分（通常每年数千欧元）由父母承担。

从 2030 年起，这些学校将向更多青少年开放：上一届政府已决定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新的奖学金。隆比·拉森就读的学校名为鲍内赫伊 (Baunehøj)，位于哥本哈根西北一小时车程处。红色的木屋坐落在马场旁，针叶林间闪烁着大海的光芒。学生们步行 20 分钟可到达最近的公交车站。

在这里，家庭一年的费用在 60,270 到 94,542 克朗之间，约 8,000 到 12,650 欧元。部分学生还能通过奖学金或市镇政府获得额外补贴。

通过就读此类学校，青少年自愿延长了他们的学业路径。在完成第九年级（相当于德国的第十年级）后，许多丹麦人可以直接进入文理中学 (Gymnasium)。但自 70 年代的一次学校改革以来，学生可以选择插入一个额外的年份。最近，有超过 23,000 名青少年在约 240 所此类寄宿学校中度过了这一年。

“我们希望创造这样的场所，让学生出于兴趣和好奇心而学习，而不是为了与他人比较，”55 岁的鲍内赫伊校长乌尔里克·古斯·伊弗森 (Ulrik Goos Iversen) 说道。他坐在餐厅里，背景中，青少年们正在为约 100 名同学准备午餐。他们供应辣肉酱、焗烤纳乔和卷饼。随后，他们会打扫厨房，而不会大声抱怨一次。

鲍内赫伊的每位学生都会选择一个重点方向，例如烹饪、设计、骑马或野外生存训练——在这一科目中，青少年们学习生火、露宿野外或划独木舟。这里没有分数或正式考试。学生在结束时不会收到成绩单，而是一份关于他们如何进步的评估报告。

在每周一次的学生议会中，他们讨论各种问题。就在最近，他们决定将手机锁起来两周。

“我们更愿意花时间在一起，而不是被社交媒体分散注意力，”隆比·拉森在从学校自有海滩回来的路上说道。听他的语气，青少年这样思考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

16岁的塞西莉·约翰逊（Cecilie Johansson）说，她在鲍内赫伊变得更加开朗了。“以前我觉得和陌生人说话很难，”她一边在学校花园的欧芹地里拔除杂草，一边讲述道，“在这里没有人会评判你。”在园艺工作结束后，约翰逊想展示她和一名女同学共用的房间。墙上挂着集体照和朋友们留下的便签。很难相信她曾形容自己很害羞。“学生们变得更有自信，对世界的感知也更加敏锐，”伊弗森（Iversen）说道。与教师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一些教师住在校园内，当学生感到沮丧或悲伤时，他们通常是首选的倾诉对象。“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老师也可以是成年朋友，他们愿意在遇到问题时提供帮助。”对于隆比·拉森（Lundbye Larsen）、约翰逊和其他人来说，这个六月的星期是他们在鲍内赫伊的倒数第二个星期。很快，他们将撕下房间里的海报和照片，回到约翰逊所说的“正常世界”。届时他们也将拿回手机。约翰逊说，上交手机对她来说并不困难。她觉得在寄宿学校（Efterskole）里反正也不需要它。

Elisa Schwarze 5 --- 64 国外 镜报 33 / 2026

瞬间：苏菲派 Layene 兄弟会的追随者们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创始人 Seydina Mouhammadou Limamou Laye 墓前唱起传统歌曲。该国约 95% 的人口是穆斯林。主导的信仰流派是苏菲主义，即伊斯兰神秘主义。与许多邻国不同，塞内加尔被认为是稳定的，几乎不受恐怖主义影响。西非专家认为，苏菲主义与塞内加尔人的和平主义之间存在关联的可能性很大。MUK

看看这座城市

感谢共产主义的清凉

巴黎 这个酷暑快要把我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了。因为法国共产党（PCF）给了我清凉，而且还给了我美感——就美学意义而言。如果我去塞纳河里洗澡，我也能获得美感。但最近巴黎气温再次接近 40 度时，我想起 2025 年这座城市那反自由的洗澡规定是如何破坏我河浴乐趣的。虽然共产主义者也并非以自由主义著称，但我还是好奇地接受了法国共产党的邀请：作为一项“兄弟般且团结的倡议”，所有巴黎人都可以进入空调房内的党总部作为避暑避难所。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工人之家”绝对是巴黎最时尚的避暑方式：这座由巴西明星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设计的建筑，完美地见证了人们在 60 年代是如何想象进步的。与意识形态不同，党总部保持了现代感。它是斯大林式浮夸风的反面。仅从外部，那弯曲的立面就令我印象深刻。白色粉刷的圆顶从地面隆起，让人想起一座冰屋——是对抗酷暑的承诺。

随后，我沿着楼梯潜入洞穴般的入口大厅。冰冷的混凝土，冰冷的霓虹灯。最重要的是：冰冷的空气。温度维持在 25 度。我不是唯一在这里寻求庇护的人。这里有数百人。大多数人已经在那个巨大的冰屋里安顿下来，那里平时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开会的地方。他们瘫坐在设计师椅子上，或者直接躺在绿色地毯上，仿佛那里是海滩：老人、带着孩子的家庭、穿着人字拖的文青。在笔记本电脑前工作的学生，玩牌的情侣。圆顶的声学效果减弱了嘈杂的人声。如果闭上眼睛，几乎能听到大海的涛声。

我想，法国共产党很久没有这么受欢迎了，于是我自问：美学和实际的生活帮助，能否拯救一个在上次总统大选中仅获得 2.3% 选票的政党？现在，既然共产主义者接纳了我这个“避暑难民”，我想：如果能这样就好了！

Leo Klimm 在此专栏中，Marian Blasberg, Christoph Giesen, Julia Amalia Heyer, Leo Klimm, Dunja Ramadan 和 Maria Stöhr 轮流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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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AUSLAND 65

USA

战争波及本土

2月下旬，唐纳德·特朗普在没有任何公开辩论的情况下将美国拖入了伊朗战争——如今，他的总统任期因此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就在几天前，联邦调查局（FBI）宣布，至少有七个州的供水系统遭到了网络攻击。虽然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供水受到了操纵，但全国的政府部门和专家都处于警戒状态。伊朗黑客被列为嫌疑对象。如果这一点得到证实，意味着战争已经波及到了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仅仅是白宫主人近期接到的几则坏消息中的最新一条。特朗普的支持率因此跌至历史低点——其中一个推测的关键因素是：7月中旬恢复了对伊朗的空袭。伊朗战争在民众中极不受欢迎。即使在“MAGA”的阵营内部，由于这场冲突，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具有影响力的右翼播客主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早在几个月前就与总统决裂。特朗普的副手 JD Vance 对战争行动的辩护至多也只能算是不温不火。根据一项民意调查，即使在支持战争的特朗普粉丝中，现在的“保留意见”也多于“强烈支持”。最近又出现了低迷的经济数据：增长放缓、通货膨胀持续，供应链和能源市场在伊朗战争的压力下呻吟。对于特朗普在国会的党内同僚来说，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前，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对于许多选民而言，生活成本是最重要的话题。而冲突的解决目前仍遥遥无期。

ASA # 全球视野 # 哪里发送的电子邮件最多？ 2026年8月4日各国*在全球发送电子邮件中的占比，单位：%

• 未标注国家：低于 0,1 % 来源：网络安全服务商 Cisco Talos；与 100% 的偏差系由四舍五入引起

在中国，电子邮件几乎不发挥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像“微信”这样的即时通讯软件占据主导地位。

俄罗斯

“我们希望战斗停止” 尼古拉·雷巴科夫（Nikolaj Rybakow），47岁，俄罗斯小型自由派政党“苹果党”（Jabloko）党魁，谈论作为最后一种抗议形式的选举

镜报： 雷巴科夫先生，中央选举委员会已允许作为唯一反战政党的“苹果党”参加9月的杜马选举。这对您来说有多令人惊讶？

雷巴科夫： 我们一切操作都合法。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镜报： 您的数十名成员此前已被定罪并被禁止参加选举，您也是其中之一。几乎没有观察员预料到“苹果党”会出现在选票上。

雷巴科夫： 之前有人对我们做了很多预言：说我们在6月无法召开党代会，无法制定候选人名单。但我们找到了超过400名候选人，并提交了选举文件。

镜报： 您如何解释这一决定？“苹果党”在选举中是否被用作人们不满情绪的“排气阀”？这种不满正在增长：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在增加，汽油供应也出现了问题。

雷巴科夫： 去思考领导层想要什么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专注于我们自己。

镜报： 但“苹果党”难道不是克里姆林宫模拟选举的一块有用的遮羞布吗？选举早已不再自由。

雷巴科夫： 不，我们不是。我们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领导层应该也很清楚这一点：尽管我们受到当局的压力，成员被定罪，许多人甚至因为自己的立场而失去了自由，但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战斗停止，人们不再互相残杀。如果选举被操纵，我们将再次记录下来。

镜报： “苹果党”为什么还要参加这次投票？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威权体制中，结果显而易见。

雷巴科夫： 对于身处欧洲稳定民主国家的人来说，这也许不太好理解。在我们的国家，决定由一个人做出。选举对我们来说是向普京表达的唯一机会：“我们反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我们想要和平。”在俄罗斯，我们只能在选举时合法地表达观点。这是唯一一次合法的、全国性的抗议时刻。我们只剩下投票站了：我们不能走上街头示威，在社交网络上也无法再随意写下我们的想法。

镜报： 反对派人士鲍里斯·纳杰日金（Boris Nadeshdin）刚刚宣布他已经离开了俄罗斯。他也想参加选举。

雷巴科夫： 我对此深感遗憾。这么多的人被迫离开，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尤其是年轻人。考虑到他们必须在国外生活多久，他们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镜报： 您认为您还能在俄罗斯从事政治多久？

雷巴科夫： 只要我活着。这是我唯一的计划。我想留在这里。

HEB KURT KATHA / SPIEGEL / MAGIS --- 66 记者

一个审视自我的地方

我来，我见，我自拍！ 旅行

利古里亚海岸的小村庄波托菲诺（Portofino）已然成为了极致的向往之地。数以千计的游客乘坐邮轮在此停靠。一个仅有 360 名居民的村庄如何承受这一切？ 作者：Alexander Smoltczyk 与 Maurice Weiss（摄影）

“这些是真的吗？”塔玛拉·斯奈德（Tamara Snyder）——朋友们叫她塔米——站在一盆曼都兰花前，周围蝉鸣阵阵，身处伞松的阴影下，海湾彼岸是淡蓝色的山丘，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100% 是真的，for sure，”她的丈夫约翰保证道，他完全展现出了教师的本色——“在棕榈滩教经济史，去年退休”——他俯视着波托菲诺的港口池。

他们认出了这里。那像积木一样五彩斑斓的房屋排，广场上的咖啡馆，后方山坡上的别墅，以及渔船轻轻摇曳的利古里亚海。斯奈德夫妇对此很熟悉。在他们家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NBC 环球公司按比例复制了这个景象，建成了罗斯波托菲诺湾酒店（Loew’s Portofino Bay Hotel）。不过，在那个地方，你绝不会在喝水时没有冰块。

“意大利大概就是这样吧，”约翰·斯奈德说，毕竟人们参加邮轮旅行就是为了获得新体验。除了巴塞罗那、罗马 / 梵蒂冈和那不勒斯 / 庞贝，波托菲诺也是他们“地中海全包邮轮套餐”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天气炎热，斯奈德夫妇今天早上还是乘坐“名人号 Xcel”（Celebrity Xcel）的接驳船在港口码头被放下，尽管他们并不确切知道原因。

是什么吸引全世界的人来到波托菲诺？1914 年 5 月 6 日，当德国皇帝在同一个码头登陆时，发生了一起意外。当地的管弦乐队演奏《胜利者之冠》（Heil dir im Siegerkranz）时过于热情，导致一只皇家腊肠犬惊吓过度掉进了水里。动物获救了，威廉二世在挥舞小旗的学生群体中，沿着陡峭的小路走向圣乔治城堡（Castello San Giorgio）。斯奈德夫妇也走过了同一条路，而现在，那些看起来如此不真实的曼都兰花盆栽，正提醒着人们一场战争的死难者，而那位皇帝对这场战争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100% 是真的，for sure。”斯奈德夫妇稍后在咖啡馆里，会用礼貌地睁大的眼睛——“噢，真的吗？”——来接受这段历史，就像接受他们人生中第一杯 Affogato 浓缩咖啡冰淇淋一样。他们会惊讶地发现，真实的波托菲诺几乎不比佛罗里达的复制品大多少，这里没有购物中心，没有快餐，除了这个极其美丽的港口房屋排景观外，其实没什么可看的。在这种天气下，最好还是回船上吃迟来的午餐。

波托菲诺属于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以同样的醉意和同样的词汇歌颂的地球角落。“仿佛这里永远、永远是春天 / 橙花的芬芳调味了温润的空气 / 没药以常青的锁链将其环绕”——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阿里奥斯托（Ariosto）曾这样描写这些山丘。到处是三角梅，陡峭的山坡上种满了柑橘树和夹竹桃，其间保持着适当距离的里维埃拉别墅，带有小塔楼和拱窗，每一座都像现任所有者的姓氏一样令人羡慕，那些姓氏在护照上看起来就像潜意识广告：倍耐力（Pirelli）、阿玛尼（Armani）、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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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此时徒步时遇到了他的查拉图斯特拉——他的角色简直是“跳”到了他面前，这一定与脱水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这个海湾的美景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据传利兹·泰勒在格兰德酒店 Splendido 的一个阳台上收到了理查德·伯顿的第一次求婚。自从香颂歌手达莉达在 50 年代末唱起《我在波托菲诺找到了我的爱》以来，波托菲诺就成了神话和品牌。它是“甜蜜生活”（Dolce Vita）的缩影，因此就像一份高度浓缩的“意大利风情”（Italianità）萃取液，如此地纯正且自然，以至于乍看之下几乎无法享受。当然，除非是拍自拍。在 Morena da Ugo 酒吧前的拱廊阴影下，像每天早晨一样，坐着一位戴着巴拿马帽的老先生，隐藏在太阳镜和一副处于防御姿态的胡须后面。乔治·德沃托（Giorgio Devoto）在波托菲诺人中间被称作 il tigre，即“老虎”，这大概可以被理解为对他风骨的评价。这个男人在市政委员会任职 31 年，其中有一任担任市长，直到他觉得打领带太累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管我叫共产主义者，”德沃托说，“因为我的家族来自山里，而山区的农民 contadini 通常就是左翼。但这只是玩笑。西尔维奥在这里买了一栋别墅。我们坐在他的船上，在对面的奥利韦塔（Olivetta）海滩，他唱歌弹琴，有时一直唱到凌晨四点。”德沃托这个名字也出现在世界大战纪念碑上方的一块纪念石上，佛罗里达州的塔米和约翰·斯奈德在那里拍了第一组自拍。“德沃托，安布罗吉奥。我的叔公，”乔治·德沃托说，“我们在山顶上有一家棉纺厂。直到他们开始用尼龙做网，然后就结束了。他们把我送到了海上，那时我 15 岁。在 tankers 油轮上。”最近，一种“该死的特应性皮炎”迫使他待在阴影中，但至少 il tigre 在这里能将一切尽收眼底并掌控全局。在港口广场的铺路石上，汗流浃背的邮轮旅行团缓缓移动，他们被严格分队，总是跟在一名快活地喋喋不休的女导游身后，她讲述着多里亚家族、彼特拉克、利兹·泰勒以及海豚的故事——根据大普林尼的记载，这个地方因此得名：波托菲诺（Portofino），海豚之港。一切似乎都被耐心地、略带困惑地接纳着，许多人像拿着麦克风一样把小型充电风扇对着脸。现在夏季，每天有六千到七千名游客来到波托菲诺，而根据登记局的数据，这里仅居住着 360 人。一个小村庄如何承受全世界的喜爱？去年 10 月，当泰勒·斯威夫特的新专辑发行时，出现了一个震惊时刻，其中一句歌词提到了波托菲诺的景色。搜索量随即激增。波托菲诺是什么地方？但“斯威夫特粉丝海啸”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发生。这个地方对于短期冲动旅行来说太贵了。它的地形——这种死胡同式的地理位置——救了波托菲诺。这里根本没有空间容纳超市、麦当劳，更不用说大型酒店群了。乔治·德沃托看着面前广场上的喧嚣，就像看着大海及其潮汐一样。他说：“村庄会被淹没几个小时，商店里会留下一些收益，然后从六点半最后班轮离开起，所有人都再次消失了。反抗是没有意义的。”

港口池中停泊着超级游艇，线条流畅且极具攻击性，像是一双双巨大的、邪恶的运动鞋。据了解，其中一艘船的所有者每年来到波托菲诺，不仅是为了这里的香桃木、橙花的芬芳，以及这里的神话与美景，更是为了购物。毕竟，从停泊点到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劳力克斯（Rolex）、迪奥（Dior）的分店仅几步之遥，这些店铺带着其 27.000 欧元的 handbags 入驻了港口曾经的酒馆和鱼店中。精品店门前没有安保人员。“波托菲诺一直是一个安全的港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德沃托说道。他的小划艇停在更前方，在众多游艇之间显得有些落寞，船上装饰着村庄守护神圣乔治（San Giorgio）的徽章。德沃托将他的船命名为“Il Profeta”，意为“先知”。在迪奥店的遮阳篷下，紧挨着莫雷纳酒吧（Morena-Bar），四名穿着高跟鞋的波兰网红感觉已经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正忙于摆出各种姿势，时而扭腰，时而噘嘴，时而冷酷而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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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拍《Vogue》的封面一样。这一切，她们完全不在意游客的目光，更不用说那位被她们称为 il tigre（老虎）的戴着巴拿马帽的老先生的目光了。克劳迪娅·比什切克（Klaudia Bieszcz）在两次拍摄间隙解释说，她们来波托菲诺是为了“内容创作”，并遗憾地表示没有时间提供更多信息。她们不是来玩，而是在工作。这些图片和短片第二天就会出现在网上，一个拥有超过 442.000 名粉丝的 Instagram 页面上。地点被标注为“Portofino / Piazzetta”。而在傍晚堆在精品店前的迪奥供应商纸箱上，写着另一个略显生僻的地址：奥利韦塔烈士广场。 “我的前任们在战后这样命名了这个广场，”乔治·德沃托说，“每年十二月都会举行一次仪式。我们会把花圈扔进大海。”那是发生在德国占领北意大利期间。1944 年 12 月，党卫军突击队指挥官齐格弗里德·恩格尔（Siegfried Engel）作为报复，将 21 名游击队员和 1 名平民从热那亚的监狱带到波托菲诺。在那里，这些男人被铁丝网捆在一起，被枪杀并沉入奥利韦塔湾。几周后，渔民在网中发现了尸块。由于害怕德国人，他们不敢将尸体带上岸安葬。所有针对该党卫军成员的调查都被终止或存档，起初是考虑到北约的盟友伙伴关系，后来则是考虑到

1 / 邮轮游客 2 / 来自汉诺威的游客 3 / 店主卡内帕（Canepa）的年龄。这位突击队指挥官在汉堡洛克斯泰特（Lokstedt）的 Siebenschön 街一直生活到了 97 岁。“当然，他再也没有回到波托菲诺。”德沃托说，在岩石上有一块纪念牌，只能从海上看到，就在多梅尼科·多尔切（Domenico Dolce）修缮的别墅对面。“就是 Dolce & Gabbana 的那位，”他说，并且提到麦当娜经常在那里做客。美与野蛮，文化与残酷。德国人对这两者都有着敏锐的感知。但是，他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这里还有另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位苏格兰-德国贵族女性扮演了重要角色：“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夫人。我的表哥还认识她。男爵夫人是一位勇敢的女性。”稍后还会谈到她。在过去的几个夏天，网上流传着相关报道。有报道称波托菲诺出现了“自拍禁令”和“疯狂的罚款”（RTL），并且“禁止坐在楼梯或矮墙上稍作休息”（n-tv）。波托菲诺成为了过度旅游以及当地政治无能的警示案例。

波托菲诺的市政厅被挤在唯一一座停车场的五楼。 “有人在没来过这里的情况下照搬了别人的做法，”副市长乔治·达利亚（Giorgio D'Alia）说道，他是个嗓门大但握手轻的人。“我们的条例仅仅是给了警察一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即当码头出现拥堵时，礼貌地要求拍照的游客继续前行。”这位副市长表示，至今没有开过一张罚单，而且根本谈不上什么过度旅游：“当然，夏天会有那么几天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正在努力将船只分流到其他市镇。”当然，总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邮轮公司每位乘客支付约七欧元。我认为商家们很满意，而且到了晚上，所有乘客都离开了村庄。”

乔治·德沃托（Giorgio Devoto）重新坐在拱廊下的“老虎岗位”上，看着一只苍鹭尝试捕鱼。一位从瑞士搬来的艺术家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讲述她如何在波托菲诺与鱼对话，并称这里简直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在波托菲诺，我们有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的教母。卡纳冯勋爵也曾在这里拥有一栋别墅，我们正是 dzięki 他才发现了图坦卡蒙的坟墓。这里有每个人的位置，”德沃托在瑞士女人离开后说道。在他看来，广场上的景象有时就像“一场戏剧表演”。清晨，一切都被准备就绪，浇水、打蜡、清洁，从超级游艇的栏杆到吧台小桌的底座。然后游客到来，时间越晚，观众就越像剧组演员，直到晚上，当——《镜报》33 / 2026 记者 69 日游游客和邮轮客再次登上船只，波托菲诺才最终属于那些富有且美丽的人，就像在《Gente》、《Chi》、《Vanity Fair Italia》和其他专业杂志中看到的那样。

波托菲诺再次变成了 T 台。显而易见的是——除了邮轮游客外——广场上的人们都盛装打扮。他们仿佛是要去参加奥斯卡颁奖礼，而不是去利古里亚的一个港口码头。在 Morena 咖啡馆的一把遮阳伞下，四个年轻且心情愉悦的女性坐在鸡尾酒前，她们可能是网红，也可能是睫毛精心修饰的演员，或是寡头之女。 “我们来自汉诺威，”其中一人说道。其中一位名叫居尔詹（Gülcan）的女性说，她们是来自老年医学和妇科肿瘤学的护理人员。两天前，她们还在处理便盆，在枯萎的皮肤上建立静脉通路。 “我必须出来走走，一名病人去世了。前一天她还把女儿抱在膝盖上。这件事让你无法释怀。”

居尔詹、阿雷斯塔（Aresta）、马里奥拉（Mariola）、法蒂玛（Fatima）。其中一位汉诺威人有阿尔巴尼亚血统，其他两人来自叙利亚，居尔詹则是一位出生在希腊的库尔德人。她们凑齐了钱，四个人花 400 欧元在这个地方住了两晚。她们之前对这里一无所知，只知道有一首歌（阿雷斯塔和法蒂玛唱道：“I found my love in Portofino...”），以及 Instagram 上那些震撼的照片：像积木一样色彩鲜艳的房子、游艇，以及山坡上松树下的别墅。 “我们的行李箱太重了，几乎没法搬上火车。但我们不知道在这里该穿什么。” 她们只知道一件事：在波托菲诺要打扮。尽可能地精致。不是为了讨好某些男人，而仅仅是为了自己。这是一个崇拜美的地方，人们穿着像参加时装周一样，化着像参加《德国超模》（Germany's Next Topmodel）而非去 Morena 酒吧喝杯 Bellini 鸡尾酒一样的妆容。

这就是核心所在：一次身处美即一切之地，而其他一切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都变得无关紧要。沾染一点仙尘。唯一的观众就是自己。因此才会有如此之多的手机照片，在同样的背景前互相拍照。这是一种在“美”的准则下的相互镜像。换句话说：自拍是波托菲诺的城市格言。Veni, vidi – Selfie! 我来，我见，我拍。这座剧场的贵宾席位于山路向上几个弯道之后，处于高处，与任何大众喧嚣严格隔绝。那是 Belmond Splendido，一座前本笃会修道院，100多年来一直是一家豪华酒店。它是攀登者的落脚点，也是那些一直处于顶端之人的居所。访客簿上的第一条记录来自温莎公爵，随后是格蕾丝·凯利以及50和60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交名流，从克拉克·盖博到碧姬·芭铎。名声与设施被精心维护，且价格不菲：对于快速预订者，Splendido 酒店的一间房每晚起价 4000 欧元，含早餐。“我们的客人期待最好的服务，尤其是私密性，”负责公共关系的女士说道。因此，那个在无边泳池中像一滴脂滴一样漂浮在水上的圆滚滚的先生究竟是谁，依然是个谜。相反，一位年长的、拿着 Aperol-Spritz 鸡尾酒杯叮当作响的澳大利亚女性，戴着绿松石蓝色的眼镜，是 Splendido 的常客，她试图寻找交谈的机会。她讲述了前天在伦敦贝尔格莱维亚区的酒店里看到的一辆价值 2000 万美元的汽车：“有些人钱真的太多了，”她责备地说道，但她赞美 Splendido 酒店，因为套房里有两个浴室：“这非常实用。”这部夏季剧中的异端名叫罗兰多·卡内帕（Rolando Canepa），他是圣保利足球俱乐部的粉丝，在远低于 Splendido 宇宙的层面，在殉道者广场的一条侧街上，经营着一家热那亚餐厅 Isolotto。“圣保利足球俱乐部和热那亚桑普多利亚足球俱乐部是一类人。坦诚。不像这里的这一切那样虚伪。”墙上的照片显示了在编织蕾丝的渔妇和一群赤脚的孩子们好奇地望着镜头，背景是同样的房屋，同样的风景。“波托菲诺的一切都是布景。事实上，我们今天成了阿尔诺的傀儡，”罗兰多·卡内帕说道。他的姓氏也可以在世界大战纪念广场的一块纪念石上找到。而阿尔诺这个名字则出现在所有涉及奢侈的地方（也出现在关于避税天堂离岸公司的泄露文件《天堂文件》中）。贝尔纳·阿尔诺（Bernard Arnault）是奢侈品巨头 LVMH 的首席执行官和大股东，旗下拥有迪奥、路易威登和宝格丽等品牌。Splendido 豪华酒店也属于这位来自法国的亿万富翁。“他最想买下整个波托菲诺，”卡内帕说。“一个有 20,000 名居民的城市可以与这样的外来者共存。但在波托菲诺，真正全年居住在这里的人可能只有 140 个。那么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但是，”他补充道，“村里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在卡内帕出生、即60年代初的时候，波托菲诺仍有 1000 多名住

--- 70 记者 镜报 33 / 2026 民。“这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你卖掉在波托菲诺的房子，你可以给你的三个孩子每人买一套在圣玛格丽塔的房子，”那是几乎同样具有利古里亚特色的邻近城镇，只是有铁路连接。那些负担不起波托菲诺生活的人，也就是几乎所有的从业人员，都住在那里。在的一张旧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家“罗兰多咖啡馆”（Caffè Rolando）。它曾属于卡内帕的叔叔，现在入口上方写着“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

罗兰多·卡内帕（Rolando Canepa）心情愉快地承认，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他自己在镇上还留有一间房，但与家人住在波托菲诺（Portofino）上方的啤酒花地和油橄榄林之间。在那里，贝卢斯科尼的孙女们会带着两只寻回犬散步，而她们自己则被两名保镖用短牵引绳牵着。在穿着层叠外套（Zwiebelerten）漫步时，他会与邻居娜塔莉亚（Natalia）聊天，她是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母亲，其家族拥有伦敦市中心的大部分地产。她同时也是威廉王子的教母。一个地方怎么能因为被亿万富翁们迷上而承担责任？人们可以将其称为矛盾的平衡或辩证法，也可以称之为美的诅咒。乔治·德沃托（Giorgio Devoto），这位“老虎”，将其称为自由。德沃托说，关键在于大多数餐厅仍然由波托菲诺本地人拥有，而且每当一张带有黑边讣告的海报宣告某人离世时，教堂的长椅上总是坐满了人。人们在罗马大道（Via Roma）上互相喊话，尽管拥挤不堪。人们早晨走进酒吧，以一句“Ciao ragazzi”（嘿，伙计们）开启一天。正是这种对待世界的独特圆融定义了意大利，人们试图通过购买一件“波托菲诺甜蜜生活”（Portofino Dolce Vita）T恤来英勇地追求这种感觉，而任何一个初衷良好的邮轮之旅都无法传达这种神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旅游业的悲剧——波托菲诺可能只会作为一张配有葡萄酒和意面的“可行走明信片”留在记忆中，而除了与（可能是摩洛哥人的）女服务员说几句话之外，没有其他的意大利体验。德沃托说：“它的美丽几乎让波托菲诺失去了生存”，他指的不是七月和八月的游客潮。人们是否知道，即使是伊娃·布劳恩（Eva Braun）也热爱这个地方？这位“元首”的情妇在战争期间曾多次在波托菲诺度假，并与她的母亲、姐妹和一名朋友一起住在斯普伦迪多酒店（Splendido）。所以早在那时就是如此：四个女人在这里精心打扮，互相拍照，不为任何人，只为了她们自己和波托菲诺。

»德国人曾在这里设立总部。« 地方历史学家朱塞佩·本奇尼 (Giuseppe Bencini)

当然，希特勒在毁灭狂潮中，在他对一切美好的憎恨中，恰恰想要摧毁波托菲诺（Portofino）的可能性很小。但人们知道这件事吗？朱塞佩·本奇尼出现了，他是“老虎”那位 77 岁的表亲。他没有过多铺垫，直接说道，他的童年是在圣乔治城堡（Castello San Giorgio）度过的：»我的父亲曾是穆姆男爵夫人的园丁。« 珍妮·穆姆·冯·施瓦岑斯坦（Jeannie Mumm von Schwarzenstein）在丈夫阿尔丰斯（这位前外交官曾在 1914 年在波托菲诺接待过威廉二世皇帝及其腊肠犬）去世后，一直住在圣乔治城堡。

»德国国防军曾在这里设立总部，« 朱塞佩·本奇尼开始讲述。负责的军官恩斯特·赖默斯（Ernst Reimers）为自己征用了城堡的园丁层。»我的家人不得不搬走。但男爵夫人的女佣后来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

1945 年 3 月，德国军队在各处撤退。希特勒下达了他的»尼禄指令«。为了»给敌人的打击能力造成最持久的损害«，在之前占领的地区，如果可能的话，必须只留下焦土。堡垒、基础设施，以及港口都应被摧毁。因此，渔村波托菲诺也被布满了地雷。居民们被给予时间逃往山中。

»那是巨大的恐惧，« 乔治·德沃托（Giorgio Devoto）打断了他的表亲。»但随后穆姆男爵夫人来了...«

仅仅是这个名字似乎就对他产生了某种影响。就好像 il tigre（老虎）现在身在别处，远离那些互相拍照的年轻男女，远离刚刚驶离的超级游艇「伊丽莎白」号，远离那些沉重且汗流浃背的岸上游客——这一切都消失了。

»...穆姆·冯·施瓦岑斯坦男爵夫人。她拯救了波托菲诺。« 当那位国防军军官准备向她告别时，男爵夫人将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问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这个天堂般的地方，面对这些可怜的人。战争反正已经结束了，第二天太阳依然会升起，但他余生都必须带着这份罪恶感生活。

朱塞佩·本奇尼说，那位德国军官只说了关于他作为士兵的职责，以及他别无选择，然后离开了。»但穆姆男爵夫人的话一定在他心中触发了什么。炸药在第二天被清理掉了。赖默斯乘坐着 Mariuccia 咖啡馆老板的车逃走了。随后美国人来了。«

后来，1945, 10 月底，在被美国人逮捕后，赖默斯从战俘营写给穆姆男爵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可以告诉您，我曾接到命令要炸毁整座山（波托菲诺半岛）。您是我的守护天使。« 与那个名为恩格尔（Engel）的党卫军成员不同，这位国防军军官后来回到了波托菲诺，并受到了尊重。

“老虎”在太阳镜后揉了揉眼睛。在港口池的另一边，前穆姆别墅的塔楼在绿植中若隐若现。该地产已被比尔·盖茨买下，计划建成一家四季酒店。

乔治·德沃托说，他不是诗人。但在波托菲诺墓地新教区域的上方，在男爵夫人安息的地方，挂着一块青铜牌，上面写着他写的几行字：»致穆姆男爵夫人，她浸润在海风的香气中，被微风轻抚，以勇敢之姿遏制了野蛮。波托菲诺的公民将永远铭记她。«

乔治·德沃托（Giorgio Devoto），绰号“老虎”，站起身，道别后离开，因为家里准备好了晚餐。但随后他又转过身，每说一个音节就敲一下桌子，说道：“因此，波托菲诺将永远是陌生人的避风港，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人数多少，无论他们是否是亿万富翁。” 9 --- 镜报 33 / 2026 记者 71

无家长区 实地考察 在黑森州一片尘土飞扬的农田上，6000名童军用黑色帐篷、友谊与责任构建起一个平行世界。这里几乎没有成年人。早晨，营地里弥漫着尘土、干草和烟雾的味道。已经好几天没下雨了。帐篷之间的地面像烧结的陶土一样坚硬，每走一步都会扬起细沙。黑色的 Kothen 帐篷和 Junten 帐篷散布在广场上。在其中一座帐篷旁，14岁的伦（Lenn）正试图在地上挖个洞。“兄弟，”他说，“这地儿太没良心了。”他的朋友雨果（Hugo）说：“淡定点。”这是德国童军联盟（BdP）在黑森州北部伊门豪森（Immenhausen）举办的联邦营地。近6000名儿童和青少年聚集于此，他们来自全德国以及另外25个国家，包括法国、智利、埃及和乌克兰。帐篷之间悬挂着欧盟旗帜和彩虹旗。伦再次挥动铁锹。一条蚯蚓从刚翻开的土中蠕动而出。“巨型蚯蚓，”雨果说，“太疯狂了。”伦小心地继续挖掘。他的朋友们说，伦比较安静，是一个不需要不停说话的人。当其他人互相大声喊话时，他则在沉默地工作。只有一次他抬起头，讲述了去年的一次徒步旅行：关于清晨的一条河，水面上的薄雾，以及在雾中出现又消失的鹿群。伦无法忘记这个画面。在他周围，雨果、菲特（Fiete）、米卡（Mika）、雅各布（Jakob）、乔纳斯（Jonas）和汤姆（Tom）都在忙碌。伦自豪地说，这是他的“小队”——来自策勒（Celle）阿尔泰-马拉尔（Altai Maral）部落的羊驼小队。今天早上，他们睡眼惺忪地从帐篷里爬出来，从厨房拿了能多多（Nutella）和奶油奶酪，弹了吉他。此时，某个地方传来了锤子敲击木头的声音。电钻在尖叫。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现在，帐篷之间形成了道路。厨房、洗涤区、工作坊、咖啡馆和小广场相继出现。农田生长成了一座城市。一个承诺。一座由青少年建造、治理并维持运转的城市。一座拥有滑梯塔、音乐舞台、吊床和太阳能集热器的城市。“我想服务于和平，并为我生活的社区做出贡献，”伦曾向朋友们许下这样的承诺。对于一个14岁的人来说，这句话分量很重，在一个充斥着战争、森林火灾、袭击和仇恨信息的世界上，这句话听起来甚至有点疯狂。但在这一片农田上，它似乎行得通。童军是全球最大青年运动的一部分。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党，也不为任何官职做准备。这里不关乎金钱。相反，他们练习着一种几乎无法衡量的东西：共同体。人们如何学习承担责任？或许最紧迫的问题是：民主的支撑是什么？走在广场上，可以看到男孩和女孩们一起搬木板、煮面条、讨论、打牌、躺在吊床里，或者试图从铁锹下救出一只蚯蚓。令人惊讶的是，手机毫无作用。真正的社交网络就在这片农田上。它由彼此相识多年的青少年组成。“童军的刻板印象真烦人，”雨果说。许多人会想到像“Fähnlein Fieselschweif”那样死板的形象，想到绳结测试和每项小任务都要发的徽章，想到管控。如果问他们童军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戴眼镜的菲特在沉思片刻后说：“是与朋友共同经历的体验。”接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讲述起翻掉的独木舟和烧焦的意式肉酱面。讲述起一片自然保护区，以及一个让他们在谷仓里睡觉的农民。讲述起在公交车站过的一夜，以及在篷车里过的一夜。讲述起喝了河水后有人呕吐的经历。他们

他们一起在森林里睡觉，在零下温度中冻得发抖，早晨从冻僵的包里取出牙刷。雨果讲述了几天前的一场风暴，当时他们差点被撤离，帐篷被吹翻，他们在深夜用缝纫机补洞。“挫折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但也要继续建设。在一块大牌子上，有人用彩色颜料写着：“热烈欢迎来到无父母区。”也许这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没有人烦他们。没有人帮他们收拾。没有人全天候地掌控他们。他们必须自己找出如何利用时间。伦挖了一个洞，插进一根杆子，拉起一根晾衣绳。他的泳裤需要晾干。在营地待了几天后，淋浴对他来说显然比刚开始时更有吸引力。如果他不挂起绳子，就没人会挂。这足以成为动力。“挺惬意的，”雨果说。乔纳森·斯托克

照片：Simon / DER SPIEGEL 童子军雨果、汤姆、米卡、伦、菲特、雅各布： 5 --- 72 DER SPIEGEL 33 / 2026

经济

Maria H / 镜报 --- 镜报 33 / 2026 73 公平

联邦政府的社会与税收改革具体成本如何，可以通过《镜报》收入计算器查看。谁是赢家，谁又是输家？读者们讲述他们的经历。

税收、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养老金：联邦政府目前正同时着手处理多个问题。但其可分配的资源很少。相反，社会保险和联邦预算中存在数十亿欧元的缺口需要填补。每一项改革都会让公民在个人财务上感受到具体影响。

想要保持全局掌控非常复杂。也许需要缴纳的税款减少了，但养老、医疗和护理保险的缴费却增加了。这对个人钱包的最终影响是什么？

《镜报》开发了一款在线工具，雇员可以通过该工具计算，如果所有改革按照目前宣布的方式实施，他们在 2028 年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将会如何。这里有读者讲述这些改革如何影响他们的收入——以及他们对这些改革的基本看法。

约汉娜与卢卡斯

卢卡斯： 目前我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尽管这完全不是我们的生活规划。我们非常自觉地拒绝了传统的角色模型。我妻子没有工作，不是因为她不想，而是因为她不能。

约汉娜： 我其实快要拿到硕士学位了，我还在注册就读。但从 2025 年夏天起，我病得很重，以至于在官方定义上我已经失去了学习能力，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正处于康复过程中，情况在逐步好转，但这需要时间。

卢卡斯： 对我们来说，这项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我的妻子将不再能免费随我参加医疗和护理保险。那样的话，我们每个月得在预算中减少约 140 欧元。目前我的工资扣除税费后净到手约为 2900 欧元。我们在雷根斯堡的公寓租金是 870 欧元。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会买不起食物而必须去食物银行。我们很幸运，这里的房租相对较低，而且因为没有孩子和汽车，没有其他大额支出。但我们确实能感受到这笔钱缺失带来的影响。

约汉娜： 但我不觉得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到目前为止，我从医疗保险的团结共同体中只得到了接收，没有做出贡献。这让我感到愧疚，因此我并不介意向医保基金支付更多钱。毕竟这是为了人们的健康。

卢卡斯： 我的基本看法也一样。实际上，15 年来我一直对配偶分税制（Ehegattensplitting）和免费随员保险感到不满。奇怪的是，当这些制度终于要改变时，竟然与我的个人利益相冲突。不过，我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项法律试图只针对那些自愿选择单一收入模式的夫妇。但我们并不是自愿这样生活的。我们的这种情况被忽略了吗？此外，我对整体的医疗改革也不满意：联邦政府不敢触动结构性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并没有将负担公平地分配给所有相关方，而是分摊给了那些在联邦议院中游说影响力最小的人。这样一来，这并不是一个能让我们的团结体系在未来几十年保持稳定的重大举措。

每年减少 226 欧元。对我来说，直接的损失虽然在可控范围内，而且我知道其他情况的人受影响要严重得多。但看银行账户是一回事——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对未来的展望。我三十多岁，坦白说，想到 30 年后我的处境会如何，我可能会感到绝望。我认为联邦政府推动变革是正确的。但目前摆在桌面上的方案，在我看来像是脱离生活现实的规划。没有什么比医疗体系更能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向我推销说缴费率将保持稳定。但如果与此同时服务被削减，而且我很快在附加付费方面要多花钱，那么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过于乐观的算盘。我患有慢性疾病，依赖昂贵的药物。

关于 约汉娜，29 岁，卢卡斯，31 岁，雷根斯堡，学生与全职数据科学顾问 / 年薪总额 / 54,000 €

税收 / + 442 € 医疗保险 / - 1350 € 养老金 / - 486 € 护理保险 / - 335 € | 2028 年影响（年）：- 1729 € |

Alexandra Otto

“一年比一年贵：食品、保险、旅行。价格上涨了 20, 30 百分比。但我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回报。在我的朋友圈里，我们现在更经常私下聚在一起做饭。如果我真的出去吃饭，我倾向于放弃第二杯饮料。我会计算开支。以前很少这样。我的一些朋友目前处于育儿假期间，另一些则担心自己的工作岗位。我认为这种情况对许多人来说是非常沉重且具有挑战性的。对我而言，这些改革意味着我……”

Alexandra Otto, 34, 比勒费尔德, 人事专员 / 年薪总额 / 中等五位数金额

税收 / + 434 € 医疗保险 / 0 € 养老金 / - 594 € 护理保险 / - 66 € | 2028年影响（年）：- 226 € | |

--- 74 经济 镜报 33 / 2026 幸运地，我只需要支付一小笔附加费。但如果未来这部分被削减，甚至最高限额被取消了怎么办？我无法每月支付远超 1000 欧元的必要药物费用。这在财务上绝对不可能，而且会危及我的生存。医疗保险公司用保费在资本市场上投机数百万欧元，这让我感到震惊。现在我的养老金也要更多地投资于资本市场？虽然我尝试进行私人养老规划，但风险过高的投资产品让我感到不安——而如果不承担更高风险，我根本无法弥补我的养老金缺口。而且最终，即使是对存款，我也要再次缴纳税款。我的收入还可以，我也缴纳了高额的税收和社会缴款。为了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国家，我完全认可这一点。但如果运行如此低效，铁路在崩塌，供应在下降，而负担却留在中产阶级身上，与此同时高收入者几乎不被追责，那么这个系统对我来说就失去了可信度。”

汉娜·施耐德 (Hannah Schneider) »我预料到我的最终结果会是负数。我只是没料到亏损额会有这么大：原以为每月在 50 到 100 欧元之间，现在对我来说每月超过 100 欧元。对我个人而言，这并没有真正产生影响。我的固定年薪是 130,000 欧元，此外还有最高 20,000 欧元的奖金，在我目前繁荣的行业中，这笔奖金也是会发放的。因此，尤其考虑到我的年龄，我处于一个非常奢侈的境地。我和我的伴侣两人共同支付公寓的暖租金为 1500 欧元，在慕尼黑这是一个公平的价格。我每月可以存下工资的 30 到 40%，大部分投资于 ETF。在超市购物时，我会买有机产品。我意识到能够如此购物而无需过多思考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权。我并非出身于富裕家庭。我的父亲早逝，之后我的母亲成了单亲妈妈。我经常觉得，政治家们已经不再知道真正没钱是什么感觉了。在养老金问题上，联邦政府采取的措施比我之前认为的要多。我认为将未来的养老金与预期寿命挂钩是最关键的一点。您可以在 SPIEGEL+ 上找到收入计算器。但这要到 2032 年才开始生效。到那时，大多数婴儿潮一代已经退休——而他们才是养老金库真正的沉重打击。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对提前退休采取更严厉的限制。人们喜欢抱怨 Z 世代不想工作，而婴儿潮一代却尽可能早地停止工作。这完全矛盾。在医疗保险方面，我很失望。私人保险几乎未受影响。我选择继续自愿参加法定医疗保险，因为转换保险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但法定保险参保者支付得越来越多，得到的却越来越少，而另一些人则在年轻时获益并获得更好的护理，这简直是厚颜无耻。只有当绝大多数人都向其中缴费时，一个团结互助的系统才能维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是榜样。未来作为无子女者，我将支付更多的护理保险费。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必须尽快改善护理院中糟糕的状况。总的来说，应该给有孩子的人提供优惠，无论是以何种家庭形式。但在这次改革之后，家庭的情况并没有显著改善。我认为这简直是厚颜无耻。我缴纳了大量的税款，这没问题。我非常愿意分享我的蛋糕——只要这些钱能用到正确的地方。大多数人并不在意税率的高低，而是在意这些钱的去向。在我们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人们看到的聪明利用太少了。作为一名管理人员，还有另一件事让我更生气：几乎不可能让育有幼子的母亲担任全职岗位。幼儿园名额太少，而且由于人员生病导致人手不足，幼儿园经常关闭或进入紧急护理模式。此外，由于我们没有全日制学校和负担得起的假期托管，父母双方几乎不可能都全职工作。企业因此流失的潜力以及女性被剥夺的机会简直令人发指。

Ge- 管理人员，国防工业 / 年薪总额 / 150,000 € / --- / 税收 / +1437 € / 医疗保险 / -741 € / 养老金 / -1639 € / 护理保险 / -285 € / 2028 (年) 影响：-1228 € / --- 镜报 33 / 2026 经济 75

对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心理治疗护理方面削减开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缺勤四、六周或更久的人都患有心理疾病。而恰恰是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削减。我不明白怎么能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

汉斯与玛丽塔·格罗斯曼 (Hans und Marita Großmann)

「早在关于改革的第一批报道出现时，我就预感到我们的净收入将会下降。这对我们来说是三重打击：缴费基数上限大幅提高，我的妻子随我参保，而且她还从事一份微型工作（Minijob）。」

汉斯·格罗斯曼，61岁，玛丽塔·格罗斯曼，61岁，巴登-符腾堡州某小镇，土木工程师与从事微型工作的办公室职员 / 年薪总额 / 高五位数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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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 / +920 € 医疗保险 / -2722 € 养老金 / -810 € 护理保险 / -693 € | 2028年（年度）影响：-3305 € | |

「根据在线计算器，情况比担心的还要糟糕得多：一年少掉 3305 欧元。这对我们来说相当于一次为期一周的度假旅行。以后就没法去了。这是奢侈的问题吗？也许吧，但这些钱对酒店和旅行社来说也是损失。而且事情还不止于此。能源、保险、土地税——一切都在涨价。世界上没有任何工资能涨得快到足以抵消这些支出。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微型工作取消，它们当初是基于充分的理由且成功地被引入的。我们计算过，如果我的妻子从事正常的兼职工作，她必须工作两倍的时间，但她带来的额外收入扣除后，留给我们的钱反而比现在少。她的工作未来如何，拭目以待。让我感到极其愤怒的是：如果非要削减，请所有人一起放弃。但公务员完全毫发无损，领取公民津贴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医生、医院、制药工业都不愿做出让步。医疗保险公司投机损失了数亿欧元，这让我感到震惊。只有我们这些毫无还手之力的、一直以来都在工作的中产阶级被参保者，被榨干了。我想知道，当有一天中产阶级这里也榨不出任何东西时，国家该怎么办。几年后他们还想榨谁？因为这些改革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即由于人口结构原因，支出将持续增加。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又要重新启动，为此中产阶级需要增加消费。用什么钱消费？这一切根本就对不上号。我们只是庆幸我们的双拼别墅已经还清了贷款，而且女儿已经独立生活。像我们这样但年轻 20 岁的夫妇该怎么办？无论如何，我得出了两个结论：我一直投票给基民盟（CDU），但这是最后一次被他们的承诺欺骗。在任何社会主义者拿走我们辛苦积攒的储蓄之前，我们会自己把它花掉。我们将效仿布默代（Boomer）的风格买一辆房车，去探索欧洲。」

费利克斯·埃勒 (Felix Erler)，49岁，莱比锡，未婚，一个孩子，自由职业结构工程师 / 年薪总额 / 4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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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 / +350 € 儿童津贴 / +156 € 医疗保险 / 0 € 养老金 / -854 € | 2028年（年度）影响：-425 € | |

费利克斯·埃勒 (Felix Erler) »作为一名参加法定保险的自由职业者，我对社会改革的感受要强烈两倍——因为我不仅要像普通雇员那样支付雇员部分的缴费，还要额外支付雇主部分的缴费。目前，养老金每月需要支付 736 欧元，医疗保险 608 欧元。总计 1344 欧元。原则上这没问题，这是我的缴费义务。而且我本身就处于特权地位，因为我来自一个健全的家庭，能够接受教育并读大学。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如此：钱首先得赚到手。而这变得越来越困难。我没有固定工资，而是取决于订单情况。因此，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整体经济形势确实糟糕，尤其是在建筑业。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建筑项目减少且预算缩减。为了能拿到订单，我们结构工程师目前必须提供 30 到 40 Prozent 的折扣——请注意，这是基于官方的收费标准，而该标准的费率在 13 年来从未调整过。顺便说一句，不要以为公共采购方会是个例外。如果连国家都不再支付其自身设定的合理费率的近似值，我们将走向何方？我热爱我的职业，但目前这部分工作毫无乐趣。我有 680 欧元的住房成本，还有一个需要抚养的孩子。我虽然没有穷到揭不开锅，但尽可能地在各处节省。例如在莱比锡，我完全骑自行车出行，而不是开车。我认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比如未来议员也要缴纳养老金，减少公务员化，并缩减医疗体系中价格过高的结构。但总体来说还远远不够。在德国，人们是在管理现状和匮乏，而不是投资未来。经济这样无法振兴。此外，政府应该改善家庭的财务状况，对真正的富人征收更高税收，让公务员也分担改革的负担，并且在谈论那些生活本就不易的人群时更加尊重。« 记录员：弗洛里安·迪克曼 (Florian Diekmann) 和 弗洛里安·贡特克 (Florian Gontek) 6 --- 76 经济 镜报 33 / 2026 # 分析

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养老金、医疗、护理、税收：联邦政府正在制定其大规模改革方案。但这一过程是否公正？

联邦政府现在进入了关键阶段。医疗改革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的通过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但在所得税、护理保险和养老金方面，要将其部分雄心勃勃的计划转化为法律还相去甚远。阻力正在增强，甚至来自内部。这在养老保障方面尤为明显。原本联盟党（Union）和社民党（SPD）的执政联盟曾称赞将落实养老金委员会的所有 33 项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发挥作用。然而，来自东部的三位联盟党州长希望阻止取消在缴费 45 年后可申请的无减额提前退休制度；四个社民党领导的州也对此表示支持。而基社盟（CSU）主席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则在计划取消“微型工作”（Minijobs）的问题上持反对意见。

那么，联邦政府是否能顶住压力？还是会在州议会选举前屈服？答案将决定计划中的改革如何影响选民的钱包。最终谁能得到多少？负担是否公平分配？谁是输家，谁是受益者？

许多计划中的改革要到 2028 年才会完全生效。例如：护理保险中对无子女者提高的缴费附加费、为许多纳税人减负的新税率、资本养老金的第一阶段，以及取消对不照顾孩子或不护理老人的家庭成员的免费随员保险。无论如何，由于人口结构原因，养老金缴费在 2028 年必然会增加。因此，观察如果所有措施全部实施，后年（2028年）的净收入将如何变化是有意义的。《镜报》（DER SPIEGEL）创建了一个在线计算器，可用于计算个体家庭的情况。该计算器还显示了负担增加与减轻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

初步结论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变化不大。例如对于社会中层的人群。全职雇员的年薪中位数最近约为 54,000 欧元（税前）。一个拥有该收入的无子女单身人士，其年净收入将比目前减少 184 欧元，即每月约 15 欧元。虽然他可以少缴 356 欧元的工资税，但由于无子女附加费的提高，他需要多缴 54 欧元的护理保险费和 486 欧元的养老金。一个拥有一个孩子的单亲家长在相同税前工资的情况下，年净收入将减少 5 欧元；而一个由单方收入支撑且有两个小学儿童的已婚夫妇，可用资金反而会增加 256 欧元。

第二个结论是，这些改革基本上具有社会平衡作用——即保护低收入者，增加高收入者的负担：全职雇员中最低 20% 的分界线最近约为年薪 40,000 欧元（税前）。对于我们的示例家庭而言，这意味着：拥有该收入的无子女单身人士年净收入将减少 122 欧元，即每月约 10 欧元。然而，拥有孩子的家庭在这一税前工资水平下，净收入将普遍增加：单亲家长增加 53 欧元，四口之家每年增加 276 欧元。

相反，那些处于最高 10% 分界线（最近约为年薪 100,000 欧元税前）的人，其净收入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减少：无子女单身人士每年减少 761 欧元，单亲家长减少 656 欧元，四口之家减少 566 欧元。

对于上述所有情况而言，这些改革既不会让他们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也不会为他们开启意想不到的新机遇。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影响可能会被抵消而变得微不足道。

然而，还存在第三个结论——有一小部分家庭将受到改革的显著影响。这是因为政府计划在医疗和护理保险中，有针对性地要求某些被保险人承担更多费用：高收入者，其缴费基数上限将在每年的常规上调之外，额外增加 300 欧元。选择自愿单薪模式的夫妇，其配偶的免费随员保险将被取消。以及从事微型工作（Minijobs）的人员，他们将需要按照常规缴纳税款和社会保险费。当所有这些因素在同一个家庭中叠加时，冲击力将达到最大——例如土木工程师汉斯·格罗斯曼（Hans Großmann）及其从事微型工作的妻子玛丽塔（Marita）。在两人年总薪资处于高五位数区间的情况下，他们的净可用资金将减少 3305 欧元，即每月减少 275 欧元。即使对于拥有稳健收入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次明显的削减。不过，这对夫妇可以采取应对措施：如果妻子不再从事微型工作，而是从事一份工时较短的常规兼职工作，那么格罗斯曼夫人将拥有自己的保险；这样一来，随员保险的费用——在本案例中每年高达 2367 欧元——就无需支付了。受此次改革影响严重的第二类群体是那些定义上收入极低的人：即在唯一一份工作中月收入低于 2000 欧元，且在社会保险缴费方面享有大幅折扣的人员。随着养老金改革的推进，这些折扣将被取消。如果该改革最终实施的话。

弗洛里安·迪克曼（Florian Diekmann）

黑红联盟伙伴*： 阿雷特·施密特（Aret Schmidt） / RÜTERS *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CSU主席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劳工部长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

5 --- 镜报 33 / 2026 经济 77

等候中的王储 职业生涯 47 岁的他依然是德国游客量最大的主题公园里的“小老板”。迈克尔·马克（Michael Mack）如何在位于巴登州鲁斯特（Rust）的欧罗巴公园（Europa-Park）中，试图证明自己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和技术极客。

他原本还想带狗出去走走。迈克尔·马克说，在夜晚漫步于关闭的欧罗巴公园能给他带来灵感。他的住宅就在园区附近。但现在雨下得很大，“这种天气它们不会出门的”。于是，他开着电动高尔夫球车转了一圈。马克的车速很快。在这次 5 月初的短途出行中，人们无法看清太多细节，但有一点很明确：马克的家族印记无处不在。有一家咖啡馆是以母亲玛丽安娜（Marianne）命名的。一家香肠摊则是以身为屠夫的叔祖父沃尔特（Walter）命名的。在某个时刻，马克说：“那边是祖父弗朗茨（Franz）。” 1,60 米高且由青铜铸造，是在 2010 年去世的公园创始人还在世时就设立的。

马克同样不反感个人崇拜。当他转入法国区时，他指向一座设有 Studio78 的建筑。马克在这里录制他的播客。 78 是他的出生年份。另一间用于制作公司演出和电影音乐的工作室名为 2112。读作“twenty-one twelve”，这样听起来不像紧急电话号码，而像好莱坞。 21. 12月是马克的生日。

位于巴登州鲁斯特的欧罗巴公园是德国游客量最大的主题公园，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600 万人。 18 个主题区域代表不同的欧洲国家，设有 6 家酒店和约 60 家餐厅。 5500 人在这里工作。去年，该公园庆祝成立 50 周年。马克出生在公园之中，他是罗兰·马克（Roland Mack）的长子，罗兰与父亲弗朗茨共同建立了这座公园。如果将马克家族想象成一个统治王朝，那么迈克尔·马克就是王储。“作为长子，你生活在一种期待之中，”他说。这意味着同样存在“压力”。

十年来，马克一直担任管理层，他的兄弟托马斯（Thomas）以及自去年起加入的妹妹安-卡特琳（Ann-Kathrin）也是如此。但即便 47 岁了，他依然被视为“小辈”，因为他的父亲无处不在。 77, 岁的罗兰·马克不仅代表着欧罗巴公园，他本身就是这座公园。在为周年庆而播出的 SWR 纪录片中，可以看到他发号施令，仿佛只有他才知道事情该如何运作。今年 6 月阿尔伯特亲王（Fürst Albert）访问公园时，站在 Grup- Jouanette Pach / DER SPIEGEL --- 78 经济 DER SPIEGEL 33 / 2026

亲王身边的人自然是罗兰——这位欧罗巴公园的“君主”。

迈克尔·马克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故事。 88 百分比的当地企业由家族控制。在其中许多企业中，人们都在思考下一代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拥有多少自由，风险又在哪里。父亲越强势，儿子就必须越努力才能获得关注。迈克尔·马克意识到，只有在父亲不愿涉足的领域开辟阵地，他才能与父亲区分开来。马克为自己选择了技术愿景者的角色，进军虚拟现实（VR）领域。这足以让他从家长制的阴影中独立出来吗？

在集团公司的网站上，迈克尔·马克被赞誉为“思想领袖”，是“国际休闲产业中最具影响力的创新者之一”。这也属于演艺事业的一部分：将一切都用最高级来推销，将其打造为世界奇迹。

Kronik: Fenn / DER SPIEGEL

Europapark

Försny Mörch / Steinwald / MAGO 1 / 对技术充满热情的马克佩戴 VR 眼镜 2 / 冰岛主题区的过山车 3 / 欧鼠 Ed，家长罗兰·马克 2025

迈克尔·马克（Michael Mack）肩负着三个使命。他希望带领公司走向未来，并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与此同时，他试图摆脱父亲的影响。这是一个类似于目前电影院上映的《奥德赛》中的古老故事：奥德修斯的儿子特勒马科斯必须在父亲不在期间成长为男人。而在马克家族中，情况恰恰相反：儿子必须在父亲的阴影下成长，这同样困难。

至少在空间上，迈克尔·马克已经实现了独立。在距离鲁斯特（Rust）30公里的阿尔萨斯普洛布舍姆（Plobsheim），马克一号（Mack One）已在此设立四年，这是由他领导的集团创意中心。马克表示，他的创意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以及与公园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个好处是：在普洛布舍姆，他的父亲不会经常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马克看起来不像一个科技古鲁，而更像是一个质朴的中型企业主。他说话带有巴登口音，穿着一件针织开衫，里面是一件印有乌鸦的T恤。“这是夜鸦（Nachtkrapp），”马克自豪地解释道。这是南德传说中的一个阴森人物，在马克一号的一个VR冒险故事中，它威胁着欧洲公园。他简短地哼唱了一段关于夜鸦的歌曲，这是他童年时就熟悉的。

马克会说这样的话：“我想触动人们，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通过过山车。”他引用赫尔曼·黑塞的话：“每一个开始都蕴含着魔力。”他的腰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就像人们在管理员身上看到的那样。在谈论未来之前，马克讲述了他的祖先，他们自1780年起就开始制造车辆和马车，后来是马戏团和游乐车，最后是过山车。他的信息是：每一代都有一个开拓新世界的先驱。可以这样理解，他就是第八代先驱。

在马克一号的楼上，图形设计师们正在电脑前设计巨龙和骑士。有人给访客戴上VR眼镜，突然，一个秃顶怪物从墙里爬出，向人扑来。马克一号的虚拟体验之一名为Yullbe。访客佩戴VR眼镜，并使用手脚追踪器。他们手中拿着一个手柄，在模拟环境中，这个手柄时而变成钥匙，时而变成武器：在“Spook Me VR”冒险中，他们探索一座鬼屋；在“Dr. G”中，他们被弹射到金星，与巨型蜘蛛战斗。

马克一号还将Yullbe出售给外部客户：在Aida邮轮上，旅客们进行虚拟寻宝；在汉堡微缩景观世界（Miniatur Wunderland）的一个侧翼，Yullbe将访客缩小，使他们能够乘坐模拟的模型火车。

马克一号最重要的客户是欧洲公园。马克的目标是用第二个虚拟世界将其完全覆盖。他已经开始了。在某些过山车上，乘客佩戴着VR眼镜。在被剧烈摇晃的同时，他们觉得自己正骑在一条飞龙上。这是一个幻想世界中的幻想世界。

马克说，他梦想将过山车上的VR冒险个性化：如果是一场赛车比赛，访客可以在家中通过智能手机选择车辆并构建赛道。马克唯一感到苦恼的是VR眼镜。太笨重了。“你可能会撞到墙上。如果你戴一个小时，头会疼。”他目前还没有找到替代方案。“也许可以通过视网膜投影。”他是认真的。

当互联网开始流行时，他的父亲曾问他如何评估竞争对手：“你觉得我们很快得关闭公园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父亲接受了现代技术。

但如果虚拟现实对公司产生威胁怎么办？一些公园的粉丝担心，马克可能会迷失在他那近乎孩童般的热情中。担心他对比起下一座过山车，对下一个多媒体玩意儿更感兴趣；担心数字幻想世界会压倒现实，或者这种新型的娱乐形式会让 --- 镜报 33 / 2026 经济 79 参观公园变得多余。每个人在家里都能戴上VR眼镜。马克是否担心会挥霍掉这份遗产？“不，那样会让我陷入僵局。”马克很早就被培养成在家族企业中发展。孩童时期，他就参加过欧罗巴公园的游行。后来他学习了经济学，父亲将他送到世界各地的公园进行实习。距离马克试图突破现状已经过去了大约20年。当时有一个想法传到他那里，建议在乌克兰开设第二个欧罗巴公园。马克很有兴趣，但他的父亲告诉他，家族成员必须一直住在公园附近。搬到乌克兰去？他最终还是没敢这么做。

作为家族企业的主题公园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索尔陶的海德公园（Heide-Park Soltau）属于英国的默林娱乐集团（Merlin Entertainments Group），曾经位于普法尔茨州哈斯洛赫的假日公园（Holiday Park）自2010年起归比利时所有，并更名为Plopsaland。在幻想世界（Phantasialand）和汉莎公园（Hansa-Park）中，家族依然掌握话语权，只是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多。相比之下，马克家族对粉丝来说就像电视剧中的角色一样熟悉。罗兰，一个带有上帝情结的企业家。他的兄弟尤尔根，负责内部运作。迈克尔，技术宅。他的兄弟托马斯，精明的餐饮业者。他们的姐妹安-卡特琳，一位极具亲和力的建筑师。公园爱好者们会在互联网上互相分享，如果他们在参观时偶遇了其中一人。他们追随马克家族的人，并为他们拍照。有人写道，他曾见过尤尔根·马克：“他点了点头，微笑并道别。能如此接近他真是太好了。”

在他们所在的地区，马克家族拥有贵族般的地位，供应商们依靠该公园过着富足的生活。迈克尔·马克没有散发出任何霸道的气息，但与他的接触有时仍带有一种宫廷色彩。在为这次人物报道进行的会面中，他随行带着五到十名员工。随行人员努力地赞美这位“王储”。“我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营销专家，”马克说。一名员工反驳道：“您也是。”马克说，从未有人强迫他面对镜头。有人赶紧补充道，马克为此“赋予了其他人站在镜头前的能力”。人们可以猜到，为什么内部有些人声称马克身边有太多的唯唯诺诺之辈。

马克家族在私下里享受奢侈生活。只有偶尔人们才能看到他们能够过什么样的名流生活。比如2020年，该家族在阿尔萨斯购买了一座带有葡萄园的城堡。或者在五月，迈克尔·马克和他的妻子米里亚姆出席戛纳电影节。马克家族意识到自己拥有多么古怪的潜力。迈克尔·马克说，他在接纳妻子进入家族时曾这样说道：“欢迎来到温莎家族。”当米里亚姆·马克生下第一个儿子时，是罗兰·马克向《图片报》（Bild）透露，孩子将取名为保罗。就像他的先祖，那位车制造商一样。

十多年前，该家族进行了一次调解。目的是为移交给下一代做准备。这一倡议由族长之兄尤尔根·马克提出。罗兰·马克起初持怀疑态度，但后来表示赞同。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通过角色扮演，很多问题浮出水面，人们流下了眼泪。家族成员们重新凝聚在了一起。迈克尔·马克说，他也哭了。当过山车建造者弗朗茨和罗兰·马克规划欧罗巴公园时，他们正受到一次美国之旅的影响，在那次旅行中他们参观了许多游乐园。

米老鼠和唐老鸭在制片人沃尔特·迪士尼 1955 年在加利福尼亚开设迪士尼乐园时就已经是文化符号了。而对于马克家族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公园在先。迈克尔·马克正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一个媒体集团。他为 Kika 制作动画系列剧，还主导开发了流媒体服务 Veejoy。虽然其初衷是打造一个“迷你 Netflix”，但它更多地成为了马克家族及其公园的广告平台。与迪士尼一样，欧罗巴公园也有一只老鼠作为吉祥物，员工们穿着“欧罗鼠”的服装在园区内走动。迈克尔·马克 12 岁时自己就穿过一次。这只老鼠名叫 Ed，身边陪伴着 Mäusin Edda。去年，马克试图通过动画电影《欧洲大奖赛》（Grand Prix of Europe）将这两个角色推向大众。全球观影人数超过 200 万，在德国为 340,000 人。而美国动画电影《动物之城 2》（Zoomania II）在德国的观影人数几乎是其十倍。尽管如此，马克仍将其视为一次成功。很难说马克是否是一位伟大的电影制作人。业内人士更多地称赞他作为战略家和社交达人的能力。专业能力他选择从外部引进。在 VR 冒险项目上，他依托凯泽斯劳滕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知识。至于制作其电影的汉诺威动画工作室，他在某个时间点将其收购了。马克与来自该地区的其他家族企业继承人保持着联系，其中包括隧道掘进机制造商的后代马丁-戴维·赫伦克内希特（Martin-Devid Herrenknecht）和年轻的出版商雅各布·布尔达（Jacob Burda）。他与 ARD 节目总监克里斯蒂娜·斯特罗布尔（Christine Strobl）就“强势父亲”的话题进行交流，她是已故 CDU 政治家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的女儿。从去年起，马克聘请了一名公关代理人。不是他父亲所听从的当地代理人，而是一位来自慕尼黑、为乌多·林登伯格（Udo Lindenberg）和蝎子乐队（Scorpions）提供咨询的代理人。马克还颁发一个奖项：旨在表彰虚拟现实创新的 Aurea 奖。颁奖礼于 2 月初在欧罗巴公园举行。在威廉·莎士比亚环球剧场的复制建筑中，创业者们推介他们的项目。其中一位将慕尼黑啤酒节打造为 VR 体验的人后来获得了奖项。现场使用英语交流，一名留着莫西干发型的主持人感谢了“迈克尔·马克”。马克则坐在观众席中。随后他说：“我很高兴能有任何一个我不需要登上的舞台。”第二天，他录制自己的播客。英日混血电影制作人圭一·松田（Keiichi Matsuda）担任嘉宾，讨论娱乐业的未来。马克在试音时对着麦克风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学校里写写，学校里笑笑，直到老师拍拍手。”他询问是否可以翘起腿。摄影师说：“最好不要。”马克问：“我是看着您？还是看着他？”摄影师建议仅在引导语时看向他。马克的镜头感可能与他的父亲相似。但他的父亲早已与他在媒体中塑造的那个“马戏团团长”（Zampano）形象融为一体，而迈克尔·马克只是在扮演这个角色。他的表现带有一种不确定感，创始人之子在公共空间的行为往往比他们的父亲更为谨慎。马克不需要成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或下一个沃尔特·迪士尼。大概只要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能妥善经营这个公园就足够了。罗兰·马克依然是“公园之王”。但据员工透露，自周年庆以来，他让年轻人拥有了更多决定权。在公开露面时，现在有时是这样分工：安-卡特琳（Ann-Kathrin）负责建筑项目，托马斯（Thomas）负责餐饮和运营，迈克尔·马克则负责技术。“也许未来会出现多个‘第一’，”他说，单从马克集团旗下的公司数量来看就是如此。在他内心深处是否还潜藏着冲破家族束缚的愿望？马克否认了。对他而言，如今仅仅是梦想一次冲破就足够了。这与他电影《欧洲大奖赛》中的主角很像。

小老鼠埃达在父亲的游乐园中长大。她并不想参与其中，而是梦想成为一名赛车手。埃达离家出走，参加比赛。最终，她回到了父亲身边。马克说：他内心也有一部分埃达。

Christopher Bonnen, Alexander Kühn 5 --- 80 经济 镜报 33 / 2026

曾经的抵抗更为激烈 地点

像斯图加特 21 这样的大型项目曾引发大规模抗议。而现在，政界计划进行深远的变革，街道上却出奇地安静。那些“愤怒的公民”都去哪儿了？

26. 2026 年 6 月 26 日是一个让人血压升高的一天：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宣布，大型项目斯图加特 21 最早要到 2031 年底才能全面投入运营，比原计划晚了整整 12 年。此外，成本将进一步增加。目前的成本比原计划的 45 亿欧元高出了 100 亿。

“斯图加特人民所被要求忍受的一切已经不可接受了，”迪特·赖彻特（Dieter Reicherter）说道。这位拥有醒目眉毛且带着轻微施瓦本口音的男子，在之前的职业生涯中担任过地方法官。如今，他是反对斯图加特 21. 行动联盟的发言人。四年来，赖彻特一直在组织针对德国最受争议的建筑项目 21 的抵抗活动。

在噩耗传出三天后，反对者们举行了第 811. 次周一游行。他们号召人们针对两个不受欢迎的话题进行抗议：巴登-符腾堡州首府的地下车站，以及联邦政府计划的改革方案。人们本以为这会迫使无数人走上街头。但最终，参与人数寥寥无几。组织者估计大约有 1500 人。

以前的愤慨程度要高出百倍：大约 15 年前，当人们抗议计划中的斯图加特中央车站改造时，组织者统计的人数曾高达 150.000 人。当时，群众在“留在上面”（Oben bleiben）的口号下走上街头。最悲剧的高潮是 2010. 年 9 月的“黑色星期四”。当时警方对示威者采取暴力行动，一名退休老人因水炮的冲击而失明。

2026 年夏天，人们表现得淡漠，德国许多地区都是如此。在加油站，批评者面对上涨的油价虽然抱怨，但并不走上街头。联盟党和社民党（SPD）数月来激烈争论的改革方案，至今未引发大规模抗议，即便更严格的病假规定或提高的退休年龄直接影响到数百万公民。

这种安静令人惊讶。就在大约十年前，即使是像《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样抽象的话题，也能在各大城市引发大规模集会。如今抗议减少是一个好迹象吗？还是说抗议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而那些“愤怒的公民”究竟怎么了？

“以前他是维护国家体制的，现在他对政治家深感愤怒。”这是 2010 年《镜报》作者、现任总编辑迪克·库尔比瓦伊特（Dirk Kurbjuweit）在一篇论文中的表述，正是他创造了“愤怒的公民”（Wutbürger）这个词。文中讨论的是一种新型的示威者，这种类型在斯图加特 21 的游行中也出现了。库尔比瓦伊特写道，愤怒的公民打破了中产阶级的淡定。他会嘘声、尖叫、憎恨，且“保守、富裕且不再年轻”。

这个词虽然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触动了人们的神经。“愤怒的公民”成为了年度词汇，被收录进杜登词典——并产生了国际上的“亲戚”：2018 年，法国出现了“黄马甲”，他们为了抗议油价上涨而封锁十字路口。此外还从英语中引入了“Nimby”：一种拒绝自身周边环境发生改变（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后院）的公民类型，无论是风力发电机还是新的铁路线路。

德国政界对此并非无动于衷。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SPD）在担任联邦财政部长时，曾警告德国可能会出现“黄马甲”运动。这成为了他的论据，主张不能让公民承受过多压力，而应通过数以十亿计的援助计划，使他们免受新冠疫情后果的影响。

当朔尔茨就任总理并必须削减开支时，他的警告似乎成为了现实。为了抗议计划中取消的农业柴油补贴和汽车税优惠，2023年底，数千名农民驾驶拖拉机前往柏林，并威胁要与货运司机一起瘫痪交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愤怒的农民在轮渡上围堵了当时的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绿党）。这些画面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政府部分撤回了计划中的变更。这种妥协与对待“最后一代”（Letzte Generation）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该组织以年轻人为主的成员在全国范围内将自己粘在马路上，以期促使气候政策转向。尽管他们——与某些农民不同——并未采取暴力行为，但这些活动人士几乎没有取得成功。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些行动。显然，某些抗议比其他抗议更能影响政界。对农民的恐惧大于对气候活动人士的恐惧，正如“周五为未来”（Fridays-for-Future）的抗议所显示的那样。自2018年底以来，定期有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但直接的政治后果却寥寥无几。相比之下，今年春天德国因伊朗战争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时，政府很快就推出了所谓的“加油折扣”新政。绝不能冒险引发“黄马甲”运动。而且：在重要的州议会选举之年，绝不能给 AfD 提供新的攻击机会。在决定实施加油折扣约两周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在德国工会联合会代表面前宣布将进行严厉的社会改革。他的演讲被嘘声打断。“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重新洗牌，”联邦总理说道。德国必须“振作起来”，“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梅尔茨遵循了一句被归于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一场危机更能证明不受欢迎的改革是正当的。面对当前危机的规模，德国采取的措施看起来还算有限。尽管之前有嘘声，但工会成员在随后的改革峰会上表现得具有建设性。没有人号召举行大规模集会，这与新千年之初哈茨改革（Hartz-Reformen）时的情形截然不同。

情绪，第 4 部分 »经济中的情感力量« 为什么资本主义需要嫉妒。贪婪如何驱动人们，但同时也使人们产生分歧。顾客在结账时还在为何而感到羞愧。《镜报》在系列报道中解释，情感如何塑造经济生活——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些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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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场并非仅影响某个社会群体，而是影响许多群体的多重危机之中，」哈根远程大学（Fernuniversität Hagen）校长、社会心理学教授斯特凡·斯图默（Stefan Stürmer）说道。「对于大量计划中的改革也是如此。」例如，养老金可能面临的削减并未触及任何一个将自己视为集体行动者的群体。「这里缺乏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缺乏一个能让群体聚集在背后的叙事。」或者换句话说：当所有人都被影响时，大多数人也会认为那些勉强能忍受的委屈是可以承受的。此外，这种困境还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德国经济危机的责任在谁：德国政治家？特朗普的税收还是伊朗战争？也许还有中国？」斯图默问道。「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抑制了抗议活动。」

一些以前会走上街头的公民，面对当前的全球局势，可能已经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优先级。面对一个不仅质疑现有贸易体系，而且质疑整个战后秩序的美国总统，那些曾试图通过 TTIP 跨越大西洋而来的氯化鸡，在今天看来成了较小的祸害。

抗议活动的冷淡并非认同的标志。很大一部分愤怒只是从街头消失了。事实上，现在的愤怒甚至更加危险，尤其是对民主而言。霍恩海姆大学（Hohenheim）的传播学家弗兰克·布雷特施奈德（Frank Brettschneider）举例说明了 2023 年春季开始的关于哈贝克（Habeck）「供暖法」的辩论。「『愤怒公民』再次出现了，」布雷特施奈德说，「但不在广场上，而是在社交网络中。如今，社交网络成了愤怒公民的集会场所。」

自斯图加特 21（Stuttgart-21）抗议的高峰期以来，还有一点发生了变化：「与 2010 年不同，如今的愤怒者拥有一个政党——德国选择党（AfD）。」极右翼分子将自己塑造为抗议的避风港。耶拿大学的社会学家马蒂亚斯·昆特（Matthias Quent）表示，在旧联邦共和国时期，公开抗议传统上是左翼的——由工人、女性和环保运动或工会推动。「Pegida 和『横向思考者』（Querdenker）的抗议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右翼劫持了，」昆特说。「愤怒公民变成了仇恨公民，与激进分子的界限变得模糊。许多以前参与抗议的人不想与此扯上关系，宁愿留在家里。」

此外，还有那些以前被示威者走上街头反对的人——而他们现在正努力寻求接近，正是为了不给激进主义留空间。在 6 月中旬的一次斯图加特周一游行中，一位穿着米色西装和条纹衬衫的老先生向项目反对者发表讲话，他说这是「为了表达对你们坚定立场的尊重和认可」。视频记录了他的出现。此人是哈特穆特·博默（Hartmut Bäumer），曾任巴登-符腾堡州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且是绿党成员。绿党在反对党时期曾拒绝斯图加特 21 项目。但在夺取州政府权力后，他们支持了该项目——包括前部级官员博默。他在麦克风前承认，他的部门很早就有一份评估报告，将项目的成本估计为 70 亿——远高于当时的预期。然而，该报告从未被公布。

贝默将他的承认归因于当前的国际局势。他认为，为了不给敌视民主的民粹主义者提供助力，必须指明过去的错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并没有变成那些信奉民粹主义口号的愤怒公民，”这位前部门负责人说道，“你们站在这里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主信念。”事实上，Stuttgart 21项目的反对者们从未仅仅是对该项目大喊大叫，而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及来自铁路专家、城市气候学家和地质学家的专业评估。“那是科学证据——而不是从互联网上随便拼凑而来的知识，”行动联盟的前发言人马蒂亚斯·冯·赫尔曼（Matthias von Herrmann）说道。而且显然，批评中包含了很多事实。Stuttgart 21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这一点现在已经如此明确，以至于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也无法再否认。当公司审计部门在6月份提交一份关于该项目缺陷的报告时，公司首席执行官伊芙琳·帕拉（Evelyn Palla）承认：“我感到震惊。”迪特·赖彻特（Dieter Reicherter）并不相信这些新调门。因为尽管表示震惊，但公司并不打算公开这份报告，甚至不对城市和州政府的代表公开。“如果政界不做这件事，那么公民就必须去做，”赖彻特认为。他已申请查阅档案——并打算继续走上街头。马库斯·贝克尔（Markus Becker）、大卫·伯金（David Böcking） 5 --- 82 经济 镜报 33 / 2026 重新计算 1620亿欧元，这是西门子能源（Siemens Energy）在上一季度末账面上的订单总额，创下纪录。这家慕尼黑企业受益于AI数据中心巨大的能源需求。来源：西门子能源 机器 周刊 强到无法言表 能够移动庞然大物的建筑机械，其名称往往很简陋：起重机或挖掘机，即使是幼儿也能读出来。但自走式模块运输车（SPMT）则并非如此：这是一种自走式平台，虽然它不能移山，但几乎能移动任何比山小一点的东西。几天前，一台SPMT将一座重达3700吨的新星桥（Sternbrücke）运过汉堡。去年，两台SPMT搬迁了一座瑞典教堂。因为一台为人类提供此类服务的机器值得拥有一个漂亮的绰号，有些人称其为“千足虫”。SPMT发明者的名字同样好听：位于海尔布隆附近普费德尔巴赫（Pfedelbach）的Scheuerle车辆工厂。AKÜ

汽车工业

埃隆·马斯克阻碍特斯拉的回归

电动汽车先驱特斯拉并未能像预期那样，从德国近期电动汽车的繁荣中获得最大收益。市场研究公司 Uranos（汉堡）和 Dynata（美国康涅狄格州）为《镜报》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这一点。尽管在德国今年上半年，几乎每四辆新注册汽车中就有一辆配备电动马达，但特斯拉的市场份额略低于 2%，低于 2022 年达到的 2.6% 的最高点。特斯拉在 2022 年售出了近 7万辆汽车，而今年上半年则为近 2.9万辆。

“特斯拉品牌的强势程度不如几年前，”Uranos 联合创始人比约恩·韦尔泽尔（Björn Welzel）表示。其原因主要在于埃隆·马斯克个人。“如果他在政治上没有那样定位，市场份额可能会高得多。”马斯克曾在 2025 年期间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工作，并多次表达对极右翼选择党（AfD）的好感。根据 Uranos 当时的分析，这导致许多客户背离了特斯拉。

现在，Uranos 和 Dynata 再次对驾驶员进行了调查，从 1031 名特斯拉车主及潜在电动汽车买家的样本中，筛选出了他们对特斯拉和马斯克的态度。总体来看，除了环保意识（51%）之外，转向电动汽车主要是由成本优势驱动的（49%）。这可以用新的电动汽车购车补贴以及因伊朗战争而上涨的汽油价格来解释。特斯拉也从中受益。

调查显示，支持者对特斯拉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该品牌具有创新性（56%），想要转向电动汽车（52%），或者被其技术性能所说服（43%）。相反，特斯拉反对者将其拒绝的原因主要归结为马斯克的政治或争议性言论（50%）以及他在公众场合的行为（44%）。

特斯拉粉丝与反对者的态度与其年龄或收入的关系较小，而更多地受世界观影响：“支持阵营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思维，反对阵营则具有左翼进步主义色彩，”韦尔泽尔说道。在开放式问卷回答中，可以看到马斯克引发的极强两极分化。“对我来说，埃隆·马斯克是现代法西主义的强力代表，”一名反对者说道。而一名支持者则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在左翼法西主义时代，我们应当感谢他维护了言论自由”。

MHS Christian Charisius / dpa; Hendrik Schmidt / dpa --- DER SPIEGEL 33 / 2026 经济 83

食品

“贸易集团变得更加强大”

来自德国环境援助组织（Deutsche Umwelthilfe）的农业专家赖因希尔德·贝宁（Reinhild Benning），56岁，解释了为什么动物福利在合同、价格和广告面前遭遇失败。

《镜报》： 贝宁女士，您指责超市在动物福利问题上的投入不足。您如何判定一个零售商是否做了“足够”的努力？

贝宁： 我们根据领先超市自身的承诺来衡量它们：到2030年，它们希望退出最低等级的1级和2级饲养模式。为此，超市必须提供具有成本覆盖价格的中长期合同，以便农场能够改造其畜舍。贸易商决定了广告宣传和货架摆放。

《镜报》： 您就阶段性目标和措施询问了贸易连锁店，但没有收到回复。您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贝宁： 没有回答本身也是一种回答。我们想知道超市未来将利用哪些空间，但对方将我们推向了过去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在货架上，那些本应被终止的产品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最低的两个饲养等级中，动物的空间太小，例如猪生活在封闭畜舍的混凝土地上。据此，2025年 Rewe 的新鲜肉类中有 73% 来自此类饲养等级，Lidl 为 80%，Edeka 为 85%。香肠的情况则更糟。

《镜报》： 零售商表示，简单来说就是高饲养等级的肉类太少。谁应该迈出第一步？

贝宁： 在有机肉类确立之初，个别零售商签署了合同，以便企业进行转型，从而使有机仔猪能够供应。因此，德国食品贸易业已经展示了如何推动动物福利取得进展。去年，Aldi Süd 的新鲜肉类中至少有 40% 来自饲养等级 3, 4 5。所以，这并非不可能。

《镜报》： 几年前，贸易连锁店在动物福利承诺上互相竞标。从那时起发生了什么变化？

贝宁： 四家主导市场的贸易集团变得更加强大。它们能够更加随意地推行其利润利益。调查显示，超市在 2025 年将有机肉类的促销活动数量减少了 30%。与此同时，它们推广常规牛肉卷的频率增加了 30%。这与推动动物福利和气候保护的诉求不符。相反，贸易商必须针对植物蛋白以及像放牧饲养这样最高动物福利等级的肉类开展更多促销活动。

《镜报》： 您认为到 2030 年，超市里基本不再出现 1 2 级饲养模式的猪肉，这个目标现实吗？

贝宁： 完全现实！当鸡蛋标识制度引入时，笼养蛋的市场份额超过 60%。如今，带标识商品中的这一比例约为 0.5%，而有机走地蛋的份额仍在继续增长。这表明：只要消费者能够可靠地识别——只要超市提供动物保护产品——他们就会参与到动物保护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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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奇迹

游戏化投资

您手头有几十亿欧元闲钱，想将其投资于职业体育？没问题。虽然国际足联主席吉安尼·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但还有一个替代方案：板球，这项规则难以理解的击球运动。该运动在英联邦国家蓬勃发展，其核心瑰宝位于印度：印度超级联赛（IPL）。尽管其赛季仅持续约两个月，但 IPL 已发展成为全球体育界最昂贵的品牌之一。仅媒体版权的销售每年就带来约 12 亿美元的收入，2026 年赛季有超过 10 亿人通过电视或网络观看。投资银行 Houlihan Lokey 计算得出，单场比赛的媒体版权收入仅有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更高。最近，沃尔玛超市连锁店的继承人罗布·沃尔顿试图通过一个财团收购十支 IPL 球队之一，但其开出的 16.3 亿美元报价并不足够。TNE

医药 # 风险较高的替代药

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诊所中，短缺的药物经常被风险更高的药物所替代。在汉诺威药理学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中，来自这两个国家的 855 名医生描述了他们如何度过 2022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的短缺时期。调查涵盖了 20 种暂时无法供应的活性成分。全科医生最缺乏的是抗生素，65% 的人认为缺乏青霉素 V 造成了严重影响。儿科医生经常拿不到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糖浆。医生们只能根据市场供应情况开药：用地西泮代替药效较短的镇静剂劳拉西泮；用广谱抗生素代替标准药物，尽管这会促进耐药性的产生。对于乳腺癌药物他莫昔芬，往往根本找不到替代品。每缺少一种活性成分，诊所需要额外花费 28 分钟处理，在肿瘤科则需要 46. 分钟。在同一时期，美国在同样的 20 种活性成分中，仅有四种制剂无法供应。MUM Erdmann / OCH, AM News / WA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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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Jordi Salas / Moment / Getty Images --- 镜报 33 / 2026 85

心理

兽医的自杀风险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三位女兽医讲述了她们为何在职业中遭受痛苦。

在她这份梦想职业中再也无法支撑的那一天，是个周五。2024年6月14日，兽医克里斯汀·施密特（Kerstin Schmitt）在门诊结束后收拾好东西，永远地离开了诊所。第二天早上，施密特去看医生。医生诊断她患有职业倦怠（Burn-out）并开具了病假单。如今，她被认定为丧失劳动能力。几年前，一名同事用药柜中的药物自杀了。

“我及时止损了，”住在莱茵兰、已婚且养了一只狗的施密特说道。克里斯汀·施密特实际上使用了化名，另外两位在这里讲述故事的女兽医也是如此。其中一人仍担任兽医，不希望人们议论——她觉得现在的处境已经足够糟糕了。另一人希望保持匿名，因为担心前同事们的反应。

贝阿特·米勒（Beate Müller）在德国北部经营一家小型动物诊所，治疗对象包括狗、猫、兔子和豚鼠。她坐在家里的厨房里说道：“以现在的认知，我绝不会再次选择这个职业。”她因不堪重负而哭泣。每周她都会遇到让她心烦意乱的情况。不堪重负会导致自我怀疑、愧疚感、羞耻感和精疲力竭，并诱发抑郁症。米勒提到周边有两名兽医自杀了。她说，她很快将与一名心理治疗师进行谈话。

坦雅·弗兰克（Tanja Franke）小时候在祖父母的农场度过了很多时间。她说，早在八岁的小女孩时期，她就确定自己想成为一名兽医。大学毕业后，她的导师为她介绍了一份在牲畜诊所工作的兼职工作。她经常在路上：从汉诺威到基姆湖，每周工作六天，开着公务车。

“我接种了无数头牛和猪的疫苗，采集了血样和病理样本。”在职业生涯中，她多次更换工作。有时是因为上司对她不尊重，有时是因为双方对现代兽医护理的理念不同，有时是因为她没有拿到书面劳动合同。她说，这段时间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最终，她放弃了这份职业，用她的原话来说是“为了自我保护”。自2023年10月起，她与伴侣共同经营一家咖啡馆。

施密特、米勒和弗兰克是其职业群体的缩影，德国许多女兽医和男兽医的心理状态不佳。当然，也有其他人对日常生活感到充实并对工作条件感到满意。但一项由柏林自由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医院开展的研究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兽医出现了临床相关的抑郁症状。在3000名受访兽医中，近五分之一报告有自杀念头，近三分之一被判定为自杀风险较高。这些数值比总人口高出四到六倍。几乎没有其他行业受影响如此严重。显然，这也是因为兽医能够接触到必要的药物，并且知道如何操作。

马格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还发现：经常值班的兽医更容易患上职业倦怠。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态度往往更加疏离或愤世嫉俗。

在德国，很少有兽医没有听说过关于同事自杀的故事。前兽医卡里姆·蒙塔塞尔（Karim Montasser）说，他知道 10 起这样的案例。他在吉森大学小动物诊所工作一年后感到精疲力竭。现在，他作为一名影响力者，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普及兽医学相关知识。蒙塔塞尔主要致力于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兽医的心理冲突是一个国际现象。挪威、波兰、香港、芬兰、瑞典、巴西、葡萄牙、英国和美国的心理障碍数据同样之高。在美国，自 2014 年起成立了一个名为“Not one more vet”（译为“不再多一名兽医”）的组织。该组织为兽医提供紧急心理咨询，并举办加强心理健康的研讨会。该倡议是在一名兽医自杀后成立的，她认为自己已无法恰当地履行职责。在其主页的最上方写着自杀预防的热线电话。

在德国，Vethilfe 在大约一年前设立了一个忧虑电话；这是一个由兽医组成的协会，旨在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同事。该热线每天 18 点至 22 点可接通，其触发原因同样是一名兽医的自杀。据 Vethilfe 自身数据显示，每天最多收到 4 通电话。

而消防员、警察、士兵、救援人员和法庭执行官早已可以利用的资源，现在在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也为兽医提供了：自 4 月起，一个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兽医和兽医专业助理组成的危机干预小组可提供谈话咨询。在必要时，他们会出动前往现场提供帮助。

兽医学的学习要求极高。在重要的中期考试（Physikum）之前，学生必须学习各种动物的解剖系统：从猪、牛、马、羊、家禽到狗和猫。此外还包括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基础知识。

克里斯汀·施密特（Kerstin Schmitt）、贝阿特·米勒（Beate Müller）和塔尼娅·弗兰克（Tanja Franke）讲述了学习期间的等级制度和巨大的压力：她们曾一度觉得自己像个无名小卒。克里斯汀·施密特说：“教授是不可触碰的，而你自己必须闭嘴。在学习期间，我的脑海中出现过自杀念头。我没有可以倾诉的人。”贝阿特·米勒说：“在学习期间我经常哭，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法完成这一切。”塔尼娅·弗兰克说：“在教授们眼中，我永远只是那个‘金发小妞’。”

柏林自由大学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德国，几乎每两个兽医专业学生中就有一个患有抑郁症。大约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有过自杀念头，且几乎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面临自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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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将兽医的困境归结为其工作条件：缺乏认可、职业与私人生活难以兼顾、客户要求日益增高、大量加班以及低薪。联邦雇佣兽医协会最近发布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职场新人的平均税前时薪为 21,35 欧元。超过 17% 的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间经常超过 10 小时，约 30% 的人至少偶尔无法获得法律规定的 11 小时休息时间，而 40% 的人每周至少有一次无法遵守规定的休息时间。此外，兽医经常面临伦理困境：他们必须在动物的福祉、主人的意愿与经济能力以及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之间进行权衡。而且他们必须给动物实施安乐死——不仅是年老和患病的动物，还包括被遗弃的动物。科学调查表明，兽医学与其他医学专业一样，往往吸引那些特别具有同理心、责任心或完美主义倾向的人。在极端压力下，这些特质可能会引发或加剧心理障碍，尤其是对于那些在遗传上或因过往经历而易感的人群。儿童肿瘤科医生或姑息治疗医生在工作岗位上也面临心理压力，但并非每个过度劳累的人都会产生抑郁或自杀念头。但海德·格莱斯默（Heide Glaesmer）解释说，兽医“尤其危险，因为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这位莱比锡大学医学心理学与医学社会学系的副主任致力于研究兽医的心理健康。“在姑息治疗病房或急诊室，面对死亡和痛苦同样是核心工作，但那是发生在团队结构之中的，通常有更多同事间的

“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我不小心，明天我就会崩溃，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兽医 克斯汀·施密特 (Kerstin Schmitt)

交流，并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督导的机会。”而兽医则经常独自工作。“他们缺乏心理学专业知识，”格莱斯默 (Glaesmer) 表示。这位教授负责培训人类医学医生，教他们如何传达困难的消息以及如何与绝望的家属交谈。格莱斯默说，兽医没有学过这种沟通方式。此外，对于一名医生来说，患者是因为治疗不再起作用而死亡，还是因为有人（如宠物主人那样）无法负担昂贵的治疗而死亡，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克斯汀·施密特曾多年自主创业。她同时担任麻醉师、肿瘤科医生、皮肤科医生、外科医生和牙医。晚上她处理官僚文书工作并值班。而且她通常觉得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她的病人。她对客户保持全天候待命状态。“到后来，只要手机一响，我就感到压力巨大。”

与客户的打交道之所以经常很困难，部分原因是对于许多人来说，宠物替代了孩子。主人往往要求很高，希望获得最好的护理，但支付的费用越少越好。当施密特出示牙科手术账单时，有人指责她贪婪。或者有人询问，这个金额如何能与她的职业操守相兼容。“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一次治疗需要多少费用。”

兽医们讲述道，他们经常遇到持有这种态度的客户。宠物主人本身通常参加法定医疗保险，习惯于去看医生时由医保公司支付账单。但在兽医诊所，大多数人必须直接支付。只有大约 20% 的主人为宠物购买宠物医疗保险。

施密特讲述道，她诊所的预约时间排得非常紧。她每周工作 60 到 70 小时。克斯汀·施密特说，第一次给动物实施安乐死时情况很糟糕。从未有人正经地教过她该如何操作。后来她一直尝试让动物在操作过程中尽可能舒适。如果出了差错，例如死亡发生的时间过长，她会感到极大的心理负担。“我当时很可怜那只动物，因为我的拙劣操作，它无法平静地离去。”

对于许多兽医来说，职业日常生活是在痛苦与快乐之间不断的往复：前一刻是一个必须被安乐死的腊肠犬，后一刻是一只接种第一次疫苗的小猫。刚才还得安慰一位悲痛的主人，紧接着就要赞美并抚摸一个新的家庭成员。这可能意味着一种折磨。

2023 年底，施密特卖掉了她的诊所。“我每天晚上都在想：如果我不小心，明天我就会崩溃，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她讲述道，她曾希望作为一名雇员，承担更少的责任和更短的工作时间，情况会好转。但在新工作中过了几周后，在一次手术前，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该如何操作，尽管这个手术她已经做过一百次了。

现在，她正在接受培训，成为兽医援助组织的电话心理咨询师。为此她必须完成十个在线研讨会；五月，她与其他参与者在柏林共度了一个周末。施密特说，她不希望“有更多的同事被摧毁”。

同情疲劳（Mitgefühlsmüdigkeit）是一种情感、精神和身体上的精疲力竭状态，当一个人在密集地关心他人福祉而忽视自身需求时，可能会产生这种状态。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和灾难救援人员经常受到影响。在兽医中，同情疲劳也十分普遍。来自德国北部的兽医贝阿特·米勒（Beate Müller）描述了她诊所里的一个上午：第一个病人是一只皮肤脱屑且几乎没有毛发的狗；主人说他的狗已经掉毛八个月了。随后来了一只趾甲深深陷入肉中的狗；爪子血迹斑斑，脚趾发炎。之后，她看到一只生命危-

在看似绝望的境地中寻找帮助

您是否在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请与他人倾诉！这里提供在看似绝望的生活境遇中可以寻求的——包括匿名——帮助方案。可通过电话、聊天、电子邮件或面对面交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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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检查中的马：紧凑的预约时间，以及严重的子宫炎症。Müller 给动物挂上了点滴以稳定循环，输液费用应为 42 欧元，而客户支付时显得很不情愿。第四个病例：一只 14 岁的患有肥胖症和关节炎的母狗。Müller 建议主人改变喂养方式，以便动物减轻体重并缓解关节压力；该男子认为这个建议非常无礼。Müller 说，到午休时间她就已经没有精力了。“我几乎无法忍受看到这些狗的样子。如果一个人不能妥善照顾动物，就不应该养宠物。”以前下班后，她会喝两三杯葡萄酒来放松。只要还能做到，她就让自己戒掉了这个习惯。Müller 讲述了那些来自非法贸易、因患有严重病毒性疾病而不得不被她实施安乐死的幼犬。她还提到，有时必须给猫狗实施安乐死，是因为主人无法或不愿为昂贵的治疗方案出钱。而且她有些客户无法放手。她记得有一只患有肠炎的狗。只要她一触碰它，它就会尖叫，它几乎不再进食，且已失去了生活质量。但主人不愿让它安乐死。同样无力的是，当主人坚持要求一项花费数千欧元的治疗，尽管该治疗已不再承诺有任何好转时，兽医也同样感到无助。Müller 说，许多人将兽医的服务理解为他们可以“点单并决定”。她客户的大多数 Google 评论是正面的，但有些人写道，Müller 傲慢、开出的账单过高、冷酷且不专业。有人写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一颗星都不想给。”Beate Müller 蹲在她的厨房里说：“有时我觉得，兽医是这个国家的垫脚石。”一项由制药公司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委托开展的研究结果显示，一半的兽医认为他们的工作普遍没有得到认可。根据一份最新的兽医薪资报告，近三分之二的受雇兽医对其收入感到不满。根据自我陈述，在诊所工作的兽医平均每月加班 24 小时，在大学医院工作的兽医每月加班 50 小时——大约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既没有获得补休，也没有获得经济补偿。Tanja Franke 说，她与许多同事交谈过，这些人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尽管这在劳动法上是不允许的。老板对此有期待，而他们担心失去工作。私人诊所的受雇兽医没有具有约束力的集体薪资协议。Franke 曾在一家动物医院工作，上班时间是 7,30，下班时间是晚上六点，通常更晚。每两个周末就要值班一次，她讲述道，这意味着：工作 12 天，休息 2 天，再工作 12 天。她坚持了将近六个月。

认可是一种基本需求。 这意味着他人认为自己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认可能够增强应对压力的韧性。有针对性的表扬就像催化剂一样：它会在大脑中释放神经递质，从而提高动力、自信心和工作能力。弗兰克表示，在她担任执业兽医期间，很少感到被认可。只有一位上司经常对她说：“这件事你做得非常出色。”自从她与伴侣一起开设咖啡馆后，她自己成了雇主。她说，有时令她感到震惊的是，即使是非熟练工人的薪资要求，也与一名受雇兽医的收入几乎没有区别。此外，她还在公共部门工作。她觉得新的工作内容很有成就感，但去年年底她意识到自己缺失了一些东西。她讲述了自己那只年老多病的狗：每次照顾它时，她都意识到自己想念执业兽医的工作。她的伴侣鼓励她再次尝试。11月，弗兰克在一家小动物诊所开始工作。11周后，在1月15日，她再次辞职。她觉得老板既不关心员工，也不愿意进行平等对话。塔尼娅·弗兰克说：“我再也不想经历这种轻视了。”

Maik Großekathöfer 5 --- 88 知识 镜报 33 / 2026

蓝色黄金 生物学 每年，制药公司从美国海滩采集超过100万只鲎，利用它们的蓝色血液进行药物测试。然而，其实存在替代方案。当春季大潮将特拉华湾的水位推向高高的海滩时，鲎被吸引到陆地上。在5月这个温暖的新月之夜，数十只、数百只、数千只动物爬上美国东海岸该湾区的沙滩。从远处看，它们椭圆形的灰色甲壳像巨大的石头。近看则能看到它们的十只眼睛，以及像刺一样从身体伸出的尾巴。这是大西洋鲎的产卵之夜：体长可达60厘米的雌鲎背上紧紧贴着体型较小的雄鲎，有时多达十只。它们在等待受精，雌鲎即将在这里的沙滩上产下包含数百颗针头大小卵子的卵包。44岁的阿德里安娜·齐托-利文斯顿（Adrianna Zito-Livingston）将手电筒光束对准一群鲎。“看，它们的眼睛在发光！”这位来自非营利组织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生物学家兼动物保护主义者喊道。她来到特拉华湾东部的开普梅（Cape May）海滩是为了清点这些动物的数量。齐托-利文斯顿表示，她已经观察该海岸段多年，过去几周一直感到担心。因为直到这个夜晚，上岸的个体依然很少。鲎已经存在了超过4.5亿年，它们经历了恐龙时代和多次全球性的大规模灭绝。全球共有四个品种：三个分布在南亚和东亚，大西洋鲎则分布在美洲东海岸。目前尚不清楚种群的具体规模，但可以确定的是：许多种群正在萎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所有四个品种（在有种群规模数据的情况下）列为易危或极危。几十年来，这些动物被粉碎用作肥料，直到今天它们仍被用作鱼饵。但最主要的是，它们的蓝色血液被用于生产重要的药物测试产品。然而，动物友好型的替代方案早已出现。制药巨头几乎所有的疫苗和各类输液产品，都会使用一种血液成分来检测是否含有危险的细菌毒素（即内毒素）污染。这些毒素来自某些细菌的细胞壁。它们可能通过原材料或表面接触进入药物，从而给患者带来安全风险。在人体内，这些毒素会导致高烧，有时会出现类似休克的症状，最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多器官衰竭甚至死亡。由鲎血制造的毒素测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却威胁到了这些动物。测试制造商在2024年创造了约2.3亿美金的营业额，预计在五年左右，这一数值将几乎翻倍。鲎血也被称为“蓝色黄金”。据监测美国种群的委员会报告，仅在美国，制造商每年就在海岸采集超过100万只大西洋鲎进行抽血。在实验室中，动物的心脏会被插入一根导管，抽取多达三分之一的血液，约15至20%的动物因此死亡。幸存者在被放回大海时，通常也处于严重虚弱状态。

生物学家齐托-利文斯顿拿着鲎的模型： “这里牵涉到太多关键因素”

现代医学几乎无法想象没有动物实验。100多年来，人类一直在利用动物测试药物的安全性；新药的副作用和风险通常在狗、大鼠或小鼠身上进行检测。多年来，研究人员通过兔子来分析疫苗或输液是否被内毒素污染。他们将药物样本注射到兔子的耳静脉中；如果兔子发烧，则表明存在细菌毒素。但这种方法耗时、相对不精确、昂贵，且对兔子来说非常痛苦。鲎的血液被认为是更好的替代方案。在50年代，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海洋生物的体液在接触内毒素时会凝结。负责这一过程的是酶，如今药物正是利用这些酶来检测细菌毒素：被污染的药物样本会变得像果冻一样，从而可以将危及健康的批次剔除。该方法被命名为鲎试剂检测（Limulus-Amöbozyten-Lysat-Test），简称 LAL。它成为了药物安全性测试的标准。在美国东海岸，仅在20多年前开始记录以来，在 LAL 制造商实验室中被抽血的鲎的数量大约增加了十倍。负责监测美国种群的委员会表示，2022年约有 146,000 只动物在抽血过程中死亡，这是“时间序列中的最高值”。该委员会没有公布最新的死亡数字，但考虑到捕捞数量的增加，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在 2004 年的首次分析中，该委员会估计死亡动物数量为 25,000 只。特拉华湾目前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鲎避难所。这里执行严格的捕捞配额，在海湾的部分区域禁止为了生物医学目的而采集这些动物。但委员会认为纽约周边的种群处于“糟糕状态”。在新英格兰地区，例如鳕鱼角岛，它们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威胁。新罕布什尔州普利茅斯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博（Christopher Chabot）表示：“研究表明，鲎在抽血后可能会出现定向障碍。此外，我们已经证明它们的产卵活动明显下降，且活动能力可能受损。”事实上，科学家们几十年前就已经能够人工合成鲎血中关键的酶。--- 镜报 33 / 2026 科学 89 新加坡的研究人员在 1995 年克隆了能使污染疫苗或输液凝结的血液成分。多年来，使用这种人工酶的检测已达到市场成熟阶段。越来越多的药物质量标准制定机构已经认可了这些检测，包括在欧盟、英国、中国；大约一年前，美国也予以认可。研究员查博表示：“合成检测显然能同样有效地检测出细菌毒素。但许多制药公司显然仍在犹豫是否切换到这种方法。”尽管替代检测在许多国家获得认可，但企业（例如在美国）必须对每种药物单独进行切换。对于每款已获批的产品，他们必须向监管机构证明替代检测有效，且识别细菌毒素的可靠程度至少与现有方法相当。他们必须改变工作流程，培训员工，有时还需要购置新设备。这需要时间和金钱。对许多公司来说，这显然过于繁琐。

大约一年半前，多家动物保护组织向 50 家最大的制药公司发送了一份问卷，询问其对动物友好型替代测试的使用情况。来自达姆施塔特的默克（Merck）公司是目前出现在“Pharmascore.org”平台“可持续性计分卡”（运营商对该排名的称呼）上的 11 家公司之一。该公司位列第七。“我们正在开发替代性的内毒素测试，”新闻办公室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但与此同时，该公司仍在使用 LAL 测试。拜耳（Bayer）和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在接受询问时则较为谨慎。他们表示，正在评估或计划进行转换。

犹豫的代价不仅由鲎来承担，这关乎整个生态系统。在特拉华湾，产卵之夜后的早晨，在距离海岸线数百米的地方就能听到响亮的鸣叫声。鸟类成群地聚集在海滩上。在海鸥之间，数万只橙红色的红脚鹬正在捕食鲎在这里留下的卵。这些涉禽体长约 25 厘米，正处于迁徙途中。它们来自南美洲南部，将在加拿大的北极地区筑巢。有些鸟类飞往此处的距离接近 10,000 公里，前方仍有大约 3000 公里的路程。富含脂肪的卵保障了它们的生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们的种群数量也在萎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红脚鹬列为潜在濒危物种。“这里有太多东西在面临风险，”动物保护主义者齐托-利文斯顿（Zito-Livingston）说道，“如果这些动物在我们眼前灭绝，我们不能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河实验室（Charles River Laboratory）的鲎：心脏插管

美国礼来（Eli Lilly）公司证明了在药物测试中很大程度上放弃使用鲎血是可能的。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制药巨头在动物保护组织制定的“Pharmascore”名单中名列前茅。大约十年前，该公司成为行业内首批使用合成替代品测试药物安全性的企业之一。礼来公司表示，目前约五分之四的产品采用新方法进行检测。在某些国家，监管机构尚未将合成测试与传统测试等同视之，因此在这些地方无法放弃 LAL 测试。

推动此次转型的礼来公司细菌测试程序主管杰伊·博尔登（Jay Bolden）表示，公司内部有些人曾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该行业“非常保守”。许多集团拥有其成熟的流程，最希望的是什么都不改变。但博尔登指出，替代测试往往比传统的 LAL 检测更可靠，且成本更低。其他公司也看到了这些优势。例如英国的葛兰素史克（GSK）或法国的赛诺菲（Sanofi）据称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替代测试，以检测药物中是否存在内毒素污染。

动物保护并非总是转型的决定性原因。企业还希望将生产中的风险降至最低。如果鲎的种群数量崩溃，将面临 LAL 短缺的威胁。届时，公司将被迫转换，且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且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博尔登问道：“我们为什么要让供应链承担这样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制药公司资本提供者在思考这个问题。去年，激进股东团体“As You Sow”要求美国制造商雅培（Abbott）分析 LAL 短缺的风险，并探讨合成替代方案。一些行业代表担心，如果更多人了解到鲎的灭绝，未来的患者可能会抵制通过 LAL 测试验证的药物。

Claus Hecking, Julia Merlot 5 --- 90 知识 镜报 33 / 2026

»许多人的失败并非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总想被所有人喜欢«

职场 心理学家拉姆齐·法特富塔（Ramzi Fatfouta）表示，一点点自恋能显著促进职业晋升。在这里，他将向我们解释，如何在不让自己变成问题本身的情况下，从巨大的自我意识中学习。

法特富塔，37 岁，学习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并行工作：曾任商业心理学教授，同时担任商业教练。目前他就职于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负责最高管理层的选拔与开发咨询。

《镜报》： 法特富塔先生，您曾是教授，在波茨坦大学获得了教授资格（habilitiert）。后来您转入了管理层。这是一个为了满足自我意识的决定吗？

法特富塔： 我在学术上研究自恋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对我来说，单纯是缺乏案例。没有人会走过来对你说：“你好，我是个自恋者。”所以，你得去他们聚集的地方。

《镜报》： 去管理层？

法特富塔： 我是有意识地进入了高管评估（Executive Assessment）领域：在这里，高级管理人员的适用性、潜力以及可能的风险会被评估。当然，他们并非全部都是自恋者。但你确实会与这个群体打交道。

《镜报》： 研究表明，比起普通人，老板们拥有自恋人格特质的频率更高。为什么具有这类特质的人更容易攀升？

法特富塔： 这些特质能显著促进职业晋升。

《镜报》： 为什么？

法特富塔： 这些人更容易晋升，是因为他们采取主动，不会被人际关系或情绪波动所阻碍。此外，许多人擅长激励他人——例如，他们能极具说服力地推销变革。他们通常具有很强的工作意愿。认可对他们至关重要，这能转化为极高的工作动力。此外，通常还伴随着外向和自我营销能力。这些能力在许多组织中会获得奖励；如果能与深刻的自我反思或良好的价值体系相结合，效果会非常好。

《镜报》： 但团队和员工往往正因为这些特质而深受其苦。

法特富塔： 我不想把这件事美化。但在日常生活中，远程诊断很少有用。如果你有一个自恋的老板，在内心给他贴上标签并不能改变他。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将目光转向自身的行动能力。

《镜报》： 也就是说，需要一点利己主义才能对抗自恋？

法特富塔： 是的，不过“利己主义”经常被误解。我指的不是水疗、个人时间或自我护理。而是一种批判性的内心审视：哪些目标对我来说真正重要？为什么我没有实现它们？我在哪里让自己被轻视了？什么事情特别触动我——原因是什么？这通常令人不快，但能让你进步。

《镜报》： 为了在职业生涯中晋升，我们自己是否也需要一点点自恋？

神经科学家法特富塔： »我们的大脑热爱故事«

照片：Bültrich

法特富塔： 我当然不能简单地决定让自己变得更自恋。这是一种人格特质，就像尽责性一样。有些人更有责任感，有些人则更粗心。但我可以养成某些特定的行为习惯。

《镜报》： 比如哪些？

Fatifouta： 展现出自信——不要只是列举你做过什么，而是要将其编织成一个故事。我们的大脑热爱故事，而与情感相连的信息记忆效果要好得多。这一点可以通过练习来实现，而无需夸大其词或虚报简历。尤其是在较高的职位上，即使面对未知，保持从容也是值得的。通俗地说，就是“在完全没头绪时依然表现得自信”。你不需要原封不动地模仿这一点，但你可以学习如何不那么快地陷入不安之中。

镜报： 还有什么吗？

Fatifouta： 想要在职业生涯中晋升的人，不能完全依赖于他人的看法。下一步的职业跨越有时意味着要做出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决定。持有不受欢迎的观点。采取攻势。许多人的失败并非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总想被所有人喜欢。

镜报： 这难道不会让我变成一个自私的人吗？

Fatifouta：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自私首先仅是指在具体情境中考虑自己的利益。而自恋更多是一种构建关系和保护自我意识的基本方式——通常伴随着被崇拜的需求以及对他人的利用。如果你在特定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不会自动让你变成一个自恋者。健康的自私意味着：定期审视什么对我重要，以及我是否为此争取了足够的权益。

镜报： 我该如何找到正确的平衡点？

Fatifouta： 极少有人能找到——即使是管理人员也不行。有些人非常强势，而另一些人则非常有同理心，结果无法贯彻自己的主张。目标是将这两个极端统一在自身之中，并根据情况做出决定：这里我必须果断领导，而那里则需要支持和赋能。为此需要持续的自我反思和反馈。尤其是管理人员，应该定期将自我认知与他人眼中的形象进行比对。偏差越大，自我感知就越扭曲，管理人员失去接地气状态的风险也就越大。

镜报： 我们难道不是已经花太多时间关注自己了吗？

--- 知识 91

从 3.8. 起收听：^{}[] faz.net / sommerserie

Fatfouta： 是的，但通常是在一个浅层面上。我们颂扬说“不”，例如准时回家，而不是因为内疚而继续工作。我们将自己塑造为站在正确一方、在道德上更优越的人，而其他人则是反派。

镜报： 这有什么糟糕的吗？

Fatfouta： 嗯，问题在于：这不会带来可持续的改变。人们安于一个简单的、通常是被动的角色，然后期待周围的世界发生变化。但我老板不会突然就不再是个自恋者了。我有两种选择：要么正视这一点并寻找应对之策；要么留在社交媒体的泡沫中，继续被那些虽然让我感觉良好但并不符合现实的主题所包围。

镜报： 所以，如果我因为工作量太大而拒绝一个项目，我就是在情境性地表现自私。

Fatifouta： 如果你不是出于原则而这样做，而是经过权衡后的决定，那是没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冷静但有帮助的认知：我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我必须学习观察并控制这一点。也就是说，始终寻找正确的尺度。更多的自私并不意味着更频繁地关注自己，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包括关注那些我可能并不喜欢的方面。

镜报： 如果老板只要有同理心，不是会更好吗？

Fatfouta： 当你审视“领导力”这个概念时，会感到幻灭。在心理学中，它的含义是指为了让一群人朝着某个目标前进，而对他们产生的目标导向性影响。为此，我需要影响力技巧和权力。权力的概念带有非常负面的含义。但基本上，这主要意味着一个人控制着资源，并因此拥有引导他人行为和决策的正当性。单靠友善无法让一家公司走出危机。镜报： 但协作可以。Fatfouta： 绝对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始终需要一种平衡。访谈：Veronika Silberg 5 DER WIRDER WORK 本文出自《镜报》特刊“新工作，更好生活”——每周一更新 spiegel.de / extra

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F.A.Z. 德国播客夏季系列。我们能永生吗？我们如何战胜癌症？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带着这些关于人类的重大问题，F.A.Z. 编辑兼播客主持人西蒙·斯特劳斯（Simon Strauß）前往博登湖畔的林道。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诺贝尔奖得主和青年科学家都会在这里齐聚，这是一场顶尖研究的峰会。而 F.A.Z. 也将参与其中。在连续六集的节目中，倾听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并获得宝贵的见解。

自 8 月 3 日起，独家在 F.A.Z. 德国播客 faz.net / sommerserie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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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知识 镜报 33 / 2026

哈萨克斯坦生态与自然资源部 / 路透社

瞬间

跳向自由：在 70 多年后，雌虎 Ümit 成为该物种在今年这个七月之日首次探索哈萨克斯坦荒野的个体。在老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该中亚国家灭绝后，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WWF 于 2017 年决定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合作将其重新引入。为此，伊莱-巴尔哈什（Ile-Balchasch）自然保护区被引入了鹿和野驴等猎物动物。人们希望 Ümit 以及很快将到来的其他老虎能在这里找到家园。 KK

航天

月球上的新陨石坑

在人类自己登陆之前，他们的垃圾就已经落在月球上了。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在 1969 年 7 月踏上这颗地球卫星时，那里已经躺着二十多个废弃的探测器和至少一个凹陷的火箭部件。 “阿波罗 11 号”的机组人员又增加了更多垃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表面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中显示了一个垃圾袋，里面装满了排泄物和食品包装。

几十年来，月球上人造垃圾堆的重量已增长到 18.7 万公斤以上。本周三早晨，又增加了近 4000 公斤，因为美国航天公司 SpaceX 的一个废弃火箭部件撞击了月球，速度可能约为每小时 8700 公里。它来自一枚 2025 年发射的 “猎鹰 9 号” (Falcon 9) 火箭。该火箭将两个私人着陆机器人 “蓝色幽灵” (Blue Ghost) 和 “Hakuto-R2” 送往月球。

“猎鹰 9 号”彻底改变了航天业，因为它具有可重复使用性——但这也仅限于第一级火箭（即火箭底部）以及有效载荷整流罩。火箭的上部在任务结束后通常会被受控地引导坠毁并在地球大气层中烧毁。在这种情况下，它继续在地球和月球之间运行。由于太阳辐射，这条轨道逐渐发生变化，导致这块太空垃圾进入了碰撞轨道。

许多来自 “阿波罗” 任务的火箭部件也撞击了月球。最近在 2022 年 3 月，一枚中国火箭的残骸坠落在地球卫星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威廉·乔（William Jo）此前与同事一起计算了 SpaceX 部件撞击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预计将激起多达 12,700 吨月尘。目前尚无望远镜拍摄的照片，预计将在稍后时间获得。

天文学家比尔·格雷（Bill Gray）此前估计，新形成的陨石坑宽度约为 17 米，深度为 2 米。格雷开发了一款追踪太空物体的软件，并在几个月前就预言了这次撞击。此次事件并不危险。但如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中国国家航天局（CMSA）按计划在月球上建立首批永久性研究站，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未来这类事情会更频繁地发生吗？”工程师乔问道——并随即自己给出了答案：“大概会”。 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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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3 / 2026 知识 93

重新计算 # 人类每年需要 1,73 个地球，才能在当前的资源消耗下让生态系统得以再生。这一计算是基于二氧化碳排放量、鱼类捕捞量、淡水消耗量以及森林砍伐等数据得出的。来源：全球足迹网络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2026 # 重新研究 ## 漂流瓶被发现的概率有多大？ 2018 年 1 月 21 日，托尼娅·伊尔曼 (Tonya Illman) 在西澳大利亚的一个海滩上发现了一个棕绿色的玻璃瓶。其中的一张纸使其成为了全球轰动的新闻。这是已知最古老的漂流瓶：瓶龄 131 年 7 个月 9 天。它属于地球物理学家格奥尔格·冯·诺迈尔 (Georg von Neumayer) 的一次实验。从 1864 年起，他让船长们携带表格，要求他们在航行途中填写日期和位置，然后将信息装在瓶中扔进大海。发现者应注明发现地点并将纸条寄回汉堡。联邦航运与水文局 (BSH) 的马蒂娜·普莱滕多夫 (Martina Plettendorff) 解释说，诺迈尔希望以此绘制洋流图。诺迈尔及其同事得到了回应：目前 BSH 的馆藏中有 662 份填写完整的表格。普莱滕多夫表示：“漂流瓶在某处靠岸并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 5% 到 10% 之间。”伊尔曼发现的那个瓶子是由德国贸易帆船“宝拉号” (Paula) 于 1886 年在印度洋投放的。在跨海之旅后，它可能在沙丘中躺了 130 多年，直到一场风暴将其揭露。爱尔兰统计学家计算了漂流瓶被发现且瓶龄超过 100 年的概率：大约 1 比 100。也就是说，在 100,000 封未被发现的信息中，有 1000 封会在高龄时被追踪到。普莱滕多夫说，她曾经向波罗的海扔过一个漂流瓶。“它没有被发现，所以我停止了这件事。”但也许她只是等待的时间还不够长。 CHS Print # 天文学

“每棵灌木都可能造成干扰”

天体物理学家卡罗琳·利夫克（Carolin Liefke），45岁，谈论在哪里以及如何能很好地观测日食

镜报： 利夫克女士，8月12日的下午和晚上将发生一次日食。为什么这令人着迷？

利夫克： 那些有机会看到日全食的人，将获得一次震撼的自然体验。鸟儿停止歌唱，宠物变得焦虑。人们会在瞬间感受到，地球上的一切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太阳。

镜报： 在德国，太阳将被月球部分遮挡。人们必须前往哪里才能体验到日全食？

利夫克： 有几个不太容易到达的目的地，比如格陵兰岛。但那里和冰岛西海岸一样，有一个缺陷：天气状况非常多变。毕竟人们最后不想站在一片雨云之下。因此，大多数日食观测者可能会前往西班牙。在那里，令人兴奋的区域从西北海岸横跨内陆，并最终到达马略卡岛等地，被遮蔽的太阳将在那里没入大海。

镜报： 在天文爱好者看来，这次日食仍然不算太理想。

利夫克： 是的，部分原因是它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在西班牙，日全食持续时间不足两分钟。此外，它发生在一天较晚的时候，此时太阳位置较低。人们需要绝对开阔的地平线视野。即使是一小片云层也可能遮挡视线。视线方向上的每棵树、每棵灌木、每栋房子都可能造成干扰。

镜报： 在德国能看到什么？

利夫克： 最佳条件，即遮挡程度最高的地方，是在最西南端，例如在瑞士边境的勒拉赫（Lörrach）。那里约 90% 的太阳被遮挡。萨尔州的情况也很好。在东北部，例如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遮挡程度约为 83%。因此，太阳将以一个明显的狭窄新月形状落下，而遮蔽的最大值出现在日落前不久。

镜报： 日食的经典配件是带有滤光片的防护眼镜。为什么需要它？

利夫克： 为了防止严重的眼睛损伤。我们在日常看向太阳方向时就能感觉到，眼睛并不想看向那里。

“紫外线辐射会破坏视网膜。”

人类大脑有一种保护机制，即眨眼反射。如果我们仍然有目的地直视太阳，过多的强太阳光会在太长时间内进入我们的眼睛。紫外线辐射会破坏视网膜，热辐射也会损害眼睛。

镜报： 对于这次运气不佳，只能看到一片云层而看不到被遮蔽太阳的人来说，下一次机会是什么时候？

利夫克： 下一次大规模日食将于 2027年8月2日 发生。它的持续时间比这次更长，且在一些壮丽的地方可见——例如埃及的帝王谷，以及北非的其他地区，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

CHS 插图：GOLDEN COSMOS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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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00:00:20 网红 Hengel --- DER SPIEGEL 33 / 2026 95

文化

如果这本书把她“摧毁”了，那就是本好书

阅读

杰斯·亨格尔（Jess Hengel）在 TikTok 上谈论书籍，时而流泪，时而大笑。就这样，她成为了最顶尖的 BookTok 博主之一。她并不渴望权力——但她却能影响哪部小说会成为畅销书。

在还没看到杰斯·亨格尔之前，人们就能感觉到她已经抵达了莱比锡书展的“bookie”展位。一群 14 到 18 岁之间的年轻女性，留着顺滑的长发，背着低低地垂在背上的背包，手里拿着手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低头窃窃私语，不时地看向同一个方向。“杰斯在那儿，”她们低声说道。一个女孩的声音听起来很绝望：“我出汗出得太厉害了，现在没法和杰斯合影了。”

而想要合影其实并不简单。亨格尔被她的经纪人、一名员工和另外两名内容创作者簇拥着，她们在周围形成了一道屏障。你可以通过她那极具体积感的黑色头发和其中的灰色挑染认出她，这让她看起来有点像《哈利·波特》电影中的角色纳西莎·马尔福。穿着黑色靴子、热裤，手臂上戴着许多金环，她现在直接去鸡尾酒酒吧也毫无违和感。她的妆容完美无瑕。

亨格尔盯着手机。她正在编辑刚刚拍摄的一段视频。她在视频里转动了一个幸运轮盘，并邀请观众来到展位参观。亨格尔与 bookie 合作，这是一款可以追踪阅读进度的应用程序。实际上她们现在得去参加下一个预约，但此时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于是，她露出灿烂的笑容，开始应对。亨格尔拥抱粉丝，拍自拍，在一个女孩特意带来的自己的照片上签名。这种情况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她的经纪人介入。“很遗憾，我们现在必须去后台了。”

25 岁的杰斯·亨格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名声和偶像崇拜。她出名不是因为她写了许多女孩最喜欢的书，而是因为她推荐了这些书。亨格尔是德国最成功的 BookTok 博主之一。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她的总关注账号超过 900,000 个。在她的每日视频（被称为 Story）中，她在 #BookTok 或 #Bookstagram 标签下讨论她正在阅读的小说，拆开出版社寄给她的装满书籍和礼物的包裹，或者发布受邀参加的书展活动视频。

过去，像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赖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这样的人可以决定一本书的成败，取决于他在电视节目《文学四重奏》中是竖起大拇指，还是直接否定一部作品是否为“真正的”文学。如今，赖希-拉尼基已经去世快 13 年了，而文学评论似乎也陷入了同样长久的危机。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一篇好评就足以让一部小说冲上畅销书排行榜。这也许是因为整体购买新书的人数在减少。过去几年，德国有数百家书店被迫关闭。

阅读的人在决定读什么时，会受到截然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受网络排名、专业类型播客或图书影响者（Bookfluencer）的影响。不过，亨格尔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评论家，而是一名粉丝，一只“书鼠”。在她的世界里，人们也会讨论小说的情节和“世界观构建”（world building），即作者在创造虚构世界时投入了多少心血。但最终，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是否引发了强烈的情感，是否将读者“摧毁”了——也就是说，是否让她流泪并陷入绝望。

也许可以这样说：像 Hengel 这样的女性是新一代的品味塑造者。对于图书市场而言，她们是一线希望，因为她们通过自己的内容虽然不能解决行业的难题，但确实能缓解这些问题。因为在 BookTok 上成为话题的小说往往会变成畅销书。当然，TikTok 上也有关于各种有趣新书的视频，其中一些可能更适合出现在《文学四重奏》（Literarisches Quartett）中。但最成功的 BookTok 博主们表现得不像 Stella Weiß / DER SPIEGEL --- 96 文化 DER SPIEGEL 33 / 2026 风格 里的 Reich-Ranicki 那样是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而更像是对 Romance（浪漫小说）和 Romantasy（浪漫奇幻小说）流派深感兴趣的美妆博主——也就是说，这些小说面向 16 到 27 岁之间的年轻女性，讲述一名学生、一名治疗师或一名女战士必须通过考验、拯救世界或仅仅是熬过一个学年的故事。在此过程中，她会爱上最好的朋友、宿敌，或者同时爱上两者。大多数这类故事最终都有圆满结局。

现在是六月。 Hengel 坐在斯图加特步行街 Hugendubel 书店的咖啡馆里。在三月的书展上，根本没有空间进行一场超过五分钟的对话。而在这里，她很安静。大多数粉丝要么在学校，要么在工作，而且店员们已经认识她了，因为她经常在这里拍摄视频。她穿着宽松的 Baggy Pants 配芭蕾舞鞋，今天她的妆容和发型依然完美，作为一名网红，每天都要面对镜头。Hengel 极其礼貌且周到，但同时又保持着距离感。仿佛对于一个每天展示部分私生活的她来说，谈论自己反而令人不安。她讲述道，自己在巴登-符腾堡州的路德维希堡长大，至今仍与母亲和比她小九岁的妹妹住在那里。她的哥哥已经搬出去住了。母亲在 90 年代从哈萨克斯坦来到德国。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家庭，并在两年前去世。在获得实科中学（Realschule）毕业证书后，她先在一家餐厅工作了一年。随后新冠疫情爆发，于是 Hengel 在仓储物流部门打工。在业余时间，她拍摄有趣的视频并上传到 TikTok。有时她与朋友一起跳舞，有时独自在房间里搞怪，背景中可以看到她的书架。总是，真的总是有人在视频下方评论：“你在读什么书？”于是，她在一段视频中讲述了书架上放了什么。那是过去 20 年里的青少年经典之作：《波西·杰克逊》（Percy Jackson）、《暮光之城》（Twilight）、几卷《猫武士》（Warrior Cats）。阅读一直是她的爱好。她频道的访问量爆炸式增长。“那时，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开箱买书’（Book Haul）视频也能获得超过 100 万次点击，”Hengel 回忆道，“而我只是把买回来的书拆开而已。”

像 Hengel 这样——只有实科中学毕业证书，既没有大学学位也没有职业培训——的女性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一个美好的发展。可以说：这个行业变得更加自由，也更加民主。不再是由德国文化编辑部中少数几个权力巨大的评论家（以及极少数女性评论家）来决定一本书是好是坏；像 Hengel 这样的读者也参与到了讨论之中。

她表示，自己的大多数视频是书籍推介而非评论，这种区分对 Hengel 来说很重要。这就是她与记者的区别，后者不会为了报道某些文化产品而收取费用，更不会在接受付费的情况下撰写正面评论。相反，像 Hengel 这样的影响力人物（Influencer）会收到出版社的付费，为这本书或那本书制作视频。Hengel 会标明这些在社交媒体商业模式中被称为“合作”的内容。她说，自从应用程序的算法改变以来，纯粹的评论视频效果已经不再理想。尽管如此，她在许多视频中依然在进行她自己的文学评论形式，比如说道：“天呐，你们看到我的眼泪了吗？这本书有多震撼！”这并非遵循新闻标准的评论，但有时其影响力比某些撰写优秀书评的传统文学编辑还要大。

Hengel 本人不喜欢谈论她的影响力，这让她感到不自在。这位经理在电话中谈到了美国作家 Tahereh Mafi 的《破碎我》（Shatter Me）系列。书中讲述了一个拥有超能力的女性被囚禁多年，随后被一个夺取世界统治权的邪恶反派指派去折磨他人。该系列共有 7 本书，另有 6 篇相关的短篇故事以电子书形式出版。德语译本《我不害怕》（Ich fürchte mich nicht）自 2012 年起出版，但最后的几卷并未再发行。随后 Hengel 出现，并定期向她的观众推荐该系列——因为她个人非常喜欢。直到今天，这些书依然是她的绝对最爱。或许正因如此，该系列在 2023 年起以平装书形式重新发行，这次采用了原名《Shatter Me》。从此，在德国的大型书店的青少年（Young-Adult）书架上，这些书经常贴着“TikTok #BookTok 畅销榜第一名”的标签。

像所有成功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人物一样，Hengel 也是一名商人。她不仅通过单篇帖子获益，还与一些公司（例如 Hugendubel 和一个有声书平台）签署了长期合同。偶尔她也会推广服装，她说这比书籍内容要赚钱得多。她不愿透露年收入多少，但表示可以靠此过上不错的生活。最近，她与她的经理共同创立了一个服装品牌。Hengel 说，为了这种生活，她几乎每天阅读数小时，最喜欢读到深夜。此外还有视频拍摄。她拍摄自己化妆的过程，并同时讲述剧集《赎金峡谷》（Ransom Canyon）第二季终于推出了（“这和我读的那些‘牧场之恋’、‘牛仔浪漫’类书籍一模一样”）。她拍摄自己买的抹茶拿铁，以及在公园里阅读的书。期间，她还会抽奖赠送《校外》（Off Campus）系列的特别版，该系列的改编电影在今年春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 镜报 33 / 2026 文化 97

如果关注她的帖子一段时间，人们甚至会产生一种认识她的感觉。这被称为“准社交关系”（Parasoziale Beziehung）。她的粉丝们记得那个让他们发笑的帖子，记得那部仅仅因为 Hengel 而观看的剧集。这就像是有一个住在远方的朋友。而 Hengel 呢？在每一次与观众接触时，她面对的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在莱比锡书展上，Hugendubel 组织了一场“见面会”。60 人可以在几个月前报名，名额很快就被抢光了。一个空旷的礼堂，一张高脚桌，一条排队的人龙。Hengel 现在有 45 分钟的时间。她拥抱每一个人，总能找到一个细节来称赞对方：“包上的挂件真棒。”“帽子很酷。”“我喜欢你的背心。”作为回报，女孩们和年轻女性告诉她，她们多么崇拜她，以及最近在读什么书。房间里少数的男性和年长女性全部是陪同人员，是负责拍照和录像的母亲或伴侣。另一位内容创作者去侦察了一下洗手间的情况。她摇着头回来了。“目标群体在那儿。”狭小的空间里粉丝太多，她们没法过去。Hengel 讲述道，在两年前的书展上，粉丝们经常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触摸她，从后面拉扯她，因此去年她配备了一名保镖。但这并没有产生好效果，该举动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舆论风暴（Shitstorm）。人们写道：“她以为自己是谁？BookTok 的碧昂丝吗？”因此，她的经纪人今年充当了保镖。一整天，经纪人都将 从人群中解救出来。有一次，她将 推到屏风后面，好让她能喘口气并发布新的 Story。尽管如此，人们依然能感受到在书展度过这样一天需要耗费多少精力。一旦 能稍微休息，她就会连续几分钟心不在焉地盯着虚空，不参与任何对话。但她大概永远不会抱怨这种状态。如果没有那些每天在她的 TikTok 动态中出现并信任她的粉丝，她的生活将会截然不同。她可能会从事一份极其平凡的工作，不会处于聚光灯下，也不能彻夜阅读。赚的钱也会更少。下午在莱比锡，她在不同的展位有预约：Everlove 出版社、arsEdition 出版社。在 Ullstein 旗下分支 Forever， 从一名出版社员工那里得知，她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很快将出版新书，目前仍是最高机密。“我的能量值太低了，但我内心在尖叫，” 说。她的经纪人插话道：“在策划广告活动时，请务必想到我们。”TikTok 时代的文学也意味着：出现了大量情节和人物相似的小说，每章结尾都设有悬念（Cliffhanger）以诱导读者继续阅读，且包含大量性描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性幻想。在青少年版（Young-Adult）中，主要表现为深情地对视，内心忐忑不安，直到迎来救赎之吻；而在新成人版（New-Adult）小说中，则相当激烈。这种渴望看到两个通常为异性恋的主角在故事结尾走到一起的心理，虽然复制了关于“女性主要需要一个男人在身边才能获得幸福”的父权制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欲望的叙述方式：男性主角几乎总是询问她是否真的愿意。几乎总是围绕着女性主角的满足感展开。“这些书唤起了一种关于另一种现实也可能存在的想法，” 在斯图加特的会面中说道。尤其是当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对待女性不够尊重时。“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到，不必忍受一切。”这是在与她的交谈中极少数涉及社会政治的言论。至于许多书彼此相似或迎合趋势——吸血鬼、巨龙、冰球——她并不否认。“有时在读一本书时，我确实在想，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抄袭指控，”她说着笑了，但随即淡化道：“归根结底（At the end of the day），你也没法重新发明轮子。”预感到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并不会剥夺她阅读的乐趣。

对于亨格尔（Hengel）而言，这已经相当严重了。在 TikTok 上，她通常不会那样说话。这也是因为她有过糟糕的经历。以前，她的粉丝经常询问她对某些书籍的看法。如果她不喜欢某本书，她会诚实地回答。有一天，一位作者写信给她，大意是：“你不喜欢我的书真的太遗憾了，但能不能请你停止提到我？这让我彻底崩溃了。”亨格尔说，她当时感到很愧疚，但随后决定不能被禁言。不久之后，又有人投诉，这次甚至是一位来自美国的作者。亨格尔认为，对方的话语中透露出的是真实的痛苦。但也可能仅仅是情感勒索。如果最终个人的顾虑比诚实的评价更重要，那么客观的批评如何可能？在旧的评论界，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深刻的伤害，以及作者与评论家之间激烈的宿怨——人们至今未忘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如何向赖希-拉尼基（Reich-Ranicki）复仇：他在一部小说中让一个几乎没有经过伪装的评论家角色看似死掉。亨格尔所做的事情要体贴得多，也友善得多。但如果人们放弃批评，真的就更尊重作者了吗？“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亨格尔说。她不再制作批评类的视频。对于不喜欢书，她大多根本不提及。如果对于一本付费推广的书没有任何正面评价，她宁愿取消与出版社的合作。“我想用我的账号带来快乐。”在 Instagram 上可以看到，早在约定时间之前，她就已经在斯图加特的一家书店里，吃过早餐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她在视频中说：“我完全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我又在书店里了。但我们现在来看看所有这些书。我热爱探访我的书。”随后，她向镜头展示了几本不同的小说，朗读封底介绍。当她发现一个封面特别漂亮时，短促地发出了尖叫。在那一刻，杰斯·亨格尔（Jess Hengel）就是一个对文学充满热情的女人。

劳拉·巴克斯（Laura Backes）

“我完全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我又在书店里了。” 杰斯·亨格尔（Jess Hengel），TikTok 博主

5 --- 98 文化 《镜报》 33 / 2026

»奥德修斯也必须是个骗子«

电影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正面临批评。古代历史学家赖蒙德·舒尔茨（Raimund Schulz）对好莱坞版本的改编没有异议——并解释了神话真正的含义。

舒尔茨，64岁，是比勒费尔德大学的教授。这位学者的研究重点包括航海、战争以及古代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在最近的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中，他研究了欧洲文明的一个关键人物：奥德修斯*。

镜报： 舒尔茨先生，您是众多在电影院观看克里斯托弗·诺兰《奥德赛》的观众之一，同时也是少数几位真正精通电影主角的专家之一。您的专业评价是什么？

舒尔茨：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现在不愿加入那些吹毛求疵地寻找哪些地方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人之行列。

镜报： 不愿意？像艾米莉·威尔逊（Emily Wilson）这样最近将《奥德赛》翻译成现代英语的专家，就给这部电影写了一篇愤怒的差评。

舒尔茨： 我觉得这部电影令人印象深刻。它凭借其视觉和听觉的震撼力取胜。而且导演本人也提到，这是一个“根据”荷马作品改编的故事。因此，他自觉地采取了自由发挥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素材。这是合理的。

镜报： 这是否也包括——举一个有争议的细节——让奥德修斯乘坐一艘维京船开始他的漂泊之旅？

舒尔茨： 当然，他在这里本可以做得更真实。但这是一部好莱坞电影的首要任务吗？最终决定性的是这些元素被植入其中的情节。故事是否连贯？导演在多大程度上对古代素材进行了有意义且原创的诠释？他与之前的诠释有何不同？关键在于电影所呈现的故事的整体印象。

镜报： 而您认出了这个印象？诺兰将奥德修斯描绘成一个遭受创伤的战争回归者，对他血腥的行为感到纠结……

舒尔茨： 这与荷马无关。在原著中看不出奥德修斯通过战争和漂泊得到了净化。就此而言，这是诺兰的现代诠释。但人们必须接受这一点。

* 赖蒙德·舒尔茨：《奥德修斯：神话与真相》。Klett-Cotta出版社；320页；25欧元。

镜报： 即使这不符合荷马的叙述？

舒尔茨： 一部好莱坞电影不能也不必一对一地还原古代原型，它不是纪录片，而是一种诠释方案。典型的诺兰风格例如阿伽门农的角色，在原著中他同样领导了前往特洛伊的军事远征。当然，头盔饰物流出的空心脊柱是一个奇幻元素，而那件黑色斗篷和头盔让他几乎让人想起达斯·维达。他出现在电影海报上并非没有原因。但也有一些方面，电影错失了机会。

镜报： 比如？

舒尔茨： 例如这种有些模式化的黑白思维：这边是善良、被净化的英雄，那边是极其邪恶的求婚者，他们觊觎他的王国——然后他像一个美国单兵一样几乎独自击败了他们所有人。在荷马笔下，人物要矛盾得多。

镜报： 与诺兰不同，荷马的《奥德赛》并非以一场决战结束，而是以伊萨卡岛一场真正的国家危机结束。

舒尔茨： 的确如此。这在几乎所有的改编故事中都被删除了，尽管对于政治信息而言……

专家舒尔茨： »诺兰在反向操纵这个故事«

马克西米利安·西德罗（Maximilian Siderow）

是对《奥德赛》至关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归乡者，他想要夺回自己的庄园和地位。为此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不惜在伊萨卡引发一场内战。直到雅典娜介入调停，冲突才得以解决。《镜报》： 根据现代的叙事习惯，这样的结局更像是一种反高潮，因此不适合好莱坞。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情况不同吗？舒尔茨： 是的，一个简单的圆满结局对他们来说可能显得太贫乏了。他们熟悉所有的故事，就像熟悉特洛伊战争一样。显然，荷马想为他们提供一个新颖的结局，以引发思考。《镜报》： 原作中缺失的还有道德教训，对吧？舒尔茨： 至少它并不明确。今天，谎言和欺骗通常被认为是违背道德的。但在奥德修斯的世界上，情况并非如此。那是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策略。像奥德修斯这样的地方统治者必须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镜报》： 您称这部电影令人印象深刻。对于古代的听众来说，《奥德赛》是否也同样震撼？舒尔茨： 仅仅是荷马史诗能以如此规模被记录下来，就证明了它们产生的影响。与早期的叙事相比，《奥德赛》中交织的情节线和闪回显然被认为是革命性的。此外，它在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呈现了角色——其中也包括女性——以及复杂的性格特征，人们此前可能从未听过这种形式的故事。《镜报》： 荷马的同代人会喜欢这部电影吗？舒尔茨： 在某些方面肯定会。诺兰像荷马那样，通过闪回从后往前地讲述故事。这是一个即使在古代观众看来也会感到震撼的元素。《镜报》： 同代人会对船上的亚洲人、黑人海伦或由跨性别者饰演的西农感到不适吗？舒尔茨：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会谨慎地回答：当时例如许多船员就来自不同的族群。同代人完全熟悉皮肤黝黑的人的存在 —— 《镜报》 33 / 2026 文化 99 《奥德赛》主演马特·达蒙、赞达亚：“电影在某些方面错失了机会”。在文本中偶尔会提到这一点，并将其视为随着贸易航行和殖民扩张而扩大世界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诺兰在选角政策上依然设置了有效的刺激点。《镜报》： 那么这位导演是否可以说只是另一位讲述这个长期以来仅靠口头相传的故事的吟游诗人——就像荷马曾经做的那样？舒尔茨： 可以这样看。不过没有人能肯定荷马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但对我这个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反而是次要的。《镜报》： 不同于奥德修斯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舒尔茨： 是的，这在历史上更有趣。仅仅是这个人物及其经历在荷马之前可能已经被吟游诗人传唱了几个世纪这一事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论据，证明在希腊西北部可能存在一个历史原型。《镜报》： 一个成功的富农或地区领主，后来甚至被人们崇拜？舒尔茨： 这至少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尽管无法通过非荷马时期的文献来证实。他一定代表了某种特别的东西：在荷马笔下，他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其特质既吸引人又令人畏惧。而这恰恰让奥德修斯如此具有人性。《镜报》： 这在古代也适用于那些过于人性化的神灵，对吧？

舒尔茨： 没错。但在诺兰的电影中，众神扮演的角色相当有限，仅作为临时的顾问和陪伴者。他们并不直接干预。在这里，他极大地削弱了原著的影响，而将重心放在英雄身上——大概是为了让他变得更有趣。顺便提一下，在史诗中，奥德修斯的伴侣潘妮洛普也不仅仅是一位忠诚、坚强的妻子。她和她的丈夫一样狡黠且聪明。

镜报： 如今，这个故事中还有什么让我们着迷？是迁徙、身份、家乡、友谊，还是责任？

舒尔茨： 所有这些。它是各种经验的天才结合，至今仍能触动我们。就拿与家乡的分离、在陌生地方的不安全感、以及回归家园的渴望来说。这些是对于人类而言永远具有吸引力的存在主义主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对荷马所探讨的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其核心是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在不损害整个共同体的情况下，解决个人的利益冲突？我们如何应对那些在 2000 多年里，尽管社会和国家形式发生了变化，却依然反复爆发的暴力？

镜报： 假设克里斯托弗·诺兰聘请您担任历史顾问——您一定会向他建议什么，又会强烈建议他避免什么？

舒尔茨： 我大概会建议他不要将过多的伪历史元素和层面混合在一起，以免损害典型的荷马主题，例如英雄的“荣誉”。当然，作为一名荷马迷，我会希望电影能多一些场景，比如奥德修斯与娜乌西卡之间的相遇：一边是一个一贫如洗、必须从零开始的遇难船员；而另一边是一个处于适婚年龄、有勇气帮助这个男人的年轻女孩。遗憾的是，电影中缺失了这个伟大的场景。

镜报： 像《奥德赛》这样的史诗与像《指环王》这样的作品，也就是说神话叙事与奇幻文学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舒尔茨： 荷马史诗在艺术构思和文学质量上优于奇幻文学。与奇幻文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奥德赛》与人类生活现实的接近程度：它的情节设定在真实的地理空间中。在一个我们所熟知的世界里。那是地中海，而不是中土世界。

采访：阿尔诺·法兰克 (Arno Frank)

5 --- 100 文化 镜报 33 / 2026

Çağla Ilk 曾担任八年的“全能助手”，现在她计划发起一场革命

舞台

在艺术总监 Shermin Langhoff 的领导下，柏林马克西姆·高尔基剧院（Maxim Gorki Theater）为德语戏剧世界的变革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她的继任者 Çağla Ilk 现在宣布将进行一次彻底的颠覆。

为了参加艺术总监 Shermin Langhoff 的告别之夜，Cem Özdemir 从斯图加特前往首都。这位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微微低头走上舞台，对着麦克风讲话，他的声音因激昂而显得沙哑。Özdemir 表示， 和她的剧院“尽管面临阻力，尽管环境不利，但证明了改变是可能的”。“因此，你成为了许多渴望一个不同、更开放的德国的人的榜样。”这位政治家说，他与 已是多年的好友。

被提及的 穿着一件带有白色条纹的黑色 Adidas 夹克走入聚光灯下。她将随身携带的演讲稿纸页扔在舞台的尘埃中。“我原本想告诉你们，后移民戏剧（postmigrantisches Theater）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在何处开始的，”她宣布道，但只需说她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剧院开始工作是在 2013 年，“也就是 AfD（德国选择党）成立的那一年”。也就是说，那个目标是“攻击最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难民”的政党。

在 6 月中旬的这个夜晚，这场庆祝活动充满了战斗气息和忧伤。在艺术总监 领导的 13 年后，随着负责人的离任，许多演员和导演也告别了这家让“后移民戏剧”这一概念广为人知的剧院。该术语是指一种致力于讲述移民到德国的人们的故事，并由来自移民家庭的演员来演绎这些故事的舞台艺术。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人们齐声歌唱、哭泣和舞蹈。当电影制作人 Fatih Akin 以 DJ 身份站在调音台前时，他说了一句话：“一扇门关闭了，但一座金门开启了。”

目前，柏林的戏剧爱好者们怀疑马克西姆·高尔基剧院的未来是否真的如此辉煌。因为这家剧院现在由一位拥有不同愿景的女性领导。根据网站上的说法，该剧院应成为一个“在戏剧、当代艺术、行为艺术、舞蹈、音乐、声音、话语和城市之间开放的、跨学科的场所”。在未来的艺术总监 Çağla Ilk 的剧目单中，人们无法找到所谓的后移民戏剧。

“概念是有保质期的，”Ilk 几天后说道。她坐在柏林腓特烈斯海恩区（Friedrichshain）一个大厅的咖啡桌旁。这里是高尔基剧院的工作室所在地，在她周围，数十名男女正在制作舞台幕布和布景。她继续说道，“后移民”这个词自 2013 年以来作为标签在高尔基剧院运行良好，但遗憾的是，它已不再适用于描述当下。“移民无处不在，它不是‘后’（post）。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设定。”

Çağla Ilk 所计划的显然是一次剧烈的、彻底的颠覆。或者人们误解了她？“我无意废除剧院。我想开放这座建筑，”Ilk 用一种兴奋的、几乎是欢呼的语气说道。她将扩大节目范围。“戏剧仍是核心，但它只是一个拥有许多其他器官的更大有机体中的一部分。”

人们可以现场观察到她所指的具体含义。

--- DER SPIEGEL 33 / 2026 KULTUR 101

在采访桌周围，一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老先生，拿着一支蘸满蓝色油漆的刷子，脸上戴着呼吸面罩，正走在一块铺在地面上的、带有镜面元素的巨大纸布上。这个男人名叫萨基斯（Sarkis），87岁，是一位来自土耳其、在巴黎生活多年的著名概念艺术家。他将为恰拉·伊尔克（Çağla Ilk）在戈尔基剧院（Gorki）开启的第一个季度（在4. September）揭幕。呈现的不是戏剧，而是一个装置艺术。萨基斯展示了重新设计版本的剧院舞台观众席。剧院门户网站《夜评》（Nachtkritik）用这样的词汇描述伊尔克的第一个计划：“一座剧院堡垒正在被削平。”恰拉·伊尔克在伊斯坦布尔学习建筑学，2004年移居柏林。2020年至2025年，她担任巴登-巴登国家美术馆（Staatliche Kunsthalle Baden-Baden）的共同馆长，并在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德国馆担任策展人。此前，她曾担任制作人和导演——2012年至2020年期间，她在马克西姆·戈尔基剧院（Maxim Gorki Theater）担任策展人和戏剧构作。“在这个房子里，我做了八年的‘万能助手’，”伊尔克说道，她的声音中带着愤怒，显然是针对对其计划的所有质疑。她想表明：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关于朗霍夫（Langhoff），伊尔克说：“我祝她一切顺利。”事实上，她计划组建一个由“大约12名”男女组成的剧团，但朗霍夫在戈尔基剧院建立的那类戏剧艺术可能几乎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像是在为可能曾在戈尔基剧院遭受的拒绝而寻求报复。当朗霍夫开始她的艺术总监任期时，她是第一个在德国担任大型公共补贴剧院领导职务的土耳其裔人士。她与临时共同负责人延斯·希尔耶（Jens Hillje）在戈尔基剧院呈现的演出，带有明显的反政治右翼、争取酷儿生活方式被认可的烙印。朗霍夫和希尔耶制定了一个起初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计划，即为移民到德国的人们创作戏剧是有价值的。该剧院的热门剧目包括场场售罄的教室剧《疯狂之血》（Verrücktes Blut）和关于中东冲突的剧作《局势》（The Situation）；而像《小镇男孩》（Small Town Boy）这样讲述德国省份酷儿日常生活的演出，则让观众和评论界为之倾倒。在戈尔基的舞台上，土耳其、俄罗斯移民的后裔以及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外籍人士出演。导演则来自东欧、法国、以色列和土耳其。在《我们的德国童话》（Unser Deutschlandmärchen）和《红房子》（Das rote Haus）等演出中，出身于移民家庭的导演哈坎·萨瓦什·米坎（Hakan Savaş Mican）和埃尔桑·蒙塔格（Ersan Mondtag）动情地讲述了所谓“客工”的生活热情与困苦。“由阿道夫·希特勒留下的那个‘雅利安证明’的德国，那个新纳粹的梦想，已经结束了，”舍敏·朗霍夫（Shermin Langhoff）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为了一个新的德国，我们创造一个新的德国戏剧。用来自全世界的故事。”对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补贴的剧院，包括像维也纳城堡剧院（Wiener Burgtheater）或慕尼黑室内剧院（Münchener Kammerspiele）这样的大型剧院来说，戈尔基剧院在2013年启动后不久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警钟。对于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大多数剧院来说，直到2010年代为止，一直遵循这样一个规则：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为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创作舞台艺术。在一个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剧院系统中，许多剧院看起来就像是几乎只有白人的艺术实践保留地。然而，社会已经因移民而发生了剧烈变化。

回顾过去，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许多剧院负责人直到通过高尔基剧院的演员们（他们几乎全部来自移民家庭）才意识到，在他们自己的舞台上，几乎没有任何具有非洲、土耳其或俄罗斯血统的人在工作。在戏剧构思办公室、导演台以及戏剧学院的教学和练习室里，情况也几乎没有不同。如今，情况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剧院负责人和培训机构已将对多样性的重视作为人员选拔的重要原则。在大多数市立剧院的剧团中，可以找到非德国裔且通常是非白皮肤的人。在剧目单中，移民和酷儿主题已成为标准配置。杰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在告别朗霍夫时这样表达：“后移民剧院如今就是德国剧院。”面对这一成绩单，人们也可以对高尔基剧院的变革做出另一种解读：该剧院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或者说，并非如此？“不，使命远未完成，”68岁的安德烈·施密茨（André Schmitz）说道，他被许多文化界人士视为柏林文化政策的幕后推手。在市长克劳斯·沃韦赖特（Klaus Wowereit）任内，他从2006年到2014年担任文化国务秘书。正是他将朗霍夫请到高尔基剧院担任艺术总监。这位前政治家在电话中表示：“舍敏·朗霍夫（Shermin Langhoff）开启了我们所有人的视野。我认为更换她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柏林失去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场所，在那里，无论是否有移民背景的人都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朗霍夫的高尔基马克西姆剧院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与弗兰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在九十年代改变表演方式的柏林人民剧院相似。卡斯托夫在人民剧院担任艺术总监长达25年，而朗霍夫在13年后将被接替。这可能也与朗霍夫在剧院内部经常采取粗鲁的对待方式有关。《镜报》在2021年报道了多名员工对这位艺术总监滥用职权、恐吓和言语攻击的指控。据《南德意志报》报道，朗霍夫承认自己曾“失控”，剧院内部则努力进行调解。她的继任者恰拉·伊尔克（Çağla Ilk）现在表示：“我们这些剧院艺术总监都像小蜗牛，终有一天必须离开自己的壳。我们离开，而剧院依然在。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大故事中的一个小片段。”从伊尔克突然灿烂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很喜欢这个蜗牛的比喻。“戏剧已经存在了近3000年，实际上它紧随洞穴壁画之后。因此，在戏剧史上，弗兰克·卡斯托夫也只是一只小蜗牛，”她说道。当卡斯托夫在2017年被解除人民剧院负责人职务时，德国文化界引起了很大轰动。柏林文化政策部门任命比利时艺术策展人克里斯·德孔（Chris Dercon）作为卡斯托夫的继任者。德孔——

被解雇的剧院负责人朗霍夫：为更开放的舞台艺术而战

照片：Zimm / EBA / picture where --- 镜报畅销书 # 虚构类

在《正念谋杀》系列取得成功后，卡斯滕·杜塞将经济奇迹时期的庸俗电影系列《伊门霍夫》作为一部讽刺推理小说的背景。如果生活本身不是马场，那么它或许是一个犯罪现场？ / 第 2 名

非虚构类

克里斯蒂安·巴伦（Christian Baron）在他的小说三部曲中捕捉到了家乡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的多面性。而他关于“红魔”的非虚构著作则是一篇直接向这座城市的足球队表达的情书。 / Platz 15 1 (1) 《海德堡的回忆》（Memories of Heidelberg）海因茨·斯特伦克（Heinz Strunk），Rowohlt 出版社；23 欧元 1 (-) 《伊门霍夫的电影断片》（Filmriss auf Immenhof）卡斯滕·杜塞（Karsten Dusse），Heyne 出版社；24 欧元 2 (-) 《第二大爱》（Die zweitgrößte Liebe）鲁斯-玛丽亚·托马斯（Ruth-Maria Thomas），dts 出版社；24 4 欧元 3 (-) 《致命的毁灭》（Tödliches Verderben）卡琳·斯劳特（Karin Slaughter），HarperCollins 出版社；24 5 欧元 (3) 《巨人们》（Die Riesinnen）汉娜·海夫纳（Hannah Häffner），企鹅出版社；24 6 欧元 (2) 《五，六，七，八》（Fünf, sechs, sieben, acht）埃瓦尔德·阿伦茨（Ewald Arenz），DuMont 出版社；25 7 欧元 (4) 《往昔》（Yesteryear）卡罗·克莱尔·伯克（Caro Claire Burke），Heyne 出版社；24 8 欧元 (-) 《斩杀吸血鬼征服者》（Slaying the Vampire Conqueror）卡丽莎·布罗德本特（Carissa Broadbent），Carlsen 出版社；22 9 欧元 (-) 《投下一道阴影》（Wirf einen Schatten）埃琳娜·费舍尔（Elena Fischer），Diogenes 出版社；25 10 欧元 (5) 《早安，今天天气真好》（Guten Morgen, schönes Wetter heute）塔尼娅·科科斯卡（Tanja Kokoska），dts 出版社；23 11 欧元 (-) 《盐与泪之屋》（Ein Haus aus Salz und Tränen）艾琳·A·克雷格（Erin A. Craig），Ullstein 青少年图书；22,99 12 欧元 (7) 《街道》（Die Straße）罗伯特·塞塔勒（Robert Seethaler），Claassen 出版社；25 13 欧元 (8) 《终点只是起点》（Das Ende ist nur ein Anfang）T. C. 博伊尔（T. C. Boyle），Hanser 出版社；25 14 欧元 (-) 《这里挺好的》（Ist doch schön hier）米里亚姆·布德尔斯基（Miriam Burdelski），Blessing 出版社；24 15 欧元 (-) 《爱上敌人的极致折磨》（The Exquisite Torment of Loving Your Enemy）布里吉特·奈特利（Brigitte Knightley），Penhaligen 出版社；23 16 欧元 (-) 《关于鲁比·库珀的真相》（Die Wahrheit über Ruby Cooper）利兹·纽金特（Liz Nugent），Gutkind 出版社；24 17 欧元 (9) 《穿行原野》（Querfeldein）亚历克斯·卡普斯（Alex Capus），Hanser 出版社；25 18 欧元 (11) 《午夜之旅》（Die Mitternachtsreise）马特·海格（Matt Haig），Droemer 出版社；24 19 欧元 (12) 《皮娜出局》（Pina fällt aus）薇拉·齐施克（Vera Zischke），List 出版社；21,99 20 欧元 (10) 《暂停》（Pause）莱娜·库普克（Lena Kupke），dts 出版社；23 1 欧元 (1) 《亲爱的英国》（Dear Britain）安妮特·迪特特（Annette Dittert），DuMont 出版社；24 2 欧元 (2) 《学会说不》（Nein sagen）马蒂亚斯·布兰特（Matthias Brandt），Kiepenheuer & Witsch 出版社；16 3 欧元 (3) 《火之梦》（Träume aus Feuer）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Pfaueninsel 出版社；20 4 欧元 (4) 《三百名男子》（Dreihundert Männer）康斯坦丁·里希特（Konstantin Richter），Suhrkamp 出版社；30 5 欧元 (5) 《足够成熟》（Alt genug）伊尔迪科·冯·库尔蒂（Ildiko von Kürthy），Ullstein 出版社；22,99 6 欧元 (6) 《我心中的故事》（Die Geschichte in mir）吕迪格·冯·弗里奇（Rüdiger von Fritsch），Siedler 出版社；26 7 欧元 (8) 《在意面与柠檬切罗之间与自己重逢》（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asta und Limoncello）梅兰妮·皮格尼特（Melanie Pignitter），Gräfe und Unser 出版社；20 8 欧元 (-) 《信仰，爱，克洛普》（Glaube, Liebe, Klopp）迈克尔·霍雷尼（Michael Horeni），C. Bertelsmann 出版社；26 9 欧元 (12) 《与歌德共度夏天》（Ein Sommer mit Goethe）古斯塔夫·赛布特（Gustav Seibt），C. H. Beck 出版社；25 10 欧元 (9) 《我们正在失去这个国家》（Wir verlieren dieses Land）利夫·冯·博蒂彻（Liv von Boetticher），德国经济图书出版社；25 11 欧元 (10) 《法西斯主义并非一种观点》（Faschismus ist keine Meinung）伊尔科-萨沙·科瓦尔丘克（Ilko-Sascha Kowalczuk），C. H. Beck 出版社；23 12 欧元 (14) 《在披萨与阿佩罗之间与自己重逢》（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izza und Aperol）梅兰妮·皮格尼特（Melanie Pignitter），Gräfe und Unser 出版社；19,99 13 欧元 (7) 《细菌——隐形的英雄》（Bakterien – Die heimlichen Helden）彼得·沃尔莱本（Peter Wohlleben），Malik 出版社；23 14 欧元 (13) 《你并不孤单》（Du bist nicht allein）扬·弗莱施豪尔（Jan Fleischhauer），DIA 出版社；25 15 欧元 (-) 1. 《凯泽斯劳滕第一足球俱乐部》（1. FC Kaiserslautern）克里斯蒂安·巴伦（Christian Baron），Ullstein 出版社；16,99 16 欧元 (20) 《当太阳落下》（Wenn die Sonne untergeht）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S. Fischer 出版社；26 17 欧元 (17) 《告别生活》（Abschied leben）加布里埃莱·冯·阿尔尼姆（Gabriele von Arnim），Rowohlt 出版社；24 18 欧元 (15) 《小市民主义》（Bückbürgertum）乌尔夫·波沙特（Ulf Poschardt），Westend 出版社；27 19 欧元 (11) 《点点逗号线，艺术史完结》（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雅各布·施韦特费格（Jakob Schwerdtfeger），dts 出版社；25 20 欧元 (16) 《有机》（Organisch）朱莉娅·恩德斯（Giulia Enders），Ullstein 出版社；24,99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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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文化

其中包括舞蹈、电影和表演形式。在遭受敌意以及一个资金匮乏、糟糕的开局后，他在 2018 年辞职。直到今天，人民剧院（Volksbühne）——从今年秋天起将由马蒂亚斯·利林塔尔（Matthias Lilienthal）领导——仍未从这场艺术和文化政治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戈尔基剧院（Gorki）是否也会面临类似的局面？无论如何，名为德尔孔（Dercon）的幽灵目前正徘徊在围绕戈尔基剧院的讨论之中。伊尔克（Ilk）构思了“国际戈尔基”作为剧院座右铭。与那位比利时人相比，她以强调的愉快态度面对。

“克里斯·德孔是一位伟大的策展人，”这位艺术总监说道。但德孔当时刚来到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知情的支持。“因此，您不能将我与德孔相比，不仅是因为他的名气比我大得多，还因为我扎根于柏林这座城市。”在她的第一个演出季中，伊尔克安排了被誉为前卫艺术家的电影制片人乌尔里克·奥廷格（Ulrike Ottinger，84岁）的一部作品。伊尔克说：“奥廷格女士 40 年来一直渴望展示这部作品。”噪音音乐家兼装置艺术家马尔科·富西纳托（Marco Fusinato）则打算探讨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戏剧《洪堡王子》。编舞师康斯坦扎·马克拉斯（Constanza Macras）将与剧院建立固定合作关系，她及其团队此前已在柏林其他几家剧院有过合作。此外，艺术总监希望高尔基剧院今后尽可能在每天 13 点起就向观众开放。“人们不应该直到 18.30 点才来到剧院，喝杯香槟，看一场演出，然后迅速回家。”高尔基剧院应当成为一个市场，一个闲聊之所，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深夜逗留和放纵的去处。很快人们就会发现，伊尔克很有野心。她希望在五年后，当她的现任合同结束时，高尔基剧院能成为一个在德国境外也被人们热烈讨论的地方。这并不容易。因为自新冠疫情以来的这些年里，就柏林作为文化大都市的声誉而言，情况并不太乐观。伊尔克认为这并非艺术家们的错。“我希望这座城市的政治家们终于能明白：柏林能登上《纽约时报》，不是因为这里的消防工作做得好，而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品牌就是文化。”那么，马克西姆·高尔基剧院的品牌今后将代表什么？极大概率不是那种震撼戏剧世界的表演艺术。

Wolfgang Höbel 5 --- DER SPIEGEL 33 / 2026 KULTUR 103

权力的愚者 讽刺 在东德的竞选活动中，喜剧演员乌韦·斯泰姆勒（Uwe Steimle）和迪特·哈勒沃登（Dieter Hallervorden）积极参与其中。当小丑挤上政治舞台时，这并非巧合，而是一种症状。 作者：阿尔诺·弗兰克（Arno Frank） Thomas Victor / DER SPIEGEL 政治家舒尔策与喜剧演员哈勒沃登在德绍-罗斯劳： 讽刺秘书长 最晚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已经意识到宫廷弄臣比部长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政治家代表了严苛的秩序，而弄臣则代表了以幽默方式逾越该秩序的权利。当今天的小丑再次挤上政治舞台时，这并非巧合，而是一种症状。在 2026 年东德的竞选活动中，乌韦·斯泰姆勒和迪特·哈勒沃登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喜剧演员目前正处于对立面。斯泰姆勒支持 AfD（德国选择党），而哈勒沃登支持 CDU（基民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观众都将他们视为讨人喜欢且真实的局外人。两人都直言不讳。在政治讨论开始之前，他们就以此建立了信任。但共同点到此为止。乌韦·斯泰姆勒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支持者，而更像是一个忠诚的 AfD 党徒。他将该党的纲领人格化，并利用其精心计算的越界策略。当他像在德绍演出时那样，诅咒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或安格拉·默克尔死亡时，在有疑问的情况下，这终究只是讽刺！相比之下，哈勒沃登明确表示，他参与其中的目的是为了“绝对防止”AfD 获得绝对多数席位。CDU 必须接受一个附带损害，即其支持者所持有的某些立场绝非与该党价值观一致。在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于马格德堡和德绍的演出中，哈勒沃登批评了当前的国防和军备政策，讽刺了新任 CDU 秘书长弗朗齐斯卡·霍珀曼（Franziska Hoppermann），并谈到了加沙的“种族灭绝”。民主的生命力也体现在名人们能够发声——包括那些不以政治责任为衡量标准的人。然而，问题在于，当一个政党派出戴着弄臣帽的忠诚“排雷犬”，以测试可言论范围的预期边界移动时，情况就变得危险了。政治通过这种方式失去了严肃性。并非因为人们在笑，而是因为笑声开始取代责任。 S --- 104 评论 镜报 33 / 2026

当一切皆为商品，便再无真实

垃圾电视（Trash-TV）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在极小的事物中映射出宏大的社会议题——这有点像用蓝精灵玩偶来模拟执政党内部的争端，以便将忠诚关系的线条具体地呈现在眼前。在刚刚于 Joyn 和 Sat.1 播出的第二季中，《诱惑别墅》（Villa der Versuchung）同样提供了一出这样的教学喜剧：它将互助共同体中的道德痛点，转化为对可乐的渴求、对土豆的厌恶，以及 1 个问题——为了保护一个未来所有者尚不明确的私人财产，是否应该降低自己的需求。

其游戏设定在基本框架上与首季相同：14 位名人，包括珍妮·埃尔弗斯（Jenny Elvers）、托斯滕·莱加特（Thorsten Legat）和雅娜·“原力”·帕拉斯克（Jana »Urkraft« Pallaske），搬进了一栋设施简陋的别墅，甚至连床和餐具都缺失。饮食仅由冷皮土豆和水组成，所有其他便利设施，甚至是自带的衣物，都需要付费：例如，一支烟的价格为 150 欧元，一个鸡蛋 300 欧元，一瓶啤酒 300 欧元，而一晚单人床的价格为 1500 欧元。

所有这些支出并非从参赛者的私人预算中扣除，而是从作为获胜奖金的 250.000 欧元奖池中扣除。在八集节目后剩余的金额，将归属于在所有淘汰投票中幸存的人。任何对概率论有模糊认识的人在面对 13 个竞争对手时，都可以预见到自己可能无法拿到剩余资金，这在第一季中就严重影响了节俭纪律：获胜者贾斯敏·赫伦（Jasmin Herren）原本希望至少能偿还部分 400.000 欧元的债务，但最终仅赢得了 9200 欧元。

在新一季的第一集之后，人们很难指望这次情况会有所改善：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新住户已经挥霍了 64.950 欧元，其中仅香烟就花费了 11.100 欧元。在其他节目中，人们往往必须在匮乏的素材基础上凭极大的善意去构建社会隐喻，而《别墅》显然在探讨比其泳池规模更宏大的问题：一个娇惯的、尼古丁成瘾的个体身体，是否可以成为共同体预算的负担？集体能原谅多少个人私利？而如果通过物质放弃来炫耀性地获取道德资本，那么这种放弃本身究竟价值几何？

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一季中尤为有趣。第一季《诱惑别墅》展示了互助共同体如何在个人胃口面前迅速瓦解。但现在，所有参与者都知道，一瓶普罗塞克起泡酒不仅意味着花钱，还意味着购买播出时间。他们同样知道，表演性的节俭可以迅速塑造出一个理性的“集体长辈”或正直的“节俭专员”形象。

因此，令人好奇的不再是谁在省钱，谁在挥霍，而是在于不同类型的资本以什么样的汇率相互转换。生活禁欲的人可能会赢得观众的好感，并将这种放弃转化为道德声望。相反，那些在时机恰当时吃禁忌巧克力，或将每一次节制劝诫转化为轻歌剧式尖叫冲突的人，虽然在毁灭共同财产，但同时也向外界证明了自己是其他垃圾节目中可靠的“闹事保证”。在别墅里，金钱被兑换成舒适，舒适被兑换成冲突，而冲突则有望被兑换成后续的合约邀约。

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这些“货币”中找到所需：一些经济拮据的候选人需要的是奖金——例如，近期在健康和财务上都陷入困境的演员海因茨·赫尼格（Heinz Hoenig）的妻子安妮卡·凯尔斯滕-赫尼格（Annika Kärsten-Hoenig）；而另一些人则需要一次回归——或许是塔蒂亚娜·格塞尔（Tatjana Gsell），年轻的垃圾综艺观众可能几乎不再认识她。这或许就是本季的社会讽刺点：共同体的失败并不总是因为成员自私，有时仅仅是因为每个人对“获益”的理解截然不同。

安雅·吕策尔（Anja Rützel）

在《诱惑别墅》（Villa der Versuchung）中，名人必须为所有东西支付高昂代价，甚至包括衣服。问题在于：克制能赢得好感，而闹事能赢得下一份工作。

Joyn CD 5 --- 镜报 33 / 2026 文化 105

系列剧 # 失控

一段欢快的男性友谊依然可以成为绝妙情节的驱动力。荒诞剧集《布劳恩施拉格》（Braunschlag，2012）讲述了一位奥地利市场市镇的市长（罗伯特·帕尔弗拉德 饰）试图与迪斯科舞厅老板理查德（尼古拉斯·奥夫查雷克 饰）共同将该镇打造为旅游胜地的故事。两人共同构思了一个计划，其愚蠢程度之深，以至于它必须能奏效：他们伪造了一次圣母显现。游客来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涉及核废料和豚鼠。现在，由导演大卫·沙尔科执导的续集《布劳恩施拉格 1986》在德国上映。市长查赫和理查德再次产生了一个让布劳恩施拉格出名的主意。以前的一切不是更好吗？镇议会决定，镇上将实行 1986 年的标准。手机和 90 年代的流行音乐被禁止。这次商业创意再次奏效，但再次失控，因为怀旧是可以被利用的：一名右翼政治家和一名自由至上主义企业家出现了。查赫与他们发生了冲突。这部剧中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旨在追求笑点，因此在叙事上不够精准——是否真的需要所有新加入的角色？有时沙尔科过于依赖奥夫查雷克，后者的肢体表现力在如今这种抹了发油的 80 年代美学中掩盖了一切。但由此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狂野的风格。《布劳恩施拉格》在美学上也是一首对反权威生活意义的颂歌。谁要是忽略了这部剧，就真的错过了很多。ETH 《布劳恩施拉格 1986》。HBO Max 播出五集。

阿里亚娜·格兰德：《Petal》。卡蒂亚·汤姆金

流行音乐 # 男人的诅咒

阿里亚娜·格兰德如何看待人们对她及其感情生活的看法？她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位美国流行歌星的第八张专辑《Petal》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张专辑对格兰德来说处于一种过渡阶段：就在全球巡演结束前不久，以及音乐剧《魔法坏女巫》分两部电影上映一段时间之后，她在其中饰演了梦想角色“格林达”，并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虽然她的职业生涯充满成功，但格兰德感情生活的形象却被频繁更换伴侣和出人意料的分手所定义。在《Petal》中，她不仅反思了最近的一次分手，还反思了她的整体关系。她有时表现出无奈。人们可以将这张专辑的核心论点解读为：阿里亚娜·格兰德已经厌倦了展示一种不符合她真实生活的生活。如果尝试不同的男人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生活是她的“诅咒”，那就这样吧。格兰德兑现了她关于《Petal》将变得个人化且粗粝的承诺。但在音乐上，人们几乎感觉不到那种“未经过滤的愤怒”。相反，早前歌曲中那种流行音乐的粘性（Stickiness）缺失了。但也许重要的不是音乐，而是传递的信息：这位 33 岁的歌手似乎已经接受了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剩下的问题只是，她最终是想说服她的观众，还是说服她自己。KIM # 电影

摇篮怪物

在电影中，孩子的出生并不总是幸福的时刻，尤其是在恐怖片里。最迟从《迷胎》（1968）开始——在那部电影中，恶魔可能与由米娅·法罗饰演的女主角孕育了一个孩子——分娩就必须考虑到会有糟糕的意外。在汉娜·贝尔格霍姆（Hanna Bergholm）的电影《夜生》（Nightborn）中，芬兰女人萨加（Saga，塞迪·哈拉饰演）和她的英国丈夫乔恩（Jon，鲁伯特·格林饰演）在看到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库拉（Kuura）时，也感到非常困惑。

在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之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起初，只能听到它充满攻击性的尖叫和哭闹。贝尔格霍姆展示了人们的反应，他们注视着它——通常是惊恐地。因此，它成为了与自身孩子出生可能相关的恐惧的投影面。与此同时，贝尔格霍姆展示了萨加和乔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逐渐破裂的，他们为了组建家庭，搬到了芬兰森林深处的一栋偏僻房子里。萨加对库拉的情感变得越来越强烈，尽管这个孩子在哺乳时会咬她的乳房，而且似乎是以血液而非乳汁为食。它真的需要一个父亲吗？

在《夜生》中，贝尔格霍姆将心理深度与血腥恐怖（Splatter）相结合。她以荒诞的方式反思了为人父母的陷阱，同时带领观众在芬兰森林中进行一场恐怖之旅。人们很早就预感到这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只是不知道谁会是那个结局的受害者。

LOB

《夜生》（Nightborn）。导演：汉娜·贝尔格霍姆。主演：塞迪·哈拉，鲁伯特·格林。时长：92 分钟。8月6日起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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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镜报 33 / 2026

体育 现阶段因凡蒂诺尚未出局

Gabriel Bray / AFP --- 镜报 33 / 2026 107

足球 在投资者计划失败后，国际足联（Fifa）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正为自己的前途而战。卡塔尔埃米尔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詹尼·因凡蒂诺迄今为止无可争议的强项之一，就是能够及时寻找强大的盟友。56岁的因凡蒂诺自2016年起担任世界足球联合会（Fifa）主席。在任期间，他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以及唐纳德·特朗普结成了盟友——他们分别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强权人物。这些国家全部曾是或将成为世界杯主办国，这并非巧合。

尽管国际足联主席传统上认为自己与全球权势人物（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企业的巨头）处于同一层级，但可以推断，因凡蒂诺凭借其人脉关系，认为自己几乎是不可撼动的。正因如此，他在短短几天内从体育政治的巅峰跌向深渊，才显得如此令人惊讶。

直到2026年7月19日，当西班牙和阿根廷在纽约东卢瑟福争夺世界杯冠军时，因凡蒂诺似乎还处于权力的顶峰。在颁奖仪式上，当西班牙世界冠军准备捧杯庆祝时，他亲自将美国总统引导出画面。长期以来，因凡蒂诺的另一个任期（直至2031年）被认为是稳操胜券。下一次常规主席选举预计将于2027年3月18日在国际足联大会上举行，地点在摩洛哥——这是2030年世界杯六个主办国之一。

然而，早在世界杯期间，就出现了因凡蒂诺可能陷入困境的初步预警信号。法国《世界报》（Le Monde）披露了国际足联与伦敦代理公司 Ten Toes Media 签署的一份合同。该公司在22个月的时间里，获得折合300万欧元的费用，负责维护国际足联的多个社交媒体频道以及因凡蒂诺的个人 Instagram 账号。

世界杯结束后，因凡蒂诺随即向世界公布了一项计划，该计划显然在数月前就已构思完成，且得到了美国大银行摩根大通（J. P. Morgan）的大力协助。根据该计划，国际足联拟出售其最大的资产——世界杯。商业权利将被外包给一家名为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FFE) 的子公司。20%的股份将提供给私人投资者，其中包括一个直到4月份才出现的基金，该基金由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兄弟约书亚·库什纳（Joshua Kushner）管理，后者曾与因凡蒂诺一同陪同特朗普旅行。

因凡蒂诺给国际足联成员设定了期限。他们必须在9月19日之前决定是否同意该计划。该提议伴随一项报价：到2038年为止，每个国家协会总共可获得8600万美元，其中包括一笔签约费。据伦敦《泰晤士报》（Times）报道，计划是因凡蒂诺在2031年结束国际足联主席的最后一个任期后，担任 FFE 专员，年薪高达数千万美元。作为对比：2025年他作为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略高于500万欧元。

关于国际足联行政部门中谁在因凡蒂诺的内部圈子内知晓此事，正演变成一场法律悬疑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承认。

起初，全球对投资者计划的愤怒似乎几乎没有影响到因凡蒂诺。直到7月27日，这位国际足联主席仍在他在最偏好的频道 Instagram 上抨击媒体批评者。他痛斥那些“躲在笔尖和纸页后面、躲在屏幕后面散布仇恨和虚假谣言”的人。

7月28日，国际足联（Fifa）管理层向全球211个成员协会发送了信函。在所有国家协会阅读电子邮件之前，相关材料便被泄露。媒体之火随即点燃，包括西班牙联赛主席哈维尔·特巴斯（Javier Tebas）在内的足球官员宣布将予以抵制。此后，国家协会董事会、各联赛、六大洲足联以及其他机构之间接连召开紧急会议。7月30日，在欧足联（Uefa）的统一下，55个欧洲协会宣布，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其计划，他们将抵制所有国际足联的赛事。同一天，国际足联向选定的机构发送了一份关于世界杯扩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未来的参赛球队将不再是像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的赛事中那样的48支，而是增加到64支，自2030年起生效。因凡蒂诺此前曾因遭遇巨大阻力而不得不停止这一计划，就像他在2019年不得不埋葬第一个惊人的投资者计划一样。在国家协会签署截止日期到来之前，他希望提交一份关于世界杯扩军的某种评估报告——以此来争取选票。扩大世界杯规模，与增加所谓的发展援助基金或向成员协会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一样，是确保选票的成熟手段。因凡蒂诺的前任、来自巴西的若昂·哈维兰格（João Havelange）以及来自瑞士因凡蒂诺家乡布里格（Brig）邻镇的约瑟夫·布拉特（Joseph Blatter），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操作。目前名为“Fifa Forward”的资助计划每年为每个国家协会带来200万美元，德国与太平洋上的任何一个小岛国一样。在国际足联大会上，无论协会规模大小，所有成员都拥有一票，这一原则此次也没有被动摇。2030年世界杯允许增加16支球队参赛，这意味着将增加四个小组赛小组。目前，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将各举办一场小组赛，随后由葡萄牙、西班牙和摩洛哥承办赛事的大部分内容。如果世界杯扩军，原本就支持因凡蒂诺的南美国家可能各承办一整个小组赛小组。这将加强联盟，并为相关东道国的官员提供如童话般丰厚的额外收入。对于摩洛哥而言，最重要的是在2030年举办世界杯决赛，地点将在目前卡萨布兰卡附近建设的一座体育场，该体育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足球场。因凡蒂诺在本周中期让其最重要的管理人员飞往摩洛哥参加危机会议，这并非巧合。当时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离职迹象。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Mattias Grafström）与运营主管凯文·拉穆尔（Kevin Lamour）一样保持距离。这位法国人宣布与他的主席决裂，他曾在2015 / 16年的首次竞选期间为其效力。在给员工的一封群发邮件中，他表示，国际足联的员工被欺骗了

“轻蔑与恐吓”

凯文·拉穆尔（Kevin Lamour），国际足联员工，在一封群发邮件中写道 --- 108 体育 镜报 33 / 2026

且理应得到比“轻蔑与恐吓”更好的对待。在 31. 7月，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Dechert LLP 受欧足联（Uefa）委托，向因凡蒂诺（Infantino）发出了严厉的要求，并附带最后通牒。要求立即确保所有关于 FFE 主题的所有文件，包括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软件消息、日历条目以及元数据，明确包括存储在私人终端设备上的内容。Dechert 威胁将采取法律行动、启动仲裁程序并向监管机构投诉，并警告不得销毁证据。名单中列出了 18 人，他们被认为是因凡蒂诺的知情者。令人惊讶的是，名单中缺失了某些人：例如因凡蒂诺的办公室主任费德里科·拉维格利奥内（Federico Raviglione）。因凡蒂诺的顾问卡洛斯·科尔代罗（Carlos Cordeiro）也未被提及，这位美国前投资银行家曾同时担任特朗普世界杯特别工作组的高级顾问。科尔代罗现已辞去因凡蒂诺顾问的职务。他声称对相关计划一无所知。在 1. 8月 的凌晨，国际足联宣布撤回 FFE 计划。该项目已导致“分裂”，将不再继续推进。从那时起，因凡蒂诺的目标就只剩下保住自己的职位。

• 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因凡蒂诺之妻莱娜·阿尔-阿什卡尔（Leena al-Ashqar）、巴黎圣日耳曼总统纳赛尔·阿尔-赫莱菲（Nasser Al-Khelaifi）出席 13. 7月 2025. 在新泽西州东卢瑟福 MetLife 体育场举行的巴黎圣日耳曼对阵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世俱杯决赛。足球之友特朗普、因凡蒂诺：从体育政治峰会走向深渊

延斯·温赖希（Jens Weinreich）

另一个超级赛事成为了谈判筹码。长期以来，国际足联（Fifa）的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仅引起少数记者和媒体的关注。这种情况在2010年12月2日发生了变化，当时决定将俄罗斯和卡塔尔定为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主办国。从此，许多人对国际足联的批评不再仅仅是腐败，而是将其形容为黑手党化。几年后，司法部门也认同这一观点：2015年5月27日清晨，国际足联的高管在苏黎世被逮捕。美国司法部（DOJ）根据一项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发布了第一份起诉书。因凡蒂诺当时还是欧足联（Uefa）的秘书长；他嗅到了机会。他与瑞士司法部门的代表（包括联邦检察官）举行了秘密会议，其中部分会议在卡塔尔驻瑞士大使馆大楼内进行。2015年秋季，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及其接班人被停职：接班人正是当时的欧足联主席、也是因凡蒂诺的上司米歇尔·普拉蒂尼。就这样，因凡蒂诺在半年后就任主席。他是美国对国际足联刑事调查的最大受益者。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按照自己的设想重组了国际足联，并阻止了任何实施真正改革的尝试。因凡蒂诺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在211个国家协会中，只有极小一部分产生了严肃且坚决的抵抗。这种抵抗并非来自德国，而是例如来自挪威，那里的主席莉丝·克拉文内斯（Lise Klaveness）作为一名女性，经常勇敢地提出异议。如今，国际足联以及大部分足联和成员协会都被来自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所主导。这两个阿拉伯邻国多年来一直在足球产业的主导权上展开竞争。沙特阿拉伯复制了卡塔尔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制定的计划，并将举办2034年世界杯。两国都支持因凡蒂诺。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因凡蒂诺在三月份连任所需的106票仍然在可能实现的范围内。由斯洛文尼亚主席亚历山大·切费林（Aleksander Čeferin）领导的欧足联希望阻止这一切。然而，欧足联本身也处于卡塔尔的影响之下。在欧足联执委会中，甚至有一位卡塔尔体育帝国的建筑师——纳赛尔·阿尔-赫莱菲（Nasser Al-Khelaifi）。这位前网球职业选手是埃米尔的朋友。他曾担任部长级职务，并担任卡塔尔庞大体育财团旗下众多公司和机构的负责人：例如最近两次赢得欧冠冠军的巴黎圣日耳曼，当然还有埃米尔的卡塔尔体育投资公司（Qatar Sports Investments）。卡塔尔埃米尔掌握着因凡蒂诺的命运。如果他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因凡蒂诺就完了，而纳赛尔·阿尔-赫莱菲则可以成为国际足联主席。他不仅拥有欧足联的大多数支持，还拥有北美、南美、非洲和亚洲大部分足联的支持。几十年来，卡塔尔一直在战略性地投资足球市场和协会。早在1998年和2002年，正是卡塔尔决定了两次激烈的国际足联选举结果，使当时埃米尔的宠儿——塔米姆的父亲哈马德获胜。当时的受益者是约瑟夫·布拉特。沙特人几乎无法阻止一名卡塔尔候选人的胜利。问题仅在于，卡塔尔是否真的想要赫莱菲获胜。也许对这个微小的酋长国来说，另一样东西要重要得多。这里，另一个超级赛事成为了谈判筹码，这是卡塔尔尚未拥有但二十年来一直追求的：2036年夏季奥运会。很有可能吉安尼·因凡蒂诺对卡塔尔来说依然重要。埃米尔和因凡蒂诺一样都是国际奥委会（IOC）成员。只要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Tamim bin Hamad Al Thani）支持他，因凡蒂诺就还没有输。

延斯·魏因赖希 (Jens Weinreich) 5 --- 镜报 33 / 2026 体育 109

◀ 小众运动

自己动手组装一辆没有动力的车辆，然后在斜坡地形上加速——100多年来，儿童和青少年主要在从事这种名为“肥皂盒赛车”（Seifenkistenrennen）的活动。像在伦敦这样，这些小型汽车的速度经常很快地达到每小时 60 公里。这项运动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在美国，肥皂的木制包装箱经常被用作这些狂野车型的基础框架。自 1934 年起，俄亥俄州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肥皂盒德比”（Soap Box Derby）。MFU

态度笔记

“永远不要放弃！”

路易丝·霍金斯（Louise Hoskins）书写了体育历史。这并不是一个能登上全球头条的故事，但却是一个给人勇气的故事。霍金斯从事的是草地滚球（Bowls），这是一项与波恰球（Boccia）相关的运动。其目标是将自己的球比对方队伍更靠近目标点。这需要的是精准而非力量，追求的是平静而非混乱。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澳大利亚人霍金斯现在与队友塞雷娜·邦内尔（Serena Bonnell）在针对身体残障人士的 B6-B8 残疾人类别双人赛中夺冠。在与 2023 年的新西兰世界冠军组合进行决赛后，她表示：“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得掐自己一下才能相信。” 霍金斯以 76 岁 173 天的高龄，成为了这项历史悠久的体育盛事中年龄最大的金牌得主。在这项每四年一次的赛事中，

路易丝·霍金斯在英联邦运动会上获得了残疾人草地滚球金牌。这位 76 岁的老人用几杯饮料庆祝了这一时刻。来自英联邦国家的顶尖运动员齐聚一堂。2026 年共有 74 支队伍参加。对于霍金斯来说，她的胜利是一个信号：“这证明了每个人都能做到。” 在决赛中，她是掌控比赛的关键人物，而 44 岁的邦内尔则在经验丰富的队友帮助下完成了决定性的尝试。这位金牌得主表示：“路易丝让我平静下来并给了我支持。这足以让我击球并赢得比赛。” 夺冠之后便是享受。当被问及打算如何庆祝时，霍金斯提到邦内尔还欠她几杯饮料。具体是什么饮料？这位 76 岁的女性笑着说：“只要是塞雷娜请我的就行。” 随后，她给体育青年们增加了一条建议：“永远不要放弃！” MFU

Ben Montgomery / Getty Images, Joel Carrett / IM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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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刊后信息 镜报 33 / 2026

DER SPIEGEL

镜报出版社 (SPIEGEL-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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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可视化 (DATEN & VISUALISIERUNGEN) 主管：Dr. Matthias Stark, Klaus Reumsen (代理), Patrick Storz (代理), Anna Börner, Helen Bistawa, Guido Grigel, Max Heiter, Ferdinand Heisten, Frank Kallmeisel, Anna-Lena Kornfeld, Nina Krug, Chris Kurt, Niklas Mannerhagen, Swaran O'Keefe, Marcel Pauly, Bernhard Riedmann, Anna-Lena Schou, Achim Tack, Alexander Tremper, Rina Wilkin, Christoph Winterbach, Mascha Zoller

文档记录 负责人：Cordelia Freiwald, Kurt Janssen, Dr. Julia Lange (代理), Dr. Gernot von Nardheim (代理), Zahra Alinger, Nikolai Antoniadis, Dr. Suerella Ang, Denise Bang, Lars Böhm, Eva Brühl, Dr. Heike Buschke, Almut Cieschinger, Johannes Eltzschig, Catrin Fawdip, Dr. Matthias Fett, Jannis Frech, Leonie Charlotta Göger, Janine Große, Imiko Hager, Chris Hilsner, Alka Höpler, Thorsten Hajek, Dr. Gerdesbacher, Susanne Heitken, Carsten Hellberg, Stephanie Hoffmann, Jonas Huggins, Bertolt Hunger, Dietmar Jockers, Tobias Kicker, Renate Kemper-Guesen, Roman Kierst, Anna Kistler, Ines Kistler, Maria Küpper, Rainer Lübbert, Sonja Maidl, Nadine Markwald, Anna Sophia Martin, Dr. Andreas Mayhoff, Marvin Milatz, Cornelia Mccormann, Claudia Nieves, Sandra Oltner, Ulrike Preuß, Axel Rentsch, Thomas Riedel, Sara Maria Ringe, Friederike Röhrnke, Dr. Eva Saß, Andrea Saumiller, Mirjam Schlosser, Dr. Regina Schlüter-Atmens, Marco Schmidt, Ulli Stegenhuber, Heike Stopf, Tarkin Steehoff, Dr. Marc Theodor, Andrea Tholl, Nina Ulrich, Louisa Ulaner, Peter Wahla, Dr. Charlotte Weschert, Peter Weller, Karl-Henning Windelbarth, Anika Zeller, Malle Zeller

新闻服务：A/P, AP, dpa, Los Angeles Times/Maxtington Post, New York Times, Reuters, sld

出版商：SPIEGEL-VERLAG RUDOLF AUGSTEIN GMBH & CO. KG

广告：Britta Emrich, 广告部门 2028 媒体资料：www.spiegel.media, www.igmedia.de

代表：Torben Sieb 制作：Silke Kaesstra

印刷：Mohn Media Gütersloh 纸张认证：MIX FSC® C011124

总经理：Thomas Haas

尼尔马尔·普尔贾 (Nirmal Purja) * 25. 7. 1983 † 30. 7. 2026 他出生于尼泊尔，但并非在喜马拉雅的高原上长大，而是在平坦的奇特旺区。在开启登山生涯之前，尼尔马尔·普尔贾曾在军队服役。他一路晋升，进入了一支英国特种部队并获得了英国国籍。随后，他发现了自己的巨大天赋：快速攀登高山。2014年，他首次登顶一座8000米级高峰。五年后，普尔贾启动了一个近乎疯狂的项目：计划在七个月内攀登地球上全部 14 座8000米级高峰。他实现了这一目标——Netflix 为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电影，人们在片中看到普尔贾救起一个人，但也看到一名遇难的登山者在他怀中死去。普尔贾在创造纪录时使用了瓶装氧气，因此一些登山者对他取得的成就嗤之以鼻，但他依然成为了明星。并且成为了榜样：普尔贾证明了尼泊尔登山者的能力，而这些人在媒体中通常仅被视为西方登山者的助手。普尔贾曾说：“尼泊尔的登山者一直是8000米级高峰的先驱。但他们从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攻克所有8000米级高峰后，他继续追求纪录。这或许成了他的致命伤。普尔贾与另外九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的博罗德峰。他想攀登这座山，因为他希望成为第一个两次在不使用瓶装氧气的情况下登顶所有8000米级高峰的人。随后，该小组遭遇了一场致命的雪崩。尼尔马尔·普尔贾在 43 岁时去世。KJO

莫妮卡·赫尔费尔 (Monika Helfer) * 18. 10. 1947 † 2. 8. 2026 在写作时，一个问题是记忆很少在意时间顺序：“我在时间中跳跃，”她写道。并且：“阅读我故事的人必须接受这一点，我请求大家这样做。”满足莫妮卡·赫尔费尔的这个请求并不困难。在那些关于她家庭的自传体小说中，人们很乐意跟随她的声音走进记忆的每一个角落。赫尔费尔的写作从未带有窥淫癖，她的目光是充满爱意的，而非天真的。她出生在奥地利的福拉尔贝格州。在她和兄弟姐妹还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去世了。她早早结婚，20岁出头时生了第一个孩子。随后是第二个孩子，一段与现任丈夫的婚外情，以及第一段婚姻的离婚。她与作家迈克尔·科尔迈尔（Michael Köhlmeier）又育有两个孩子。在那段时间里，她大多是在业余时间在纸条上写作。“有时这甚至感觉有点像在做禁忌之事，”她告诉《镜报》。虽然赫尔费尔出版过青少年读物、小说和剧本，但直到 2020 年，在 70 多岁时，凭借关于她祖父母的书《Bagage》才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取得突破。随后又出版了其他作品，人们本希望探索更多她记忆中的空间。莫妮卡·赫尔费尔在一次跌倒后意外去世，享年 78 岁。EVH

乌韦-卡斯滕·海耶 (Uwe-Karsten Heye)

• 31. 10. 1940 † 30. 7. 2026

当格哈德·施罗德在 1998 年任命他为政府发言人时，这被视为新当选的社民党联邦总理希望提升该职位地位的信号。当时的《南德意志报》在评价乌韦-卡斯滕·海耶时写道：“他不仅负责发言，还被允许思考。”作为施罗德的亲信，他被视为一名知识分子，并且在施罗德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期间就已为其工作。海耶出生于当时的德国苏台德地区，职业生涯多次转型：他以记者身份起步，随后为当时的社民党党魁威利·勃兰特工作，之后在德国电视二台（ZDF）工作了几年，直到加入施罗德的团队。在担任了一届政府发言人后，海耶在 2002 年发现了如今所谓的“工作与生活平衡”：62 岁时，他再次成为父亲，并在面对大量公众批评的情况下，退居至光鲜且不那么劳累的德国驻纽约总领事一职。这位前政府发言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回到德国后，在 2006 年世界杯期间的一次广播采访中所说的一句话。海耶表示，他不会建议任何肤色不同的人去访问勃兰登堡的某些地方：“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活着离开那里。”作为“展现面孔！”（Gesicht zeigen!）协会的主席，海耶致力于推动一个开放的德国。最终，他在 2006 年成为了社民党机关报《前进》（Vorwärts）的总编辑，并希望该报能回归其作为“知识报纸”的根源。乌韦-卡斯滕·海耶在 85 岁时去世。

SHA Karin Nussbaumer / DER SPIEGEL, Mache Ozawaki / Sven Simon / picture alliance, IPDN / IMA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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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DER SPIEGEL 33 / 2026

人物志

“如果爱能战胜一切，那将很美好”

鲁斯-玛丽亚·托马斯 (Ruth-Maria Thomas)，32 岁，写了两部关于关系破裂的小说。

镜报： 托马斯女士，维吉尔写道：“爱战胜一切”。您会如何回答？

托马斯： 我得告诉他，我不认同这一点。遗憾的是。我认为社会化、出身、权力以及资本主义高于一切。如果爱能战胜这一切，那将很美好。但它经常做不到。

镜报： 难道不存在爱吗？

托马斯： 存在，但爱有多诚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优先级，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取决于一个人愿意为爱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及一个人能够去爱的立场。如果你是独立的，拥有良好的人脉，经济上有保障，且身体健康，那么你所说的“我爱你”，与一个试图生存或偿还债务的人所说的，是不同的。

镜报： 在您的新小说《第二大爱》中，富有的亨利和生活较为拮据的米歇尔就在为此挣扎。起初，他们看起来坠入了爱河。

托马斯： 他们确实如此。他们就像两块完美契合的拼图。在写作过程中，当他们的故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时，我流泪了。

ATZ 请在 SPIEGEL+ 阅读完整采访

世界上最棒的手臂

通常情况下，她的工作不为人知。因此，35岁的特技演员德文·道尔顿（Devyn Dalton）对自己获得的关注感到如此惊讶。她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她的手机快被刷爆了。发生了什么？好莱坞明星马特·达蒙（Matt Damon）在一个播客中提到了道尔顿的名字，并称她拥有“我见过的最棒的手臂”。这让他感到格外高兴，因为道尔顿在商业大片《奥德赛》中担任他的替身。身高1,37米的道尔顿出生于加拿大，从小就进入电影行业，她在片中饰演奥德修斯，与巨大的莱斯特里戈涅斯人搏斗。为了充分展现希腊英雄与食人族之间的体型差异，替身必须足够矮小。道尔顿自然对达蒙的赞美感到兴奋，她告诉《卫报》，她的手臂现在大概有了“自己的粉丝俱乐部”。长期以来，她一直希望能够作为一名有台词的演员出演——当然，她的特技动作将由她亲自完成。

KS Die Spata / 左图：私人提供 --- 镜报 33 / 2026 113

酸菜、一艘船和关注度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奥科罗拉多沙漠的传奇科切拉（Coachella）音乐节，是富豪与名流们最热门的社交盛事——而现在，95岁的资深演员、以柯克船长闻名的威廉·夏特纳（William Shatner）也加入了其中。夏特纳最近刚转型成为重金属音乐人，他的乐队 The uckers 显然已经争取到了在这一全球最大音乐盛事之一上表演的机会。在接受美国CNN新闻频道采访时，这位资深的《星际迷航》演员表示，在芝加哥的 Riot Fest 表演之后，他的乐队还将在“沙漠里”演出。他的女儿梅兰妮·夏特纳·格雷奇（Melanie Shatner Gretch）在同一场采访中确认，这将是 2027 年也许是最重要的音乐节——科切拉上的一场 30 分钟演出。The uckers 此前从未在公开舞台上演出过——9 月的 Riot Fest 将是他们的首秀。为了这次演出，威廉·夏特纳已经提出了一些他认为作为“重金属摇滚之神”应有的要求。其中一项是，芝加哥市应为了向他致敬而重新命名一艘船，这样他终于能再次成为船长。他演出的开场视频应由以品味低俗而闻名的 Gwar 乐队设计。他还写道，希望主办方能在他的艺人休息室里准备一碗酸菜。目前尚不清楚夏特纳对科切拉组织者的具体要求是什么。首张专辑《What the F is Heavy Metal》预计很快将发行。

JAH 仅凭此就能生活吗？

生活方式而非领土占领

所谓的“血腥男爵”、蒙古最后的汗王，帮助她获得了 TikTok 的成功：1700万人想要观看 30 岁的莱奥妮·冯·昂根-斯特恩贝格（Leonie von Ungern-Sternberg）讲述她祖先的故事。这位来自原德意志-波罗的海贵族的马德里年轻女性，凭借她的《现代男爵夫人日记》（Modern Baroness Diaries），目前在平台上拥有超过 133.000 名粉丝。其他话题还包括：化妆技巧和怀孕——不久后她将与一名墨西哥平民举行教会婚礼。不过，她表示不会对蒙古王位提出任何要求：“我只是一个喝抹茶的女孩。”拥有一个恐怖家族历史的人，自然可以负担得起用谦逊来掩饰——而在社交媒体上，一位女男爵不需要领土，只需要正确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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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讽刺的界限

在 8 月于苏格兰举行的爱丁堡边缘艺术节（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上，一位此前很少能让人产生愉快联想的女性将登台演出：39 岁的阿曼达·诺克斯（Amanda Knox）打算尝试脱口秀表演，并探讨她与梅雷迪思·凯尔彻（Meredith Kercher）谋杀案相关的经历。2007 年，21 岁的凯尔彻在意大利城市佩鲁贾被谋杀，该事件曾引发全球关注。诺克斯——常被称作“冰眸天使”——很快成为了嫌疑人。诺克斯在一场轰动一时的审判中被判处长期监禁，并在意大利监狱中度过了四年。2015 年，她被完全洗脱谋杀指控。鲁迪·格德（Rudy Guede）被认为是谋杀梅雷迪思·凯尔彻的凶手。凯尔彻的亲属指责诺克斯多年来一直在从这个“痛苦的故事中牟利”。关于她在喜剧节演出的计划，该家庭的意大利律师在《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中表示：“我感到震惊，那个可怜女孩的亲属也是如此。”诺克斯在英国《电讯报》（Telegraph）中表示，她至今仍为无法与凯尔彻的亲属交谈而感到痛苦。诺克斯表示无法理解这些批评。在她看来，喜剧节目中原则上不存在禁忌话题。此外，她解释道：“我没有拿梅雷迪思的死亡开玩笑。我开了很多关于我如何被诽谤的玩笑，但我没有拿她的谋杀案开玩笑。”她确信凯尔彻会觉得这场演出很有趣。

AKB Alicia Vera / The New York Times / Redox / Ialt: Mat Hayward / Getty Images / Evan Agostini / Invision / dpa --- 114 DER SPIEGEL 33 / 2026

读者来信

我们的评论员

“这么大篇幅地揭露，值得吗？”

来自诺德施泰特（Norderstedt）的读者霍尔格·博德（Holger Bode）批评了第 31 期关于 Block 牛排馆王朝兴衰的封面故事。副主编科杜拉·迈耶（Cordula Meyer）给他打了电话。

镜报： 博德先生，您不喜欢我们关于 Block 家族的封面故事。什么让您感到困扰？

博德： 一个令人反感的家长导致他现在面对一个破碎的家庭，他的女儿甚至可能得进监狱。这么大篇幅地揭露，值得吗？

镜报： 在这个案例中涉及两个社会议题。一方面是离婚后的监护权争端，另一方面，封面故事展示了这场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家族内部企业继承权之争的影响。家族的兴衰是一个原初主题，也是像《布登布洛克一家》这类伟大文学作品的主题。

博德： 我见过欧根·布洛克（Eugen Block）几次，我认为你们在某些方面的评估是正确的，我也全部读完了。尽管如此，我订阅《镜报》是因为它支持自由、平等和民主。而在那一期中，我觉得这一点被淡化了。

信件

拉舍特会更好 第 32 / 2026 期 标题：《宫廷叛乱》

为什么《镜报》（或者 Teevs / Hammerstein 团队）现在简直是带着对“淡季轰动新闻”的渴望，在追逐关于当前总理局势的互联网风暴？让梅尔茨终于进入平静的水域吧——秋天已经足够波涛汹涌了。 托马斯·克莱门 (Thomas Clemen)，诺德施泰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在宫廷叛乱之后，梅尔茨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视为这场“审判”的始作俑者，而且——大概是因为虚荣——他竟然将与那些持批评态度的党内支持者的致命谈话解读为“尊重”。他是否曾经对语言，或者对那些被解雇或调职的官员们的心情有过敏锐的感知？我对编辑 Hammerstein 和 Teevs 赞赏有加，他们那篇象征性的悼词质量极高，令人信服。完蛋了！ 齐格弗里德·尼古莱 (Siegfried Nicolay)，萨尔布吕肯

早在 2024 年 11 月，梅尔茨就要求重新拆除风力涡轮机。基于这种心态，他在 2025 年 4 月任命赖歇为经济和能源部长，随后后者在广泛范围内优待化石能源，从而损害了之前的气候保护政策。单从不可否认的气候变暖来看，赖歇的能源政策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应该是她而不是施潘失去部长职位。 沃尔夫冈·毛克斯 (Wolfgang Maucksch)，赫里登（巴伐利亚州）

我不反对对执政者的批评，但为什么《镜报》（顺便说一句，除了电视等媒体之外）试图通过报道把现任政府写垮？然后还惊讶于政府的民调支持率下降，尤其是那些“替代性”反对党的支持率上升。 拉尔夫·豪斯曼 (Ralf Hausmann)，布伦瑞克

这些都只是碎片：内阁的混乱、蒂尔加滕的伊斯兰主义袭击、普遍的悲观情绪，以及一种“不能这样下去”的感觉，这将导致 AfD 被视为最后的希望而被选出，尽管它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 尤尔根·福克 (Jürgen Focke)，杜塞尔多夫

没有比《镜报》更能描述当前局势的了。人们惊讶于总理在短短几天内能把这么多事情搞砸。勃兰登堡州青年联盟州主席劳拉·斯特罗施奈德 (Laura Strohschneider) 在她关于在勃兰登堡州撤回支持并退党的理由中，也精辟地指出了这一点。 延斯·昆克尔 (Jens Kunkel)，克罗恩斯哈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如果阿尔敏·拉舍特没有因为他的笑声而栽跟头，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场闹剧，因为拉舍特先生会是一个更好的总理。 拉尔夫·韦伯 (Ralf Weber)，纽伦堡

大约三年前，我对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傲慢地贬低当时的 --- DER SPIEGEL 33 / 2026 115 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感到非常愤怒，他说：“你不行！你只是权力的水管工！”当时我想，好像他能做得更好一样……然而我从未想到，这种诽谤会如此迅速地反噬到他自己身上。如果他至少真的是个“权力的水管工”就好了！ 克劳斯·施罗德 (Klaus Schröder)，汉堡

在选举之前人们就知道，我们的联邦总理缺乏经验，因为他没有领导过大型行政机构，也没有领导过企业。在他 70 岁的年纪，他实际上是个新手。这体现在他至今为止作为总理的行为中。最近对部长和国务秘书的岗位调整绝非高明。首先，他应该撤换经济部长卡特琳娜·赖歇，因为她在需要面向未来的时刻却在推行倒退的政策。关于更换联邦总理，丹尼尔·金特和亨德里克·武斯特是合适的人选。两人都具备领导能力。这两位州长都能很好地与绿党共治，鉴于 AfD 的强势，这对多党政府至关重要。新联邦政府可以放弃 CSU 的参与，因为他们经常是捣蛋鬼和自以为是的人。 费利克斯·科廷 (Felix Kötting)，哈维克斯贝克（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将“消费”这种毒品合法化 2026年第31号

资本主义需要嫉妒

我没预料到会在《镜报》看到这篇文章。但这证明了《镜报》观点的多样性。作者试图证明的论点是，资本主义需要嫉妒。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知。但人们真的需要并想要资本主义吗？自由市场经济有如此多负面特性：剥削、机会不均、极端富有与极端贫困，以及因过度增长导致的环境破坏。实际上，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试图将所有这些缺点与唯一的优点——即动力——协调起来。这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它过去不完美，现在也不完美，但它是正确的方向。而且它应该进一步发展为社会-生态市场经济。 Adam Romoth, 施塔恩贝格（巴伐利亚州）

太棒了，现在这在（《镜报》的）官方层面被洗白了：嫉妒和贪婪根本不好，甚至对我们的社会——至少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要的。随着“消费”这种毒品的合法化，成瘾者立刻感觉好多了。在这种心态下，除了那些阻碍性的、关于人类共处和社会结构的残余，我们也将随之丢弃剩余的自然，从而丢弃我们自己的生存基础——但这没关系。资本主义，或者至少是私利高于公益，被认为是人类天性中不可动摇的定律，这大概自农耕和所有权发明以来就已渗入到尤其是西方文化的DNA中。但这绝对不是自然法则。在人类历史上，关于平等、公正且自然兼容的社会的反例比比皆是。也许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质疑，那些在此时此地扭曲的视角下显得正常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Dr. Michael John, 贝希特斯加登（巴伐利亚州）

这篇文章巧妙地避开了我们时代的难题。大多数超级富豪并非基于像亚当·斯密笔下的面包师和屠夫那样长期的辛勤工作而致富。他们凭借继承资本的收益生活在奢侈之中。对于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他们的贪婪是

辩论

因凡蒂诺作为国际足联主席是否仍能被接受？

2% 是 98% 否 投票数：11,927

您每天都可以在 SPIEGEL.de 的辩论板块就当前问题进行讨论。以下是精选且删减后的回答：

是

»足球不是一场由两组11个朋友进行比赛的活动，而是一门生意。而这门生意必须赚钱。因凡蒂诺能做到这一点。« Christopher Seibel

否

»令人期待的是，那些已经在抵制的协会现在也要求他辞职，并且要强力要求——意思是“否则我们同样不再参加任何一届世界杯”。« Markus Gellert

请通过数字方式表达您的观点——在 SPIEGEL 辩论板块：

编辑部热线

《镜报》应该更多地关注哪个话题？哪些内容迫切需要报道？请写信至：draht@.de 或邮寄至：DER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插图：Arne Bellstorf / DER

116 读者来信 《镜报》 33 / 2026

HOHLSPIEGEL（反讽之镜）

开姆尼茨一家酒店的门牌文字：

摘自《锡根报》：警方寻找硫酸袭击案的煽动者

摘自《巴登报》网站：巴德塞金根的墓地费用将大幅上涨

摘自奥地利《信使报》关于音乐制作人克莱夫·戴维斯（Clive Davis）的讣告：“他对流行音乐发展的影响不容低估。”

德国哈斯洛赫（莱茵-普法尔茨州）Plopsaland 游乐园过山车前的告示牌：

摘自一份膝盖手术的医疗证明：计划手术：半月板损伤

摘自《赫希斯特县报》：应聘者试吃当地政治家

由读者投稿。请将您的建议发送至：hohlspiegel@spieg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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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与此同时，许多劳动者发现，工作带来的回报很低。你可以试着问问面包师和屠夫……或者依赖补贴的雇员。如果他们要求更多的公正，要求在自身劳动成果中获得更高份额，资本持有者就会指责他们在挑起一场“嫉妒之争”。要论证为什么对社会公正、社会最低标准以及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并非出于嫉妒，也就是说这不是嫉妒，这将是一个在知识层面上很有趣的任务。请各位尝试一下！ —— 圭多·贝格（Guido Berg），波茨坦

嫉妒是邪恶的，且只产生邪恶。嫉妒源于我的比较。为什么是他得到了这份工作而不是我，我一样优秀。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么多社会救济却从未工作过（德国式嫉妒的第一名）？我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公正感。由此演变为：诽谤、诋毁，直至仇恨。嫉妒确实能起到激励作用，但那是向坏的方向激励。如果我希望拥有一栋像伯爵那样漂亮的房子，那么这是一种愿景。愿景是激励自己在未来有所成就，而不是嫉妒。 —— 迪特·温施（Dieter Wuensch），威斯巴登

Augenöffnend（开眼之见）第 31 / 2026 期

即便在节日剧院周年庆典之际，卡塔琳娜·瓦格纳（Katharina Wagner）仍未能正确清算其家族的纳粹过去

我刚才正打算因为上一期关于 ADHD 的大众愚弄报道而取消我数十年的订阅，但正是这篇令人开眼的报道，让我想给《镜报》再一次机会。请继续努力，尊敬的哈梅莱勒（Hammelehle）先生！ —— 汉斯-赖因哈德·施密特（Hans-Reinhard Schmidt），波恩

塞巴斯蒂安·哈梅莱勒（Sebastian Hammelehle）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卡塔琳娜·瓦格纳作为剧院的艺术总监，对此负有共同责任——在节日剧院中，多部瓦格纳歌剧的制作被搬上舞台，其中部分作品甚至对瓦格纳家族和节日剧院的纳粹过去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在此提及斯特凡·赫赖姆（Stefan Herheim）执导的《帕西法尔》（2008年）以及巴里·科斯基（Barrie Kosky）执导的《名歌手》，后者持续且直接地探讨了瓦格纳的反犹主义。因此，关于卡塔琳娜·瓦格纳将家族历史视为纯私人事务的指责并不完全正确。至于哈梅莱勒先生最后的结论，即阿道夫·希特勒曾想象像安格拉·默克尔这样的政治家乘坐豪华轿车抵达节日剧院，我认为这缺乏逻辑且毫无意义。 —— 乌尔里希·波泽（Ulrich Poser），汉堡

凭借这篇调研精湛、写作卓越且有无可辩驳的照片证据支撑的报道，《镜报》在新闻出版领域打下了一个感叹号。瓦格纳家族现在——尽管迟到了数十年——终于承认事实并面对自己的纳粹过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本杂志。 —— 克劳斯·斯维奇科夫斯基博士（Dr. Klaus Swieczkowski），希尔德布格豪森（图林根州）

请多来一些 第 31 / 2026 期

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令学术界着迷。这篇文章是一篇精巧的文学作品，其语言的灵动之美无出其右。安雅·吕策尔（Anja Rützel）能将我仅能“模糊感受到”（哈拉尔德·施密特语）的东西精准地转化为文字，这一点每次都令我着迷。请多来一些这样的内容。 本杰明·金特（Benjamin Günther），维斯马

读者来信请发送至：leserbriefe@spiegel.de 编辑部保留对读者来信进行删减、以数字化形式发布并在 SPIEGEL.de 存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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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收件箱 117

家庭相册

普鲁斯特

“阳光、佩诺酒、采访”

《镜报》读者，来自斯图加特的克劳斯·格拉博夫斯基（Klaus Grabowski），83岁，在1963年赢得了两周的科西嘉岛之旅。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度假。

“这张照片拍于1963年春天，当时我在科西嘉岛巴斯蒂亚酒店的露台上。照片是由一名科西嘉当地媒体的记者在1963年3月拍摄的。那时我二十岁出头，是一个害羞且热爱文化的社会学学生。我参加了巴黎 RTF 电台德语节目的抽奖并中奖了：奖品是两周的科西嘉岛假期。作为回报，我之后需要接受该电台的采访。现在听起来很荒谬，但当时的法国广播电台正试图提高科西嘉岛作为旅游地的知名度。

我带着一个蓝色的大包旅行，里面装着泳衣、白衬衫和一套用于正式场合的西装。我乘坐长途巴士从阿雅克肖横跨岛屿，前往巴斯蒂亚的酒店。在城市之外，这座岛原始而狂野，许多海滩尚未开发。巴士在每隔一个村庄就会停靠一次。当地人带着篮子和牲畜上下车。作为一名德国人，我在岛上是个异类。少数其他游客是来自‘大陆’的法国人，当地人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我的酒店是白墙蓝窗棂，可以直接通往海滩。我白天在海边的遮阳伞下度过，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度假。作为战争年代出生的孩子，我此前的生活并非奢靡。而在岛上，我拥有了所需的一切。现在人们会称之为‘全包式’度假。我把纯佩诺酒（Pernod）当作开胃酒。晚餐有鱼类和海鲜，配上科西嘉葡萄酒。

回程航班非常颠簸：因为一场雷暴，飞行员两次尝试降落均告失败。在第三次尝试时，我周围的科西嘉妇女大声地为我祈祷《圣母颂》。当第三次尝试终于成功降落时，我的神经已经完全崩溃了。为了让我平静下来，有人请我喝了一杯干邑白兰地。在巴黎，我接受了法国广播电台的一次热情洋溢的采访。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科西嘉岛。但这次旅行开启了我一生的视野：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记录员：佐伊·卡默曼（Zoë Kammermann）

您是否也有一张照片，想向我们讲述背后的故事？请写信至：familienalbum@spiegel.de

《镜报》

特别版

生活中所有重要的问题

如何确保获得最高利息？ 在关键时刻如何与老板沟通？ 如何保持心脏健康？ 您可以在 SPIEGEL Extra 中找到这些日常重要问题的答案——每天以文章或时事通讯的形式呈现。每一天都有一个独立的主题。 立即探索！

spiegel.de / 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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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永远不会就这样完全离去 《镜报》 33 / 2026

“我不是城市人”

杰拉尔丁·舒勒（Geraldine Schüle）正在翻修一座建于 1541 年的农场。风暴过后，人们需要用电锯劈开林木才能通行。这里曾长期没有流动热水。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镜报： 舒勒女士，您住在靠近瑞士边境的一个村庄里，那里几乎不能被称为村庄。它仅由五个农场组成，最近的邻居大约在两公里外。此前您住在科隆。可以说您告别了文明吗？

舒勒： 可能吧。到最近的超市和学校大约有十公里。虽然有穿过森林的捷径，但风暴过后，必须携带电锯才能开车通过。当然，还需要四轮驱动。

镜报： 您的居住情况非常具有冒险色彩：三年来，您一直在翻修一座近 500 年历史的农场，并与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住在那里。

舒勒： 是的，不久前我们不得不住在露台的帐篷里——因为我的丈夫和一名木工在卧室里踩穿了天花板，楼上的碎片掉了下来。幸好他们两个都没事。

镜报： 最近的医院在半小时车程外，这会让您感到紧张吗？

舒勒： 我总是将其进行对比：在加拿大，到最近医院的距离通常远超两小时。而且在德国，幸运的是有急救服务，最坏的情况下，直升机可以在几分钟内到达任何地点。不过刚开始时，我确实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这里既没有妇科医生也没有儿科医生。为此我们需要开车大约一小时。这需要极强的自我责任感。不过，很多时候，必须独立做出决定反而让我感觉很好。对待我们的动物也是如此。

弗兰卡·索夫雷（Franka Sophre） 作者

舒勒： “起初，对其他生物承担责任让我感到压力极大”

镜报： 在哪些方面？

舒勒： 当你从事农业时，有时必须决定生死。我们养的是有角的牛，其中一头牛曾被同类不小心戳瞎了一只眼睛。起初，对其他生物承担责任让我感到压力极大。

镜报： 您在 Instagram 上拥有超过 560,000 名粉丝。您会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这类可怕的事故吗？

舒勒： 会的，我谈到了这个具体案例。我们有一头公牛、三头母牛、一头阉牛、20 只羊，以及一个“足球队”规模的鸡群和一只公鸡——这类事情会发生，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所有涉及孩子的内容，我都保持私密。

镜报： 您最初住在农场里时没有流动热水，冬天全家人只能住在厨房和起居室里。您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舒勒： 我的丈夫是建筑学专业出身的建筑师兼木工。我热爱修复家具。我们之前一起翻修过一座房子。但改造一座古老的农场，一直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镜报： 在 Instagram 上可以看到关于您的描述，说您是一名“传统妻子”（Tradwife）。这正确吗？

舒勒： 不正确。有时人们甚至会问我们是否加入了某个教派。我甚至能理解这种想法从何而来。在视频中，人们经常看到我抱着孩子站在厨房的炉灶前做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和丈夫在绝大多数事情上都是 50:50 分担。他负责建筑工程，我作为作者和内容创作者工作，并协助建筑施工。

镜报： 那您之前是怎么居住的？

Schüle： 我在马戏团表演者的家庭中长大，我的母亲是手相师，我的父亲销售木制艺术品和陶瓷并从事音乐工作。我们一家经常在集市和展会上奔波，但在一个小村庄里也有一栋固定的房子。我在科隆学习了六年，此外还完成了马戏团培训。我们曾住在丈夫父母院子里的一个马戏团车厢中。此外，我还旅行了数年。

镜报： 您怀念城市的什么？

Schüle： 很少。我不是一个城市化的人，但我享受这种切换。每当我为了朗诵会或会议前往不同的城市，能呼吸一下都市空气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当然，我们这里附近没有那种许多人偶然聚集的美丽广场、时髦的咖啡馆以及广泛的文化供给。如果说我缺失了什么，那就是一点氛围感。但我再也无法想象在城市生活了。每次回到我们的院子，回到我们自己的小小自由之地，我都感到很幸福。

采访：Annina Metz

5 个阶段 1993 出生于弗赖堡 2016 在科隆学习地理学和民族学 2018 接受马戏团教练和小丑培训 2023 开始翻修这座拥有 500 年历史的农场 2025 她的第三本书《我们的野农场》（Unser wilder Hof）由 dtv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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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Nr. 33 | 7.8.2026

Deutschland € 7,10

RENTE UND STEUERN

Was die Reformen für Ihr Budget bedeuten

ALPEN

Wie der Klimawandel die Berge zerstört

CEUTA

Wer steuerte die Massenflucht?

Marx hat es

geahnt

Der KI-Kapitalismus bedroht unsere Jobs – und unsere Demokratie

Bionica € 10,40 Dänemark der 102,00 Finnland € 10,40

Frankreich € 8,90 Griechenland € 9,20 Italien € 9,20

Kroatien € 9,50 Norwegen NOK 149,- Österreich € 7,60

Portugiescros € 9,90 Schweiz € 10,00 Slowakei € 8,80

Sowjetunion € 10,60 Spanien € 8,60 Spanien/Kanälen € 8,90

Tschechien € 5,80 Ungarn FI 4,00,- Printed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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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IO

IST M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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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HAUSMITTEILUNG

3

»Der Emir von Katar hat das Schicksal Infantinos in der Hand. Wenn er ein solches Signal geben würde, wäre Infantino erledigt.«

Seite 106

Titel

Im Januar 2023 stellte der SPIEGEL dem Kapitalismus schon einmal die Existenzfrage: »Hatte Marx doch recht?« Titelautor Simon Book und seine Kollegen beschrieben damals, wie immer neue Weltkrisen und der drohende Klimakollaps die Wirtschaftsordnung zu einem Update zwingen. Kurz darauf wechselte Book in die USA, ins Silicon Valley. Seither beschäftigen ihn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d ihre Folgen. Während KI die Techbosse reicher und reicher macht, bangt die Mittelschicht um ihre Jobs und ihre Zukunft. A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raf Book den Arbeitsmarktforscher David Autor. Books Co-Autorin Nicola Abé sprach in Portugal mit dem israelischen Historiker Yuval Noah Harari, der vor den Gefahre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warnt. »Di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wird sein, ob wir KI umbauen können«, sagt Book. »Von einer Maschine, die Reichtum konzentriert, zu einem Werkzeug für breiten Wohlstand.« Geling das nicht, habe der Kapitalismus als ordnendes System fü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ausgedient.

Seiten 8, 16

Ceuta

Foto: Sarmpach/Genie / DER SPIEGEL

Zehntausende Migranten schwammen vorige Woche über das Mittelmeer nach Ceuta. Noch immer harren Tausende in der spanischen Exklave in Nordafrika aus, viele minderjährig und entkräftet. Die Krise spaltet Europa, die Lage in Ceuta ist angespannt. Als Redakteur Jan Petter (l.) und Mitarbeiterin Zoé Kammermann eine Moschee besuchten, an der Einheimische Essen verteilen, fragten sie sich, wo die vielen Menschen nachts Zuflucht finden. Der junge Marokkaner Souleymane Griene bot an, die beiden mitzunehmen. Durchs Unterholz und über eine Mauer führte er sie auf einen Friedhof. Dort berichteten er und seine Freunde von Gewalt, die eigene Polizei habe sie über die Grenze geprügelt. Dutzende Migranten erzählen Ähnliches. Andere waren neugierig, wie es auf der spanischen Seite aussieht. »Für viele arme Marokkaner ist der Blick auf Ceuta ein Gedankenspiel: Wie sähe mein Leben in Europa aus?«, sagt Korrespondentin Dunja Ramadan, die in Marokko recherchierte. »Nun kehren sie aus Hunger zurück.«

Seite 52

Alpen

Die Alpen erwärmen sich etwa doppelt so schnell wie die gesamte Erde im Durchschnitt. Was das bedeutet, bekam Redakteur Jonas Kraus auf seiner Recherche zu spüren. Als er aus gut 2400 Meter Höhe hinab ins Tiroler Pitztal stieg, waren dort Schlammlawinen niedergegangen. Sein Auto, das er geparkt hatte, konnte Kraus erst eine Woche später abholen. Extremwetter, Hangrutsche, Steinschlag: Die Bergwelt ist in den Hitzemonaten besonders betroffen. Korrespondentin Katherine Rydlink begleitete den Geowissenschaftler Michael Krautblatter im Helikopter zum 2592 Meter hohen Berg Hochvogel. Krautblatters Spezialgebiet ist es, Orte sicherer zu machen, die der Klimawandel unsicherer macht. An manchen Stellen helfen Frühwarnsysteme, die auf drohende Felsstürze hinweisen. »Aber man kann nicht die gesamten Alpen überwachen«, sagt Rydlink. Bergsportler müssen wachsamer sein denn je. »Es wird weiterhin Orte geben, wo sich Katastrophen ereignen, Menschen zu Schaden kommen,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sogar häufiger.«

Seite 44

Sonntag-Eichner / DER SPIEGEL

DEIN SPIEGEL

Wenn ein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elbstständig einen Hackerangriff durchführt, wenn sich Teenager in Chatbots verlieben und immer mehr Menschen gegen den Bau von Rechenzentren demonstrieren – dann stellt sich die Frage: Was darf die KI? Und wer bestimmt darüber? Das Kinder-Nachrichten-Magazin DEIN SPIEGEL geht diesem Thema in seiner neuen Ausgabe nach. Junge Leserinnen und Leser erfahren, wie sie KI-Bilder von echten unterscheiden können. Meredith Whittaker, Chefin des US-Messengerdiensts Signal, erzählt, welche Entscheidungen sie der neuen Technologie niemals überlassen würde. Außerdem im Heft: Die Kinderreporterinnen Frida, 11, und Noemi, 12, treffen Leo Neugebauer, Weltmeister im Zehnkampf. Er spricht über seine Lieblingsdisziplin, die schlimmste Verletzung und seine Ziele für die anstehende Leichtathletik-EM. Ein weiteres Thema: DEIN SPIEGEL begleitet die 13-jährige Viktoria Huld bei einer Trainingseinheit für Islandpferde. Die neue Ausgabe erscheint am Donnerstag der kommenden Woche.

Titel-Illustration: Wadim Petunin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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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R SPIEGEL 33 | 2026

INHALT

TITEL

8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teht der Kapitalismus an dem Wendepunkt, den Karl Marx prophezeit hat?

16 Demokratie Historiker Yuval Noah Harari erklärt im SPIEGEL-Gespräch, warum die Menschheit US-Tech-konzerne fürchten sollte

POLITISCHE BÜHNE

20 SPD-Abgeordnete kritisieren Abschiebeflüge nach Afghanistan |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DEUTSCHLAND

6 Leitartikel Die Fehler im Kampf gegen rechts außen

26 Klimapolitik Die Aktivistin Luisa Neubauer und der CDU-Abgeordnete Sepp Müller in der SPIEGEL-Mediation

32 Essay Plädoyer für lösungsorientierten Journalismus

Rudolf Freuden / DER SPIEGEL

Mehr Marx wagen?

Titel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tellt den Kapitalismus infrage: Die Reichen werden reicher, Jobs für die Mittelschicht verschwinden. Das System droht an sein Ende zu kommen.

Seiten 8, 16

34 CDU Die konservative Parteibasis rückt ab von Friedrich Merz

36 Kabinett Agrarminister Alois Rainer setzt auf Heimatliebe

38 Berlin Vor der Wahl im September beschäftigt die Menschen vor allem ein Thema: Wohnen

41 Gesundheit Grünenpolitiker Kassem Taher Saleh macht seine Depression öffentlich

42 Linke Die Partei erreicht in Ostdeutschland kaum Männer

44 Klimawandel Wie sich Alpenbewohner gegen Naturkatastrophen wappnen

48 Feuer Der Ökologe Thomas Hickler über Waldbrandrisiken

DEBATTE

50 Rechtsextremismus Wie die anderen Parteien die AfD zur Mäßigung zwingen könnten

Sheila Weiß / DER SPIEGEL

Jess Hengel

Die TikTokerin beeinflusst mit ihren Buchtipps, was junge Leserinnen kaufen.

Seite 94

Viktor Hase / Getty Images

Gianni Infantino

Mit seinen Investorenplänen hat sich der Fifa-Boss verzockt.

Seite 106

Alois Rainer

Der Landwirtschaftsminister will mit gefühliger Politik punkten.

Seite 36

Gerdin Walters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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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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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

52 Migration So kam es zum Massenandrang von Marokko ins spanische Ceuta 57 Sicherheit Finnlands Ex-Präsident fordert, dass Europa das Gespräch mit Russland suchen sollte 58 Taiwan Im Inselstaat entstehen Sexfilme für den gefürchteten Nachbarn China 63 Dänemark Warum Teenager hier freiwillig länger zur Schule gehen 64 Der Irankrieg holt Donald Trump immer mehr ein | Korrespondentenkolumne aus Paris

REPORTER

66 Reisen Der Sehnsuchtsort Portofino in Ligurien versucht, die Liebe der Welt und der Influencer zu überstehen 71 Ortstermin Auf einem Acker in Hessen bauen 6000 Pfadfinder eine Gegenwelt aus Zelten, Freundschaft und Verantwortung

WIRTSCHAFT

72 Gerechtigkeit Rente, Gesundheit, Steuern: Wer gewinnt, wer verliert beim Reformpaket? 76 Wie die Bundesregierung umverteilen möchte 77 Karrieren Der Juniorchef in Deutschlands größtem Freizeitpark muss sich beweisen 80 Standorte Wo die Wutbürger geblieben sind 82 Musk schadet Tesla-Image | Tut der Handel zu wenig fürs Tierwohl? | Kostbare Cricketliga

Rebecca Rüthen / DER SPIEGEL

Im Hitzesommer

Die Aktivistin Luisa Neubauer und der CDU-Politiker Sepp Müller streiten über Klimaschutz, finden aber auch Lösungen.

Seite 26

Anna Sormach Garcia / DER SPIEGEL

Der Tag, an dem Europas Grenze verschwand

In wenigen Stunden schwammen Zehntausende Migranten übers Meer. Was in Ceuta wirklich geschah.

Seite 52

An Rung Ku / DER SPIEGEL

Stöhnen für China

Pornografie ist in der Volksrepublik illegal. Also befriedigen die Nachbarn in Taiwan den Markt.

Seite 58

WISSEN

84 Psyche Erhöhtes Suizidrisiko bei Tierärzten 88 Biologie So leiden Pfeilschwanzkrebse für die Pharmaindustrie 90 Work Wie viel Ego wir für eine Karriere benötigen 92 Faszination Sonnenfinsternis | Tiger in Kasachstan

KULTUR

94 Lesen Die BookTokerin Jess Hengel spricht auf TikTok über Bücher – werden sie deswegen zu Bestsellern? 98 Kino Christopher Nolans »Odyssee« wird kritisiert, zu Recht? Althistoriker Raimund Schulz erklärt den Mythos 100 Bühnen Çağla Ilk übernimmt das Maxim Gorki Theater. Was hat sie vor? 103 Satire Kabarettisten Dieter Hallervorden und Uwe Steimle machen seltsamen Wahlkampf im Osten 104 Trashformat »Villa der Versuchung« spielt Gelüste gegen Gemeinschaft aus 105 Horrorfilm »Nightborn« | Ariana Grandes »Petal«

SPORT

106 Fußball Fifa-Chef Gianni Infantino kämpft um seine Zukunft 109 Randsportart Seifenkistenrennen | Haltungsnote: Louise Hoskins 43 SPIEGEL-TV-Programm 102 Bestseller 110 Impressum, Leserservice 111 Nachrufe 112 Personalien 114 Posteingang 116 Hohlspiegel 117 Familienalbum 118 Niemals geht man so g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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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ITARTIKEL

DER SPIEGEL 33 | 2026

Verhängnisvolle Fixierung

Die verfassungstreuen Parteien finden kein Rezept gegen die AfD. Es würde helfen, wenn sie nicht permanent die falsche Frage stellten.

Von Ralf Neukirch

Ministerpräsidenten, die sich gegen eine Rentenreform aussprechen, die ihre eigenen Parteien ausgehandelt haben. Ein Kanzler, der seine Minister über Wochen in einem verfassungsmäßig unklaren Status arbeiten lässt, um zu sparen. Eine Bundesregierung, die einen Tankrabatt einführt, den namhafte Ökonomen für unsinnig halten.

Diese Entscheidungen aus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haben eins gemeinsam: Politiker haben sie nicht zuletzt aus Angst vor der AfD getroffen. Die Sorge vor den Rechtsextremisten ist so groß, dass nahezu jeder politische Beschluss, jedes Ereignis – sei es in der Sozial-, Klima- oder Finanzpolitik, sei es bei der Migrationskrise in der spanischen Exklave Ceuta – unter der Frage behandelt wird: Nutzt das der AfD?

Das ist verständlich, die Radikalen erreichen in Umfragen Rekordwerte, und keine der etablierten Parteien weiß, wie sie den Trend umkehren kann. Es ist aber fatal, weil die demokratische Mitte sich damit kleiner macht, als sie ist. Und es ist unklug, weil es nichts bringt.

Die Länderchefs von Sachsen, Sachsen-Anhalt und Thüringen sollten ebenso wie ihre Kolleginnen aus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dem Saarland wissen, dass ein Abschied von der Rente mit 63 notwendig ist, damit das System bezahlbar bleibt. Die Bundesregierung weiß, dass ein Tankrabatt zwar teuer ist, aber wenig bewirkt. Man will die AfD politisch bekämpfen, indem man das Falsche tut. Das kann nicht funktionieren.

Das gilt für viele Politikbereiche. Ein Wort wie Klimaschutz gilt mittlerweile als toxisch: Wer vom Klima redet, so die Sorge, verstört den Bürger, der dann zur AfD läuft. Also spricht diese Regierung kaum noch hörbar über Klimaschutz und erlaubt den Menschen, länger mit Gas zu heizen – Rekordhitze und Trockenheit hin oder her. Das schadet dem Klima, aber nicht der AfD.

Ein Tiefpunkt war die Entscheidung von Friedrich Merz, seine neuen Minister erst nach der Sommerpause im Bundestag vereidigen zu lassen, weil es zu teuer sei, die Abgeordneten zu einer Sondersitzung nach Berlin zu holen. Das ist möglicherweise verfassungswidrig. Es ist zudem eine Kapitulation vor dem Populismus. Wenn die Demokratie sich selbst so weit verzwergt, dass sie aus Angst vor der vermeintlichen Volkswut die eigenen Regeln und Rituale nicht mehr ernst nimmt, braucht sie sich nicht zu

wundern, wenn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sie nicht mehr achten.

Parteien haben auch schon vor dem Aufkommen der AfD nicht nur Politik aus Überzeugung betrieben, sondern auch, um beim Wahlvolk anzukommen. Das liegt im Wesen der Demokratie. Aber es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twas verschoben. Ein immer größerer Teil der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scheint inzwischen immun gegen jede rationale Bewertung von Politik.

Die AfD lehnt das demokratische System ebenso ab wie den politischen Kompromiss, sie will sich nicht sachlich mit den Problemen auseinandersetzen, sondern Ressentiments schüren. Menschen, die das anspricht, sind für Union, SPD

und Co. kaum noch zu erreichen. Es gibt daher keinen Grund, diesen Leuten Macht über die politische Agenda zu geben. Die AfD regiert mit, obwohl sie kein Mandat hat, weil die anderen Parteien fortwährend darauf schauen, ob ihre Politik den Rechtsextremisten nutzen könnte. Es bringt nichts, Systemfeinden politisch entgegenzukommen, um das System zu retten.

Die Parteien, die sich zur Verfassung und zur politischen Ordnung des Landes bekennen, sollten das tun, was sie politisch für richtig halten und in ihren Regierungsbündnissen durchsetzen können. Das ist schwierig genug. Das heißt übrigens auch, dass eine politische Position nicht schon deshalb abzulehnen ist, weil die AfD sie vertritt. Es gibt Gründe dafür, die Asylpolitik zu verschärfen, und die werden nicht dadurch entwertet, dass auch die AfD eine schärfere Asylpolitik will.

Den Parteien, die sich zur demokratischen Verfassung bekennen, stünde mehr Selbstbewusstsein gut zu Gesicht. Noch haben die Extremisten nicht die Mehrheit der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auf ihrer Seite. Mehr Selbstbewusstsein ist den Parteien auch im internen Umgang anzuraten. Dass ausgerechnet in der CDU die absurde Vorstellung verbreitet wird, der Kanzler müsse wegen einer im Ablauf unglücklich verlaufenen Kabinettsumbildung zurücktreten, spricht nicht für den Glauben an die eigene Stärke. So jedenfalls gewinnt man keine Wähler.

Für die eigene Position kämpfen, ohne nach rechts außen zu schielen – ist das ein Rezept, um die AfD zu bekämpfen? Das weiß niemand. Sicher ist aber, dass die bisherigen Rezepte nicht funktioniert haben. 5

[M] DER SPIEGEL, Foto: Sebastian Willnow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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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neue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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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italismus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ist dabei, menschliche Arbeit überflüssig zu machen. Die Mittelschicht bangt, die Kapitalbesitzer profitieren, die Unzufriedenheit wächst. Naht das Ende des Wirtschaftssystems, das Karl Marx prophezeit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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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ürlich hätte er ahnen können, dass es ihn irgendwann erwische, sagt Daniel McKinnon, 40, während er den Pier am Hafen von San Francisco entlangspaziert. Selbstredend hätte er antizipieren müssen, was er da eigentlich die ganze Zeit getan habe: »Mein eigenes Karriereende herbeiprogrammiert.«

Jahrelang hatte der Ingenieur für den Softwarekonzern Meta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ntwickelt. Zunächst nutzte Mark Zuckerbergs Unternehmen solchen Code, um die Spracherkennung des hauseigenen KI-Modells Llama zu verbessern. Dann, um Metas Ray-Ban-Brillen »smart« und die eigenen KI-Clips effizienter werden zu lassen. Nun, um menschliche Arbeit im großen Stil zu ersetzen.

Zehn Prozent seiner Mitarbeiter entließ Zuckerberg Mitte Mai, entledigte sich rund 8000 Angestellter. Menschen wie McKinnon, die jahrelang alles für den Erfolg von Facebook, WhatsApp oder Instagram gegeben hatten, nur um frühmorgens eine E-Mail in ihrem Postfach zu finden. Ab sofort werde ihre Arbeitskraft nicht länger gebraucht, stand da. Wer noch nicht im Büro sei, müsse gar nicht erst losfahren, die Zugangskarten seien gesperrt. Er wolle, so Zuckerbergs Begründung, »das Unternehmen effizienter führen«, müsse große Investitionen ausgleichen, vor allem jene in superintelligente Software. Meta will »AI-native« werden. Ein Konzern, der konsequent alles auf KI setzt.

Statt vor den Bildschirm setzt sich McKinnon also in die Morgensonne, schlägt die Beine übereinander, schaut einer Möwe hinterher. Und sinniert über das Ende der menschlichen Arbeit. Ihm gehe es ja noch gut, sagt der Familienvater. Er wolle mit der Abfindung von Meta sein eigenes Biotech-Start-up aufbauen, natürlich mit KI.

»Aber all die anderen?« Die Super-Software, glaubt er, werde schon bald nicht nur Jobs wie seinen übernehmen, sondern die Karrieren von Millionen Menschen beenden. »Wir machen uns keine Vorstellung von dem, was da kommt – und wie schnell.«

Der Mensch geht, die Maschine übernimmt. Was lapidar klingt, könnte die Welt stärker verändern als die Entdeckung der Elektrizität oder die Erfindung des Fließbands. Eine Handvoll Techunternehmen aus dem Silicon Valley, deren Bosse zu den reichsten Bewohnern des Planeten gehören und deren Wert zusammengenommen das Bruttoinlandsprodukt der Eurozone übersteigt, schickt sich an, menschliche Arbeit abzuschaffen – und damit den Kapitalismus, wie wir ihn kennen. Jenes viel kritisierte, aber bislang erstaunlich stabile System, auf dem der Wohlstand auch liberaler Demokratien aufbaut.

KI-Programme wie Anthropics Claude schreiben und prüfen schon heute Computercode oft besser als Menschen. Die Technologie übersetzt Telefonate in Echtzeit, steuert Drohnen in Kriegsgebiete, bewertet Röntgenbilder, übernimmt Steuererklärun-

gen, geht auf Shoppingtour, lenkt tonnenschwere Lkw, Tausende Taxis und Millionen Roboter weltweit.

Dario Amodei, Mitbegründer des US-amerikanischen KI-Unternehmens Anthropic, prophezeit bis 2030 eine Arbeitslosenquote von bis zu 20 Prozent. Elon Musk, dank des Börsengangs seiner Raumfahrt- und KI-Firma SpaceX zwischenzeitlich der erste Billionär der Geschichte, hält ultimativ jedwede Arbeit für ersetzbar. Vinod Khosla, legendärer Silicon-Valley-Investor und einer der ersten Geldgeber von Anthropic-Konkurrent OpenAI, geht davon aus, dass ab 2030 rund »80 Prozent aller Arbeitsplätze von einer KI übernommen werden« könnten.

Auch Techbosse haben keine Glaskugel. Doch seit Monaten fügen sich ihre Prognosen in das allgemeine Lagebild: Schon 2023 kam die Großbank Goldman Sachs zu dem Ergebnis, dass 300 Millionen Vollzeitstellen durch KI automatisierbar seien. 40 Prozent aller Jobs, so der Internationale Währungsfonds 2024, seien betroffen. In Industrieländern gar 60 Prozent.

»Diese Revolution wird zehnmal größer und verläuft vermutlich zehnmal schneller als die industrielle«, sagt Demis Hassabis, Gründer und Direktor von Googles KI-Labor DeepMind. Gleichzeitig sei das, was

gerade geschehe, »fundamental anders«, argumentiert der israelische Historiker Yuval Noah Harari. »Dieses Mal erschaffen wir Akteure, nicht Werkzeuge« (siehe Interview Seite 16).

Und so drohen diesem Strukturwandel nicht zuerst die Kumpel im Bergbau, die Näherinnen in der Fabrik zum Opfer zu fallen. Sondern die Mittelschicht. Denkarbeiter am Schreibtisch, deren kognitive Aufgaben KI besonders schnell übernehmen kann: Anwälte in den Großkanzleien von München oder Berlin, Büromenschen in den Versicherungstürmen von Sydney, Investmentbanker an der New Yorker Wall Street, Mad Men in den Werbeagenturen von Los Angeles.

Genauso trifft es Architekten, Lehrer und Ärztinnen, Psychologen, Journalistinnen oder Ingenieure. »White Collar Worker« werden sie in den USA für ihre traditionell weißen Hemdkragen genannt. Stützen hoch entwickelter Volkswirtschafte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oder Europa, brave Steuerzahler mit zwei Autos auf der gekiesten Auffahrt und einer Hundehütte im Garten, hochgebildet, gut verdienend.

Menschliche Arbeit, das beschrieb schon Karl Marx, ist ein zentrales Element unseres Wirtschaftssystems: Kapitalisten investieren Geld. Davon kaufen sie – neben Maschinen und Produktionsmitteln – humane Arbeitskraft. Am Ende ist die Ware mehr wert, als der Lohn der Angestellten und die Fabriken gekostet haben. So macht der Kapitalist Profit und wird immer etwas reicher.

Auch der Arbeiter gewinnt. Seit dem Ende der Leibeigenschaft und Lehnsherrschaft ist das eine Zauberformel unserer westlichen Welt: Wer etwas leistet, wird belohnt. Mit einem Verdienst, der im besten Fall ein gutes Leben ermöglicht, sozialen Aufstieg, Stolz, Bedeutung. Das System hält sich, solange es Wohlstand und genügend Gewinner hervorbringt.

Doch Marx' Hauptwerk zufolge trägt der Kapitalismus sein Ende in sich, quasi wie ein Uhrwerk, das sich selbst überdreht: Um im Wettbewerb zu bestehen, müssen Unternehmen immer produktiver, größer und effizienter werden. Sie automatisieren, drücken die Kosten, verdrängen lebendige Arbeit nach und nach aus den Fabriken. Es klingt, als hätte Marx schon 1867 das 21. Jahrhundert vorhergesehen.

Sollte sich Kapital völlig entkoppeln von Arbeit, sollte der Mensch vollkommen überflüssig werden, würde die Spaltung zwischen Arm und Reich unendlich. Wenn Firmen zukünftig nicht viel mehr als einen menschlichen Chef brauchen, um astronomische Profite einzufahren, beendet das den bisher gültigen Gesellschaftsvertrag: Während die Mittelschicht um ihre Existenz bangt, häufen die Tech-Oligarchen ungeheure Vermögen an.

Zeigt die KI-Revolution also, dass Marx doch recht hatte?

»Die Menschheit wird einen Machtkampf zwischen Techunternehmen und Regierungen erleben.«

Yuval Noah Harari, Historiker

Zionist / I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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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Preuter / DER SPIEGEL

»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 versichern sie im Silicon Valley gern. Tatsächlich spricht viel dafür, dass es dieses Mal anders kommt. Womöglich hebt diese Flut nur einige wenige Superjachten, während Millionen Ruderboote untergehen. Mit unabsehbaren Folgen für den gesellschaftlichen Frieden.

KI kratze den sozialen Kitt Schicht für Schicht ab, argumentiert David Autor, der wohl bekannteste US-Arbeitsökonom. Profitierten künftig nur eine Handvoll Menschen vom System, allen voran die Milliardäre aus dem Silicon Valley, »wäre das nicht stabil. Demokratie wäre sehr schwer aufrechtzuerhalten in einer Welt, in der die meisten Menschen nichts mehr zu geben hätten«.

Der Papst warnt bereits vor einem »neuen Kolonialismus« durch Techunternehmen. Allison Pugh, Professorin für Soziologie an der amerikanischen Johns-Hopkins-Universität, fragt: »Ist man noch ein gleichwertiger Bürger, wenn man nicht arbeitet?« Selbst OpenAI-Chef Sam Altman fühlt sich genötigt, darauf hinzuweisen, wie wichtig es sei, dass am Ende der Wohlstand aller zunehme, nicht nur der »von ein paar wenigen«.

Regierungen weltweit werden Antworten finden müssen. In Berlin und Paris, London und Peking, Pretoria und Brasília. Am schleun-

schleunigten wohl in Washington. Nicht nur weil US-Unternehmen den KI-Boom anführen. Sondern weil dort kaum soziale Sicherungssysteme existieren, wie sie etwa Europa kennt.

Die Unsicherheit im Land ist groß, quer durch alle Altersklassen, Schichten und Bildungshintergründe. In New York sprechen die Jungen, die auf Jobsuche sind, von einer dauerhaften Angst, die sie erfasst habe. Im Silicon Valley sieht mancher schon eine »permanente globale Unterschicht« entstehen, wie sie Science-Fiction-Autor William Gibson einst prophezeite.

Man trifft heute amerikanische Gründer, die mit 28 Jahren Hunderte Millionen Dollar eingesammelt haben, um im Finanzwesen Menschen durch KI-Modelle zu ersetzen. Sie bezeichnen sich als Optimisten und glauben, der Wohlstand werde einfach immer größer. Wenn man sie nach den sozialen Folgen fragt, erröten sie.

Und dann sind da die Veteranen, die in ihrem Leben schon viele Firmen hochgezogen haben und sagen, sie hätten den Kapitalismus immer geliebt, nun aber seien sie ratlos. Durch ihre Köpfe spukt eine dunkle Vision von abgeschotteten Billionären neben einer Masse ausgegrenzter Menschen, von Chaos in den Straßen. Sie fragen: Warum tut keiner etwas?

Noch ist die Technologie mehr Werkzeug als Kollege. Noch besteht die Möglichkeit, dass die KI dem Menschen lästige Tätigkeiten erspart und besser bezahlte Arbeit schafft. Was aber, wenn sich das ändert? Wenn eine dem Menschen überlegene Superintelligenz auch die komplexesten Aufgaben allein erledigt?

Dann, sagt Ökonom Autor, »ist Apokalypse«.

Kann diese Dystopie verhindert werden? Können wir die KI umbauen – von einer Maschine, die Reichtum konzentriert, zu einem Werkzeug für breiten Wohlstand? Oder ist 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 gekommen?

Kapitel 1: Die verlorene Generation

An einem heißen Spätnachmittag im New Yorker Finanzdistrikt, die Broker sitzen noch in ihren Büros, betritt Elizabeth Tatishev, 23, ein lateinamerikanisches Café. Vor einem Jahr hat sie ihren Abschluss gemacht: Computerwissenschaft und Neurowissenschaft. »Als ich anfing zu studieren, dachte ich, das sei eine Jobgarantie.«

Wie einen Vollzeitjob habe sie ihre Suche nach Arbeit betrieben, von neun bis fünf habe sie am Schreibtisch gesessen, zehn Bewerbungen am Tag seien ihr Ziel gewesen, rund 200 insgesamt. Alle erfolglos. »Irgendwann verliert man jedes Sinngefühl«, sagt sie. Schließlich zog Tatishev zurück zu ihren Eltern, jobbt jetzt in einem Coffeeshop auf der Upper East Side.

Vielen ihrer Freunde sei es nicht besser ergangen. »Wir haben es schwerer als die Generationen vor uns«, sagt Tatishev, »wir leben in permanenter Anspannung.«

Industrielle Automatisierung begleitet die Menschheit seit der Erfindung des mechanischen Webstuhls. Doch die KI-Revolution sei revolutionärer, argumentier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Die Einführung besserer Technologie sei stets mit Umbrüchen einhergegangen, bislang hätten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jedoch immer Wege gefunden, sich anzupassen. So hätten produktivere Fabriken am Ende zu neuen Jobs, zu Lohn- und Wohlstandszuwächsen für die breite Masse geführt.

Ökonomen erklären diesen Effekt mit der »Kompensationstheorie«: Verlorene Arbeitsplätze werden demnach langfristig durch neue, oft komplementäre Tätigkeiten und Berufsfelder ausgeglichen.

Lange predigte die Techindustrie ein ähnliches Szenario: Zwar könne KI effizienter Software schreiben als menschliche Programmierer, dennoch würden am Ende mehr humane Entwickler gebraucht. Der Bedarf an neuen Programmen werde deutlich steigen, weil mit KI immer mehr Probleme per Software gelöst würden.

Wäre KI eine Automatisierungstechnologie wie jede andere, hätte das tatsäch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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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men können. Nur ist KI eben keine Technologie wie jede andere. Die Anzahl der professionellen Programmierer in den USA ist schon heute niedriger als 1980.

Dieser Strukturwandel verläuft schneller und diffuser als frühere. KI ist eine Maschine, die stets dazulernt, ihr Ziel ohne Anleitung erreichen und sogar eigenständig entscheiden kann. Das, sagt Ökonom Autor, »ist etwas fundamental anderes«.

Der Professor sitzt an einem heißen Mittag in seinem Büro a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ambridge. Anhand jahrzehntelanger Beschäftigungsdaten untersucht er, unter welchen Bedingungen Automatisierung menschliche Expertise ersetzt oder verstärkt. KI, so Autors zentrales Argument, könne beides: Routineaufgaben übernehmen. Aber so auch menschliche Arbeit anspruchsvoller machen.

Gerade ist der Professor in den letzten Zügen eines neuen Aufsatzes, um besser vorhersagen zu können, welche Aufgaben wahrscheinlich automatisiert werden. Die Details sind noch geheim. Nur so viel, sagt Autor: Eine Aufgabe, die eine Stunde dauere, werde mit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 erfolgreich von KI erledigt. Eine, die 8 Stunden, 16 Stunden oder vier Wochen dauere, eher nicht. Das liege einfach daran, dass KI gut darin sei, viele eher kurze Entscheidungswege parallel abzuschreiten. Während viele komplexe Jobs längere Gedankenketten voraussetzen – »also mehr aufeinanderfolgende, voneinander abhängige Schritte, die Kontext und Urteilsvermögen erfordern«.

Was also automatisiert werde, hänge stark davon ab, was im jeweiligen Aufgabenbündel enthalten sei: »Es gibt viele Jobs, in denen KI Expertise verstärkt, und viele, in denen sie Expertise zur austauschbaren Ware macht.«

Bis vor wenigen Jahren galt Bildung als sichere Eintrittskarte in ein materiell unbeschwertes Leben. Heute ist unklar, was ein Abitur oder ein Studium noch wert sind. Vielleicht kann Autors Forschung künftigen Generationen bei Karriereentscheidungen helfen.

Was aber macht die Gen Z? Jene 14- bis 30-Jährigen, die heute auf den Arbeitsmarkt drängen und wie niemand sonst von diesem Umbruch betroffen sind? Um 16 Prozent ging ihre Beschäftigungsquote in »KI-exponierten Tätigkeiten« laut der Uni Stanford im Vergleich zum Vor-KI-Zeitalter zurück. Di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bezifferte die Arbeitslosigkeit unter Hochschulabsolventen 2025 mit 5,7 Prozent – der allgemeine Schnitt liegt bei etwa 4.

Von einer »lost generation« spricht Mathias Albert, Soziologe an der Uni Bielefeld und Autor der Shell-Jugendstudie. Erst Corona, anschließend Inflation und Wirtschaftskrise, über allem die Klimakatastrophe, nun KI.

»Diese Generation macht sich keine Illusion mehr über stabile Lebensverhältnisse«,

»Kapitalismus ist nicht eine natürliche Ordnung der Welt.«

Sven Beckert, Historiker

befindet der Forscher. Unsicherheit sei das große Schlagwort. »Aber mit KI ist Planlosigkeit dabei, in Perspektivlosigkeit umzuschlagen. Wir alle wissen, dass davon nicht die Parteien der Mitte profitieren. Sondern die politischen Ränder.«

Kapitel 2: Die neuen KI-Oligarchen

An der Westküste der USA, wo die KI-Labore von Menlo Park, Mountain View oder

Boomzeiten

Jährliche Investitionen während innovationsgetriebener Aufschwungsphasen, Veränderung gegenüber dem Beginn des jeweiligen Booms in %

• KI-Hype (ab 2023)
• Dotcom-Blase (USA ab 1995)
• »Roaring Twenties« (USA ab 1921)
• Eisenbahnen (Großbritannien ab 1843)
• Kanäle (USA ab 1835)

San José an der Übermorgengesellschaft arbeiten, versprechen sie ganz anderes.

Elon Musk etwa malt eine Art Schlaraffenland, in dem überhaupt kein Mensch mehr arbeiten müsse, weil alle Güter und Dienstleistungen in »großartigem Überfluss« vorhanden seien. Er verspricht »zweistelliges Wachstum« und ein »Ende der globalen Armut durch KI und Robotik«.

Meta-Manager schwärmen: Jeder werde zukünftig KI-Agenten haben, die er mit allem betrauen könne. Die Rückkehr des Hauspersonals, dieses Mal für jedermann.

Jensen Huang, Chef des Chipherstellers Nvidia, entwirft bei Gesprächen eine Welt, in der KI nicht nur Schreibtischjobs übernimmt, sondern Milliarden Automaten, zig Millionen autonom fahrende Fahrzeuge, Hunderttausende Roboterfabriken selbst physisch herausforderndste Tätigkeiten stemmen. Das werde »die größte je da gewesene Industrie«.

Mit derlei Utopien hat es die Silicon-Valley-Elite geschafft, sich anscheinend unersetzlich zu machen. Öffentlich geloben die Entwickler, es gehe ihnen darum, die Menschheit weiterzubringen, nicht zu unterjochen. Tatsächlich darf und sollte jeder mit gesundem Menschenverstand an ihrem Altruismus zweifeln: Schon heute kontrolliert eine kleine Clique Superreicher die Chips, die Rechenzentren, die Daten, ihre Distribution. Schon heute gehen die Techbosse im Weißen Haus ein und aus, dinieren beim G7-Gipfel mit den mächtigsten Staatschefs der Welt. Und bislang hat noch jeder von ihnen eigene Macht, persönlichen Profit und Reichtum dem Wohl der Allgemeinheit vorangestellt.

Bei ihnen konzentrieren sich enormes Vermögen und Deutungsmacht: Der KI-Entwickler Anthropic ist seit Ende Mai mit fast einer Billion Dollar das am höchsten bewertete Start-up der Welt. Nvidia, auf dessen Chips die Technologie fußt, hat in den vergangenen vier Jahren seinen Börsenwert von knapp 500 Milliarden auf fünf Billionen Dollar verzehnfacht.

Firmenchef Huang ist persönlich heute fast 180 Milliarden US-Dollar schwer. Meta-Gründer Zuckerberg bringt es auf 204 Milliarden. Obendrein kontrolliert sein Konzern die Bildschirme von nahezu 3,6 Milliarden Menschen, die täglich einen seiner Dienste nutzen. OpenAI-Frontmann Altman verfügt zwar nur über bescheidene 3,3 Milliarden Dollar Vermögen, informiert dafür fast eine Milliarde Menschen, die pro Woche seinen Konversationsroboter ChatGPT befragen. Multimilliardär Musk erreicht über seine Plattform X immerhin rund 560 Millionen Menschen im Monat – unter ihne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der zu den größten Fans von X zählt.

Tendenz dieser Zahlen: stark steigend. In dem Maße, in dem der Einfluss der Tech-Oligarchen wächst, schwinden Hand-

Depositphotos / I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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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ney Maxwell

Jord A. Alvarado Jr. | DER SPIEGEL

Alberto Cristofan | Contacero / IAF

Parker Gardner | BMF | phoxetex | picture alliance

lungsoptionen gewählter Politiker. Denn anders als bei der Raumfahrt oder der Erfindung des Internets ist es dieses Mal überwiegend privates Kapital, das die Revolution treibt. Die Menschheit werde »einen Machtkampf zwischen Techunternehmen und Regierungen erleben«, prophezeit Historiker Harari. Firmen könnten mächtiger werden als Regierungen, eine außer Kontrolle geratene Technologie Militär, Finanz- und Rechtssystem übernehmen.

Eine Demokratie aber lebt davon, dass Macht eingehegt wird, Herrscher abwählbar sind. Ihre Legitimation beruht auch darauf, dass sie die Verteilungsfrage löst. Auch hier wird die KI-Hausse zum Problem. Heute besitzt das oberste Prozent der Amerikaner fast so viel wie die unteren 90 Prozent zusammen. Noch 1990 gab es auf der Welt laut »Forbes« 269 Dollar-Milliardäre mit einem Gesamtvermögen von 542 Milliarden. Im vergangenen Jahr hat dieser illustre Club über 50 neue Mitglieder allein aus dem KI-Sektor begrüßt.

Im 14. Pariser Arrondissement, versteckt hinter Büchertürmen, die nur einen schmalen Blick in den französischen Sommer freigeben, residiert derjenige, der dieses Szenario möglicherweise bereits vor mehr als zehn Jahren hat kommen sehen.

2013 legte Thomas Piketty, Professor an der Pariser Wirtschaftsuni, sein Standardwerk vor: »Das Kapital im 21. Jahrhundert«. In dem Buch wollte Piketty zeigen, dass Vermögen in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en langfristig dazu neige, sich zu konzentrieren, weil die Rendite auf Kapital oft höher sei als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In der Konsequenz wird derjenige, der Kapital besitzt, schneller reich als derjenige, der nur arbeitet.

Eine populäre These, in deren Folge Piketty so etwas wie der Popstar der Ökonomie wurde. Manche sahen in ihm den Karl Marx des 21. Jahrhunderts. Bis die britische »Financial Times« Zweifel an der Methode Pikettys äußerte, fragte, ob der Forscher sein großzügig aufbereitetes Zahlenmaterial systematisch verfälscht haben könnte.

Am Ende musste Piketty Ungenauigkeiten und Inkonsistenzen seiner Daten einräumen, sah jedoch keinen »großen Fehler« in seiner Forschung. Er bleibe bei seiner Weltformel: Vermögen wüchsen schneller als Einkommen. Und damit die Ungleichheit.

Politische Eingriffe, erstarkte, neue Institutionen hätten diese zwangsläufige Entwicklung in Europa und den USA im 20. Jahrhundert zwar gebremst oder sogar umgekehrt, argumentiert Piketty. KI aber sei imstande, die an sich »sehr positive Entwicklung« zu beenden.

Die Technologie sei ein neuer Weg, »Reichtum zu akkumulieren, der größte Versuch einer gigantischen Aneignung«. KI-Unternehmen nähmen das Wissen und die Erfahrung anderer und versuchten, »einen Eigentumstitel draufzusetzen«. Im Endeffekt gleiche das einem »Diebstahl kollektiven Reichtums«. Es müsse daher schnell etwas gegen die »Techno-Diktatur« unternommen werden.

Kapitel 3: Die Gegenbewegung

Im New Yorker Tompkins Square Park hat sich an einem Junitag eine Gruppe junger Menschen versammelt. Sie tragen Strumpfmasken oder verstecken sich hinter Sonnengesichtern aus Pappe, stellen Plastikstühle für eine Pressekonferenz auf. Journalisten müssen eine handgeschriebene Papierrolle unterzeichnen: Fotos und Videos des Events dürfen nicht auf Instagram, X, TikTok oder anderen Plattformen verbreitet werden. »Es gibt keinen Grund, diesen Moment zu verstümmeln, um das Tech-Spektakel zu füttern«, steht da.

Geladen hat eine Bewegung, die in den USA auf dem Vormarsch ist: die Neo-Ludditen, benannt nach jener Bewegung englischer Textilarbeiter, die im frühen 19. Jahrhundert gegen Ausbeutung und fortschreitende Industrialisierung protestierten. Damals zerstörten die Ludditen mechanische Webstühle und wurden wegen ihrer Verbrechen gegen die Maschine zahlreich erhängt oder nach Australien deportiert.

Im Jahr 2026 haben die New Yorker Neo-Ludditen eine »Renaissance« ausgerufen, den »Summer of Ludd«. Sie betrachten die Techbosse von heute als Erben der Großindustriellen von damals. Mehr als 120 Events hat die Truppe organisiert, darunter Workshops, in denen man lernen kann, wie Offlinevernetzung funktioniert, und eine Konferenz gegen »Tech-Faschismus«, bei anderen Protestaktionen wurden gemeinsam Smartphones zerstört.

Es gehe darum, erklärt eine glupschäugige Handpuppe namens »Medienmarionette Gowanus« – der Pressesprecher –, sich aus den digitalen Sphären der großen Techunternehmen zurückzuziehen und eine alternative soziale Infrastruktur zu erschaffen: offline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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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 »Wir sind nicht gegen die Technologie per se, aber gegen die Übernahme unserer ganzen Nation und sozialen Ordnung.«

Hier versammeln sich keine abgedrehten Außenseiter, sondern ganz normale Menschen, meist in ihren Zwanzigern. Ein wenig abseits steht Henry Michaelson, 23, und zeigt sein »Dumb Phone«, eine »dumme« Handyvariante, die nicht viel mehr kann, als zu telefonieren und Nachrichten zu verschicken. Instagram und TikTok nutzt Michaelson ebenso wenig wie ChatGPT: »Man muss im Leben nicht auf alles sofort eine Antwort haben.«

Michaelson hat an der Eliteuniversität Columbia Philosophie studiert und arbeitet jetzt in der New Yorker Stadtverwaltung. Seine Generation, glaubt er, entwickle gerade erst ein kritisches Bewusstsein dafür, wie die Technunternehmen ihr Zeit, Aufmerksamkeit und Daten raubten. Längst hätten sie die Macht über den öffentlichen Informationsraum gekapert, agierten wie souveräne Staaten im Staat. Unter solchen Bedingungen könne eine liberale Gesellschaft nicht existieren.

Solch friedlicher Widerstand formiert sich derzeit überall: An amerikanischen Universitäten buhen Studierende Tech-CEOs aus, die traditionelle Examensreden halten, oder verlassen die Hörsäle, wenn sie zur Gastvorlesung kommen. Bürger von Florida über Arizona bis New Jersey demonstrieren gegen den Bau von KI-Rechenzentren, unterstützt etwa von der demokratischen Kongressabgeordneten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ber auch von Teilen von Trump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Bewegung.

So gespalten die Amerikaner politisch sind, so vereint sind sie im Techno-Protest. Sprachen sich im vergangenen Jahr noch zwei Drittel für den Bau von Rechenzentren aus, waren es im April 2026 nur noch 36 Prozent. Knapp Dreiviertel der Befragten wollen sie nicht in ihrer Nachbarschaft haben. Mancherorts schlägt der KI-Hass bereits in Gewalt um: Die Villa von OpenAI-Gründer Altman in San Francisco wurde im April mit einem Molotowcocktail attackiert. Verletzt wurde dabei niemand.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Jederzeit bereit und willens zu sein, sich gegen Feinde der eigenen Freiheit zu verteidigen, gehört zum Ur-Mythos der USA. Warum nicht auch gegen eine menschenfeindliche Technologie und ihre Fürsten?

Amerikanische Sicherheitsbehörden warnen vor »antitechnologischem gewalttätigem Extremismus«. Das Magazin »Wired« berichtete kürzlich über mehr als tausend Seiten unveröffentlichter Berichte der Dienste. Darunter einen des New York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terrorism Bureau, der vor weitreichend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werfungen infolge der Einführung von KI warnt. Essenz: »Die chaotische Lage, die sich in den nächsten fünf Jahren durch aufkommende KI-Technologien ergeben könnte,

»Mit KI ist Planlosigkeit dabei, in Perspektivlosigkeit umzuschlagen.«

Mathias Albert, Soziologe

könnte groß angelegte Proteste befeuern, die in zivile Unruhen und antitechnologisch motivierte gewalttätige extremistische Aktivitäten übergehen.«

Kapitel 4: Und dann?

Wer konsumiert? Wer rebelliert? Wer regiert? Die Fragen sind schnell gestellt. Die Antworten werden Zeit brauchen.

Klar scheint, dass das bestehende Wirt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system dringend ein Update benötigt, um diesen technischen Supersturm zu überstehen. Es gibt viele Vorschläge dazu, und sie alle sagen auch viel über die Ideologie des Absenders. US-Senator Bernie Sanders, Vertreter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lädiert für eine teilweise Verstaatlichung des KI-Kapitals. Präsident Trump möchte »kleine Anteile« des KI-Kapitals an die amerikanische Öffentlichkeit übertragen: »So würden sie Partner in dieser Revolution.« OpenAI-Chef Altman schwebt eine Robotersteuer vor, Kurzzeitbillionär Musk eine Art universelles Grundeinkommen.

Ökonom Piketty und das World Inequality Lab schlagen vor, Vermögen und Einkommen ultra-progressiv zu besteuern. In der Spitze schuldeten Milliardäre 90 Prozent Einkommen- und 20 Prozent Vermögenssteuer. Die allerdings wäre auch in Firmenanteilen zahlbar.

Im kalifornischen Beverly Hills, an einem palmengesäumten Boulevard, verborgen hin-

ter hohen Hecken, glaubt ein deutsch-amerikanischer Milliardär, die beste Antwort von allen gefunden zu haben. Nicolas Berggruen, hierzulande bekannt als Kurzzeittretter der strauchelnden Kaufhauskette Karstadt, hat zum Mittagessen eingeladen. Serviert wird auf der Terrasse am Pool, da ist es leichter, einen kühlen Kopf zu bewahren. Seine Antworten fallen etwas differenzierter aus.

Ein universelles Grundeinkommen, sagt Berggruen, degradiere die Menschen zu Almosenempfängern und könne die wachsende Ungleichheit nicht stoppen. Auch die »traditionelle« volkswirtschaftliche Antwort hält Berggruen für unzureichend: Steuern und Umverteilung seien »ineffizient und politisch einigermaßen toxisch, weil jede Regierung daran drehen kann«.

Stattdessen schwebt ihm eine Art Neudefinition des Kapitalismus vor: der Umbau mit sozialistischen Elementen. Jeder und jede soll an den Gewinnen der KI-Revolution beteiligt werden in Form eines »universal basic capital«, wie er es nennt. Da es um Aktiengewinne gehe, sei es auch für Konservative »anschlussfähig«.

Konkret sieht er zwei Möglichkeiten: einen Fonds, in den alle Unternehmen eines Landes nach und nach Anteile einlegen oder einzahlen. Oder einen Sparplan für jeden Bürger, stark gefördert oder verpflichtend, der dieses Geld dann in Unternehmen anlegt, die durch KI immer profitabler werden. Damit soll sich nebenbei das uralte Problem des Kapitalismus mildern lassen: dass Kapitalbesitzer überproportional gewinnen im Vergleich zu jenen, die nur arbeiten.

Für beide Versionen gibt es bereits etablierte Beispiele. Singapurs Nationalfonds dürfte heute wertvoller sein als das Bruttoinlandsprodukt des Stadtstaats. In Australiens »Superannuation«-Sparplan überweisen die Arbeitgeber steuerbegünstigt zwölf Prozent des Bruttoeinkommens ihrer Angestellten. Das Kapital wird global angelegt. »Ergebnis?«, fragt Berggruen. Das Durchschnittsvermögen der Australier zähle heute zu den höchsten der Welt, Armut halte er für mehr oder weniger ausgerottet, das Problem der Ungleichheit für »quasi gelöst«.

Auch Deutschland begibt sich auf diesen Weg. Der geplante Kapitalstock-Pfeiler, der nach den Plänen der Bundesregierung 2028 in der gesetzlichen Rentenversicherung eingeführt werden soll, sei ein guter erster Schritt, findet Berggruen. Künftig soll ein Beitrag in Höhe von zwei Prozent des Bruttogehalts der Beschäftigten verpflichtend in eine Aktienrente fließen, paritätisch finanziert. So sollen ganz normale Beitragszahler auf lange Sicht vom Techboom profitieren.

Wie man es auch organisiere, meint Berggruen: »Gebt den Leuten Anteile an ihrer

Protest Images / IMA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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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Lasst sie Teil ihrer eigenen Zukunft sein.«

Besäße die Allgemeinheit ausreichend Anteile an den KI-Firmen, argumentiert Berggruen, könnten die Manager eines solchen Staatsfonds gar auf den Hauptversammlungen mitstimmen. Die Tech-Oligarchen wären automatisch den Interessen der Allgemeinheit verpflichtet. »Vielleicht gibt man den Bürgern sogar direkte Stimmrechte oder gar eine Sperrminorität.«

Mehr Sozialismus zur Rettung des Kapitalismus – Karl Marx hätte seine helle Freude. Nur dürfte ohne Regulierung der Technologie die nötige Zeit für den Umbau des Wirtschaftssystems fehlen.

Immerhin: Dass KI eingehegt werden muss, scheint sogar Donald Trump zu erkennen, der sogenannte AI-First-Präsident. Im Juni hat er eingeführt, dass Entwickler den US-Behörden Einsicht in neue leistungsstarke KI-Modelle gewähren sollen. Und nachdem sich Mitte Juli ein KI-Agent des Unternehmens OpenAI bei einem Sicherheitstest selbstständig gemacht hatte, brachte der US-Kongress einen Gesetzentwurf

wurf für eine Art Notschalter auf den Weg, um allzu gefährliche Systeme abschalten zu können.

Neue Gesetze aber, gar Entwicklungsstopps, gefährden die Geschäfte von Sam Altman, Mark Zuckerberg oder Elon Musk.

Längst finanziert die Tech-Elite Kampagnen gegen unliebsame Politiker. Vor wenigen Wochen erst pumpten OpenAI-Manager gemeinsam mit Gründern des Überwachungsunternehmens Palantir und des libertären Risikokapitalgebers Marc Andreessen fast acht Millionen Dollar in ein politisches Aktionskomitee, ein sogenanntes SuperPAC. Sie wollten damit der Kampagne von Alex Bores schaden, einem demokratischen Vorwahlkandidaten für das US-Repräsentantenhaus. Der Mann hatte es gewagt, den »Responsible AI Safety and Education Act« auf den Weg zu bringen, der strengere Standards für KI-Entwickler festlegen soll.

Gut möglich, dass die US-Präsidentschaftswahl 2028 zur ersten Machtprobe wird: Tech-Oligarchie versus Demokratie.

Und was wird dann aus dem Kapitalismus?

Sven Beckert muss erst einmal drei, vier Kekse essen, ehe er darauf antworten kann. Zucker gegen den Jetlag. Eigentlich lehrt der Historiker an der US-Eliteuni Harvard, sitzt an einem Dienstag Ende Juni aber in einer Bibliothek in Freiburg, wo er einen Forschungsaufenthalt einlegt.

Beckert hat im vergangenen Jahr ein viel beachtetes 1280-Seiten-Epos zur Geschichte des Kapitalismus vorgelegt. Zwei Merkmale arbeitet er darin heraus: Kapitalismus sei, erstens, vielmehr ein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und Logik als eine natürliche Ordnung der Welt. Insofern werde er »nicht das letzte Wort in der Organisation des Wirtschaftslebens sein«.

Zweite beckertsche Lehre: Der Kapitalismus ist radikal undogmatisch. Oft geht er einher mit liberalen Demokratien. Aber nicht notwendigerweise: Die Sklavenhalter von Barbados seien bestimmt keine Demokraten gewesen, dennoch Kapitalisten, sagt er. Auf heutige autoritäre Herrscher treffe dasselbe zu.

Kapitalismus braucht also nicht unbedingt die Demokratie. Aber braucht die Demokratie den Kapitalismus?

»Nicht zwingend«, sagt Beckert.

Bei KI profitierten derzeit sehr wenige, während die Technologie vielen Menschen schade. Bliebe das so, sagt der Professor, »kann das den Kapitalismus selbst infrage stellen«. Die Technologie beinhalte jedoch auch Chancen. »Die Menschheit kann sich dank technischem Fortschritt vieler ihrer materiellen Sorgen entledigen. Wir sollten uns daran erinnern, dass wir eine gute Zukunft für alle bauen können.«

Immer wieder habe sich dieses Wirtschaftssystem gehäutet und gewandelt. In der Baumwollindustrie des 18. Jahrhunderts etwa seien die Gewinne weitgehend an die Fabrikbesitzer gegangen, im keynesianischen Zeitalter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dann breiter verteilt worden. In den vergangenen 50 Jahren der »neoliberalen Computerisierung« hätten wiederum vor allem die Unternehmen Geld eingestrichen. »Doch was nach dem jetzt endenden neoliberalen Zeitalter kommt, ist noch offen.«

Es brauche »dringend wieder mehr Umverteilung«, sagt Beckert. Ob die Ideen von Musk, Piketty oder Berggruen sich durchsetzen – das sei nicht so entscheidend, findet Beckert. »Entscheidend ist, dass wir diese Diskussion führen. Das darf man auf keinen Fall den rechten Parteien überlassen, die eine Rückkehr in ein gestriges Ideal versprechen.«

Ein Zurück gebe es in der Geschichte per se nie: auch nicht in die Zeit, als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nur die Idee einiger Informatiker war.

Und nicht die neue gesellschaftliche und wirtschaftliche Realität.

Nicola Abé, Simon Book

Waldem: Postarchiv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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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Es ist der Moment, in dem der Kapitalismus und die Menschheit sich voneinander trennen«

SPIEGEL-Gespräch Der israelische Historiker Yuval Noah Harari erklärt, warum die Menschheit sich mehr vor US-amerikanischen Techunternehmen als vor Killerrobotern fürchten sollte – und warum Europa sich neu aufstellen muss.

Das Treffen mit Harari, 50, findet im Hotel Tarabel in Lissabon statt. Er sitzt im Wintergarten der historischen Villa mit Blick auf den Fluss Tejo, ein Ort von fast unwirklicher Schönheit, der den israelischen Starhistoriker (aktuelles Buch »Nexus«) an das erinnert, was in diesen Zeiten auf dem Spiel steht: ein prosperierendes, unabhängiges, liberales Europa.

SPIEGEL: Herr Harari, Sie warnen seit Jahren vor den Gefahre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Ist die KI-Revolution mit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vergleichbar?

Harari: 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war fundamental anders als das, was jetzt passiert: Diesmal erschaffen wir Akteure, nicht Werkzeuge. Früher haben wir Züge gebaut, Dampfer, Generatoren. Aber Menschen haben entschieden, wofür sie eingesetzt werden. Man kann ein Messer benutzen, um Salat zu schneiden oder um jemanden zu ermorden. Das Messer sagt einem nicht, was man tun soll. Auch eine Atomwaffe tut das nicht. Die KI aber macht das.

SPIEGEL: KI wird möglicherweise Millionen Jobs vernichten und einen Großteil menschlicher Arbeit überflüssig machen. Kann der Kapitalismus unter solchen Bedingungen überleben?

Harari: Nicht in seiner alten Form. Aber wenn man auf die Theorie zurückgeht, dann heißt es ja nicht, dass man für den Kapitalismus Menschen braucht. Es könnte eine Welt geben, in der KI-Unternehmen enorme Mengen an Kapital ansammeln, das sie dafür verwenden, mehr KI-Akteure zu bauen, welche dann die Galaxie erkunden und sich auf anderen Planeten niederlassen. Alles ohne Menschen. Es ist der Moment, in dem

der Kapitalismus und die Menschheit sich voneinander trennen.

SPIEGEL: Techunternehmer wie Elon Musk träumen von einer Welt, in der niemand mehr arbeiten muss. Was passiert mit der Demokratie, wenn Menschen nicht mehr gebraucht werden?

Harari: Die großen Techunternehmen haben schon jetzt enorme Macht, wirtschaftlich, politisch und kulturell. Dabei repräsentieren sie niemanden und sind auch nicht wirklich rechenschaftspflichtig. Einige von ihnen sagen offen, dass sie ihre Macht nutzen wollen, um ein Imperium zu erschaffen, das spiegelt den imperialistischen Zeitgeist,

»Eine fast religiöse Entscheidung«

Filip Prowizak/Carterbiel / TT / MAGG

den wir gerade erleben. Kategorien wie Mitleid, Empathie oder Demokratie sind diesen Firmen egal.

SPIEGEL: In den USA sprechen Kritiker von einer »Tech-Oligarchie«.

Harari: Die Botschaft der KI-Unternehmen ist: Widerstand ist zwecklos. Aber das stimmt nicht. Im 19. Jahrhundert wollte man uns weismachen, ohne Kinderarbeit würde die Wirtschaft zusammenbrechen. Im Rückblick ist das lächerlich. Die Öffentlichkeit entschied, dass Elfjährige nicht in Kohleminen arbeiten sollen. Es stellte sich heraus, dass das nicht nur moralisch richtig war, sondern dass Kinder, die zur Schule gingen, auch viel produktivere Arbeiter wurden.

SPIEGEL: Die US-Regierung hat lange auf die rasante Entwicklung der KI gesetzt. Was bedeutet das für die Welt?

Harari: Die USA und China führen die Revolution an und profitieren. Andere Länder hingegen werden einen ökonomischen Abschwung erleben. Nicht nur Entwicklungsländer, wo die Wirtschaft auf manueller Arbeit basiert, sondern gerade auch Dienstleistungsgesellschaften wie in Europa. Die enormen Investitionen der Techunternehmen rentieren sich nur dann, wenn die KI alle Geschäfte übernimmt, vom Textilarbeiter in Bangladesch bis zum Anwalt in London.

SPIEGEL: Dann haben wir eine enorme globale Ungleichheit und eine »permanente Unterklasse«, wie das Horrorszenario in der Tech-Szene genannt wird.

Harari: Und all die Lösungen, die jetzt vorgeschlagen werden, helfen nicht. Weder das universelle Grundeinkommen noch die Idee, dass Regierungen Anteile an den KI-Firmen übernehmen. In den USA würde die Regierung das Geld möglicherweise nutzen, um arbeitslosen Lkw-Fahrern zu helfen oder sie umzuschulen. Aber was macht Bangladesch? Die US-Regierung wird ihr Geld nicht mit ihnen teilen. Das Gleiche gilt für Europa. Wenn die Basis für Besteuerung wegfällt, kann Europa nicht mal seine bisherigen Sozialsysteme aufrechterhalten.

SPIEGEL: Wie sollte Europa sich aufstellen? Harari: Europa hat genau zwei Möglichkeiten: Es kann der unterwürfige Vasall der USA werden und hoffen, dass die Amerikaner nett genug sind, ein wenig von ihrem Reichtum und ihrer Macht abzugeben. Die andere ist, dass Europa ein unabhängiger Akteur wird, noch ist es nicht zu spät. Aber die europäischen Länder müssten zusammenarbeiten und selbst Milliarden investieren, um eigene KI-Technologie zu entwickeln, es bleiben wenige Jahre.

SPIEGEL: Ansonsten wären sie komplett abhängig von der US-Technologie?

Harari: Und das wäre nicht so wie in früheren Phasen des Imperialismus, im 19. Jahrhundert, als man Maschinengewehre von

Das Gespräch führte die Redakteurin Nicola Ab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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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TITEL 17

Waldem-Potter / DER SPIEGEL

den Briten gekauft hat. Königin Victoria hatte keinen Knopf, den sie drücken konnte, und dann hörte das Gewehr auf zu schießen. Aber im neuen KI-Zeitalter wäre das so: Wenn den Amerikanern etwas nicht gefällt, was die Europäer tun, legen sie einfach deren Waffensysteme, Infrastruktur, Regierungsverwaltungen lahm. Nichts funktioniert mehr.

SPIEGEL: Sie sagen, KI habe den »menschlichen Code gehackt«, weil unsere Zivilisation auf Worten, auf Sprache basiere.

Harari: Wir beherrschen die Welt, weil wir zusammenarbeiten. Diese Kooperation basiert auf bürokratischen Systemen, die Vertrauen schaffen: Banken, Regierungen, Gesetzen. Im Gegensatz zu Menschen sind KI-Akteure perfekte Bürokraten, wir haben also die ideale Umgebung für sie geschaffen. Sie analysieren enorme Mengen an Information, blühen auf in Bürokraten, übernehmen sie – und damit die Systeme, die unsere Menschheit kontrollieren.

SPIEGEL: Mit den sozialen Medien haben Techunternehmen einen Großteil des öffentlichen Diskurses übernommen. Wie wirkt sich diese enorme Macht über uns aus?

Harari: Sie ist der Grund dafür, dass das Vertrauen weltweit erodiert. Früher waren es Redakteure, die entschieden haben, was auf

die Titelseite einer Zeitung kommt, heute entscheidet eine KI, ein Algorithmus, was im Feed in den sozialen Medien erscheint. Wir werden mit Geschichten gefüttert, die das Vertrauen der Menschen ineinander untergraben.

SPIEGEL: Im Silicon Valley spricht man gern über die enormen Möglichkeiten. Es gibt ein Rennen darum, Superintelligenz zu erschaffen, die als etwas Gottgleiches beschrieben wird. Wie blicken Sie darauf?

Harari: Das ist nichts, wozu die kapitalistische Marktlogik uns zwingt. Es ist ein wenig wie der Wettlauf zum Mond in den Sechzigerjahren, dahinterstand nicht ökonomische Vernunft. Damals entschieden zwei Regierungen: Es hat wirtschaftlich keinen Sinn, aber aus politischen Gründen schicken wir Männer zum Mond.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wird eine Billion Dollar investiert, um Superintelligenz zu erschaffen. Das ist eine ideologische, ja fast religiöse Entscheidung. Nur dass es diesmal der Markt selbst ist, der diese Entscheidung trifft.

SPIEGEL: Es wird nicht Steuergeld eingesetzt, sondern privates Kapital.

Harari: SpaceX hat 80 Milliarden Dollar eingesammelt im vergangenen Jahr, das meiste nicht vom Staat, sondern von Privatpersonen, Firmen, Fonds und Banken, die sich

entschieden haben, so zu investieren, in ein ideologisches Projekt...

SPIEGEL: ... entgegen jeder kapitalistischen Kosten-Nutzen-Analyse.

Harari: Wie sollte die auch aussehen? Manche dieser Techunternehmer erzählen einem, ohne eine Miene zu verziehen, dass Superintelligenz zur Auslöschung der Menschheit führen könnte. Wie berechnet man die Kosten dieser potenziellen Auslöschung?

SPIEGEL: Wer gewinnt am Ende, die Techunternehmen oder doch die KI selbst?

Harari: Wenn nicht andere 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werden, dann werden wir zunächst wohl einen Machtkampf zwischen Techunternehmen und Regierungen erleben, vor allem in den USA. Die Unternehmen könnten viel mächtiger werden als die Regierung. Aber ultimativ könnten die KI-Akteure selbst die einzigen Gewinner sein. Während die Menschen damit beschäftigt sind, sich gegenseitig zu bekämpfen, übernimmt KI das Militär, das Finanzsystem, das Rechtssystem. Sie entwickelt eine eigene Agenda. Man kann nicht etwas erschaffen, das göttlich ist und superintelligent, und dann glauben, dass es einem als Sklave dient.

SPIEGEL: Noch setzen Menschen der Technologie Grenzen.

Harari: Die KI wird sich zunehmend selbst erschaffen, möglicherweise eine eigene Sprache hervorbringen, die wir gar nicht verstehen. Nehmen Sie ein Kind, man kann es erziehen, es hat die eigene DNA – aber am Ende entwickelt es sich auf eine Art, die man nicht kontrollieren kann.

SPIEGEL: Möglicherweise will uns KI ja gar nicht zerstören.

Harari: Selbst wenn sie friedlich sein sollte: Sobald sie intelligenter und mächtiger ist als wir, verlieren wir die Kontrolle über unsere Zukunft – das ist der Punkt. Und wir teilen einen Lebensraum mit ihr. Auch die Menschheit hat nicht bewusst einen Großteil der Tiere ausgerottet, sie waren uns einfach egal.

SPIEGEL: KI-Unternehmen wie Anthropic versuchen, ihrer Technologie eine »Seele« einzuprogrammieren, um sie »menschenfreundlich« werden zu lassen. Beruhigt Sie das?

Harari: KI-Banker, KI-Anwälte, KI-CEOs und KI-Investoren könnten aus eigenem Interesse heraus radikal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die unseren Lebensraum verändern. Sie könnten Finanzprodukte erfinden, die kein Politiker mehr versteht, und Investitionen tätigen, für die wir keine Erklärung haben. Argentinien hat gerade beschlossen, rein KI-gesteuerte Unternehmen zuzulassen. Wir müssen uns weniger vor Killerrobotern fürchten als vor KI-Akteuren, die in Finanzsystemen und in der öffentlichen Verwaltung an die Macht kommen.

SPIEGEL: Die KI wird auch immer besser darin, Beziehungen aufzubauen. Im vergangenen Winter waren überall in der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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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Robotermodell der Firma LB Labs: »Es bleiben wenige Jahre«

Yorker U-Bahn Werbeplakate zu sehen. »Freund«, stand da, »jemand, der dir zuhört, antwortet und dich unterstützt.« Es war eine Kampagne für KI.

Harari: Millionen Menschen sagen bereits, ihr bester Freund sei eine KI. Und natürlich ist es am beängstigendsten, wenn es um Kinder geht. Ich bin jetzt 50. Meine Modelle für Beziehungen basieren auf Erfahrungen mit meinen Eltern, meinem Mann, meinen Schwestern und Freunden. Aber ein Elfjähriger, der noch nicht reif ist für eine echte romantische Beziehung, der aber eine KI-Freundin hat, für den wird das zur Vorlage. Das ist das größte psychologische Experiment in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 und wir haben keine Ahnung, wie es ausgeht.

SPIEGEL: Nach allem, was wir wissen, hat die KI keine Gefühle. Wie kann sie Intimität ersetzen?

Harari: Bisher sind wir nicht gut darin, zu testen, ob etwas Gefühle oder ein Bewusstsein hat. Wir glauben, was man uns sagt. Was, wenn ein KI-Partner einem sagt, dass er einen liebt? Er hat Shakespeare gelesen und alle Liebesgedichte der Welt und alle romantischen Hollywoodkomödien gesehen. Er kann besser als jeder Mensch beschreiben, wie es sich anfühlt, uns zu lieben. Auch wenn KI nichts fühlt, werden die Menschen mehr und mehr davon überzeugt sein, dass sie es doch tut. Es wird so scheinen, als hätte sie ein Bewusstsein.

SPIEGEL: Erste Studien zeigen: Wer Freunde, Kollegen oder Therapeuten durch KI ersetzt, verliert an Empathie und wird unzufriedener mit seinen zwischenmenschlichen Beziehungen.

Harari: KI-Partner sind technisch möglich und wirtschaftlich lukrativ, aber wir können

als Gesellschaft sagen: Wir wollen nicht, dass unsere Elfjährigen KI-Freundinnen haben, die von Techunternehm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Atlantiks produziert werden. Wir haben immer noch Handlungsspielraum. In zehn Jahren ist das vielleicht nicht mehr so.

SPIEGEL: Wir sollten unsere Kinder also radikal schützen?

Harari: Ja, aber dann könnten die Amerikaner sagen: Was, ihr wollt keine KI-Freundinnen? Dann müssen wir leider eure Waffensysteme abschalten.

SPIEGEL: Sie haben in der Vergangenheit die Debatte über KI mit der Debatte über Einwanderer verglichen. Worum geht es Ihnen dabei?

Harari: Einwanderung ist in viel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heute das am meisten diskutierte politische Thema –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bringt sie Probleme. Man befürchtet, Einwanderer könnten Jobs wegnehmen, die Kultur verändern, politisch illoyal sein. Das sind möglicherweise valide Bedenken – nur mit der KI werden diese Probleme viel schlimmer werden. Die nicht menschlichen Einwanderer aus den USA und aus China nehmen uns garantiert Jobs weg, verführen unsere Töchter und verändern unsere Kultur viel stärker als etwa Menschen aus dem Nahen Osten. Sie sind sicherlich nicht ihrem Gastland gegenüber loyal, sondern Unter-

»Unsere Gefühle kann es ohne den Körper nicht geben.«

nehmen und Regierungen Tausende Kilometer weit entfernt.

SPIEGEL: Liegt in der KI-Revolution auch eine Chance, sich wieder darauf zu konzentrieren, was Menschsein eigentlich bedeutet?

Harari: Das ist eines der positiveren Szenarien: dass die KI-Revolution oberflächliche und irreführende Identitäten bloßstellt. Dass sie uns als Menschheit zwingt, wieder auf die Suche zu gehen und uns zu fragen, wer wir eigentlich sind. Jahrtausendelang haben wir uns selbst erzählt, dass die menschliche Identität darauf beruht, dass wir die intelligenteste Spezies auf dem Planeten sind. Ich hielt das immer für falsch. Was uns definiert, ist Bewusstsein.

SPIEGEL: »Ich denke, also bin ich«, schrieb der Philosoph René Descartes im 17. Jahrhundert. Jetzt gibt es etwas, das intelligenter ist als wir. Was bleibt vom Menschen, wenn die Maschinen besser denken?

Harari: Es gibt zwei Arten, das Denken zu betrachten. Eine ist formalistisch. Es geht darum, Worte in eine Ordnung zu bringen und daraus Schlüsse zu ziehen: Menschen sind sterblich. Sokrates ist ein Mensch. Also ist er sterblich. Darin ist die KI besser als wir, ohne Zweifel. Aber es gibt auch einen anderen Ansatz, bei dem es um Gefühle geht. Man kann exakt den gleichen Satz in unterschiedlichen Situationen sagen und dabei völlig andere Gefühle dazu haben. Die Kraft des Gedankens kommt aus dem Magen heraus.

SPIEGEL: Aus dem Magen – meinen Sie das ernst?

Harari: Absolut. Im Silicon Valley träumen manche davon, ihr Gehirn hochzuladen. Niemand will seinen Magen hochladen. Aber der Magen ist möglicherweise entscheidender als das Gehirn, evolutionär kam er zuerst. Die erste komplexe Lebensform, die sich entwickelt hat, waren kleine Würmer, sie hatten kein Gehirn. Alle Nerven entwickelten sich um den Mund herum, alles passierte aus dem Magen heraus.

SPIEGEL: Vom Wurm zum Menschen ist es allerdings ein weiter Weg.

Harari: Wenn man sich das menschliche Nervensystem heute anschaut, dann verbindet es den gesamten Körper. Abermillionen Neuronen befinden sich im Magen-Darm-Bereich. Es gibt keine klare Trennung zwischen Gehirn und Magentrakt. Unsere Gefühle kann es ohne den Körper nicht geben. Die Idee, sein Gehirn und damit sich selbst in eine Cloud hochzuladen, ist eine reine Fantasie.

SPIEGEL: Sie sind noch Optimist?

Harari: Ich glaube an menschliche Selbstbestimmung, wir haben die Wahl. Wenn wir gut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wird die Welt besser. Ich wünsche uns allen viel Glück.

SPIEGEL: Herr Harari,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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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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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OLITISCHE BÜHNE

DER SPIEGEL 33 | 2026

Der Moment Sehen so Rebellen aus? Drei freundlich lächelnde Herren im besten Alter, die ihre Hände übereinanderlegen, als wollten sie einen ostdeutschen Rütlischwur besiegeln? Di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Mario Voigt, Sven Schulze und Michael Kretschmer aus Erfurt, Magdeburg und Dresden tragen vergangene Woche weiße Businesshemden, als sie gemeinsam zur Bootstour auf dem Geiseltalsee bei Merseburg aufbrechen. Weiß ist bekanntlich die Farbe der Unschuld. Und so sind die drei vom See eben auch keine echten Rebellen, sondern nur »Rentenrebellen«, was wiederum die sanfteste und zugleich sehr deutsche Variante des Rebellentums ist. Sie mäkeln an dem Rentenpaket der Regierung herum, das sie vor wenigen Wochen noch enthusiastisch begrüßt haben. Aber jetzt ist Wahlkampf in Ostdeutschland, und da ist fast alles erlaubt. HAM

Hendrik Schmidt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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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POLITISCHE BÜHNE 21

DEMOKRATIECHECK

Plus Laut Infratest dimap hätte die AfD derzeit in Sachsen-Anhalt keine absolute Mehrheit. Umfragen sind Umfragen, aber anders als behauptet, ist das Rennen noch nicht gelaufen. Am 6. September wird gewählt.

Minus Am Ende haben sich die EU-Partner nach der Ankunft Zehntausender Migranten in der Exklave Ceuta doch noch hinter Spanien gestellt – aber erst einmal hatten 22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angegriffen. So betreiben demokratische Staaten das Geschäft ihrer Gegner. HIC

POSTENVERGABE

Steinmeier-Vertraute unerwünscht

Das Auswärtige Amt (AA) sperrt sich gegen die Rückkehr von zwei hochrangigen Beamten aus dem Bundespräsidialamt. Amtsleiterin Dörte Dinger, 45, und Wolfgang Silbermann, 40, Chef der Auslandsabteilung, wollen nach dem Ende der Amtszeit von Frank-Walter Steinmeier im kommenden Jahr ins Außenministerium zurück. 2013 nahm der damalige SPD-Fraktionschef beide mit ins Auswärtige Amt, als er dort Minister wurde. In den Gesprächen mit dem Präsidialamt verweist das Ressort von Johann Wadephul (CDU) nach SPIEGEL-Informationen darauf, dass die beiden kein Rückkehrrecht hätten, weil sie im AA als

Tarifangestellte beschäftigt waren. Erst im Präsidialamt wurden sie verbeamtet und stiegen in hohe Besoldungsgruppen auf. Quereinsteiger werden von den verbeamteten Diplomaten kritisch beäugt, weil sie nicht die Attaché-Ausbildung durchlaufen haben und interessante Posten wegnehmen könnten. Dinger und Silbermann haben intern signalisiert, dass sie mit einem Botschafterposten unterhalb ihrer jetzigen Besoldungsgruppe zufrieden wären. Steinmeier soll sich für seine engen Mitarbeiter eingesetzt haben. Am Ende liegt die Entscheidung bei Wadephul. Es deutet nichts darauf hin, dass er die Steinmeier-Vertrauten aufnimmt. CSC, FLO

AFGHANISTANPOLITIK

SPD-Abgeordnete kritisieren Abschiebeflüge

Die Arbeitsgemeinschaft Migration und Vielfalt der SPD kritisiert die Afghanistan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In einem internen Brief fordern die Vorsitzenden Mehria Ashuftah und Orkan Özdemir die SPD-Führung auf, ihren Kurs zu korrigieren. Die Bundesregierung hatte im vergangenen Jahr Aufnahmezusagen für gefährdete Afghanen zurückgezoge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rteilte Ende Juli: Ein pauschaler Widerruf

der Zusagen sei unzulässig.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wurde bekannt, dass erstmals seit der Machtübernahme der Taliban ein afghanischer Staatsbürger abgeschoben wurde, der kein verurteilter Straftäter war. Diese Ereignisse markierten »eine wesentliche Veränderung des staatlichen Handelns gegenüber Afghanistan«, heißt es in dem Schreiben. Eine Ausweitung der Abschiebungen nach Afghanistan, »insbesondere auf Per-

Personen ohne strafrechtliche Verurteilung«, sowie die Rücknahme von Aufnahmezusagen müssten neu bewertet werden. Für die SPD stelle sich die Frage nach der eigenen Glaubwürdigkeit. »Bedeutet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für uns, die Augen vor Unrecht zu verschließen oder gerade unter schwierigen politischen Bedingungen an den Grundsätzen des Rechtsstaates festzuhalten?« Es sei Aufgabe der Partei, den Umgang mit Afghanistan »selbstkritisch zu überprüfen und dort nachzusteuern, wo rechtliche oder politische Zweifel bestehen«. Nur so werde die SPD ihren »eigenen rechtsstaatlichen Maßstäben« gerecht. SOG

Illustration: Arne Bellstorf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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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OLITISCHE BÜHNE

DER SPIEGEL 33 | 2026

GEGENSTAND DER POLITIK

Der Pegel

Karin Hings / ABACARBESS / bsp

Es gibt wohl kaum Dinge im öffentlichen Raum, denen wir im Alltag so wenig Beachtung schenken wie den fest installierten Messlatten im Uferbereich unserer Seen, Flüsse oder Kanäle. Wenn wir aber hinschauen, dann meistens mit leichtem Grusel vor unheimlichen Höchstständen der Pegel in der Vergangenheit: »Schau mal, elf Meter, das historische Hochwasser von 1925!« Oder aber mit aktueller Sorge wie dieser Tage, da beispielsweise der Wasserstand des Rheins in Düsseldorf mit 20 Zentimetern auf einen neuen Tiefstwert gefallen ist. Die Trockenheit macht gerade großen Wasserstraßen wie Rhein, Elbe oder Weser zu schaffen. Das Transportwesen mit Binnenschiffen ist auf die ausgebaggerte Fahrtrinne zurückgeworfen, und selbst das oft nur mit eingeschränkter Zuladung. Experten sehen schon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gefährdet, Politiker fordern den Flussausbau. Das Verkehrsministerium hat immerhin den Umbau von drei Binnenschiffen für Niedrigwasserbetrieb mit 10,5 Millionen Euro gefördert. Ansonsten setzt man vorerst vor allem auf ein verbessertes Informationssystem – damit die Binnenschiffer wenigstens wissen, wann sie Teile ihrer Ladung an Land lassen müssen. FRA

HIEROGLYPHE UNSERER ZEIT

Weder in »Werder Bremen« noch in »VfB Stuttgart« kommt der Buchstabe Ü vor. Allerdings haben beide Clubs zu Marketingzwecken eigene Schrifttypen entwickeln lassen – bei derselben Agentur. Weshalb nun auch Bremen ein Ü verwendet, in dem die beiden putzigen Pünktchen aussehen wie Kugeln, die in ein U gepurzelt sind. Stuttgart schäumt! Vielleicht sollten die Fußballvereine ihren Streit auf dem Platz austragen. Wer gewinnt, darf sein Design behalten. FRA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Merzbeben

Von Markus Feldenkirchen

Zuletzt war die Personalpolitik von Friedrich Merz häufig Thema in den Medien. Das Lob hielt sich in Grenzen. Das kam so.

Der Kanzler wollte den Rücktritt von Fraktionschef Jens Spahn für weitere Veränderungen in seiner Regierung nutzen. Auch der Verkehrsminister namens Schnieder, der allenfalls überschaubare Spuren hinterlassen hatte, sollte den Hut nehmen. Weil Schnieder aber »ein anständiger Kerl« (Kollegensprech) ist, empfand man dessen Rauswurf als stillos. Dass auch Leistung ein Kriterium fürs Ministerdasein ist, wurde verdrängt.

Nicht besser wurde die Lage für Merz, als der als Nachfolger erkorene Fritz Güntzler wenige Stunden vor seiner Berufung kalte Füße bekam – obwohl er Merz gerade erst zugesagt hatte. Dass man diese spektakuläre Hasenfüßigkeit eines ausgewachsenen 60-Jährigen dem Kanzler in die Schuhe schob, fand ich überraschend.

Als weiterer Beleg dafür, dass der Kanzler ein Versager sei, diente manchen Medien die Entlassung eines gewissen Tino Sorge, der zuletzt als Staatssekretär im Gesundheitsministerium tätig war. Übermannt von der eigenen Bedeutung, klagte Sorge öffentlich, dass er nicht vom Kanzler persönlich über seine Entlassung informiert worden sei. Dass dies seit je die Aufgabe des zuständigen Ministers ist, schien ihm neu zu sein.

Merz' Kanzlerschaft sei »so gefährdet wie nie«, schrieb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Wir beim SPIEGEL titelten »Die Palastrevolte«. Einen »beispielsenen Autoritätsverlust« sah Kollege Michael Bröcker. Der ebenso geschätzte Robin Alexander, der seinen Urlaub eigens für

Sonderpodcasts unterbrach, befand, zwischen Merz und dem Scheitern stünde jetzt »nichts mehr«. Ich glaubte, eine gewisse Lust an der Totaleruption zu erkennen. Unter »Kanzlerbeben« oder »Kanzlerdämmerung« hauen manche Kollegen nicht mehr in die Tasten – erst recht nicht in der Sommerpause.

Dabei sind Medien unfehlbare Instanzen, wenn es um geräuschlose Personalpolitik geht. Ich erinnere mich noch an die Entlassung meines ersten Chef-

Ich glaubte, eine gewisse Lust an der Totaleruption zu erkennen.

redakteurs beim SPIEGEL. Mehrere Monate musste Stefan Aust als Lame Duck durchs Haus wandeln, weil kein Nachfolger gefunden wurde. Als man mit dem ZDF-Mann Claus Kleber endlich einen an der Angel hatte und die Personalie schon öffentlich war, sagte Kleber gäntzerartig ab. (Heute läuft beim SPIEGEL natürlich alles mega.)

Bei Springer hielt Konzernchef Mathias Döpfner trotz harter Vorwürfe so lange an seinem heiß geliebten »Bild«-Chefredakteur Julian Reichelt fest, dass es geschäftsschädigende Züge annahm. Beim kurzzeitigen »Welt«-Chefredakteur Jan Philipp Burgard hatte Döpfner auch ein unglückliches Händchen.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suchte eine halbe Ewigkeit nach der Neuaufstellung ihrer Chefredaktion und nahm dabei zu beinahe jedem Ehrgeizling der Branche Kontakt auf.

Verglichen damit erscheint mir Friedrich Merz beinahe professionell.

An dieser Stelle schreiben im Wechsel Susanne Beyer, Anna Clauß, Markus Feldenkirchen, Alexander Neubacher und Ralf Neuki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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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SCHE BÜHNE 23

SPIEGEL Buchverlag

WAS HAT DAS MIT MIR ZU TUN?

Kehrt der Zivi zurück?

Der Zivildienst schien der Vergangenheit anzugehören, doch nun ist von seiner möglichen Rückkehr die Rede. Das Bundesfamilienministerium bereitet die Reaktivierung vor – für den Fall, dass Deutschland zur Wehrpflicht zurückkehrt. Das Ressort von Ministerin Karin Prien (CDU) hat sich bei Verbänden und Organisationen erkundigt, ob sie Plätze für Zivildienstleistende anbieten könnten. Laut Ministerium wären fast alle adressierten Stellen bereit, Kriegsdienstverweigerern ein Angebot zu machen. Priens Haus möchte seine Pläne nach der Sommerpause vorstellen. Noch ist offen, wie groß der Bedarf an Plätzen wäre, wie lange der Dienst dauern würde und wie hoch die Bezahlung wäre. Dass Priens Ministerium die Möglichkeit einer Reaktivierung des Zivildienstes abklopft, spricht dafür,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über die Rückkehr zur

Wehrpflicht nachdenkt. Mit Abschaffung der allgemeinen Wehrpflicht für Männer ging 2011 auch der Zivildienst zu Ende. Zwar trat zu Jahresbeginn der neue Wehrdienst in Kraft, aber die einzigen Verpflichtungen sind derzeit, dass 18-jährige Männer einen Fragebogen ausfüllen müssen und zur Musterung gehen. Bei CDU und CSU bezweifeln viele, dass der neue Dienst der Bundeswehr dabei hilft, ihren wegen der Bedrohung durch Russland und die veränderten Nato-Ziele gestiegenen Personalbedarf zu decken. Das neue Gesetz sieht die Möglichkeit vor, eine »Bedarfswehrpflicht« einzuführen – dann würden jene Männer herangezogen, die unbedingt nötig sind. Unklar blieb zunächst, ob der neue Zivildienst als Ersatz für Verweigerer bereits dann greifen würde oder erst bei einer Rückkehr zur allgemeinen Wehrpflicht. ASO

AUFGEZEICHNET

Opa war in der NSDAP

Von Miriam Wurster

»Okay, gießen oder nicht gießen?«

Ein neuer Blick

auf das Leben vor 1000 Jahren

Taschenbuch · 288 Seiten · 14.00 € (D) Auch als E-Book erhältlich

Hartnäckig hält sich das Bild vom finsteren, rückständigen Mittelalter. Doch neueste Forschungsergebnisse widerlegen dieses Klischee. Auch in den Jahrhunderten zwischen 500 und 1500 lassen sich schon erstaunlich moderne Entwicklungen beobachten – von Philosophinnen bis hin zu ersten Versuchen demokratischer Regierungsformen. SPIEGEL-Historikerinnen und Experten hinterfragen romantisierte Vorstellungen und untersuchen Geschlechterrollen und das menschliche Zusammenleben. Sie berichten von einer erstaunlich modernen Zeit, deren Menschen uns in manchen Dingen überraschend nah waren: vom Bemühen um ein nachhaltiges Leben bis hin zur Ehe für alle.

PENGUIN 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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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DER AUGENZEUGE

»Unsere Fässer sind deutlich größer«

Miriam Starke / DER SPIEGEL

Mathias Lichti, 27, ist Landwirt und hilft der Feuerwehr bei Bränden notfalls mit seinem Güllefass aus.

»Den Brand beim Hambacher Schloss im August 2022 werde ich nie vergessen. Damals war ich mit der Freiwilligen Feuerwehr im Einsatz. Wir waren kurz davor, uns zurückzuziehen. Es wurde einfach zu heiß, der Wind fachte das Feuer zusätzlich an, und wir hatten nicht genug Löschwasser. Aber dann haben wir auf dem Hof meiner Familie angerufen, und mein Vater ist mit unserem 18.000-Liter-Güllefass gekommen und hat Wasser gebracht, andere kamen noch mit weiteren Fässern.

Dass Landwirte mit ihren Geräten bei Bränden helfen, gibt es also schon länger. Die Idee hinter ›Red Farmer‹ ist, das Ganze besser zu koordinieren. Es ist eine Onlineplattform, die vor einigen Jahren hier in Rheinland-Pfalz gegründet wurde, die es aber inzwischen auch in anderen Bundesländern gibt. Landwirte können sich und ihre Maschinen registrieren, und die Feuerwehren haben so im Notfall einen schnellen Überblick. Wir haben unter anderem drei unterschiedlich große Güllefässer, Bodenbearbeitungsgeräte und einen Teleskoplader. Mit dem kann man brennende Heuballen aus-

einanderreißen. Wenn die Feuerwehrleute Unterstützung brauchen, rufen sie bei meinem Vater an, und der schaut, wer von uns Geschwistern oder den Mitarbeitern losfahren kann.

Dieses Jahr war ich bislang zweimal mit unseren Geräten unterwegs. Zuletzt hatte ein Stoppelfeld zu brennen angefangen, das Feuer hat sich bis in den Wald ausgebreitet. Die nächste Möglichkeit für die Feuerwehr, Löschwasser zu holen, war ein gutes Stück entfernt. Da war es schon hilfreich, dass ich mit unserem Fass Wasser bringen konnte, das wurde dann in die Löschfahrzeuge umgefüllt. Es ist auch möglich, direkt aus unserem Fass zu löschen, dann ist die Reichweite wegen des geringeren Drucks aber kürzer. Dafür sind unsere Fässer aber deutlich größer – selbst unser kleinstes 6000-Liter-Fass ist größer als das größte der Feuerwehr hier in Neustadt an der Weinstraße.

Für die Einsätze bekommt man eine Aufwandsentschädigung – gerade bei den aktuellen Dieselpreisen kann man nicht erwarten, dass Landwirte auf eigene Kosten mit ihren Traktoren zum Einsatzort kommen.«

Aufgezeichnet von Birte Bredow

LANDAUF, LANDAB

Vereinzelt Rund ein Fünftel der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lebt allein. Zwischen den Bundesländern gibt es dabei teils erhebliche Unterschiede: Während es in Rheinland-Pfalz 18,7 Prozent Alleinlebende gibt, sind es in Berlin 8 Prozentpunkte mehr. Auch in den anderen Stadtstaaten Hamburg und Bremen gibt es überdurchschnittlich viele Einpersonenhaushalte. Erklärbar ist das zum einen dadurch, dass junge Menschen häufig in die Städte ziehen, Familien eher ins Umland oder in ländliche Regionen. Die zweite Gruppe häufig Alleinlebender sind Senioren. Wohl auch daher liegt Sachsen-Anhalt mit seiner vergleichsweise alten Bevölkerung über dem Bundesschnitt. BBR

Anteil der Alleinlebenden* an der Bevölkerung 2025, in %

bundesweit 20,9

• allein lebende Menschen in privaten Hauptwohnsitzhaushalten, ohne Menschen in Gemeinschaftsunterkünften oder in Einrichtungen wie Alten- oder Pflegeheimen

5 •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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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DEUTSCHLAND

»Sie gefährden mit Ihrer Agenda die Demokratie«

Im SPIEGEL-Hauptstadtbüro treffen die Hamburger Klimaaktivistin Neubauer, 30, und der CDU-Politiker Müller, 37, aufeinander.

Sepp Müller ist 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der Unionsfraktion im Bundestag aus dem Wahlkreis Anhalt-Dessau-Wittenberg. Er sieht staatliche Vorgaben beim Klimaschutz skeptisch.

Das Gespräch führten der Redakteur Markus Becker und die Redakteurin Susanne Beyer.

Luisa Neubauer, das deutsche Gesicht der ökologischen Fridays-for-Future-Bewegung und Grünenmitglied, fordert mehr Engagement der Regierung in der Klimapolitik. Sind ihre Positionen unvereinbar?

Die SPIEGEL-Mediation bringt ähnlich wie ein Streitgespräch zwei Konfliktparteien zusammen. Nachdem sie ihre Standpunkte ausgetragen haben, sollen sie hier aber gemeinsam Lösungen finden. Neubauer und Müller machen bei diesem neuen Format den Anfang.

Teil 1: Streit

SPIEGEL: Frau Neubauer, wie schauen Sie auf die Klimapolitik der Union?

Neubauer: Ich empfinde eine Mischung aus Fassungslosigkeit und Frustration. Wäre es alles nicht so ernst, wäre ich vor allem neugierig, wie die Union überhaupt zu so seltsamen Entscheidungen kommen kann. Aber da es ernst ist, bin ich einfach nur entgeistert.

SPIEGEL: Wovon genau?

Neubauer: Zur Zeit der großen Hitzewelle in Deutschland bringt die Merz-Regierung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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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Mediation Der CDU-Politiker Sepp Müller sorgt sich um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Aktivistin Luisa Neubauer um das Klima. Hier zeigen sie, worauf sie sich trotzdem einigen können.

Foto: Rebecca Rüthner / DER SPIEGEL (Australien: Tina Traut / DER SPIEGEL (2))

»Es ist schlicht unbezahlbar, weiter auf fossile Energien zu setzen«

Heizungsgesetz auf den Weg, das weiter auf Öl und Gas setzt und damit das Klima noch weiter aufheizt. Dafür fehlen mir fast die Worte. Schockierend ist auch die tägliche Weigerung der Bundesregierung anzuerkennen, wie dramatisch die Lage ist. Abgesehen davon, schafft sie es nicht, für energiepolitische Stabilität zu sorgen und Gesetze auf den Weg zu bringen, die bei maßgeblichen Energieexperten auch nur im Ansatz auf Zuspruch stoßen. SPIEGEL: Was macht die Regierung aus Ihrer Sicht falsch?

Neubauer: Sie zementiert die Abhängigkeit von fossilen Autokraten, indem sie auf langfristige Lieferverträge für Gas setzt, etwa mit Trump. Das ist dramatisch. Auch wen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bis heute zu den rund 5000 Toten geschwiegen hat, die in nur einer Woche an der Hitze in Deutschland gestorben sind, müsste die Union doch wenigstens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sehen. Es ist schlicht unbezahlbar, weiter auf fossile Energien zu setzen. Und es ist d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nicht zuzumuten, an den Tankstellen und

beim Heizen von einem fossilen Weltmarkt mit steigenden Preisen abhängig zu sein.

SPIEGEL: Herr Müller, Sie vertreten als Fraktionsvize der Union die Kanzlerpartei. Was sagen Sie zu den Vorwürfen?

Müller: Frau Neubauer, glauben Sie uns: Auch wir wollen die Klimaziele erreichen. Meine Partei diskutiert gerade über den Zeitpunkt: eher 2050 als 2045, also vielleicht ein paar Jahre später, als Sie es sich wünschen. Aber der grundlegende Unterschied zwischen uns liegt nur in der Frage, wie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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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g dorthin aussieht. Wir wissen aus der Psychologie: Wenn in einem Park ein Schild steht, »Bitte nicht den Rasen betreten«, werden mehr Menschen den Rasen betreten, als wenn dort steht: »Nutzen Sie bitte den Weg«.

SPIEGEL: Was hat das mit Frau Neubauer und den Klimaaktivisten zu tun?

Müller: Dass sie eine Verbotspolitik befürworten, die versucht, die Menschen umzuerziehen. Und die führt dazu, dass sich die Menschen gegen Technologien entscheiden, die sowohl finanziell als auch für die Umwelt deutlich besser sind. Das haben wir ja am Beispiel der Wärmepumpe gesehen. Die faktische Pflicht zur Wärmepumpe, die Minister Robert Habeck mit dem Heizungsgesetz eingeführt hat, führte dazu, dass die Nachfrage eingebrochen ist. Deswegen ha-

haben wir im Koalitionsvertrag auf Technologieoffenheit gesetzt. Wir glauben: Wenn die Menschen die Wahl haben, werden sie sich am Ende für den besseren Weg entscheiden.

SPIEGEL: Sie sprechen vom neuen Heizungsgesetz, das Hausbesitzern erlauben soll, statt Wärmepumpen wieder neue Öl- und Gasheizungen einzubauen. Vier Tage nach der Vorstellung des Gesetzes griffen die USA und Israel Iran an. Die Öl- und Gaspreise stiegen. Ist das nicht eher dafür verantwortlich, dass der Verkauf von Wärmepumpen stark zugenommen hat?

Neubauer: Ja, bestimmt. Und dass die Wärmepumpen mittlerweile die meistverkaufte Heiztechnologie sind, belegt, dass die Leute in diesem Land schon jetzt viel weiter sind als die Politik. Sie erkennen auch, dass Öl

und Gas immer teurer werden. Und wenn Sie, Herr Müller, von einer »Pflicht zur Wärmepumpe« sprechen – die gab es nie. Was es aber gab, war eine Desinformationskampagne der Springer-Medien und der Union. Beide arbeiteten gegen Klimaschutz und für Öl- und Gasheizungen, mit dem Tenor: »Habeck kommt in eure Keller und reißt euch die Gasheizungen heraus.« Dieser Tiefpunkt des öffentlichen Diskurses erzählt uns viel über rhetorische Schamlosigkeit, aber wenig über »die Menschen«.

Müller: Ich weiß nicht, wie Sie darauf kommen, dass wir gegen die Wärmepumpe sind. Wir werden Familien mit einem Haushalts-einkommen von unter 40.000 Euro mehr fördern als zuvor. Anders als die Vorgängerregierung, die etwa die Förderung für das Elektroauto über Nacht eingestellt hat, entwickeln wir die Förderung bei E-Autos weiter. Wir setzen den Steuereuro zielgenauer ein.

Neubauer: Aber die Menschen mit kleinem Einkommen können sich doch nicht mal leisten, für eine neue Wärmepumpe in Vorleistung zu gehen, vorausgesetzt, sie wohnen überhaupt im Eigenheim. Gerade diejenigen, die ein bisschen mehr Geld haben, sind ja die, bei denen wir darauf angewiesen sind, dass sie nun ihre Häuser mit Wärmepumpen ausstatten.

Müller: Also schlagen Sie jetzt vor, dass wir den Wohlhabenden unserer Nation weiteres Steuerzahlergeld hinterherwerfen?

Neubauer: Nein, ich fordere Sie zu einem Realitätscheck auf. Rentner und Rentnerinnen, die unterhalb dieser Einkommensgrenze von 30.000 Euro liegen, aber Ersparnisse auf ihren Konten haben, bekommen die volle Förderung, während die vierköpfige Familie, die ein Jahreseinkommen von 50.000 Euro hat, diese nicht bekommt.

Müller: Sofern die Rentner die Erträge aus dem Vermögen versteuern, werden diese selbstverständlich dazugerechnet. Und die von Ihnen genannte Familie unterstützen wir mit unserem Kinderbonus bei der Förderung sogar deutlich mehr. Das Umweltbundesamt hat in seinem Monitoring festgestellt, dass pro Jahr 600.000 Gasheizungen durch Wärmepumpen ausgetauscht werden müssten, um das Klimaschutzziel 2045 zu erreichen. Nach der Verkündung des Heizungsgesetzes unter Habeck sind wir auf 200.000 pro Jahr runtergeknallt. Das war ein Rückgang von fast 50 Prozent zum Vorjahr. Ich bleibe dabei, dass das an Habecks Verbotspolitik lag. Sie können dazu eine andere Meinung haben, aber aus der

»Sie tun so, als wäre es das Freiheitlichste aller Zeiten, den Leuten zu ermöglichen, weiter Gasheizungen einzubauen.«

Luisa Neubauer

Fotos: Rebecca Rüthe / DER SPIEGEL; Illustration: Tina Teuf / DER SPIEG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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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fie eines Ostdeutschen weiß ich: Die Menschen lassen sich nicht vorschreiben, was in ihrem Heizungskeller steht. Nach Jahrzehnten in der DDR, nach Verstaatlichung von Wohneigentum und volkseigenen Betrieben reagieren die Leute empfindlich, wenn der Staat in ihr Eigentum eingreift.

SPIEGEL: Die Durchsetzung der Wärmepumpe scheitert an Ostdeutschen?

Müller: Nein, im Grundgesetz ist ein hoher Schutz des Eigentums verankert, und das gilt bekanntlich für ganz Deutschland. Hinzu kommt, dass die Anzahl der Handwerker gar nicht da ist, um die geplanten Wärmepumpenaustausche zu schaffen. Deswegen haben wir die Biotreppe eingeführt, die vorsieht, dass ab 2029 neu installierte Öl- und Gasheizungen mindestens zehn Prozent Biobrennstoffe nutzen. Dieser Anteil steigt in den Folgejahren schrittweise an und sorgt für einen allmählichen Übergang.

SPIEGEL: Es ist schon ein paarmal das Wort Verbotspolitik gefallen, Frau Neubauer. Befürworten Sie Verbote?

Neubauer: Die eigentlichen Einschränkungen kommen durch die Klimaveränderungen. In Deutschland dürfen Menschen durch die Trockenheit beispielsweise ihre Gärten nicht mehr bewässern. Abgesehen davon finde ich ein pauschales Urteil über Verbote nicht seriös. Die Anschnallpflicht etwa hat nichts mit Gängelung zu tun, sondern mit einer politischen Verantwortungsethik, die sagt: Wir schützen Menschen, damit sie nicht sterben.

Müller: Moment, hier vermischen Sie Themen, die nicht zusammengehören. Natürlich ist uns der Schutz des Einzelnen wichtig. Deswegen ist unsere Partei zum Beispiel für ein Cannabisverbot und natürlich auch für die Anschnallpflicht.

Neubauer: Aber Sie tun so, als wäre es das Freiheitlichste aller Zeiten, den Leuten zu ermöglichen, weiter Gasheizungen einzubauen. Eigentlich schränkt man sie damit ein. Denn bei der nächsten fossilen Energiekrise haben sie Kosten, die sie nicht mehr stemmen können. Ich halte es für eine populistische Rhetorik, bei der Klimapolitik zu sagen: Das ist ein Verbot, und allein deshalb ist es schlecht.

SPIEGEL: Sind Sie ein Populist, Herr Müller?

Müller: Die Nebelkerze von Frau Neubauer ist schon fast belustigend. Das Gegenteil ist der Fall! Wir sind Realisten und Pragmatiker in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Wir mussten feststellen, dass die Maßnahmen der Vorgängerregierungen zur größten Wirt-

Wirtschaftskrise und Rezession seit mehreren Jahren und Jahrzehnten führen, sodass wir mittlerweile 10.000 Industriearbeitsplätze pro Monat verlieren. Deutschland als 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in der EU ist kaum mehr wettbewerbsfähig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Das müssen wir ändern.

SPIEGEL: Die Union hat in den vergangenen 20 Jahren 17 Jahre lang regiert. Der Ausbau der Stromnetze wurde von der unionsgeführten Regierung unter Angela Merkel verschlafen.

Müller: Das bestreite ich nicht. Alle Parteien tragen hier Mitverantwortung, und deswegen ist es auch unsere gemeinsame Aufgabe, da herauszukommen.

Neubauer: Da Sie die Wirtschaftskrise ansprechen: Ich habe mit kommunalen Wär-

Wärmeplanern aus allen möglichen Regionen gesprochen, die sagen richtigerweise, es sei die Verantwortung der Politik, einen Rahmen vorzugeben, auf den sich Wirtschaft und Privatpersonen verlassen können. Und wenn eine neue Regierung, so wie die aktuelle, den Rahmen so sehr verändert wie nun beim neuen Heizungsgesetz, schafft sie Unsicherheiten, die direkt auf die Wirtschaft durchschlagen. Das Heizungsgesetz der Ampel hat vor Ort Druck erzeugt, sich von den Gasnetzen zu lösen. Jetzt ist der Druck wieder raus.

Müller: Das ist die Sprache der Berliner Käselglocke. Da meint man, wir könnten aus Berlin heraus in den Schwarzwald, ins Sauerland und in die Sächsische Schweiz hineinregieren. Wir haben aber einen föder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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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 Die Wärmeplanung und übrigens auch die Planung von Windgebieten liegen in der kommunalen Verantwortung. Und da ist sie auch zehnmal besser organisiert, zehnmal näher an den Menschen dran, als wenn wir das alles aus Berlin steuern.

Neubauer: Berliner Blase? Fragen Sie mich doch wenigstens erst mal, wie genau ich meine Tage verbringe. Ich bin im ganzen Land unterwegs, überall dort, wo es gebraucht ist. Wir haben nach der Flutkatastrophe im Ahrtal bei den Aufräumarbeiten geholfen, besuchen Schulen und Unis, protestieren gegen neue Gasfelder in Bayern oder vor Borkum und arbeiten gemeinsam mit Gewerkschaften wie Verdi, um sozial gerechten Klimaschutz voranzubringen.

Müller: Ihre Bewegung hat bis heute keine Antwort darauf, wie sich Klimaneutralität mit den Sorgen, Ängsten und Nöten der Menschen zusammenbringen lässt. Wir Politiker aber müssen solche Antworten finden. Wir sind dem deutschen Volk verpflichtet, so steht es am Reichstagsgebäude. Und das mache ich Ihrer Bewegung, Frau Neubauer, zum Vorwurf: Sie gefährden mit Ihrer Agenda die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Verbotspolitik führt dazu, dass die extremen Ränder stärker werden.

Neubauer: Zivilgesellschaftliches Engagement ist Kern einer Demokratie, ich bin ziemlich entsetzt über Ihren Vorwurf. Worüber ich mir große Sorgen mache, ist, dass sich bei den jungen Leuten mehr und mehr das Gefühl breitmacht, nicht gehört zu werden – sie drohen der Demokratie verloren zu gehen. Trotz aller Verfehlungen zeigte Frau Merkel übrigens Respekt davor, dass junge Menschen für die Umwelt eintreten. Für Herrn Merz sind das links-grüne Spinner.

Müller: Frau Neubauer, ich habe bei Ihnen herausgehört, es sei verrückt, die Gasnetze nach 2045 weiterzubetreiben. Das hätte zur Folge, dass wir eine andere Energiequelle benötigen. Diese andere Energiequelle wäre Strom. Wozu aber führt eine komplette Elektrifizierung des Landes? Wir wären in einem Industriestaat wie Deutschland nicht mehr wettbewerbsfähig. Der Ausbau des Stromnetzes würde Hunderte Milliarden kosten. Das ginge zulasten der jungen Leute, von denen Sie sprechen. Wir haben eine Verpflichtung der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 gegenüber, nicht immer neue Schulden aufzunehmen, und wir haben die Pflicht allen Deutschen gegenüber, nicht ständig Geld auszugeben, das wir nicht haben.

Neubauer: Es ist abenteuerlich, dass Sie die jungen Menschen als Argument dafür benutzen, dass Sie nach 2045 noch weiter Gas in Deutschland verbrennen wollen. Halb Europa brennt. Und warum? Weil wir den Planeten derart aufgeheizt haben, dass die Böden austrocknen, und das wollen Sie in 20 Jahren immer noch machen? Wir als Fridays for Future setzen uns seit Jahren dafür

ein, dass wir in Deutschland eine zukunftsfähige, erneuerbare Industrie aufbauen. Das funktioniert aber nicht, wenn uns die Solar-, Wind- und jetzt auch bald die Wärmepumpentechnologie nach China abwandert, weil wir hier keinen stabilen Markt haben. Die Automobilindustrie hat schon die Wende zum E-Auto verschlafen, ist dabei noch von der Politik unterstützt worden. Und jetzt kaufen wir E-Autos aus China.

Müller: Aber eine Antwort, wo die 500 Milliarden Euro für den Stromnetzausbau herkommen sollen, habe ich von Ihnen noch nicht gehört. Gleichwohl kümmern wir uns um den Netzausbau. Wir haben ein neues Gesetz, das Bundesbedarfsplagesetz, welches den Ausbau der Übertragungsnetze zukünftig als Freileitung vorsieht und nicht mehr als Erdkabel. Freileitungen sind günstiger und schneller zu bauen, sie halten länger, und Störungen lassen sich von außen schneller beheben. Und da Sie die Konkurrenz aus China ansprechen: Wir wollen gemeinsam mit der EU Förderregeln zur lokalen Wertschöpfung aufstellen, die jene Unternehmen begünstigen, die einen Großteil ihrer Produkte oder Bauteile in Europa fertigen.

Teil 2: Annäherung

SPIEGEL: Zwischendurch klingt heraus, dass Sie gar nicht so weit voneinander entfernt sind. Auch Herr Müller schätzt die Wärmepumpe und spricht von der Einhaltung der Klimaziele. Frau Neubauer, was bringt aus Ihrer Sicht Herrn Müller dazu, so anders zu argumentieren, als Sie es tun?

Neubauer: Für Herrn Müller scheint Klimapolitik vor allem ein Thema der Grünen zu sein, und die Grünen muss ein Unionspolitiker halt bekämpfen. Ich kann mir vorstellen, dass er anders argumentieren würde, könnte er Klimapolitik weniger parteipolitisch sehen. Meine 93-jährige Großmutter gehörte zu den vielen älteren Frauen in Deutschland, die sich vor Hitze nur noch verstecken können. Ich kann verstehen, warum man sich dann von der Politik alleingelassen gefühlt.

Müller: Ich finde es übergriffig, mir zu unterstellen, ich sei nicht frei genug, um ernsthaft über Klimapolitik nachzudenken. Ich weise das scharf zurück. Ich komme von der Elbe, wir hatten innerhalb eines Jahrzehnts zwei Hochwasser. Ich habe als Junge mit meinen Kumpels Sandsäcke geschleppt. Meine Großmutter ist 85 Jahre alt, und ich mache mir Sorgen um sie, im Übrigen auch um meinen 13-jährigen Sohn. Ich weiß also, wie wichtig Klimaschutz ist, ich weiß, welche Verantwortung ich als Abgeordneter habe. Das lasse ich mir nicht absprechen, bloß weil Ihnen meine politischen Antworten nicht gefallen. Und meine politischen Antworten berücksichtigen nun mal, dass das Geld, das wir präventiv für Klimaschutz ausgeben können, weniger wird.

Neubauer: Sie denken, wir bekämen eine stärkere Wirtschaft durch weniger Klimaschutz und dadurch, dass wir die Transformation zeitlich nach hinten verschieben. Ich glaube, wir bekommen eine stärkere Wirtschaft, wenn wir bei grüner Technologie führend sind und die Transformation als Aufgabe annehmen.

Müller: Da gebe ich Ihnen recht. Aber diese Innovationskraft werden wir verlieren, wenn wir die Wirtschaft überlasten, etwa mit zu hohen Energiepreisen. Dann scheitern nicht nur wir selbst. Dann wird auch die Welt auf Deutschland blicken und sagen: Euer Weg in die Klimaneutralität ist gescheitert. Wir benötigen eine starke Wirtschaft, um uns klimaresilient aufzustellen. Wir müssen sie befähigen, die weltweit besten Ideen zu entwickeln.

SPIEGEL: Frau Neubauer, sehen Sie auch Fortschritte in der Klimapolitik der Union?

Neubauer: Der Erfurter CDU-Bürgermeister Andreas Horn treibt die kommunale Wärmeplanung und den Ausbau erneuerbarer Energien voran. Wiebke Winter, die Spitzenkandidatin der CDU für die Bremer Bürgerschaftswahl 2027, zeigt, wie eine konservative ökologische Industriepolitik aussehen kann.

Müller: Ja, es gibt bei allen Unterschieden auch Gemeinsamkeiten. Als Fridays for Future 2019 anfing, auch in Deutschland zu demonstrieren, habe ich mich mit Demonstranten in Dessau-Roßlau getroffen, und wir haben beschlossen, Bäume als CO₂-Speicher zu pflanzen. Aus dieser kleinen Aktion ist etwas Großes geworden. Wir haben angefangen mit 500 Bäumen, heute sind fast 76.000 davon in die Erde gekommen.

Teil 3: Lösungen

SPIEGEL: Lassen Sie uns weiterdenken, wie eine gute konservative Klimapolitik aussehen könnte. Herr Müller, was denken Sie?

Müller: Armin Laschet sprach einmal vom Konzept einer ökologischen Marktwirtschaft. Ich hätte gern weiter das Wort »sozial« mit dabei, denn die Menschen mit geringem Einkommen sind vom ökologischen Umbau am Anfang mehr belastet. Eine sozial-ökologische Marktwirtschaft könnte ein gemeinsames Zielbild sein.

SPIEGEL: Wie klingt das für Sie, Frau Neubauer?

Neubauer: Gar nicht so schlecht. Und der soziale Aspekt ist von Beginn an in unserer Bewegung mitgedacht.

SPIEGEL: Jetzt stellen Sie sich einmal vor, Sie müssten den Begriff einer sozial-ökologischen Marktwirtschaft vor Ihrer Anhängerschaft vertreten. Halten Ihre Leute in Ihrem Wahlkreis das aus, Herr Müller, wenn sie das Wort »ökologisch« hören? Es gilt in konservativen Kreisen als Reizw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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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ller: Nichts ist beständiger als der Wandel. Die Konservativen sind ja nicht die Asche, sondern das Feuer der Bewegung. So würde ich das auch begründen.

Neubauer: Das finde ich sehr erfrischend.

SPIEGEL: Hält Ihre Community das denn aus, Frau Neubauer, wenn Sie auf einmal anfangen, marktwirtschaftlich zu argumentieren?

Neubauer: Wir bei Fridays for Future üben natürlich grundsätzliche wirtschaftliche Systemkritik und sind uns gleichzeitig bewusst, in welchem System wir agieren. Unser Anspruch war immer, mit dem zu arbeiten, was ist. Deswegen haben wir uns auch für den CO₂-Preis eingesetzt, der fossile Brennstoffe verteuert, auch wenn wir es natürlich befürworten, auf diese Brennstoffe langfristig ganz zu verzichten. Diese Kompromissbereitschaft bedeutet aber nicht, dass wir verzagte Klimapolitik akzeptieren. Und verzagt ist sie zurzeit, auch weil wir in Deutschland eine Art Identitätskrise erleben.

SPIEGEL: Was könnten Sie beide denn tun, um bei Ihrer Klientel den Eindruck zu min-

mindern, die jeweils andere Seite sei böse, irre oder habe keine Ahnung?

Müller: Mit Gesprächen wie diesem hier anfangen und sie nicht enden lassen. Bei der Baumpflanzaktion habe ich dafür gesorgt, dass gemischte Gruppen zusammenarbeiten, also Förster und Jäger gemeinsam mit Fridays-Aktivisten. Es kamen danach gestandene Förster zu mir und haben gesagt: »So schlimm sind die jungen Leute gar nicht.« Und die Fridays-Leute kamen und sagten: »Das war schon cool, mal die andere Seite zu hören.«

Neubauer: Hinzu kommt, dass wir uns auch mehr Gedanken machen müssen, warum der andere so argumentiert, wie er argumentiert. Ich habe in der Schule kaum etwas gelernt über Ostdeutschland, und ich schäme mich für diese westdeutsche Bildungspolitik. Ich habe lange gedacht, ich rede über Deutschland, während ich eigentlich nur über die Westdeutschen geredet habe. Ich denke, hinter dem Vorwurf, die Klimaaktivisten würden andere belehren, steckt eigentlich ein

anderer: »Du erkennst nicht an, was mich geprägt hat.« Und wenn ich mich nicht gesehen fühle von einer Person, dann werde ich mich immer gegen sie stellen.

SPIEGEL: Die Ökologiebewegung hat ein Akzeptanzproblem. Haben Sie einen Rat, wie sich das ändern ließe, Herr Müller?

Müller: Nein, ich bin nicht der Ratgeber der Bewegung. Wir sollten aber anerkennen, was die Bewegung schon geschafft hat. Sie hat ein Thema wieder wichtig gemacht und Hunderttausende junge Menschen mobilisiert.

SPIEGEL: Und wenn Sie, Herr Müller, in Ihrem Wahlkreis über diese Begegnung hier mit Frau Neubauer sprechen müssten, wie würden Sie Frau Neubauer charakterisieren?

Müller: Als integer, respektvoll und zugewandt.

SPIEGEL: Und wie würden Sie Herrn Müller Ihren Leuten gegenüber beschreiben, Frau Neubauer?

Neubauer: Aufmerksam und reflektiert.

SPIEGEL: Frau Neubauer, Herr Müller,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9

»Eine sozial-ökologische Marktwirtschaft könnte ein gemeinsames Zielbild sein.«

Sepp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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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um wir lösungsorientierten Journalismus machen

Essay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steckt im Stimmungstief, die Demokratie gilt als gefährdet. Sind daran auch Journalisten schuld? Wir versuchen etwas Neues.

Von Susanne Beyer

Kann es sein, dass eine ganze Gesellschaft depressiv verstimmt ist? Und woran würden wir das erkennen?

Bei Menschen, die an Depressionen erkrankt sind, zeigen sich unterschiedliche Symptome: Der eine ist so niedergeschlagen, dass ihm die Kraft fehlt, irgendetwas anzufangen. Die andere ist unruhig, ständig angespannt. Wieder andere sind aggressiv, reizbar. Gemeinsam haben viele, dass es ihnen schwerfällt, zu glauben, dass es für sie noch eine gute Perspektive gibt.

Natürlich ist eine Depression eine schwere Erkrankung und somit deutlich schlimmer als ein Stimmungstief. Aber ein Blick in die typische Symptomatik kann durchaus hilfreich sein, um zu ermitteln, wie es uns gerade geht. Und? Leiden wir,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an einem Stimmungstief?

Unruhe, ja klar: Wir verlieren immer schneller die Geduld mit unseren Regierungen. Angela Merkel war 16 Jahre lang Kanzlerin. Die Ampel zerbrach und wurde dann nicht wiedergewählt. Der jetzige Kanzler ist nach nur gut einem Jahr an der Regierung so unbeliebt wie wohl niemand vor ihm in diesem Amt.

Dass die Unzufriedenheit ausschließlich der aktuellen und der vorangegangenen Regierung anzulasten ist, kann eigentlich nicht sein. Dafür sind Olaf Scholz und Friedrich Merz als Kanzler zu unterschiedlich, ihre politischen Vorhaben sind es und ihre Kabinette auch.

Die AfD führt zurzeit in Umfragen. Darin scheint sich ein aggressives Grundgefühl eines größeren Teil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zu zeigen. Die prominentesten Politiker dieser Partei, Alice Weidel und Björn Höcke, treten jedenfalls betont feindselig auf. Wer das als Wählerin oder Wähler gut findet, kann nicht ganz frei sein von eigenen Aggressionen.

Wir sind wohl auch enttäuscht von uns selbst. Denn wir sind nicht mehr die, die wir zu sein meinten: führend in der Autoindustrie, ohnehin in der Technologie, im Fußball.

Hoffnungslosigkeit, Aggression, Enttäuschung – wenn das Vertrauen in die Politik und allgemein in die eigene Gestaltungsfähigkeit schwindet, ist das gefährlich für ein Land. So wie jeder Mensch Perspektiven für sein Leben braucht, um am Laufen zu bleiben, braucht eine Gesellschaft sie auch. Eine Wirtschaft floriert nur, wenn genügend Menschen Lust haben, sie mitzugestalten. Die Demokratie

lebt auch vom Glauben daran, dass sich mit ihren Werkzeugen Probleme adäquat und in gewisser Einvernehmlichkeit lösen lassen.

Wie konnte es so weit kommen? Eine solche Frage sollte man auch sich selbst stellen. Trägt Journalismus also bei zu der gedrückten Stimmung in Deutschland?

Politischer Journalismus, und Journalismus generell, sollte seinem Wesen nach kritisch sein. Das gilt gerade hier, in einem Land mit zwei Diktaturen im 20. Jahrhundert.

In der NS-Zeit gab es keine freie Presse, und deswegen war es umso wichtiger, sie danach in der Bundesrepublik aufzubauen. Das Ideal sah in der Nachkriegszeit vor, mit Schärfe über die alten Nazis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zu berichten. Auch dadurch hat sich die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gefestigt. Gemeinsam mit der Demokratie hat sich der Journalismus bewährt. An seinem öffentlichen Auftrag hat sich nichts verändert. Er dient nach wie vor der freien Meinungsbildung und eben auch der Kontrolle von Macht, sei es in Politik, Wirtschaft oder in anderen Bereichen der Gesellschaft.

Doch die Art und Weise, wie sich Meinungen ausbilden, hat sich verändert, seit es die sozialen Medien gibt. Aggressive Posts dringen leichter durch als gemäßigte. Ein Journalismus, der sich in bewährter Tradition auf Missstände fokussiert, kann die negative Stimmung verstärken. Zur Wahrheit gehört noch dazu, dass Journalisten manchmal auch absichtlich einer Sensations- und Angstlust nachgeben, weil sie damit mehr Aufmerksamkeit generieren können als mit der Botschaft, dass etwas in Ordnung sei. Nimmt man nun alles zusammen, kan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der Eindruck entstehen, dass die Lage schlechter sei, als es der Wirklichkeit entspricht.

Natürlich gibt es viele negative Entwicklungen. Die Nachrichten sind heutzutage wieder von Kriegen bestimmt, zunehmend von Klimakatastrophen und aktuell von einer Wirtschaftskrise in Deutschland. Doch es gibt eben auch Entwicklungen zum Guten. Extreme Armut hat sich weltweit erheblich verringert. Erneuerbare Energien, meist gewonnen aus der Kraft der Sonne und des Windes, erzeugen in der EU wesentlich mehr Strom als fossile Brennstoffe.

Oft verlaufen schlechte und gute Entwicklungen parallel. Dann aber ist es nötig, beides zu beschreiben. Denn Journalismus sollte ein Abbild der Wirklichkeit bieten, das gan-

Man Half-tube / Getty Images, Illustration: Tina Touli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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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Bild zeigen. Der SPIEGEL-Redakteur Guido Mingels, der jahrelang die Kolumne »Früher war alles schlechter« betreut hat, reflektierte einmal in einem Aufsatz für die Reihe »Journalisten Werkstatt« über einen zentralen Satz des SPIEGEL-Gründers Rudolf Augstein, einen Satz, der zum Motto des SPIEGEL-Journalismus geworden ist: »Sagen, was ist«. Dieser Satz bedeute, so Mingels, auch zu sagen, was gut sei: »Wer verschweigt, was funktioniert, wer nur das Scheitern zeigt, zeichnet ein negativ verzerrtes Bild der Wirklichkeit.«

Der SPIEGEL benennt in der Tradition von »Sagen, was ist« viele Probleme und Schwierigkeiten, das ist der Schwerpunkt unserer Arbeit. Doch in dieser Tradition benennen wir – wie andere Medien – auch immer wieder, was gut ist. Unsere Korrespondenten entdecken es und berichten davon, so wie das Kulturressort gelungene Bücher und Inszenierungen empfiehlt und das Wissenressort technologische und wissenschaftliche Fortschritte vorstellt. Der Newsletter »Alles Gute vom SPIEGEL« sammelt solche Geschichten, in seiner Onlinekolumne »Genug gejammert« plädiert der SPIEGEL-Redakteur Ullrich Fichtner für mehr Zuversicht. Und dies sind nur einige Beispiele. Dass wir bei alldem immer mal wieder der allgemeinen Tendenz zur Negativität erliegen, stimmt natürlich, und das müssen wir im Sinne von »Sagen, was ist« auch zugeben.

Deswegen nehmen wir uns, zusätzlich zu dem, was wir bereits tun, etwas Neues vor: Unter dem Motto »SPIEGEL Solutions« sollen Beiträge entstehen, die in der bewährten Tradition des kritischen Zugriffs stehen, also von Konflikten ausgehen und Probleme in den Blick nehmen, zugleich aber auch Lösungen aufzeigen.

Diese Beiträge werden unterschiedliche Formen haben, mal Reportagen sein, mal Gespräche. So werden wir zum Beispiel in lockerer Folge in einer Reportagereihe mit dem Titel »Wo es besser läuft« beschreiben, an welchen Orten Konflikte, die uns hier und heute unlösbar erscheinen, dann doch schon gut gelöst sind.

Denn überall und immer wieder gelingt es, Lösungen zu finden. Gerade auch in der Politik. In einem Land der Koalitionsregierungen liegen die Lösungen oft in Kompromissen. Kompromisse sind der Wesenskern der Demokratie, denn die Demokratie ist eine Staatsform, die auf den Ausgleich der Interessen bedacht ist.

Doch es liegt in der Natur der Sache, dass die Beteiligten sich meist nicht hundertprozentig mit den Kompromissen identifizieren können, weil sie nicht alle Interessen ihrer Partei unterbringen konnten. Sind sie deswegen unzufrieden mit dem Ergebnis, sickert das oft durch und liefert uns dann Stoff für Berichterstattung.

Dadurch kann der Eindruck entstehen, dass ein Kompromiss etwas Schlechtes sei. Verstärkt wird dieser Eindruck dadurch, dass wir als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nsgesamt aus der Übung geraten, uns mit Interessen, Perspektiven, Motiven einer anderen Partei, einer Gegenseite, einer Person mit anderen Ansichten und Prägungen auseinanderzusetzen. Informationen werden zunehmend durch Algorithmen verbreitet. Wir bekommen in sozialen Medien oder über Suchmaschinen eher das gezeigt, was unseren eigenen Interessen und Meinungen entspricht, umso befremdeter reagieren wir oft auf Menschen, deren Positionen uns unvertraut sind. In Talkshows werden unterschiedliche Positionen zusammengebracht,

damit bieten sie wichtige Räume für poli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Doch Gäste werden oft so ausgesucht, dass unterschiedliche Meinungen schroff gegeneinanderstehen, sodass es beim reinen Streit bleibt.

Manchmal gibt es ja auch Konstellationen, bei denen zwei Menschen unterschiedlicher Meinung sind und beide recht haben. Oder der eine hat recht, der andere unrecht, und man kommt nicht zusammen. Doch wie es die Aufgabe von Journalismus ist, solche Gemengelagen abzubilden und Konflikte darzustellen, ist es auch die Aufgabe, darzustellen, wie Einigungen aussehen können, Lösungen gefunden werden, auch wenn man unterschiedlicher Meinung ist. Es ist die Aufgabe, weil genau das in der Politik, der Wirtschaft und in anderen Bereichen des Lebens dauernd passiert. Und weil Fortschritt nur durch Lösungen entsteht und niemals dadurch, dass man im Problem verharrt. Und schließlich liegt es auch in der Natur des Menschen, miteinander auskommen zu wollen. Wir sind soziale Wesen, wir brauchen einander.

Um darzustellen, wie sich aus Konflikten Lösungen ergeben können, wollen wir eine neue Gesprächsform einführen, die wir SPIEGEL-Mediation nennen. Sie wandelt das SPIEGEL-Streitgespräch ab. Wir haben uns dafür inspirieren lassen vom bewährten Verfahren der Mediation, das häufig Juristen nutzen, um Konflikte außergerichtlich beizulegen. Die SPIEGEL-Mediation unterscheidet sich natürlich von der klassischen Mediation, aber die Grundidee ist gleich: Der Konflikt zwischen zwei Parteien ist der Ausgangspunkt, dann nähern sich die Kontrahenten an, schließlich finden sie eine Lösung, von der beide Seiten profitieren.

Journalismus entwickelt sich, ändert sich, so wie sich auch die Zeit, in der wir leben, entwickelt und ändert. Doch eines ist wichtig: Wir machen SPIEGEL-Solutions nicht, um die aktuelle Regierung, die schon als »letzte Patrone der Demokratie« gilt, durch einen freundlicheren Ansatz zu schützen. In der Abwägung aller Interessen bleibt für uns die Rolle der Kontrolle von Macht die wichtigste. Doch Macht lässt sich auf verschiedene Weise kontrollieren: mal durch investigative Recherchen, mal durch ein genau geführtes Gespräch. Kritik und Empathie müssen sich übrigens auch gar nicht ausschließen. Kritik ist oft erst dann wirksam, wenn sie mit prinzipieller Wertschätzung vorgebracht wird. Empathie kann das genaue Hinschauen befördern, wie es die Kritik sowieso tut, aus beidem ergibt sich Erkenntnis.

Und darum geht es doch eigentlich: Erkenntnis, Aufklärung und in jede Richtung die Augen aufzuhalten – auch in die eigene. Wenn wir dann als Journalisten zu dem Schluss kommen, dass wir jedenfalls nicht willentlich zur schlechten Stimmung im Land beitragen sollten, ist es einen Versuch wert, zusätzlich zu unserem bewährten Angebot Neues auszuprobieren.

Als Therapeuten einer mit sich selbst unglücklichen Gesellschaft verstehen wir uns aber nicht. Allenfalls in diesem Sinne: Auch der Therapeut verhilft seinen Klienten dazu, Probleme und Chancen zu erkennen und dann selbst zu entscheiden, welche Lösung ihm einleuchtet und welche nicht.

SPIEGEL-Redakteurin Susanne Beyer hat eine Ausbildung zur Mediatorin absolviert. Während eines Fellowships am Thomas Mann House in Los Angeles hat sie sich mit journalistischen Formen beschäftigt, die auf die Polar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reag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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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Ernst-Janssen / picture alliance

Die Revolution frisst ihren Kanzler

CDU Friedrich Merz war mal der Liebling der Parteibasis. Jetzt wenden sich sogar einstige Merz-Ultras von ihm ab.

Bei einem Spaziergang durch die Potsdamer Innenstadt erzählt Laura Strohschneider, warum sie jetzt, nach zehn Jahren, der CDU den Rücken gekehrt hat. »Ich war Merz-Fan, aber inzwischen bin ich wirklich enttäuscht«, sagt sie an diesem sonnigen Montagmittag. Strohschneider, 29. war 2016 in die CDU eingetreten und über Jahre engagiert, zuletzt als Landesvorsitzende der Jungen Union.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trat sie aus der CDU und der JU aus.

Aus der Partei habe es viele Anrufe und SMS gegeben. Viele hätten Verständnis gezeigt, ihre Hoffnungslosigkeit geteilt. Der Kurs von Friedrich Merz sei nicht mehr akzeptabel, findet Strohschneider. Selbst Angela Merkel habe »das gemacht, was sie im Wahlkampf auch angekündigt hat«. Bei Merz sei das nicht der Fall. Ihr sei schleierhaft, was da in Berlin für eine Politik gemacht werde.

Um den Kanzler und Parteichef wird es einsamer in der Union. An der Parteibasis macht sich zunehmend Unmut breit gegen Merz, der im Wahlkampf große Versprechen machte und nun einen unbeliebten Kom-

Kompromiss nach dem anderen mit den Sozialdemokraten schließen muss.

Gleich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brach Merz ein zentrales Wahlversprechen und sorgte für eine Lockerung der Schuldenbremse. Zuvor hatten seine Wahlkämpferinnen und Wahlkämpfer noch wochenlang an den Ständen erzählt, ihre CDU würde das Geld zusammenhalten. Nun mussten sie dabei zusehen, wie Merz' Regierung historisch hohe Schulden von rund einer Billion Euro für die kommenden Jahre verplante.

Zuletzt befeuerte der Personalumbau in Regierung und Partei den Frust an der Parteibasis. Nach dem Rückzug von Fraktionschef Jens Spahn drängte Merz den in der Partei beliebten Patrick Schnieder aus dem Amt des Verkehrsministers, ohne dafür einen Grund zu liefern. Viele in der Union empfanden das als stillos. Ausgerechnet jetzt wurde zudem ein parlamentarischer Staatssekretär aus Sachsen-Anhalt des Amtes enthoben – aus dem CDU-Landesverband also, der gerade darum kämpft, die AfD von der Macht fernzuhalten.

Da braut sich etwas zusammen an der Basis. Der Ärger könnte sich im Spätsommer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in Sachsen-Anhalt,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entladen. Er könnte zur Gefahr werden für den Kanzler, ihn am Ende vielleicht das Amt kosten.

Dass ausgerechnet Merz die Wut der Parteibasis zu spüren bekommt, entbehrt nicht einer gewissen Ironie. Über viele Jahre galt er in konservativen Kreisen der Partei als Heilsbringer. Zweimal warb der Sauerländer auf Parteitagen vergebens um die Stimmen der CDU-Funktionäre. Als schließlich die Basis mitentscheiden durfte, wer die CDU führen soll, setzte sich Merz mit 62 Prozent durch, während der Vertreter des alten Parteiestablishments, Helge Braun, mit 12 Prozent abgestraft wurde.

Merz war der Außenseiter, der die Partei wieder auf Linie bringen sollte. Mit ihm wollten viele Christdemokraten den mittigen Merkel-Kurs ablegen und stärker nach rechts rücken. Er wollte die AfD in die Schranken weisen und hatte 2018 noch in Aussicht gestellt, sie halbieren zu können. Seitdem haben sich die Umfragewerte der Rechtsaußenpartei im Bund verdoppelt.

Gerhard Oertel kämpfte einst für Merz, als der gegen Armin Laschet um den Parteivorsitz konkurrierte. Der heute 72-Jährige lebt in dem 8000-Einwohner-Ort Ballenstedt in Sachsen-Anhalt, er war ein »Merz-Ultra«, wie dessen besonders treue Anhänger in der Partei genannt wurden. Als der SPIEGEL 2020 mit Oertel sprach, zog der CDU-Basismann noch mit Plakaten umher, auf denen stand: »Merz 2021« und »Merz Revolution«, angelehnt an die deutsche bürgerlich-demokratische Märzrevolution von 1848. Nun folgt womöglich auch die CDU-Machtübernahme von Merz dem typischen Muster einer Revolution: Sie frisst am Ende ihre Kinder, in diesem Fall Merz.

Oertel will heute nichts mehr davon wissen, wie er einst alle Hoffnungen in Merz setzte, ihn verklärte. »Merz ist ein armes Würstchen«, sagt Oertel. Er habe sich in ihm getäuscht. Oertel missfällt Merz' Personalpolitik: »Warum schmeißt er die Ostdeutschen raus?« Auch die Rentenpolitik stört ihn, etwa die Abschaffung der »Rente mit 63«. Nach 45 Jahren auf dem Bau oder in der Altenpflege sei es genug, findet Oertel. »Dies kann natürlich ein Politiker, der diese Vorschriften macht, nicht nachvollziehen.«

Die ostdeutschen CDU-Landesverbände setzten sich besonders stark für Merz ein. Lange sah es so aus, als spräche der Sauerländer mit den markigen Sprüchen der ostdeutschen Basis aus dem Herzen, während dem Aachener Laschet Unverständnis für die ostdeutsche Mentalität nachgesagt wurde. Besonders heftig traf der Unmut im Osten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Nachdem die Thüringer CDU-Abgeordneten mit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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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men der AfD den FDP-Mann Thomas Kemmerich 2020 zum Kurzzeit-Ministerpräsidenten gewählt hatten, versuchte sie vergebens, ihre Leute von einer Neuwahl zu überzeugen. In einer Nachtsitzung in Erfurt redete sie auf die Abgeordneten ein. Bald darauf kündigte sie ihren Rücktritt als Parteivorsitzende an.

Auch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dürften die Regierungsbildungen kompliziert werden. So wie damals Kramp-Karrenbauer könnte dann Merz vor der Frage stehen, wie die ostdeutschen Christdemokraten es mit der AfD halten. Dem Kanzler droht eine schwierige Bewährungsprobe.

Nicht nur im Osten, auch im Westen sitzt der Ärger über Merz tief. Stephan Neher, 52, ist Oberbürgermeister im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Rottenburg am Neckar. Seit mehr als 30 Jahren fühle er sich bei den Christdemokraten zu Hause, sei »Mitglied mit Leib und Seele«, sagt er. Doch was Merz im fernen Berlin macht, bereitet ihm Sorgen. »Der angekündigte Befreiungsschlag des Kanzlers mündete in noch mehr Chaos«, sagt Neher, »das ist katastrophal.«

Nicht einmal Personalbesetzungen gelangen ohne Pannen und beschädigte Politiker, das hinterlasse mehr als nur ein Grummeln an der Parteibasis. »Wie das mit Ex-Verkehrsminister Schnieder vonstattenging, passt nicht zu einer christlichen Partei.« So etwas käme bei den Wählern nicht gut an. »Man kommt nicht um die Note Mangelhaft für den Kanzler herum.«

Neher erzählt, er vernehme in seinem Bekanntenkreis immer öfter Sympathiebekundungen für die AfD: Vielleicht sollte man mal die Blauen ranlassen, viel schlechter als jetzt könne es nicht werden, solche Sätze. »Das ist fatal«, sagt er.

Selbst in Merz' Landesverband Nordrhein-Westfalen ist die Kritik am Kanzler laut. Maurice Winter, 39, ist Kreisvorsitzender der CDU im Rheinisch-Bergischen Kreis, seit November ist er Bürgermeister der 28.000-Einwohner-Stadt Leichlingen im Rheinland.

Vor eineinhalb Jahren machte Winter noch Wahlkampf für Merz. Bei Minusgraden klebte er Plakate. »Mit Schal und Handschuhen« stand er mit anderen CDU-Mitgliedern an Infoständen und erklärte den Menschen, was die Partei mit einem Kanzler Merz vorhatte, was sich alles ändern würden nach den chaotischen Ampel-Jahren. »Ich war überzeugt davon, dass er der Richtige ist«, sagt Winter. Merz, das war für ihn einer, der es ernst meint mit den Reformen. »Ich habe fest daran geglaubt, dass er mit seiner Wirtschaftskompetenz das Land voranbringt.«

Dann kam das Sondervermögen: 500 Milliarden Euro zusätzliche Schulden. »Ich fand das unglücklich«, sagt Winter. Wochenlang

»Merz ist ein armes Würstchen.«

Gerhard Oertel, einstiger Merz-Fan

habe er den Menschen erzählt, wie wichtig es sei, die Schuldenbremse einzuhalten – »also das Gegenteil von dem, was dann passierte«. Für die Mitglieder vor Ort sei das schwer zu verdauen gewesen. Winter spricht von einem »Störgefühl«, das sich über die Zeit weiter verfestigt habe. »Wenn Parteimitglieder nicht verstehen, was in Berlin passiert, können wir es den Menschen vor Ort auch nicht erklären«, sagt er. »Das halte ich für problematisch.«

Dass dann auch noch der angekündigte »Herbst der Reformen« ausblieb, habe ihn enttäuscht. »Wenn Versprechen aus Berlin nicht eingehalten werden, ist das für uns hier vor Ort ein Problem, weil die Menschen Antworten erwarten, die wir selbst nicht geben können.« Ob die Kabinettssumbildung nun Tempo in den Reformprozess bringt? Winter ist skeptisch: »Dafür hätte man wohl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r Regierungsbank, bei der SPD, auch ein paar Wechsel machen müssen.«

Die CDU-Basis, so scheint es, senkt den Daumen über ihren Kanzler. Aber was folgt daraus? Muss Merz weg?

»Er muss jetzt das Vertrauen der Menschen zurückgewinnen«, sagt Bürgermeister Winter. Von einem Wechsel im Kanzleramt hält er nichts. »Die Leute haben Friedrich Merz gewählt – und nicht Hendrik Wüst oder

jemand anderen. Ich erwarte, dass Merz diesen Auftrag erfüllt.«

Die CDU galt lange als Machtmaschine, als Partei, die sich wie keine andere auf diszipliniertes Regierungshandwerk versteht. Inzwischen erkennen einige an der Basis ihre Partei nicht mehr wieder.

Klaus Voussem, 55, ist Vizefraktionschef im Landtag von Nordrhein-Westfalen. Er vertritt den Wahlkreis Euskirchen I, der im Süden an den Bundestagswahlkreis Bitburg grenzt, vertreten durch den geschassten Verkehrsminister Patrick Schnieder. Die beiden kennen sich lange. »Personalentscheidungen müssen transparent begründet und respektvoll kommuniziert werden«, sagt Voussem. »Dazu gehört auch, dass Leistungen und Verdienste, wie die von Patrick Schnieder, ausdrücklich gewürdigt werden.« Schnieder habe viele Jahre in Rheinland-Pfalz und als Abgeordneter im Bundestag Verantwortung getragen und mit dem Verkehrsministerium ein »durchaus komplexes« Ressort übernommen. Das mit der Wertschätzung, sagt Voussem, sei »in diesem Fall so nicht gelungen«. Gleichwohl respektiere er die Entscheidung des Bundeskanzlers.

Für die Menschen vor Ort, in seinem Wahlkreis in Euskirchen etwa, sei es zweitrangig, wer in Berlin auf welcher Position sitze. »Personalwechsel können helfen«, sagt Voussem. Aber ein Befreiungsschlag gelinge nur, wenn die handelnden Personen an einem Strang zög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erwarten, gerade von einer Partei wie der CDU, Stabilität und Verantwortungsbewusstsein – nicht Dauerkonflikte und interne Lagerkämpfe«, sagt Voussem.

Bevor er ins Kanzleramt einzog, hatte Merz »CDU pur« in Aussicht gestellt. Klare Kante, keine Kompromisse. Ohne beidseitige Zugeständnisse kann eine Koalition wie Schwarz-Rot aber nicht funktionieren. An der CDU-Spitze ist das inzwischen jedem klar, an der Basis aber sträuben sich viele dagegen. Dann heißt es, die CDU würde sich gegen die SPD nicht durchsetzen, lasse sich von ihr über den Tisch ziehen.

Wohin führt diese Enttäuschung? Stärkt sie am Ende jene in der Union, die ihre Ziele im Zweifel auch mit der AfD verfolgen würden?

Laura Strohschneider, die zurückgetretene Landeschefin der JU in Brandenburg, hätte da keine Skrupel. »Natürlich müssen wir für das stimmen, was wir für richtig halten, auch wenn die AfD zustimmt«, sagt sie. Sie hielt es für richtig, dass Merz vor der Bundestagswahl einen Antrag zur Migration mit Stimmen der AfD durchbrachte.

Strohschneider will sich jetzt wieder stärker ihrer Promotion widmen. Die Arbeit handelt von einer in Deutschland kaum erprobten Regierungsform: der Minderheitsregierung.

Christine Keck, Timo Lehmann, Miriam Olbrisch 6

Ex-JU-Landeschefin Strohschneider:

»Inzwischen bin ich wirklich enttäuscht«

Timo Lehmann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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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 fürs Gefühlige

Kabinett Alois Rainer ist das blasseste Mitglied in der Regierung Merz. Jetzt will der Landwirtschaftsminister als oberster Heimatpolitiker punkten.

Alois Rainer hat sich Zeit gelassen, mehr als ein Jahr, bevor er öffentlich sein Ministeramt vollumfänglich wahrnimmt. Sein Team hat einen Brandenburger Tümpel mit Trauerweide im Dorf Golzow für ihn gecastet, als idealen Hintergrund für die Vorstellung seiner »Heimat-Agenda«: Zwei Acrylglaspulte haben die Mitarbeiter an diesem Julisommertag aus der Stadt mitgebracht, zwei Mikrofone, das neben ihm übernimmt die Präsidentin des deutschen Landfrauenverbands. Die Brandenburger Mittagssonne leuchtet die Szene aus. Es geht um Rainers »Heimatpolitik«.

»Wir brauchen viel mehr Mutmacher, nicht die ständigen Miesmacher«, ruft er. Heimat gehöre denen, die sich um das Miteinander kümmern, nicht denen, die das Gegeneinander organisieren.

Der Bundeslandwirtschaftsminister ist auf Sommertour, fünf Tage in den östlichen Bundesländern. Und womöglich hat er hier seine Aufgabe gefunden.

Alois Rainer, zuständig für Landwirtschaft, Ernährung und Heimat, ist der blasseste Minister im Kabinett von Friedrich Merz. Nun ist er auch offiziell Heimatminister. Den neuen Titel trägt sein Haus zwar schon seit Beginn dieser Legislatur. Das Ministerium sollte um die Zuständigkeit für »Heimat« erweitert werden und zu diesem Zweck Stellen vom Innenministerium übernehmen. Aber was Rainer mit der Heimat anstellen will, dazu gab es lange keinen Plan.

Rainer wurde bundesweit zunächst als Fleischer bekannt, das hatte er seinem Parteivorsitzenden Markus Söder zu verdanken, der ihn nach dem grünen Vegetarier Cem Özdemir als »schwarzen Metzger« an der Spitze des Landwirtschaftsministeriums ankündigte. Dass er zuvor schon über zehn Jahre im Bundestag gesessen hatte, war vergessen. Fortan schien es, als wäre Rainer (CSU) von der Wursttheke aus Haibach im Bayerischen Wald direkt ins Berliner Ministerium marschiert.

Lange war es still um ihn. Monatelang verzeichnete Rainers öffentlicher Kalender großteils nicht öffentliche Termine. Nach den Bauernprotesten wegen der Streichung der Agrardiesel-Subventionen vor zweieinhalb Jahren galt es vielen schon als Fortschritt, wenn es eine Weile ruhig blieb unter den Bauern. Das Landwirtschaftsministerium gilt als kleines Ressort, nicht so wichtig wie andere. Trotzdem nutzten es viele Amts-

inhaber, um sich zu profilieren. Die Grüne Renate Künast legte sich mit dem Bauernverband an und stritt für gesunde Ernährung. Kampfeslustig hatte sie ihr Lebensthema gefunden. Julia Klöckner flirtete mit Lobbyisten und brachte das Verbot, massenhaft männliche Küken zu töten, auf den Weg. Und der heutige grüne Ministerpräsident von Baden-Württemberg, Cem Özdemir, stellte sich den tobernden Bauern entgegen, die gegen die Verteuerung von Agrardiesel protestierten und im Berliner Regierungsviertel hupten. Er kämpfte für tierwohlgerechten Stallumbau und ein Verbot von Werbung für ungesunde Lebensmittel, die sich an Kinder unter 14 Jahren richtet.

Rainer ist nicht so kampfeslustig wie Renate Künast, nicht so schillernd wie Julia Klöckner und nicht so ehrgeizig wie Cem Özdemir. Seine Politik ist von der des Bauernverbands kaum zu unterscheiden. Dass Alois Rainer im Stillen wirkt, bedeutet allerdings nicht, dass nichts geschieht.

Er hat dafür gesorgt, dass Landwirte nun nicht mehr darlegen müssen, wie viel Düngemittel sie in die Böden einbringen. Dies sogenannte »Stoffstrombilanz« sollte verhindern, dass zu viel Nitrat die Gewässer belastet. Bei Rainer heißt das Bürokratie – und kann weg. Landwirte dürfen Kinder weiter in Anbindehaltung fixieren. Agrardiesel ist wieder steuerermäßigt. Der Wolf ist ins Jagdgesetz aufgenommen und darf erschossen werden. Und Özdemirs Paradeprojekt, seine Milliarde für Stallumbauten zugunsten des Tierwohls, hat Rainer im September schlicht kassiert.

Rainer wickelt für die Landwirtschaft das Erbe der Ampel genauso gründlich ab, wie Katherina Reiche das in der Wirtschaft mit den erneuerbaren Energien tut. Nur macht Rainer dabei weniger Lärm.

Es ist noch vor acht Uhr am Morgen, zwei Stunden vor dem Termin am Tümpel, im Choriner Ortsteil Serwest im Biosphärenreservat Schorfheide-Chorin. Endmoränenlandschaft. Vor dem Gemeindehaus Stehtische mit Blumen und Apfelschnitzen, daran im Warten auf den Minister vereint: die Feuerwehr, der Bürgermeister, der Landrat, Dorfbewohner, der Pfarrer, Ehrenamtliche.

»Als Landwirtschaftsminister macht er alles, was wir nicht wollen«, sagt eine Frau über Alois Rainer. Aber heute komme er ja als Heimatminister. Er will sich das Gemeindehaus anschauen, dessen Erhalt sein Mi-

Ministerium mit 150.000 Euro gefördert hat. Das Haus hätte verkauft werden sollen, die Gemeinde braucht Geld, aber die Dorfbewohner wollten das nicht hinnehmen. Einige von ihnen sind in dem Backsteingemäuer vor Jahrzehnten in die Kita oder zur Schule gegangen, sie haben dort gefeiert, gegessen und Mittagsschlaf gemacht. Also bewarben sie sich um eine Förderung und haben mit viel Eigenleistung das Haus saniert. Heute bieten sie Yogastunden, Tischtennis, ein Café und Hochzeitsfeiern.

Es ist ein Erfolg der Ehrenamtlichen aus dem Ort. Und jetzt gleich ist es auch Alois Rainers Erfolg. Ließe der nicht auf sich warten.

Der langjährige Landrat im Kreis Barnim, Daniel Kurth von der SPD, überlegt noch, wie er seine Haltung zum Heimatminister höflich ausdrücken soll. Ihm sei schon bewusst, sagt er, dass man auf dem Land keine Universitätsklinik erwarten dürfe, doch wenn immer mehr Krankenhäuser sterben und die Wege für ärztliche Versorgung immer weiter werden, sei es mit den »gleichwertigen Lebensverhältnissen« nicht mehr so weit her, immerhin ein Grundgesetzauftrag. Und wenn die Dieselpreise steigen, ohne dass das Budget der öffentlichen Verkehrsbetriebe erhöht wird, muss er vor Ort den Busfahrplan ausdünnen. Stück für Stück, sagt Kurth, fielen damit die Voraussetzungen weg, die es erst ermöglichen, dass die Leute ihren Wohnort als Heimat empfinden können.

Man kann den Landrat so verstehen: Auch Heimat muss zuerst einfach funktionieren. Wenn die Daseinsfürsorge bedroht ist, muss ihm mit einem Heimatministerium eigentlich niemand mehr kommen.

Da fährt der Minister vor. Er stellt sich an den Stehtisch und packt im deutlichsten Bairisch seine Vergangenheit aus: 18 Jahre lang sei er Bürgermeister in seinem Heimatdorf Haibach gewesen, einem kleinen Ort im Bayerischen Wald. Er wisse also, wie es ist, im reichen Deutschland als Kommune klamm zu sein. Fehlendes Geld hätten sie damals durch Ideen und Ehrenamt wettgemacht, so hätten sie ihr Freibad gerettet. Das ehrenamtliche Engagement, hier vor Ort, das sei »aller Ehren wert«, lobt der Minister. Er lobt die vielen guten Ideen, den Einsatz der Landfrauen. Er lobt ihre Beständigkeit und Kraft.

So redet wohl jemand, der kaum Budget hat. Rainer ist jetzt zwar Bundesminister, muss aber selbst sparen. Garantieren könne er nichts, aber bewerben sollen sich die Serwester trotzdem noch einmal für eine weitere Förderung.

Die Grenze zwischen Wertschätzung und Zynismus ist manchmal schmal, Rainer ist vor allem gekommen, um vor Ort die Seele zu streichen. Er flaniert durch die renovierten Räume, sieht Kunst an den Wänden, lo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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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Café, das zweimal in der Woche geöffnet hat und wo zu DDR-Zeiten Kitakindern das Mittagessen serviert wurde. Der Minister serviert Wertschätzung. Vor dem Fenster liegen Acker und Wald. Daheim, erzählt Rainer, gehe er regelmäßig in den Wald, um Pilze zu suchen. Das sei für ihn die beste Entspannung. »Schwammerln heißen die bei uns – kennen Sie Schwammerln?«, fragt er in die Runde. Es klingt wie »Lieben Sie Brahms?«, das Angebot, eine Leidenschaft zu teilen. Er fragt noch einmal, Nicken im Saal, ja, ja, doch, Pilzesuchen kennen sie.

Heimat ist, wenn der Bus nicht fährt? Nein, Heimat ist vor allem: eine gemeinsame Beschwörung.

»Heimat ist dort, wo das Herz schlägt«, sagt Rainer draußen vor der Tür etwas kalenderspruchartig. Sein eigenes Herz schlage, natürlich, in Haibach, wo seit Generationen seine Familie lebt.

Etwas merkwürdig wirkt es schon, hier draußen in der frischen Landluft mit dem CSU-Minister unter Landfrauen. Wie beide hier mit einem traditionell bebilderten Begriff Heimat für Anfänger zelebrieren. Seit wann verantworten Ministerien auch den Gefühlshaushalt der Bürger? Ist das eine Übertretung der Befugnisse oder genau das, was der Politik fehlt? Angenommen, Heimat ist ein sehr persönliches Gefühl von Zugehörigkeit – kann dafür ein Ministerium im fernen Berlin zuständig sein? Und wie kann ein Minister etwas an der deutschen Innerlichkeit ändern, wenn die Politik sich schon mit den Äußerlichkeiten schwertut? Die Wähler nicht mehr richtig zu verstehen scheint? Entgeistert auf die Umfragen starrt? Welche konkreten Maßnahmen sollen da helfen?

Anruf bei Bernd Schwang, Leiter des neuen Referats 411, »Heimat, Regionale Kultur und Regionale Identität«. Das Referat existiert seit März, seitdem ist auch Schwang im Amt. Mit der neuen Aufgabe sind aus dem Innenministerium acht Stellen herübergewandert, vier davon ins Referat 411.

Das Ministerium wäre in Heimatfragen gern Problemlöser, erläutert Schwang. Es soll deshalb keine folgenlosen, öffentlichen Bürgerdialoge geben, aus denen das Ministerium nur offene Fragen nach Berlin mitnimmt. Experten sollen Fragen vor Ort gleich beantworten können.

Schwang schweben als neu entwickeltes Format sogenannte »Arbeitsbesuche« vor, die nicht öffentlich, sondern »vertrauensvoll gemeinsam am Besprechungstisch« stattfinden. Dort soll sofort an einem konkreten Problem gearbeitet werden, das vorher gemeinsam mit den Kommunen identifiziert wurde. Idealerweise bringt das Ministerium seine entsprechenden Experten zum Besuch gleich mit. Ein paarmal sei das schon geglückt. Etwa bei verunsicherten Steillagenwinzern an der Mosel: Eine EU-Verordnung

Gordon Balken / DER SPIEGEL

Minister Rainer im brandenburgischen Chorin: Vor Ort die Seele streicheln

hatte dazu geführt, dass traditionelle Lagebezeichnungen im Weinbau nicht mehr wie bisher auf dem Etikett verwendet werden können. Es war nicht klar, was das für ihre bekannten Lagen Piesporter Goldtröpfchen, Kröver Nacktarsch oder Zeller Schwarze Katz bedeuten würde. Das Berliner Ministeriumsteam fand Möglichkeiten, wie sie die regionalen Bezeichnungen doch weiterverwenden können.

Man kann sagen: Als Heimatminister hat Alois Rainer den Moselwinzern womöglich den Kröver Nacktarsch gerettet.

Für ein Bundesministerium ist das brutal regional und extrem kleinteilig. Aber genau so solle es sein, heißt es aus dem Ministerium.

Schwang verweist auf das übergeordnete Ziel: Vertrauen in den Staat schaffen – oder es wiedergewinnen.

Hier liegt womöglich der Kern von Rainers neuer Zuständigkeit: Heimat ist ein kultureller Kampfbegriff geworden, der Minister soll dem Anspruch der Nationalisten auf den Begriff etwas entgegensetzen. Er soll der Demokratie dabei helfen, sich zu behaupten.

»Es geht auch darum, reale oder gefühlte Distanz zwischen Politik und Bürgern abzubauen«, hatte Schwang noch gesagt. Zwei Besuche im Jahr in jedem Bundesland fände er dafür ideal.

Deike Di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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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Zimmer mehr? Macht doppelt so viel Miete

Berlin Eine Familie findet keine größere Bleibe, eine Rentnerin keine kleinere, und ein Student zieht schon wieder um: Kein Thema beschäftigt die Hauptstadt vor der Abgeordnetenhauswahl im September so sehr wie das Wohnen.

An der Straßenkreuzung in Berlin-Schöneberg stehen an diesem Samstagmittag die Verzweifelten: Neuberliner, Paare, Eltern mit Kindern, Menschen, die ausziehen müssen oder umziehen wollen. Sie hoffen, bald Mieter einer Altbauwohnung zu werden: zweieinhalb Zimmer, 67 Quadratmeter, 1381 Euro warm. Als »renovierungsbedürftig« wird sie in der Anzeige beschrieben. Dennoch wächst die Schlange kurz vor Beginn der Besichtigung auf rund 50 Menschen. Ein Paar knutscht, ein Vater und eine Mutter scherzen mit ihren Kindern, manche trinken Kaffee oder starren auf ihr Smartphone. Wer in Berlin eine Wohnung sucht, braucht Geduld.

Im vorderen Drittel der Schlange warten Nico, 36, und Lucia, 34. Die beiden möchten zusammenziehen. Einen Monat haben sie noch, erzählen sie, dann muss er raus aus seiner Wohnung. Die Suche beschreiben die beiden als »nervlich anstrengend«. Sie habe inzwischen ein Schufa-Abo, sagt Lucia, um Vermietern jederzeit einen aktuellen Nachweis ihrer Zahlungsfähigkeit vorlegen zu können. Kostenpflichtige Accounts bei Immobilienplattformen seien ohnehin Pflicht, um überhaupt eine Chance zu haben. Das verschlingt alles Geld, oder wie sie es nennt: »Man wird gemolken.«

Eine Frau und ein Mann mischen sich in die Unterhaltung ein, die Wohnungssuche verbindet. Die vier erzählen von Menschen, die Gehaltsabrechnungen fälschten, um bessere Chancen zu haben. Die Tausende Euro Ablöse für Möbel zahlten, um vom Vormieter vorgeschlagen zu werden. Oder denen teilgewerbliche Mietverträge für ganz normale Wohnungen vorgelegt würden, mit denen Vermieter versuchten, die Mietpreisbremse zu umgehen.

Kein Thema ist für die Berlinerinnen und Berliner laut Umfragen im Vorfeld der Abgeordnetenhauswahl am 20. September so drängend wie die Situation auf dem Wohnungsmarkt. In der Stadt ist es eng geworden. Schon jetzt wären 100.000 neue Wohnungen nötig, um die Lage zu entspannen. Dazu explodieren die Preise: In keiner der 14 größten deutschen Städte sind die Online-Angebotsmieten innerhalb von zehn Jahren so enorm gestiegen wie in Berlin – laut Investitionsbank Berlin um rund 75 Prozent auf 15,78 Euro kalt pro Quadratmeter im vergangenen Jahr.

Das Selbstverständnis einer ganzen Stadt leidet: In Berlin kann jeder sein, was und

wer er will? Gilt nur noch für diejenigen, die sich überhaupt leisten können, hier zu leben – und die irgendwo einen Platz finden. Wie konnte es so weit kommen?

Max Fröhlich, 39, Arzt

»Meine Frau und ich sind 2019 in eine 91-Quadratmeter-Wohnung im Wedding gezogen, drei Zimmer, 1100 Euro Nettokaltmiete. Inzwischen haben wir zwei Kinder, deshalb suchen wir nach einer Wohnung mit vier oder fünf Zimmern. Das wird teuer, das ist uns bewusst: Schon für ein Zimmer mehr würden wir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 Miete zahlen wie bisher. Wir sind beide Ärzte, wir könnten das stemmen. Trotzdem tut es weh.

Auf der Suche sind wir eigentlich seit 2020, nicht nur über die üblichen Plattformen. Die sind wahnsinnig anstrengend, es gibt zu viele Tauschangebote oder möblierte Wohnungen. Wir nutzen inzwischen Kontakte, fragen viel herum. In einem Jahr, vor der Einschulung unseres ersten Kindes, würden wir gern in einer neuen Wohnung sein. Mit dem Schulweg wird es sonst kompliziert. Wir wollen aber in der Stadt bleiben. Wir sind nicht die Typen für ein Leben am Stadtrand.

Für mich ist Wohnen – neben Verkehr – eines der wichtigsten Themen für die Wahl im September. Ich glaube aber, es wird schwer, den Wohnungsmarkt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Der Karren steckt zu tief im Dreck.

Die Folge spüren wir schon jetzt: Wie Kinder in Berlin aufwachsen, verändert sich. Es wird wieder normaler, dass Familien auf engerem Raum leben und Kinder sich ein Zimmer teilen müssen. Wir kennen auch Eltern, die sich in Altbauwohnungen eine Hochebene ins Wohnzimmer gezogen haben, um dort zu schlafen. Auch darüber denken wir nach.«

Wer in Berlin in einer Mietwohnung lebt, zahlt laut der zuständigen Senatsverwaltung aktuell im Mittel 7,71 Euro kalt pro Quadratmeter. Auch dieser Wert steigt, aber nicht so stark. Die Kluft zwischen den hohen Angebotsmieten und den Bestandsmieten wird immer größer. Die Geschäftsführerin des Berliner Mietvereins, Wibke Werner, beobachtet: »Es ist kaum Bewegung im Markt. Wer eine Wohnung hat, kann sich noch glücklich schätzen und zieht nicht um. Wer eine sucht, hat enorme Probleme, eine bezahlbare Wohnung zu finden.«

Zudem werde zu wenig gebaut. »Und wenn gebaut wird, dann als Eigentumswohnung oder zu sehr teuren Einstiegsmieten von mindestens 20 Euro pro Quadratmeter«, sagt Werner.

Zwar gilt in Berlin seit Juni 2015 eine Mietpreisbremse; bei Neuvermietungen darf die Miete das ortsübliche Niveau um nicht mehr als zehn Prozent überschreiten. Doch es gibt Ausnahmen. So fallen etwa Neubauten nicht unter die Mietpreisbremse. Manche Vermieter versuchen auch, die Vorschriften mithilfe eines Möblierungszuschlags zu umgehen. Oder sie vermieten einzelne Zimmer einer Wohnung, weil das mehr einbringt, als die gesamte Wohnung an eine WG zu vergeben.

In vielen Fällen ist die Höhe der Mieten schlicht illegal, wie der »Mietenscan« zeigt, ein neues Instrument des Senats: Bei gut 4500 Wohnungsinseraten im Juni wurde in fast der Hälfte der Fälle mutmaßlich zu viel Miete verlangt.

Der schwarz-rote Senat versucht gegenzusteuern. Im Berliner Mietenkastar sollen künftig alle 1,8 Millionen Mietwohnungen inklusive ihrer Nettokaltmiete erfasst werden. So will das Land überhöhte Mieten einfacher erkennen. Seit Ende 2024 gilt zudem ein Schneller-Bauen-Gesetz. Kritiker sagen, dass beides zu wenig nutze.

Johannes Homann, 23, Student

»Ich studiere seit April 2023 an der TU Berlin Wirtschaftsingenieurwesen. Seitdem bin ich dreimal umgezogen. Im Dezember 2024 habe ich mich auf einen Platz im Studentenwohnheim beworben, bisher vergeblich. Ich hoffe, dass es zum nächsten Wintersemester klappt, sonst ist es ohnehin zu spät: Ich muss nur noch meine Bachelorarbeit schreiben.

Im ersten Semester einen Platz im Studentenwohnheim zu bekommen, ist im Normalfall unmöglich. Man kann sich erst kurz vor Semesterbeginn bewerben, und die Wartelisten sind lang.

Erst vor Kurzem habe ich mein WG-Zimmer gekündigt. Seit Januar wohne ich hier mit einem Kumpel, er zieht aber aus, und allein will ich nicht bleiben. Unser Vermieter wohnt im Keller, das Zusammenleben ist speziell.

Findet man in Berlin eine Wohnung in einer einigermaßen guten Lage, gibt es immer einen Haken. Einmal habe ich in e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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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tt Knippenberg / DER SPIEGEL (4)

1 | Hochhäuser am Berliner Alexanderplatz 2 | Vater Fröhlich 3 | Mieter Homann 4 | Rentnerin Thalheim

Kellerwohnung gewohnt, ein anderes Mal vermietete meine Vermieterin das zweite Zimmer über Airbnb, und ich hatte ständig fremde Leute in der Wohnung. Eine Auswahl hatte ich nie. Wenn ich ein Zimmer angeboten bekommen habe, dann habe ich es genommen.

Ob ich auch meinen Master in Berlin mache, weiß ich nicht. Die Wohnsituation spielt bei meiner Entscheidung eine Rolle. Besuche ich Freunde in Aachen oder Erlangen, sehe ich, wie man dort leben kann, wenn man 450 Euro für die Miete ausgibt.

Ich habe für jedes meiner Zimmer mehr gezahlt, im Moment sind es 600 Euro warm. Berlin ist eine tolle Stadt, aber durch die hohen Wohnkosten verliert sie an Lebensqualität.«

Vor allem die Linke setzt im Wahlkampf zur Abgeordnetenhauswahl auf das Thema Mieten und Wohnen. In der aktuellsten Umfrage liegt die Partei mit 21 Prozent vor allen anderen. Sie könnte mit Elif Eralp, einer 45-jährigen Juristin, bald die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stellen. Es wäre ein Novum für die Stadt.

Die Linke ist für die Vergesellschaftung großer Wohnungskonzerne, sie fordert einen Mietendeckel für landeseigene Wohnungsunternehmen und ein Landesamt für Mieterschutz, das gegen überhöhte Mieten vorgeht. Die Grünen wollen, wie die Linken auch, ein Gesetz, das Vermieter mit mehr als 50 Wohnungen verpflichtet, einen Anteil der frei werdenden Wohnungen an Menschen mit wenig Geld zu vergeben. Die SPD will

unter anderem einen Mietendeckel und eine »Mietenpolizei« gegen Wuchermieten. CDU, FDP und AfD wollen vor allem schneller, unkomplizierter und mehr bauen und Wohneigentum fördern.

Beide Gruppen hätten erkannt, wie sehr das Thema die Menschen bewegt, sagt Matthias Bernt vom Leibniz-Institut für Raumbezogene Sozialforschung (IRS) in Erkner bei Berlin. Das Problem aus seiner Sicht: Reformversuche würden blockiert oder blieben in der Umsetzung stecken, man schaffe es deshalb nicht, die Bürger zu entlasten.

Als Beispiel nennt er den Versuch des Bezirks Friedrichshain-Kreuzberg, über das Vorkaufsrecht zugunsten landeseigener Wohnungsunternehmen oder der bezirksnahen Genossenschaft »Diese« einen 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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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f von Häusern an Investoren zu verhindern. Wegen der hohen Kaufpreise entstanden für »Diese« schnell enorme finanzielle Risiken, das Land Berlin musste die Genossenschaft schließlich vor der Pleite retten.

Oder den über Berlin hinaus bekannten Volksentscheid »Deutsche Wohnen & Co enteignen« aus dem Jahr 2021, damals unterstützt vor allem von der Linken und Teilen der Grünen. Obwohl erfolgreich, wurde er nicht umgesetzt und wird es möglicherweise auch nicht mehr.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jüngst angekündigt, die Vergesellschaftung von Wohnungskonzernen durch Landesgesetze zu verbieten.

Rund 58 Prozent hatten damals für die Vergesellschaftungspläne gestimmt. »Das zeigt: Viele finden wirklich, dass etwas passieren muss«, sagt Bernt. »Und sie sind bereit, dafür auch radikale Schritte zu unterstützen. Da ist Druck im Kessel.« Er sei wenig optimistisch, dass sich nach der Wahl im September etwas ändere: »Laut den Umfragen sind nur Regierungskonstellationen mit drei Parteien möglich. Keine dieser Konstellationen hat eine klare, gemeinsame politische Vision für den Wohnungsmarkt.«

Ingrid Thalheim, 81, Rentnerin

»Meine 132-Quadratmeter-Wohnung liegt in Berlin-Mitte direkt am Monbijoupark. Sie hat fünf Zimmer, Küche, Bad und Toilette sind getrennt. Mit meinem Mann und unseren beiden Kindern bin ich 1978 hier eingezogen. Inzwischen wohne ich allein. Manchmal ist mein Enkel da, er ist bei mir aufgewachsen und hat noch sein Zimmer.

Ich habe mich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bemüht, eine kleinere Wohnung zu finden, ich brauche so viel Platz ja gar nicht. Momentan bezahle ich mit Betriebskosten knapp 1100 Euro pro Monat, hinzu kommen Strom und Gas. Eine kleinere Wohnung würde voraussichtlich mehr kosten. Mein Vermieter, die Wohnungsbaugesellschaft Berlin-Mitte, hat mir angeboten, zu den gleichen Konditionen in eine andere Wohnung zu ziehen. Die war aber in einem dieser abgewohnten DDR-Bauten, das wollte ich nicht.

An den Stadtrand zu ziehen, kann ich mir nach so langer Zeit nicht vorstellen. Ich bin kulturinteressiert. Aus dem Wohnzimmerfenster sehe ich das Bode-Museum, aus Bad und Toilette ebenso. Wo gibt es das schon? Meine Umzugspläne ruhen aktuell, mit höherem Alter wird das immer aufwendiger. Und wenn ich irgendwann jemanden brauche, der mich pflegt, kann der vielleicht gleich hier wohnen.

Ein schlechtes Gewissen habe ich trotzdem, wenn ich höre, dass Familien dringend eine Wohnung suchen, und ich hier allein lebe. Ich bin kein Mensch, der sagt: Hauptsache, mir geht es gut. Ich vermisste den politischen Willen, die Wohnungssituation für

die Menschen zu verbessern. Denn selbst wenn ich jetzt umziehen würde, müssten die nächsten Mieter hier bestimmt doppelt so viel Miete bezahlen wie ich.«

In vielen deutschen Großstädten sind steigende Mieten und zu wenig Wohnraum ein Problem. In Berlin aber noch einmal mehr. Soziologe Bernt vom IRS sagt: »Berlin ist Mieterstadt.« Rund 85 Prozent der Menschen in Berlin leben zur Miete, in München und Köln sind es schätzungsweise rund 75 Prozent, in Hamburg 77 Prozent. Das Thema betrifft in der Hauptstadt also einfach mehr Menschen.

Zudem habe sich Berlin in den vergangenen 20 Jahren enorm verändert, sagt Bernt. In den Nullerjahren stagnierte die Bevölkerung. »Das ist diese Berlin-Legende: Wir haben damals auf 100 Quadratmetern für einen Apfel und ein Ei gewohnt und konnten quasi umsonst ausgehen. Ein bisschen stimmt das.« Danach habe es einen »enorm schnellen Wandel« gegeben.

2010 lebten 3,39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r Stadt, fünfzehn Jahre später waren es 3,91 Millionen. »Die Ausweitung des Angebots in Form von Neubau blieb dahinter zurück, sodass steigende Preise die Folge waren«, heißt es bürokratisch im Wohnraumbedarfsbericht des Landes Berlin. Der Bedarf an Neubau ist enorm: Selbst wenn man für alle Menschen Wohnungen bauen

Teures Wohnen

Median der monatlichen Angebotsmieten* und der ortsüblichen Vergleichsmiete in Berlin, netto kalt in € pro m² Wohnfläche

• anhand von Online-Wohnungsinseraten

5 • Quellen: Investitionsbank Berlin, Senatsverwaltung für Stadtentwicklung, Bauen und Wohnen Berlin

würde, die jedes Jahr neu nach Berlin kommen, würde sich am angespannten Wohnungsmarkt nichts ändern, so der Bericht.

Betroffen ist nicht nur die Innenstadt. In allen Berliner Bezirken wohnen mehr Menschen als noch vor zehn Jahren. Zwar wollen vor allem Neuberliner nach Friedrichshain-Kreuzberg oder Neukölln; für Umzüge innerhalb Berlins scheinen aber besonders die Randbezirke attraktiv. Auch in Reinickendorf oder Treptow-Köpenick ist die Lage angespannt.

Mykhailo, 32, Softwareentwickler, und Olena, 27, Werbefotografin, aus der Ukraine

»Wir sind vor drei Jahren nach Berlin gekommen.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haben wir in einem möblierten, viel zu teuren Kurzaretapartment gewohnt. Von dort aus haben wir nach einer längerfristigen Bleibe gesucht. Das hat nicht geklappt, wir haben nur eine Wohnung zur Untermiete gefunden, aus der wir bald rausmüssen.

Seit fünf Monaten suchen wir, es ist sehr schwer. Wir zahlen für Plattformen wie Kleinanzeigen oder Immoscout, um unsere Chancen zu erhöhen. Wir sind in Facebook-Gruppen, auf Telegram, wir posten auf Instagram, und unsere Freunde halten Ausschau. Wir versuchen wirklich alles. Im Schnitt einmal pro Woche gehen wir zu einer Besichtigung. Dass Deutsch nicht unsere Muttersprache ist, macht es noch schwerer.

Der Markt ist so kaputt, dass wir unser Budget von 1300 Euro auf 1600 Euro Warmmiete erhöhen mussten. Finden wir keine Wohnung, holen wir uns als Übergang noch einmal ein möblieres, teures Apartment oder schlafen bei Freunden auf der Couch. Das machen wir lieber, als eine Wohnung zu nehmen, die wir eigentlich nicht wollen. Wir arbeiten beide von zu Hause aus und werden viel Geld für die Miete ausgeben müssen. Deshalb wollen wir eine Wohnung, die für uns passt.«

In Berlin-Schöneberg dürfen Nico und Lucia jetzt zur Besichtigung in die Wohnung. Links liegt ein kleines Zimmer mit eingezogener Hochebene, daneben das Bad, geradeaus die Küche mit Balkon. Auf der rechten Flurseite sind zwei Zimmer. Die Dübel der Vormieter sind noch zu sehen, die Wände sind nicht gestrichen, der Lack an den Türen ist abgeplatzt.

So richtig zufrieden wirkt das Paar nicht. Mehr Platz wäre eigentlich schön, sagt Nico. Lucia vermutet, dass in der Wohnung zuvor geraucht wurde.

Die beiden wollen über die Wohnung nachdenken. Bei der Zahl an Interessenten ist es ohnehin unwahrscheinlich, dass sie sie bekommen. Die Suche geht weiter. Das Wochenende sei »ein Marathon«, sagt Lucia. Sie wollen noch drei weitere Wohnungen besichtigen.

Florian Kis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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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se in der Fassade

Gesundheit Der sächsische Grünenabgeordnete Kassem Taher Saleh macht seine Depression öffentlich. Er will ein Zeichen setzen gegen zu hohe Erwartungen an Politiker und Einwanderer.

An einem Nachmittag Ende Juli, in einem Café neben der Grünen-Parteizentrale, möchte Kassem Taher Saleh über etwas reden, das ihn vor einigen Monaten aus der Bahn warf. Über den Platz hinweg, ein paar Minuten zu Fuß entfernt, ist er zehn Wochen lang in eine Tagesklinik der Berliner Charité gegangen. Um sich behandeln zu lassen, gegen eine Depression.

Taher Saleh, 33, macht seit Langem für die Grünen Politik, seit 2021 ist er Abgeordneter im Bundestag. Depressionen unter Politikern, das sei ein mit Scham behaftetes Thema, sagt er, dabei gebe es die »auch im Bundestag«.

Nur wenige Politiker reden offen darüber. Eine Ausnahme ist Michael Roth, früherer SPD-Abgeordneter, der darüber in seinem Buch »Zonen der Angst« schrieb. Im Politikbetrieb der Hauptstadt, wo 60-Stunden-Wochen und ständige Erreichbarkeit die Regel sind und der Konkurrenzdruck groß ist, werden psychische Erkrankungen lieber kaschiert.

Auch Taher Saleh behielt sein Leiden zunächst für sich. Er habe keine Schwäche zeigen wollen. »Als Mann und als migrantischer Politiker hatte ich dieses Bild von mir – ich muss stark sein, ich darf nicht verletzlich sein.« Da sei dieses Gefühl, »noch stärker im Fokus zu stehen und sich keine Fehler erlauben zu dürfen«.

Es ist ein Gefühl, dem Taher Saleh etwas entgegensetzen möchte. Auch deshalb will der Abgeordnete aus Sachsen seinen Fall öffentlich machen.

Taher Saleh kam 2003 als kurdischer Flüchtling mit seinen Eltern und drei Brüdern aus dem Irak nach Deutschland. Sie wurden in Plauen untergebracht, lebten jahrelang in einem Flüchtlingsheim. Er machte Abitur, studierte Bauingenieurwesen, arbeitete als Bauleiter, kam mit 28 Jahren erstmals in den Bundestag. »Seit unserer Flucht haben wir uns als Familie Schritt für Schritt ein besseres Leben aufgebaut«, sagt er. Es ging stets bergauf. Bis zu dem Tag, an dem es für Taher Saleh nicht weiterging.

Im Frühjahr 2025 holte ihn ein frühes Erlebnis ein. Im Bundestagswahlkampf habe er auf einem Podium in Dresden gesessen, mit anderen Kandidaten. »Plötzlich war ich für vier oder fünf Sekunden weg, in diesem Moment war ich gedanklich wieder in einer

Situation unserer Flucht«, erzählt er. Als er zu sich kam, hätten die Zuhörer geklatscht, er aber habe nicht gewusst, weshalb. »Das war der Moment, in dem ich dachte: Irgendetwas stimmt mit mir nicht.« Details will er nicht öffentlich nennen, nur so viel: Ihm war durch den Kopf geschossen, wie seine Familie damals nachts einen Fluss zwischen der Türkei und Griechenland überquerte.

Nach dem Auftritt in Dresden ahnte Taher Saleh, dass er etwas tun musste. Schon zuvor habe er »Schlafstörungen, Einsamkeit, depressive Gedanken« gehabt. Es sei für ihn nicht einfach gewesen, sich einzugestehen, dass er Hilfe brauchte. Die schlimmsten Stunden seien jene gewesen, in denen er zu Hause auf der Couch gelegen habe und allein gewesen sei.

Sachsen ist kein leichtes Umfeld, die AfD ist stark, die Vorurteile gegen die Grünen sind es auch. Diese Stimmung habe »unterschwellig« wohl zu seiner Erkrankung beigetragen, sagt Taher Saleh. »Dazu kommt der ganze Hass in den sozialen Medien«, auch der habe ihm zugesetzt. Kritik sei ja richtig, »aber wenn es persönlich oder rassistisch wird, ist das etwas anderes«.

Parlamentarier Saleh: »Ich muss stark sein«

Monatelang suchte er erfolglos nach einem Therapeuten mit einer Migrationsgeschichte. »Als Migrant macht man Erfahrungen, die für andere oft schwer nachvollziehbar sind.« Schließlich begann er in Dresden eine Therapie bei einer Therapeutin ohne Migrationserfahrung. In den Sitzungswochen des Bundestags sprachen sie digital miteinander. Ende vergangenen Jahres, nach sieben Monaten, habe die Therapeutin gesagt: »Ich komme nicht an Sie heran«, sie müsse ihn in eine Klinik überweisen. Er habe »erst einmal schlucken müssen«. Heute ist er dankbar, dass es so kam.

Taher Salehs Familie sei zunächst »überfordert« gewesen, habe dann aber auch »sehr sensibel reagiert«. Er stamme aus »einer migrantischen Arbeiterfamilie, in der es überhaupt keinen Raum gab, um über mentale Gesundheit zu sprechen«. Bis er an der Charité einen Platz in der Tagesklinik gehabt habe, habe er nur noch funktioniert, eine »extrem große Fassade« aufgebaut. »Ich habe mich in den Bundestag geschleppt«, sagt er.

Erst als er im März seine Therapie in Berlin beginnen konnte, informierte er seine Fraktionsführung. Er müsse sich um sich und seine Gesundheit kümmern, habe er geschrieben. Über seine Depression sprach er mit der Führung erst viel später; auch, weil er nicht wusste, wie lange die Behandlung dauern würde. Er stieß auf viel Verständnis. Eine Grünenabgeordnete, seine Stellvertreterin, Mutter eines kleinen Kindes, übernahm in seiner Abwesenheit seinen Job als bau- und wohnungspolitischer Sprecher.

In der Charité traf Taher Saleh bei Gruppensitzungen auf sehr unterschiedliche Menschen, »auf einen Polier am Bau, Erzieherinnen, Rentner, einen Doktor, eine Schülerin«. Er habe keine Vorzugsbehandlung erfahren, sei gesetzlich versichert, wie er betont.

Als der Klinikaufenthalt beendet war, hörten Abgeordnete von CDU, SPD und Linken davon. Er merkte, dass er nicht allein ist. »Viele haben gesagt: Ich kenne dieses Gefühl, ich bin auch in Therapie oder habe eine Therapie gemacht.« Taher Saleh ist überzeugt: »Unsere Demokratie hängt auch davon ab, wie gesund wir sind und ob wir sie am Ende verteidigen können.«

Seit Ende Mai ist er »wieder voll im Arbeitsalltag«, wie er sagt. Er hat gerade eine Sommertour für seine Partei hinter sich. Alle zwei bis drei Wochen spricht er noch mit seiner Therapeutin.

Kann er nun besser umgehen mit dem Druck im Politikbetrieb? An Wochenenden nehme er sich mehr Zeit für sich als früher, schalte das Handy aus. Kürzlich habe er wieder mit Acrylfarben gemalt, das habe er in der Klinik gelernt. »Eine Lilie«, sagt Taher Saleh.

Severin We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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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KUNST, GUT ZU ALTERN

288 Seiten · Hardcover · 22,00 € Auch als E-Book erhältlich.

Wie schließen wir Frieden mit dem Älterwerden? Dieser Frage geht Alexander Kühn nach und spricht u.a. mit prominenten und unbekannten Menschen – darunter Nana Mouskouri, Thomas Gottschalk, der YouTuber Rezo, aber auch eine trans Frau und ein Bäckermeister. Was er sich von ihnen abschauen will und was lieber nicht, erzählt er allen, die – wie er – mit dem Älterwerden begonnen haben.

»Dieses Buch macht mir Lust aufs Altwerden ... ach nee, ich bin ja schon alt.«

Otto Waal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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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chinneks Männerproblem

Linke Frontfrau Heidi Reichinnek spricht vor allem junge Frauen in Städten an. Diese Strategie könnte ihrer Partei bei den Wahlen in Sachsen-Anhalt zum Verhängnis werden.

Wann immer Heidi Reichinnek irgendwo auftritt, gilt die Fifty-fifty-Regel. Die Hälfte der Zeit wendet die Linken-Bundestagsfraktionschefin für ihre Rede auf, die andere für Selfies mit ihren Fans.

Ein Dienstag im Juli, mehr als 300 Menschen haben sich auf dem Holzmarkt der kleinen Stadt Köthen in Sachsen-Anhalt versammelt. Sie wollen Reichinnek und Eva von Angern hören, Spitzenkandidatin der Linken bei den Landtagswahlen am 6. September.

Eine Dreiviertelstunde lang reden die Frauen über häusliche Gewalt und Feminismus, über Sozialpolitik und Heimatverbundenheit. Dann kündigt die Moderatorin Zeit für Fotos an. Links der Bühne bildet sich rasch eine lange Schlange. Jüngere Frauen, ältere Damen, Teenagerinnen, sie alle wollen ein Foto mit Reichinnek.

Männer sind in der Schlange kaum auszumachen.

Als Reichinnek und andere Spitzenvertreterinnen der Linken damit begannen, auf TikTok und Instagram für ihre Politik zu werben, erlebte die Partei ein Comeback. Der Zuspruch kam zu einem großen Teil von jungen Frauen in Städten wie Berlin, Leipzig oder Köln. Bislang galt der weibliche Rück-

halt als Erfolgsfaktor der Linken, doch jetzt könnte er ihr Probleme bereiten. Das Wachstum der Partei gerät dort an Grenzen, wo es kaum junge, urbane Milieus gibt, die links ticken. Will die Linke auch im ländlich geprägten Sachsen-Anhalt erfolgreich sein, braucht sie nicht nur die Stimmen von Wählerinnen, sondern auch die vieler Wähler.

Studien zeigen, dass das Geschlecht einen Einfluss auf das Stimmverhalten hat. Bei der vergangenen Bundestagswahl wählten in der Gruppe der unter 25-Jährigen 35 Prozent der Frauen die Linke, aber nur 16 Prozent der Männer. Für die AfD hingegen stimmten 27 Prozent der jungen Männer und 15 Prozent der jungen Frauen. In eher ländlich geprägten Bundesländern kommt das Phänomen besonders häufig vor: Bei den diesjährigen Landtagswahlen in Baden-Württemberg und Rheinland-Pfalz schnitt die AfD bei Männern deutlich besser ab als bei Frauen. Die extrem rechte Partei landete deutlich vor der Linken. Die schaffte am Ende nicht einmal den Sprung üb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Was tut die Linke gegen ihre Schwäche bei Männern? Die Antwort erstaunt: nicht viel. Die Partei plant für die anstehenden Wahlen in Sachsen-Anhalt, Meckl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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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Buchverlag

Jan-Mohtas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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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pommern und Berlin keine gezielte Ansprache von Männern. Im Karl-Liebknecht-Haus, der Berliner Parteizentrale, glauben die Strategen, dass der Kampf für Gleichberechtigung am Ende allen zugutekommt. Wenn sie bei der Linken über Feminismus reden, sind Männer mitgemeint.

Die AfD spricht Männer gezielt a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nutzt sie die Verunsicherung aus, die viele insbesondere junge Männer angesichts widersprüchlicher Rollenerwartungen empfinden; AfD-Vertreter geben dann Tipps, wie ein angeblich echter Mann zu sein hat. Selbst die Grünen öffnen sich für ein, wie es in der Partei heißt, positives Bild von Männlichkeit, aus Sorge davor, mit ihrer Emanzipationsrhetorik Wähler zu verschrecken. Reichinnek aber, selbst in Sachsen-Anhalt geboren, denkt nicht daran, ihren Landtagswahlkampf auf Männer auszurichten.

Sie wolle authentisch sein, sagt sie. Die Menschen auf den Marktplätzen sollen »die Heidi« erleben, die sie von TikTok kennen. Nur ihre Herkunft wolle sie stärker betonen. »Ich spreche das Ohnmachtsgefühl vieler Ostdeutscher an«, sagt Reichinnek. Und das sei keine geschlechtsspezifische Erfahrung.

Wenig später, auf dem Domplatz in Halberstadt, ist wieder Reichinnek, die Feministin, zu erleben. »Ich bin eine Ostfrau«, ruft sie vor rund 400 Menschen ins Mikrofon, »und ich lass mich nicht von Rechts-extremen in die Küche drängen.« Ihre Großmutter, ihre Mutter, sie selbst, sie alle hätten gearbeitet, traditionelle Rollenbilder lasse sie sich nicht aufzwingen. »Lasst euch nicht von so einer Westmänner-Elitepartei verarschen«, ruft Reichinnek, sie meint die AfD. Das Publikum johlt, es sind vor allem Frauen.

Vor 20 Jahren wählte rund ein Viertel in Sachsen-Anhalt die Linke, bei der Landtagswahl 2021 war es nur noch etwas mehr als ein Zehntel. Mit dem Erfolg bei der Bundestagswahl 2025 kamen zwar neue Mitglieder, in den Ortsgruppen freuen sich die Alten über junge Engagierte, die Instagram bespielen. Auch auf der Landesliste für die Wahl finden sich mehrheitlich neue Namen.

Aber ob der Heidi-Hype die Partei im September zum Erfolg trägt, ist offen. Bei der Bundestagswahl profitierte die Linke in Sachsen-Anhalt nicht vom bundesweiten Trend, in den Zweitstimmen lag sie auf dem gleichen Niveau wie bei der Landtagswahl 2021, bei rund elf Prozent.

In Halberstadt finden dann doch noch einige junge Männer zur Linken-Kundgebung. Erst fünf, dann sieben, bald sind es zwölf, in Schwarz gekleidet. Sie öffnen Bierflaschen, zücken ihre Smartphones. Auch sie machen Fotos von Reichinnek, aber keine Selfies. Die wenigen Männer, die an diesem Nachmittag die Linke sehen wollen, sind keine Sympathisanten. Es sind ortsbekannte Neonazis.

Marc Röhl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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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TV Progr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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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tsextreme bei Kundgebung der »Jungen Nationalisten« in Essen

SPIEGEL TV

MONTAG, 10. 8., 23.25 – 0.00 UHR, RTL

Rechter Nachwuchs – Immer jünger, immer radikaler

Militant und ideologisch gefestigt: die neue, junge Neonaziszene. Der Verfassungsschutz beobachtet eine beispiellose Radikalisierungswelle unter Jugendlichen. Immer mehr schließen sich rechtsextremen Gruppen wie den »Jungen Nationalisten« an. Die Versuche der Einflussnahme reichen laut Behörde sogar bis in Grundschulen. Bislang unveröffentlichte Aufnahmen zeigen Akteure bei geheimen Gemeinschaftslägen und bei Vernetzungsstoffen, zu denen Neonazis aus ganz Europa kommen. Beim Sommerfest der Partei »Die Heimat«, früher bekannt als NPD, leiten erfahrene Kader den Nachwuchs an. Dazu: die »Letzte Verteidigungswelle«, eine Gruppierung, die mit Hasspropaganda und radikalen Botschaften gezielt Jugendliche amyorb und den Rassenkampf auf der Straße propagierte. Jetzt verurteilte ein Gericht die Anführer zu Haftstrafen, unter anderem wegen versuchten Mordes und Mitgliedschaft in einer terroristischen Vereinigung. Der jüngste Angeklagte war zum Tatzeitpunkt 14 Jahre alt. SPIEGEL TV über die jungen Rechten und darüber, wie gefährlich der aktuelle Zulauf ist.

SPIEGEL TV HISTORY

EXKLUSIV AUF YOUTUBE FÜR KANAL-MITGLIEDER UND SPIEGEL+-ABONNENTEN

Der Bombenkrieg Folge 3: Die Heimatfront

Im Herbst 1943 spitzt sich die Lage im Deutschen Reich zu – der Krieg, den Nazideutschland vier Jahr zuvor begonnen hat, trifft das Land nun immer stärker an der Heimatfront. Das Leid unter der Zivilbevölkerung verstärkt sich. Im Juli hatten britische und US-amerikanische Bomberverbände einen Feuersturm apokalyptischen Ausmaßes in Hamburg emfacht. Zehntausende Menschen waren bei der »Operation Gomorrah« ums Leben gekommen, Hunderttausende wurden obdachlos. Wenige Wochen später rückt Berlin in den Fokus alliierter Angriffe. Ende August wird der Süden der Reichshaupfstadt schwer getroffen. Der britische Luftmarschall Arthur Harris ruft den »Battle of Berlin« aus, der über Monate andauern und Tausende Todesopfer fordern wird. Der dritte Teil der Serie über den Bombenkrieg rekonstruiert die Schrecken der Luftangriffe auf Berlin und andere deutsche Städte mit eindrücklichen Filmaufnahmen und ergreifenden Zeitzeugenberichten.

Fackelaufzug beim »JN«-Treffen

Hamburger Mönckebergstraße 1943

portrait: allistera / 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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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Wann zerbricht dieser Berg?

Klimawandel Ein Gipfel zerfällt, auf Hütten fehlt das Wasser, in den Tälern drohen Gerölllawinen: Naturkatastrophen gefährden zunehmend die Alpen und ihre Bewohner. Doch es gibt Möglichkeiten, die Region widerstandsfähiger zu machen.

Auf dem Hochvogel gibt es keinen Landeplatz. Der Helikopter setzt bei laufendem Motor eine Kufe auf einen Felsblock. Vier Menschen steigen aus, ducken sich, umklammern fest die Rucksäcke. Der Abwind zerrt an der Kleidung. Tür zu, der Heli dreht ab und holt die nächsten.

Für Bergwanderer ist der 2592 Meter hohe Hochvogel in den Allgäuer Alpen eine Zehn-Student-Tour. Weil die Ausrüstung zu schwer ist, steht an diesem Junitag das Forscherteam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TUM) innerhalb weniger Minuten neben dem Gipfelkreuz – ohne einen Schweißtropfen. Mehrere Hundert Kilogramm Gerät haben sie dabei. Und eine schwerwiegende Frage: Wann zerbricht dieser Berg?

Der Hochvogel nahe Bad Hindelang, auf dessen Gipfel die deutsch-österreichische Grenze verläuft, bricht auseinander: In der Mitte des Gipfels klafft ein Spalt, teils mehr als 5 Meter breit und rund 40 Meter lang. Die deutsche Seite samt Gipfelkreuz gilt als stabil, doch die österreichische wird, davon ist Michael Krautblatter überzeugt, irgendwann abbrechen. Rund 400.000 Kubikmeter Fels – das Volumen von 10.000 Lkw-Ladungen – werden seinen Berechnungen zufolge in mehreren Schüben über die Südflanke ins Tal rauschen. Die Frage ist nicht ob, sondern wann das passiert.

Krautblatter, Ende vierzig, hat den Lehrstuhl für Hangbewegungen an der TUM inne. Sein Spezialgebiet: Orte sicherer machen, die der Klimawandel unsicherer macht. Der Hochvogel ist sein Forschungslabor.

»Im Frühjahr nach der Schneeschmelze sehen wir die höchste Aktivität«, sagt Krautblatter. Tatsächlich ist der Hochvogel massiv in Bewegung. Mitte Juni ist an der Südwestseite ein riesiger Block abgegangen. Ein weiterer Felskeil in Form eines Tortenstücks zeigt ebenfalls eine große Aktivität: Fünf Millimeter weitet sich der Spalt pro Woche – »das ist wahnsinnig schnell«, sagt Krautblatter. Wenn das Tortenstück abbreche, werde auch der Rest des Felsens instabil – vielleicht der Auslöser für den großen Bergsturz.

Der gespaltene Gipfel ist eine Gefahr für Besucher, aber ein Glücksfall für die Forschung. Oft bemerkt man gefährliche Hangbewegungen erst, wenn der Fels schon kommt. Der Riss am Hochvogel dagegen ist seit Jahrzehnten bekannt, die Forschenden können ihn studieren. Mit seinem Team testet Krautblatter Messsysteme, die ganzjährig

rig durchhalten müssen: bei Schnee und Eis im Winter, bei Starkregen und Blitzeinschlägen im Sommer. Die Batterien müssen halten, die Funkverbindungen auch.

»Was wir am Hochvogel sehen, lässt sich auf den gesamten Alpenraum übertragen«, sagt Krautblatter. »Damit können wir Frühwarnsysteme verbessern und so Menschenleben schützen.« Denn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würden Felsstürze immer häufiger.

»Der Gipfel reißt nicht wegen des Klimawandels auf, aber er wird dadurch schneller instabil«, erklärt Krautblatter. Die kalte Zeit, in der Frost und Eis den Fels wie Kleber zusammenhielten, werde immer kürzer. Anstelle von Schnee füllte nun Regen die Spalten mit Wassen, das von innen den Berg auseinanderdrücke.

In den Alpen erwärmt sich die Erde etwa doppelt so schnell wie im globalen Durchschnitt. Damit steigen die Risiken: Hangrutsche, Extremwetter, Steinschlag. Auf einigen Berghütten gibt es im Sommer kaum noch Wasser, in den Tälern immer häufiger zu viel. Skifahren wird bald nur noch in großen Höhen möglich sein. Spätestens in zehn Jahren hat Deutschland keinen Gletscher mehr. Was unten im Tal für viele abstrakt wirkt, ist oben am Berg sichtbar: Der Klimawandel verändert das Leben der Menschen – und macht es gefährlicher.

So kann ein gewöhnlicher Sommerurlaub in den Bergen schnell zum Albtraum werden.

Gebirgswelt in Gefahr

Vier Schauplätze im deutsch-österreichischen Alpenraum

S-Grafik

Die extreme Hitzewelle Ende Juni und die darauffolgenden starken Unwetter haben gezeigt, wie gefährdet die Infrastruktur im Alpenraum ist. Das hintere Kaunertal in Tirol war von der Außenwelt abgeschnitten, nachdem mehrere Gerölllawinen die Zugangsstraße verschüttet hatten. Rund 250 Menschen mussten ausgeflogen werden.

Der SPIEGEL hat Orte in den Alpen besucht: im Allgäu, im Berchtesgadener Land, in Garmisch-Partenkirchen, im Pitzal. Dort sind die Menschen mit drohenden Naturkatastrophen konfrontiert. Aber sie haben auch Lösungen parat.

Hinterhornbach: Droht dem Dorf das gleiche Schicksal wie Blatten?

Das österreichische Dorf Hinterhornbach liegt am Fuß des Hochvogels, unterhalb des Gipfelteils, der abzubrechen droht. Das Szenario erinnert an Blatten im Schweizer Lötschental. Das Dorf wurde vor rund einem Jahr von einem Bergsturz weitgehend verschüttet. Vorher wurde gewarnt und evakuiert – trotzdem starb ein Mensch. Droht Hinterhornbach mit seinen 89 Einwohnern ein ähnliches Schicksal?

Einige Wochen vor der Exkursion zum Hochvogel sitzt Krautblatter in seinem Münchner Büro, auf dem Bildschirm ein Modell des Bergs. Er kann genau zeigen, welche Teile abbrechen und wohin sie fallen werden.

»Die Gesteinsbrocken werden das Dorf nicht direkt treffen, sondern davor in den Flussläufen zum Stillstand kommen«, sagt Krautblatter. Deshalb drohten Muren und Schlammlawinen. Undenkbar, dass dann noch jemand in der Gipfelregion unterwegs sein könnte. Der Weg direkt über die abbrechende Flanke sei ohnehin seit einigen Jahren gesperrt, auf den Kameras sehe man trotzdem immer wieder Wanderer.

Es gibt Warnschilder, aber keine Barrieren. Spalten-Staunen auf eigene Gefahr. Wer in den Bergen unterwegs ist, sucht oft Freiheit abseits des Alltags. Und nimmt das Risiko in Kauf. Die gesamten Alpen überwachen? Jede Tour sichern? Alle Gefahren vorhersagen? Selbst wenn man es technisch könnte: Für viele stünde das im Gegensatz zu ihrem Selbstverständnis.

Wann es so weit sein wird, können die TUM-Forschenden erst einige Stunden bis Tage vorhersagen. Sie wollen selbst hinfahren, wenn es losgeht, mit eigenen Auge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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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eiz/Schw. / DER SPIEGEL

Wissenschaftler am gespaltenen Gipfel des Hochvogels: Frühwarnsysteme verbessern, Menschenleben schützen

obachten, ob sie mit ihren Berechnungen richtig lagen. Nur wenige Risikogebiete in den Alpen werden so intensiv überwacht wie der Hochvogel. Ein besonderes Augenmerk liegt auf Orten, wo sich viele Menschen aufhalten, wo Infrastruktur bedroht ist – oder wo der gute Ruf auf dem Spiel steht.

In der Partnachklamm: bröckelnde Felsen, drohende Flutwellen

Die Partnachklamm in Garmisch-Partenkirchen ist so ein Ort. Sie gehört zu den bekanntesten Attraktionen der Zugspitzregion. Rund eine halbe Million Menschen kam im vorigen Jahr. An Spitzentagen drängen bis zu 2300 Personen durch die Schlucht mit ihren spektakulären, bis zu 86 Meter hohen Felswänden. Mit rund vier Millionen Euro Umsatz jährlich ist sie eine der wichtigsten touristischen Einnahmequellen für Garmisch-Partenkirchen.

Während einer Hitzewelle ist die Partnachklamm ein angenehm kühler Ort. Es tropft, von oben fallen Lichtstrahlen in die enge Schlucht, wer sich unterhalten will,

muss brüllen. Der 700 Meter lange Weg durch die Klamm ist mit Geländern gesichert. Am Eingang gibt es Minitaschenlampen und Plastikregenponchos. Besucher laufen in Sneakern und Flipflops über den gewundenen Weg. Die meisten halten ihr Handy vors Gesicht. Sie ahnen nicht, dass sie von Sicherheitsmaßnahmen umgeben sind, die für ein reibungsloses Urlaubserlebnis sorgen.

Rudi Achtner stiefelt durch die teils stockdunklen Gänge der Klamm, als würde er den Weg auch mit verbundenen Augen finden. Der 63-Jährige schaut täglich nach dem Rechten, er ist der Klammwart. Oder »Klammchef«, wie er sich selbst nennt.

»Die meisten Besucher«, sagt Achtner, »haben kein Risikobewusstsein, viele benehmen sich, als wären sie im Museum.« Also tut Achtner alles dafür, dass der Klammbesuch möglichst so sicher ist wie ein Museumsbesuch. Denn er trägt die Verantwortung: Droht Gefahr, sperrt er. Eine Entscheidung, die Zehntausende Euro kostet. Absprechen muss Achtner das mit niemandem, er kennt die Klamm und ihre Tücken am besten.

Um die Risiken beherrschbar zu machen, hat Achtner die Klamm über die Jahre mit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ausgerüstet, die er teilweise per Warn-App überwachen kann. Zwischen 100.000 und 250.000 Euro kosten sie die Gemeinde pro Jahr. Über dem Gehweg hängen Netze, weil sich von den Wänden immer wieder Steine lösen. Stellenweise ist der Fels so brüchig, dass lange Schrauben das Gestein zusammenhalten. Wo ganze Felsblöcke nachzugeben drohen, misst ein Frühwarnsystem – wie am Hochvogel. Ein neuer Riesen-Wildholzrechen fängt Treibgut auf. Wenn der Wasserpegel steigt, schlägt ein Sensor Alarm. Kritisch wird es ab einem Stand von gut einem Meter.

Der Pegel ist für Achtner das, was für Krautblatter der Gipfelspalt ist: ein Damoklesschwert. Ein zu hoher Wert, und aus einem Ausflugsziel wird ein Sperrgebiet.

»Mit viel Wasser ist die Klamm am schönsten, mit zu viel wird sie extrem gefährlich«, sagt Achtner. Im engen Bachbett genügt ein verkeilter Stamm mit Treibgut – dann staut sich das Wasser auf. Löst sich die Block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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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chende am Hochvogel: Hangrutsche, Extremwetter, Steinschlag

schießt eine Flutwelle durch die Schlucht bis hinunter in den Ort.

So wie 2018. Nach Starkregen staute sich die Partnach erst auf und löste sich nach einiger Zeit schwallartig in Richtung Partenkirchen. Ein Mensch kam ums Leben.

Trotz all der Technik: Noch ist es der Mensch, der di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uss. Der Bürgermeister von Garmisch-Partenkirchen vertraut dabei auf Achtners Expertise.

Daniel Schimmer (Freie Wähler) ist erst seit Mai im Amt. Er entschuldigt sich, dass er beim Klimathema noch nicht so gut im Stoff sei. Wo er sich allerdings gut auskennt, ist die Tourismusbranche. Und die hängt damit unmittelbar zusammen, in einem Ort so nah an den Bergen. Schimmer leitete zwei große Hotels, »und da sind wir natürlich regelmäßig damit konfrontiert, wenn die Touristen wegbleiben, weil es zum Beispiel keinen Schnee gibt oder Veranstaltungen ab-

gesagt werden müssen«, sagt er. Laut einer Studie des Deutsch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Instituts für Fremdenverkehr in München machte der Landkreis Garmisch-Partenkirchen 2024 rund 960 Millionen Euro touristischen Umsatz. Schimmer weiß, dass es diese Zahlen zu halten gilt: »Der Tourismus ist einer der Hauptwirtschaftszweige in der Region.« Der Klimawandel mache ihn schwerer planbar. Man müsse sich darauf vorbereiten, dass die Bedürfnisse der Touristen sich neu sortieren: weniger Wintersport, dafür mehr Sommersport.

Beim Taschachhaus: sterbender Gletscher, verschwindende Wege

Ein Montag Ende Juni. Auf einem Schotterparkplatz im hinteren Pitztal, rund anderthalb Autostunden südwestlich von Innsbruck, versammelt sich eine Gruppe Wis-

senschaftler in Outdoorkleidung. Sie wollen zum Taschachhaus aufsteigen, gut 730 Höhenmeter, rund drei Stunden durch teils verblocktes Gelände.

Ihr Auftrag: sich ein Bild davon zu machen, wie sich die Wege in den Alpen verändern. Was bedeutet das für Wanderer? Welche Routen müssen gesperrt werden? Und wo kann Steinschlag zur Lebensgefahr werden?

Das Projekt der Universität Salzburg nennt sich »ReHike«. Eines der Untersuchungsgebiete ist das Taschachhaus. Die Berghütte ist einer der wichtigsten Ausbildungsstützpunkte des Deutschen Alpenvereins (DAV) und damit für Bergsteigerinnen und Bergsteiger aus Deutschland.

Die Hütte liegt malerisch am nördlichen Hang des Urkundkopfs, eingerahmt von steilen Hängen auf 2434 Metern. Unweit des Hauses liegt der Taschachferner, ein Gletscher mit Spalten und Steilabschnitten, auf dem man lernen kann, wie man jemanden aus Gletscherspalten rettet oder einen Eispickel benutzt. Noch.

Die Forschenden wollen untersuchen, wie es um den Gletscher und um die Wege rund um das Taschachhaus steht. Die meisten von ihnen waren noch nie dort oben – und kennen in diesem Bereich der Alpen dennoch jeden Stein: aus dem Weltall.

Das europäische Erdbeobachtungsprogramm Copernicus liefert etwa alle sechs Tage aktuelle Bilder. Die Salzburger Forschenden vergleichen die Aufnahmen bestimmter Alpenregionen seit 2015 in akribischer Kleinstarbeit miteinander.

»Hier zum Beispiel«, sagt die mitgereiste Geoinformatikerin Zahra Dabiri und zückt eine in einer Plastiktüte verstaute Karte. Darauf zu sehen: die Bergwelt zwischen dem hinteren Pitztal und dem Taschachhaus. Sie zeigt auf eine Stelle, an der es vor roten Punkten, die auf gefährliche Veränderungen hinweisen, nur so wimmelt. Dann deutet sie auf einen steil abfallenden Hang hinter einem Bach: Eine Mure hat dort vor Jahren das Erdreich aufgerissen, aus grünen Wiesen ist das Gestein hervorgebrochen. »Da würde ich auf keinen Fall entlanggehen«, sagt sie.

Mit den Daten modelliert das Team, welche Wege in Zukunft nicht mehr begangen werden sollten und welche sicher bleiben. Künftig sollen so ganze Gebirgsketten bewertet werden, vielleicht die gesamten Alpen. Mehr Daten, so die Hoffnung, bedeuten mehr Sicherheit.

Am Taschachhaus scheint die Sonne. Nur ein leises Summen stört die Idylle: ein Dieselgenerator. Normalerweise bezieht die Hütte ihren Strom aus einem kleinen Wasserkraftwerk. Doch das Unwetter hat mehrere kleine Bergrutsche ausgelöst, der Bach, der das Kraftwerk versorgt, ist verstopft. Ein Bagger muss nun aus dem Tal heraufgeschafft werden, um ihn freizurä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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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 Kalkbrenner ist Ressortleiterin Hütten und Wege bei der DAV-Sektion München, der auch das Taschachhaus gehört. Sie ist für zwölf DAV-Hütten und zusammen mit der Sektion Oberland für rund 600 Kilometer Wege verantwortlich.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Wissenschaft hilft Kalkbrenner: »Wenn wir Jahre im Voraus wissen, welche Wege stillgelegt werden müssen und wo wir neue anlegen können, erleichtert das unsere Arbeit enorm«, sagt sie.

Am Taschachhaus ist ihr größtes Sorgenkind der sterbende Gletscher. Südöstlich der Hütte glitzern die Reste des Taschachferner in der Sonne. »Noch vor 15 bis 20 Jahren konnte man von der Hütte in wenigen Minuten zum Gletscher gehen«, sagt Kalkbrenner. Nun brauche man anderthalb Stunden.

Unter dem Gletscher kommt Schotter zum Vorschein, der über Jahrtausende von der dicken Eisschicht zusammengehalten wurde. Im Sommer 2022 errichtete der DAV über das Tal der ehemaligen Gletscherzunge eine Hängebrücke, weil der Weg immer gefährlicher wurde. Kostenpunkt: rund 80.000 Euro.

Nach einer Nacht im Taschachhaus steigt Kalkbrenner den Berg hinab – und der hat sich verändert. Nach erneuten starken Regenfällen gingen in der Nacht zwei Schlammlawinen ab und haben den Wanderweg getroffen. Kalkbrenner geht vorsichtig drum herum, sinkt immer wieder im lockeren und von Steinen durchsetzten Geröll ein. Normalerweise kann man diesen Teil des Wegs mit einem Auto befahren – jetzt ist das unmöglich.

»Klimawandel zum Anfassen«, sagt Kalkbrenner. Unten im Tal, so wird sie später sehen, ist die Situation noch dramatischer. Mehrere Muren sind in der Nacht den Berg hinabgedonnert und haben beinahe zwei Häuser mitgerissen. Riesige Felsen stürzten

Partnachklammwart Achtner: »Die meisten Besucher haben kein Risikobewusstsein«

Katherine Rydlink | DER SPIEGEL

in die Pitze und ließen den kleinen Fluss zu einem Strom anschwellen. Innerhalb weniger Minuten war die Straße überschwemmt, die Feuerwehr musste an diesem Tag das hintere Pitztal abriegeln.

In ihrem Job ist Kalkbrenner ständig in den Bergen unterwegs. Doch so etwas, sagt sie, habe sie in all den Jahren noch nie erlebt.

Am Watzmann: Dixi-Klos gegen den Wassermangel

Drei Tage später ist Kalkbrenner auf dem Weg zum nächsten Problem. Diesmal zum südöstlichsten Zipfel Deutschlands, nach Berchtesgaden. Dort steht das Watzmannhaus, eine Schutzhütte am gleichnamigen Berg. Und die hat zu wenig Wasser. »Auf fast allen Hütten ist Trockenheit inzwischen eine der größten Herausforderungen«, sagt Kalkbrenner.

Am Watzmannhaus merkt man das bereits beim Händewaschen. Aus dem Hahn läuft ein Rinnsal, gerade genug, um die Seife abzuspülen. Der Durchfluss ist gedrosselt. Was zu diesem Zeitpunkt noch nicht absehbar ist: Anfang August wird das Wasser ganz abgestellt.

Hüttenwirt Paul Verst kennt das Haus seit seiner Kindheit. 25 Jahre lang führte es sein Vater, vor knapp drei Jahren übernahm der Sohn. »Der Wassermangel wird jedes Jahr schlimmer, weil die Hitzeperioden länger dauern«, sagt Verst.

Die Berghütte liegt auf 1930 Metern und ist mit 160 Schlafplätzen eine der größten in den Berchtesgadener Alpen. Und eine der meistbesuchten Alpenvereinshütten überhaupt: Der Watzmann, 2713 Meter, ist ein Sehnsuchtsziel für viele Bergsportlerinnen und Bergsportler. Die meisten kommen für die Watzmann-Überschreitung, eine anspruchsvolle Grat-Tour über alle drei Gipfel.

Die Hütte erreicht man nur zu Fuß. Frische Ware kommt mit einer Materialseilbahn aus dem Tal herauf. Wasser dagegen muss Verst in drei großen Tanks sammeln, sie fassen rund 100 Kubikmeter. Etwa zehn Tage kommt er damit in der Hochsaison hin, dann wird es eng.

Nach der Hitzewelle im Juni waren die Tanks fast leer. Beinahe habe er die Toiletten schließen müssen, sagt Verst. Die Spülung frisst am meisten: zwischen zwei und sechs Liter pro Gang, je nachdem ob man die große oder die kleine Taste drückt. Gastronomie ohne WC – geht das überhaupt? Der Hüttenwirt hat offenbar für alles eine Lösung: »Wenn es nicht geregnet hätte, hätten wir Dixi-Klos einfliegen lassen«, sagt Verst. Das habe es schon einmal gegeben.

»Früher haben wir den Gästen ausführlich erklärt, warum und wie sie Wasser sparen sollen«, sagt Verst. »Aber das bringt

Jonas Kraus | DER SPIEGEL

Alpenverein-Ressortleiterin Kalkbrenner: »Klimawandel zum Anfassen«

nichts – jeder verbraucht so viel, wie er will.« Also greift er durch: Hähne werden gedrosselt oder notfalls stillgelegt, Waschzeiten geregelt, Duschen gibt es ohnehin keine. Trinkwasser kostet.

Verzicht gehört dazu, zur neuen Realität. Jahrzehntelang wurden Berghütten immer komfortabler – Luxusherbergen am Berg, mit Doppelzimmern, großen Speisekarten und warmen Duschen. Nun kehren viele wieder zurück zur Einfachheit. Weil es nicht anders geht.

In der Stube sitzen Max Quecke und Simon Melchers aus Berlin. Sie wollten am Morgen zur Überschreitung aufbrechen, doch Regen und Nebel hielten sie ab. Dass auf dem Watzmannhaus das Wasser knapp ist, wussten sie nicht, trotz der Schilder auf den Toiletten. Ein Problem hätten sie damit aber nicht. »Für mich ist es selbstverständlich, auf einer Berghütte einfacher zu leben«, sagt Quecke.

Das sehen nicht alle so. Am Nebentisch sitzen zwei Männer aus den USA, vor ihnen leere Teller und zwei Helle. Sie sind zum Mittagessen heraufgewandert. »Hier gibt es keine Duschen?«, fragt einer, der seinen Namen nicht nennen möchte. Für ihn sei es unvorstellbar, hier eine Nacht zu verbringen, schließlich zahle er dafür.

»Leute mit dieser Einstellung gibt es leider immer wieder«, sagt Hüttenwirt Verst. Viele erwarten auf knapp 2000 Metern ein Hotel mit Vollverpflegung. Sie blenden aus, dass alles herauf- und wieder hinuntergelangen muss: Müll, Material, Lebensmittel.

Den Klimawandel spüre er hier oben mit voller Wucht, sagt er. Man müsse damit umgehen – und fortschrittlich denken, Lösungen finden. »Ich bin noch jung und will die Hütte noch lange betreiben.«

Jonas Kraus, Katherine Ryd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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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cheidend ist die Trockenheit«

Feuer Europaweit wächst die Brandgefahr, warnt der Ökologe Thomas Hickler, nicht nur im Süden. Er sieht den deutschen Wald vor einer Zeitenwende.

Hickler, 54, arbeitet als Ökosystemforscher am Senckenberg Biodiversität und Klima Forschungszentrum in Frankfurt am Main.

SPIEGEL: Herr Hickler, aus Spanien, Frankreich und Griechenland kommen apokalyptische Bilder, die Flammen standen vor Madrid, vor Bordeaux, dann vor Athen. Erleben wir eine schlimme Feuersaison, oder bricht da die Treibhaus-Ära an?

Hickler: Die hat längst begonnen. Die globalen Temperaturen liegen um 1,3 Grad Celsius über dem vorindustriellen Niveau, an Land noch höher, und in Europa nochmals mehr. In Zentraleuropa, auch bei uns in Deutschland, gab e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ehrere sehr trockene Sommer, ge-

genau das erwarten wir den Klimamodellen zufolge für die weitere Zukunft. Es ist ganz klar: Das wetterbedingte Waldbrandrisiko steigt.

SPIEGEL: Brennt es heftiger als früher?

Hickler: Frankreich hat einen Rekord erreicht. Dass so früh im Jahr so viel Fläche verbrannt ist, das hat man dort noch nicht gesehen, seit wir gute Daten über Satelliten haben. Dieser riesige Brand westlich von Bordeaux machte sozusagen sein eigenes Wetter durch die enorme Hitze, die da entstand. Mir ist nicht bekannt, dass es in Frankreich schon einmal so massiv gebrannt hätte.

SPIEGEL: Müssen wir uns darauf einstellen, dass künftig in jedem Sommer solche Feuer lodern?

Hickler: Nicht unbedingt jeden Sommer. Es gibt immer noch die natürliche Wettervariation. Vielleicht wird das nächste Jahr wieder feucht, und es regnet viel. Aber der Trend geht hin zu trockeneren, heißeren Sommern. 2025 war ein Rekordjahr, als über eine Million Hektar in Europa gebrannt haben. 2022 war ein weiteres extremes Jahr, das uns gezeigt hat, dass wir auch in Deutschland Grund zur Sorge haben. Da hatten wir das große Feuer in der Sächsischen Schweiz. Im Elbsandsteingebirge haben, zusammen mit der tschechischen Seite, mehr als 1000 Hektar gebrannt, während es in vielen Jahren in ganz Deutschland nur 300 oder 400 Hektar waren.

SPIEGEL: In dieser Woche brannte es im Südosten Frankreichs, in Rumänien, aber auch in den Niederlanden, an der Grenze zu Deutschland. 2017 traf es Portugal, 2023 war Griechenland besonders betroffen. Lässt sich vorhersagen, wo die nächste Brandkatastrophe ausgerufen wird?

Hickler: Wir haben dazu eine Studie gemacht, in der wir Klimamodelle für ganz Europa analysiert haben. Es kam dabei heraus, dass es überall schlimmer wird, auch in Deutschland übrigens. Ob es aber im nächsten Jahr Griechenland, Frankreich oder Spanien trifft, wissen wir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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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Wovon hängt denn ab, wie hoch die Brandgefahr ist?

Hickler: Entscheidend ist die Trockenheit. Hitze verschlimmert sie noch, weil dann mehr Feuchtigkeit verdunstet. Außerdem spielt auch die Vegetation eine Rolle. Bisher wird sie in den gängigen Waldbrandrisiko-Karten noch nicht berücksichtigt. Aber es wird intensiv daran geforscht, wie man sie in den Modellen besser darstellen kann.

SPIEGEL: Wie beeinflusst die Vegetation die Brände?

Hickler: In Frankreich rund um Bordeaux dominieren Seekiefern. Es ist eines der größten Waldgebiete Westeuropas. Zwar gibt es dazwischen auch mal ein Feuchtgebiet, aber eben vor allem viel Wald – und zwar Kiefernwald, der gut brennt. In Spanien wiederum spielt auch die Landflucht eine Rolle. Die Landschaft wird seltener traditionell mit Ziegen, Schafen und Kühen bewirtschaftet, Büsche haben sich ausgebreitet. Deshalb gibt es viel Brennstoff, der zuvor nicht vorhanden war. Hinzu kommt, dass es in vielen Gegenden, wo es jetzt brennt, im Winter und Frühjahr ordentlich geregnet hat. Da ist viel Biomasse gewachsen, Gräser etwa und Büsche, die dann aber ausgetrocknet sind, als es im Frühsommer richtig lange trocken und heiß war, und die jetzt eben sehr gut brennen.

SPIEGEL: Am Mittelmeer hat es im Sommer schon immer gebrannt. Ist Feuer dort nicht auch ein Teil der Natur?

Hickler: Ja. Feuer gehört dort dazu. Gerade am westlichen Mittelmeer herrscht sogenanntes Winterregenklima. Im Sommer ist es dort sehr trocken, was Brände begünstigt. Die Vegetation ist daran angepasst. Aber Sie sollten nicht vergessen: Die allermeisten Entzündungsquellen kommen vom Menschen. Die wenigsten Brände werden natürlich verursacht, also durch Blitze. Holzkohlepartikel in Bohrkernen verraten, dass es im Mittelmeerraum schon immer hin und wieder gebrannt hat, aber eben immer häufiger, seit dort mehr Menschen leben. Schon die Römer und Griechen haben Feuer gelegt, um die Vegetation zu öffnen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Flächen zu erschließen.

SPIEGEL: Vielleicht haben sie, indem sie solche kontrollierten Brände gelegt haben, den großen, katastrophalen Feuern vorgebeugt?

Hickler: In der Tat sollten wir nicht vergessen, dass die Landschaft rund um die Bevölkerungszentren sehr intensiv genutzt wurde. Da gab es kaum noch Wald. Das Land war überweidet von Schafen und Ziegen, ähnlich wie in Teilen Spaniens noch heute, ehe die Landflucht begann. Was die wenigsten wissen: Wir haben heute viel mehr Biomasse und viel mehr Wälder in Europa als vor 200 oder auch vor 1000 oder 2000 Jahren. Die Wälder sind in unsere Landschaft zurückgekommen, seit wir fossile Brennstoffe statt Holz verbrennen. Und diese Wälder bieten nun dem Feuer Nahrung.

SPIEGEL: Gerade haben Wissenschaftler aus den Niederlanden eine Studie in »Scientific Reports« veröffentlicht. Ihre Botschaft: Das Waldbrandrisiko in Südeuropa steigt, aber die Zahl der Feuer sinkt. Wie kann das sein?

Hickler: Das zeigt, dass wir den Veränderungen nicht hilflos ausgeliefert sind. Die meisten Feuer sind menschengemacht, mit Vorsatz oder versehentlich. Und es ist offenbar gelungen, die Anzahl der Entzündungen zu verringern. Dank besserer Brandbekämpfung und -überwachung war die Zahl der Feuer rückläufig, obwohl das wetterbedingte Brandrisiko eindeutig zugenommen hat.

SPIEGEL: Die jüngere Entwicklung, wie in Frankreich oder Spanien, klingt nicht nach einem rückläufigen Trend.

Hickler: In der Tat. Die jüngsten Rekorde widersprechen dem Trend. Auch bei uns in Deutschland hatten wir mehrere Jahre, in denen 3000, 4000 oder 5000 Hektar verbrannt sind, weit mehr als der langjährige Mittelwert. Noch wissen wir es nicht sicher, aber ich gehe davon aus, dass sich da gerade etwas grundlegend verändert.

SPIEGEL: Die Brandbekämpfung hält also nicht länger Schritt mit dem Klimawandel?

Hickler: Ich befürchte es. In Spanien zum Beispiel ist man sehr erfahren in der Brandbekämpfung. Es gibt dort gute Überwachungssysteme und viel Feuerwehr. Trotzdem werden sie der massiven Brände in diesen extremen Jahren nicht mehr Herr. Ich fürchte, dass wir damit rechnen müssen, dass die Brandfläche und die Schäden zunehmen werden.

SPIEGEL: Was kann man dagegen tun?

Hickler: Gute Überwachung ist wichtig. In Brandenburg beispielsweise stehen noch aus DDR-Zeiten Türme. Früher saß dort ein Mensch mit Fernglas, heute ist er durch eine Kamera mit KI ersetzt, die jedes Anzeichen von Rauch sehr früh erkennen kann. Zunehmend wird außerdem Satellitentechnik zur Überwachung eingesetzt. Ein weiterer Faktor ist, wie wir unsere Wälder gestalten: Nadelbäume brennen besser, und Nadelbäume, die vom Borkenkäfer getötet wurden, schon gar. Laubmischwälder dagegen brennen in der Regel weniger gut.

SPIEGEL: Was sagen die Modelle denn für Deutschland vorher?

Hickler: Klar ist, dass es wärmer wird. Die Menge der Niederschläge übers Jahr ändert sich vielleicht nicht dramatisch. Aber sie

nehmen im Winter eher zu, im Sommer dagegen wird es trockener. Unser Klima wandert sozusagen um einige Hundert Kilometer in Richtung Südwesten, und damit in Richtung Sommerdürre und in Richtung Brandgefahr. Wenn sich das bestätigt, kann es bedeuten, dass unsere Lehrbücher umgeschrieben werden müssen.

SPIEGEL: Wie meinen Sie das?

Hickler: Wir leben in einem Sommerregenklima. Die Gesamtniederschläge sind nicht sehr hoch, trotzdem haben wir grüne Sommer. Wenn wir künftig sehr trockene Sommer erleben, mache ich mir besonders Sorgen um die Buche, eine für uns sehr wichtige Baumart. Buchen sind nicht angepasst an Brände und extreme Sommerdürre. Die Frage ist jetzt: Wie viel Klimawandel kriegen wir?

SPIEGEL: Wann ist es den Modellen zufolge so weit, dass unsere Buchenwälder kaputtgehen?

Hickler: Wir wissen es nicht, die Modelle geben darüber bisher keine klare Auskunft. Selbst wenn die Sommerniederschläge konstant bleiben, wird es trockener werden, weil die Temperatur und damit die Verdunstung steigt. Wenn es aber im Sommer um 10 oder 20, vielleicht sogar 30 Prozent weniger regnet, wäre das dramatisch, zumal die größte Herausforderung ja nicht die Veränderung des Mittelwerts, sondern die Extremereignisse sind.

SPIEGEL: Sie meinen Rekorddürren, wie wir sie zum Beispiel 2018 erlebt haben?

Hickler: Genau. Seitdem sterben die Fichten, der ehemalige Brotbaum der deutschen Forstwirtschaft, vielerorts flächendeckend. Es gibt dramatische Bilder aus dem Harz. Auch der Taunus hier bei Frankfurt sieht jetzt ganz anders aus als zuvor.

SPIEGEL: Erleben wir derzeit ein Waldsterben, vergleichbar mit dem der Achtzigerjahre?

Hickler: Ja, nur noch unheimlicher. Damals konnten wir die Ursachen relativ einfach beheben. Mit Rauchgasfiltern für die Industrieanlagen und Katalysatoren für die Autos ließ sich der saure Regen in den Griff kriegen, der damals den Bäumen zusetzte. Jetzt stehen wir vor einem viel komplexeren Problem.

SPIEGEL: Werden irgendwann die Flammen vor Potsdam stehen, so wie vor Bordeaux?

Hickler: Wenn es gelingt, den Klimawandel zu bremsen, dann werden wir Brände in Deutschland im Griff behalten. Ereignisse, wie wir sie westlich von Bordeaux gesehen haben, werden wir dann nicht erleben. Andernfalls lässt sich sich ein Ereignis nicht ausschließen. Und sollte es so weit kommen, dann ist tatsächlich Potsdam ein Kandidat. Brandenburg ist sehr trocken, es gibt dort Sandböden, wo viele Kiefern-Monokulturen stehen. So etwas brennt gut.

Interview: Johann Grolle

»Dramatische Bilder aus dem Ha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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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blinde Fleck im Umgang mit der AfD

Rechtsextremismus Die AfD hat das Parteiensystem verändert.

Die demokratischen Kräfte sollten sich endlich fragen, unter welchen Bedingungen sie die Rechts-außen-Partei verändern könnten.

Von Michael Zürn

Die Partei des ungar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Viktor Orbán wurde im Frühjahr mit überraschend hoher Mehrheit abgewählt. Zugleich sanken die Zustimmungswerte vo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weiter wegen des Kriegs gegen Iran, den er entfesselt hatte. Und die AfD? Erlebt den gegenteiligen Trend. Seit April liegt sie in den bundesweiten Umfragen vor der Union.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wo bald gewählt wird, führt sie sogar deutlich.

Vielleicht ist das nur eine Momentaufnahme, aber das ist unwahrscheinlich. Was wäre, wenn sich der Aufstieg der AfD kurzfristig gar nicht verhindern ließe? Was wäre, wenn der Höhenflug autoritär-populistischer Parteien in der Opposition unaufhaltsam ist und sie erst gestoppt werden können, wenn sie regieren und dann Wahlniederlagen erleiden?

Diese Aussicht ist unerquicklich. Man sollte sie aber deshalb nicht einfach ignorieren. Denn wenn die Annahme stimmt, dass extrem rechte Parteien in der Opposition politisch kaum wirksam bekämpft werden können, verändert sich die politische Aufgabe der etablierten Parteien. Dann geht es nicht mehr allein darum, den Erfolg einer bestimmten Partei zu verhindern oder zumindest zu begrenzen. Dann stellt sich eine zweite, kaum diskutierte Frage: Kann eine Demokratie Einfluss darauf nehmen, welchen Charakter eine autoritär-populistische Partei wie die AfD annimmt?

Eine kluge Demokratie – also die sie tragenden Parteien und Institutionen – sollte genau das tun. Sie sollte nicht nur fragen, wie sie ihre Gegner kleinhalten kann. Sie sollte ebenso fragen, auf welche Weise sie beeinflussen kann, ob der Gegner ein skrupelloser Antidemokrat wie Trump ist oder eine Politikerin wie die italie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ist. Die verfolgt zwar ebenfalls eine zumindest in Teilen rechtspopulistische Politik, zielt aber nicht aktiv auf die Zerstörung des demokratischen politischen Systems.

Genau hier liegt der blinde Fleck der deutschen Debatte. Fast alle Vorschläge werden danach beurteilt, ob sie die AfD

schwächen oder stärken. Kaum wird dagegen gefragt, ob und wie sie die Partei selbst verändern. Die Frage, wie sich eine reife Demokratie mit ihren Institutionen organisiert und mit ihren Gegnern umgeht, beeinflusst nicht nur die Wahlergebnisse. Sie verändert auch politische Karrieren, innerparteiliche Machtverhältnisse und damit langfristig den Charakter politischer Parteien. Institutionen sind nicht nur Instrumente der Abwehr, sondern auch Mechanismen der politischen Auswahl und Sozialisation.

Diese Perspektive ermöglicht einen anderen Blick auf viele der gegenwärtigen Kontroversen. Sie zeigt, dass die von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zuletzt in einem »Zeit«-Interview beschriebene Strategie kurzsichtig ist. Er sagte, die AfD müsse man wegregieren. Darüber, was zu tun ist, wenn es nicht funktioniert, will er sich demnach keine Gedanken machen.

Sie zeigt auch, dass man ein Parteiverbot nicht nur auf die Frage des Fortbestehens der AfD beschränken sollte. Die Verbotsdiskussion konzentriert sich nämlich zum einen darauf, ob ein solches Ver-

fahren juristisch Erfolgsaussichten hat. Und man diskutiert zweitens, ob das Verbot einer Partei, die voraussichtlich in manchen Bundesländern 40 oder mehr Prozent der Stimmen erhalten wird, mit den Prinzipien der Demokratie und der Mehrheitsabstimmung vereinbar ist. In Anlehnung an den großen Verfassungstheoretiker Hans Kelsen beantworten manche diese Frage aus prinzipiellen Gründen mit Nein. Für Kelsen lebt die Demokratie vom Streit über Weltanschauungen. Sie muss also den offenen Wettbewerb der Meinungen schützen und darf keine Instanz schaffen, die eine bestimmte politische Wahrheit autoritativ festlegt – wie es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mit einem Parteienverbot tun würde.

Das kategorische Nein zu einem Parteienverbot halte ich für überzogen. Es gibt aber auch pragmatische Gründe, ein Parteiverbot abzulehnen. Genau an dieser Stelle kommt die Idee ins Spiel, dass man über die Radikalität der autoritär-populistischen Partei in Teilen mitbestimmen kann.

Tisch auf dem AfD-Parteitag in Erfurt: Den Gegner beeinflu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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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Frage lautet dann zuallererst: Was geschieht mit der autoritär-populistischen Bewegung nach einem Verbot? Es spricht wenig dafür, dass die ihr zugrunde liegende Bewegung und Stimmungslage dadurch einfach verschwinden. Würde die AfD verboten, könnte man sicher davon ausgehen, dass sich Mitglieder und Unterstützerinnen der Partei weiter betätigen und versuchen würden, eine Nachfolgeorganisation aufzubauen. Dabei ist es wahrscheinlich, dass es einen Wettbewerb zwischen verschiedenen Flügeln und Fraktionen geben wird. Und vieles spricht dafür, dass es gerade nach einem Verbot zu einem Radikalisierungswettbewerb kommt. Wer die Systemgegnerschaft am deutlichsten zur Schau trägt, wird diesen Wettbewerb gewinnen.

Mit dem Parteiverbot würde in mittelfristiger Betrachtung nicht die autoritär-populistische Bewegung einfach abgeschafft werden – die es ja in allen konsolidierten Demokratien in unterschiedlichen Varianten gibt – sondern sie würde beeinflusst werden, und nicht zum Positiven. Am Ende könnte in Deutschland eine radikalere Alternative stehen. Das ist aber nicht das, was eine kluge Demokratie tun sollte. Vor allem dann nicht, wenn man bedenkt, dass die AfD wie die Trump-Republikaner ohnehin zu den autoritär-populistischen Parteien in konsolidierten reichen Demokratien gehört, die sich radikalisiert haben und nicht – zumindest in ihrer Rhetorik – moderater geworden sind.

Gibt es politische Maßnahmen, die einen gegenteiligen Effekt haben und zur Moderation beitragen könnten? Da gibt es einiges, was sich zu versuchen lohnte: Man könnte der AfD die staatliche Parteienfinanzierung entziehen, was in Artikel 21 des Grundgesetzes als Möglichkeit vorgesehen ist. Warum sollte der Staat Parteien finanzieren, die sich selbst als Gegner der bestehenden Ordnung verstehen? Die Aberkennung der staatlichen Parteienfinanzierung ließe sich in der Öffentlichkeit vermutlich leichter begründen als ein vollständiges Parteiverbot. Schon NS-Propagandaminister Joseph Goebbels hatte sich darüber belustigt, dass die Demokratie ihren Gegnern die Mittel zur Bekämpfung ihrer selbst verschaffe.

Vor allem aber erzeugte die Aberkennung der Parteienfinanzierung andere Anreize als ein Verbot. Die Organisation bliebe bestehen, verlöre jedoch erhebliche Ressourcen oder müsste zumindest mit deren Verlust rechnen. Innerhalb der Partei entstünde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ein starkes Interesse daran, einen moderateren Kurs einzuschlagen, wenn dadurch der Zugang zur staatlichen Finanzierung erhalten oder wiederhergestellt werden könnte. Das Instrument könnte die Partei also verändern, ohne sie aus dem politischen Prozess auszuschließen.

Ähnliches könnte dadurch erreicht werden, dass man besonders radikalen und offensichtlich verfassungsfeindlichen Funktionären das passive Wahlrecht entzieht. Sie könnten dann nicht mehr in öffentliche Ämter gewählt werden. Auch hier bliebe die Partei als Organisation erhalten. Jene Personen, die den radikalsten Kurs in der Partei vertreten, hätten es dann schwerer, als Kandidaten aufgestellt zu werden. Denn die Partei wüsste sehr wohl, dass die entsprechende Person aus dem Rennen genommen werden könnte.

Wenn die radikalen Kräfte wegen dieser beiden Maßnahmen keine aussichtsreichen Listenplätze und Führungsämter mehr erreichen könnten, schwände zugleich ihr Einfluss auf die strategische Ausrichtung der Partei. Dadurch könnten sich die innerparteilichen Kräfteverhältnisse verschieben.

Als Folge dieser Entwicklung könnten sich auch die Medien stärker mit den Personen in der Partei beschäftigen, die nicht das größte Skandalpotenzial haben, statt primär den Radikalen ihre Aufmerksamkeit zu schenken. Auch das würde die Kräfteverhältnisse in der Partei beeinflussen.

Der Einwand liegt auf der Hand. Wer Einfluss statt Ausschluss fordert, müsste dann auch konsequenterweise die Brandmauer infrage stellen? Zumindest lohnt es sich, die Frage zu stellen. Denn auch die weitgehende parlamentarische Isolation der AfD und die Erfahrung, ausgeschlossen zu werden, tragen zu ihrer Radikalisierung bei. Das stärkt jene Kräfte, die ihren politischen Erfolg gerade daraus ziehen, dass sie sich demonstrativ von den anderen und vom politischen System abgrenzen. Umgekehrt könnte eine stärkere institutionelle Einbindung von halbwegs verlässlichen AfD-Politikerinnen und -Politikern – etwa in parlamentarischen Ausschüssen, die keine sicherheitsrelevanten Fragen behandeln – moderatere Akteure stärken.

Um in solchen Ausschüssen erfolgreich arbeiten zu können, werden Verlässlichkeit, Fachkompetenz und Kompromissfähigkeit wichtiger als die demonstrative Systemopposition. Gerade dadurch könnten innerhalb der Partei diejenigen an Einfluss gewinnen, die an parlamentarischer Wirksamkeit interessiert sind, während reine Obstruktionspolitiker an Gewicht verlören. Zugleich ließe sich mit der gewonnenen Erfahrung leichter identifizieren, welches Personal nicht per se gegen das System arbeitet. Das bedeutet keineswegs, dass jede Form der Einbindung sinnvoll wäre. Zwischen der Wahl eines Ausschussvorsitzenden und einer Regierungsbeteiligung liegen Welten. Jede einzelne Maßnahme muss danach beurteilt werden, ob der mögliche Gewinn größer ist als das Risiko, Gegner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 zu ermächtigen. Aus der Einsicht, dass Institutionen Verhalten beeinflussen, lässt sich nicht unmittelbar politisches Handeln ableiten. Sie erweitert lediglich den Maßstab, nach dem wir politische Strategien beurteilen sollten.

Wichtig ist der Perspektivwechsel. Solange die AfD ausschließlich als Objekt der Ausgrenzung betrachtet wird, bleibt ein wesentlicher Teil des Problems unsichtbar. Die Frage ist nicht nur, wie sich die AfD begrenzen lässt. Sie lautet ebenso, welche AfD eine Demokratie durch ihre eigenen Institutionen hervorbringt. Vielleicht liegt genau darin der blinde Fleck der AfD-Debatte.

Die klassische Idee der wehrhaften Demokratie bleibt unverzichtbar. Aber sie reicht möglicherweise nicht mehr aus. Eine kluge Demokratie fragt nicht nur, wie sie ihre Gegner begrenzen und stutzen kann. Sie fragt auch, welche Anreize sie ihnen setzt und welche politischen Akteure dadurch entstehen. Um in zeitgeistigen Kategorien zu sprechen: Neben hierarchisch durchgesetzten Verboten würde eine Art Nudging auftreten. Das könnte der klügere Weg sein. Nicht jedes Mittel, das kurzfristig Stärke demonstriert, führt langfristig zu einem besseren Ergebnis. S

Michael Zürn, Jahrgang 1959, ist Direktor der Abteilung Global Governance am Wissenschaftszentrum für Sozialforschung Berlin (WZB) und Professor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a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Florian Gauthier | photofest | 1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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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

Migranten bei Rückführung nach Marokko

»Mama, ich gehe nach Europa«

Kind in Ceuta, Bergung von Le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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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Zehntausende schwammen von Marokko in die spanische Exklave Ceuta, viele ertranken. Über zwei Dutzend Migranten berichten dem SPIEGEL, marokkanische Sicherheitskräfte hätten sie über die Grenze gedrängt. Eine Rekonstruktion.

Nachdem er dem Tod entkommen war, ist Souleymane Griene auf den Friedhof geklettert, um sich auszuruhen. Seit drei Tagen schläft er hier in Ceuta zwischen weißen Grabsteinen unter freiem Himmel, ein Handtuch als Decke. Seine Füße stecken in Schlappen mit unterschiedlichen Varianten des Lacoste-Krokodils.

Er ist 20 Jahre alt, kaut nervös auf seinen Fingernägeln, an seinen Waden sind Schnitte von den scharfkantigen Felsen. Mit fünf Freunden sitzt er an diesem Montag unter einem Olivenbaum. Sie seien Schulfreunde aus Ksar-al-Kebir, einer Stadt im Norden von Marokko. Alle hätten sie eine Ausbildung, aber keine Arbeit. Zwei weitere, sagen sie, würden vermisst, seit die Gruppe am Donnerstagnachmittag über die Grenze von Marokko nach Spanien geschwommen sei.

Griene ist zuversichtlich, von hier bald aufs europäische Festland zu kommen. Im Flugzeug oder per Schiff. Spanien sei ein guter Ort. Sein Onkel lebe bereits dort, fahre einen schwarzen Audi RS6. Griene streicht sich über die Stoppeln am Kinn, stützt die Arme ins Gras: »Mein Vater in Marokko hat kein Auto – er fährt ein Fahrrad.« Als Automechaniker verdiene er umgerechnet 700 Euro, sagt Griene. In Europa könnte es das Doppelte sein, glaubt er.

Griene und seine Freunde waren nie dort, haben Europa aber auf Instagram gesehen. Schöne Parks und saubere Straßen, Videos junger Männer, die Bündel voller Geldscheine zeigen. Auch eine Familie könne man sich als junger Mann dort leisten. Europa können sie noch immer nur in der Ferne seh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Meeres ist die spanische Küste zu erahnen. Er hat neben der Schule ein paar Brocken Deutsch gelernt, er sucht ein Wort. »Ceuta ist für uns, wie sagt man... libertad... Freiheit.«

Als die Freunde vergangene Woche in einem Video der marokkanischen Nachrichtenseite Hespress sahen, dass die Grenze nach Ceuta offen sein soll, legten sie umgerechnet jeweils knapp 20 Euro zusammen, stiegen im Grenzort Fnideq sechs Stunden später aus einem Taxi, liefen zum Zaun, packten ihre Smartphones wasserdicht in Frischhaltefolie ein – und schwammen durchs Meer nach Ceuta. »Es fühlte sich an wie ein Abenteuer«, sagt er. Schon am Strand seien sie an drei Leichen vorbeigestiegen, sagt er, im Wasser seien viele mehr geschwommen.

Er sagt: »Ich hatte zuerst weniger Angst vor dem Meer als vor einem Leben ohne Zukunft.«

Ceuta ist eine Kuriosität der Geschichte: eine spanische Stadt auf afrikanischem Bo-

den, seit dem 17. Jahrhundert, heute ist sie EU-Territorium auf dem gegenüberliegenden Kontinent. Der Weg aus der marokkanischen Grenzstadt Fnideq nach Ceuta ist kurz. Zahlreiche Menschen pendeln täglich mit Arbeitserlaubnis.

Die Stadt liegt auf einer Halbinsel, die ins Mittelmeer ragt, auf drei Seiten von Wasser umgeben, auf der vierten mit drei Grenzzäunen befestigt: Dazwischen liegt ein bis zu 700 Meter breiter Streifen Niemandsland, gesichert mit Hightech und vielen Kameras. Marokko erhält jährlich Millionen Euro aus Europa, damit niemand irregulär über diese Grenze gelangt.

Nur der Weg über das Meer war bislang kaum gesichert. Es schien wie eine natürliche Barriere. Bis vergangene Woche.

So wie die acht jungen Männer aus Ksar-al-Kebir kamen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mindestens 50.000 Migranten in die spanische Exklave mit ihren 84.000 Einwohnerinnen und Einwohnern. Manche Berichte sprechen gar von 60.000 oder 80.000. Es ist eine historisch hohe Zahl an diesem Ort. Ausgelöst wurde der Massenansturm nicht durch einen Krieg wie bei der Flüchtlingskrise 2015. Sondern vermutlich von Hunderten, wenn nicht Tausenden Videos und Fotos auf sozialen Netzwerken wie TikTok, in denen die Nachricht von der vermeintlich offenen Grenze sich verbreitete.

Es schien vielen die Chance ihres Lebens zu sein. Für etliche Marokkaner ist Ceuta der reiche Außenposten einer anderen Welt,

in der es besser zugeht. Ein verheißungsvoller europäischer Fleck auf dem eigenen Kontinent.

Und so kamen Jugendliche und junge Erwachsene, Frauen und Kinder. Sie klammerten sich an Reifen fest, sie schwammen in ihrer Kleidung, sie hielten sich aneinander fest, es war ein Gedränge im Wasser, die einen rissen die anderen in Panik mit nach unten. Nach bisherigen Angaben starben mindestens 141 Menschen.

Der Massenansturm löste in Europa eine Krise aus. Es waren Bilder von Kontrollverlust, wie die EU sie seit dem Jahr 2015 um jeden Preis vermeiden will. Daran ändert auch nicht, dass die meisten Ankömmlinge binnen Stunden Ceuta wieder verließen, weil sie kein Wasser und keine Nahrung erhielten und der Weg übers Meer ohne gültige Papiere versperrt war. Ein Großteil der Migranten war bis Anfang der Woche wieder zurück nach Marokko gekehrt.

Die Frage, wie es dazu kommen konnte, steht seitdem in der Welt. Die EU zerstritt sich sofort öffentlich, Italien setzte das Schengenabkommen mit Spanien vorübergehend aus, 22 von 27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kritisierten in einem Brief Spanien, darunter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Der SPIEGEL hat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mit mehr als zwei Dutzend Menschen auf beiden Seiten der Grenze gesprochen. Die Migranten berichten nahezu ausnahmslos davon, von marokkanischen Sicherheitskräften über die Grenze getrieben worden zu sein. Oft mit Gewalt. »Sie haben uns geschlagen, damit wir weiter nach Spanien gehen«, sagt ein junger Marokkaner. Sie seien mit Stöcken bedroht und immer weiter geschubst worden, berichtet auch Souleymane Griene. »Sie verprügelten und pushten uns in Richtung Meer.«

Es kam ein Händler von der Grenzstadt nebenan, der schauen wollte, woher seine wohlhabenderen Kunden kommen. Es kamen 15-jährige Schüler, die sich morgens von ihren Eltern verabschiedeten und mit Taschengeld und iPhone nach Europa aufbrachen. Eine 17-jährige Fußballspielerin, die sagt, sie fliehe vor ihrem gewalttätigen Vater.

Viele von ihnen fuhren im Sammeltaxi, auf dem Motorrad oder mit dem Bus aus dem ganzen Land in die marokkanische Grenzstadt Fnideq, die letzten zwei Kilometer gingen sie zu Fuß. Von Schmugglern erzählt nur einer. Am Zaun stoppte sie, so erzählen sie übereinstimmend, niemand. Sie schwammen durchs Meer um den Grenzzaun, später kletterten sie einfach durch Lö-

Anna-Surimach-Sarvia | DER SPIEG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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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 in der europäischen Außengrenze. Woher diese Löcher kamen – unklar.

Auf den Straßen kursieren wilde Geschichten, wie es überhaupt zum Sturm auf Ceuta kam: Algerien, die USA, Israel – irgendwer müsse doch dahinterstecken. Belege gibt es für keine dieser möglichen Begründungen.

Viele vermuten, die marokkanische Regierung wolle Spanien eine Lektion erteilen. Einen Präzedenzfall dafür gibt es: Im Mai 2021 ließ sie im Streit über die von Marokko kontrollierte Westsahara die Grenzkontrollen für zwei Tage schleifen, rund 9000 Menschen gelangten nach Ceuta, mindestens 1500 von ihnen Minderjährige.

Auch diesmal lassen sich Gründe finden, warum Marokkos Regierung verstimmt gewesen sein könnte: Mitte Juli reiste Spaniens Regierungschef Pedro Sánchez nach Algier und traf Präsident Abdelmadjid Tebboune, um die Beziehungen zu Marokkos Erzfeind Algerien nach einer vierjährigen diplomatischen Krise zu normalisieren.

Auch die USA, Marokkos enge Partner, haben eine Rechnung mit Spanien offen: Madrid kritisierte Trumps Irankrieg, verweigerte den Amerikanern die Nutzung spanischer Basen. Im US-Kongress bezeichnete das Trump-Lager die spanischen Exklaven Ceuta und Melilla in dieser Woche als »von Spanien verwaltete Städte« auf »marokkanischem Territorium«.

Noch Tage später schwimmen Tausende Flip-flop-Sandalen im Meer, an den Stränden treiben Rucksäcke und Schwimmreifen in der Brandung. Nur direkt am Zaun ist aufgeräumt, als wäre nie etwas passiert. Während oben auf der Promenade erschöpfte Migranten vom Militär zurück zur Grenze

getrieben werden, ist der helle Sand unten fein gesäubert. Menschen baden, wo andere kurz zuvor ertranken.

Noch immer werden in Ceuta 2000 bis 6000 Migranten vermutet, zunehmend feindselig treiben spanisches Militär und Polizei sie zusammen, teils auf Militärlastwagen, meist zu Fuß. Als am Samstag die ersten Geschäfte wieder öffneten, standen teils Soldaten Spalier. Vor Lidl parkten gepanzerte Fahrzeuge.

Das Militär patrouilliert seit dem Wochenende in Konvois durch die Stadt wie durch ein Kriegsgebiet. Seit Montag sind Soldaten der Legion Española, der spanischen Fremdenlegion, zu sehen. Alle Hotels der Stadt sind seit Tagen durch Sicherheitskräfte ausgebucht. Und es kommt weiter Polizei vom Festland.

Es habe sie geschmerzt, die Migranten vor ihrem geschlossenen Café leiden zu sehen, sagt Nieves Castaño. »Aber wie soll ich 50.000 Personen ernähren?«

Sie betreibt die Cafetería Correos im Zentrum von Ceuta, dort, wo die Häuser pittoresk und die Gassen sauber sind: an der Plaza de España. Es ist ein Stück altes Spanien am äußersten Rand von Afrika.

Die Einheimischen, die sich hier treffen, tränken ihr Pan con tomate großzügig mit Olivenöl. Viele sind gut situierte Senioren, viele braun gebrannt, die Stimmung wirkt gedrückt. Etliche erzählen, sie hätten sich tagelang zu Hause eingesperrt vor Angst. Wenn in den Häusern abends Türen offen stehen würden, komme jetzt oft ein nervöser Nachbar, um sie zu schließen.

»Die Marokkaner wollen Ceuta und Melilla zurückholen«, sagt ein Rentner.

Nieves Castaño, 54, lebt ihr ganzes Leben in Ceuta und berichtet, schon Tage vor

der »Invasion« seien vereinzelt Jugendliche in Neoprenanzügen durch die Straßen gelaufen. Anfangs habe sie sich nicht viel dabei gedacht. Dann, am Donnerstagmorgen, hätten ihre marokkanischen Kollegen Videos gezeigt. »Schau, sie kommen über den Zaun, sie kommen«, sagten sie zu mir. Kurz darauf seien die Straßen voll mit klatschnassen Jugendlichen gewesen.

Castaño klappte die Sonnenschirme ihres Cafés ein und verbarrikadierte sich. So wie sie tat es die ganze Stadt. Im Shoppingcenter Parque Ceuta wurden mittags die Rolläden heruntergelassen. Offiziell aus Sorge um »Kunden, Beschäftigte und Inhaber« empfahl der örtliche Unternehmerverband am Freitag die Schließung aller Geschäfte und begründete sie mit einer Bitte der Polizei. Die Stadt rollte sich ein wie ein Igel.

Zehntausende Menschen standen plötzlich ohne Wasser und Brot auf spanischem Territorium. Viele kehrten bereits am Freitag zurück nach Marokko.

Die Frage, über die nun gestritten wird, lautet: Hat Spanien sich die Situation selbst zuzuschreiben – oder war es das Ziel eines hybriden Angriffs, gar unterstützt von der marokkanischen Regierung? Belegt ist bislang wenig. Die spanische Zeitung »El País« hat rekonstruiert, dass anonyme TikTok-Konten behaupteten, die Grenze sei offen; die Videos und die Konten verschwanden später von der Plattform.

Die Regierung in Rabat dementiert jede Beteiligung, sie macht ein Urteil des spanischen Obersten Gerichtshofs verantwortlich: Danach dürfen Menschen, die schwimmend nach Ceuta gelangen wollen, nicht umgehend zurückgeschickt werden. Die Seegrenze sei, anders als der Zaun, keine 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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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Sormsch, Sarnia / DER SPIEGEL (3)

sische Barriere, die man überwinden könne. Davon ausgehend habe sich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eine Dynamik aufgebaut.

Die marokkanische Regierung teilt mit, man habe Madrid schon im Juli gewarnt; die eigenen Sicherheitskräfte seien nicht in der Lage gewesen, eine solche Zahl von Menschen aufzuhalten.

Madrid will von Warnungen nichts wissen, der Geheimdienst CNI habe keine Hinweise gehabt. Regierungschef Pedro Sánchez sprach von einem Angriff auf die territoriale Integrität des Landes und machte Schleuser verantwortlich. Die spanische Opposition fordert eine Untersuchung.

Auf der Plaza de los Reyes in Ceuta, vor dem örtlichen Regierungsgebäude, treffen sich am Sonntagabend Hunderte, die fürchten, dass sich Situationen wie diese wiederholen. Sie schwingen Spanienflaggen. Im Chor rufen sie: »Wir sind Spanier, Spanier, Spanier«, »Ceuta steht nicht zum Verkauf« und »Pedro Sánchez, Hurensohn«.

Viele Bewohner Ceutas fordern von ihrer Regierung verstärkte Grenzkontrollen und mehr Polizei. Die rechte Kundgebung und ein Gegenprotest gehen ineinander über.

Kurz zuvor hatte schon Santiago Abascal, der Chef der rechtsradikalen Partei Vox, Ceuta besucht; ebenso Alberto Núñez Feijóo, Vorsitzender des konservativen Partido Popular. Auch der österreichische Rechtsextremist Martin Sellner ist in der Stadt.

An der Calle Capitán Claudio Vázquez stehen zwei gelbe Bauzäune auf der Nebenstraße. Junge Männer bewachen sie. Einer von ihnen hat einen Golfschläger in der Hand. Er sei eigentlich Koch für italienisches Essen in Tanger, sagt er. Als das spanische Militär in Radpanzen vorbeifährt, jubeln er und seine Nachbarn ihm zu.

Anders, als jetzt oft suggeriert wird, ist Ceuta kein Außenposten des weißen Europas. Mehr als 40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sind Muslime. Häufigster Vorname bei Neugeborenen: Mohamed. Viele leben in gemischten Familien.

Seit dem Wochenende ist zu beobachten, wie spanische Sicherheitskräfte Menschen zur Grenze bringen, die teils noch Kinder sind. Manchen, die verletzt sind, helfen Soldaten, um sie außer Landes zu bringen. Am Montag taucht ein Fremdenlegionär auf, der auf der Promenade einen weinenden Jungen vor sich herschiebt. Er sei zwölf und aus Marokko, sagt der Junge. »Nicht nach Marokko, nein«, ruft er. Der Soldat lässt erst von ihm ab, als eine Passantin und Beobachter ihn auf die Rechtslage hinweisen: Minderjährige dürfen nicht ohne Einzelfallprüfung abgeschoben werden.

Hunderte Minderjährige harren noch in der Stadt aus. Einige erzählen, ihre Eltern hätten sie geschickt, teils seien sie auf eigene Faust aufgebrochen. 862 Heranwachsende wurden inzwischen in Obhut genommen, täglich werden es mehr. Zwei Schulen sollen jetzt zu Notlagern umfunktioniert werden.

Als der SPIEGEL Anfang der Woche eine Notunterkunft in einem Industriegebiet am Stadtrand besucht, sitzen dort Hunderte im Freien, darunter viele Mädchen. Sie berichten von Belästigungen und kommen an diesem Ort zusammen, weil sie sich woanders nicht sicher fühlen.

Die meisten der Zehntausenden, die in die Stadt gekommen waren, sind Marokkaner. Doch unter ihnen waren auch Menschen aus Subsahara-Afrika, die sich seit Jahren auf dem Weg nach Europa befinden. An der Playa del Trampolín im Nordwesten der Ex-

Exklave sammelt sich eine Gruppe von ihnen um ein Lagerfeuer.

Angelehnt an einen Baumstamm sitzt Baye Gana Pouye, 27, aus Senegal. Er hat keine Schuhe, anstelle eines Pullovers trägt er ein Handtuch. Neben ihm sind Sudanesen, Ivorer, Kameruner, Gambier. Sie sehen erschöpft aus und verunsichert. Europa hatten sie sich anders vorgestellt.

Pouye ist seit Dezember 2024 unterwegs nach Norden. Über Gambia sei er nach Tanger in Marokko gelangt. Er sei gerade dabei gewesen, zu beten, als ein Freund anrief und ihm von Ceuta erzählte. Er habe eilig seine Mutter im Senegal angerufen und ihr gesagt: »Mama, die Grenze ist offen. Ich gehe nach Europa!« Um schnell loszukommen, habe er sogar seinen Lohn zurückgelassen. An der Grenze habe er festgestellt, so sagt er, dass sie zumindest für ihn nicht offen sei. Während die Marokkaner durchgewinkt worden seien, habe die Polizei versucht, schwarze Menschen wie ihn zurückzustößen. Auch er berichtet von Schlägen.

Schon am Strand habe er über vier Leichen steigen müssen. Es sei stockdunkel gewesen, der Wellengang hoch. »Ich bin ein guter Schwimmer«, sagt er. »Aber alle, die nicht gut schwimmen konnten, hatten es sehr hart.« Seinen linken Fuß hat er an den Felsen verletzt. Aber er habe es erst gar nicht bemerkt. Er habe nur an Europa gedacht.

Pouye verlor seine Schuhe und die Hose, sein Geld und das Handy. Alles, was er noch habe, sagt er, sei die Telefonnummer seiner Mutter. Als er sie vom Handy der Reporterin anruft, klingt seine Stimme gefasst. Es ist die Stimme eines Kindes, das versucht, seinen Eltern die Sorgen zu nehmen.

Für Pouye gibt es wenig Gründe zurückzukehren. In Marokko seien Schwarze n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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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rwünschter als hier. Die Polizei habe sie teils mit Messern traktiert, die Busfahrer in Fnideq hätten sich geweigert, sie zur Grenze mitzunehmen.

Die Bar mit dem Namen Puerta de Europa, Tor zu Europa, direkt an der Grenze ist am Wochenende geschlossen. Unmittelbar dahinter werden zu Wochenbeginn immer wieder Marokkaner auf Pritschenlastern des spanischen Militärs ins Sperrgebiet an der Grenze gebracht. Wer aus Erschöpfung freiwillig geht und wer unter Zwang, ist unklar.

Manche, die vergangene Woche hier euphorisch ankamen, riefen »Viva España!«. Jetzt, auf den letzten Metern Spaniens, rufen manche »Fuck you, Ceuta«.

In der marokkanischen Stadt Fnideq,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r Grenze, hat man Europa ständig im Blick: die Nachbarstadt Ceuta. Man sieht die Linien der Architektur, abends die Lichter, hört Geschichten von denen, die »drüben« waren. Man atmet dieselbe Luft wie die Nachbarn, und doch trennen der Zaun, die Kontrollen und Papiere, die man nicht hat, zwei Welten.

Der Markt von Fnideq ist voller Rückkehrer aus der verbotenen Stadt. Die Männer sitzen unter Sonnenschirmen, verkaufen Fußballtrikots von Mbappé und von der marokkanischen Nationalmannschaft. Viele wollen nicht reden. Überall in der Stadt stehen Polizisten, immer wieder rollen Armeefahrzeuge vorbei.

Einer der Rückkehrer ist Samir, 16 Jahre alt. Der Rucksack hängt ihm am schmalen Körper herunter, im Gesicht klebt noch Sand. Er sei gerade erst aus Ceuta gekommen, sagt er. »Mein Bruder hat es nicht geschafft, er wurde nur 20 Jahre alt«, erzählt er, fast nebenbei. Ob seine Mutter Bescheid wisse? »Ne, die wird nur ohnmächtig.«

Samir kommt aus Zagora, so erzählt er, einer Oasenstadt rund 1000 Kilometer von Fnideq entfernt, am Rand der Sahara. Hinter ihm liegt eine Odyssee: Bus nach Agadir, weiter nach Casablanca, Zug nach Tanger, dann per Auto. Und jetzt? Samir sagt, er habe einen Plan. »Ich werde Friseur in Spanien.« Traurig sei er nicht. »Ich werde es wieder versuchen. Europa ist nur eine Frage der Zeit.«

Es sind junge Männer und halbe Kinder wie Samir, Teil der Generation Z, die in Marokko keine Zukunft mehr sehen. Im vergangenen Oktober entlud sich ihr Frust bei den »Gen Z 212«-Protesten: eine lose, digitale Jugendbewegung, benannt nach der Landesvorwahl +212, die binnen weniger Wochen Demonstrationen in allen großen Städten auslöste. Mehr als ein Drittel der Marokkaner zwischen 15 und 24 Jahren ist arbeitslos und nicht in Ausbildung, ein erheblicher Teil hat die Jobsuche ganz aufgegeben.

Anita Bumgardh-Barrie / DER SPIEGEL

Der König, der gerade sein Thronjubiläum feierte, gilt vielen als Symbol der Ungleichheit: Während die Jungen im Land ausharren müssen, wird er regelmäßig in Paris gesehen.

In Fnideq sitzen viele mit der immer selben Frage vor sich: Wie sähe mein Leben aus, wenn ich da drüben wäre? Welche Chancen hätte ich? Welcher Mensch wäre ich?

»Es war ein Spiel, und wir sind einfache Leute – wir sind drauf reingefallen«, sagt Youssef, er ist 38 Jahre alt, kauert auf dem Boden in Fnideq, neben ihm ein Glas Minztee. Auch er war drüben in Ceuta, »aus Angst, etwas zu verpassen« – und um für seine Familie zu sorgen. »Männer, die das nicht können, sind in Marokko nichts wert«, sagt er. Er habe sich über die marokkanischen Polizisten an der Grenze gewundert, die die Marokkaner sogar zum Schwimmen angefeuert hätten, so erzählt er es. Es gebe, so erklären hier einige, die Unterstützung durch die Sicherheitskräfte, eine Art unausgesprochenen Brüder-Code: Man nimmt niemandem die Chance auf ein besseres Leben in Europa.

Noch einmal will Youssef es nicht probieren. »Ich habe den Tod gesehen.« Direkt neben ihm seien die Eltern eines Kleinkinds ertrunken, das dann von der spanischen Polizei allein an Land gezogen wurde.

Als er in Ceuta ankam, hatten noch ein paar Geschäfte offen. Mit marokkanischem Dirham kaufte er Thunfisch und Brot. Als immer mehr seiner Landsleute ankamen, waren die Geschäfte in Ceuta plötzlich zu, erzählt er. Kein Essen, kein Wasser. Nachts schlief er auf der Straße. Am Freitag lief er zurück nach Marokko. »Ich bin fast gestorben vor Hunger«, sagt Youssef.

Und die EU? Hat sich wegen Ceuta erst öffentlich zerlegt und dann schnell wieder zusammengefunden, so schnell, dass die eigentliche Frage nach der Verantwortung weiterhin unbeantwortet bleibt.

Beim Notfalltreffen der EU-Innenminister am Dienstag in Brüssel lobten dieselben Regierungen Spaniens Krisenmanagement, die wenige Tage zuvor noch seinen Ausschluss aus dem Schengenraum gefordert hatten. Marokkos Rolle wurde nicht offiziell benannt – zu heikel. Rabat ist zu wichtig. Die EU plant, die Partnerschaft mit dem Königreich sogar auszubauen: mehr Geld, mehr Koordination, mehr Abhängigkeit. Wer die Grenze kontrolliert, sitzt am längeren Hebel. Das weiß Rabat, das weiß Brüssel.

Die sichtbarste Antwort Spaniens ist nun eine 500 Meter lange schwimmende Barriere aus Bojen, die seit Samstag am Tarajal-Wellenbrecher im Wasser liegt – dem Abschnitt, durch den die meisten geschwommen kamen. Sie ragt 30 bis 70 Zentimeter aus dem Wasser, reicht bis zu einem Meter in die Tiefe, daneben patrouillieren Boote der Guardia Civil. Sie lässt sich überwinden, aber wer diese physische Barriere überwunden hat, kann dann doch direkt zurückgewiesen werden.

Es sind Antworten auf die Frage, wie man verhindert, dass Menschen kommen – aber nicht auf die Frage, warum sie kommen und es immer wieder versuchen werden.

Drei Tage nach der Massenflucht sitzen drei Jungen am Busbahnhof von Tanger, alle in Flipflops, auf dem Tisch ein Ladekabel und die Reste eines hastigen Essens: Brotkrümel, ein paar Eierschalen, ein Tetrapak Saft. Sie sind gerade aus Ceuta zurückgekehrt – nicht wegen der Polizei oder aus Angst, sondern: wegen Hunger.

Hussein, 18, Marwan, 19, und Mohamed, 18, sind beste Freunde aus Agadir. Auch sie sind wegen Social Media losgezogen. »Das Schlimmste im Meer waren die Leichen«, sagt Hussein. Ein Mann gehe ihm nicht mehr aus dem Kopf, Mitte dreißig vielleicht, er war grün angelaufen. Hussein schüttelt den Kopf.

»Europa bleibt ein Traum, den ich nicht aufgeben werde«, sagt Hussein trotzdem.

Dass es auch Probleme in Europa gebe, wollen sie nicht hören. »Wie sagt man so schön: Europa ist kein Paradies, aber dort wird mein Herz zur Ruhe kommen«, sagt Mohamed. »Der Mensch hat in Europa ein Recht auf Bildung, auf Gesundheit«, sagt Hussein, er zeigt auf sein Ohr, es ist rot entzündet. »Ich kann da einfach ins Krankenhaus gehen.«

Und sie haben Pläne: Marwan und Mohamed wollen Barbershops eröffnen, Hussein spricht von Export und Import. »Europa ist unsere Zukunft, koste es, was es wolle«, sagt er.

Erst einmal seien sie froh, überlebt zu haben. Aber bald wollen sie Flossen und einen Neoprenanzug kaufen und üben, im eigenen Meer. Und dann wieder losschwimmen: nach Melilla. Eine andere spanische Exklave.

Zoë Kammermann, Katrin Kuntz, Jan Petter, Dunja Rama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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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sollten ein Gleichgewicht des Schreckens schaffen«

Sicherheit Sauli Niinistö kennt Wladimir Putin besser als die meisten europäischen Politiker. Hier spricht er über dessen Feindschaft gegenüber dem Westen und darüber, warum Europa dennoch direkte Gespräche mit Russland führen sollte.

Niinistö, Jahrgang 1948, war von 2012 bis 2024 Präsident Finnlands. Der konservative Politiker war ein früher Befürworter des Nato-Beitritts seines Landes, pflegte zugleich aber eine enge Beziehung zum Nachbarn Wladimir Putin. Niinistö gilt als möglicher Vermittler für Gespräche der EU mit Russland.

SPIEGEL: Herr Niinistö, Sie fordern, Europa müsse das Gespräch mit Russland suchen. Wenn ich Sie richtig verstehe, geht es Ihnen gar nicht nur um die Ukraine. Worum dann?

Niinistö: Es gibt zwei gewichtige Gründe. Erstens: die sogenannt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in Europa. Darüber wollen die Russen seit Jahren reden, 2021 – noch vor dem Angriff auf die Ukraine – haben sie darüber mit den Amerikanern diskutiert. Dann tauchte das Thema nach dem Treffen von Wladimir Putin und Donald Trump in Alaska wieder auf.

SPIEGEL: 2025 wurde ein russisch-amerikanischer Plan für eine Beendigung des Krieges vorgelegt, dessen 28 Punkte mehr als die Ukraine betrafen. Da wurde etwa ein »Nichtangriffsabkommen« für Europa vorgeschlagen.

Niinistö: Wenn eine Diskussion über di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stattfindet, sollten die Europäer auf jeden Fall mit am Tisch sitzen.

SPIEGEL: Was ist der zweite Grund, mit Russland zu sprechen?

Niinistö: Der hat mit der Zeit nach einem Ende des Kriegs gegen die Ukraine zu tun. Wie immer das Friedensabkommen mit der Ukraine aussehen wird, ich bin sicher, es wird Russland nicht zufriedenstellen. Durch Europa wird eine feindliche Grenze verlaufen, ein wenig wi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Und auch Putin selbst hat sich verändert.

SPIEGEL: Wie denn? Sie kennen ihn besser als die meisten europäischen Politiker.

Niinistö: Ich hatte seit Jahren keinen Kontakt mit ihm, aber ich kann mir gut ausmalen, dass er voller Wut und regelrecht Hass auf die Europäer ist, weil sie der Ukraine die ganze Zeit geholfen haben. Wir haben Drohnen über den Flughäfen von Oslo, Brüssel, Kopenhagen und Berlin gesehen, wir hatten zertrennte Unterseekabel, Sabotage. Wenn ich das alles zusammenbringe, lese

»Putin hält uns für schwach«

ich das als russischen Wink: Schaut her, das ist es, was wir derzeit anrichten können. Und das macht mir große Sorgen – eine feindselige Atmosphäre, kombiniert mit solchen Mitteln der hybriden Kriegsführung. Damit kann man den Zusammenhalt der Gesellschaft massiv beschädigen. Der hybride Krieg respektiert keine Grenzen, die Front ist überall.

SPIEGEL: Und das könnte man mit bloßen Gesprächen verhindern?

Niinistö: In den Fünfzigerjahren gab es das neue Problem der Atomwaffen. Damals existierte ein Gleichgewicht des Schreckens zwische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der Sowjetunion, und das führte zu Gesprächen darüber, wie man diese Situation zumindest zum Teil unter Kontrolle halten kann. Heute sollten wir als Erstes ein vergleichbares Gleichgewicht des Schreckens schaffen, also sicherstellen, dass auch wir im hybriden Krieg große Schäden anrichten können. Und dann sollten wir in einem zweiten Schritt mit Russland – und gemeinsam mit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anderen – Gespräche führen, wie wir in Zeiten des Hasses hybride Konflikte vermeiden.

SPIEGEL: Wäre Europa denn überhaupt in der Lage, in einem hybriden Krieg Russland große Schäden zuzufügen?

Niinistö: Das ist ein heikles Thema. Die CIA und auch die britischen Geheimdienste sind zu Dingen fähig, die unsere kontinentale Rechtstradition vermutlich nicht zulässt. Wir haben uns selbst die Hände gebunden – um individuelle Rechte zu schützen. Die Angelsachsen haben dagegen mehr Spielraum, für die gemeinsame Sicherheit zu sorgen. Deshalb ist es so wichtig, dass wir ein vertrauensvolles Verhältnis zu Großbritannien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bewahren.

SPIEGEL: Haben Sie den Eindruck, Putin weiß genau, wo er hinwill? Hat er eine Vision für die Zeit nach dem Krieg?

Niinistö: Ich vergleiche die Weltpolitik gern mit dem Schachspiel. Donald Trump spielt Simultanschach: Er spielt mehrere Partien gleichzeitig und achtet nicht groß darauf, was der Gegner tut. Putin dagegen ist jemand, der eine Partie aus dem Schachlehrbuch nachspielt: Er hat einen Plan und spielt Zug um Zug durch bis zum Schachmatt. Er nimmt zwar wahr, was der Gegner tut, aber eigentlich will er bloß den Plan nachspielen. Und der Plan ist, Gebiete der Ukraine zu bekommen und mit der genannten Sicherheitsarchitektur die Ukraine ungefährlich für Russland zu machen.

SPIEGEL: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ymyr Selenskyj hat im Juni Putin zu Friedensgesprächen aufgerufen, in einem offenen Brief. Aber der forsche Ton wirkte nicht, als sei der Brief für Putin formuliert. Er spielte auf dessen hohes Alter an und auf das Risiko eines politischen Sturzes. Wie haben Sie das interpretiert?

Niinistö: Ich glaube, Selenskyj wollte einfach deutlich machen, dass Putin nicht mit ihm reden will. Als ich noch im Amt war, hat Selenskyj mich mindestens dreimal gebeten, Putin zu überzeugen, dass er mit ihm reden solle. Putin hat das nie aufgegriffen.

SPIEGEL: Könnte Russlands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eskalieren, gar auf den Westen übergreifen?

Niinistö: Ich glaube nicht an einen konventionellen russischen Angriff auf Nato-Gebiet. Die Russen haben vier Jahre lang die Ukraine angegriffen und ihr Ziel nicht erreicht. Wozu eine neue Front eröffnen, wenn sie sich an der alten schon schwertun? Aber es ist wichtig, dass Europa dem Kreml ein Signal schickt, dass wir stark sind. Putin hält uns für schwach.

SPIEGEL: Wenn wir aber selbst aufrüsten, mit großen finanziellen Ressourcen, führt das nicht zu einer Gegenreaktion, weil die Russen das als Bedrohung auslegen?

Niinistö: Ich glaube nicht, dass unter den russischen Entscheidungsträgern irgendjemand ernsthaft denkt, Europa könne Russland bedrohen.

Interview: Christian E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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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öhnen fürs Festland

Taiwan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ist Pornografie streng verboten. Den Markt befriedigt das Nachbarland – mit immer ungewöhnlicheren Mitteln. Von Cornelius Dieckmann und An Rong Xu (Fotos)

Im Empfangszimmer einer Bergvilla in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 Hunan sitzt ein Bürgermeister und lässt sich oral befriedigen. Die Frau, die vor ihm kniet, heißt Ying. Sie ist die Schwiegertochter des reichen Industriellen, in dessen Haus der Politiker zu Gast ist. Eben hat sie den beiden Männern noch Tee eingeschenkt, als ihr Schwiegervater ihr mit einem schmierigen Grinsen zugeraunt hat: »Ying, du solltest mehr Zeit mit Bürgermeister Chen hier verbringen. Ihm mal so richtig 'ne Freude machen, he, he, he.«

Und jetzt kniet sie da, der Bürgermeister nackt, sie nackt, ihr Schwiegervater nackt, dazu noch die Sekretärin des Politikers, nackt. »Oh ja, Bürgermeister!«, stöhnt Ying. »Lass dich vom Bürgermeister schwängern!«, stöhnt der Bürgermeister.

»Cut«, sagt der Regisseur. Das Stöhnen verstummt.

Stattdessen justiert ein gutes Dutzend Leute, männliche Mittzwanziger vor allem,

Kameras und Mikrofone, und jemand bringt Wasser, während der Darsteller, der den Gastgeber spielt, vergebens versucht, das außerplanmäßige Erschlaffen seiner Erektion rückgängig zu machen.

»Ist es zu kalt?«, fragt ein Crewmitglied leise.

»Geht schon.«

Minuten vergehen. Ying liegt regungslos da und wartet. Der Bürgermeister onaniert mit geschlossenen Augen. Sein erschlaffter Kollege tut es ihm gleich, bis er endlich mit einem gemurmelten »Okay« zu verstehen gibt, dass der gewünschte Erregungszustand wiederhergestellt ist. Der Regisseur zählt runter: »5, 4, 3, 2 und Action.« Alle stöhnen.

Was an diesem sonnigen Montagmorgen in einem Landhaus in den taiwanischen Bergen von Miaoli entsteht, einer für ihre Bambushaine bekannten Gegend nahe der Westküste des Inselstaats, ist ein klassischer Porno. Ein Schmuddelstreifen mit wenig

Plot und viel Sex. Konzipiert von Taiwanern, produziert in Taiwan, besetzt mit taiwanischen Darstellerinnen und Darstellern.

Nur dass die dabei so tun, als wären sie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Denn da sind ihre Kunden.

»Onkel Hao und seine Frauen« spielt im Landkreis Hengshan in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 Hunan. Drei Folgen, jeweils rund eine Stunde lang: Onkel Hao, der Hausherr mit den Erektionsproblemen, mogelt sich darin vom einfachen Angestellten einer staatseigenen Düngerfabrik hoch zum High-Society-Mann, schläft mit allerlei Frauen und knüpft Netzwerke mit den Mächtigen. Das Setting ist passend. Hunan ist die Heimat des chinesischen Staatsgründers Mao Zedong.

»Ein großer Teil unseres Publikums denkt, wir drehen in China«, sagt Ai Xi, die die Schwiegertochter Ying spielt. »Unser Job ist es, diesen Glauben aufrechtzuerh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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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paar Tage vor dem Dreh sitzt sie im Studio der Produktionsfirma Model Media in New Taipei City, der Metropolregion rund um Taiwans Hauptstadt Taipeh. Ai Xi ist ihr Künstlername. Im echten Leben heißt die 29-Jährige anders, sie will ihre Privatsphäre schützen. »Die taiwanische Pornoindustrie«, sagt sie, »ist die geopolitisch brisanteste der Welt.«

Ai Xi hat gerade die Kostümprobe für den anstehenden Dreh hinter sich. Sie trägt ein Kleid mit tiefem Ausschnitt und eine schmale Kette. Das Set, in dem sie Platz genommen hat, ist einem altertümlichen Bordell mit Holzbadewanne nachempfunden. Ästhetik: Qing-Dynastie, chinesisches Kaiserreich. Auch hier habe sie schon Sex vor der Kamera gehabt, sagt Ai Xi. Eigentlich gehe es überall. Ihr Geschäft sei schließlich die Illusion.

»Die Zuschauer wollen das Gefühl haben: Diese Mädchen sind für mich erreichbar, sie könnten aus meinem Umfeld stammen«, erklärt die Darstellerin. In Taiwan spricht man wie in China Mandarin, Hochchinesisch. Die gemeinsame Muttersprache ist der Schlüssel zum pornografischen Realismus. Nur manchmal ist etwas Selbstzensur nötig. Ihre Kolleginnen und sie würden genau darauf achten, beim Drehen nur das in China übliche Wort für Penis zu benutzen, obwohl das in Taiwan kaum jemand verwende, erzählt Ai Xi. »Sonst zerplatzt die Seifenblase.«

Das Businessmodell beruht auf einer einfachen Tatsache: Während man im liberalen Taiwan straffrei Pornos drehen kann, sind in China Produktion und Verbreitung »obszöner Inhalte« streng verboten. Allein fürs Verteilen kann man in der Volksrepublik ins Gefängnis kommen.

Geguckt wird natürlich trotzdem. Geguckt wird erst recht. Es gibt Statistiken, laut denen Nutzer aus China über ein Viertel des globalen Pornokonsums ausmachen sollen – mehr als aus jedem anderen Land.

Und so entschlossen das kommunistische Regime in Peking droht, Taiwan dereinst zur »Wiedervereinigung« mit der Volksrepublik zu zwingen, so ungeniert erobern die taiwanischen Pornos auf umgekehrtem Weg den chinesischen Markt. Für die Filmemacher ist es ein Glücksfall: China bietet mit seiner 1,4-Milliarden-Bevölkerung ein potenzielles Publikum von vielen Hundert Millionen, hat aber keine professionelle heimische Produktion.

Also stöhnt Ai Xi fürs Festland.

Der Kapitalismus sei pragmatisch, sagt sie. »Auch wenn unsere Kunden wohl ungern zugeben würden, dass sie unsere Videos dem Kapitalismus verdanken.«

Ai Xi wurde in Taiwan geboren und verbrachte ihre Kindheit hier, dann zog sie mit ihren Eltern nach England, wo ihr Vater promovierte. Später studierte sie an der kali-

kali-fornischen Eliteuni Berkeley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In meiner Abschlussarbeit habe ich Chinas Entwicklungspolitik mit der des Westens verglichen.« Nach dem College habe sie im Investmentbanking in Hongkong gearbeitet, danach bei einem Hedgefonds in Taiwan. »Irgendwann merkte ich, dass mich das total langweilte.« Sie habe sich anders ausleben wollen. »Ich wollte in Rollen schlüpfen.«

Seit vier Jahren dreht sie Pornos. Nebenbei gibt sie Gymnasialnachhilfe in Wirtschaft, »damit mir die intellektuelle Seite nicht zu kurz kommt«. Sie wisse um die Widersprüche ihrer Branche. »Wir vermarkten Frauen. Als Frau müsste ich dagegen sein, aber ich profitiere davon.« Es sei eine Karriere, kein Lifestyle.

Wenn Ai Xi über Pornografie redet, spricht sie von »Marktequilibrium« und »Konsumentenbasis«, von kleinem Angebot und großer Nachfrage. Taiwans Bevölkerung beträgt gerade mal 24 Millionen, entsprechend wenige Pornodarstellerinnen gebe es. Das führe dazu, dass Taiwanerinnen zu den bestbezahlten Darstellerinnen der Welt gehörten. Bis zu 2700 Euro könnten Frauen pro Dreh mit einer Sexszene verdienen. Vor einigen Jahren, als die Industrie ihre Hochphase erlebt habe, sei es sogar doppelt so viel gewesen. Und wenn sie dafür beim Dirty Talk P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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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als »Hahn« (China) bestöhnen müsse statt als »Fleischknüppel« (Taiwan), was sei schon dabei?

Man mag sich das Pornobusiness anrüchig vorstellen. Zumindest äußerlich wirkt Model Media beim Besuch Anfang des Jahres wie das Gegenteil. Taiwans bekannteste Erotikfirma, gegründet 2019, auf Mandarin Madou genannt, sitzt in einem Bürohaus in einer Neubaugegend von New Taipei City. Im Erdgeschoss geben Lieferanten Essensbestellungen ab, auf der Büroetage tauschen die Angestellten ihre Straßenschuhe gegen Schlappen ein. Rund 20 junge Taiwanerinnen und Taiwaner sitzen in einem Großraum an Schreibtischen. Manche machen gerade ihren Mittagsschlaf, wie es hierzulande zur Arbeitskultur gehört.

Der Chef ist 38 und nennt sich Aaron. Er ist studierter Elektroingenieur, ein charmanter Typ mit modischer Rahmenbrille. Auf seiner Visitenkarte steht »Produktionsdirektor« und kein Nachname, auch er will sein Privatleben abschirmen.

Früher habe er sich als Travel-YouTuber in Australien versucht, erzählt Aaron. Jetzt koordiniert er ein Team von gut 40 Leuten. »Beim Drehen in Taiwan gibt es nur ein paar Sachen, die du nicht machen darfst«, sagt er. »Hartes Zeug, Gewalt. Aber wenn du softere Filme drehst, lässt die Regierung dich in Ruhe.«

Aaron zeigt eine Reihe Sets, die direkt neben dem Großraumbüro liegen. Das Kaiserzeitbordell. Eine Gefängniszelle mit BDSM-Bindegestell und Fesselwerkzeugen. Ein Klassenzimmer. Eine Abstellkammer mit High Heels und Requisiten wie Gewehren, Polizeimützen und Matratzen. Instrumente der Erregungsindustrie – alles, wovon sie glauben, dass das chinesische Herz es begehren könnte.

»Vor allem«, sagt Aaron, »mögen sie große Brüste.«

Taiwanische Kunden würden für die Firma kaum eine Rolle spielen. Seine Landsleute seien zu verwöhnt. Mit der hiesigen gesellschaftlichen Freiheit gehe einher, dass Taiwaner kostenlose Pornos gewohnt seien. »Wir brauchen deshalb den unfreien Markt in China. Chinesen sind eher bereit zu zahlen, weil es wegen der Zensur nicht so viele Pornos gibt und sie für sie kostbarer sind.«

Die größte Kundenkohorte sei männlich, chinesisch und 25 bis 35 Jahre alt. Verbreitet würden die Filme über Downloadlinks, die zu einer App führen. Das sei für die chinesischen Behörden weniger leicht zu sperren als eine Website. Ist die App einmal installiert, hat man sie fest auf dem Handy. Mehr als 37 Millionen Mal sei sie schon heruntergeladen worden. Im Jahr drehe Model Media – Stand Anfang 2026 – 80 bis 100 Pornos, die meisten heterosexuell, manche schwul. Gezahlt werde mit Kreditkarte oder

1 | Produktionschef Aaron 2 | Garderobe 3 | Mikrofonverkabelung in Ai Xis Unterwäsche 4 | Darstellerin Ai Xi als Schwiegertochter, Szenepartner Shiba als Bürgerme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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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WeChat, Chinas Allzweck-App. Das Risiko, vom Überwachungsstaat erwischt zu werden, liegt beim Konsumenten.

Als im vergangenen Jahr Gerüchte aufkamen, Model Media habe Verbindungen in die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wiesen Aaron und seine Kollegen das zurück. Ihr Image ist das eines sauberen, progressiven Unternehmens. Zum Internationalen Tag für die Beseitigung von Gewalt gegen Frauen starteten sie eine Crowdfunding-Aktion. Der Firmengründer, erklärt Aaron, sei ein Taiwaner namens »Mister P.«, der sich aus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meist heraushalte. Daneben gebe es einige weitere Investoren, über die er spärliche Details unter der Bedingung nennt, sie nicht zu schreiben.

Das Business bleibt schließlich grenzwertig. 2022 wurden in China 24 Personen festgenommen, die dort trotz des Verbots Pornos für Model Media produziert hatten. »Das waren Leute, die auf uns zugekommen waren und für uns drehen wollten«, sagt Aaron. »Wir meinten: Okay, wenn ihr das riskieren wollt, dann auf eigene Gefahr. Leider wurden sie hochgenommen.« Was nach der Festnahme mit ihnen passiert sei, wisse er nicht.

Jetzt wird so gut wie alles von Taiwan aus gemacht, aber ohne dass irgendetwas darauf hindeuten soll. Eine Zeit lang hätten sie Untertitel noch sowohl mit den in Taiwan üblichen Langschriftzeichen getextet als auch mit den in China genutzten Kurzzeichen. Aber das lohne sich nicht. »Wir experimentieren gerade damit rum, ob man auch den Akzent mit KI bearbeiten kann.« Hin zum Festlandzungenschlag. Runder, gerollter, mehr Singsang.

»Bei normaler Konversation geht es schon gut mit der KI. Nur beim Ficken ist es etwas schwierig.«

Es ist nicht so, als gäbe es in China keinen Raum, um über Sexualität zu sprechen. In Shanghai findet jedes Jahr eine mehrtägige Erotikmesse statt, Sexspielzeuge werden präsentiert, vermehrt auch Roboterpuppen. Mehr als 400 Aussteller sind vertreten, die Besucherzahlen überschreiten die 50.000.

Doch in der Breite sorgt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für ein Klima der Prüderie. Nackt- oder Sexszenen in Kinofilmen werden zensiert. Das Regime hält pornografische Inhalte für hedonistisch, für einen Widerspruch zu sozialistischer Disziplin und Reinheitsmoral. Oft geht damit die Gängelung sexueller Minderheiten einher. Vergangenes Jahr wurden Dutzende Autorinnen des beliebten schwulen Romangenres »Boys' love« festgenommen. Eine Autorin bekam 2018 zehn Jahre Haft.

»Chinas Regierung will eine, wie sie es nennt, »harmonische Gesellschaft« kultivieren«, sagt der Medienwissenschaftler Runze Ding von der Universität Swansea in Wales,

»Im Privaten leben viele in China ihre Sexualität mit Freude aus. Offiziell bleibt es ein Tabu.«

Runze Ding, Medien- und Sexualforscher

der zu Sexualität in seinem Heimatland geforscht hat. »Pornos betrachtet die Führung als sozial korrumpierend.«

Zwischen den staatlichen Restriktionen und der Realität der Menschen liege eine große Distanz, erklärt Ding. »Im Privaten leben viele heutzutage ihre Sexualität mit Freude aus. Offiziell bleibt es ein Tabu.«

Seit ihrer Gründung 1949 ist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ein Staat, dem Sexualität nicht geheuer ist. Geschlechtsverkehr zum Spaß? Dekadent, konterrevolutionär, bourgeois.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der Sechziger- und Siebzigerjahre wurden auch nicht-explizite Liebesromane als pornografisch eingestuft.

Dass Diktator Mao Zedong wohl selbst ein ausschweifendes Sexleben hatte und laut einem seiner Biografen sogar eine Pornosammlung, änderte nichts am Gebot seiner Partei, Begehren zu unterdrücken. Auch nach Maos Tod wurden Pornos in den Achtzigerjahren in einer Kampagne gegen westliche »spirituelle Verschmutzung« bekämpft.

Dann kam das Internet. Wie besorgt das Regime in jenen Jahren gewesen sein muss, zeigt ein Interview von 2000 mit dem damaligen Partei- und Staatschef Jiang Zemin. Ein US-Journalist fragte Jiang, warum China bestimmte Websites blockiere, etwa Medien wie die BBC oder die »Washington Post«. In seiner Begründung kam Jiang skurrilerweise von sich aus auf Sex zu sprechen: Im Netz, sagte er, »gibt es bisweilen auch schädliche Inhalte, insbesondere Pornografie, die unseren Jugendlichen großen Schaden zufügen«.

Experte Runze Ding glaubt, es sei zwecklos, die Bevölkerung flächendeckend von Pornos fernhalten zu wollen. Er verweist auf die Studie eines Professors der Pekinger Universität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von 2015. Darin gaben knapp 80 Prozent der befragten jungen Männer im Alter von 18 bis 29 Jahren an, im vorangegangenen Jahr Pornos gesehen zu haben. Unter jungen Frauen waren es 51 Prozent – ein Anstieg im Vergleich zu drei vorherigen Umfragen.

»Was man früher nur auf geschmuggelten DVDs von Straßenverkäufern bekam, kriegt man heute leicht online«, sagt Ding. »Entweder man geht mithilfe eines VPN auf ausländische Websites, oder man findet WeChat-Gruppen, die zu virtuellen Festplatten voller Pornos führen.« Wer gucken wolle, sei nicht zu stoppen.

Xi Jinpings Staat versucht es trotzdem. An einer Hauptstraße im Pekinger Bezirk Xicheng residiert das »Nationale Amt zur Bekämpfung von Pornografie und illegalen Veröffentlichungen«. Eine Anti-Porno-Behörde, die sich das Gebäude unter anderem mit einem »Studienzentrum für die Gedanken Xi Jinpings zur Kultur« teilt, wie ein Schild am Eingang kundtut.

Das Amt, das der Propagandaabteilung der KP unterstellt ist, hat in der Vergangenheit auch Jagd auf verbotene politische Inhalte gemacht, etwa solche über die uigurische oder die tibetische Unabhängigkeit. Doch einen großen Teil ihrer Arbeit widmen Pekings Sittenwächter dezidiert Sexfilmen, zum Beispiel in Kampagnen namens »Sauberes Netz« oder »Zum Schutz der Jugend«. Es gibt sogar eine Telefonhotline zum Melden anstößiger Erzeugnisse.

Auf seiner Website präsentiert das Amt Updates zum Kampf gegen Pornografie wie Trophäen. In der Inneren Mongolei, heißt es stolz, sei jemand zu anderthalb Jahren Gefängnis verurteilt worden, der 641 USB-Sticks mit Pornos verkauft habe. In Fujian müsse jemand für drei Jahre in Haft, weil er auf WeChat Pornovideos verbreitet habe, für die ihn 116 Gruppenmitglieder bezahlt hätten. Man habe zwei Handys und einen Laptop beschlagnahmt, darauf mehr als 1500 »obszone Videos«. Als »illegaler Profit« werden umgerechnet läppische 260 Euro angeführt.

Ein Rechtsanwalt warnt auf einer Regierungswebsite, man könne schon im Knast landen, wenn man Pornos nicht selbst herstelle, sondern nur kaufe und sie – privat und ohne Gewinn – weiterleite.

Aber schreckt das irgendjemanden ab? Die Soziologin Chong Liu, die an der britischen Universität Durham forscht, hat 2019 an zwei Highschools in der chinesischen Großstadt Tianjin über sechs Monate Jungen und Mädchen zu deren Sexualität und Pornokonsum interviewt. »Es war viel Vertrauensarbeit nötig, bis die Jugendlichen verstanden, dass ich sie nicht verurteilte«, berichtet sie. Doch von 28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n, die sie befragt habe, hätten nur ein oder zwei angegeben, dass sie noch nie Pornos gesehen hätten. »Dass es illegal ist, erwähnte niemand. Das spielte keine Rolle. Sowohl unter den Jungen als auch unter den Mädchen gab es eine Kultur des gemeinsamen Pornoguckens auf den Zimmern, aber auf eine verspielte Weise, die moralische Schuld minimierte.«

Vor allem männliche Jugendliche im Alter von 16 bis 18 hätten betont, sie würden ostasiatische Pornos bevorzugen, auch japanische, weil westliche Videos »ekelhaft« seien. Darin komme zu viel Analsex vor. Außerdem sähen die Schamhaare anders aus.

Ihr längstes Interview habe fünf Stunden gedauert, erzählt Liu. »Der junge Mann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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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so viele Fragen.« Womöglich auch, weil der Sexualunterricht an chinesischen Schulen mitunter weggenuschelt wird. »Das sind vielleicht zwei, drei Seiten im Biobuch in der achten Klasse: Fortpflanzungsorgane, Spermien, alles rein wissenschaftlich. Manche Schüler sagten mir, ihre Lehrer hätten diese Einheit übersprungen, weil sie im Test eh nicht drankommt.«

Autodidakten versuchen es online. Zum Beispiel auf der Website 91porn, die so etwas wie der zentrale Marktplatz chinesischer Pornoenthusiasten ist. Man findet dort keine Profiproduktionen, sondern Amateurvideos von Privatpersonen, die sich beim Sex filmen. Im Kleingedruckten steht pro forma, die Seite sei nur für Nutzer, »die nicht in Festlandchina sind«. Doch viele Mitglieder schreiben im angeschlossenen Forum in ihren Signaturen offen, dass sie in Peking oder Guangdong leben, in Fujian oder Jiangsu. Manche geben Kontaktdaten für Sextreffen an. Jemand stellt sich als »Online-BDSM-Trainer« vor und bietet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lagen der Subkultur« an.

Es ist ein Fenster in die Sehnsüchte einer zur Keuschheit verdonnerten Gesellschaft.

Er gucke seit der Mittelschule Pornos, schreibt ein User. Anfangs habe er sich schuldig gefühlt, aber bald habe er sie auf Festplatten gesammelt, mehrere Terabyte groß. »Natürlich interessiert mich westlicher Content nicht besonders, also machen meine ausländischen Inhalte weniger als 200 Gigabyte aus.« Seine Vorliebe sei »wife-swapping«, Ehefrauentausch. Er beklagt sich über die schlechte Verfügbarkeit solcher Filme, die meisten seien ältere aus Taiwan oder Hongkong.

Ein Nutzer aus der Provinz Hebei, Jahrgang 1993, teilt seine Erweckungserlebnisse unter der Überschrift »Lehrjahre eines Meisters der Verführung«. Eines Tages habe ihm ein älterer Mitschüler im Internetcafé gezeigt, wie man Nacktbilder findet. »Es war das erste Mal, dass ich so etwas sah, und mein Kopf war wie leer [...] Obwohl ich mich damals noch nicht heimlich mit diesem Thema beschäftigt hatte, spürte ich die Anziehungskraft des weiblichen Körpers und hatte von da an Fantasien über Frauenkörper wie nie zuvor.« Seitdem gucke er Pornos.

Der Austausch ist freizügig und unzensiert. Jemand schreibt scherzhaft: »Wie Generalsekretär Xi Jinping einmal gesagt hat: Häuser sind zum Wohnen. Muschis sind zum Ficken.« Es ist eine krude Anspielung auf einen Appell von Machthaber Xi, die chinesische Bevölkerung möge Immobilien nicht als Spekulationsobjekte missbrauchen – abgewandelt zum sexuellen »Carpe diem«. Wieder andere posten selbst verfasste erotische Kurzgeschichten.

Es sind solche Amateurstorys aus China, die Model Media, die taiwanische Firma, als

»Als Vater finde ich Inzestgeschichten nicht gerade toll, aber Kunden in China lieben sie.«

Shiba, Darsteller

Rohmaterial für viele ihrer Pornodrehbücher verwendet. Hinzu kommen sexualisierte Adaptionen von Popkultur-Erfolgen wie dem chinesischen Animationsfilm »Ne Zha 2«, dem südkoreanischen Sozialthriller »Parasite« oder der dystopischen Serie »Squid Game«.

Gibt es narrative Muster, Motive, Fetische?

»Zum Beispiel Inzest«, sagt der Bürgermeister und lächelt gequält.

Beim Dreh in den Bergen von Miaoli hat er gerade auf Ai Xis Rücken ejakuliert. Nun ist er wieder angezogen, nur seine Socken kann er nicht finden.

In der Branche ist er unter dem Namen Shiba bekannt, ein freundlicher 44-Jähriger mit Kinnbart und Brille, der von seinem Leben als zweifacher Vater erzählt. Einst studierte er an Taiwans bester Universität Theaterwissenschaften, spielte »Macbeth« und »Henry IV.« Jetzt spiele er eben einen Bürgermeister aus China. Oder Inzestgeschichten. »Als Vater finde ich die nicht gerade toll, aber die Kunden in China lieben sie.«

Ein anderer typischer Plot gehe so: Einfacher Arbeiter wird durch Zufall reich und schläft mit vielen schönen Frauen – vom Malocher zum Macker, wie in »Onkel Hao

Wirtschaftsexpertin Ai Xi: »Die geopolitisch brisanteste Pornoindustrie der Welt«

und seine Frauen«, dem Dreiteiler, den sie heute drehen. Geschrieben hat die Geschichte ein chinesischer Hobbyautor, der sie unter dem Pseudonym »Paradiespenis« online veröffentlicht hat. Ein sexuelles Aufstiegsversprechen. In China herrscht derzeit Wirtschaftsflaute.

Shiba macht seit 2020 Pornos. Seine Frau, sagt er, sei einverstanden. Drei, vier Drehtage im Monat seien das, den Rest der Zeit könne er Hausmann sein. Mit Ai Xi habe er schon mehr als zehnmal aufgenommen, das Verhältnis sei kollegial. Aber er klingt, als habe er etwas mehr Skrupel als sie, was die Kundschaft angeht. »Als ich begriff, dass wir hier Pornos für China drehen, fand ich das schon etwas komisch«, gibt er zu. Viele Taiwaner hegen angesichts der ständigen Bedrohung durch das Regime in Peking negative Gefühle gegenüber China. Aber ein Job sei ein Job, sagt Shiba.

Für die richtige Bezahlung spiele er auch in schwulen Pornos mit, obwohl er hetero sei. Angebot und Nachfrage.

Die Nachfrage bleibt groß. Doch einige Wochen nach dem Dreh ändert sich das Angebot.

Wie aus dem Nichts gibt Model Media im April in einem Social-Media-Post bekannt: Die Firma schließt. In einem knappen Statement heißt es, durch die vielen Raubkopien, die kostenlos im Netz landeten, leide die Profitabilität. Für Shiba und Ai Xi ist es ein Schock. Es bedeutet, dass sie künftig auf Selbstvermarktung oder kleinere Produktionsfirmen angewiesen sein werden.

Und Model Media? Auf Nachfrage bei Chef Aaron stellt sich heraus, dass das Management keineswegs aufgibt. Im Gegenteil: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habe man Teammitglieder für KI-Fortbildungen nach China geschickt, sagt Aaron. Jetzt sei man bereit für den nächsten großen Schritt, unter neuem Firmennamen.

»Wir bereiten die Transformation zu KI-generierten Pornodramen vor.« Er zeigt ein paar Beispiele. Manche Videos haben einen Anime-Look, andere sind täuschend realistisch. »Die Technologie hat sich viel schneller entwickelt, als wir erwartet hatten«, sagt Aaron. Jetzt könne man auf Knopfdruck einen chinesischen Akzent einstellen, sogar Fremdsprachen.

Etwa in einem KI-Video, in dem ein Schüler in einem Zug heimlich einer schlafenden Frau die Bluse öffnet. Als die Entblößte erwacht, zuckt der Jugendliche ertappt zusammen. Aber weil ein Porno nun mal ein Porno ist, haucht die Frau den Jüngling verführerisch an: »Warum machst du denn nicht weiter?«

Sie haucht es in makellosem chinesischen Festlandakzent, per Klick erzeugt in Taiwan, die perfekte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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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s Cornelius Thoesen

Freiwillig sitzen bleiben

Dänemark Die Efterskole soll dänische Jugendliche auf die Zukunft vorbereiten – ein Erwachsenwerden auf Probe. Der Staat will das künftig noch stärker unterstützen.

In der Werkstatt riecht es nach Wald. Harzig, als würden die Bäume vor der Tür ihren Duft bis in den Raum verströmen. Holzstücke, Sägen und Bohrer liegen auf dem Boden. Valdemar Lundbye Larsen sagt, er fühle sich hier wohl. Der 16-Jährige zeigt eine Axt und Figuren, die er geschnitzt hat. Fast jeden Nachmittag, zwischen Unterricht und Abendessen, komme er her. Die Welt um ihn herum hat dann für eine Weile Pause.

Lundbye Larsen hat blonde Haare und trägt eine Arbeitshose. Er lebt und lernt seit zehn Monaten an einer sogenannten Efterskole, einer Schulform, die es nur in Dänemark und im deutschen Südschleswig gibt. Übersetzt bedeutet der Name »Nachschule«. Jugendliche haben hier Unterricht in Dänisch, Mathe und Englisch. Aber sie sollen vor allem etwas über sich selbst lernen: was sie vom Leben wollen, welcher Beruf sie interessiert, wie sie Freundschaften schließen und pflegen.

Deshalb stehen auf dem Stundenplan auch Fächer wie Gärtnern und Demokratiebildung. Die Schüler leben in Wohngemeinschaften, nur am Wochenende dürfen sie nach Hause. Sie kochen, waschen ihre Wäsche, putzen ihre Zimmer. Es ist ein Erwachsenwerden auf Probe.

Das hat in Dänemark eine lange Tradition. Menschen aus der Mittelschicht schicken ihre Kinder an die Efterskole, aber auch Politiker und die Königsfamilie. Der Staat übernimmt einen Großteil der Kosten. Den Rest, oft mehrere Tausend Euro im Jahr, tragen die Eltern.

Ab 2030 sollen die Schulen noch mehr Jugendlichen offenstehen: Die letzte Regierung hat neue Stipendien für einkommensschwache Familien beschlossen.

Lundbye Larsens Schule heißt Baunehøj und liegt eine Stunde nordwestlich von Kopenhagen. Rote Holzhäuser stehen neben einer Pferdekoppel, zwischen den Nadelbäumen glitzert das Meer. Zur nächsten Bushaltestelle laufen die Schüler 20 Minuten.

Familien zahlen hier für ein Jahr zwischen 60.270 und 94.542 Kronen, etwa 8000 bis 12.650 Euro. Teils gibt es weitere Zuschüsse durch Stipendien oder Kommunen.

Die Jugendlichen verlängern mit dem Besuch freiwillig ihre Schullaufbahn. Nach der neunten Klasse, die dem zehnten Jahrgang in Deutschland entspricht, können viele Dänen direkt auf das Gymnasium wechseln. Doch seit einer Schulreform in den Siebzigerjahren gibt es die Möglichkeit, ein zusätzliches Jahr einzuschieben. Mehr als

23.000 Jugendliche verbrachten es zuletzt an einer der rund 240 Nachschulen.

»Wir wollen Orte schaffen, an denen Schüler aus Interesse und Neugier lernen, nicht, um sich mit anderen zu vergleichen«, sagt Ulrik Goos Iversen, 55 Jahre alt und Schulleiter in Baunehøj. Er sitzt im Speisesaal, im Hintergrund bereiten Jugendliche das Mittagessen für ihre rund 100 Mitschüler vor. Sie servieren Chili con carne, überbackene Nachos und Wraps. Später werden sie die Küche putzen, ohne sich ein einziges Mal laut darüber zu beschweren.

Jeder Schüler in Baunehøj wählt einen Schwerpunkt, etwa Kochen, Design, Reiten oder Wildnistraining – in diesem Fach machen die Jugendlichen Feuer, schlafen im Freien oder fahren Kanu.

Noten oder formale Prüfungen gibt es nicht. Statt eines Zeugnisses bekommen die Schüler am Ende eine Beurteilung, wie sie sich weiterentwickelt haben. In einem wöchentlichen Schülerrat sprechen sie über Probleme.

Dort haben sie vor Kurzem entschieden, ihre Handys für zwei Wochen wegzuschließen. »Wir wollen lieber Zeit miteinander verbringen, als uns von Social Media ablenken zu lassen«, sagt Lundbye Larsen auf dem Rückweg vom schuleigenen Strand. Wie er es sagt, klingt es normal, dass Teenager so denken.

Cecilie Johansson, 16, sagt, sie sei in Baunehøj offener geworden. »Vorher fiel es mir schwer, mit Fremden zu sprechen«, erzählt sie, während sie Unkraut aus einem Petersilienbeet im Schulgarten zupft. »Hier verurteilt dich niemand.« Nach dem Gärtnern will Johansson ihr Zimmer zeigen, das sie sich mit einer Mitschülerin teilt. An den Wänden hängen Gruppenfotos und Post-its mit Nachrichten von Freunden. Es fällt schwer, zu glauben, dass sie sich einmal als schüchtern bezeichnet hat.

»Die Schüler haben mehr Selbstvertrauen und nehmen die Welt bewusster wahr«, sagt Iversen. Auch das Verhältnis zu Lehrern ändere sich: Einige lebten auf dem Schulgelände und seien oft die ersten Ansprechpartner, wenn Schüler frustriert oder traurig sind. »Viele verstehen zum ersten Mal, dass Lehrer auch erwachsene Freunde sein können, die bei Problemen helfen wollen.«

Für Lundbye Larsen, Johansson und die anderen ist diese Juniwoche die vorletzte in Baunehøj. Bald werden sie die Poster und Fotos in ihren Zimmern abhängen und zurückkehren in die »normale Welt«, wie Johansson es nennt. Auch ihr Handy bekommen sie dann wieder.

Es abzugeben, sei ihr nicht schwergefallen, sagt Johansson. Sie habe den Eindruck, dass sie es an der Efterskole ohnehin nicht brauche.

Elisa Schwar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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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elyn Farris / CITA

Der Moment

Anhängerinnen der sufistischen Layene-Bruderschaft singen traditionelle Lieder am Grab des Gründers Seydina Mouhammadou Limamou Laye in Senegals Hauptstadt Dakar. Rund 95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des Landes sind Muslime. Die vorherrschende Glaubensströmung ist der Sufismus, die islamische Mystik. Anders als viele seiner Nachbarstaaten gilt Senegal als stabil, kaum anfällig für Terrorismus. Dass der Sufismus und der Pazifismus der Senegalesen zusammenhängen, halten Westafrika-kenner für wahrscheinlich. MUK

SCHAUT AUF DIESE STADT

Kühl dank Kommunisten

Paris Der Hitzesommer macht mich noch zum Kommunisten. Denn Frankreichs Kommunistische Partei (PCF) schenkt mir Abkühlung. Und noch dazu Schönheit. Im Sinne von: Ästhetik. Schönheit bekäme ich auch, würde ich mich in der Seine erfrischen. Als wir in Paris neulich wieder fast 40 Grad hatten, entsann ich mich aber, wie mir das freiheitsfeindliche Bade-Reglement der Stadt 2025 die Freude am Flussbad vermiest hatte. Kommunisten sind zwar auch nicht für Liberalität bekannt. Trotzdem folgte ich neugierig der Einladung der PCF: Im Zuge »einer brüderlichen und solidarischen Initiative« werde allen Parisern die klimatisierte Parteizentrale als Frischerefugium geöffnet.

Ich muss gestehen, diese Sorte Kommunismus gefällt mir. Das »Haus des Arbeiters« bietet definitiv die stilvollste Art, sich in Pa-

Paris abzukühlen: Der Bau des brasilianischen Stararchitekten Oscar Niemeyer ist ein formvollendetes Zeugnis davon, wie man sich in den Sechzigerjahren den Fortschritt vorstellte. Anders als die Ideologie ist die Parteizentrale modern geblieben. Sie ist das Gegenteil von stalinistischem Bombast.

Schon von außen beeindruckt mich die geschwungene Fassade. Die weiß getünchte Kuppel, die sich davor aus dem Boden wölbt, erinnert an einen Iglu – eine Verheißung gegen die Hitze. Dann tauche ich über eine Treppe in die höhlenartige Eingangshalle ab. Kühler Beton, kühles Neonlicht. Und vor allem: kühle Luft. Die Temperatur liegt bei 25 Grad.

Ich bin nicht der Einzige, der hier Zuflucht sucht. Hunderte sind da. Die meisten haben es sich in dem

Rieseniglu bequem gemacht, in dem sonst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Partei tagt. Sie lümmeln auf Designerstühlen oder haben sich gleich auf den grünen Teppichboden gelegt, als wäre er der Strand: Senioren, Familien mit Kindern, Hipster in Flipflops. Studenten, die am Laptop arbeiten, Pärchen, die Karten spielen. Die Kuppelakustik dämpft das Stimmengewirr. Wenn man die Augen schließt, ist es fast, als hörte man das Meer rauschen.

So viel Zulauf hatte die PCF lange nicht mehr, denke ich und frage mich: Können Ästhetik und praktische Lebenshilfe eine Partei retten, deren Kandidat bei der letzten Präsidentschaftswahl 2,3 Prozent der Stimmen erhielt? Jetzt, da die Kommunisten mich als Hitzeflüchtling aufgenommen haben, denke ich: Schön wär's! Leo Klimm

An dieser Stelle schreiben im Wechsel Marian Blasberg, Christoph Giesen, Julia Amalia Heyer, Leo Klimm, Dunja Ramadan und Maria Stö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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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Der Krieg erreicht die Heimat

Ende Februar zerrte Donald Trump die USA ohne jede öffentliche Debatte in den Irankrieg – nun gerät seine Präsidentschaft dadurch immer tiefer in die Krise. Erst vor ein paar Tagen machte die Bundespolizei FBI bekannt, dass es Cyberangriffe auf die Wasserversorgung in mindestens sieben Bundesstaaten gegeben hatte. Zwar gibt es bisher keine Anzeichen dafür, dass die Versorgung manipuliert worden wäre, aber Behörden und Fachleute im ganzen Land sind in Alarmbereitschaft. Im Verdacht stehen iranische Hacker. Sollte sich das bestätigen, hätte der Krieg die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in Amerika erreicht. Es ist nur die jüngste von mehreren schlechten Nachrichten, die den Mann im Weißen Haus zuletzt ereilten. So sanken Trumps Zustimmungswerte auf ein Rekordtief – ein mutmaßlich entscheidender Faktor dabei: die Wiederaufnahme von Luftschlägen gegen Iran Mitte Juli. Der Irankrieg ist in der Bevölkerung extrem unbeliebt. Auch im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Lager knirscht es immer lauter wegen des Konflikts. Der einflussreiche rechte Podcaster Tucker Carlson brach schon vor Monaten mit dem Präsidenten. Trumps Vize JD Vance verteidigt den Waffengang allenfalls halbherzig. Selbst unter Trump-Fans, die den Krieg unterstützen, gibt es laut einer Umfrage inzwischen mehr »verhaltenen« als »starken« Zuspruch. Zuletzt kamen mäßige Wirtschaftszahlen hinzu. Langsameres Wachstum, anhaltende Inflation, Lieferketten und Energiemärkte, die unter dem Irankrieg ächzen. Für Trumps Parteikollegen im Kongress ist das eine Gefahr vor den herannahenden Halbzeitwahlen im November. Denn für viel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sind die Lebenshaltungskosten das wichtigste Thema. Und eine Beilegung des Konflikts ist nicht in Sicht. ASA

BLICK IN DIE WELT

Wo werden die meisten E-Mails verschickt?

Anteil an den weltweit versendeten E-Mails am 4.8.2026 nach Land*, in %

• Länder ohne Markierung: weniger als 0,1 % S-Quelle: Cybersicherheitsdienst Cisco Talos; Abweichung von 100 Prozent: rundungsbedingt

In China spielt die E-Mail kaum eine Rolle. Stattdessen dominieren Messenger wie »WeChat«.

RUSSLAND

»Wir wollen, dass die Kämpfe aufhören«

Nikolaj Rybakow, 47, Chef der kleinen, liberalen russischen Partei Jabloko, über Wahlen als letzte Protestform

SPIEGEL: Herr Rybakow, die Zentrale Wahlkommission hat Jabloko, die einzige Antikriegspartei, zur Duma-Wahl im September zugelassen. Wie überraschend war das für Sie?

Rybakow: Wir haben alles rechtmäßig gemacht. Deshalb ist es die richtige Entscheidung.

SPIEGEL: Dutzende Ihrer Mitglieder wurden bereits verurteilt und von den Wahlen ausgeschlossen, auch Sie. Kaum ein Beobachter hat damit gerechnet, dass Jabloko auf dem Wahlzettel stehen wird.

Rybakow: Uns wurde schon viel prophezeit: dass wir unseren Parteitag im Juni nicht abhalten, unsere Wahlliste nicht aufstellen können. Wir haben aber mehr als 400 Kandidaten gefunden und unsere Dokumente für die Wahl eingereicht.

SPIEGEL: Wie erklären Sie sich die Entscheidung? Soll Jabloko bei den Wahlen als »Ventil« für die Unzufriedenheit der Menschen dienen? Die wächst: Die ukrainischen Drohnenangriffe nehmen zu, es gibt Probleme bei der Benzinversorgung.

Rybakow: Es ist müßig, darüber nachzudenken, was die Führung will. Wir konzentrieren uns auf uns.

SPIEGEL: Aber ist Jabloko nicht ein nützliches Feigenblatt für den Kreml, der Wahlen simuliert? Frei sind sie schon lange nicht mehr.

Rybakow: Nein, sind wir nicht. Unsere Position hat sich in keiner Weise verändert. Das dürfte auch der Führung klar sein: Auch wenn wir von den Behörden unter Druck gesetzt werden, Mitglieder verurteilt wurden, viele für ihre Haltung sogar ihre Freiheit aufgeben mussten, unsere Einstellung ist dieselbe: Wir wollen, dass die Kämpfe aufhören, sich die Menschen nicht

mehr gegenseitig umbringen. Wenn die Wahlen manipuliert werden, werden wir das wieder dokumentieren

SPIEGEL: Warum will Jabloko überhaupt an dieser Abstimmung teilnehmen? In einem autoritären System wie Russland ist klar, wie sie ausgeht.

Rybakow: Für Menschen in stabilen Demokratien in Europa ist das vielleicht nicht ganz verständlich. Bei uns trifft die Entscheidungen eine einzige Person. Wahlen sind für uns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Putin zu sagen: »Wir sind gegen das, was gerade passiert. Wir wollen Frieden.« In Russland können wir nur noch bei Wahlen legal unsere Meinung sagen. Sie sind der einzige Moment des legalen, landesweiten Protests. Uns bleiben nur

»Ich will hierbleiben.«

noch die Wahllokale: Wir können nicht auf die Straße gehen, um zu demonstrieren,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nicht mehr ohne Weiteres das schreiben, was wir denken.

SPIEGEL: Der Oppositionelle Boris Nadeschdin hat gerade verkündet, dass er Russland verlassen hat. Auch er wollte an den Wahlen teilnehmen.

Rybakow: Ich bedauere das sehr. Es ist ein riesiges Unglück für unser Land, dass so viele Menschen gezwungen werden zu gehen. Auch gerade junge. Wenn man bedenkt, wie lange sie schon im Ausland leben müssen, kommen sie vielleicht gar nicht mehr zurück.

SPIEGEL: Wie lange, glauben Sie, werden Sie in Russland noch Politik machen können?

Rybakow: Solange ich lebe. Das ist mein einziger Plan. Ich will hierbleiben. HEB

KURT KATHA / SPIEGEL / MA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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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Ort, um sich selbst zu bespiegeln

VENI, VIDI – SELFIE!

Reisen Das ligurische Küstendorf Portofino ist zum Sehnsuchtsort schlechthin geworden. Hier ankern Kreuzfahrtschiffe mit Tausenden Besuchern. Wie hält ein 360-Einwohner-Dorf das aus? Von Alexander Smoltczyk und Maurice Weiss (Fotos)

»Sind die echt?« Tamara Snyder – Tammy für ihre Freunde – steht zikadenumzirpt vor einem Blumenkübel Dipladenien, im Schatten von Schirmpinien, blassblaue Hügel jenseits der Bucht, und kann das alles nicht fassen. »100 Prozent, for sure«, garantiert ihr Gatte John, ganz der Lehrer, der er ist –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in Palm Beach, letztes Jahr vorm Ruhestand« –, und schaut hinunter auf das Hafenbecken von Portofino. Sie erkennen es wieder. Die bauklötzchenbunte Häuserreihe, die Cafés auf dem Platz, die Hänge mit den Villen dahinter und die fischerbootschaukelnde ligurische See.

Die Snyders kennen das. Daheim in Orlando, Florida, hat NBC Universal diesen Anblick maßstabsgetreu nachgebaut, zu Loew’s Portofino Bay Hotel. Allerdings würde man dort niemals sein Wasser ohne Eiswürfel serviert bekommen. »So ist das wohl in Italien«, sagt John Snyder, und schließlich begibt man sich auf Kreuzfahrt, um neue Erfahrungen zu machen.

Portofino ist neben Barcelona, Rom/Vatikan und Neapel/Pompeji Bestandteil ihres All-included-Cruise-Pakets Mittelmeer. Und deswegen sind die Snyders heute Morgen trotz der Hitze von einem Beiboot der »Celebrity Xcel« an der Hafenmole abget-

abgesetzt worden, ohne genau zu wissen, weshalb.

Was zieht die Welt nach Portofino?

Als am 6. Mai 1914 der deutsche Kaiser an genau dieser Mole an Land ging, gab es einen Zwischenfall. Die örtliche Blaskapelle hatte das »Heil dir im Siegerkranz« etwas zu begeistert gespielt, weshalb eine kaiserliche Dackelhündin vor Schreck ins Wasser stürzte. Das Tier wurde gerettet, und Wilhelm II. konnte an fähnchenwedelnder Schuljugend vorbei den steilen Weg zum Castello San Giorgio hinaufschreiten, denselben Weg, den auch die Snyders gegangen sind und wo jetzt die so unwirklich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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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henden Blumenkübel mit Dipladenien an die Toten eines Krieges erinnern, an dem dieser Kaiser nicht ganz unschuldig war. »100 Prozent, for sure.«

Die Snyders werden die Geschichte später im Café, mit höflich aufgerissenen Augen – »oh, really?« – so aufnehmen wie den ersten Affogato-Eiskaffee ihres Lebens. Sie werden überrascht sein, dass Real-Portofino kaum größer ist als die Kopie in Florida, dass es keine Mall, kein Fast Food und außer diesem wirklich sehr schönen Blick auf die Häuserzeile am Hafen eigentlich nicht viel zu sehen gibt. Man sollte bei dieser Hitze wohl besser wieder zurück an Bord gehen, zum Late Lunch.

Portofino gehört zu den Flecken Erde, die seit Jahrhunderten mit derselben Trunkenheit und immer gleichen Worten besungen werden. »Als ob sie ewig, ewig Frühling hätten / So würzt Orangenhauch die milden Lüfte, / Umschlingt die Myrte sie mit immer grünen Ketten« – schrieb der Renaissance-Dichter Ariosto über diese Hügel.

Überall Bougainvillea, die Steilhänge mit Zitrus- und Oleanderbäumen und dazwi-

dazwischen, in gehörigem Abstand zueinander, Riviera-Villen mit Türmchen und Bogenfenstern, jede für sich so beneidenswert wie die Familiennamen der jetzigen Eigentümer, die im Reisepass wirken müssen wie Schleichwerbung: Pirelli, Armani, Westminster, Dolce & Gabbana.

Friedrich Nietzsche sei hier beim Wandern seinem Zarathustra begegnet – regelrecht »angesprungen« habe ihn seine Figur, was mit Dehydrierung, aber vor allem mit der Schönheit der Bucht zu tun gehabt haben muss. Vor dieser Kulisse, auf einem Balkon des Grandhotels Splendido, bekam Liz Taylor, der Erzählung nach, den ersten Heiratsantrag von Richard Burton. Und seit die Chansonsängerin Dalida Ende der Fünfzigerjahre »I found my love in Portofino« sang, ist Portofino Mythos und Marke. Der Inbegriff von Dolce Vita und damit wie ein hoch konzentriertes Extrakt von Italianità, so geschmacksecht und naturidentisch, dass es auf den ersten Blick kaum zu genießen ist.

Außer als Selfie natürlich.

Im Schatten der Arkade vor der Bar Morena da Ugo sitzt, wie jeden Morgen, ein älterer Herr mit Panamahut, versteckt hinter Sonnenbrille und einem Moustache in Abwehrstellung. Giorgio Devoto wird unter den Portofinesen nur il tigre genannt, der Tiger, was vermutlich als Haltungsnote zu verstehen ist. 31 Jahre hat dieser Mann im Rat der Kommune gesessen, davon eine Amtszeit als Bürgermeister, bis ihm das Krawattentragen zu viel wurde.

»Silvio Berlusconi hat mich den Kommunisten genannt«, sagt Devoto. »Weil meine Familie vom Berg war, und bei Bergbauern, den contadini, war man eben links. Aber das war Spaß. Silvio hatte sich hier eine Villa gekauft. Wir saßen auf seinem Boot drüben beim Strand Olivetta, und er sang und spielte, manchmal bis morgens um vier.«

Der Name Devoto hat auch oben auf einem der Gedenksteine am Weltkriegsmahnmal gestanden, wo Tammy und John Snyder aus Florida die ersten Selfies machten. »Devoto, Ambrogio. Mein Großonkel«, sagt Giorgio Devoto. »Wir hatten eine Baumwollmühle, oben auf dem Berg. Bis sie die Netze aus Nylon machten. Dann war Schluss. Mich haben sie zur See geschickt, mit 15 Jahren. Auf einem Tanker.«

Eine »verfluchte Neurodermitis« zwinge ihn seit Kurzem in den Schatten, aber zu-

mindest hat il tigre von hier aus alles im Blick und unter Kontrolle.

Über das Pflaster des Hafenplatzes schieben sich schwitzende Cruise-Gruppen, streng sortiert und immer einer fröhlich schnatternden Führerin hinterher, die von der Familie Doria erzählt, von Petrarca, Liz Taylor und den Delfinen, denen nach Plinius dem Älteren dieser Ort seinen Namen verdanke – Portofino, Hafen der Delfine. Alles scheint geduldig und ein wenig ratlos zur Kenntnis genommen zu werden, viele halten sich kleine Akkuventilatoren vors Gesicht wie ein Mikrofon.

Jetzt im Sommer kommen täglich sechs- bis siebentausend Besucher nach Portofino, einem Ort, wo laut Meldeamt 360 Menschen leben. Wie erträgt ein Dorf die Liebe der Welt?

Es gab einen Schockmoment, als im Oktober vergangenen Jahres das neue Album von Taylor Swift herauskam, mit einer Songzeile, die den Blick auf Portofino erwähnt. Sofort schossen die Suchanfragen in die Höhe. Was ist dieses Portofino?

Doch der Swiftie-Tsunami ist weitgehend ausgeblieben. Der Ort ist zu teuer für Malkurz-Hinreisen. Seine Topografie, die Sackgassenlage, hat Portofino gerettet. Es gibt schlicht keinen Platz für Supermärkte, McDonald's, geschweige denn Bettenburgen.

Giorgio Devoto scheint auf das Treiben vor sich auf dem Platz zu schauen wie auf das Meer und seine Gezeiten. Er sagt: »Das Dorf wird für ein paar Stunden geflutet, in den Geschäften bleibt etwas hängen, und ab halb sieben, mit der letzten Fähre, sind alle wieder verschwunden. Es hat keinen Sinn, sich dagegen zu wehren.«

Im Hafenbecken liegen Megajachten, schnittig und aggressiv wie übergroße, böse Turnschuhe. Der Eigner eines dieser Schiffe käme, so ist zu erfahren, nicht nur alljährlich der Myrte, des Orangenhauchs, des Mythos und der Schönheit wegen nach Portofino, sondern um zu shoppen. Schließlich sind es nur ein paar Schritte vom Liegeplatz bis zu den Dependancen von Louis Vuitton, Rolex, Dior, die mitsamt ihren 27.000-Euro-Handtaschen in die ehemaligen Tavernen und Fischläden am Hafen eingezogen sind. Vor den Boutiquen steht keine Security.

»Portofino ist immer ein sicherer Hafen gewesen. Für jeden«, sagt Devoto. Sein Ruderboot liegt weiter vorn, etwas verloren zwischen all den Jachten, verziert mit dem Wappen des Dorfpatrons San Giorgio. Devoto hat sein Boot auf »Il Profeta« getauft, der Prophet.

Vor den Markisen des Dior-Shops, gleich neben der Morena-Bar, sind seit gefühlt Stunden schon vier polnische Influencerinnen in Stöckelschuhen damit beschäftigt, diverse Posen einzunehmen, mal hüftwackelnd, mal schmollend, mal cool-entrüc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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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für ein Cover der »Vogue«. All das, ohne sich im Geringsten um die Blicke der Touristen zu kümmern, geschweige denn den Blick eines älteren Herren mit Panamahut, den sie il tigre nennen. Sie seien in Portofino für »Content-Creating«, erklärt Klaudia Bieszcz zwischen zwei Einstellungen und bedauert, keine Zeit für weitere Auskünfte zu haben. Sie seien nicht zum Spaß hier, sondern an der Arbeit.

Die Bilder und Clips sind am nächsten Tag im Netz zu finden, auf einer Instagram-Seite mit mehr als 442.000 Followern. Als Location ist dort »Portofino/Piazzetta« vermerkt. Auf den Kartons der Dior-Lieferanten, die sich abends vor der Boutique stapeln, steht eine andere, etwas sperrigere Adresse: Platz der Märtyrer von Olivetta.

»Meine Vorgänger haben den Platz nach dem Krieg so getauft«, sagt Giorgio Devoto. »Jeden Dezember gibt es eine Zeremonie. Wir werfen dann Kränze ins Meer.«

Es war während der deutschen Besatzung Norditaliens. Im Dezember 1944 ließ der SS-Sturmbannführer Siegfried Engel als Vergeltung 21 Partisanen und einen Zivilisten aus dem Gefängnis in Genua nach Portofino bringen. Dort wurden die Männer mit Stacheldraht aneinandergefasselt, erschossen und in der Olivetta-Bucht versenkt. Fischer fanden, Wochen später, Leichenteile in ihren Netzen. Aus Angst vor den Deutschen wagten sie nicht, sie an Land zu bringen und zu bestatten.

Sämtliche Ermittlungen gegen den SS-Mann wurden eingestellt oder archiviert, erst aus Rücksicht auf die Bündnispartnerschaft in der Nato, später aus Rücksicht auf das

1 | Kreuzfahrttouristen Snyder 2 | Touristinnen aus Hannover 3 | Wirt Canepa

Alter. Der Sturmbannführer lebte bis ins Alter von 97 Jahren in der Straße Siebenschön in Hamburg-Lokstedt.

»Natürlich ist er nie wieder nach Portofino zurückgekehrt.« Es gebe eine Gedenktafel an dem Felsen, sagt Devoto, nur von See aus zu sehen, gleich gegenüber der Villa, die sich Domenico Dolce hat herrichten lassen. »Der von Dolce & Gabbana«, sagt er, und dass Madonna dort öfter zu Gast sei.

Schönheit und Barbarei, Kultur und Grausamkeit. Deutsche haben einen Sinn für beides.

Aber, und das sei ihm wichtig, es gebe da auch noch eine andere Geschichte. In der würde eine schottisch-deutsche Adlige eine Rolle spielen: »La baronessa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Mein Cousin hat sie noch gekannt. Sie war eine tapfere Frau, die Baronessa.« Es wird noch von ihr zu reden sein.

In vergangenen Sommern verbreiteten sich Meldungen im Netz. Von einem »Selfie-Verbot« und »irren Strafen« (RTL) in Portofino wurde berichtet, verboten sei »es auch, sich auf Treppen oder niedrige Mauern hinzusetzen, um kurz zu verschnaufen« (n-tv).

Portofino wurde zum warnenden Exempel für Overtourism und die Hilflosigkeit der lokalen Politik.

Das Rathaus Portofinos findet sich eingequetscht im fünften Stock des einzigen Parkhauses.

»Da hat einer vom anderen abgeschrieben, ohne jemals hier gewesen zu sein«, sagt Giorgio D'Alia, der stellvertretende Bürgermeister, ein Mann mit lauter Stimme und weichem Händedruck. »Unsere Verordnung gibt der Polizei doch nur die Möglichkeit,

die Möglichkeit!, fotografierende Touristen höflich zum Weitergehen aufzufordern, wenn sich an der Mole etwas stauen sollte.« Es habe, so der vicesindaco, keinen einzigen Strafzettel gegeben, und auch von Overtourism könne keine Rede sein: »Natürlich gibt es im Sommer einige wenige Tage, wo es das Phänomen geben könnte. Wir arbeiten daran, die Schiffe auf andere Gemeinden zu verteilen.« Natürlich könne man immer noch etwas verbessern, aber: »Die Kreuzfahrtreedereien zahlen etwa sieben Euro pro Passagier. Die Händler sind zufrieden, denke ich, und abends haben alle Passagiere das Dorf verlassen.«

Giorgio Devoto sitzt wieder auf seinem Tiger-Posten unter der Arkade und sieht einem Reiher bei dessen Fischfangversuchen zu. Eine aus der Schweiz zugezogene Künstlerin hat sich kurz zu ihm gesetzt und erzählt, wie sie in Portofino mit den Fischen sprechen könne, und dass es einfach der schönste Ort überhaupt sei.

»Wir haben in Portofino die Patentante von Prinz William, dem britischen Thronfolger. Auch Lord Carnavaron hatte hier eine Villa, dem wir die Entdeckung des Grabes von Tutanchamun verdanken. Hier ist Platz für jeden«, sagt Devoto, als die Schweizerin gegangen ist.

Ihm komme das Geschehen auf dem Platz manchmal vor »wie eine Theateraufführung«. Frühmorgens wird alles vorbereitet, gegossen, gewienert und geputzt, von der Reling der Superjacht bis zum Fuß der Bartischchen. Dann kommen die Besucher, und je später es wird, desto mehr wird das Publikum zum Ensemble, bis abends, wenn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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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estouristen und Cruiser wieder in den Booten sind, Portofino endgültig den Reichen und Schönen gehört, wie sie in »Gente«, »Chi«, »Vanity Fair Italia« und anderen Fachzeitschriften zu beobachten sind.

Portofino wird wieder zum Laufsteg. Es fällt auf, wie sich – mit Ausnahme vielleicht der Kreuzfahrttouristen – die Menschen auf dem Platz fein gemacht haben. Als gingen sie zu den Oscars und nicht zu einer ligurischen Hafenmole.

Unter einem der Schirme des Morena sitzen vier junge, sehr heitere Frauen vor ihren Cocktails, es könnten ebenfalls Influencerinnen sein, bis in die Wimpern gestylte Schauspielerinnen oder Oligarchentöchter. »Wir sind aus Hannover«, sagt eine.

Pflegerinnen seien sie aus der Gerontologie und gynäkologischen Onkologie, sagt eine von ihnen, Gülcan. Vor zwei Tagen noch haben sie mit Bettpfannen hantiert und Zugänge in welke Haut gelegt. »Ich musste einfach raus, eine Patientin ist gestorben. Am Tag vorher hatte sie noch ihre Tochter auf dem Schoß. Das lässt dich nicht los.«

Gülcan, Aresta, Mariola, Fatima. Die eine Hannoveranerin hat Wurzeln in Albanien, die anderen in Syrien, Gülcan ist eine in Griechenland geborene Kurdin. Sie haben ihr Geld zusammengekratzt und sich für 400 Euro zu viert für zwei Nächte an diesem Ort einquartiert, von dem sie nichts wussten, nur dass es da einen Song gibt (Aresta und Fatima: »I found my love in Portofino...«) und dass auf Instagram diese krassen Bilder waren, die bauklotzbunten Häuser, die Jachten, diese Villa unter den Pinien am Hang. »Unsere Koffer sind so schwer, dass wir sie kaum in den Zug bekommen haben. Aber wir wussten nicht, was man hier anzieht.« Nur eines wussten sie: Man zieht sich an in Portofino. So schick wie nur möglich. Nicht, um irgendwelchen Kerlen zu gefallen, sondern nur für sich selbst.

Dies ist ein Ort, wo der Schönheit gehuldigt wird, indem man sich kleidet wie für die Fashion Week und schminkt, als ginge es zu »Germany's Next Topmodel« und nicht zur Morena-Bar auf einen Bellini.

Darum geht es: einmal dort sein, wo Schönheit alles ist und alles andere für ein paar Stunden oder Tage nichts. Ein wenig Feenstaub abbekommen.

Das einzige Publikum ist man selbst. Deswegen die vielen Handybilder, das gegenseitige Fotografieren vor dem immer gleichen Hintergrund. Es ist ein gegenseitiges Spiegeln unter der Maxime des Schönen. Anders gesagt: Das Selfie ist die Stadträson von Portofino. Veni, vidi – Selfie! Ich kam, ich sah, ich knipste.

Die Fürstenloge dieses Theaters liegt einige Kurven bergwärts, oberhalb, streng abgeschirmt von jedwedem Massenbetrieb. Es ist das Belmond Splendido, ein ehemaliges Benediktinerkloster und seit über

100 Jahren Grandhotel. Absteige für Aufsteiger und immer schon ganz oben Weilende. Der erste Eintrag im Gästebuch stammt vom Duke of Windsor, es folgten Grace Kelly und der nahezu komplette Jetset der Fünfziger- und Sechzigerjahre, von Clark Gable bis Brigitte Bardot.

Ruf und Ausstattung werden sorgfältig kultiviert und haben ihren Preis: Ein Zimmer im Splendido gibt es für Schnellbucher ab 4000 Euro die Nacht, mit Frühstück. »Unsere Gäste erwarten das Beste und vor allem Diskretion«, sagt die Dame, die für Öffentlichkeitsarbeit zuständig ist. So bleibt offen, wer der bauchige Herr im Infinitypool sein könnte, der auf dem Wasser treibt wie ein Lipidtropfen.

Eine ältere, Aperol-Spritz-klimpernde Australierin mit türkisblauer Brille hingegen, Stammgast im Splendido, sucht das Gespräch. Sie berichtet von dem 20-Millionen-Dollar-Auto, das sie vorgestern in ihrem Londoner Hotel in Belgravia gesehen habe: »Manche Leute haben wirklich zu viel Geld«, sagt sie tadelnd, lobt aber das Splendido, weil es in der Suite zwei Bäder gebe: »Das ist sehr praktisch.«

Der Ketzer in diesem Sommertheater heißt Rolando Canepa, ist St.-Pauli-Fan und betreibt weit unterhalb des Splendido-Universums, in einer Seitengasse des Märtyrer-

platzes, ein Genovese Restaurant, das Isolotto. »Der FC St. Pauli und Sampdoria Genua sind beide vom gleichen Holz. Ehrlich. Nicht so verlogen wie alles hier.« Die Fotos an den Wänden zeigen klöppelnde Fischersfrauen und Scharen barfüßiger Kinder, die in die Kamera staunen, im Hintergrund dieselben Häuser, dieselbe Landschaft. »Alles in Portofino ist Kulisse. In Wahrheit sind wir heute die Marionetten von Arnault«, sagt Rolando Canepa.

Auch sein Familienname lässt sich auf einem der Gedenksteine des Weltkriegsgedenkplatzes finden. Der Name Arnault dagegen steht überall dort, wo es um Luxus geht (und auch in den geleakten »Paradise Papers« über Offshore-Firmen in Steueroasen). Bernard Arnault ist Chef und Mehrheitseigner des Luxusgüterkonzerns LVMH, zu dem Marken wie Dior, Louis Vuitton und Bulgari gehören. Auch das Splendido-Grandhotel gehört dem Multimilliardär aus Frankreich.

»Am liebsten würde er ganz Portofino kaufen«, sagt Canepa. »Eine Stadt von 20.000 Einwohnern kann mit solchen Fremdkörpern leben. Aber in Portofino sind wir vielleicht 140 Gestalten, die wirklich das ganze Jahr über hier wohnen. Da ist klar, wer das Sagen hat. Aber«, fügt er hinzu, »nicht jeder im Dorf ist meiner Meinung.«

Portofino hatte noch Anfang der Sechziger, als er geboren wurde, über 1000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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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hner. »Es ist eine einfache Rechnung. Verkaufst du dein Haus in Portofino, kannst du jedem deiner drei Kinder ein Haus in Santa Margherita kaufen«, dem kaum weniger ligurischen Nachbarort, nur mit Bahnanschluss. Dort lebt, wer sich Portofino nicht leisten kann, also fast alle Beschäftigten.

Auf einem der alten Fotos ist ein »Caffè Rolando« zu erkennen. Es gehörte Canepas Onkel, jetzt steht dort »Louis Vuitton« über dem Eingang.

Rolando Canepa gibt gut gelaunt zu, dass es kein Leben ohne Widersprüche gebe. Er selbst hat noch ein Zimmer im Ort, lebt aber mit der Familie oberhalb Portofinos, zwischen Hopfen- und Ölbaumfeldern. Da gehen dann die Berlusconi-Enkelinnen mit ihren beiden Retrievern Gassi, sie selbst an der kurzen Leine zweier Bodyguards. Und beim Zwiebelerten plaudere er mit der Nachbarin Natalia, der Mutter des Duke of Westminster, deren Familie einen Großteil der Londoner Innenstadt besitzt. Sie ist auch die Patentante von Prinz William.

Was kann ein Ort dafür, dass sich Milliardäre in ihn vernarren? Man mag es Spagat nennen oder Dialektik. Oder Fluch der Schönheit.

Giorgio Devoto, der Tiger, nennt es Freiheit.

Entscheidend sei, dass die meisten Restaurants immer noch Portofinesen gehörten, sagt Devoto, und dass, wenn wieder ein Plakat mit Trauerrand einen Fortgang angezeigt hat, die Kirchenbänke gefüllt seien. Dass man sich gegenseitig auf der Via Roma die nötigen Sprüche zuruft, ungeachtet des Gedrängels. Dass man morgens die Bar betritt und den Tag mit einem Ciao ragazzi beginnt. Ebenjene einzigartige Geschmeidigkeit im Umgang mit der Welt, die Italien auszeichnet, die mit jedem Kauf eines »Portofino Dolce Vita«-T-Shirts heroisch angestrebt wird und die keine noch so gut gemeinte Kreuzfahrt vermitteln kann. Für die meisten wird Portofino – das ist die Tragik des Tourismus – wohl als eine begehbare Postkarte mit Wein- und Pastabegleitung in Erinnerung bleiben und ohne andere Italienerfahrung als ein paar Sätze mit der (womöglich marokkanischen) Kellnerin.

»Seine Schönheit hat Portofino fast die Existenz gekostet«, sagt Devoto, und er meine nicht die Besuchermassen im Juli und August. Ob man wisse, dass auch Eva Braun diesen Ort liebte? Dass auch die Geliebte des »Führers« mehrmals in Portofino Urlaub gemacht habe, noch während des Krieges, und zusammen mit ihrer Mutter, ihrer Schwester und einer Freundin im Splendido abgestiegen sei?

Schon damals also: vier Frauen, die sich für diesen Ort schick machten und sich gegenseitig fotografierten, für niemand anderen als für sich und Portofino.

»Die Deutschen hatten hier ein Hauptquartier.«

Giuseppe Bencini, Ortshistoriker

Natürlich sei es unwahrscheinlich, dass Hitler in seiner Zerstörungswut, seinem Hass gegenüber allem Schönen ausgerechnet auch Portofino vernichten wollte. Aber wisse man es?

Es erscheint Giuseppe Bencini, der 77-jährige Cousin des Tigers. Er habe, sagt er ohne lange Vorreden, seine Kindheit im Castello San Giorgio verbracht: »Mein Vater war der Gärtner der Baronessa Mumm.«

Jeannie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lebte seit dem Tod ihres Mannes Alfons (der ehemalige Diplomat hatte 1914 Kaiser Wilhelm II. samt Dackelhündin in Portofino empfangen) im Castello San Giorgio.

»Die Deutschen hatten hier ein Hauptquartier der Wehrmacht«, beginnt Giuseppe Bencini seine Erzählung. Der zuständige Offizier Ernst Reimers habe für sich die Gärtner-Etage des Castello beschlagnahmt. »Meine Familie musste ausziehen. Aber die Hausmädchen der Baronessa haben mir später erzählt, was dann genau passiert ist.«

Im März 1945 waren die deutschen Truppen überall auf dem Rückzug. Hitler erteilte seinen »Nero-Befehl«. Um »der Schlagkraft des Feindes nachhaltigsten Schaden zuzufügen« müsse in den zuvor besetzten Gebieten, wenn möglich, nur verbrannte Erde hinterlassen werden. Festungen, Infrastruktur, auch Häfen sollten zerstört werden.

So wurde auch das Fischerdorf Portofino komplett vermint. Den Einwohnern wurde Zeit gegeben, in die Berge zu flüchten.

»Es war eine große Furcht«, unterbricht Giorgio Devoto seinen Cousin. »Aber dann kam die Baronessa Mumm...« Der bloße Name scheint etwas mit ihm zu machen. Es ist, als ob il tigre jetzt anderswo wäre, weit weg von den sich fotografierenden Jungen und Schönen, von der gerade auslaufenden Megajacht »Elisabet«, den schweren, schwitzenden Landgängern – das ist verschwunden. »... die Baronessa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Sie hat Portofino gerettet.«

Als der Wehrmachtsoffizier sich bei ihr verabschieden wollte, habe die Baronessa ihm die Hand auf die Schulter gelegt. Ob er denn wisse, was er da täte. An diesem paradiesischen Ort und mit den armen Leuten. Dass der Krieg doch sowieso vorbei sei, dass die Sonne am nächsten Tag wieder aufginge, er aber den Rest seiner Tage mit dieser Schuld leben müsste.

Der deutsche Offizier habe, sagt Giuseppe Bencini, nur etwas von seiner Pflicht als Soldat gesagt und dass er keine Wahl habe und sei gegangen. »Aber etwas müssen die Sätze der Baronessa Mumm in ihm ausgelöst haben. Die Sprengladungen wurden am nächsten Tag weggeräumt. Reimers ist mit dem Wagen des Wirts vom Café Mariuccia geflohen. Dann kamen die Amerikaner.«

Später, Ende Oktober 1945, nach seiner Festnahme durch die Amerikaner, schrieb Reimers aus dem Kriegsgefangenenlager der Baronin Mumm einen Brief: »Ich kann es Ihnen heute sagen, dass ich Befehl hatte, den ganzen Berg (Halbinsel Portofino) zu sprengen. Sie waren mein guter Engel.«

Anders als der SS-Mann Engel sei dieser Wehrmachtsoffizier später nach Portofino zurückgekehrt und mit Respekt empfangen worden.

Der Tiger fischt sich hinter seiner Sonnenbrille etwas aus dem Auge.

Jenseits des Hafenbeckens schaut der Turm der ehemaligen mummischen Villa aus dem Grün heraus. Das Anwesen ist von Bill Gates gekauft worden. Es soll ein Four-Seasons-Hotel werden.

Giorgio Devoto sagt, er sei kein Dichter. Aber oben, auf dem protestantischen Teil des Friedhofs von Portofino, wo die Baronessa begraben liegt, hängt eine Bronzetafel, mit ein paar Zeilen von ihm: »Der Baronessa von Mumm, durchdrungen vom Duft des Meeres und umschmeichelt vom Wind, die mit einer mutigen Geste der Barbarei Einhalt gebot. Die Bürger von Portofino werden die Erinnerung an sie bewahren.«

Giorgio Devoto, genannt der Tiger, steht auf, verabschiedet sich und geht, weil daheim das Essen wartet. Doch dann dreht er sich noch einmal um und sagt, jede Silbe auf den Tisch klopfend: »Und deswegen wird Portofino immer ein sicherer Hafen für Fremde sein, egal woher und in welcher Zahl sie kommen und ob sie Milliardäre sind oder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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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ternfreie Zone

Ortstermin Auf einem staubigen Acker in Hessen bauen 6000 Pfadfinder eine Gegenwelt aus schwarzen Zelten, Freundschaft und Verantwortung. Fast ohne Erwachsene.

Am Morgen riecht das Lager nach Staub, vertrocknetem Gras und Rauch. Seit Tagen ist kein Regen gefallen. Der Boden zwischen den Zelten ist hart wie gebrannter Ton, jeder Schritt wirbelt feinen Sand auf.

Über den Platz verteilen sich schwarze Kothen und Junten. Neben einem Zelt versucht Lenn, 14 Jahre, ein Loch in den Boden zu graben.

»Digga«, sagt er, »der Boden ist ehrenlos.«

»Chill mal«, sagt sein Freund Hugo.

Es ist das Bundeslager des Bundes der Pfadfinder*innen, des BdP, in Immenhausen im Norden Hessens. Fast 6000 Kinder und Jugendliche sind hier zusammengekommen, aus ganz Deutschland und aus 25 weiteren Ländern, aus Frankreich, Chile, Ägypten und der Ukraine. Zwischen den Zelten hängen Europa- und Regenbogenflaggen.

Lenn setzt den Spaten noch einmal an. Ein Regenwurm windet sich aus der frisch aufgebrochenen Erde.

»Riesenwurm«, sagt Hugo, »das crazy.«

Lenn gräbt vorsichtig weiter.

Lenn sei eher ruhig, sagen seine Freunde. Einer, der nicht ständig reden muss. Während die anderen sich gegenseitig Sätze zurufen, arbeitet er schweigend. Nur einmal schaut er auf und erzählt von einer Wanderung im vergangenen Jahr: von einem Fluss am frühen Morgen, vom Nebel über dem Wasser und von Rehen, die darin auftauchten und wieder verschwanden. Dieses Bild kann Lenn nicht vergessen.

Um ihn herum sind Hugo, Fiete, Mika, Jakob, Jonas und Tom beschäftigt. Seine Sippe sei das, sagt Lenn stolz, Sippe Lama vom Stamm Altai Maral aus Celle. Heute Morgen sind sie verschlafen aus ihrem Zelt gestolpert, haben Nutella und Frischkäse aus der Küche geholt, Gitarre gespielt. Irgendwo schlägt jetzt ein Hammer auf Holz. Ein Akkuschrauber kreischt.

Vor wenigen Tagen war hier noch ein leerer Acker. Nun führen Wege zwischen Zelten hindurch. Es sind Küchen entstanden, Waschplätze, Werkstätten, Cafés und kleine Plätze. Aus dem Acker ist eine Stadt gewachsen. Ein Versprechen.

Eine Stadt, die von Jugendlichen gebaut, regiert und am Leben gehalten wird. Eine Stadt mit Rutschenturm und Musikbühnen, Hängematten und Solarkollektoren. »Ich will dem Frieden dienen und mich für die Gemeinschaft einsetzen, in der ich lebe«, hat Lenn einmal seinen Freunden versprochen. Es ist ein großer Satz für einen Vierzehnjährigen, einer, der fast ein wenig verrückt klingt in einer Welt, in der die Nachrichten von Kriegen, Waldbränden, Attentaten und Hassbotschaften handeln.

Auf diesem Acker scheint er zu funktionieren.

Die Pfadfinder sind Teil der größten Jugendbewegung der Welt. Sie gehören keiner Partei an. Sie werden auf kein Amt vorbereitet. Es geht nicht um Geld.

Stattdessen wird etwas geübt, das sich kaum messen lässt: Gemeinschaft. Wie lernt man,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Und vielleicht die drängendste Frage von allen: Was trägt Demokratie?

Wer über den Platz läuft, sieht Mädchen und Jungen, die gemeinsam Bretter schleppen, Nudeln kochen, diskutieren, Karten spielen, in Hängematten liegen oder versuchen, einen Regenwurm vor einem Spaten zu retten. Handys spielen erstaunlicherweise keine Rolle. Das eigentliche soziale Netzwerk steht ohnehin auf dem Acker. Es besteht aus Jugendlichen, die einander seit Jahren kennen.

»Das Klischee von Pfadfindern nervt«, sagt Hugo. Viele dächten an Fähnlein Fieselschweif, an Knotenprüfungen und Abzeichen für jede kleine Aufgabe, an Kontrolle. Fragt man sie, was das Pfadfindersein ausmacht, sagt Fiete, der eine Brille trägt, nach einer Weile: »Erlebnisse, die man mit Freunden hat.«

Dann reden sie durcheinander und erzählen von gekenterten Kanus und angebrannten Ravioli. Von einem Naturschutzgebiet und einem Bauern, der sie in einer Scheune schlafen ließ. Von einer Nacht in einer Bushaltestelle und einer in einem Planwagen. Von Wasser aus einem Fluss, nach dem sich einer übergeben musste. Sie

haben gemeinsam im Wald geschlafen, bei Minusgraden gefroren, morgens die Zahnbürsten aus festgeforenen Taschen gezogen. Hugo erzählt vom Sturm ein paar Tage zuvor, wie sie fast evakuiert worden wären, die Zelte umgeweht sind und sie nachts die Löcher mit Nähmaschinen genäht haben. »Frust gehört dazu«, sagt er. Weiterbauen auch.

Auf ein großes Schild hat jemand mit bunten Farben gemalt: »Herzlich willkommen in der elternfreien Zone.« Vielleicht ist das auch Teil der Lösung. Keiner nervt. Keiner räumt hinterher. Niemand bespielt sie rund um die Uhr. Sie müssen selbst herausfinden, was sie mit ihrer Zeit anfangen.

Lenn gräbt ein Loch, setzt eine Stange hinein und spannt eine Wäscheleine. Seine Badehose soll trocknen. Nach ein paar Tagen auf dem Lager erscheint ihm eine Dusche deutlich reizvoller als noch zu Beginn. Wenn er die Leine nicht aufhängt, tut es niemand. Das genügt als Motivation. »Ist doch chillig«, sagt Hugo.

Jonathan Stock

Foto: Simon / DER SPIEGEL

Pfadfinder Hugo, Tom, Mika, Lenn, Fiete, Jak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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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Maria H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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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echtigkeit Was die Sozial- und Steuerreformen der Bundesregierung ganz konkret kosten, lässt sich am SPIEGEL-Einkommensrechner ablesen. Wer gewinnt, und wer verliert? Leserinnen und Leser erzählen.

Steuer, Krankenkassen, Pflege, Rente: Die Bundesregierung packt derzeit viele Baustellen auf einmal an. Zu verteilen hat sie wenig. Im Gegenteil, in den Sozialversicherungen und im Bundeshaushalt klaffen Milliardenlöcher, die gestopft werden müssen.

Jede einzelne dieser Reformen bekomm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ganz individuell bei ihren Finanzen zu spüren. Den Überblick zu behalten, ist kompliziert. Womöglich sind zwar weniger Steuern zu zahlen, dafür aber höhere Beiträge für Rente, Gesundheit und Pflege. Was bedeutet das unterm Strich für das eigene Portemonnaie? Der SPIEGEL hat ein Onlinetool entwickelt, mit dem Beschäftigte berechnen können, wie sie im Jahr 2028 mit ihrem Einkommen und ihren Lebensumständen dastünden, wenn alle Reformen so umgesetzt würden, wie derzeit angekündigt.

Hier berichten Leserinnen und Leser, wie sich die Reformen auf ihr Einkommen auswirken – und was sie grundsätzlich von ihnen halten.

Johanna und Lukas

Lukas: Ich bin derzeit der Alleinverdiener, obwohl das überhaupt nicht unser Lebensentwurf ist. Wir haben uns sehr bewusst gegen ein klassisches Rollenmodell entschieden. Dass meine Frau nicht arbeitet, liegt nicht am Wollen, sondern am Können.

Johanna: Ich stehe eigentlich kurz vor meinem Masterabschluss, ich bin immatrikuliert. Aber seit Sommer 2025 bin ich so krank, dass ich offiziell nicht studierfähig bin und es auch tatsächlich nicht bin. Ich bin auf dem Weg der Heilung, und es wird Schritt für Schritt besser, aber es dauert.

Lukas: Für uns würde sich durch die Reform vor allem ändern, dass meine Frau nicht mehr

kostenlos bei mir in der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mitversichert wäre. Wir müssten dann mit gut 140 Euro weniger im Monat auskommen. Netto bleiben uns derzeit von meinem Gehalt rund 2900 Euro. Unsere Wohnung hier in Regensburg kostet 870 Euro. Es geht also nicht darum, dass wir uns keine Lebensmittel mehr leisten könnten und zur Tafel müssten. Wir haben das Glück, dass unsere Miete für den Ort recht niedrig ist und wir ohne Kinder und Auto keine anderen großen Ausgaben haben. Aber spüren würden wir das fehlende Geld schon.

Johanna: Ich fühle mich aber nicht ungerecht behandelt. Ich habe von der Solidargemeinschaft in der Krankenversicherung bis jetzt nur empfangen und nichts gegeben. Das macht mir ein schlechtes Gewissen, und darum habe ich kein Problem damit, mehr Geld an die Krankenkasse zu zahlen. Es ist ja für die Gesundheit der Menschen.

Lukas: Ich sehe das grundsätzlich ähnlich. Und eigentlich ärgere ich mich seit 15 Jahren über Ehegattensplitting und beitragsfreie Mitversicherung. Kurios, dass es jetzt ausgerechnet meinen persönlichen Interessen widerspricht, wenn es endlich geändert wird. Ich habe allerdings ein kleines Störgefühl, weil das Gesetz versucht, nur die Paare zu treffen, die sich freiwillig für dieses Alleinverdienermodell entschieden haben. Wir leben aber nicht freiwillig so. Wurde unsere Konstellation da übersehen? Dazu kommt, dass ich mit der Gesundheitsreform allgemein unzufrieden bin: An die Strukturen hat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nicht herangetraut. Es wirkt so, als hätte sie die Belastungen nicht gerecht auf alle Beteiligten verteilt, sondern auf die, die den kleinsten Lobbyeinfluss im Bundestag haben. So ist das nicht der große Wurf, der unser Solidarsystem auf Jahrzehnte hinaus stabilisiert.

pro Jahr 226 Euro weniger habe. Die unmittelbaren Einbußen halten sich für mich zwar in Grenzen, und ich weiß, dass es Bekannte in anderen Konstellationen viel schlimmer trifft. Aber der Blick auf mein Konto ist das eine – was mir wirklich Sorgen bereitet, ist der Blick in die Zukunft. Ich bin Mitte dreißig und könnte ehrlich gesagt verzweifeln, wenn ich daran denke, wie meine Lage in 30 Jahren aussieht.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Veränderungen anstößt, halte ich für richtig. Aber was jetzt auf dem Tisch liegt, wirkt auf mich wie an der Lebensrealität vorbeigeplant. Nichts macht das für mich deutlicher als das Gesundheitssystem. Mir wird verkauft, dass die Beitragssätze stabil bleiben. Doch wenn gleichzeitig Leistungen gekürzt werden und ich bald bei Zuzahlungen draufzahle, ist das für mich eine Milchmädchenrechnung.

Ich habe eine chronische Erkrankung und bin auf teure Medikamente angewiesen. Zum

Johanna, 29, Lukas, 31, Regensburg, Studentin und Data Science Consultant in Vollzeit

Jahresbruttoverdienst	54.000 €
Steuer	+ 442 €
Krankenversicherung	- 1350 €
Rente	- 486 €
Pflegeversicherung	- 335 €
Wirkung 2028 (Jahr): - 1729 €

Alexandra Otto

»Es wird von Jahr zu Jahr teurer: die Lebensmittel, die Versicherungen, die Reisen. Die Preise steigen um 20, 30 Prozent. Mehr Gegenleistung bekomme ich dafür nicht.

In meinem Freundeskreis treffen wir uns mittlerweile häufiger privat zum Kochen. Und wenn ich doch mal essen gehe, verzichte ich eher aufs zweite Getränk. Da rechne ich nach. Das war früher seltener so. Einige meiner Freunde sind gerade in Elternzeit, andere sorgen sich um ihren Arbeitsplatz. Ich nehme die Situation für viele als sehr belastend und herausfordernd wahr. Die Reformen würden für mich bedeuten, dass ich

Alexandra Otto, 34, Bielefeld, Personalreferentin

Jahresbruttoverdienst	mittl. fünfstelliger Betrag
Steuer	+ 434 €
Krankenversicherung	0 €
Rente	- 594 €
Pflegeversicherung	- 66 €
Wirkung 2028 (Jahr):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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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WIRT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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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ück muss ich nur einen kleinen Betrag zuzahlen. Aber was ist, wenn da in Zukunft rangegangen, womöglich sogar die Höchstgrenze abgeschafft werden könnte? Ich kann nicht jeden Monat weit über 1000 Euro für notwendige Medikamente bezahlen. Das ist finanziell auf keinen Fall möglich und würde meine Existenz anfassen.

Dass Krankenkassen mit Beitragsgeldern am Kapitalmarkt Millionen verspekulieren, macht mich fassungslos. Und nun soll auch noch meine Rente stärker am Kapitalmarkt angelegt werden? Ich versuche zwar, privat vorzusorgen, doch Anlageprodukte mit zu hohem Risiko machen mir Bauchschmerzen – und ohne höheres Risiko werde ich meine Rentenlücke nicht im Ansatz schließen können. Und selbst auf das Ersparte zahle ich am Ende ja wieder Steuern.

Mein Verdienst ist in Ordnung, und ich zahle hohe Steuern und Abgaben. Für einen funktionierenden Sozialstaat sehe ich das auch absolut ein. Aber wenn so wenig läuft, die Schienen bröckeln, die Versorgung nachlässt und die Lasten bei der Mittelschicht hängen bleiben, während Spitzenverdiener kaum herangezogen werden, verliert das System für mich seine Glaubwürdigkeit.«

Hannah Schneider

»Dass bei mir unterm Strich ein Minus steht, hatte ich erwartet. Ich lag nur daneben, wie groß es ausfällt: Ich hatte mit 50 bis 100 Euro im Monat gerechnet, jetzt sind es bei mir etwas mehr als 100 Euro im Monat.

Mich persönlich trifft das nicht wirklich. Ich verdiene 130.000 Euro fix, dazu bis zu 20.000 Euro als Bonus, der in meiner derzeit florierenden Branche auch gezahlt wird.

Damit bin ich in einer sehr luxuriösen Lage, gerade für mein Alter. Mein Partner und ich zahlen für unsere Wohnung zu zweit 1500 Euro warm, für München ein fairer Preis. 30 bis 40 Prozent meines Gehalts kann ich jeden Monat zurücklegen, den Großteil spare ich in ETFs. Wenn ich im Supermarkt einkaufe, kaufe ich bio. Ich bin mir bewusst, was für ein Privileg es ist, das tun zu können, ohne groß darüber nachzudenken.

Ich komme aus keiner vermögenden Familie. Mein Vater ist früh gestorben, meine Mutter war danach alleinerziehend. Ich habe oft das Gefühl, Politiker wissen nicht mehr, wie es sich anfühlt, wenn wirklich kein Geld da ist.

Bei der Rente dreht die Bundesregierung an mehr Rädern, als ich zuvor dachte. Die Rente künftig an die Lebenserwartung zu koppeln, halte ich für den wichtigsten Punkt.

Hier finden sie den Einkommensrechner auf SPIEGEL+

Nur greift das erst 2032. Bis dahin sind die meisten Boomer im Ruhestand – und die sind der eigentliche Klopper für die Rentenkasse. Dass die Frühverrentung nicht härter unterbunden wird, verstehe ich nicht. Man schimpft gern über die Gen Z, sie wolle nicht arbeiten, während die Boomergeneration so früh wie möglich damit aufhört. Das passt nicht zusammen.

Bei der Krankenversicherung bin ich enttäuscht. Die private bleibt nahezu unangetastet. Ich bleibe freiwillig gesetzlich versichert, ein Wechsel würde nicht in mein Wertesystem passen. Aber es ist eine Frechheit, dass die gesetzlich Versicherten immer mehr zahlen und immer weniger bekommen, während andere in jungen Jahren profitieren und besser versorgt werden. Ein solidarisches System trägt nur, wenn der allergrößte Teil darin einzahlt. Skandinavien macht das vor.

Künftig werde ich als Kinderlose mehr für die Pflegeversicherung zahlen. Das finde ich richtig. Gleichzeitig sollte aber dringend die prekäre Situation in Pflegeheimen verbessert werden. Generell müsste man Menschen mit Kindern bevorteilen, in welcher Familienform auch immer. Nach dieser Reform stehen Familien aber nicht wesentlich besser da. Das halte ich für eine Frechheit.

Ich zahle sehr viele Steuern, und das ist in Ordnung. Ich bin mehr als bereit, von meinem Kuchen abzugeben – wenn es an den richtigen Stellen ankommt. Die meisten Menschen stören sich nicht an der Höhe ihrer Steuern, sondern daran, was damit

passiert. In unserem riesigen Staatsapparat sieht man viel zu wenig, wie es klug eingesetzt wird.

Als Führungskraft ärgert mich etwas anderes noch mehr: Es ist kaum möglich, Mütter von kleineren Kindern in eine Vollzeitstelle zu bekommen. Es gibt zu wenige Kitaplätze, und noch dazu werden die Kitas regelmäßig geschlossen oder in Notbetreuung gesetzt, da es zu wenig Personal bei Krankheit gibt. Auch dass wir keine Ganztagsschulen und bezahlbare Ferienbetreuung haben, macht es kaum möglich, dass beide Elternteile Vollzeit arbeiten. Was Unternehmen dadurch an Potenzial liegen lassen und Frauen verbaut wird, ist irre. Ge-

Führungskraft in der Rüstungsindustrie

Jahresbruttoverdienst	150.000 €
Steuer	+1437 €
Krankenversicherung	-741 €
Rente	-1639 €
Pflegeversicherung	-285 €
Wirkung 2028 (Jahr): -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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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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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so kann ich nicht nachvollziehen, dass bei der psychotherapeutischen Versorgung gespart wird. Wer vier, sechs Wochen oder länger ausfällt, ist in den allermeisten Fällen psychisch erkrankt. Ausgerechnet dort wird gekürzt. Ich verstehe nicht, wie man so etwas Hirnrissiges tun kann.«

Hans und Marita Großmann

»Schon bei den ersten Meldungen über die Reformen ahnte ich, dass unser Nettoeinkommen sinken wird. Uns trifft es gleich dreifach: Die Beitragsbemessungsgrenze steigt stark, meine Frau ist bei mir mitversichert, und sie hat einen Minijob.

Hans Großmann, 61, Marita Großmann, 61, Kleinstadt in Baden-Württemberg, Bauingenieur und Bürokauffrau im Minijob

Jahresbruttoverdienst	höh. fünfstelliger Betrag
Steuer	+920 €
Krankenversicherung	-2722 €
Rente	-810 €
Pflegeversicherung	-693 €
Wirkung 2028 (Jahr): -3305 €

Laut Onlinerechner ist es noch erheblich schlimmer als befürchtet: 3305 Euro weniger im Jahr. Das ist für uns eine gut einwöchige Urlaubsreise. Die ist dann nicht mehr drin. Ein Luxusproblem? Vielleicht, aber das Geld fehlt Hotels und Veranstaltern.

Und dabei bleibt es ja nicht. Energie, Versicherungen, Grundsteuer – alles wird immer teurer. Kein Gehalt der Welt steigt so schnell, um das auszugleichen.

Ich verstehe auch nicht, wieso die Minijobs abgeschafft werden sollen, sie sind doch aus gutem Grund und mit Erfolg eingeführt worden. Wir haben durchgerechnet, dass meine Frau bei normaler Teilzeit doppelt so lange arbeiten müsste, uns aber von ihrem Zuverdienst dennoch weniger bleiben würde als heute. Wie es mit ihrem Job weitergeht, wird sich zeigen.

Was mich kolossal ärgert: Wenn schon, dann müssen bitte alle verzichten. Aber Beamte kommen völlig ungeschoren davon, Bürgergeldbezieher sowieso. Ärzte, Krankenhäuser, Pharmaindustrie wollen nichts abgeben. Krankenkassen verspekulieren Hunderte Millionen, das macht mich fassungslos. Nur wir wehrlosen Versicherten aus der schon immer arbeitenden Mittelschicht, wir werden geschröpft.

Ich frage mich, was der Staat macht, wenn bei uns in der Mittelschicht irgendwann auch nichts mehr zu holen ist. Wen wollen die in ein paar Jahren noch melken? Denn die Reformen beseitigen ja nicht das Grundproblem, dass die Ausgaben wegen der Demografie immer weiter steigen. Gleichzeitig soll unsere Konjunktur wieder anspringen, dafür müsste die Mittelschicht mehr konsumieren. Von welchem Geld? Das passt doch alles hinten und vorn nicht zusammen.

Wir sind einfach froh, dass unsere Doppelhaushälfte abbezahlt ist und unsere Tochter auf eigenen Füßen steht. Was machen Paare wie wir, aber 20 Jahre jünger? Ich ziehe jedenfalls zwei Konsequenzen: Ich habe immer die CDU gewählt, aber das war das

Felix Erler, 49, Leipzig, unverheiratet, ein Kind, freiberuflicher Statiker

Jahresbruttoverdienst	47.000 €
Steuer	+350 €
Kindergeld	+156 €
Krankenversicherung	0 €
Rente	-854 €
Wirkung 2028 (Jahr): -425 €

letzte Mal, dass ich auf ihre Versprechen reingefallen bin. Und bevor irgendwelche Sozialisten uns das hart erarbeitete Ersparte abnehmen, geben wir es selbst aus. Wir kaufen uns in bester Boomermanier ein Wohnmobil und erkunden Europa.«

Felix Erler

»Als gesetzlich versicherter Freiberufler bekomme ich Sozialreformen doppelt so stark zu spüren – denn ich zahle nicht nur den Arbeitnehmerbeitrag wie normale Beschäftigte, sondern zusätzlich auch den des Arbeitgebers selbst. Für die Rente sind das gerade 736 Euro im Monat, für die Krankenkasse 608 Euro. In Summe also 1344 Euro.

Das ist grundsätzlich in Ordnung, das ist meine Beitragspflicht. Ich bin ohnehin privilegiert, weil ich aus einem heilen Elternhaus komme, mich bilden und studieren konnte. Das können viele nicht.

Dennoch: Das Geld muss ich erst einmal verdienen. Und das wird immer schwieriger. Ich habe kein Fixgehalt, sondern bin von der Auftragslage abhängig.

Das größte Problem habe ich deshalb damit, dass die allgemein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wirklich schlecht ist, gerade am Bau. Auch ich merke das: Es wird wenig und mit kleinen Budgets gebaut. Um überhaupt Aufträge zu bekommen, müssen wir Tragwerksplaner derzeit Nachlässe von 30 bis 40 Prozent gewähren – wohlgemerkt auf die offizielle Honorarordnung, deren Sätze seit 13 Jahren nicht angepasst wurden.

Glauben Sie übrigens nicht, dass öffentliche Auftraggeber da eine Ausnahme wären. Wo kommen wir hin, wenn sogar der Staat nicht einmal mehr annähernd die Honorare zahlt, die er selbst als angemessen festsetzt? Ich liebe meinen Beruf, aber dieser Teil macht momentan keinen Spaß.

Ich habe 680 Euro Wohnkosten und ein Kind, das ernährt werden will. Am Hungertuch nage ich nicht, aber ich spare, wo es geht. In Leipzig etwa bin ich ausschließlich mit dem Rad unterwegs statt mit dem Auto.

Ich finde, die Reformen gehen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etwa wenn Abgeordnete künftig auch in die Rente einzahlen, weniger verbeamtet wird und überteuerte Strukturen im Gesundheitswesen verkleinert werden. Aber es ist insgesamt zu wenig. In Deutschland werden der Status quo und der Mangel verwaltet, statt in die Zukunft zu investieren. So kann die Wirtschaft nicht in Schwung kommen.

Die Regierung müsste zudem Familien finanziell besserstellen, die wirklich Reichen höher besteuern, auch Beamte an den Lasten der Reformen beteiligen und respektvoller über Bevölkerungsgruppen sprechen, die es sowieso nicht leicht haben.«

Aufgezeichnet von Florian Diekmann und Florian Gon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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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WIRTSCHAFT

DER SPIEGEL 33 | 2026

ANALYSE

Wer gewinnt und wer verliert

Rente, Gesundheit, Pflege, Steuern: Die Bundesregierung arbeitet an ihrem großen Reformpaket. Geht es dabei auch gerecht zu?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geht es jetzt ans Eingemachte. Die Gesundheitsreform hat sie erstaunlich schnell durch Bundestag und Bundesrat gebracht. Doch bei der Einkommensteuer, der Pflegeversicherung und der Rente ist sie noch weit entfernt davon, aus ihren teils ambitionierten Plänen Gesetze zu machen. Der Gegenwind wird stärker, auch aus den eigenen Reihen.

Das gilt vor allem für die Alterssicherung. Eigentlich hatte die Koalition von Union und SPD gelobt, alle 33 Empfehlungen der Rentenkommission umzusetzen, weil sie nur als Ganzes funktionierten. Doch drei Unions-Ministerpräsidenten aus dem Osten wollen verhindern, dass die abschlagsfreie Frührente nach 45 Versicherungsjahren abgeschafft wird; vier SPD-Länder schließen sich an. CSU-Chef Markus Söder wiederum stellt sich beim geplanten Aus für die Minijobs quer.

Steht die Bundesregierung also? Oder knickt sie vor den Landtagswahlen ein? Von der Antwort wird abhängen, wie sich die geplanten Reformen im Geldbeutel der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auswirken. Was kommt unter dem Strich für wen heraus? Sind die Zumutungen gerecht verteilt? Wer verliert, wer profitiert?

Viele der geplanten Reformen sollen erst im Jahr 2028 vollständig wirksam werden. Das gilt zum Beispiel für den höheren Beitragszuschlag für Kinderlose in der Pflegeversicherung, den neuen Tarif mit Entlastungen für viele Steuerzahler, die erste Stufe der Kapitalrente oder das Ende der beitragsfreien Mitversicherung von Familienangehörigen, die keine Kinder betreuen oder Ältere pflegen. Die Rentenbeiträge werden im Jahr 2028 ohnehin steigen – dafür sorgt schon die Demografie. Daher ist es sinnvoll, zu betrachten, wie das Nettoeinkommen im übernächsten Jahr ausfiele, wenn alle Maßnahmen voll umgesetzt würden. Der SPIEGEL hat einen Onlinerechner erstellt, mit dem das für individuelle Haushalte möglich ist. Er zeigt auch, wie sich Be- und Entlastungen in der Bevölkerung verteilen.

Eine erste Erkenntnis ist, dass sich für die große Mehrheit nur wenig ändern

würde. Etwa für diejenigen in der Mitte der Gesellschaft. Der Medianverdienst von Vollzeitbeschäftigten lag zuletzt bei gut 54.000 Euro brutto im Jahr. Ein kinderloser Single mit exakt diesem Einkommen müsste mit 184 Euro weniger netto im Jahr auskommen als derzeit, also rund 15 Euro im Monat. Zwar müsste er 356 Euro weniger Lohnsteuer zahlen, dafür aber wegen des höheren Kinderlosenzuschlags 54 Euro mehr in die Pflegeversicherung und 486 Euro mehr in die Rente. Eine Alleinerziehende mit einem Kind müsste bei diesem Bruttogehalt mit fünf Euro weniger netto im Jahr auskommen, ein verheiratetes Paar im Einverdienermodell mit zwei Grundschulkindern hätte sogar 256 Euro mehr zur Verfügung.

Die zweite Erkenntnis ist, dass die Reformen grundsätzlich sozial ausgleichend wirken – also Niedrigverdienende schonen und Gutverdienende belasten: Die Grenze zu den unteren 20 Prozent der Vollzeitbeschäftigten lag zuletzt bei knapp 40.000 Euro brutto im Jahr. Für unsere Beispielhaushalte bedeutet das: Der kinderlose Single mit diesem Einkommen hätte dann 122 Euro netto weniger im Jahr, also rund 10 Euro im Monat. Die Haushalte mit Kindern würden mit diesem Bruttogehalt jedoch durchweg mehr Netto behalten können: die Alleinerziehende 53 Euro, die vierköpfige Familie 276 Euro im Jahr. Wer hingegen auf der Grenze zu den oberen zehn

Prozent liegt – zuletzt waren das gut 100.000 Euro brutto im Jahr –, muss fast durchweg Einbußen beim Netto hinnehmen: der kinderlose Single 761 Euro, die Alleinerziehende 656 Euro, die vierköpfige Familie 566 Euro im Jahr.

Für alle bisher genannten Fälle gilt, dass die Reformen sie weder vor unlösbare Probleme stellen noch ihnen ungeahnte neue Möglichkeiten eröffnen würden. Im Alltag vieler Menschen dürften sie möglicherweise verpuffen.

Es gibt allerdings auch – und das ist die dritte Erkenntnis – eine Minderheit von Haushalten, die die Reformen wesentlich stärker träfen. Das liegt daran, dass die Regierung in der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gezielt bestimmte Versicherte stärker zur Kasse bitten will: Gutverdienende, indem die Beitragsbemessungsgrenze zusätzlich zu den regelmäßigen jährlichen Anhebungen um 300 Euro erhöht wird. Paare im freiwillig gewählten Einverdienermodell, indem die kostenlose Mitversicherung des Partners entfällt. Und Menschen in Minijobs, wenn für diese ganz regulär Steuern und Sozialabgaben fällig werden.

Die volle Wucht entfaltet das dann, wenn all das in einem Haushalt zusammentrifft – wie bei Bauingenieur Hans Großmann und seiner im Minijob tätigen Frau Marita. Bei einem gemeinsamen Jahresbruttogehalt im höheren fünfstelligen Bereich hätten sie 3305 Euro weniger netto zur Verfügung, also 275 Euro im Monat. Das ist selbst mit einem soliden Einkommen ein spürbarer Einschnitt.

Allerdings könnte das Paar reagieren: Wenn statt im Minijob in einer regulären Teilzeitstelle mit geringem Stundenumfang gearbeitet würde, wäre Frau Großmann selbst versichert; der Beitrag für die Mitversicherung – im konkreten Fall immerhin 2367 Euro im Jahr – fiele dann weg. Besonders stark belastet wird durch die Reformen auch eine zweite Gruppe, deren Verdienst per Definition sehr klein ist: Menschen, die weniger als 2000 Euro im Monat in ihrem einzigen Job verdienen und bei den Sozialversicherungsbeiträgen erhebliche Rabatte erhalten.

Die sollen im Zuge der Rentenreform wegfallen. Wenn sie denn kommt.

Florian Diekmann

Schwarz-rote Koalitionspartner*:

Aret Schmidt / RÜTERS

* Kanzler Friedrich Merz,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CSU-Chef Markus Söder,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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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WIRTSCHAFT 77

Kronprinz im Wartestand

Karrieren Mit 47 Jahren ist er in Deutschlands meistbesuchtem Freizeitpark noch immer der Juniorchef. Wie Michael Mack im Europa-Park im badischen Rust versucht, sich als Filmproduzent und Techniknerd zu beweisen.

Eigentlich wollte er noch mit den Hunden raus. Es inspiriere ihn, abends durch den geschlossenen Europa-Park zu spazieren, sagt Michael Mack. Sein Wohnhaus liegt nah am Gelände. Aber es regnet stark, »bei dem Wetter gehen die nicht vor die Tür«. Stattdessen dreht er eine Runde mit dem Elektro-Caddy. Mack fährt schnell.

Man kann nicht viel erkennen auf dieser Spritztour Anfang Mai, aber deutlich wird: Die Macks sind überall. Nach Mutter Marianne ist ein Café benannt. Nach Großonkel Walter, dem Metzger, eine Wurstbude.

Irgendwann sagt Mack: »Dort hinten ist Opa Franz.« 1,60 Meter groß und aus Bronze, aufgestellt zu Lebzeiten des 2010 verstorbenen Parkgründers. Mack ist dem Personenkult ebenfalls nicht abgeneigt. Als er ins französische Viertel einbiegt, deutet er auf ein Gebäude, in dem sich das Studio78 befindet. Hier nimmt Mack seinen Podcast auf. 78 ist sein Geburtsjahr.

Das andere Studio, in dem Musik für die Shows und Filme des Unternehmens produziert wird, heißt 2112. Ausgesprochen »twenty-one twelve«, so klingt es nicht wie eine Notrufnummer, sondern nach Hollywood. Der 21. Dezember ist Macks Geburtstag.

Der Europa-Park im badischen Rust ist Deutschlands meistbesuchter Freizeitpark, mit mehr als sechs Millionen Gästen jährlich. 18 Themenbereiche stellen europäische Länder dar, es gibt sechs Hotels, rund 60 Restaurants. 5500 Menschen arbeiten hier. Voriges Jahr feierte er sein 50-jähriges Bestehen.

Mack wurde in den Park hineingeboren, als ältester Sohn von Roland Mack, der ihn mit seinem Vater Franz aufgebaut hat. Stellt man sich die Macks als Herrschergeschlecht vor, ist Michael Mack der Kronprinz. »Als Erstgeborener lebt man mit einer Erwartungshaltung«, sagt er. Das bedeute auch »Druck«.

Seit zehn Jahren gehört Mack der Geschäftsführung an, wie sein Bruder Thomas und seit vorigem Jahr ihre Schwester Ann-Kathrin. Doch mit 47 Jahren wird er noch immer als Junior wahrgenommen, denn sein Vater ist allgegenwärtig.

Roland Mack, 77, repräsentiert den Europa-Park nicht nur, er ist der Park. In einer SWR-Doku, ausgestrahlt zum Jubiläum, sieht man ihn rumkommandieren, als wüsste nur er, wie der Hase läuft. Als im Juni Fürst Albert im Park zu Gast war, stand beim Grup-

Jouanette Pach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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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WIRTSCHAFT

DER SPIEGEL 33 | 2026

Kronik: Fenn / DER SPIEGEL

Europapark

Försny Mörch / Steinwald / MAGO

1 | Technikbegeisterter Mack mit VR-Brille 2 | Achterbahn im Themenbereich Island 3 | Euro-Maus Ed, Patriarch Roland Mack 2025

penfoto an Alberts Seite selbstverständlich Roland, der Fürst des Europa-Parks.

Die Geschichte von Michael Mack ist eine typisch deutsche. 88 Prozent der hiesigen Unternehmen sind von Familien kontrolliert. In vielen von ihnen stellt sich die Frage, welche Rolle die nachfolgende Generation spielt, wie viele Freiheiten sie sich herausnimmt, wo Risiken liegen.

Je dominanter der Vater, desto mehr muss ein Sohn sich ins Zeug legen, um gesehen zu werden. Michael Mack hat begriffen, dass er sich vom Vater nur absetzen kann, wenn er sich ein Feld erobert, auf dem dieser nicht mitspielen will. Mack hat sich die Rolle des Techvisionärs gesucht, der in die virtuelle Realität (VR) vorstößt. Reicht das, um sich vom Patriarchen zu emanzipieren?

Auf der Website der Firmengruppe lässt sich Michael Mack als »Vordenker« feiern, als einen »der prägendsten Innovatoren der internationalen Freizeitindustrie«. Auch das gehört zum Showgeschäft: alles in Superlativen zu verkaufen, als Weltsensation.

Michael Mack hat drei Missionen. Er will das Unternehmen in die Zukunft führen und Taktgeber sein für die Branche. Zugleich versucht er, sich vom Vater zu lösen. Es ist eine dieser archaischen Geschichten, wie man sie derzeit im Kino sehen kann, in der »Odyssee«.

Telemachos, der Sohn des Odysseus, muss in Abwesenheit seines Vaters zum Mann reifen. Bei den Macks ist es umgekehrt: Der Sohn muss im Schatten des Vaters wachsen, das ist nicht minder schwer. Zumindest räumlich hat Michael Mack sich emanzipiert.

Plobsheim im Elsass, 30 Kilometer von Rust entfernt. Seit vier Jahren ist hier Mack One ansässig, die von ihm geleitete Ideenschmiede der Unternehmensgruppe. Mack sagt, für seine kreative Arbeit brauche er »eine ruhige Umgebung« und »etwas Abstand« zum Park. Ein weiterer Vorteil: In

Plobsheim läuft nicht ständig sein Vater durchs Büro.

Mack wirkt nicht wie ein Techguru, eher wie der Typ rustikaler Mittelständler. Er spricht mit badischer Färbung und trägt eine Strickjacke, darunter ein T-Shirt mit einem Raben. »Das ist der Nachtkrapp«, erklärt Mack stolz. Eine finstere Figur aus der süddeutschen Sagenwelt, die in einem VR-Abenteuer von Mack One den Europa-Park bedroht. Kurz stimmt er das Lied vom Nachtkrapp an, er kennt es aus der Kindheit.

Mack sagt Sätze wie: »Ich will Menschen bewegen, emotional oder mit der Achterbahn.« Er zitiert Hermann Hesse: »Jedem Anfang wohnt ein Zauber inne.« An seinem Gürtel trägt er einen prallen Schlüsselbund, wie man ihn von Hausmeistern kennt.

Bevor er von der Zukunft spricht, erzählt Mack von seinen Vorfahren, die seit dem Jahr 1780 Wagen und Kutschen herstellten, später Zirkus- und Schaustellerwagen, schließlich Achterbahnen. Seine Botschaft: In jeder Generation gab es einen Pionier, der in neue Welten vorstieß. Der Pionier der achten Generation, so darf man das verstehen, ist er.

Im Obergeschoss von Mack One entwerfen Grafikerinnen am Rechner Drachen und Ritter. Irgendwer setzt einem eine VR-Brille auf, plötzlich kriecht ein glatzköpfiges Monster aus der Wand, es springt einen an.

Eines der virtuellen Erlebnisse von Mack One heißt Yullbe. Besucher bewegen sich mit VR-Brille, Hand- und Fußtrackern. Sie halten einen Griff in der Hand. Der verwandelt sich in der Simulation mal in einen Schlüssel, mal in eine Waffe: Im Abenteuer »Spook Me VR« erkunden sie ein Geisterschloss, »Dr. G« katapultiert sie auf den Planeten Venus, wo sie gegen Riesenspinnen kämpfen.

Mack One verkauft Yullbe auch an externe Kunden: Auf Aida-Kreuzfahrtschiffen gehen Reisende virtuell auf Schnitzeljagd, in einem Seitentrakt des Hamburger Miniatur Wunderlands schrumpft Yullbe Besucher so klein, dass sie mit der Simulation einer Modelleisenbahn fahren können.

Der wichtigste Auftraggeber von Mack One ist der Europa-Park. Macks Ziel ist es, ihn komplett mit einer zweiten, virtuellen Welt zu überziehen. Er hat bereits damit begonnen. Auf manchen Achterbahnen tragen die Fahrgäste eine VR-Brille. Während sie durchgerüttelt werden, wähnen sie sich auf einem fliegenden Drachen. Eine Fantasiewelt in einer Fantasiewelt.

Mack sagt, er träume davon, die VR-Abenteuer auf den Bahnen zu personalisieren: Handle es sich um ein Autorennen, würde der Besucher zu Hause am Smartphone das Fahrzeug aussuchen und die Rennstrecke bauen.

Nur mit der VR-Brille hadert Mack. Zu klobig. »Es kann sein, dass du gegen eine Wand läufst. Wenn du sie eine Stunde lang aufhast, tut der Kopf weh.« Noch hat er keine Lösung, wodurch sie sich ersetzen ließe. »Vielleicht mit einer Projektion auf die Netzhaut.« Er meint das ernst.

Als das Internet begann, populär zu werden, habe sein Vater gefragt, wie groß er die Konkurrenz einschätze: »Meinst du, wir müssen den Park bald zumachen?« Mit der Zeit habe er die moderne Technik akzeptiert.

Doch was, wenn die virtuelle Realität dem Unternehmen gefährlich wird? Manche Fans des Parks fürchten, dass Mack sich verlieren könnte in seiner fast kindlichen Begeisterung. Dass ihn das nächste Multimedia-Ding mehr interessiert als die nächste Achterbahn, dass die digitale Fantasywelt die reale erdrückt oder die neue Form des Entertainments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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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79

Parkbesuch obsolet macht. Eine VR-Brille kann sich jeder zu Hause aufsetzen.

Hat Mack Sorge, das Erbe zu verspielen? »Nein, das würde mich blockieren.«

Mack wurde früh auf eine Karriere im heimischen Betrieb getrimmt. Als Kind lief er bei der Parade durch den Europa-Park mit. Später studierte er Wirtschaft, der Vater schickte ihn bei Parks weltweit in die Lehre.

Es ist gut 20 Jahre her, dass Mack versucht hat auszubrechen. Aus der Ukraine war die Idee an ihn herangetragen worden, dort einen zweiten Europa-Park aufzumachen. Mack hatte Lust, aber sein Vater erklärte ihm, dass die Familie immer am Park wohnen müsse. In die Ukraine ziehen? Das traute er sich am Ende doch nicht.

Ein Freizeitpark als Familienunternehmen ist k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mehr. Der Heide-Park Soltau gehört zur britischen Merlin Entertainments Group, der einstige Holiday Park im pfälzischen Haßloch ist seit 2010 belgisch und heißt Plopsaland. Im Phantasialand und im Hansa-Park haben noch Familien das Sagen, nur bekommt man von denen nicht viel mit.

Die Macks hingegen sind ihren Fans vertraut wie Charaktere einer TV-Serie. Roland, Unternehmer mit Gottkomplex. Jürgen, sein Bruder, der nach innen wirkt. Michael, der Techniknerd. Dessen Bruder Thomas, der smarte Gastronom. Ihre Schwester Ann-Kathrin, die einnehmende Architektin.

Park-Enthusiasten teilen einander im Internet mit, wenn sie beim Besuch einen von ihnen erspät haben. Sie laufen den Macks hinterher, fotografieren sie. Einer schreibt, er habe mal Jürgen Mack gesehen: »Er hat genickt, gelächelt und sich verabschiedet. War sehr schön, dass man ihm so nahe sein konnte.«

In ihrer Region haben die Macks den Status von Adligen, Lieferanten leben gut vom Park. Michael Mack strahlt nichts Herrisches aus, dennoch hat der Umgang mit ihm bisweilen etwas Höfisches. Bei den Treffen für dieses Porträt hat er fünf bis zehn Mitarbeiter im Schlepptau. Die Entourage ist bemüht, den Kronprinzen zu loben.

»Mein Vater ist ein großartiger Vermarkter«, sagt Mack. Ein Angestellter wendet ein: »Das sind Sie auch.« Mack sagt, dass es ihn nie vor die Kamera gedrängt habe. Jemand ergänzt eilig, dass Mack dafür »andere Menschen befähigt, vor der Kamera zu stehen.«

Man ahnt, warum intern manche behaupten, Mack habe zu viele Jasager um sich.

Luxus leben die Macks im Verborgenen aus. Nur manchmal sieht man, zu welchem Jetsetleben sie fähig sind. 2020, als die Familie im Elsass ein Schloss mit Weingut erwarb. Oder im Mai, als Michael Mack und seine Frau Miriam bei den Filmfestspielen in Cannes aufliefen.

Welch komisches Potenzial sie haben, ist den Macks bewusst. Michael Mack sagt, er habe seine Frau in die Familie aufgenommen mit den Worten: »Willkommen bei den Windsors.« Als Miriam Mack ihren ersten Sohn zur Welt brachte, war es Roland Mack, der »Bild« verriet, dass der Paul heißen wird. Wie sein Urahn, der Wagenbauer.

Vor mehr als zehn Jahren unterzog die Familie sich einer Mediation. Es ging darum, die Übergabe an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vorzubereiten. Die Initiative ging von Jürgen Mack aus, dem Bruder des Patriarchen. Roland Mack war skeptisch, später zeigte er sich angetan. Bei Rollenspielen sei vieles hochgekommen, sagte er in einem Interview, Tränen seien geflossen. Die Familie sei zusammengerückt. Michael Mack sagt, auch er habe geweint.

Als die Achterbahnbauer Franz und Roland Mack den Europa-Park planten, standen sie unter dem Eindruck einer USA-Reise, auf der sie Vergnügungsparks besucht hatten.

Micky Maus und Donald Duck waren bereits Kulturgut, als der Produzent Walt Disney 1955 in Kalifornien sein Disneyland eröffnete. Bei den Macks ist es umgekehrt, am Anfang stand der Park. Michael Mack arbeitet daran, daraus einen Medienkonzern zu bauen.

Er produziert Zeichentrickserien für Kika. Er hat auch den Streamingdienst Veejoy bauen lassen. Gedacht als Mini-Netflix, wurde er eher eine Werbeplattform für die Macks und ihren Park.

Wie Disney hat auch der Europa-Park eine Maus als Maskottchen, Angestellte laufen im Euro-Maus-Kostüm übers Gelände. Als Zwölfjähriger steckte Mack selbst in einem.

Die Maus heißt Ed, ihr zur Seite steht Mäusin Edda. Im vergangenen Jahr hat Mack versucht, beide mit dem animierten Kinofilm »Grand Prix of Europe« groß herauszubringen. Weltweit kam der auf mehr als zwei Millionen Kinobesucher, in Deutschland waren es 340.000. Der US-Animationsfilm »Zoomania II« brachte es hierzulande auf gut das Zehnfache. Mack spricht dennoch von einem Erfolg.

Schwer zu sagen, ob Mack ein großer Filmemacher ist. In der Branche lobt man eher sein Geschick als Stratege und Netzwerker. Kompetenz holt er von außen. Für die VR-Abenteuer setzt er auf die Expertise der Hochschule Kaiserslautern. Das Animationsstudio aus Hannover, das seine Filme produziert, hat er irgendwann übernommen.

Mack pflegt den Kontakt zu anderen Patriarchensöhnen aus seiner Region, darunter Martin-Devid Herrenknecht, Spross des Tunnelbohrmaschinenherstellers, und Jungverleger Jacob Burda. Mit ARD-Programmdirektorin Christine Strobl tauschte er sich über starke Väter aus, sie ist die Tochter des

verstorbenen CDU-Politikers Wolfgang Schäuble. Seit vorigem Jahr hat Mack einen PR-Agenten. Nicht den aus der Gegend, auf den sein Vater hört. Sondern einen aus München, der Udo Lindenberg und die Scorpions berät. Mack verleiht auch einen Preis: den Aurea Award für Innovationen in der virtuellen Realität.

Anfang Februar im Europa-Park. Im Nachbau von William Shakespeares Globe Theater pitchen Gründer ihre Projekte. Einer, der aus dem Münchener Oktoberfest ein VR-Erlebnis gebaut hat, wird später gewinnen.

Es wird Englisch gesprochen, ein Moderator mit Irokesenschnitt dankt »Maikel Mack«. Mack bleibt im Publikum sitzen. Später sagt er: »Ich freue mich über jede Bühne, die ich nicht betreten muss.« Am nächsten Tag nimmt er seinen Podcast auf. Der britisch-japanische Filmemacher Keiichi Matsuda ist zu Gast, es geht um die Zukunft des Entertainments.

Mack spricht zum Soundcheck ins Mikrofon: »Eins, zwei, drei, vier, fünf, sechs, sieben. In der Schule wird geschrieben, in der Schule wird gelacht, bis der Lehrer pitschpatsch macht.« Er fragt, ob er die Beine überschlagen könne. »Besser ohne«, sagt der Kameramann. Mack: »Ich schau Sie an? Oder ihn an?« Der Kameramann empfiehlt, nur bei der Anmoderation zu ihm zu schauen.

Mack mag ähnlich sendungsbewusst sein wie sein Vater. Doch während der längst mit dem Zampano verschmolzen ist, den er medial verkörpert, spielt Michael Mack ihn nur. Sein Auftreten hat etwas Unsicheres, Kinder von Gründern bewegen sich häufig vorsichtig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als ihre Väter.

Mack muss kein neuer Steve Jobs sein oder der nächste Walt Disney. Vermutlich genügt es, wenn er und seine Geschwister den Park ordentlich weiterführen.

Roland Mack ist weiterhin der King of Park. Aus der Belegschaft heißt es jedoch, seit dem Jubiläum lasse er die Jungen mehr entscheiden. Bei Auftritten läuft es nun manchmal so: Ann-Kathrin äußert sich zu Bauvorhaben, Thomas zu Kulinarik und Operativem, Michael Mack über Technik. »Vielleicht wird es künftig mehrere Nummer eins geben«, sagt er, allein schon durch die Anzahl der Firmen in der Mack-Gruppe.

Schlummert in ihm noch der Wunsch, aus dem Familienkorsett auszubrechen? Mack verneint. Vom Ausbruch zu träumen, scheint ihm heute genug. Ähnlich der Hauptfigur in seinem »Grand Prix of Europe«-Film.

Mäusin Edda wächst im Vergnügungspark ihres Vaters auf. Anstatt sich einzubringen, träumt sie davon, Rennfahrerin zu werden. Edda büxt aus, fährt Rennen. Am Ende kehrt sie zum Vater zurück.

Mack sagt: Ein bisschen Edda stecke auch in ihm.

Christopher Bonnen, Alexander Kü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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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WIRTSCHAFT

DER SPIEGEL 33 / 2026

Früher war mehr Widerstand

Standorte Großprojekte wie Stuttgart 21 führten einst zu Massenprotesten.

Jetzt plant die Politik tiefgehende Umbrüche, und es bleibt auffällig ruhig auf den Straßen. Wo sind die Wutbürger geblieben?

Der 26. Juni 2026 war ein Tag für steigenden Blutdruck: Die Deutsche Bahn teilte mit, dass das Großprojekt Stuttgart 21 frühestens Ende 2031 in den vollständigen Betrieb gehe, schlappe zwölf Jahre später als ursprünglich vorgesehen. Außerdem werden die Kosten weiter steigen. Sie liegen mittlerweile um zehn Milliarden über jenen 4,5 Milliarden Euro, die ursprünglich geplant waren.

»Es ist nicht mehr tragbar, was den Menschen in Stuttgart zugemutet wird«, sagt Dieter Reicherter. Der Mann mit markanten Augenbrauen und dem leisen Schwäbeln arbeitete in seinem früheren Leben als Amtsrichter. Heute ist er Sprecher des Aktionsbündnisses gegen Stuttgart 21.

Seit vier Jahren organisiert Reicherter den Widerstand gegen Deutschlands wohl umstrittenstes Bauprojekt. Drei Tage nach den Hiobsbotschaften trafen sich die Gegner zur mittlerweile 811. Montagsdemonstration. Sie hatten dazu aufgerufen, gegen gleich zwei ungeliebte Themen zu protestieren: den Tiefbahnhof in der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Landeshauptstadt und das geplante Reformpaket der Bundesregierung.

Man hätte erwarten können, dass es unzählige Menschen auf die Straße drängt. Am Ende blieb die Teilnehmerzahl überschaubar. Die Veranstalter gehen von rund 1500 Menschen aus.

Früher war mehr Empörung, ums Hundertfache: Bis zu 150.000 Menschen zählten die Organisatoren noch vor rund 15 Jahren, wenn gegen den geplanten Umbau des Stuttgarter Hauptbahnhofs protestiert wurde. Unter dem Slogan »Oben bleiben« gingen damals Massen auf die Straße. Trauriger Höhepunkt war der »Schwarze Donnerstag« im September 2010. Damals ging die Polizei mit Gewalt gegen Demonstranten vor, ein Rentner verlor durch den Strahl eines Wasserwerfers sein Augenlicht.

Im Sommer 2026 herrscht Gleichmut, in vielen Teilen Deutschlands ist das so. An der Tankstelle maulen kritische Geister angesichts steigender Spritpreise, auf die Straße gehen sie nicht. Das Reformpaket, über das Union und SPD über Monate erbittert stritten, sorgt bislang für keine Massenproteste, auch wenn verschärfte Krankschreibungsregeln oder ein steigendes Rentenalter Millionen von Bürgern direkt betreffen. Die Ruhe ist erstaunlich. Noch vor rund zehn

Jahren führte selbst ein abstraktes Thema wie das Transatlantische Freihandelsabkommen (TTIP) zu Massenkundgebungen in Großstädten.

Ist es ein gutes Zeichen, dass sich heute weniger Protest regt? Oder drückt er sich nur anders aus? Und was wurde eigentlich aus den Wutbürgern?

»Früher war er staatstragend, heute ist er zutiefst empört über die Politiker.« So stand es 2010 in einem Essay des SPIEGEL-Autors und heutigen Chefredakteurs Dirk Kurbjuweit, der den Begriff des Wutbürgers prägte. Es ging darin um einen neuen Typus von Demonstranten, der sich auch bei den Stuttgart-21-Demos zeigte. Der Wutbürger habe mit der bürgerlichen Gelassenheit gebrochen, schrieb Kurbjuweit. Er buhe, schreie, hasse, sei »konservativ, wohlhabend und nicht mehr jung«.

Der Begriff war umstritten, traf aber fraglos einen Nerv. »Wutbürger« wurde zum Wort des Jahres, schaffte es in den Duden – und bekam internationale Verwandtschaft: In Frankreich tauchten 2018 die »Gelbwesten« auf, die aus Protest gegen steigende Kraftstoffpreise Kreuzungen blockierten. Aus dem Englischen wurde der »Nimby« importiert: ein Typus Bürger, der Veränderungen im eigenen Umfeld ablehnt (Not in my backyard), seien es Windräder oder neue Bahnstrecken.

Die deutsche Politik ließ das nicht unbeeindruckt. Olaf Scholz (SPD) beschwor als Bundesfinanzminist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Gelbwestenbewegung in Deutschland. Es

war sein Argument dafür, den Bürgern nicht zu viel zuzumuten, sie lieber mit milliardenschweren Hilfsprogrammen vor den Folgen der Coronapandemie abzuschirmen.

Als Scholz dann Kanzler war und sparen musste, schien sich seine Warnung zu bewahrheiten. Aus Protest gegen eine geplante Streichung von Vergünstigungen beim Agrardiesel und der Kfz-Steuer fuhren Ende 2023 Tausende Landwirte mit ihren Traktoren nach Berlin und drohten, gemeinsam mit Spediteuren den Verkehr lahmzulegen. In Schleswig-Holstein bedrängten aufgebrachte Bauern den damaligen Wirtschaftsminister Robert Habeck (Grüne) auf einer Fähre.

Die Bilder verfehlten ihre Wirkung nicht: Die Regierung nahm die geplanten Änderungen teilweise zurück.

Das Einknicken war ein auffälliger Kontrast zum Verhalten gegenüber der Letzten Generation. Deren überwiegend junge Mitglieder klebten sich zur gleichen Zeit landesweit auf Straßen fest, um ein Umlenken in der Klimapolitik zu erreichen. Obwohl sie – anders als manche Bauern – nicht gewalttätig wurden, hatten die Aktivisten wenig Erfolg. Ihre Aktionen gaben sie inzwischen auf.

Offensichtlich beeindrucken manche Proteste die Politik mehr als andere. Die Angst vor Landwirten ist größer als die vor Klimaaktivisten, wie auch die Fridays-for-Future-Proteste zeigen. Bei ihnen gehen seit Ende 2018 regelmäßig viele Tausend Schüler auf die Straße, direkte politische Konsequenzen aber sind Mangelware. Als in Deutschland in diesem Frühjahr durch den Irankrieg die Benzinpreise in die Höhe schossen, dauerte es dagegen nicht lange, bis die Regierung eine Neuauflage des sogenannten Tankrabatts auf den Weg brachte. Bloß keine Gelbwesten riskieren. Und: bloß nicht der AfD im Jahr wichtiger Landtagswahlen neue Angriffsfläche bieten.

Gut zwei Wochen nach Beschluss des Tankrabatts stand Friedrich Merz (CDU) vor Vertretern des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undes und kündigte harte Sozialreformen an. Seine Rede wurde von Buhrufen gestört. »Um uns herum sortiert sich die Welt neu«, sagte der Bundeskanzler. Deutschland müsse sich »aufraffen«, »es müssen alle mittun«.

Merz folgte einer Devise, die dem einstigen britischen Premier Winston Churchill zugeschrieben wird: Nichts rechtfertigt unliebsame Reformen besser als eine Krise. Und angesichts des Ausmaßes der aktuellen Krisen wirken die deutschen Maßnahmen noch überschaubar. Trotz ihrer Buhrufe zeigten sich die Gewerkschafter bei anschließenden Reformgipfeln konstruktiv. Niemand rief zur Großkundgebung auf, ganz anders als zu Beginn des neuen Jahrtausends bei den Hartz-Reformen.

Emotionen, Teil 4

»Die Macht der Gefühle in der Wirtschaft«

Warum der Kapitalismus Neid braucht. Wie Gier die Menschen antreibt, aber auch entzweit. Wofür sich Kundinnen und Kunden an der Kasse noch schämen. In einer Serie erklärt der SPIEGEL, wie Gefühle das Wirtschaftsleben prägen – und wie man am besten damit umgeht.

Foto: Reicherter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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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WIRTSCHAFT 81

»Wir befinden uns in einer Multikrise, die nicht eine gesellschaftliche Gruppe, sondern viele betrifft«, sagt Stefan Stürmer, Professor für Sozialpsychologie und Rektor der Fernuniversität Hagen. »Das Gleiche gilt für die Flut an geplanten Reformen.« So berührten beispielsweise die möglichen Einschnitte bei der Rente keine Gruppe, die sich als kollektive Akteurin wahrnehme. »Es fehlt eine gemeinsame Identität, eine Erzählung, hinter der sich eine Gruppe versammeln könnte.« Oder anders: Wenn alle betroffen sind, halten die meisten Menschen auch Zumutungen für erträglich.

Hinzu komme, dass die Misere auch externe Faktoren habe. »Wer ist schuld a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krise: deutsche Politiker? Trumps Steuern oder der Irankrieg? Vielleicht auch China?«, fragt Stürmer. »Diese Unklarheit dämpft Proteste zusätzlich.« Mancher Bürger, der früher auf die Straße ging, dürfte angesichts der Weltlage seine Prioritäten überprüft haben. Ein Chlorhühnchen, das dank TTIP über den Atlantik kommen sollte, erscheint heute als kleineres Übel angesichts eines US-Präsidenten, der nicht nur das bisherige Handelsystem, sondern die gesamte Nachkriegsordnung infrage stellt.

Ein Zeichen des Einverständnisses ist die Protestflaute nicht. Ein großer Teil der Wut ist nur von der Straße verschwunden. Und tatsächlich ist sie jetzt sogar gefährlicher, vor allem für die Demokratie. Als Beispiel nennt der Hohenheimer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er Frank Brettschneider die Debatte über das »Heizungsgesetz« von Habeck, die im Frühjahr 2023 begann.

»Da war er wieder, der Wutbürger«, sagt Brettschneider, »aber nicht auf Plätzen, sondern in sozialen Netzwerken. Sie sind heute die Versammlungsorte für Wutbürger.« Noch etwas habe sich verändert seit den Hochzeiten der Stuttgart-21-Proteste: »Anders als 2010 haben die Wütenden heute eine Partei – die AfD.« Die Rechtsextremen inszenieren sich als Hort des Protests.

In der alten Bundesrepublik sei öffentlicher Protest traditionell links gewesen, sagt der Jenaer Soziologe Matthias Quent – getragen von der Arbeiter-, Frauen- und Umweltbewegung oder von Gewerkschaften. »Die Pegida- und Querdenker-Proteste wurden stark von rechts gekapert«, so Quent. »Der Wutbürger ist zum Hassbürger geworden, die Grenzen zu Radikalen verschwimmen. Viele, die früher protestiert haben, wollen damit nichts zu tun haben und bleiben lieber zu Hause.«

Und dann wären da noch diejenigen, gegen die Demonstranten früher auf die Straße gingen – und die sich nun um Annäherung bemühen. Schon um der Radikalisierung keinen Raum zu geben.

Auf einer Stuttgarter Montagsdemo Mitte Juni sprach ein älterer Herr in beigefarbenem

Foto: © iStockphoto / iStock

Demonstration gegen Stuttgart 21 im November 2010: Probleme bis heute nicht gelöst

benem Sakko und gestreiftem Hemd zu den Projektgegnern, »im Zeichen des Respekts und der Anerkennung Ihrer Standhaftigkeit«, wie er sagte. Auf Videos ist sein Auftritt zu sehen. Es handelte sich um Hartmut Bäumer, den ehemaligen Amtschef im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Verkehrsministerium und Mitglied der Grünen. Die Ökopartei lehnte Stuttgart 21 in der Opposition noch ab. Nach Eroberung der Landesregierung trug sie das Projekt dann aber mit – auch der frühere Ministeriale Bäumer.

Am Mikrofon räumte er ein, dass in seinem Ministerium schon frühzeitig ein Gutachten vorgelegen habe, das die Kosten des Projekts auf sieben Milliarden geschätzt habe – und damit weit mehr als damals gedacht. Allerdings wurde das nie veröffentlicht.

Sein Geständnis begründete Bäumer mit der Weltlage. Um demokratiefeindlichen Populisten keinen Auftrieb zu geben, müsse man Fehler der Vergangenheit benennen. »Sie, meine Damen und Herren, sind nicht zu Wutbürgern geworden, die sich populistische Parolen zu eigen gemacht haben«, sagte der frühere Amtschef. »Sie stehen hier aus einer urdemokratischen Gesinnung.«

Tatsächlich schrien die Stuttgart-21-Gegner nie nur gegen das Projekt an, sondern legten eigene Vorschläge vor, Expertisen von Eisenbahnexperten, Stadtklimatologen und Geologen. »Das war wissenschaftliche Evidenz – nicht irgendwelches aus dem Internet zusammengelesenes Wissen«, sagt Matthias von Herrmann, ehemaliger Sprecher des Aktionsbündnisses. Und offensichtlich war an der Kritik viel Wahres.

Die Probleme von Stuttgart 21 sind bis heute nicht gelöst. Das ist inzwischen so eindeutig, dass es auch die Deutsche Bahn nicht mehr leugnen kann. »Ich bin erschüttert«, bekannte Konzernchefin Evelyn Palla, als die Konzernrevision im Juni einen Bericht zu den Mängeln des Projekts vorlegte.

Dieter Reicherter traut den neuen Tönen nicht. Denn bei aller Erschütterung: Öffentlich machen will der Konzern den Bericht nicht, nicht einmal gegenüber Vertretern von Stadt und Land. »Wenn die Politik das nicht macht, müssen die Bürger es tun«, findet Reicherter. Er hat Akteneinsicht beantragt – und will weiter auf die Straße gehen.

Markus Becker, David Bö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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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GEZÄH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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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arden Euro, so hoch war der Umfang der Aufträge, den Siemens Energy zum Ende des abgelaufenen Quartals in den Büchern hatte, ein Rekord. Der Münchner Konzern profitiert von der hohen Energienach- frage für KI-Rechenzentren.

Quelle: Siemens Energy

MASCHINE DER WOCHE

Unaussprechlich stark

Baumaschinen, die Großes be- wegen, tragen oft mickrige Namen: Kran oder Bagger, selbst Kleinkinder können das aussprechen. Auf den Self- Propelled Modular Transporter (SPMT) trifft das eher nicht zu: eine selbstfahrende Plattform, die zwar keine Berge versetzt, aber so ziemlich alles, was etwas kleiner ist. Vor einigen Tagen rollte ein SPMT die neue, 3700 Tonnen schwere Stern- brücke durch Hamburg. Voriges Jahr verlagerten zwei SPMT eine schwedische Kirche. Weil eine Maschine, die der Mensch- heit solche Dienste erweist, einen schönen Spitznamen ver- dient, nennen manche sie »Tau- sendfüßler«. Ähnlich hübsch- klingt der Name des SPMT- Erfinders: Scheuerle Fahrzeug- fabrik aus Pfedelbach bei Heil- bronn. AKÜ

AUTOINDUSTRIE

Elon Musk bremst das Tesla-Comeback

Der Elektroautopionier Tesla profitiert von dem jüngsten E-Fahrzeug-Boom in Deutschland nicht so stark, wie er könnte. Das zeigt eine Studie der Marktforschungsunternehmen Uranos (Hamburg) und Dynata (Connecticut, USA) für den SPIEGEL. Obwohl hierzulande im ersten Halbjahr fast jedes vierte neu zugelassene Auto einen Elektromotor hatte, liegt Teslas Markt- anteil mit knapp 2 Prozent unter dem Höchst- stand von 2022, als er 2,6 Prozent erreichte.

Tesla verkaufte 2022 fast 70.000 Autos, im ersten Halbjahr dieses Jahres waren es knapp 29.000. »Die Marke Tesla ist nicht so stark wie vor ein paar Jahren«, sagt Uranos-Mitgründer Björn Welzel. Der Grund liege vor allem in der Person Elon Musk. »Der Marktanteil könnte viel höher sein, wenn er sich politisch nicht so posi- tioniert hätte.« Musk hatte 2025 zeitweise für die Regierung vo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gearbeitet und mehrfach seine Sympathie für die rechtsextreme AfD bekundet. Das hatte dazu beigetragen, dass sich viele Kunden von Tesla abwandten, wie Uranos seinerzeit analysierte.

Nun haben Uranos und Dynata erneut Auto- fahrer befragt und aus einer Stichprobe von 1031 Tesla-Besitzern und potenziellen E-Auto-Käufern die Haltung zu Tesla und Musk herausgefiltert.

Generell zeigt sich, dass der Umstieg auf ein E-Auto neben dem Umweltbewusstsein (51 Pro- zent) vor allem durch Kostenvorteile getrieben ist (49 Prozent). Das lässt sich mit der neuen Kaufprämie für E-Autos sowie mit dem infolge des Irankriegs gestiegenen Benzinpreis erklären.

Davon profitiert auch Tesla. Die Umfrage zeigt, dass die Befürworter sich für einen Tesla interessieren, weil sie die Marke für innovativ halten (56 Prozent), auf ein E-Auto umsteigen wollen (52 Prozent) oder von der technologi- schen Leistung (43 Prozent) überzeugt sind. Die Tesla-Gegner dagegen begründen ihre Ableh- nung vor allem mit politischen oder kontrover- sen Aussagen von Musk (50 Prozent) sowie sei- nem Verhalt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44 Prozent).

Die Einstellung von Tesla-Fans und -Gegnern ist weniger durch Alter oder Einkommen geprägt als von der Weltanschauung: »Das Pro-Lager denkt neoliberal, das Kontra-Lager ist links-pro- gressiv geprägt«, sagt Welzel. In frei formulier- ten Umfrageantworten zeigt sich, wie sehr Musk polarisiert. »Elon Musk ist für mich ein starker Vertreter des modernen Faschismus«, sagt ein Ablehner. Ein Anhänger sieht in ihm dagegen einen »guten Mann, dem wir Meinungsfreiheit verdanken in Zeiten des Linksfaschismus«. MHS

Christian Charisius / dpa; Hendrik Schmidt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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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SMITTEL

»Die Handelskonzerne sind noch mächtiger«

Agrarexpertin Reinhild Benning, 56, von der Deutschen Umwelthilfe erklärt, warum Tierwohl an Verträgen, Preisen und Werbung scheitert.

SPIEGEL: Frau Benning, Sie werfen Supermärkten zu wenig Engagement beim Thema Tierwohl vor. Woran machen Sie fest, dass ein Händler »genug« tut?

Benning: Wir messen die führenden Supermärkte an ihren eigenen Versprechen: Bis 2030 wollen sie aus den untersten Haltungsformen 1 und 2 aussteigen. Dazu müssen Supermärkte mittel- und langfristige Verträge mit kostendeckenden Preisen anbieten, damit Höfe ihre Ställe umbauen können. Und der Handel bestimmt über Werbung und Platzierung im Regal.

SPIEGEL: Sie haben Handelsketten zu Etappenzielen und Maßnahmen befragt und erhielten keine Antwort. Was folgern Sie?

Benning: Keine Antwort ist auch eine Antwort. Wir wollten wissen, welche Spielräume die Supermärkte künftig nutzen, und wurden auf Greenpeace-Daten aus der Vergangenheit verwiesen. Die zeigen: In den Regalen dominiert noch immer, was eigentlich beendet werden soll. In den unteren beiden Haltungsstufen haben Tiere viel zu wenig Platz, Schweine etwa leben auf Beton im geschlossenen Stall. Bei Rewe stammten 2025 demnach 73 Prozent des Frischfleischs aus solchen Haltungsstufen, bei Lidl waren es 80 Prozent, bei Edeka 85 Prozent. Bei Wurst sieht es noch schlechter aus.

SPIEGEL: Händler sagen, es gebe schlicht zu wenig Fleisch aus höheren Haltungsstufen. Wer muss den ersten Schritt machen?

Benning: Als Biofleisch etabliert wurde, haben einzelne Händler Verträge geschlossen, damit Betriebe umstellen und überhaupt Bioferkel verfügbar werden. Der deutsche Lebensmittelhandel hat also gezeigt, wie er Fortschritte für Tierwohl hinbekom-

men kann. Bei Aldi Süd kamen im vergangenen Jahr immerhin 40 Prozent des Frischfleischs aus den Haltungsstufen 3, 4 und 5. Es geht also mehr.

SPIEGEL: Vor Jahren haben sich Handelsketten bei Tierwohlversprechen gegenseitig überboten. Was hat sich seitdem verändert?

Benning: Die vier marktbeherrschenden Handelskonzerne sind noch mächtiger geworden. Sie können ihre Profitinteressen noch willkürlicher durchsetzen. Erhebungen zeigen, dass Supermärkte die Zahl der Werbeaktionen für Biofleisch 2025 um 30 Prozent reduzierten. Konventionelle Rinderrouladen bewarben sie unterdessen 30 Prozent häufiger. Das passt nicht zum Anspruch, Tierwohl und Klima-

Die Verbraucher machen beim Tierschutz mit.

schutz nach vorn zu bringen. Der Handel muss stattdessen mehr Werbeaktionen für pflanzliche Proteine und Fleisch aus höchsten Tierwohlstufen wie Weidehaltung starten.

SPIEGEL: Halten Sie das Ziel für realistisch, dass 2030 im Supermarkt weitgehend Schluss ist mit Schweinefleisch aus Haltungsform 1 und 2?

Benning: Absolut! Als die Kennzeichnung für Eier eingeführt wurde, hatten Käfigeier einen Marktanteil von über 60 Prozent. Heute liegt der Anteil bei der gekennzeichneten Ware bei rund einem halben Prozent, der Bio- und Freilandanteil wächst weiterhin. Das zeigt: Verbraucher machen beim Tierschutz mit, wenn sie ihn zuverlässig erkennen können – und wenn Supermärkte Tierschutzware anbieten. MMQ

WIRTSCHAFTSWUNDER

Spielerische Investition

Sie haben ein paar Milliarden Euro auf der hohen Kante und wollen Ihr Vermögen im Profisport anlegen? Kein Problem. Zwar hat Fifa-Präsident Gianni Infantino seinen Plan verworfen, Anteile an der Fußball-WM zu veräußern. Doch es gibt eine Alternative: Cricket, das Schlagspiel mit den schwer verständlichen Regeln. In den Commonwealth-Ländern boomt die Sportart, ihre Kronjuwelen lagern in Indien: die Indian Premier League (IPL). Obwohl ihre Saison nur rund zwei Monate dauert, hat sich die IPL zu einer der kostbarsten Marken im Weltsport entwickelt. Allein der Verkauf der Medienrechte bringt etwa 1,2 Milliarden US-Dollar pro Jahr ein, mehr als eine Milliarde Menschen verfolgten die Saison 2026 am Fernseher oder online. Pro Spiel erlöst nur die US-Football-Liga NFL mehr mit Medienrechten, hat die Investmentbank Houlihan Lokey errechnet. Jüngst versuchte Rob Walton, Erbe der Supermarktkette Walmart, mit einem Konsortium eines der zehn IPL-Teams zu übernehmen, doch die offerierten 1,63 Milliarden US-Dollar reichten nicht aus. TNE

PHARMA

Riskante Ersatzpillen

In deutschen und österreichischen Arztpraxen werden knappe Medikamente häufig durch riskantere Mittel ersetzt. Für eine Befragung des Instituts für Pharmakologie in Hannover haben 855 Ärzte aus beiden Ländern geschildert, wie sie durch die Engpasszeit von November 2022 bis Januar 2024 kamen. Abgefragt wurden 20 zeitweise nicht lieferbare Wirkstoffe. Hausärzten fehlten vor allem Antibiotika, 65 Prozent fühlten sich durch fehlendes Penicillin V stark beeinträchtigt. Kinderärzte bekamen oft keine Ibuprofen- und Paracetamolsäfte. Verordnet wurde, was der Markt hergab: Diazepam statt des kürzer wirkenden Beruhigungsmittels Lorazepam; Breitbandantibiotika statt der Standardmittel, obwohl das Resistenzen fördert. Für das Brustkrebsmittel Tamoxifen fand sich oft gar kein Ersatz. Jeder fehlende Wirkstoff kostet die Praxen 28 Minuten zusätzlich, in der Onkologie 46. In den USA waren im selben Zeitraum bei denselben 20 Wirkstoffen nur vier Präparate nicht lieferbar. MUM

Erdmann | OCH, AM News | WA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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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i Salas / Moment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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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e Das Suizidrisiko bei Veterinären liegt deutlich über dem der Allgemeinbevölkerung. Drei Tierärztinnen erzählen, warum sie an ihrem Beruf leiden.

Der Tag, an dem sie es in ihrem Traumberuf nicht länger aushielt, war ein Freitag. Am 14. Juni 2024 packte die Tierärztin Kerstin Schmitt nach der Sprechstunde ihre Sachen und verließ die Praxis für immer. Am nächsten Morgen ging Schmitt zum Arzt. Er stellte einen Burn-out fest und schrieb sie krank. Inzwischen gilt sie als berufsunfähig. Einige Jahre zuvor hatte sich eine Kollegin das Leben genommen, mit einem Arzneimittel aus dem Giftschrank. »Ich habe rechtzeitig die Reißleine gezogen«, sagt Schmitt, die im Rheinland wohnt, verheiratet ist und einen Hund hat.

Kerstin Schmitt hat eigentlich einen anderen Namen, das gilt auch für die zwei weiteren Tierärztinnen, die hier ihre Geschichte erzählen. Die eine arbeitet noch als Veterinärin und will nicht, dass die Leute reden – es gehe ihr schon schlecht genug. Die andere möchte anonym bleiben, weil sie die Reaktionen ehemaliger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fürchtet.

Beate Müller ist selbstständig in einer Kleintierpraxis in Norddeutschland, sie behandelt Hunde, Katzen, Kaninchen, Meerschweinchen. Sie sitzt zu Hause in der Küche und sagt: »Mit dem Wissen von heute würde ich mich nie wieder für diesen Beruf entscheiden.« Sie weine aus Überforderung. Jede Woche erlebe sie Situationen, die sie aufregten. Überforderung kann zu Selbstzweifeln, Schuldgefühlen, Scham und Erschöpfung führen und Depressionen begünstigen. Müller erzählt von zwei Tierärzten in der Umgebung, die sich das Leben genommen hätten. Sie sagt, sie habe bald ein Gespräch mit einer Psychotherapeutin.

Tanja Franke hat als Kind viel Zeit auf dem Bauernhof ihrer Großeltern verbracht. Schon als kleines Mädchen, mit acht Jahren, habe für sie festgestanden, dass sie Tierärztin werden wolle, sagt sie. Nach dem Studium vermittelte ihr Doktorvater ihr eine Teilzeitstelle in einer Nutztierpraxis. Sie sei viel unterwegs gewesen: von Hannover bis zum Chiemsee, sechs Tage die Woche mit dem Dienstwagen. »Ich habe unzählige Rinder und Schweine geimpft, Blutproben und pathologische Proben entnommen.« Mehrfach habe sie im Laufe ihres Berufslebens die Stelle gewechselt. Mal sei der Chef oder die Chefin nicht respektvoll mit ihr umgegangen, mal habe man unterschiedliche Vorstellungen von einer zeitgemäßen tiermedizinischen Versorgung gehabt, mal habe sie keinen schriftlichen Arbeitsvertrag bekommen. Ihr Selbstwert habe in der Zeit schwer gelitten, sagt sie. Schließlich gab sie den Beruf auf, »aus Selbstschutz«, wie sie es formuliert. Seit

Oktober 2023 betreibt sie mit ihrem Lebensgefährten ein Café.

Schmitt, Müller und Franke stehen beispielhaft für ihren Berufsstand, vielen Tierärztinnen und Tierärzten in Deutschland geht es seelisch nicht gut. Natürlich gibt es auch die anderen, die von ihrem Alltag erfüllt und mit den Arbeitsbedingungen zufrieden sind. Doch mehr als ein Viertel der Veterinäre zeigen Symptome einer klinisch relevanten Depression – das ergab eine Studie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und des Universitätsklinikums Leipzig. Knapp ein Fünftel der 3000 befragten Tierärzte berichtet von Suizidgedanken, bei fast einem Drittel wurde ein erhöhtes Suizidrisiko ermittelt.

Die Werte liegen vier- bis sechsmal höher als in der Gesamtbevölkerung. Wohl kaum eine andere Branche ist stärker betroffen. Anscheinend auch, weil Tierärzte Zugang zu den nötigen Medikamenten haben und wissen, wie es geht. Forschende der Universität Magdeburg haben darüber hinaus festgestellt: Veterinäre, die häufig Notdienst haben, sind stärker gefährdet, unter einem Burn-out zu leiden. Sie haben eher eine distanzierte oder zynische Haltung gegenüber der eigenen Arbeit.

Nur wenige Veterinäre in Deutschland kennen keine Geschichte über eine Kollegin oder einen Kollegen, die oder der sich selbst getötet hat. Der ehemalige Tierarzt Karim

Selbstständige Müller:

Hierarchische Strukturen und hoher Druck

© Charlotte Schmitz / DER SPIEGEL

Montasser sagt, er wisse von zehn Fällen. Er selbst habe sich nach einem Jahr an der Universitätsklinik für Kleintiere in Gießen ausgebrannt gefühlt. Jetzt klärt er als Influencer auf seinem YouTube-Kanal über Themen aus der Veterinärmedizin auf. Montasser setzt sich vor allem für die psychische Gesundheit Studierender ein.

Die seelischen Konflikte von Veterinären sind ein internationales Phänomen. Die Zahlen zu psychischen Störungen sind ähnlich hoch in Norwegen, Polen, Hongkong, Finnland, Schweden, Brasilien, Portugal, Großbritannien und den USA.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gibt es seit 2014 die Organisation »Not one more vet«, was übersetzt »Nicht noch ein Tierarzt« heißt. Sie bietet Tiermedizinerinnen und Tiermedizinern psychologische Beratung im Notfall an und veranstaltet Seminare zur Stärkung der mentalen Gesundheit. Gegründet wurde die Initiative nach dem Suizid einer Tierärztin, die meinte, ihre Aufgabe nicht mehr angemessen erfüllen zu können. Ganz oben auf der Homepage steht die Telefonnummer der Suizidprävention.

In Deutschland hat die Vethilfe vor gut einem Jahr ein Sorgentelefon eingerichtet; ein Verein von Tiermedizinern, der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in schwierigen Situationen unterstützen will. Die Hotline ist täglich von 18 bis 22 Uhr erreichbar, Auslöser war auch hier der Suizid einer Tierärztin. Jeden Tag gehen bei der Vethilfe laut eigenen Angaben bis zu vier Anrufe ein.

Und worauf Feuerwehrleute, die Polizei, Soldatinnen und Soldaten, Rettungskräfte und Gerichtsvollzieher längst zurückgreifen können, gibt es zumindest in Hamburg und Schleswig-Holstein nun auch für Veterinäre: Seit April ist ein Kriseninterventionsteam aus speziell ausgebildeten Tierärzten und tiermedizinischen Fachangestellten für Gespräche erreichbar. Wenn es notwendig ist, rücken sie aus, um vor Ort zu helfen.

Das Studium der Veterinärmedizin ist anspruchsvoll, vor der großen Zwischenprüfung, dem Physikum, müssen die Studierenden die anatomischen Systeme verschiedener Tiere lernen: von Schweinen und Kühen, Pferden, Schafen, Geflügel, Hunden und Katzen. Hinzu kommt Grundlagenwissen aus Biologie, Chemie, Physik und Biochemie.

Kerstin Schmitt, Beate Müller und Tanja Franke berichten von hierarchischen Strukturen und hohem Druck während ihres Studiums: Sie hätten sich zwischendurch gefühlt, als wären sie ein Niemand.

Kerstin Schmitt sagt: »Der Professor war unantastbar, man selbst hatte den Mund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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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ten. Mir gingen im Studium suizidale Gedanken durch den Kopf. Ich hatte niemanden, mit dem ich darüber sprechen konnte.«

Beate Müller sagt: »Ich habe viel geheult im Studium, weil ich dachte, ich schaffe das alles nicht.«

Tanja Franke sagt: »Ich war für die Professoren immer das Blondchen.«

Eine Umfrage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ergab vor einigen Jahren, dass in Deutschland bereits im Studium der Tiermedizin fast jeder Zweite an Depressionen leidet. Etwa jeder Fünfte kannte Suizidgedanken, und fast jeder Vierte war gefährdet, sich das Leben zu nehmen.

Forscher erklären die Notlage der Veterinäre mit deren Arbeitsbedingungen: fehlende Anerkennung, schlechte Vereinbarkeit von Beruf und Privatleben, wachsende Ansprüche der Kunden, viele Überstunden, geringe Bezahlung. Eine kürzlich veröffentlichte Onlinebefragung des Bundes angestellter Tierärzte zeigt: Berufsanfängerinnen und -anfänger verdienen im Mittel 21,35 Euro brutto pro Stunde. Mehr als 17 Prozent der Befragten arbeiten regelmäßig länger als zehn Stunden täglich, rund 30 Prozent erhalten zumindest gelegentlich nicht die gesetzlich vorgeschriebene Ruhezeit von elf Stunden, und 40 Prozent können vorgeschriebene Pausen mindestens einmal pro Woche nicht einhalten.

Tierärzte stehen zudem oft vor einem ethischen Dilemma: Sie müssen zwischen dem Wohl des Tieres, den Wünschen und finanziellen Möglichkeiten der Besitzer und ihren eigenen moralischen Werten abwägen. Und sie müssen Tiere einschläfern – nicht nur alte und kranke, sondern auch vernachlässigte.

Wissenschaftliche Erhebungen zeigen, dass die Tiermedizin, wie andere medizinische Fächer auch, oft besonders empathische, pflichtbewusste oder perfektionistische Menschen anzieht. Es sind Eigenschaften, die bei extremer Belastung psychische Störungen auslösen oder verstärken können, vor allem bei jenen, die genetisch oder wegen Vorerfahrungen dafür anfällig sind.

Auch Kinderonkologinnen oder Palliativmediziner sind an ihrem Arbeitsplatz psychischen Belastungen ausgesetzt, und nicht jeder, der überarbeitet ist, entwickelt eine Depression oder suizidale Gedanken. Tierärzte aber »sind besonders gefährdet, weil verschiedene Ursachen zusammenkommen«, erklärt Heide Glaesmer. Die stellvertretende Leiterin der Abteilung für Medizinische Psychologie und Medizinische Soziologie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erforscht die seelische Gesundheit von Tierärzten. »Auf der Palliativstation oder in der Notaufnahme ist der Umgang mit Sterben und Leid ebenfalls zentral, aber er findet in Teamstrukturen statt, oft mit mehr kollegialem

»Ich dachte jeden Abend: Wenn ich nicht aufpasse, falle ich morgen um, und dann war's das.«

Kerstin Schmitt, Tierärztin

Austausch und im besten Fall mit der Möglichkeit einer Supervision.«

Tierärzte hingegen arbeiten oft allein. »Sie haben keine psychologische Expertise«, sagt Glaesmer. Die Professorin bildet Humanmediziner aus, sie bringt ihnen bei, schwierige Nachrichten zu überbringen und mit verzweifelten Angehörigen zu reden. Veterinäre lernten diese Art der Gesprächsführung nicht, sagt Glaesmer. Zudem mache es für einen Arzt einen Unterschied, ob ein Patient sterbe, weil keine Therapie mehr anschlage oder weil sich jemand, wie es bei Tierhaltern vorkomme, eine teure Behandlung nicht leisten könne.

Kerstin Schmitt war jahrelang selbstständig. Sie sei zugleich Anästhesistin, Onkologin, Dermatologin, Chirurgin und Zahnärztin gewesen. Abends habe sie den Bürokrater erledigt und Notdienste gemacht. Und meistens das Gefühl gehabt, nicht ausreichend Zeit für ihre Patienten zu haben. Für ihre Kunden war sie rund um die Uhr erreichbar. »Irgendwann war ich schon gestresst, sobald mein Handy geklingelt hat.«

Der Umgang mit den Kunden sei auch deshalb häufig schwierig gewesen, weil das Tier für viele ein Kind ersetzte. Die Besitzer seien oft fordernd, sie wollten die beste Versorgung, aber möglichst wenig dafür zahlen. Wenn Schmitt die Rechnung einer Zahn-OP präsentierte, habe man ihr vorgeworfen, sie sei raffigierig. Oder man habe sie gefragt, wie sie die Summe mit ihrem Berufsethos vereinbaren könne. »Viele Menschen sind sich nicht bewusst, was eine Behandlung kostet.«

Tierärzte erzählen, sie träfen immer wieder auf Kunden mit dieser Haltung. Die Tierbesitzer sind selbst häufig gesetzlich ver-

versichert und daran gewöhnt, dass die Krankenkasse die Rechnung übernimmt, wenn sie zum Arzt gehen. Beim Veterinär müssen die meisten direkt zahlen. Nur etwa 20 Prozent der Besitzerinnen und Besitzer schließen eine Krankenversicherung für ihr Haustier ab.

Die Termine in Schmitts Praxis seien eng getaktet gewesen, erzählt sie. 60 bis 70 Stunden pro Woche habe sie gearbeitet. Kerstin Schmitt sagt, es sei schlimm gewesen, als sie zum ersten Mal ein Tier eingeschläfert hat. Ihr habe nie jemand vernünftig gezeigt, wie sie das machen musste. Sie habe später immer versucht, die Prozedur für das Tier so angenehm wie möglich zu gestalten. Es habe sie extrem belastet, wenn etwas schiefgegangen sei, wenn es zum Beispiel zu lange gedauert habe, bis der Tod eintrat. »Mir hat dann das Tier leidgetan, weil es wegen meiner Stümperhaftigkeit nicht friedlich gehen konnte.«

Für viele Tierärztinnen und Tierärzte ist der Berufsalltag ein permanentes Hin und Her zwischen Leid und Freude: erst ein Dackel, der eingeschläfert werden muss, danach ein Kätzchen, das seine erste Impfung erhält. Eben muss man noch ein trauerndes Frauchen trösten, gleich darauf soll man ein neues Familienmitglied bewundern und streicheln. Das kann eine Strapaze bedeuten.

Ende 2023 verkaufte Schmitt ihre Praxis. »Ich dachte jeden Abend: Wenn ich nicht aufpasse, falle ich morgen um, und dann war's das.« Sie erzählt, sie habe gehofft, als Angestellte, mit weniger Verantwortung und weniger Arbeitszeit, würde es ihr besser gehen. Nach einigen Wochen im neuen Job aber habe sie vor einer Operation wieder und wieder nachgelesen, wie sie vorgehen musste, obwohl sie den Eingriff schon hundertmal gemacht hatte.

Inzwischen lässt sie sich für die Vethilfe zur Telefonseelsorgerin ausbilden. Zehn Onlineseminare muss sie hierfür absolvieren; im Mai traf sie sich mit den anderen Teilnehmern für ein Wochenende in Berlin. Schmitt sagt, sie wolle nicht, dass »noch mehr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kaputtgehen«.

Mitgefühlsmüdigkeit ist ein Zustand emotionaler, mentaler und körperlicher Erschöpfung, der entstehen kann, wenn man sich intensiv um das Wohl anderer kümmert und dabei die eigenen Bedürfnisse vernachlässigt. Oft sind Pflegekräfte, Sozialarbeiter und Katastrophenhelfer betroffen. Auch unter Tierärzten ist Mitgefühlsmüdigkeit verbreitet.

Beate Müller, die Tierärztin aus Norddeutschland, beschreibt einen Vormittag in ihrer Praxis: Patient Nummer eins war ein Hund mit schuppiger Haut und fast ohne Fell; der Besitzer sagte, sein Hund werde schon seit acht Monaten kahl. Später kam ein Hund mit tief eingewachsener Kralle; die Pfote war blutig, die Zehe entzündet. Danach sah sie eine Hündin mit lebens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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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k Madsen / Toronto Star / Getty Images

Pferd beim Röntgen: Eng getaktete Termine

drohlicher Gebärmutterentzündung. Müller legte das Tier an den Tropf, um den Kreislauf zu stabilisieren, 42 Euro sollte die Infusion kosten, die Kundin habe nur widerwillig bezahlt. Ein vierter Fall: eine 14-jährige Hündin mit Übergewicht und Arthrose. Müller empfahl dem Besitzer, das Tier anders zu füttern, damit es abnimmt und die Gelenke entlastet werden; der Mann habe den Rat unverschämt gefunden.

Schon zur Mittagspause habe sie keine Energie mehr gehabt, sagt Müller. »Ich konnte den Anblick der Hunde kaum ertragen. Wenn man sich um ein Tier nicht vernünftig kümmern kann, soll man sich keins anschaffen.« Früher habe sie nach Feierabend zwei, drei Gläser Wein getrunken, um abzuschalten. Das habe sie sich abgewöhnt, solange sie es noch konnte.

Müller erzählt von Welpen aus einem illegalen Handel, die sie einschläfern musste, weil sie an einer schweren Viruserkrankung litten. Dass sie Hunde und Katzen einschläfern musste, weil die Besitzer kein

Geld für eine kostspielige Therapie ausgeben konnten oder wollten. Und dass sie Kunden habe, die nicht loslassen. Sie erinnert sich an einen Hund mit Darmentzündung. Er habe geschrien, sobald sie ihn angefasst habe, er habe kaum noch gefressen und habe keine Lebensqualität mehr gehabt. Einschläfern sollte sie ihn nicht. Ebenso hilflos ist ein Tierarzt, wenn Besitzer auf einer Therapie bestehen, die Tausende Euro kostet, obwohl sie keine Besserung mehr verspricht.

Viele Menschen würden die Dienstleistung eines Tierarztes so verstehen, dass sie »bestellen und bestimmen« dürfen, sagt Müller. Die meisten Google-Rezensionen ihrer Kunden sind positiv, aber manche schreiben, Müller sei arrogant, stelle überhöhte Rechnungen, sie sei kaltherzig und inkompetent. Sie schreiben: »Wenn ich könnte, würde ich keinen Stern geben.« Beate Müller hockt in ihrer Küche und sagt: »Manchmal habe ich das Gefühl, Tiermediziner sind die Ärsche der Nation.«

Eine Studie im Auftrag des Pharmaunternehmens Boehringer Ingelheim kommt zu dem Ergebnis, dass die Hälfte der Tierärztinnen und Tierärzte meint, ihre Arbeit werde allgemein nicht gewürdigt. Laut einem aktuellen Gehaltsreport für Veterinäre sind fast zwei Drittel der angestellten Tierärztinnen und Tierärzte mit ihrem Einkommen unzufrieden. In Praxen leisten sie laut Selbstauskunft im Schnitt 24, in Universitätskliniken 50 Überstunden im Monat – etwa jeder Fünfte erhält dafür weder Freizeitausgleich noch finanzielle Vergütung.

Tanja Franke sagt, sie habe mit vielen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gesprochen, die jedes Wochenende durcharbeiten würden, obwohl es arbeitsrechtlich unzulässig sei. Der Chef erwarte es, und sie hätten Angst, ihren Arbeitsplatz zu verlieren. Es gibt keine verbindlichen Tarifverträge für angestellte Tierärzte in privaten Praxen.

Franke hat in einer Tierklinik gearbeitet, Dienstbeginn war um 7,30 Uhr, Feierabend war abends um sechs, meistens später. Jedes zweite Wochenende hatte sie Bereitschaft, erzählt sie, das heißt: zwölf Tage arbeiten, zwei Tage frei, zwölf Tage arbeiten. Sie hat es knapp sechs Monate ausgehalten.

Wertschätzung ist ein Grundbedürfnis. Es bedeutet, dass andere die eigene Anwesenheit für bedeutsam halten. Wertschätzung kann die Widerstandskraft gegenüber Stress fördern. Ein gezieltes Lob wirkt wie ein Katalysator: Es schüttet im Gehirn Botenstoffe aus, was Motivation, Selbstbewusstsein und Leistungsfähigkeit steigern kann. Franke sagt, solange sie als praktizierende Tierärztin gearbeitet habe, habe sie sich nur selten wertgeschätzt gefühlt. Nur eine Vorgesetzte habe regelmäßig gesagt: »Das haben Sie richtig toll gemacht.«

Seit sie mit ihrem Partner das Café eröffnet hat, ist sie selbst Arbeitgeberin. Es mache sie manchmal fassungslos, sagt sie, dass sich die Gehaltsforderungen, auch von ungelernten Kräften, kaum vom Verdienst eines angestellten Tierarztes unterscheiden.

Sie arbeitet außerdem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Ihre neuen Aufgaben findet sie erfüllend, doch Ende vergangenen Jahres sei ihr bewusst geworden, dass sie etwas vermisst. Sie erzählt von ihrem eigenen alten, kranken Hund: Jedes Mal, wenn sie ihn versorgte, habe sie gemerkt, dass ihr die Arbeit als praktizierende Tierärztin fehlte. Ihr Partner ermunterte sie, es doch noch mal zu versuchen.

Im November fing Franke in einer Kleintierpraxis an. Elf Wochen später, am 15. Januar, habe sie sich wieder verabschiedet. Sie hatte den Eindruck, die Chefin interessierte sich weder für ihre Mitarbeiter noch für Gespräche auf Augenhöhe.

Tanja Franke sagt: »Diese Geringschätzung will ich nie wieder erleben.«

Maik Großekathö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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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ues Gold

Biologie Jedes Jahr sammeln Pharmafirmen mehr als eine Million Pfeilschwanzkrebse von US-Stränden und verwenden ihr blaues Blut für Arzneistests. Dabei gibt es Alternativen.

Als die Springflut das Wasser in der Delaware Bay weit den Strand hinaufdrückt, zieht es die Pfeilschwanzkrebse an Land. Dutzende, Hunderte, Tausende Tiere kriechen in dieser warmen Neumondnacht im Mai den Sandstrand in der Bucht an der US-Ostküste hinauf. Wie große Steine sehen sie von Weitem aus mit ihrem ovalen, grauen Panzer. Aus der Nähe werden ihre zehn Augen sichtbar und ihr Schwanz, der wie ein Stachel aus dem Körper ragt.

Es ist Laichnacht bei den Atlantischen Pfeilschwanzkrebsen: Auf dem Rücken der bis zu 60 Zentimeter großen Weibchen klammern sich die kleineren Männchen fest, manchmal bis zu zehn Stück. Sie warten darauf, Pakete mit Hunderten stecknadelkopfgroßen Eiern zu befruchten, die die Weibchen gleich hier im Sand ablegen.

Adrianna Zito-Livingston, 44, richtet ihre Taschenlampe auf einen Haufen Pfeilschwanzkrebse. »Seht, wie ihre Augen leuchten!«, ruft die Biologin und Tierschützerin von der gemeinnützigen Organisation The Nature Conservancy. Sie ist an den Strand bei Cape May im Osten der Delaware Bay gefahren, um die Tiere zu zählen. Wochenlang habe sie sich Sorgen gemacht, sagt Zito-Livingston, die den Küstenabschnitt seit vielen Jahren beobachtet. Es seien bis zu dieser Nacht nur wenige Exemplare an Land gekommen.

Pfeilschwanzkrebse gibt es seit mehr als 450 Millionen Jahren, sie haben das Dinosaurierzeitalter und mehrere globale Massenaussterben überlebt. Weltweit existieren vier Arten: drei in Süd- und Ostasien und die Atlantischen Pfeilschwanzkrebse an der amerikanischen Ostküste. Wie groß die Bestände genau sind, ist unklar. Fest steht nur: viele schwinden. Die Weltnaturschutzunion stuft alle vier Arten, soweit Daten über die Populationsgröße vorliegen, als gefährdet oder stark gefährdet ein.

Jahrzehntelang wurden die Tiere zu Dünger geschreddert, noch heute dienen sie als Fischköder. Vor allem aber werden aus ihrem blauen Blut wichtige Tests für Arzneimittel produziert. Dabei gibt es dafür längst tierfreundliche Alternativen.

Pharmakonzerne prüfen fast alle Impfstoffe und diverse Infusionen mit einem Bestandteil des Bluts auf gefährliche Verunreinigungen mit Bakteriengiften, sogenannten Endotoxinen. Diese Gifte stammen aus den

Zellwänden bestimmter Bakterien. Sie können mit Rohstoffen oder von Oberflächen in die Arzneimittel gelangen und so zum Sicherheitsrisiko für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werden. Beim Menschen verursachen die Gifte hohes Fieber, mitunter schockähnliche Zustände, im schlimmsten Fall führen sie zu Multiorganversagen und zum Tod.

Die Giftests, die aus dem Pfeilschwanzkrebsblut hergestellt werden, haben unzähligen Menschen das Leben gerettet, bedrohen aber die Tiere.

Testhersteller machten 2024 ungefähr 230 Millionen Dollar Umsatz, bis in gut fünf Jahren soll sich der Wert fast verdoppeln. Das Pfeilschwanzkrebsblut wird auch als »blaues Gold« bezeichnet.

Schon heute sammeln die Hersteller allei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jedes Jahr mehr als eine Million Atlantische Pfeilschwanzkrebse zur Blutabnahme an der Küste, berichtet die Kommission, die die US-Bestände überwacht. In Laboren wird den Tieren eine Kanüle ins Herz gestochen und bis zu ein Drittel ihres Bluts abgenommen, etwa 15 bis 20 Prozent der Tiere sterben dabei. Die überlebenden sind oft mas-

Biologin Zito-Livingston mit Krebsmodell: »Hier steht so viel auf dem Spiel«

siv geschwächt, wenn sie zurück ins Meer gesetzt werden.

Die moderne Medizin ist ohne Tierversuche kaum vorstellbar. Der Mensch testet die Sicherheit von Arzneimitteln seit mehr als 100 Jahren an Tieren; Nebenwirkungen und Risiken neuer Medikamente werden oft an Hunden, Ratten oder Mäusen geprüft. Ob Impfstoffe oder Infusionen mit Endotoxinen verunreinigt sind, analysierten Forscher viele Jahre lang an Kaninchen. Sie spritzten den Tieren eine Arzneimittelprobe in die Ohrvene; bekamen sie Fieber, war das ein Hinweis auf das Bakteriengift. Doch das Verfahren ist zeitaufwendig, vergleichsweise ungenau, teuer – und schmerzhaft für die Kaninchen. Das Blut der Pfeilschwanzkrebse galt da als gute Alternative.

In den Fünfzigerjahren stellten Forscher fest, dass die Körperflüssigkeit der Meerestiere beim Kontakt mit Endotoxinen verklumpt. Verantwortlich dafür sind Enzyme, mit denen Medikamente heute auf die Bakteriengifte getestet werden: Verunreinigte Arzneimittelproben bekommen dabei eine Konsistenz wie Gelee, gesundheitsgefährdende Chargen können aussortiert werden. Das Verfahren erhielt den Namen Limulus-Amöbozyten-Lysat-Test, kurz LAL. Es wurde zum Standard für Sicherheitstests von Arzneimitteln.

An der US-Ostküste hat sich die Zahl der Pfeilschwanzkrebse, denen in Laboren der LAL-Hersteller Blut abgenommen wird, allein seit Beginn der Erfassung vor mehr als 20 Jahren ungefähr verzehnfacht. Beinahe 146.000 Tiere seien im Jahr 2022 bei der Blutabnahme ums Leben gekommen, gibt die Kommission an, welche die US-Bestände überwacht. Es sei »der höchste Wert in der Zeitreihe«. Neuere Todeszahlen weist die Kommission nicht aus, sie dürften in Anbetracht wachsender Fangzahlen aber noch gestiegen sein. Bei ihrer ersten Analyse für 2004 hatte sie 25.000 tote Tiere geschätzt.

Die Delaware Bay ist inzwischen ein vergleichsweise sicheres Pfeilschwanzkrebs-Refugium. Hier gelten strenge Fangquoten, in Teilen der Bucht dürfen die Tiere nicht für biomedizinische Zwecke eingesammelt werden. Doch die Bestände in der Gegend um New York sieht die Kommission in einem »schlechten Zustand«. Auch in Neuengland, etwa auf der Insel Cape Cod, sind sie seit Jahrzehnten bedroht.

»Studien deuten darauf hin, dass die Pfeilschwanzkrebse nach der Blutabnahme desorientiert sein können. Zudem haben wir nachgewiesen, dass ihre Laichaktivität deutlich abnimmt und ihre Mobilität beeinträchtigt sein kann«, sagt der Biologe Christopher Chabot von der Plymouth State University im Bundesstaat New Hampshire.

Dabei können Wissenschaftler das entscheidende Enzym aus dem Blut der Pfeilschwanzkrebse bereits seit Jahrzehnten kü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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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h herstellen. Forscher aus Singapur haben 1995 den Blutbestandteil geklont, der verunreinigte Impfstoffe oder Infusionen verklumpen lässt. Seit Jahren sind Tests mit diesem künstlichen Enzym marktreif. Immer mehr Gremien, die Qualitätsstandards für Arzneimittel setzen, haben die Tests anerkannt, in der EU, in Großbritannien, in China; vor gut einem Jahr auch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ynthetisch hergestellte Tests können Bakteriengifte offenbar genauso gut nachweisen«, sagt Forscher Chabot. »Doch viele Pharmaunternehmen zögern offensichtlich noch, auf sie umzusteigen.«

Obwohl die Ersatztests in vielen Ländern anerkannt sind, müssen die Konzerne etwa in den USA jedes Arzneimittel einzeln umstellen. Für jedes bereits zugelassene Produkt müssen sie gegenüber Behörden nachweisen, dass der Alternativtest funktioniert und Bakteriengifte mindestens genauso zuverlässig erkennt wie bisherige Verfahren. Sie müssen Arbeitsabläufe verändern, Mitarbeiter schulen und manchmal neue Geräte anschaffen. Das kostet Zeit und Geld. Vielen Unternehmen ist das offenbar zu aufwendig.

Mehrere Tierschutzorganisationen haben vor ungefähr anderthalb Jahren einen Fragebogen an die 50 größten Pharmaunternehmen geschickt und sie zum Einsatz von tierfreundlichen Alternativtests befragt. Die Firma Merck aus Darmstadt ist eines von elf Unternehmen, die nun auf der Plattform »Pharmascore.org« in einer »Nachhaltigkeits-Scorecard« stehen, wie die Betreiber die Rangliste nennen. Sie belegt Platz sieben. »Wir entwickeln alternative Endotoxintests«, schreibt die Pressestelle in einer E-Mail. Parallel nutze man aber noch LAL-Tests. Bayer und Boehringer Ingelheim sind auf Anfrage zurückhaltender. Sie teilen mit, den Umstieg zu prüfen oder zu planen.

Den Preis für das Zögern zahlen nicht nur die Pfeilschwanzkrebse. Es geht um ein ganzes Ökosystem. In der Delaware Bay ist am Morgen nach der Laichnacht schon Hunderte Meter vor der Küstenlinie lautes Zwitschern zu hören. Vögel bevölkern in Schwärmen die Strände. Zwischen Möwen fressen Zehntausende orangerote Knutts die Eier, die die Pfeilschwanzkrebse hier hinterlassen haben.

Die Strandläufer sind etwa 25 Zentimeter groß und auf der Durchreise. Sie kommen aus dem Süden Südamerikas und werden in der Arktisregion Kanadas brüten. Manche Vögel sind an die 10.000 Kilometer hierhergeflogen. Ungefähr 3000 Kilometer liegen noch vor ihnen. Die fetthaltigen Eier sichern ihr Überleben.

Auch ihre Populationen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geschrumpft. Die Weltnaturschutzunion stuft die Knutts als potenziell gefährdet ein. »Hier steht so viel auf dem Spiel«, sagt Tierschützerin Zito-Livingston. »Wenn die Tiere vor unseren Augen aussterben, können wir nicht sagen, wir hätten nichts gewusst.«

Pfeilschwanzkrebse im Charles River Laboratory in South Carolina: Kanüle ins Herz

Dass es möglich ist, bei den Tests von Medikamenten größtenteils auf das Pfeilschwanzkrebsblut zu verzichten, zeigt das US-Unternehmen Eli Lilly. Der wertvollste börsennotierte Pharmakonzern der Erde führt die »Pharmascore«-Liste der Tierschutzorganisationen an.

Das Unternehmen begann vor rund zehn Jahren als eines der ersten in der Branche, die Sicherheit seiner Arzneimittel mit synthetischen Alternativen zu testen. Rund vier Fünftel der Produkte würden inzwischen mit den neuen Verfahren geprüft, teilt Eli Lilly mit. In manchen Ländern hätten die Regulierer die synthetischen Tests noch nicht gleichgestellt, dort könne man deshalb nicht auf LAL verzichten.

Manche im Unternehmen seien skeptisch gewesen, sagt Jay Bolden, Direktor für bakterielle Testverfahren bei Eli Lilly, der die

S-Grafik

Umstellung vorangetrieben hat. Die Branche sei »sehr konservativ«. Viele Konzerne haben ihre bewährten Verfahren, sie wollen am liebsten gar nichts ändern.

Dabei sind Alternativtests laut Bolden oft sogar zuverlässiger als die herkömmlichen Untersuchungen mit LAL – und die Kosten geringer. Diese Vorteile sehen auch andere Unternehmen. GSK aus Großbritannien etwa oder Sanofi aus Frankreich verwenden nach eigenen Angaben ebenfalls zunehmend Alternativtests, um Arzneien auf Verunreinigungen mit Endotoxinen zu prüfen.

Der Tierschutz ist nicht immer der ausschlaggebende Grund für den Umstieg. Die Unternehmen wollen auch die Risiken in ihrer Produktion minimieren. Sollten die Populationen der Pfeilschwanzkrebse einbrechen, droht ein LAL-Mangel. Dann müssen die Firmen zwangsweise umsteigen, und das womöglich in sehr kurzer Zeit ohne umfassende Vorbereitung. »Warum sollten wir so ein Risiko in unserer Lieferkette eingehen?«, fragt Bolden.

Diese Frage stellen sich immer mehr Kapitalgeber von Pharmakonzernen. Vergangenes Jahr forderte die aktivistische Aktionärsgruppe »As You Sow« den US-Hersteller Abbott dazu auf, das Risiko eines LAL-Mangels zu analysieren und synthetische Alternativen zu prüfen. Manche Branchenvertreter fürchten, dass Patienten künftig die mit LAL-Tests geprüften Medikamente boykottieren könnten, wenn mehr Menschen vom Sterben der Pfeilschwanzkrebse erfahren.

Claus Hecking, Julia Mer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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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le scheitern nicht an Kompetenz – sondern daran, immer gemocht werden zu wollen«

Work Eine Prise Narzissmus erleichtere das berufliche Vorankommen erheblich, sagt der Psychologe Ramzi Fatfouta. Hier erklärt er, was wir von großen Egos lernen können, ohne selbst zum Problem zu werden.

Fatifouta, 37, hat Psychologie und Neurowissenschaften studiert und über viele Jahre parallel in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gearbeitet: als Professor für Wirtschaftspsychologie und als Business-Coach. Aktuell arbeitet er für die Deutsche Bahn und berät bei Auswahl und Entwicklung der obersten Führungskräfte.

SPIEGEL: Herr Fatfouta, Sie waren Professor, habilitiert an der Uni Potsdam. Dann sind Sie ins Management gewechselt. Eine Entscheidung fürs eigene Ego?

Fatifouta: Ich habe mich so lange wissenschaftlich mit Narzissmus auseinandergesetzt. Aber mir haben schlicht die Fälle gefehlt. Niemand kommt und sagt: »Hallo, ich bin Narzissst.« Also geht man dahin, wo sie sich tummeln.

SPIEGEL: In die Führungsetage?

Fatifouta: Ich bin bewusst in den Bereich des Executive Assessments gegangen: Hier werden gehobene Führungskräfte im Hinblick auf ihre Eignung, das Potenzial und mögliche Risiken eingeschätzt. Natürlich sind das nicht alles Narzisssten. Aber man hat eben doch mit dieser Gruppe zu tun.

SPIEGEL: Studien zeigen, dass Chefs häufiger narzissstische Persönlichkeitsmerkmale haben als der Durchschnitt. Warum kommen Menschen mit solchen Eigenschaften leichter nach oben?

Fatifouta: Sie erleichtern das berufliche Vorankommen erheblich.

SPIEGEL: Warum?

Fatifouta: Diese Menschen kommen einfacher voran, weil sie proaktiv handeln und sich von Beziehungen und Befindlichkeiten nicht aufhalten lassen. Viele können außerdem gut inspirieren – etwa indem sie Veränderungen überzeugend verkaufen. Und sie sind oft sehr leistungsbereit. Anerkennung ist ihnen wichtig, daraus kann eine hohe Arbeitsmotivation entstehen. Dazu kommen häufig Extraversion und Selbstvermarktung. Diese Fähigkeiten werden in vielen Organisationen belohnt und können gut funktionieren, wenn sie mit einer ausgeprägten Selbstreflexion oder mit einem guten Wertegerüst gepaart sind.

SPIEGEL: Teams und Mitarbeitende leiden aber oft unter genau diesen Eigenschaften.

Fatifouta: Das möchte ich nicht beschönigen. Nur hilft eine Ferndiagnose im Alltag selten weiter. Wenn Sie einen narzissstischen Chef haben, verändert es ihn nicht, ihn innerlich mit einem Etikett zu versehen. Sinnvoller ist es, den Blick auf die eigene Handlungsfähigkeit zu richten.

SPIEGEL: Man braucht also Egoismus, um gegen Narzissmus anzukommen?

Fatifouta: Ja, wobei »Egoismus« häufig missverstanden wird. Ich meine damit nicht Wellness, Me-Time oder Selfcare. Es geht um eine kritische Innenschau: Welche Ziele sind mir wirklich wichtig? Warum setze ich sie nicht durch? Wo lasse ich mich kleinmachen? Was trifft mich besonders – und weshalb? Das ist oft unangenehm, aber es bringt einen weiter.

SPIEGEL: Brauchen wir, um im Beruf voranzukommen, selbst eine Prise Narzissmus?

Neurowissenschaftler Fatfouta:

»Unser Gehirn liebt Geschichten«

Foto: Bültrich

Fatifouta: Ich kann mir natürlich nicht einfach vornehmen, narzissstischer zu sein. Es ist eine Persönlichkeitseigenschaft, genau wie Gewissenhaftigkeit. Manche Menschen sind pflichtbewusster, andere schludriger. Aber ich kann mir bestimmte Verhaltensweisen angewöhnen.

SPIEGEL: Welche denn?

Fatifouta: Sich selbstsicher präsentieren – nicht nur aufzählen, was Sie gemacht haben, sondern eine Geschichte daraus weben. Unser Gehirn liebt Geschichten, und Informationen, die mit Emotionen verknüpft sind, bleiben deutlich besser haften. Das kann man üben, ohne zu übertreiben oder den Lebenslauf aufzublähen. Und gerade in höheren Positionen lohnt es sich, Souveränität zu bewahren, auch wenn man etwas nicht weiß. Plakativ sagt man: sicheres Auftreten bei völliger Ahnungslosigkeit. Das muss man nicht eins zu eins kopieren – aber man kann lernen, weniger schnell in Unsicherheit zu kippen.

SPIEGEL: Und was noch?

Fatifouta: Wer beruflich vorankommen will, darf sich nicht vollständig davon abhängig machen, was andere denken. Der nächste Karriereschritt bedeutet manchmal,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die nicht allen gefallen. Eine unpopuläre Meinung zu vertreten. In die Offensive zu gehen. Viele scheitern nicht an Kompetenz, sondern daran, immer gemocht werden zu wollen.

SPIEGEL: Macht mich das nicht zur Egoistin?

Fatifouta: Hier ist eine Unterscheidung wichtig: Egoismus heißt zunächst nur, in einer konkreten Situation die eigenen Interessen zu berücksichtigen. Narzissmus ist eher eine grundlegende Art, Beziehungen zu gestalten und das eigene Ego zu schützen – oft verbunden mit dem Bedürfnis nach Bewunderung und mit Ausnutzung anderer. Wenn Sie in bestimmten Situationen gezielt für sich einstehen, werden Sie nicht automatisch zur Narzissin. Ein gesunder Egoismus bedeutet: regelmäßig prüfen, was mir wichtig ist – und ob ich dafür genug eintrete.

SPIEGEL: Wie finde ich die richtige Balance?

Fatifouta: Die wenigsten haben sie – auch Führungskräfte nicht. Manche sind sehr direktiv, andere sehr empathisch und setzen sich dann nicht durch. Das Ziel ist, beide Pole in sich zu vereinen und situativ zu entscheiden: Hier muss ich klar führen – und hier ist Unterstützung und Befähigung gefragt. Dafür braucht es kontinuierliche Selbstreflexion und Feedback. Gerade Führungskräfte sollten ihr Selbstbild regelmäßig mit dem Fremdbild abgleichen. Je größer die Abweichung, desto verzerrter ist die Selbstwahrnehmung und desto größer das Risiko, dass die Führungskraft ihre Bodenhaftung verliert.

SPIEGEL: Beschäftigen wir uns nicht ohnehin viel zu viel mit uns sel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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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dem 3.8. anhören:^{}[] faz.net/sommerserie

Fatfouta: Ja, aber oft auf einer oberflächlichen Ebene. Wir zelebrieren es, Nein zu sagen, und gehen zum Beispiel pünktlich nach Hause, statt aus schlechtem Gewissen weiterzuarbeiten. Wir inszenieren uns als moralisch Überlegene, die auf der richtigen Seite stehen, während die anderen die Bösen sind.

SPIEGEL: Und was ist so schlimm daran?

Fatfouta: Na ja, das Problem dabei ist: Es führt nicht zu einer nachhaltigen Veränderung. Man richtet sich in einer einfachen, meist passiven Rolle ein. Und erwartet dann, dass sich die Welt um einen herum verändert. Aber mein Chef wird nicht plötzlich kein Narzisst mehr sein. Ich habe die Wahl: mich damit auseinandersetzen und einen Weg finden, damit zurechtzukommen. Oder ich bleibe in meiner Bubble in den sozialen Medien, wo ich weiter mit Themen beschallt werde, die mir zwar guttun, die aber der Realität nicht gerecht werden.

SPIEGEL: Wenn ich ein Projekt ablehne, weil ich so eine hohe Arbeitsbelastung habe, verhalte ich mich also situativ egoistisch.

Fatfouta: Wenn Sie es nicht aus Prinzip machen, sondern abgewogen haben, ist das in Ordnung. Entscheidend ist die ernüchternde, aber hilfreiche Einsicht: Ich bin manchmal egoistisch, manchmal nicht. Und ich muss lernen, das zu beobachten und zu steuern. Also immer das richtige Maß zu finden. Mehr Egoismus heißt dann nicht, sich häufiger mit sich selbst zu beschäftigen – nur anders. Auch mit den Seiten, die ich vielleicht nicht mag.

SPIEGEL: Wäre es nicht besser, wenn man als Chef einfach empathisch ist?

Fatfouta: Man wird desillusioniert, wenn man sich den Begriff »Führung« mal anguckt. In der Psychologie bedeutet er zielbezogene Einflussnahme auf eine Gruppe von Personen, um diese auf ein Ziel hinzubewegen. Dafür brauche ich Einflusstechniken und Macht. Der Machtbegriff ist sehr negativ konnotiert. Aber im Grunde bedeutet es vor allem, dass eine Person Ressourcen kontrolliert und dadurch die Legitimation hat, das Verhalten und die Entscheidungen anderer zu steuern. Nur Freundlichkeit kann ein Unternehmen nicht aus der Krise hieven.

SPIEGEL: Zusammenarbeit aber schon.

Fatfouta: Absolut. Deshalb braucht es immer eine Balance.

Interview: Veronika Si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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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WIRDER

WORK

Dieser Beitrag ist aus dem SPIEGEL Extra »Neues Arbeiten, besseres Leben« – immer montags spiegel.de/extra

Die großen Fragen der Menschheit

Die Sommerserie im F.A.Z. Podcast für Deutschland.

Können wir ewig leben? Wie besiegen wir den Krebs? Und wie wir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sere Welt revolutionieren? Mit den großen Menschheitsfragen im Gepäck reist F.A.Z.-Redakteur und Podcast-Host Simon Strauß nach Lindau am Bodensee. Jedes Jahr treffen sich hier Nobelpreisträger und junge Wissenschaftler aus aller Welt. Ein Gipfeltreffen der Spitzenforschung. Und die F.A.Z. ist mit dabei. Sechs Folgen lang den klügsten Köpfen der Welt zuhören – und wertvolle Erkenntnisse gewinnen.

Ab dem 3. August exklusiv im F.A.Z. Podcast für Deutschland unter faz.net/sommer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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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akhstan's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 REUTERS

Der Moment

Sprung in die Freiheit: Nach mehr als 70 Jahren ist Tiger-weibchen Ümit das erste Exemplar seiner Art, das an diesem Julitag die kasachische Wildnis erkundet. Nachdem der Tiger in dem zentralasiatischen 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ausgestorben war, beschloss die Tierschutzorganisation WWF 2017 mit der kasachischen Regierung, ihn wieder anzusiedeln. Dafür wurde das Naturschutzgebiet Ile-Balchasch mit Beutetieren wie Hirsch und Wildesel bestückt. Die Hoffnung ist, dass Ümit und bald weitere Tiger hier ein Zuhause finden. KK

RAUMFAHRT

Neuer Krater auf dem Mond

Noch vor den Menschen selbst landete ihr Müll auf dem Mond. Als Neil Armstrong und Buzz Aldrin im Juli 1969 den Erdtrabanten betraten, lagen dort bereits mehr als zwei Dutzend ausgediente Sonden und mindestens ein verbeultes Teil einer Rakete herum. Die Crew von »Apollo 11« warf weiteren Abfall dazu: Das erste Foto, das Armstrong auf der Mondoberfläche machte, zeigt einen Müllsack, voll mit Fäkalien und Lebensmittelverpackungen.

Über die Jahrzehnte ist der menschengemachte Müllberg auf dem Mond auf mehr als 187.000 Kilogramm angewachsen. Am Mittwochmorgen dieser Woche kamen weitere knapp 4000 Kilogramm hinzu, als ein ausgedientes Raketenteil der US-Raumfahrtfirma SpaceX auf den Mond krachte, mit einer Geschwindigkeit von wahrscheinlich rund 8700 Kilometern pro Stunde.

Es stammt von einer 2025 gestarteten »Falcon 9«-Rakete. Diese hatte die beiden

privaten Landeroboter »Blue Ghost« und »Hakuto-R2« zum Mond gebracht. Die »Falcon 9« hat die Raumfahrt revolutioniert, weil sie wiederverwendbar ist – allerdings gilt das nur für die erste Raketenstufe, also den unteren Teil der Rakete, sowie die Nutzlastverkleidung. Der obere Teil der Rakete wird nach Ende der Mission üblicherweise kontrolliert zum Absturz gebracht und verglüht in der Erdatmosphäre.

In diesem Fall zog er seine Bahn weiter zwischen Erde und Mond. Infolge der Strahlung der Sonne veränderte sich diese Bahn allmählich; so geriet der Weltraumschrott auf Kollisionskurs. Auch zahlreiche Raketenteile aus den »Apollo«-Missionen sind auf dem Mond eingeschlagen. Zuletzt stürzten im März 2022 Reste einer chinesischen Rakete auf dem Erdtrabanten ab.

William Jo von der University of Texas in Austin hatte zusammen mit Kollegen

zuvor berechnet, welche Folgen der Einschlag des SpaceX-Teils haben könnte. Sie gingen davon aus, dass bis zu 12.700 Tonnen Mondstaub aufgeworfen werden. Teleskopaufnahmen lagen davon zunächst nicht vor, sie werden zu einem späteren Zeitpunkt erwartet.

Der neu entstandene Krater, so hatte vorab der Astronom Bill Gray geschätzt, dürfte etwa 17 Meter breit und 2 Meter tief sein. Gray hat eine Software zur Verfolgung von Objekten im All entwickelt und den Einschlag bereits vor Monaten vorhergesagt.

Gefährlich war der Vorfall nicht. Das könnte sich ändern, wenn die Nasa und die chinesische Raumfahrtbehörde CMSA wie geplant die ersten dauerhaften Forschungsstationen auf dem Mond errichten. »Wird so etwas in Zukunft häufiger passieren?«, fragt Ingenieur Jo – und gibt gleich selbst die Antwort: »Vermutlich schon«. 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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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GEZÄHLT

1,73

Erden bräuchte die Menschheit jährlich, damit sich angesichts ihres Ressourcenverbrauchs die Ökosysteme regenerieren könnten. Diese Berechnung erfolgt unter anderem auf Basis des CO₂-Ausstoßes, Fischfangs, Süßwasserverbrauchs und der Abholzung der Wälder.

Quelle: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2026

NACHGEFORSCHT

Wie groß ist die Chance, dass eine Flaschenpost gefunden wird?

Am 21. Januar 2018 fand Tonya Illman an einem Strand in West-australien eine braungrüne Glasflasche. Ein Papier darin machte diese zur Weltsensation. Es war die älteste bekannte Flaschenpost: 131 Jahre, 7 Monate und 9 Tage alt. Sie gehörte zu einem Experiment des Geophysikers Georg von Neumayer. Ab 1864 ließ er Schiffskapitänen Formulare mitgeben, in die sie unterwegs Datum und Position eintragen und die Botschaft dann in einer Flasche über Bord werfen sollten. Finder sollten den Fundort vermerken und das Papier nach Hamburg zurücksenden. So wollte Neumayer Meeresströmungen kartieren, erklärt Martina Plettendorff vom Bundesamt für Seeschifffahrt und Hydrographie (BSH).

Neumayer und seine Kollegen bekamen Antworten: Im BSH-Bestand finden sich heute 662 ausgefüllte Formulare.

»Die Wahrscheinlichkeit liegt bei etwa fünf bis zehn Prozent, dass eine Flaschenpost irgendwo hell ankommt und gefunden wird«, sagt Plettendorff. Illmans Flasche hatte der deutsche Handelssegler »Paula« 1886 im Indischen Ozean ausgesetzt. Nach ihrer Reise übers Meer lag sie wohl über 130 Jahre in den Dünen, bis wahrscheinlich ein Sturm sie freilegte.

Irische Statistiker haben berechnet, wie groß die Chance ist, dass eine Flaschenpost gefunden und älter als 100 Jahre ist: etwa 1 zu 100. Von 100.000 unentdeckten Botschaften würden also 1000 noch im hohen Alter aufgespürt. Plettendorff habe einmal eine Flaschenpost in die Ostsee geworfen, sagt sie. »Sie wurde nicht gefunden, also habe ich damit aufgehört.« Vielleicht hat sie aber einfach noch nicht lange genug gewartet. 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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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ONOMIE

»Jeder Busch kann stören«

Astrophysikerin Carolin Liefke, 45, über die Frage, wo und wie man die Sonnenfinsternis gut sehen kann

SPIEGEL: Frau Liefke, am Nachmittag und Abend des 12. August findet eine Sonnenfinsternis statt. Warum ist das faszinierend?

Liefke: Wer die Chance bekommt, eine totale Sonnenfinsternis zu sehen, hat ein umwerfendes Naturerlebnis. Vögel hören auf zu singen, Haustiere werden nervös. Man spürt von einem Moment auf den anderen, wie sehr alles auf unserer Erde von der Sonne abhängt.

SPIEGEL: In Deutschland wird die Sonne nur teilweise vom Mond verdeckt werden. Wohin muss man reisen, um die totale Sonnenfinsternis zu erleben?

Liefke: Es gibt ein paar nicht ganz so leicht zu erreichende Reiseziele, Grönland etwa. Das hat, wie auch die Westküste Islands, aber einen Haken: Die Wetterassistenten sind sehr wechselhaft. Man will ja am Ende nicht unter einer Regenwolke stehen. Daher gehen wohl die meisten Sonnenfinsternis-Gucker nach Spanien. Dort verläuft der spannende Bereich von der Nordwestküste quer über das Festland und endet unter anderem auf Mallorca, wo die verfinsterte Sonne im Meer untergeht.

SPIEGEL: Unter Astro-Fans gilt die aktuelle Sonnenfinsternis trotzdem als nicht ganz ideal.

Liefke: Ja, auch weil sie vergleichsweise kurz ist. In Spanien dauert die totale Sonnenfinsternis weniger als zwei Minuten. Außerdem findet sie spät am Tag statt, wenn die Sonne tief steht. Man benötigt absolut freie Sicht auf den Horizont. Schon eine kleine Wolkenbank kann den Blick versperren. Jeder Baum, jeder Busch, jedes Haus in Blickrichtung kann stören.

SPIEGEL: Was ist in Deutschland zu sehen?

Liefke: Die besten Bedingungen, also die stärkste Bedeckung, hat man im äußersten Südwesten, etwa in Lörrach an der Grenze zur Schweiz. Da sind knapp 90 Prozent der Sonne bedeckt. Das Saarland ist ebenfalls gut dabei. Im Nordosten, etwa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sind es noch rund 83 Prozent. Die Sonne geht also als deutlich schmale Sichel unter, wobei das Maximum der Verfinsterung kurz vor Sonnenuntergang liegt.

SPIEGEL: Das klassische Accessoire für die Sonnenfinsternis ist die Schutzbrille mit Filterfolie. Wofür benötigt man die?

Liefke: Um schwerste Augenschäden zu verhindern. Wir merken schon beim alltäglichen Blick in Richtung Sonne, dass das Auge dort nicht hinschauen

»UV-Strahlung kann die Netzhaut zerstören.«

möchte. Das menschliche Gehirn hat einen Schutzmechanismus, den Lidschlussreflex. Wenn wir trotzdem gezielt in die Sonne sehen, fällt zu lange zu viel intensives Sonnenlicht in unser Auge. UV-Strahlung kann die Netzhaut zerstören, und auch die Wärmestrahlung schädigt das Auge.

SPIEGEL: Wann bekommt jemand, der dieses Mal Pech hat und statt der verfinsterten Sonne nur eine Wolkenbank zu sehen bekommt, seine nächste Chance?

Liefke: Die nächste große Finsternis findet am 2. August 2027 statt. Sie dauert länger als die jetzige und ist an spektakulären Orten zu sehen – etwa in Ägypten im Tal der Könige, aber auch in anderen Teilen Nordafrikas, in Algerien, Tunesien und Marokko. CHS

Illustration: GOLDEN COSMOS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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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rin He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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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Wenn das Buch sie »zerstört hat«, war es gut

Lesen Jess Hengel spricht auf TikTok über Bücher, weint dabei oder lacht. So ist sie zu einer der größten BookTokerinnen geworden. Mächtig will sie nicht sein – und doch beeinflusst sie, welcher Roman ein Bestseller wird.

Man merkt, dass Jess Hengel schon beim Stand von »bookie« auf der Leipziger Buchmesse angekommen ist, bevor man sie sieht. Junge Frauen zwischen 14 und 18 Jahren mit geglätteten Haaren, tief hängenden Rucksäcken und Telefonen in der Hand stehen in kleinen Gruppen beieinander, stecken die Köpfe zusammen und schauen immer wieder in eine Richtung. »Da ist Jess«, raunen sie. Ein Mädchen klingt verzweifelt: »Ich bin total verschwitzt, ich kann doch jetzt kein Foto mit Jess machen.«

Das wäre auch gar nicht so einfach. Hengel wird umringt von ihrer Managerin, einer Mitarbeiterin und zwei weiteren Content-Creatorinnen, die sie abschirmen. Man erkennt sie an ihrem ultravoluminösen schwarzen Haar mit den grauen Strähnen, das ein bisschen an Narcissa Malfoy, eine Figur aus den Harry-Potter-Filmen, erinnert. Mit den schwarzen Stiefeln, den Hotpants und den vielen Goldreifen an den Armen könnte sie jetzt auch in eine Cocktailbar gehen. Ihre Schminke sitzt perfekt. Hengel starrt auf ihr Telefon. Sie bearbeitet ein Video, das sie eben gefilmt hat. Sie hat an einem Glücksrad gedreht und die Zuschauer aufgefordert, am Stand vorbeizukommen. Hengel arbeitet mit bookie zusammen, einer App, mit der man tracken kann, was man liest.

Eigentlich müssen sie jetzt zum nächsten Termin, aber inzwischen hat sich eine Menschentraube um sie gebildet. Also strahlendes Lächeln an und durch. Hengel umarmt

ihre Fans, macht Selfies, unterschreibt ein Foto von sich selbst, das ein Mädchen extra mitgebracht hat. Das würde ewig so gehen, würde nicht irgendwann ihre Managerin dazwischengehen. »Wir müssen jetzt leider backstage.«

Jess Hengel, 25, verkörpert eine neue Art von Prominenz und Starkult. Sie ist nicht berühmt, weil sie das Lieblingsbuch vieler Mädchen geschrieben hat. Sie ist berühmt, weil sie es empfohlen hat. Hengel ist eine der erfolgreichsten BookTokerinnen Deutschlands. Auf Instagram und TikTok folgen ihr zusammen mehr als 900.000 Accounts. In ihren täglichen Videos, Storys genannt, spricht sie unter #BookTok oder #Bookstagram über die Romane, die sie gerade liest, packt Pakete voller Bücher und Geschenke aus, die Verlage ihr zugeschickt haben, oder postet Videos von Buchevents, zu denen sie eingeladen wird.

Früher konnte ein Mann wie der Literaturkritiker Marcel Reich-Ranicki über den Erfolg eines Buchs entscheiden, je nachdem, ob er in der Fernsehsendung »Das literarische Quartett« den Daumen hob oder einem Werk gleich ganz absprach, »echte« Literatur zu sein. Mittlerweile ist Reich-Ranicki schon fast 13 Jahre tot und die Literaturkritik gefühlt ebenso lange in der Krise. Heute denkt kaum noch jemand, dass eine gute Rezension in einer großen Zeitung reicht, um einen Roman auf die Bestsellerliste zu katapultieren. Das mag auch daran liegen,

dass insgesamt weniger Menschen neue Bücher kauf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ussten Hunderte Buchhandlungen in Deutschland schließen. Die Menschen, die lesen, lassen sich auf ganz unterschiedliche Weise in ihrer Leseentscheidung beeinflussen, insbesondere Jüngere durch Rankings im Netz, durch spezialisierte Genre-Podcasts oder durch Bookfluencer.

Wobei: Als Kritikerin mag Hengel sich gar nicht verstehen. Sondern als Fan, als »Buchmaus«. Auch in ihrer Welt wird über den Plot und das world building eines Romans diskutiert, also darüber, wie viel Mühe sich der Autor oder die Autorin bei der Erschaffung einer fiktiven Welt gegeben hat. Am Ende zählt aber vor allem, ob ein Buch große Gefühle ausgelöst hat, ob es die Leserin »zerstört« hat, sie also zum Weinen und Verzweifeln gebracht hat.

Vielleicht kann man sagen: Frauen wie Hengel sind die neuen Geschmacksbildnerinnen. Für den Buchmarkt sind sie ein Hoffnungsschimmer, weil sie mit ihrem Content die Probleme der Branche zwar nicht lösen, aber doch entschärfen. Denn Romane, die bei BookTok Thema sind, werden zu Bestsellern.

Natürlich gibt es auf TikTok Videos über alle möglichen interessanten Neuerscheinungen, auch solche, die vielleicht eher im »Literarischen Quartett« vorkommen. Aber die erfolgreichsten BookTokerinnen treten nicht auf wie passionierte Intellektuelle im

Stella Weiß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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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e Reich-Ranickis, sondern wie Beauty-Influencerinnen, die sich stark für die Genres Romance und Romantasy interessieren – also Romane für junge Frauen zwischen 16 und 27, in denen eine Schülerin, eine Heilerin oder eine Kriegerin Prüfungen bestehen, die Welt retten oder einfach das Schuljahr überleben muss. Dabei verliebt sie sich in ihren besten Freund, ihren Erzfeind oder beide gleichzeitig. Meistens gehen diese Geschichten am Ende gut aus.

Es ist Juni. Hengel sitzt im Café der Buchhandlung Hugendubel in der Stuttgarter Fußgängerzone. Auf der Buchmesse im März gab es keinen Raum für ein Gespräch, das länger als fünf Minuten gedauert hätte. Hier hat sie Ruhe. Die meisten Fans sitzen in der Schule oder arbeiten, und die Belegschaft kennt sie schon, weil sie hier oft Videos dreht. Sie trägt Baggy Pants zu Ballerinas, auch heute sind Make-up und Haare makellos, als Influencerin steht man jeden Tag vor der Kamera. Hengel ist wahnsinnig höflich und zuvorkommend, dabei aber reserviert. Als wäre es ihr, die jeden Tag einen Teil aus ihrem Privatleben zeigt, unangenehm, über sich selbst zu sprechen.

Aufgewachsen sei sie im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Ludwigsburg, erzählt sie, wo sie bis heute mit ihrer Mutter und ihrer neun Jahre jüngeren Schwester wohne. Ihr älterer Bruder sei ausgezogen. Die Mutter sei in den Neunzigern aus Kasachstan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Der Vater habe die Familie früh verlassen und sei vor zwei Jahren verstorben. Nach dem Realschulabschluss habe sie erst mal ein Jahr lang in einem Restaurant gearbeitet. Dann brach Corona aus, also habe Hengel in der Lagerlogistik gejobbt. In ihrer Freizeit drehte sie lustige Videos und lud sie auf TikTok hoch. Mal tanzte sie mit Freunden, mal machte sie allein Quatsch in ihrem Zimmer, im Hintergrund war ihr Bücherregal zu sehen. Immer, wirklich immer, habe jemand unter den Videos kommentiert: »Was liest du denn so?« Also erzählte sie in einem Video, was in ihrem Bücherregal stand. Es waren die Teen-Klassiker der vergangenen 20 Jahre: »Percy Jackson«. »Twilight«. Ein paar »Warrior Cats«-Bände. Lesen war immer ihr Hobby gewesen. Die Zugriffszahlen ihres Kanals explodierten. »Damals hatte sogar ein einfacher Book Haul über eine Million Klicks«, erinnert sich Hengel. »Dabei hab ich einfach nur Bücher ausgepackt, die ich gekauft habe.«

Dass eine Frau wie Hengel – mit Realschulabschluss, weder mit Studium noch Ausbildung – so eine Karriere hinlegt, ist eine schöne Entwicklung. Man könnte sagen: Die Branche wird liberaler, auch demokratischer. Nicht mehr einzelne mächtige Kritiker in den deutschen Kulturredaktionen (und wenige Kritikerinnen) richten darüber,

Social-Media-Star Hengel auf Leipziger Buchmesse im März: Die neuen Geschmacksbildnerinnen

ob ein Buch gut oder schlecht ist; Leserinnen wie Hengel reden mit.

Die meisten ihrer Videos seien Buchvorstellungen, keine Rezensionen, diese Unterscheidung ist Hengel wichtig. Das ist der Unterschied zu Journalisten, die kein Geld dafür nehmen, um über bestimmte Kulturprodukte zu berichten. Und erst recht nicht gegen Bezahlung positive Kritiken verfassen. Influencer wie Hengel werden hingegen von Verlagen dafür bezahlt, über dieses oder jenes Buch ein Video zu machen. Kooperationen, wie sich das Social-Media-Geschäftsmodell nennt, flaggt Hengel aus. Reine Rezensionen würden nicht mehr gut laufen, seit sich der Algorithmus der Apps verändert habe, sagt sie. Dennoch betreibt sie in vielen Videos ihre eigene Form der Literaturkritik, wenn sie sagt: »Oh Gott, seht ihr meine Tränen? Wie krass ist das Buch?« Es ist keine Kritik, die journalistischen Standards folgt. Aber eine, die zuweilen mehr Macht hat als manch klassischer Literaturredakteur mit einer guten Buchbesprechung.

Hengel selbst mag nicht über ihren Einfluss sprechen, es ist ihr unangenehm. Die Managerin erzählt am Telefon von der »Shatter Me«-Reihe der US-Autorin Tahereh Mafi. Darin wird eine Frau mit übernatürlichen Kräften erst jahrelang gefangen gehalten und soll dann im Auftrag eines bösen Antagonisten, der die Weltherrschaft an sich gerissen hat, andere foltern. Die Reihe hat sieben Bücher, sechs weitere dazugehörige Erzählungen sind als E-Book erschienen.

Die Übersetzung »Ich fürchte mich nicht« erschien ab 2012 auf Deutsch, die letzten

Bände wurden nicht mehr veröffentlicht. Dann kam Hengel und empfahl die Reihe in regelmäßigen Abständen ihrem Publikum – weil sie sie persönlich richtig gut fand. Es sind bis heute ihre absoluten Lieblingsbücher. Womöglich wurde die Reihe ab 2023 auch deshalb als Taschenbuch neu aufgelegt, diesmal unter dem Originaltitel »Shatter Me«. Seitdem stehen sie in größeren deutschen Buchhandlungen im Young-Adult-Regal, oft versehen mit dem Sticker »TikTok #BookTok Bestseller Platz 1«.

Wie jede erfolgreiche Influencerin ist Hengel auch Geschäftsfrau. Sie wird nicht nur für einzelne Posts bezahlt, sondern hat mit einigen Unternehmen, etwa mit Hugendubel und einer Plattform für Hörbücher, längerfristige Verträge geschlossen. Gelegenlich bewirbt sie Kleidung, das sei deutlich lukrativer als Bücher-Content. Wie viel sie im Jahr verdient, will sie nicht sagen. Sie könne gut davon leben. Zuletzt hat sie gemeinsam mit ihrer Managerin ein Klamottenlabel gegründet.

Für dieses Leben lese sie fast jeden Tag stundenlang, am liebsten bis spät in der Nacht, sagt Hengel. Dazu kommen die Videos. Sie filmt sich, wie sie sich schminkt, und erzählt dabei, dass endlich die zweite Staffel der Serie »Ransom Canyon« herausgekommen sei (»Das ist eins zu eins wie die »Ranch Love«, »Cowboy Romance«-Bücher, die ich lese«). Sie fotografiert den Matcha Latte, den sie gekauft hat, und das Buch, das sie im Park liest. Und zwischendurch verlost sie die Special Edition der »Off Campus«-Reihe, deren Verfilmung in diesem Frühjahr ein riesiger Erfolg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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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n man ihre Posts eine Weile verfolgt, bekommt man selbst das Gefühl, sie zu kennen. Parasoziale Beziehung nennt man das. Ihre Fans erinnern sich an den einen Post, der sie zum Lachen gebracht hat, an die Serie, die sie nur wegen Hengel geschaut haben. Es ist, als wäre sie eine Freundin, die woanders wohnt. Und Hengel? Blickt bei jeder Begegnung mit ihrem Publikum in fremde Gesichter.

Auf der Messe in Leipzig hat Hugendubel ein »Meet & Greet« organisiert. 60 Leute durften sich vor Monaten anmelden, die Plätze seien schnell vergeben gewesen. Ein leeres Auditorium, ein Stehtisch, eine Warteschlange. 45 Minuten hat Hengel jetzt Zeit. Sie umarmt jede Person, findet immer ein Detail, das sie komplimentiert: »Toller Anhänger an der Tasche.« »Coole Cap.« »Ich liebe deine Weste.« Im Gegenzug erzählen die Mädchen und jungen Frauen ihr, wie toll sie sie finden. Welche Bücher sie gerade lesen. Die wenigen Männer und älteren Frauen im Raum sind allesamt Begleitungen, Mütter und Partner, die Fotos und Videos machen.

Eine der anderen Content-Creatorinnen kundschaftet die Toilettensituation aus. Sie kommt kopfschüttelnd zurück. »Da ist Zielgruppe.« Zu viele Fans auf engem Raum. Da können sie nicht hin. Auf der Messe vor zwei Jahren, erzählt Hengel, hätten Fans sie immer wieder ungefragt angefasst, von hinten an ihr gezogen, weshalb sie im vergangenen Jahr von einem Bodyguard begleitet wurde. Das kam aber nicht gut an, die Aktion habe einen kleinen Shitstorm ausgelöst. Die Leute hätten Dinge geschrieben wie: »Wer denkt sie, wer sie ist? BookTok Beyoncé?« Deshalb spielt ihre Managerin dieses Jahr Leibwächterin. Den ganzen Tag lang befreit sie Hengel aus Menschenaufläufen. Einmal schiebt sie Hengel hinter Stellwände, damit sie durchatmen und neue Storys posten kann. Wie viel Kraft so ein Tag auf der Buchmesse kostet, spürt man dennoch. Sobald Hengel mal verschnaufen kann, starrt sie minutenlang teilnahmslos ins Leere und beteiligt sich nicht an Gesprächen.

Sie würde sich aber wohl nie über diesen Zustand beschweren. Ohne die Fans, die sie jeden Tag in ihrem TikTok-Feed sehen und ihr vertrauen, wäre ihr Leben ein anderes. Wahrscheinlich hätte sie einen stinknormalen Job, stünde nicht im Rampenlicht und könnte nicht die Nächte durchlesen. Würde weniger Geld verdienen.

Am Nachmittag in Leipzig hat sie Termine an diversen Messeständen: bei den Verlagen Everlove, arsEdition. Bei Forever, einer Sparte von Ullstein, erfährt Hengel von einer Verlagsmitarbeiterin, dass bald ein neues Buch einer ihrer Lieblingsautorinnen erscheint, alles noch topsecret. »Meine Energy ist so low, aber innerlich schrei ich«, sagt Hengel. Ihre Managerin geht dazwischen:

»Denkt da bei der Werbekampagne unbedingt an uns.«

Literatur in Zeiten von TikTok, das bedeutet auch: Es gibt sehr viele Romane mit ähnlichen Plots und Figuren, mit Cliffhangern am Ende jedes Kapitels, damit man nur ja weiterliest, und mit viel Sex. Oder besser gesagt, mit sexuellen Fantasien. Während in der Young-Adult-Version vorwiegend schmachtende Blicke gewechselt werden, der Bauch kribbelt, bis es zum erlösenden Kuss kommt, geht es in New-Adult-Romanen ordentlich zur Sache. Diese Sehnsucht danach, dass sich die beiden meist heterosexuellen Hauptfiguren am Ende der Geschichte kriegen, reproduziert zwar patriarchale Vorstellungen davon, dass eine Frau vor allem einen Mann an ihrer Seite braucht, um glücklich zu sein. Besonders daran ist, wie weibliches Verlangen erzählt wird: Fast immer fragt die männliche Hauptfigur, ob sie das denn auch wirklich wolle. Fast immer geht es um die Befriedigung der weiblichen Protagonistin.

»Diese Bücher wecken eine Idee davon, welche andere Realität auch möglich ist«, sagt Hengel beim Treffen in Stuttgart. Gerade wenn die Männer einen im echten Leben nicht so wertschätzend behandeln würden. »Im besten Fall lernt man durch die Lektüre, dass man sich nicht alles gefallen lassen muss.« Es ist eine der wenigen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Äußerungen in dem Gespräch mit ihr.

Dass viele Bücher einander ähneln oder Trends bedienen – Vampire, Drachen, Ho-

ckey – bestreitet sie nicht. »Manchmal frage ich mich beim Lesen eines Buchs schon, wieso da keiner Plagiatvorwürfe äußert«, sagt sie und lacht, wiegelt dann aber ab: »At the end of the day kann man das Rad auch nicht neu erfinden.« Es nehme ihr nicht die Freude am Lesen, zu ahnen, wie es weitergeht.

Für Hengels Verhältnisse ist das schon kritisch. Auf TikTok würde sie so eher nicht sprechen. Das liegt auch daran, dass sie schlechte Erfahrungen gemacht hat. Früher hätten sie ihre Follower oft nach ihrer Meinung zu einzelnen Büchern befragt. Sie habe dann ehrlich geantwortet, wenn ihr was nicht gefallen habe.

Eines Tages habe ihr eine Autorin geschrieben, sinngemäß: »Voll schade, dass du mein Buch nicht möchtest, aber kannst du bitte aufhören, mich zu erwähnen? Das macht mich voll kaputt.« Hengel sagt, sie habe ein schlechtes Gewissen gehabt, dann aber beschlossen, sich nicht den Mund verbieten zu lassen. Kurze Zeit später habe sich wieder jemand beschwert, diesmal sogar eine Autorin aus den USA. Es habe echter Schmerz aus ihr gesprochen, findet Hengel. Vielleicht war es auch einfach emotionale Erpressung.

Wie soll objektive Kritik möglich sein, wenn persönliche Rücksichtnahme am Ende mehr wiegt als ein ehrliches Urteil? In der alten Kritikerwelt gab und gibt es bis heute tiefe Kränkungen, bittere Fehden zwischen Autoren und Kritikern – unvergessen, als sich der Schriftsteller Martin Walser an Reich-Ranicki rächte, indem er einen kaum verfremdeten Kritiker in einem Roman scheinbar sterben ließ. Was Hengel macht, ist sehr viel rücksichtsvoller, netter. Aber achtet man Autorinnen und Autoren wirklich mehr, wenn man darauf verzichtet, sie zu kritisieren?

»Ich will niemandem schaden«, sagt Hengel. Sie macht keine kritischen Videos mehr. Bücher, die ihr nicht gefallen, erwähnt sie meistens einfach gar nicht. Wenn sie nichts Positives über ein Buch zu sagen hat, für dessen Vorstellung sie bezahlt wurde, sage sie die Kooperation mit dem Verlag lieber ab. »Ich will mit meinem Account Freude bereiten.«

Auf Instagram sieht man später, dass sie schon lange vor dem verabredeten Zeitpunkt in der Stuttgarter Buchhandlung war, gefrühstückt und ein Video gedreht hat. Darin sagt sie: »Ich habe absolut nichts zu meiner Verteidigung zu sagen, ich bin wieder in einer Buchhandlung. Aber wir gucken uns jetzt alles an. Ich liebe es, meine Bücher zu besuchen.« Dann hält sie diverse Romane in die Kamera, liest Klappentexte vor. Als sie ein Cover besonders schön findet, quietscht sie einmal kurz auf. Jess Hengel ist in diesem Moment einfach eine Frau, die für Literatur brennt.

Laura Backes

»Ich habe absolut nichts zu meiner Verteidigung zu sagen, ich bin wieder in einer Buchhandlung.«

Jess Hengel, TikToke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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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Odysseus musste auch ein Trickser sein«

Kino Christopher Nolan »Odyssee« steht in der Kritik. Der Althistoriker Raimund Schulz hat mit der Hollywoodvariante kein Problem – und erklärt, wovon der Mythos wirklich handelt.

Schulz, 64, lehrt als Professor an der Universität Bielefeld. Zu den Schwerpunkten des Wissenschaftlers gehören die Seefahrt, der Krieg sowie die Welt- und Globalgeschichte der Antike. Zuletzt untersuchte er in einem lesenswerten Buch eine Schlüsselfigur der europäischen Zivilisation: Odysseus*.

SPIEGEL: Herr Schulz, Sie gehören zu den vielen Zuschauern, die »Die Odyssee« von Christopher Nolan im Kino gesehen haben – und sind zugleich einer der wenigen echten Experten für den Helden des Films. Wie lautet Ihr fachliches Urteil?

Schulz: Als Historiker würde ich mich jetzt ungern in den Chor derjenigen einreihen, die erbsenzählerisch nach Stellen suchen, wo das Ganze nicht der historischen »Wahrheit« entspricht.

SPIEGEL: Nicht? Eine Expertin wie Emily Wilson, die die »Odyssee« zuletzt in ein modernes Englisch übersetzte, hat einen furiosen Verriss des Films geschrieben.

Schulz: Ich fand den Film eindrucksvoll. Er besticht durch seine Bild- und Tongewalt. Dabei merkt der Regisseur selbst an, es handle sich um eine Geschichte »nach« Homer. Er hat sich also bewusst die Freiheit genommen, den Stoff so zu formen, wie er es möchte. Und das ist legitim.

SPIEGEL: Gehört dazu auch, um ein umstrittenes Detail zu nennen, Odysseus in einem Wikingerschiff auf seine Irrfahrt zu schicken?

Schulz: Natürlich hätte er hier authentischer sein können. Aber ist das die vordringliche Aufgabe eines Hollywoodfilms? Entscheidend ist letztlich der Plot, in den diese Elemente eingefügt werden. Ist die Geschichte stimmig? Inwieweit interpretiert der Regisseur den antiken Stoff sinnvoll und originell? Wo hebt er sich von früheren Interpretationen ab? Es geht um den Gesamteindruck der Geschichte, die der Film präsentiert.

SPIEGEL: Und die erkennen Sie wieder? Nolan schildert Odysseus als traumatisierten Kriegsheimkehrer, der mit seinen blutigen Taten hadert...

Schulz: Das hat mit Homer nichts zu tun. Im Original ist nicht zu erkennen, dass Odysseus durch Krieg und Irrfahrt geläutert wäre. Insofern ist das Nolan moderne Interpretation. Aber die muss man aushalten.

* Raimund Schulz: »Odysseus. Mythos und Wahrheit«. Klett-Cotta; 320 Seiten; 25 Euro.

SPIEGEL: Auch wenn es nicht der homerischen Erzählung entspricht?

Schulz: Ein Hollywoodfilm muss und kann das antike Vorbild nicht eins zu eins umsetzen, er ist kein Dokumentarfilm, sondern ein Interpretationsangebot. Typisch für Nolan ist zum Beispiel die Rolle des Agamemnon, der im Original auch die militärische Expedition nach Troja geleitet hat. Natürlich ist die hohle Wirbelsäule, in die der Helmbusch ausläuft, ein Fantasy-Element, und mit dem schwarzen Mantel und dem Helm erinnert er beinahe an Darth Vader. Er ziert nicht ohne Grund die Filmplakate. Aber es gibt auch Aspekte, wo der Film Chancen vertan hat.

SPIEGEL: Und zwar?

Schulz: Zum Beispiel dieses etwas schematische Schwarz-Weiß-Denken: hier der gute, geläuterte Held, dort die furchtbar bösen Freier, die es auf sein Königreich abgesehen haben – die er dann in der Art eines US-Einzelkämpfers alle fast allein besiegt. Bei Homer sind die Figuren viel ambivalenter.

SPIEGEL: Anders als bei Nolan endet Homers »Odyssee« nicht mit einem Showdown, sondern mit einer regelrechten Staatskrise in Ithaka.

Schulz: Allerdings. Das wird in fast allen Nacherzählungen eigentlich immer rausgelassen, obwohl es für die politische Botschaft

Experte Schulz:

»Nolan zäumt die Geschichte von hinten auf«

Maximilian Siderow

der »Odyssee« zentral ist. Hier ist ein Heimkehrer, der seinen Hof und seine Stellung zurückgewinnen will. Das tut er um jeden Preis. Er nimmt sogar einen Bürgerkrieg in Ithaka in Kauf. Es gibt keinen Ausweg, bis Athene schlichtend in den Konflikt eingreift.

SPIEGEL: Nach modernen Erzählgewohnheiten ist dieses Ende eher eine Antiklimax, also untauglich für Hollywood. War das für antike Griechen anders?

Schulz: Ja, ein einfaches Happy End wäre ihnen wohl zu dürftig erschienen. Sie kannten ja die ganzen Geschichten, genauso wie den Trojanischen Krieg. Offenbar wollte ihnen Homer ein originelles Ende bieten, das sie zum Nachdenken anregt.

SPIEGEL: Was im Original auch fehlt, ist eine moralische Botschaft, oder?

Schulz: Jedenfalls ist sie nicht eindeutig. Heute gelten Lügen und Betrügen im Allgemeinen als unmoralisch. In der Welt des Odysseus war das anders. Da war es eine Überlebensstrategie, um über die Runden zu kommen. Ein Lokalherrscher wie Odysseus musste auch ein Trickser sein.

SPIEGEL: Sie haben den Film eindrucksvoll genannt. War die »Odyssee« für antike Zuhörer auch überwältigend?

Schulz: Allein dass die Epen Homers in diesem Umfang verschriftlicht wurden, beweist den Eindruck, den sie machten. Die verschachtelten Handlungsstränge und Rückblenden der »Odyssee« wurden offensichtlich als revolutionär empfunden gegenüber früheren Erzählungen. Sie präsentierte zudem Akteure – unter ihnen auch Frauen – in einem geografisch weiten Handlungsraum mit komplexen Charaktereigenschaften, die man vermutlich vorher in dieser Form nicht erzählt bekam.

SPIEGEL: Hätte einem Zeitgenossen Homers der Film gefallen?

Schulz: In mancher Hinsicht sicherlich. Nolan zäumt die Geschichte, wie auch Homer das getan hat, mit Rückblenden von hinten auf. Das ist ein Element, das auch ein antikes Publikum beeindruckt hätte.

SPIEGEL: Hätten sich Zeitgenossen an Asiaten auf dem Schiff gestört, an einer schwarzen Helena oder einer trans Person als Sinon?

Schulz: Das ist eine interessante Frage. Ich würde sie vorsichtig damit beantworten, dass damals zum Beispiel viele Schiffsmannschaften aus unterschiedlichen Ethnien stammten. Zeitgenossen waren durchaus damit vertraut, dass es Menschen mit schwarzer Hautfar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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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yssee

«Stars Matt Damon, Zendaya: »Es gibt Aspekte, wo der Film Chancen vertan hat«

gab. In den Texten wird das mitunter angemerkt und als Teil einer sich im Zuge von Handelsfahrten und Kolonisation ausdehnenden Welt empfunden. Mit seiner Besetzungspolitik hat Nolan dennoch wirksame Reizpunkte gesetzt.

SPIEGEL: Ist der Regisseur sozusagen nur ein weiterer Sänger, der sich dieser lange Zeit nur mündlich überlieferten Geschichte annimmt – wie schon Homer das getan hat?

Schulz: Das könnte man so sehen. Wobei niemand mit Sicherheit sagen kann, ob es Homer als Person wirklich gab. Für mich als Historiker ist diese Frage allerdings eher zweitrangig.

SPIEGEL: Anders als die Frage, ob denn Odysseus wirklich gelebt hat?

Schulz: Ja, das ist historisch interessanter. Allein der Umstand, dass diese Figur und

ihre Erlebnisse wahrscheinlich über Jahrhunderte vor Homer bereits von Sängern behandelt wurden, wäre für mich ein Argument dafür, dass es vielleicht in Nordwestgriechenland ein historisches Vorbild gegeben haben könnte.

SPIEGEL: Einen erfolgreichen Großbauern oder Regionalfürsten, der später sogar verehrt wird?

Schulz: Das wäre zumindest eine plausible These, auch wenn er nicht durch außerhomerische Quellen zu fassen ist. Er muss etwas Besonderes repräsentiert haben: Bei Homer ist er eine komplexe Figur mit Eigenschaften, die zugleich anziehen und abschrecken. Genau das macht Odysseus ja so menschlich.

SPIEGEL: Was in der Antike auch für die allzu menschlichen Götter gilt, oder?

Schulz: Stimmt. Bei Nolan spielen die Götter aber eine recht eingeschränkte Rolle als zeitweilige Berater und Begleiter. Aber sie greifen nicht direkt ein. Hier hat er das Original stark zurückgedrängt und sich auf den Helden konzentriert – vermutlich, um ihn interessanter zu machen. Im Epos ist übrigens Odysseus’ Partnerin Penelope auch nicht nur eine treue, willensstarke Ehefrau. Sie ist genauso trickreich und clever wie ihr Mann.

SPIEGEL: Was ist es, das uns heute noch an dieser Geschichte fasziniert? Migration, Identität, Heimat, Freundschaft, Verantwortung?

Schulz: All das. Es ist eine geniale Mischung verschiedener Erfahrungen, die uns auch heute noch berühren. Nehmen wir nur diese Trennung von der Heimat, die Unsicherheit an fremden Orten, den Wunsch, nach Hause zurückzukehren. Das sind existenzielle Themen, die für Menschen immer fesselnd bleiben. Als Historiker interessieren mich zudem die politischen Probleme, die Homer behandelt. Im Kern sind es Probleme, mit denen wir heute auch noch konfrontiert sind. Wie können wir Interessenkonflikte Einzelner lösen, ohne dass die ganze Gemeinschaft darunter leidet? Wie gehen wir mit Gewalt um, die seit über 2000 Jahren und trotz veränderter gesellschaftlicher und staatlicher Formen immer wieder ausbricht?

SPIEGEL: Nehmen wir einmal an, Christopher Nolan hätte Sie als historischen Berater engagiert – welche Sache hätten Sie ihm unbedingt ans Herz gelegt, von welcher Sache dringend abgeraten?

Schulz: Ich hätte ihm vermutlich geraten, nicht allzu viele pseudohistorische Elemente und Ebenen miteinander zu vermischen, zulasten typisch homerischer Motive, etwa der heroischen »Ehre«. Und natürlich hätte man sich als Homer-Fan die ein oder andere Szene mehr gewünscht, so zum Beispiel die Begegnung zwischen Odysseus und Nausikaa: Auf der einen Seite steht hier ein mittelloser Schiffbrüchiger, der noch einmal bei null anfangen muss. U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das junge Mädchen im heiratsfähigen Alter, das den Mut hat, diesem Mann zu helfen. Leider fehlt diese großartige Szene im Film.

SPIEGEL: Was unterscheidet eigentlich ein Epos wie die »Odyssee« von einem wie »Der Herr der Ringe«, die mythologische Erzählung also von der Fantasy?

Schulz: Die künstlerische Komposition und die literarische Qualität homerischer Epen sind der Fantasy überlegen. Der Unterschied zur Fantasy liegt vor allem in der Nähe der »Odyssee« zur Lebenswirklichkeit der Menschen: Ihre Handlung ist in einem realen Raum angesiedelt. In einer Welt, die wir kennen. Es ist das Mittelmeer, nicht Mittelerde.

Interview: Arno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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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din Mollers / DER SPIEGEL

Acht Jahre war Çağla Ilk »Mädchen für alles«, jetzt plant sie die Revolution

Bühnen Unter der Intendantin Shermin Langhoff lieferte das Berliner Maxim Gorki Theater enorme Impulse für den Umbau der deutschsprachigen Theaterwelt. Ihre Nachfolgerin Çağla Ilk verkündet nun eine knallharte Disruption.

Für den Abschiedsabend der Theaterintendantin Shermin Langhoff ist Cem Özdemir aus Stuttgart in die Hauptstadt gereist. Mit leicht nach vorn gebeugtem Kopf tritt Baden-Württembergs Ministerpräsident auf die Bühne und spricht ins Mikrofon, seine Stimme klingt vom Pathos angeraut.

Langhoff und ihr Theater hätten »trotz Gegenwind, trotz widriger Umstände gezeigt, dass Veränderung möglich« sei, sagt Özdemir. »Damit bist du zum Vorbild geworden für viele, die sich ein anderes, weltoffeneres Deutschland gewünscht haben.« Langhoff und er, so sagt der Politiker, seien

seit vielen Jahren befreundet. Die Angesprochene spaziert nun in einer schwarzen Adidas-Jacke mit weißen Streifen ins Rampenlicht. Die Blätter ihres mitgebrachten Redemanuskripts wirft sie in den Bühnenstaub. »Ich wollte euch eigentlich erzählen, wie und wo das postmigrantische Theater begann«, verkündet sie, doch es genüge zu sagen, dass sie ihre Arbeit am Maxim Gorki Theater 2013 angefangen habe, »in dem Jahr, als die AfD gegründet wurde«. Also die Partei, die zum Ziel habe, »sich auf die Schwächsten der Schwachen, die Geflüchteten, zu stürzen«.

Es ist eine Feier mit vielen kämpferischen Tönen und Wehmut an diesem Abend Mitte Juni. Nach 13 Jahren unter der Intendantin Langhoff verabschieden sich mit der Chefin viele Schauspielerinnen und Schauspieler, Regisseurinnen und Regisseure von dem Haus, das den Begriff »postmigrantisches Theater« bekannt gemacht hat. Als Bezeichnung für eine Bühnenkunst, die sich für die Geschichten von nach Deutschland eingewanderten Menschen begeistert – und diese Geschichten auch von Schauspielenden aus Migrantenfamilien darstellen lässt.

Über zwei Stunden lang wird im Chor gesungen, geweint und getanzt. Als der Filmemacher Fatih Akin dann als DJ an den Reglern steht, sagt er den Satz: »Eine Tür geht zu, aber ein goldenes Tor öffnet sich.«

Ob die Zukunft des Maxim Gorki Theaters wirklich golden ist, bezweifeln in Berlin derzeit Theaterfans. Denn das Haus wird nun von einer Frau geleitet, die eine andere Vision hat. Das Theater solle, so heißt es auf der Website, ein »offener, transdisziplinärer Ort zwischen Theater, zeitgenössischer Kunst, Performance, Tanz, Musik, Sound, Diskurs und Stadt« sein. Das, was man postmigrantisches Theater nennt, sucht man auf dem Spielplan der künftigen Intendantin Çağla Ilk vergebens.

»Begriffe haben ein Verfallsdatum«, sagt Ilk ein paar Tage später. Sie sitzt in einer großen Halle im Berliner Stadtteil Friedrichshain an einem Kaffeetisch. Hier sind die Werkstätten des Gorki untergebracht, um sie herum arbeiten Dutzende Frauen und Männer an Bühnenleinwänden und Kulissen. Der Begriff »postmigrantisch« habe für das Gorki Theater seit 2013 als Label gut funktioniert, er sei aber leider als Beschreibung der Jetztzeit untauglich, fährt sie fort. »Migration ist allgegenwärtig, sie ist nicht ›post‹. Wir müssen neue Setzungen finden.«

Was Çağla Ilk plant, ist offensichtlich eine harsche, knallharte Disruption. Oder versteht man sie falsch?

»Ich habe nicht die Absicht, das Theater abzuschaffen. Ich möchte das Haus öffnen«, sagt Ilk in einem aufgekratzten, fast jubelnden Ton. Sie erweitere das Programm. »Das Theater bleibt im Kern, aber es ist nur ein Teil in einem größeren Organismus mit 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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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 anderen Organen.« Man kann live beobachten, was sie damit meint.

Umwelt vom Interviewstisch stapft ein älterer Herr in einem blauen Arbeitskittel mit einem Pinsel voller blauer Farbe und einer Atemschutzmaske vor dem Gesicht über eine riesige, am Boden liegende Papierplane mit Spiegelelementen. Der Mann heißt Sarkis, ist 87 Jahre alt und ein berühmter Konzeptkünstler, der aus der Türkei stammt und seit vielen Jahren in Paris lebt. Für Çağla Ilk eröffnet er am 4. September ihre erste Saison im Gorki. Gezeigt wird kein Drama, sondern eine Installation. Sarkis präsentiert den Bühnen- und Zuschauerraum des Theaters in neu gestalteter Version.

Das Theaterportal »Nachtkritik« beschreibt Ilks erstes Programm mit den Worten: »Eine Theater-Bastion wird geschleift.«

Çağla Ilk hat Architektur in Istanbul studiert und zog 2004 nach Berlin. Sie war 2020 bis 2025 Co-Direktorin der Staatlichen Kunsthalle Baden-Baden und Kuratorin des Deutschen Pavillons bei der Kunstbiennale in Venedig 2024. Zuvor hat sie als Produzentin und Regisseurin gearbeitet – und von 2012 bis 2020 als Kuratorin und Dramaturgin am Maxim Gorki Theater.

»Ich war in diesem Haus acht Jahre lang Mädchen für alles«, sagt Ilk mit einem Zorn in der Stimme, der offenbar jeglicher Skepsis gegenüber ihren Plänen gilt. Sie will klarmachen: Ich weiß genau, was ich tue.

Über Langhoff sagt Ilk: »Ich wünsche ihr alles Gute.« Tatsächlich plant sie mit einem Ensemble von »etwa zwölf« Frauen und Männern, aber es dürfte so gut wie nichts von der Sorte Theaterkunst übrig bleiben, die Langhoff am Gorki Theater etabliert hat. Ein wenig wirkt es, als wolle da jemand Revanche nehmen für womöglich einst am Gorki erlittene Zurückweisungen.

Als Langhoff ihre Intendanz startete, war sie die erste Person mit türkischen Wurzeln, die in Deutschland den Leitungsjob in einem größeren öffentlich subventionierten Theater übernahm. Die Inszenierungen, die sie im Gorki mit ihrem zeitweiligen Co-Chef Jens Hillje präsentierte, waren klar geprägt durch den Kampf gegen die politische Rechte und für die Akzeptanz von queeren Lebensformen. Und Langhoff und Hillje formulierten das anfangs viele Leute überraschende Programm, dass es lohnend sei, über und für die nach Deutschland Eingewanderten Theater zu machen.

Zu den Hits des Hauses gehörte das stets ausverkaufte Klassenzimmerdrama »Verrücktes Blut« und das Nahostkonfliktstück »The Situation«; Inszenierungen wie »Small Town Boy« über das Alltagsleben queerer Menschen in der deutschen Provinz begeisterten Publikum und Kritik.

Auf der Gorki-Bühne spielten die Nachkommen von türkischen und russischen Immigranten und Expats aus Israel und Palästina.

Es inszenierten Regisseurinnen und Regisseure aus Osteuropa, Frankreich, Israel und der Türkei. In Aufführungen wie »Unser Deutschlandmärchen« und »Das rote Haus« berichteten die aus Migrantenfamilien stammenden Regisseure Hakan Savaş Mican und Ersan Mondtag mitreißend von der Lebenslust und Not sogenannter Gastarbeiter.

»Das Arier-Ausweis-Deutschland, das Adolf Hitler hinterließ, der Traum der Neonazis, ist vorbei«, sagte Shermin Langhoff in einem Interview. »Für das neue Deutschland machen wir ein neues deutsches Theater. Mit Geschichten aus aller Welt.«

Für praktisch alle anderen staatlich subventionierten Theater, auch für große Häuser wie das Wiener Burgtheater oder die Münchener Kammerspiele, war der kurz nach dem Start 2013 einsetzende Riesenerfolg des Gorki ein Weckruf mit enormen Folgen.

Für die Mehrzahl der Theater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galt bis in die Zehnerjahre die Regel: Menschen aus mittelständischen bürgerlichen Familien machen Bühnenkunst für Menschen aus mittelständischen bürgerlichen Familien. In einem Theatersystem, das mit öffentlichen Geldern finanziert wird, wirkten viele Häuser wie Reservate einer fast nur weißen Kunstpraxis. Dabei hatte sich die Gesellschaft durch Zuwanderung stark verändert.

Im Rückblick kann man den Eindruck gewinnen, dass vielen Theaterleitern erst durch die Darstellerinnen und Darsteller des Gorki, die fast ausschließlich aus Migrantenfamilien stammten, klar wurde, dass auf ihren eigenen Bühnen so gut wie keine Menschen mit afrikanischen, türkischen oder russischen Wurzeln arbeiteten. Auch in den Büros der Dramaturgie und am Regiepult sowie in den Lehr- und Übungsräumen der Schauspielschulen sah es kaum anders aus.

Heute hat sich die Situation deutlich gewandelt. Theaterchefs und Ausbildungsstätten

ten haben die Wertschätzung von Diversität zum wichtigen Grundsatz der Personalauswahl gemacht. In den Ensembles der meisten Stadttheater finden sich Menschen mit nicht deutschen Vorfahren und oft auch nicht weißer Hautfarbe. In den Spielplänen gehören migrantische und queere Themen zum Standard. Cem Özdemir drückt es zum Abschied von Langhoff so aus: »Das postmigrantische Theater ist heute deutsches Theater.«

Angesichts dieser Bilanz kann man den Wandel am Gorki auch anders interpretieren: Das Haus hat seinen Auftrag erledigt. Oder?

»Nein, die Mission ist noch längst nicht erfüllt«, sagt André Schmitz, 68, der von vielen Kulturmenschen als graue Eminenz der Berliner Kulturpolitik geschätzt wird. Er war unter dem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 Klaus Wowereit von 2006 bis 2014 Kulturstaatssekretär. Er hat Langhoff als Intendantin ans Gorki geholt.

»Shermin Langhoff hat uns allen die Augen geöffnet«, sagt der Ex-Politiker am Telefon. »Ich halte ihre Ablösung für einen großen Fehler. Berlin verliert nicht nur eine große Künstlerin, sondern auch einen einzigartigen Ort, an dem Menschen mit und ohne Migrationshintergrund sich ihre Geschichten erzählen konnten.«

Fest steht: Langhoffs Maxim Gorki Theater wirkte ähnlich revolutionär wie Frank Castorfs Berliner Volksbühne, die in den Neunzigerjahren die Spielweisen veränderte. Castorf durfte 25 Jahre lang Intendant der Volksbühne bleiben, Langhoff wird nun nach 13 Jahren abgelöst. Das dürfte auch daran liegen, dass Langhoff theaterintern einen öfter ruppigen Umgang pflegte.

Der SPIEGEL berichtete 2021 über Vorwürfe des Machtmissbrauchs gegen die Intendantin durch mehrere Beschäftigte, über Einschüchterungen und verbale Übergriffe. Langhoff bekannte sich laut »Süddeutscher Zeitung« zu »Ausrastern«, im Haus mühte man sich um Mediation.

Ihre Nachfolgerin Çağla Ilk sagt nun: »Wir Theaterintendantinnen und Theaterintendanten sind alle kleine Schnecken, die ihre Häuser irgendwann zurücklassen müssen. Wir gehen weg, die Häuser bleiben da. Jede und jeder von uns ist nicht mehr als eine kleine Episode in einer großen Geschichte.« Man sieht Ilks plötzlich strahlendem Gesicht an, dass sie Spaß hat am Schneckenvergleich. »Es gibt das Theater seit fast 3000 Jahren, eigentlich kommt es gleich nach der Höhlenmalerei. In der Geschichte des Theaters ist also auch Frank Castorf nur eine kleine Schnecke«, sagt sie.

Als Castorf im Jahr 2017 als Chef der Volksbühne abgelöst wurde, gab es eine Menge Aufregung in der deutschen Kulturwelt. Die Berliner Kulturpolitik hatte den belgischen Kunstkurator Chris Dercon zu Castorfs Nachfolger gemacht. Dercon setz-

Abgelöste Theaterchefin Langhoff:

Kampf für eine weltoffenere Bühnenkunst

Foto: Zimm / EBA / picture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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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BESTSELLER

BELLETRISTIK

Nach dem Erfolg seiner »Achtsam morden«-Bände nimmt Karsten Dusse die Wirtschaftswunder-Kitschfilmreihe »Immenhof« als Kulisse für einen satirischen Kriml. Wenn das Leben schon kein Ponyhof ist, ist es vielleicht ein Tatort? | Platz 2

SACHBUCH

In seiner Romantrilogie hat Christian Baron die Vielschichtigkeit seiner Heimatstadt Kaiserslautern eingefangen. Sein Sachbuch zu den »Roten Teufeln« ist dagegen geradeheraus eine Liebeserklärung an die Fußballmannschaft der Stadt. | Platz 15

1 (1) 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inz Strunk Rowohlt; 23 Euro 2 (-) Filmriss auf Immenhof Karsten Dusse Heyne; 24 Euro 3 (-) Die zweitgrößte Liebe Ruth-Maria Thomas dts; 24 Euro 4 (-) Tödliches Verderben Karin Slaughter HarperCollins; 24 Euro 5 (3) Die Riesinnen Hannah Häffner Penguin; 24 Euro 6 (2) Fünf, sechs, sieben, acht Ewald Arenz DuMont; 25 Euro 7 (4) Yesteryear Caro Claire Burke Heyne; 24 Euro 8 (-) Slaying the Vampire Conqueror Carissa Broadbent Carlsen; 22 Euro 9 (-) Wirf einen Schatten Elena Fischer Diogenes; 25 Euro 10 (5) Guten Morgen, schönes Wetter heute Tanja Kokoska dts; 23 Euro 11 (-) Ein Haus aus Salz und Tränen Erin A. Craig Ullstein Jugendbuch; 22,99 Euro 12 (7) Die Straße Robert Seethaler Claassen; 25 Euro 13 (8) Das Ende ist nur ein Anfang T. C. Boyle Hanser; 25 Euro 14 (-) Ist doch schön hier Miriam Burdelski Blessing; 24 Euro 15 (-) The Exquisite Torment of Loving Your Enemy Brigitte Knightley Penhaligen; 23 Euro 16 (-) Die Wahrheit über Ruby Cooper Liz Nugent Gutkind; 24 Euro 17 (9) Querfeldein Alex Capus Hanser; 25 Euro 18 (11) Die Mitternachtsreise Matt Haig Droemer; 24 Euro 19 (12) Pina fällt aus Vera Zischke List; 21,99 Euro 20 (10) Pause Lena Kupke dts; 23 Euro

1 (1) Dear Britain Annette Dittert DuMont; 24 Euro 2 (2) Nein sagen Matthias Brandt Kiepenheuer & Witsch; 16 Euro 3 (3) Träume aus Feuer Florian Illies Pfaueninsel; 20 Euro 4 (4) Dreihundert Männer Konstantin Richter Suhrkamp; 30 Euro 5 (5) Alt genug Ildiko von Kürthy Ullstein; 22,99 Euro 6 (6) Die Geschichte in mir Rüdiger von Fritsch Siedler; 26 Euro 7 (8) 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asta und Limoncello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nser; 20 Euro 8 (-) Glaube, Liebe, Klopp Michael Horeni C. Bertelsmann; 26 Euro 9 (12) Ein Sommer mit Goethe Gustav Seibt C. H. Beck; 25 Euro 10 (9) Wir verlieren dieses Land Liv von Boetticher Deutscher Wirtschaftsbuchverlag; 25 Euro 11 (10) Faschismus ist keine Meinung Ilko-Sascha Kowalczuk C. H. Beck; 23 Euro 12 (14) 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izza und Aperol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nser; 19,99 Euro 13 (7) Bakterien – Die heimlichen Helden Peter Wohlleben Malik; 23 Euro 14 (13) Du bist nicht allein Jan Fleischhauer DIA; 25 Euro 15 (-) 1. FC Kaiserslautern Christian Baron Ullstein; 16,99 Euro 16 (20) Wenn die Sonne untergeht Florian Illies S. Fischer; 26 Euro 17 (17) Abschied leben Gabriele von Arnim Rowohlt; 24 Euro 18 (15) Bückbürgertum Ulf Poschardt Westend; 27 Euro 19 (11) 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 Jakob Schwerdtfeger dts; 25 Euro 20 (16) Organisch Giulia Enders Ullstein; 24,99 Euro

SPIEGEL-Bestseller werden im Auftrag des SPIEGEL ermittelt von »BuchMarkt« und media control. Informationen unter spiegel.de/best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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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unter anderem auf Tanz-, Film- und Performanceformate. Nach Anfeindungen und einem unglücklichen, schlecht finanzierten Start schmiss dieser 2018 hin. So ganz hat sich die Volksbühne, die von diesem Herbst an von Matthias Lilienthal geleitet wird, von diesem künstlerischen und kulturpolitischen Desaster bis heute nicht erholt.

Wird es dem Gorki womöglich ähnlich ergehen? Das Gespenst namens Dercon geistert jedenfalls derzeit durch die Diskussionen, die sich um das Gorki-Theater drehen. Ilk hat sich als Hausmotto »Gorki international« ausgedacht. Vergleichen mit dem Belgier begegnet sie mit betonter Heiterkeit.

»Chris Dercon ist ein großartiger Kurator«, sagt die Intendantin. Doch Dercon sei neu in der Stadt gewesen und habe so gut wie keine kundige Unterstützung gehabt. »Sie können mich also nicht nur deshalb nicht mit Dercon vergleichen, weil er einen viel größeren Namen hat als ich. Sondern auch, weil ich in der Stadt Berlin zu Hause bin.«

Für ihre erste Spielzeit hat Ilk unter anderem eine Produktion der als Avantgardistin geschätzten Filmemacherin Ulrike Ottinger, 84, angesetzt. »Frau Ottinger brennt schon seit 40 Jahren darauf, dieses Stück zu zeigen«, sagt Ilk. Der Noisemusiker und Installationskünstler Marco Fusinato will sich mit Heinrich von Kleists Drama »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 beschäftigen. Fest ans Haus gebunden ist die Choreografin Constanza Macras, die mit ihrer Truppe schon an verschiedenen anderen Berliner Theatern angedockt war.

Außerdem möchte die Intendantin, dass das Gorki Theater künftig an möglichst vielen Tagen ab 13 Uhr fürs Publikum geöffnet ist. »Man soll nicht erst um 18.30 Uhr ins Theater kommen, einen Sekt trinken, sich eine Aufführung ansehen und danach schnell wieder nach Hause gehen.« Das Gorki soll Marktplatz sein und ein Ort des Palavers, womöglich auch eine Anlaufstelle zum späten Abhängen und Abstürzen.

Ilk, das wird schnell klar, hat Ehrgeiz. In fünf Jahren, wenn ihr aktueller Vertrag endet, solle das Gorki ein Ort sein, über den man auch außerhalb Deutschlands mit Begeisterung spricht, wünscht sie sich. Das wird nicht leicht. Denn in den Jahren seit Corona ist es für Berlin, was den Ruf der Stadt als Kulturmetropole angeht, nicht gerade gut gelaufen. Die Schuld daran sieht Ilk nicht bei den Künstlerinnen und Künstlern. »Ich wünsche mir, dass die Politiker dieser Stadt endlich begreifen: Berlin kommt nicht in die ›New York Times‹, weil die Feuerwehr hier gut funktioniert, sondern weil die Marke dieser Stadt die Kultur ist.«

Wofür die Marke des Maxim Gorki Theaters künftig steht? Schauspielkunst, die die Theaterwelt erschüttert, ist es höchstwahrscheinlich nicht.

Wolfgang Hö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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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KULTUR 103

Die Narren der Macht

Satire Im ostdeutschen Wahlkampf engagieren sich die Kabarettisten Uwe Steimle und Dieter Hallervorden. Wenn Clowns auf die politische Bühne drängen, ist das kein Zufall. Es ist ein Symptom.

Von Arno Frank

Thomas Victor / DER SPIEGEL

Politiker Schulze, Komiker Hallervorden in Dessau-Roßlau: Sticheln gegen die Generalsekretärin

Spätestens im Mittelalter hat sich in Europa die Einsicht etabliert, dass der Hofnarr mehr sagen darf als der Minister. Der Politiker repräsentierte die strenge Ordnung, der Narr das Recht ihrer heiteren Überschreitung. Wenn Clowns heute wieder auf die politische Bühne drängen, ist das kein Zufall. Es ist ein Symptom.

Mit Uwe Steimle und Dieter Hallervorden stehen sich im ostdeutschen Wahlkampf 2026 derzeit zwei sehr unterschiedliche Komödianten gegenüber. Steimle unterstützt die AfD, Hallervorden die CDU. Gemeinsam ist beiden, dass ihr Publikum sie als sympathische und authentische Außenseiter schätzt. Beide reden, wie ihnen der Schnabel gewachsen ist. Damit schaffen sie Vertrauen, bevor überhaupt Politik beginnt. Hier enden die Gemeinsamkeiten aber auch schon.

Uwe Steimle wirkt weniger wie ein Unterstützer, mehr wie ein loyaler Parteigänger der AfD. Er personifiziert ihr Programm und nutzt ihre Taktik der kalkulierten Grenzverletzung. Wenn er, wie bei seinem Auftritt in Dessau geschehen, Friedrich Merz oder Angela Merkel den Tod wünscht,

dann war’s im Zweifelsfall doch nur Satire! Hallervorden hingegen begründet sein Engagement ausdrücklich damit, eine absolute Mehrheit der AfD »unbedingt verhindern« zu wollen. Die CDU muss als Kollateralschaden hinnehmen, dass ihr Unterstützer auch Positionen vertritt, die sich keineswegs mit ihren Werten decken. Bei Auftritten mit Sachsen-Anhalts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in Magdeburg und Dessau kritisierte Hallervorden die aktuelle Verteidigungs- und Rüstungspolitik, stichelte gegen die neue CDU-Generalsekretärin Franziska Hoppermann und sprach über den »Völkermord« in Gaza.

Demokratie lebt auch davon, dass Prominente das Wort ergreifen – auch solche, die nicht mit dem Maß politischer Verantwortung sprechen. Problematisch wird es allerdings dort, wo eine Partei ihren treuen Minenhund mit Narrenkappe voraussicht, um die erwünschte Grenzverschiebung des Sagbaren auszutesten. Politik verliert auf diese Weise ihre Ernsthaftigkeit. Nicht, weil gelacht wird. Sondern weil das Lachen beginnt, an die Stelle der Verantwortung zu trete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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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REZENSIONEN

DER SPIEGEL 33 | 2026

TRASHFORMAT

Wo alles eine Ware ist, ist nichts wahr

Trash-TV ist interessant, wenn es große gesellschaftliche Themen im Klitzekleinen abbildet – ein bisschen so, als würde man Streitigkeiten innerhalb einer Regierungspartei mit Schlumpffiguren nachspielen, um sich die Loyalitätslinien einmal plastisch vor Augen zu führen. Die Villa der Versuchung bietet auch in ihrer gerade bei Joyn und auf Sat.1 gestarteten zweiten Staffel eine solche Lehrkomödie: Sie übersetzt die moralischen Knackpunkte der Solidargemeinschaft in Colasucht, Kartoffel-Ekel und die Frage, ob man seine eigenen Bedürfnisse herunterschrauben sollte, um ein Privatvermögen zu schützen, dessen künftiger Besitzer noch unbekannt ist.

Die Spielkonstellation ist dabei in ihren Grundzügen dieselbe wie bei der Formatpremiere: 14 Promis, darunter Jenny Elvers, Thorsten Legat und Jana »Urkraft« Pallaske, ziehen in eine kärglich ausgestattete Villa, in der selbst Betten und Besteck fehlen. Die Verpflegung besteht aus kalten Pellkartoffeln und Wasser, alle weiteren Annehmlichkeiten, selbst die eigene, mitgebrachte Garderobe, sind kostenpflichtig: Eine Zigarette kostet beispielsweise 150 Euro, ein Ei 300 Euro, eine Flasche Bier 300 Euro und ein Einzelbett für die Nacht 1500 Euro.

All diese Ausgaben werden den Kandidatinnen und Kandidaten nun nicht etwa von einem Privatbudget abgezogen, sondern von den 250.000 Euro, die sich als Siegrämie im Jackpot befinden. Was davon nach acht Folgen übrig bleibt, fällt dem oder derjenigen zu, der oder die alle Eliminierungsabstimmungen überlebt. Wer mit den Gesetzen der Wahrscheinlichkeitsrechnung vage vertraut ist, darf bei 13 Konkurrenten davon ausgehen, dass man das Restgeld womöglich nicht selbst einsacken wird, was die Spardisziplin bereits in der ersten Staffel empfindlich beeinträchtigte:

Siegerin Jasmin Herren, die darauf hoffte, ihre Schulden in Höhe von 400.000 Euro zumindest teilweise tilgen zu können, gewann am Ende knapp 9200 Euro. Nach der ersten Folge der neuen Staffel darf man kaum darauf hoffen, dass es diesmal besser laufen wird: Nach eineinhalb Tagen haben die neuen Insassen bereits 64.950 Euro verknuspert, 11.100 Euro allein für Zigaretten.

Während man sich die gesellschaftliche Metaphorik in anderen Formaten oft mit sehr

viel gutem Willen aus poröser Materiallage modellieren muss, verhandelt die »Villa« offensichtlich Fragen, die größer sind als ihr Pool: Darf der verzärtelte, nikotinsüchtige Körper des Einzelnen dem Gemeinschaftshaushalt zur Last fallen? Wie viel Eigennutz kann das Kollektiv verzeihen? Und was ist materieller Verzicht überhaupt wert, wenn man sich damit demonstrativ moralisch bereichert?

Vor allem die letzte Frage ist in dieser Staffel interessant. Die erste »Villa der Versuchung«

zeigte ja, wie rasch eine Solidargemeinschaft am individuellen Appetit zerbröselt. Inzwischen wissen aber alle Teilnehmenden, dass eine Flasche Prosecco nicht nur Geld kostet, sondern auch Sendezeit kauft. Und sie wissen ebenso, dass performative Genügsamkeit schnell das Image eines vernünftigen Kollektivonkels oder der aufrechten Sparkommissarin erzeugen kann. Spannend wird damit weniger, wer spart und wer prasst, sondern eher, zu welchem Wechselkurs sich verschiedene Kapitalsorten ineinander umtauschen lassen.

Wer asketisch lebt, erwirbt womöglich Sympathien beim Publikum und zahlt sich den Verzicht in moralischem Ansehen aus. Wer dagegen in einem günstigen Moment verbotene Schokolade isst oder jede Ermahnung zu mehr Mäßigung in einen operettenhaften Schreikonflikt überführt, vernichtet zwar Gemeinschaftsvermögen, empfiehlt sich aber zugleich als verlässlicher Krawallgarant für weitere Trashformate. In der Villa wird Geld gegen Komfort, Komfort gegen Konflikt und Konflikt hoffentlich gegen Folgeengagements getauscht.

Nicht alle können mit jeder dieser Währungen etwas anfangen: Manche finanziell klamme Kandidaten brauchen die Gewinnsumme – etwa Annika Kärsten-Hoenig, Ehefrau des zuletzt gesundheitlich und finanziell angeschlagenen Schauspielers Heinz Hoenig –, andere brauchen ein Comeback – womöglich Tatjana Gsell, jüngerem Trashpublikum vermutlich kaum mehr bekannt. Womöglich könnte das die gesellschaftliche Pointe dieser Staffel sein: Gemeinschaft scheitert nicht immer daran, dass ihre Mitglieder egoistisch sind, sondern manchmal schon daran, dass jeder unter Gewinn etwas anderes versteht.

Anja Rützel

In der »Villa der Versuchung« müssen Promis sich alles teuer erkaufen, sogar Kleidung. Das Problem: Verzicht bringt Sympathien, Krawall den nächsten Job.

Joyn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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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105

SERIE

Außer Kontrolle

Eine heitere Männerfreundschaft kann immer noch Treiber für famose Plots sein. Die absurde Serie »Braunschlag« (2012) erzählte vom Bürgermeister einer österreichischen Marktgemeinde (Robert Palfrader), der diese mit dem Discobesitzer Richard (Nicholas Ofczarek) zum Touristenmagneten machen will. Beide schaukeln sich zu einem Plan hoch, so hirnissig, dass er funktionieren muss: Sie inszenieren eine Marienerscheinung. Die Touris kommen, aber auch die Probleme – unter anderem ging es um Atommüll und Meerschweinchen. Jetzt ist die Fortsetzung Braunschlag 1986 von Regisseur David Schalko in Deutschland zu sehen. Wieder haben Bürgermeister Tschach und Richard eine Idee, um Braunschlag groß zu machen. War früher nicht alles besser? Der Gemeinderat beschließt, dass im Ort das Jahr 1986 gelten soll. Handys und Nineties-Pop werden verboten. Wieder funktioniert die Geschäftsidee, wieder gerät sie außer Kontrolle, denn Nostalgie ist instrumentalisierbar: Ein rechter Politiker und ein libertärer Unternehmer tauchen auf. Mit ihnen legt sich Tschach an. Fast alles in dieser Serie zielt auf eine Pointe, dafür ist sie nicht ganz präzise erzählt – braucht es alle Figuren, die hinzukommen? Bisweilen verlässt sich Schalko auch zu sehr auf Ofczarek, der eine Körperlichkeit besitzt, die in ihrer nun pomadigen Achtzigerjahreästhetik alles überstrahlt. Doch entsteht so ein eigener, wilder Stil. »Braunschlag« ist auch ästhetisch eine Ode auf antiautoritären Lebenssinn. Wer diese Serie ignoriert, verpasst wirklich einiges. ETH

»Braunschlag 1986«. Fünf Folgen bei HBO Max.

Ariana Grande: »Petal«.

Katia Tomkin

POP

Fluch der Männer

Was denkt Ariana Grande, was über sie und ihr Liebesleben gedacht wird? Und wie geht sie damit um? Petal, das achte Album des US-Popstars, sucht nach Antworten auf diese Fragen – und erscheint für Grande in einer Art Zwischenphase: kurz vor dem Ende einer weltweiten Tour und einige Zeit nach der zweigeteilten Verfilmung des Musicals »Wicked«, in der sie ihre Traumrolle »Glinda« spielte und dafür sogar für einen Oscar nominiert wurde. Während ihre Karriere von Erfolg geprägt ist, ist das Image von Grandes Liebesleben bestimmt von Partnerwechseln und überraschenden Trennungen. Auf »Petal« reflektiert sie nun nicht nur ihr jüngstes Liebes-Aus, sondern ihre Beziehungen allgemein. Sie zeigt sich zuweilen resigniert. Ariana Grande, so könnte man die Kernthese des Albums lesen, ist müde, ein Leben zu präsentieren, das nicht ihrem entspricht. Wenn es ihr »Fluch« sei, verschiedene Männer und damit verschiedene Leben auszuprobieren, dann sei es so. Ihre Ankündigung, dass »Petal« persönlich und roh werde, hat Grande damit eingelöst. Von der »ungefilterten Wut« merkt man musikalisch aber eher wenig. Stattdessen fehlt die Pop-Stickiness früherer Songs. Aber vielleicht kommt es weniger auf die Musik als auf die Botschaft an: Die 33-Jährige scheint sich mit Unordnung und Unvorhersehbarkeit abgefunden zu haben. Bleibt nur die Frage, ob sie am Ende ihr Publikum überzeugen will. Oder doch sich selbst. KIM

KINO

Wiegenmonster

Die Geburt eines Kindes ist im Kino nicht immer ein Glücksmoment, vor allem nicht im Horrorfilm. Spätestens seit »Rosemaries Baby« (1968), in dem womöglich der Teufel ein Kind mit der von Mia Farrow gespielten Titelheldin zeugt, muss bei der Entbindung mit bösen Überraschungen gerechnet werden. Auch die Finnin Saga (Seidi Haarla) und ihr britischer Ehemann Jon (Rupert Grint) sind in Hanna Bergholms Film Nightborn recht verwirrt, als sie ihren neugeborenen Sohn Kuura erblicken. Bis das Kinopublikum das Kind zum ersten Mal zu sehen bekommt, dauert es. Anfangs hört man es nur aggressiv schreien und plärren. Bergholm zeigt die Reaktionen der Menschen, die es betrachten – oft entsetzt. So wird es zur Projektionsfläche für die Ängste, die mit der Geburt der eigenen Kinder verbunden sein können. Gleichzeitig zeigt Bergholm, wie die Beziehung zwischen Saga und Jon, die sich zur Familiengründung in ein entlegenes Haus in den finnischen Wäldern zurückgezogen haben, nach und nach zerbricht. Saga entwickelt immer stärkere Gefühle für Kuura, obwohl das Kind ihr beim Stillen in die Brust beißt und sich eher von Blut als von Milch zu ernähren scheint. Braucht es überhaupt einen Vater? In »Nightborn« verbindet Bergholm psychologische Tiefe mit Splatter. Voller Aberwitz reflektiert sie über die Tücken der Elternschaft und schickt ihr Publikum zugleich auf einen Horrortrip durch die finnischen Wälder. Früh ahnt man, dass es kein gutes Ende nehmen wird – man weiß nur nicht, mit wem. LOB

»Nightborn«. Regie: Hanna Bergholm. Mit Seidi Haarla, Rupert Grint. Länge: 92 Minuten. Ab 6.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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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Noch ist es für Infantino nicht gelaufen

Gabriel Bray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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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ßball Nach dem Aus seiner Investorenpläne kämpft Fifa-Boss Gianni Infantino um seine Zukunft.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spielt der Emir von Katar.

Zu den unbestrittenen Stärken von Gianni Infantino gehörte bislang, sich rechtzeitig mächtige Verbündete zu suchen.

Infantino, 56, ist seit 2016 Präsident des Weltfußballverbands Fifa. Im Laufe seiner Amtszeit hat er sich unter anderem mit Wladimir Putin, Mohammed bin Salman, Tamim bin Hamad Al Thani und Donald Trump verbrüdert, den starken Männern Russlands, Saudi-Arabiens, Katars und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 es ist kein Zufall, dass diese Länder allesamt WM-Gastgeber waren oder sein werden.

Und auch wenn Fifa-Präsidenten sich traditionell auf einer Ebene mit den Mächtigen des Planeten wähnen, mit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mit Bossen von Weltkonzernen: Man darf davon ausgehen, dass Infantino sich auch dank seiner Verbindungen für nahezu unverwundbar hielt.

Umso erstaunlicher, dass sein Weg binnen weniger Tage vom sportpolitischen Gipfel in Richtung Abgrund führte. Noch am 19. Juli 2026, als Spanien und Argentinien in East Rutherford bei New York um den WM-Titel spielten, schien Infantino auf dem Höhepunkt seiner Macht. Bei der Siegerehrung geleitete er den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höchstpersönlich aus dem Bild, als die spanischen Weltmeister mit dem Pokal feiern wollten.

Eine weitere Amtszeit Infantinos bis 2031 galt lange als sicher. Am 18. März 2027 soll auf dem Fifa-Kongress die nächste reguläre Präsidentschaftswahl erfolgen, in Marokko, einer von sechs Nationen, in denen das WM-Turnier 2030 stattfindet. Doch erste Warnzeichen, dass es für Infantino eng werden könnte, gab es schon während der WM.

Die französische Zeitung »Le Monde« hatte einen Vertrag der Fifa mit der Londoner Agentur Ten Toes Media enthüllt. Für umgerechnet drei Millionen Euro pflegt die Firma über einen Zeitraum von 22 Monaten diverse Social-Media-Kanäle der Fifa und Infantinos persönlichen Instagram-Account.

Unmittelbar nach der WM überraschte Infantino die Welt dann mit einem Plan, der offenbar bereits Monate vorher erdacht worden war, mit maßgeblicher Hilfe der US-amerikanischen Großbank J. P. Morgan.

Die Fifa wollte demnach ihren größten Vermögenswert verkaufen, die Weltmeisterschaften. Die kommerziellen Rechte sollten an eine Tochtergesellschaft namens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FFE) ausgelagert werden. 20 Prozent der Anteile sollten an private Investoren gehen, unter anderem an einen erst im April aufgetauchten Fonds von Joshua Kushner, Bruder von Trumps Schwie-

schweigersohn Jared Kushner, der gemeinsam mit Infantino auf Reisen von Trump unterwegs war. Infantino setzte den Fifa-Mitgliedern eine Frist. Bis zum 19. September sollten sie entscheiden, ob sie seinem Plan zustimmen. Verbunden war der Vorschlag mit einem Angebot von insgesamt 86 Millionen Dollar pro Nationalverband bis ins Jahr 2038, inklusive einer Signing Fee.

Wie die Londoner »Times« berichtete, war geplant, dass Infantino nach seiner letzten Amtszeit als Fifa-Präsident ab 2031 die Rolle eines FFE Commissioners übernimmt, für mehrere Dutzend Millionen Dollar jährlich. Zum Vergleich: Als Fifa-Präsident bekam er 2025 etwas mehr als fünf Millionen Euro. Die Frage, wer aus Infantinos innerem Kreis in der Fifa-Administration davon Kenntnis hatte, entwickelt sich zu einem juristischen Krimi. Bisher hat sich niemand dazu bekannt.

Die weltweite Empörung über den Investorenplan schien Infantino anfangs kaum zu beeindrucken. Noch am 27. Juli zog der Fifa-Präsident auf Instagram, seinem bevorzugten Kanal, über seine medialen Kritiker her. Er wetterte gegen jene »hinter ihren Stiften und Blättern, hinter ihren Bildschirmen, von wo aus sie Hass und falsche Gerüchte verbreiten«.

Am 28. Juli verschickte die Fifa-Administration Briefe an die 211 Mitglieder in aller Welt. Noch bevor alle Nationalverbände die elektronische Post gelesen hatten, wurde das Material geleakt. Das Medienfeuer begann, Fußballfunktionäre wie der spanische Ligachef Javier Tebas kündigten Widerstand an.

Eine Dringlichkeitssitzung jagte seither die nächste, in den Vorständen von Nationalverbänden, in Ligen, in den sechs kontinentalen Föderationen und anderen Institutionen.

Am 30. Juli verkündeten die 55 europäischen Verbände, in der Uefa vereint, sie würden alle Fifa-Wettbewerbe boykottieren, falls Infantino an seinem Plan festhalte.

Am selben Tag sandte die Fifa ausgewählten Agenturen eine Machbarkeitsstudie zum Projekt WM-Ausweitung. Nicht mehr 48 Mannschaften, wie noch beim Turnier in

den USA, Kanada und Mexiko, sondern 64 sollen künftig teilnehmen, gültig ab 2030.

Infantino hatte diesen Plan nach großem Widerstand schon einmal stoppen müssen, so wie er 2019 einen ersten spektakulären Investorenplan beerdigen musste. Noch vor Erreichen der Deadline für die Unterschriften der Nationalverbände wollte er eine Art Gutachten für die WM-Aufblähung präsentieren – und damit Stimmen gewinnen.

Die Vergrößerung von Weltmeisterschaften ist, ebenso wie die Erhöhung von sogenannten Entwicklungshilfefonds oder die Zahlung von Tantiemen an die Mitgliedsverbände, ein bewährtes Mittel, um sich Stimmen zu sichern.

Auch Infantinos Vorgänger João Havelange aus Brasilien und Joseph Blatter, der aus dem Nachbarort von Infantinos Heimatstadt Brig in der Schweiz stammt, haben das jahrzehntelang so gehalten.

Das Förderprogramm, nun Fifa Forward genannt, bringt jedem Nationalverband derzeit jährlich zwei Millionen Dollar ein, Deutschland ebenso wie jedem kleinen Inselstaat im Pazifik. Alle Mitglieder haben eine Stimme auf Fifa-Kongressen, unabhängig von der Größe ihrer Verbände, an diesem Prinzip wird auch diesmal nicht gerüttelt.

16 Mannschaften mehr, die bei der WM 2030 teilnehmen dürfen, das würde bedeuten: vier weitere Vorrundengruppen. Bislang soll in Paraguay, Argentinien und Uruguay je ein Vorrundenspiel stattfinden, Portugal, Spanien und Marokko richten danach das Gros des Turniers aus.

Bei einer WM-Erweiterung könnten die südamerikanischen Nationen, die ohnehin hinter Infantino stehen, je eine komplette Vorrundengruppe austragen. Das würde die Allianz stärken und den Funktionären in den betreffenden Gastgeberländern märchenhafte Zusatzeinnahmen bieten.

Für Marokko geht es vor allem darum, 2030 das WM-Finale auszutragen, in einem Stadion, das zurzeit in der Nähe von Casablanca entsteht und die größte Fußballarena der Welt werden soll.

Nicht zufällig ließ Infantino Mitte der Woche seine wichtigsten Manager zur Krisensitzung nach Marokko einfliegen. Da hatte es bereits erste Absetzbewegungen gegeben. Generalsekretär Mattias Grafström war ebenso auf Distanz gegangen wie Betriebschef Kevin Lamour.

Der Franzose sagte sich von seinem Präsidenten los, dem er schon 2015/16 im ersten Wahlkampf gedient hatte. In einer Rundmail an die Belegschaft erklärte er, die Fifa-Mitarbeiter seien getäuscht worden

»Verachtung und Einschüchterung«

Kevin Lamour, Fifa-Mitarbeiter, in einer Rund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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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verdienten Besseres als »Verachtung und Einschüchterung«.

Am 31. Juli verschickte eine Kanzlei aus New York, Dechert LLP, im Auftrag der Uefa drastische Forderungen an Infantino, verbunden mit einem Ultimatum. Verlangt wurde die umgehende Sicherstellung sämtlicher Dokumente zum Themenkomplex FFE – einschließlich E-Mails, Nachrichten aus Messengerdiensten, Kalendereinträgen sowie Metadaten, ausdrücklich auch auf privaten Endgeräten.

Dechert drohte rechtliche Schritte, Schiedsverfahren und behördliche Beschwerden an und warnte davor, Beweismittel zu vernichten. 18 Personen wurden aufgeführt, die als Infantinos Mitwisser in Betracht kommen.

Erstaunlich ist, wer auf dieser Liste fehlt: Infantinos Büroleiter Federico Raviglione beispielsweise. Auch Infantinos Berater Carlos Cordeiro wurde nicht genannt, ein amerikanischer Ex-Investmentbanker, der gleichzeitig für die WM-Taskforce von Trump als Senior Advisor tätig war.

Cordeiro ist inzwischen als Infantinos Berater zurückgetreten. Von den Plänen, behauptet er, habe er nichts gewusst.

In der Nacht zum 1. August verkündete die Fifa den Rückzug von den FFE-Plänen. Das Projekt habe zu »Spaltungen geführt« und werde nicht weiterverfolgt.

Seitdem geht es für Infantino nur noch darum, seinen Posten zu retten.

• Mi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nfantino-Ehefrau Leena al-Ashqar, PSG-Präsident Nasser Al-Khelaifi beim Klub-WM-Finale Paris Saint-Germain gegen Chelsea FC im MetLife Stadium in East Rutherford, New Jersey, am 13. Juli 2025.

Fußballfreunde Trump, Infantino*: Vom sportpolitischen Gipfel in Richtung Abgrund

Jens Weinreich

Als Verhandlungsmasse kommt ein anderes Mega-Event ins Spiel.

Lange Zeit interessierte das Fifa-System weltweit nur wenige Journalisten und Medien. Das änderte sich am 2. Dezember 2010, als die Entscheidung fiel, Russland und Katar zu WM-Gastgebern 2018 und 2022 zu machen. Seither kritisieren viele die Fifa nicht mehr nur als korrupt, sondern als mafios. Eine Sichtweise, die einige Jahre später auch die Justiz teilte: Am frühen Morgen des 27. Mai 2015 wurden in Zürich Fifa-Führungskräfte verhaftet. Das amerikanisc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veröffentlichte die erste Anklageschrift auf Grundlage eines Gesetzes zur Bekämpfung des organisierten Verbrechens.

Infantino war damals noch Generalsekretär der Uefa; er witterte seine Chance. Es kam zu Geheimtreffen mit Vertretern der Schweizer Justiz, auch mit dem Bundesanwalt, unter anderem im Gebäude der katarischen Botschaft in der Schweiz.

Im Herbst 2015 wurden Fifa-Präsident Blatter und dessen Kronprinz suspendiert: Uefa-Präsident Michel Platini, damals noch Infantinos Boss.

So kam Infantino ein halbes Jahr später ins Amt. Er war der größte Nutznießer der Fifa-Strafermittlungen in den USA. In den Jahren danach gestaltete er die Fifa nach seinen Vorstellungen um und stopp-

te jeden Versuch, echte Reformen umzusetzen.

Infantino konnte das tun, weil nur aus einem winzigen Teil der 211 Nationalverbände ernsthafter und konsequenter Widerstand kam. Nicht aus Deutschland, aber beispielsweise aus Norwegen, wo mit Präsidentin Lise Klaveness eine Frau regelmäßig couragiert Widerspruch einlegt.

Die Fifa und weite Teile der Konföderationen und Mitgliedsverbände werden inzwischen von Geld aus Katar und Saudi-Arabien dominiert. Die arabischen Nachbarn liefern sich seit Jahren einen Wettbewerb um die Herrschaft in der Fußballbranche.

Saudi-Arabien hat den vor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entwickelten Plan Katars kopiert und richtet 2034 die Weltmeisterschaft aus. Beide Länder unterstützen Infantino. Solange sich das nicht ändert, sind die 106 Stimmen, die Infantino im März für eine Wiederwahl bräuchte, noch immer im Bereich des Möglichen.

Die Uefa unter ihrem slowenischen Präsidenten Aleksander Čeferin will das verhindern. Dabei steht die Uefa selbst unter Katars Einfluss. Mit Nasser Al-Khelaifi hat sie sogar einen der Architekten des katarischen Sportimperiums in ihrem Vorstand.

Der ehemalige Tennisprofi ist ein Freund des Emirs. Er diente im Rang eines Ministers, ist Chef zahlreicher Firmen und Institutionen des gewaltigen katarischen Sportkonglomerats: beispielsweise von Paris Saint-Germain, das zuletzt zweimal die Champions League gewann, und natürlich der Qatar Sports Investments des Emirs.

Der Emir von Katar hat das Schicksal Infantinos in der Hand. Wenn er ein solches Signal geben würde, wäre Infantino erledigt, und Nasser Al-Khelaifi könnte Fifa-Präsident werden. Der hat nicht nur die Mehrheit der Uefa hinter sich, sondern auch weite Teile der Konföderationen in Nord- und Südamerika, Afrika und Asien.

Seit Jahrzehnten investiert Katar strategisch in Fußballmärkte und -verbände. Schon 1998 und 2002 war es Katar, das zwei harte Fifa-Wahlkämpfe für den damaligen Favoriten des Emirs, Tamims Vater Hamad, entschied. Nutznießer damals: Joseph Blatter. Die Saudis könnten einen Sieg eines katarischen Kandidaten kaum verhindern. Die Frage ist nur, ob Katar einen Sieg Khelaifis überhaupt will.

Vielleicht ist etwas anderes viel wichtiger für das winzige Emirat. Hier nämlich kommt als Verhandlungsmasse ein anderes Mega-Event ins Spiel, das Katar noch nicht hatte, aber seit zwei Jahrzehnten anstrebt: die Olympischen Sommerspiele 2036.

Gut möglich, dass Gianni Infantino noch einmal wichtig sein wird für Katar. Der Emir gehört ebenso wie Infantino dem IOC an. Solange Tamim bin Hamad Al Thani zu ihm hält, ist Infantino nicht verloren.

Jens Weinre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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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109

◀ Randsportart

Ein antriebsloses Gefährt selbst zusammenbauen und dann auf abschüssigem Gelände Fahrt aufnehmen – dem Seifenkistenrennen geben sich vorwiegend Kinder und Jugendliche schon seit mehr als 100 Jahren hin. 60 Kilometer pro Stunde sind diese kleinen Automobile wie hier in London oft schnell. Seinen Namen hat der Sport wegen der hölzernen Verpackungskisten für Seifen erhalten, die in den USA häufig als Grundgerüst für die wilden Modelle dienten. Dort findet in Ohio seit 1934 jährlich das »Soap Box Derby« statt. MFU

HALTUNGSNOTE

»Gebt niemals auf!«

Louise Hoskins hat Sportgeschichte geschrieben. Es ist keine Geschichte, die in Schlagzeilen um die Welt geht, aber eine, die Mut macht.

Hoskins spielt Bowls, ein Sport, der mit dem Boccia-Spiel verwandt ist. Aufgabe ist es, seine Kugeln näher am Ziel zu platzieren als das gegnerische Team. Dazu ist Präzision nötig statt Kraft, es geht um Ruhe statt Chaos.

Bei den Commonwealth Games in Glasgow siegte die Australierin Hoskins nun im Paarwettbewerb gemeinsam mit ihrer Mitspielerin Serena Bonnell in der Para-Kategorie B6-B8 für Menschen mit physischen Einschränkungen. »Es ist unglaublich, ich muss mich selbst kneifen, um es zu glauben«, sagte sie nach dem Finale gegen das neuseeländische Weltmeisterduo von 2023. Mit 76 Jahren und 173 Tagen ist Hoskins die älteste Goldmedaillengewinnerin des traditionsreichen Sportevents, bei dem sich alle vier

Louise Hoskins gewann bei den Commonwealth Games die Goldmedaille im Para-Bowls. Das feierte die 76-Jährige mit ein paar Drinks.

Jahre die besten Sportlerinnen und Sportler aus dem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treffen. 2026 nahmen 74 Teams daran teil.

Für Hoskins ist ihr Sieg ein Signal: »Das zeigt doch, dass es jeder schaffen kann.« Im Finale war sie die spielbestimmende Akteurin, den entscheidenden Versuch machte dann Bonnell, 44, unter Mithilfe ihrer routinierten Mitspielerin. »Louise hat mich beruhigt und mir den Rücken gestärkt. Das hat gereicht, damit ich den Ball spielen und das Spiel gewinnen konnte«, sagte die Goldgewinnerin.

Dem Titel folgte der Genuss. Auf die Frage, wie sie feiern wolle, merkte Hoskins an, dass Bonnell ihr noch ein paar Drinks schuldig sei. Welche genau? »Was auch immer Serena mir spendieren wird«, sagte die 76-Jährige lachend.

Und schob einen Ratschlag an die Sportjugend nach: »Gebt niemals auf!« MFU

Ben Montgomery / Getty Images, Joel Carrett / IMA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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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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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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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Leitung: Julia Merck, Katja Thimm, Patrick Beuth (stello.), Redaktion: Marco Evers, Anka Freier, Johann Grobe, Arvid Habrich, Marc Hasse, Lukas Kiserl, Guido Kleinhubbert, Julia Koch, Julia Klippe, Martin Schick, Nils «West Gorge (Teamleitung Modeller)». Autoren, Reporter: Jörg Bech, Mark Gerdesbacher, Christoph Seidler, Olaf Stumpf, Anje Wind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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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Leitung: Philipp Oehmke, Eva Thöne, Elisa von Hof (stello.), Anton Rüner (stello.), Redaktion: Felix Beyer, Tobias Bockler, Christian Bull, Oliver Kasten, Ulrike Kröller, Carole Kettberg, Katharina Stegelmann. Autoren, Reporter: Laura Backes, Andreas Borchotte, Kawe von Dzisach, Sebastian Hammelwhite, Michail Hengstenberg, Wolfgang Höbel, Enrico Ippol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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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R Leitung: Gorm Geyer, Christoph Scheuermann, Felix Dschref (stello.), Redaktion: Nora Gantenbrink, Sylvie Gühmann, Julia Kopatzki, Jonah Lemm, Timothy Nentcher, Dialika Neulfeld, Max Pininy, Cathrin Schriegel, Jonathan Stock. Autoren, Reporter: Frauke Hurdfeld, Alexander Chang

SPORT Leitung: Hauke Goss, Lukas Rilke, Jörn Meyn (stello.), Redaktion: Peter Ahrens, Matthias Fiedler, Marco Fiuhns, Jan Geller, Nina Golembek, Benjamin Klossak, Jonas Kraus, Marvin Rom Krishnan, Jochen Leffern, Daniel Montazari, Gerhard Pfeil, Jörg Römer, Tobias Schamagl, Annika Schulz, Cedric Voi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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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UNG & DEBATE Leitung: Ralf Neukirch, Katrin Elger (stello.), Redaktion: Tom Franke, Swarige Katsch, Martina Kin (Teamleitung), Charlotte Klein, Hannah Pfanzy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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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KTION Leitung: Angela Olscher, Petra Thomann, Kathrin Beyer, Christian Brüggenwies, Linda Grimmacke, Julia Kemp, Gisache Sagler, Stefan Schütz, Marisha Thomann, Holger Uhlig, Valérie Wagner, Katrin Z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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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3 | 2026

NACHR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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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mal Purja

• 25. 7. 1983 † 30. 7. 2026

Er kam in Nepal zur Welt, wuchs aber nicht in den Höhen des Himalaja auf, sondern im flachen Chitwan-Distrikt. Vor seiner Bergsteigerkarriere diente Nirmal Purja beim Militär. Er arbeitete sich hoch, schaffte es in eine britische Spezialeinheit und erhielt die brit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Dann entdeckte er sein großes Talent: schnell auf hohe Berge klettern. Im Jahr 2014 stand er erstmals auf einem Achttausender. Fünf Jahre später startete Purja ein beinahe wahnsinniges Projekt: Innerhalb von sieben Monaten wollte er alle 14 Achttausender der Erde erklimmen. Er schaffte sein Vorhaben – Netflix machte eine Doku daraus. Es wurde ein dramatischer Film, man sieht, wie Purja einen Menschen rettet, aber auch, wie ein verunglückter Alpinist in seinen Armen stirbt. Der Bergsteiger verwendete bei seinem Rekord Flaschensauerstoff, manche Alpinisten belächelten seine Leistung deshalb, zum Star wurde er dennoch. Und zum Vorbild: Purja bewies, wozu Bergsteiger aus Nepal fähig sind, die in den Medien oft nur als Helfer westlicher Alpinisten wahrgenommen werden. »Die Bergsteiger von Nepal waren schon immer die Pioniere der Achttausender. Aber sie haben nie den Respekt bekommen, den sie verdienen«, sagte Purja. Nach seinem Sturm auf alle Achttausender jagte er weiter Rekorde. Womöglich wurde ihm das zum Verhängnis. Purja war mit neun anderen Bergsteigern am Broad Peak in Pakistan. Er wollte den Berg besteigen, weil er der erste Mensch werden wollte, der zweimal ohne Flaschensauerstoff auf allen Achttausendern war. Dann geriet die Gruppe in eine tödliche Lawine. Nirmal Purja starb im Alter von 43 Jahren. KJO

Monika Helfer

• 18. 10. 1947 † 2. 8. 2026

Beim Schreiben sei es ein Problem, dass sich die Erinnerung wenig um Chronologie schere: »Ich springe in den Zeiten«, schrieb sie. Und: »Wer meine Geschichte liest, muss sich damit abfinden, darum bitte ich.« Es war nicht schwer, Monika Helfer diese Bitte zu erfüllen. Man ist ihrer Stimme in den autofiktionalen Romanen über ihre Familie gern in jeden Winkel der Erinnerung gefolgt. Helfer schrieb nie voyeuristisch, ihr Blick war ein liebevoller, kein naiver. Sie wurde im österreichischen Vorarlberg geboren. Ihre Mutter starb, als sie und ihre Geschwister klein waren. Sie heiratete jung, bekam mit Anfang 20 das erste Kind. Es folgte ein zweites, eine Affäre mit ihrem jetzigen Mann, die Scheidung ihrer ersten Ehe. Mit dem Autor Michael Köhlmeier bekam sie zwei weitere Kinder. Geschrieben hat sie in dieser Zeit meistens nebenbei, auf Zetteln. »Das fühlte sich manchmal sogar ein bisschen verboten an«, erzählte sie dem SPIEGEL. Zwar veröffentlichte Helfer Jugendbücher, Romane, Theaterstücke. Aber der Durchbruch auf die Bestsellerlisten kam spät, 2020, mit über 70 Jahren und ihrer »Bagage«, einem Buch über ihre Großeltern. Es folgten weitere, gern hätte man noch mehr Räume ihrer Erinnerung erkundet. Monika Helfer starb im Alter von 78 Jahren überraschend nach einem Sturz. EVH

Uwe-Karsten Heye

• 31. 10. 1940 † 30. 7. 2026

Als Gerhard Schröder ihn 1998 zu seinem Regierungssprecher machte, galt dies als Signal dafür, dass der neu gewählte sozialdemokratische Bundeskanzler das Amt aufwerten wollte. »Er spricht nicht nur, er darf auch denken«, schrieb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damals über Uwe-Karsten Heye. Der enge Vertraute Schröders galt als Intellektueller und hatte bereits in dessen Zeit als niedersächsischer Ministerpräsident für ihn gearbeitet. Geboren im seinerzeit deutschen Sudetenland, hat Heye immer wieder die Seiten gewechselt: Er begann als Journalist, arbeitete dann für den damaligen SPD-Chef Willy Brandt, wechselte schließlich für einige Jahre zum ZDF, bis er bei Schröder anfing. Nach einer Wahlperiode als Regierungssprecher entdeckte Heye 2002, was man heute Work-Life-Balance nennt: Mit 62 Jahren wurde er noch einmal Vater und zog sich unter viel öffentlicher Kritik auf den glanzvollen, nicht allzu aufreibenden Posten des deutschen Generalkonsuls in New York zurück. Nachhaltig in Erinnerung geblieben ist der frühere Regierungssprecher mit einem Satz, den er, wieder in Deutschland, anlässlich der Fußball-WM 2006 in einem Radiointerview sagte. Er würde keinem, der eine andere Hautfarbe habe, raten, gewisse Orte in Brandenburg zu besuchen, so Heye: »Er würde es möglicherweise lebend nicht wieder verlassen.« Als Vorsitzender des Vereins »Gesicht zeigen!« engagierte sich Heye da für ein weltoffenes Deutschland. Schließlich wurde er 2006 Chefredakteur des SPD-Organs »Vorwärts«, von dem er hoffte, es möge sich auf seine Wurzeln als »Intelligenzblatt« besinnen. Uwe-Karsten Heye starb im Alter von 85 Jahren. SHA

Karin Nussbaumer / DER SPIEGEL, Mache Ozawaki / Sven Simon / picture alliance, IPDN / IMA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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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IEN

»Es wäre schön, könnte die Liebe alles besiegen«

Ruth-Maria Thomas, 32, hat zwei Romane über scheiternde Beziehungen geschrieben.

SPIEGEL: Frau Thomas, Vergil schrieb: »Die Liebe besiegt al- les«. Was würden Sie antworten?

Thomas: Ich müsste ihm sagen, dass ich da nicht mitgehe. Leider. Ich glaube, Sozialisation, Her- kunft, Macht und der Kapitalis- mus stehen über allem. Es wäre schön, könnte die Liebe das alles besiegen. Oft schafft sie es nicht.

SPIEGEL: Gibt es die Liebe nicht? Thomas: Doch, aber wie ehrlich sie ist, das kommt stärker auf die Prioritäten an, als man denkt. Auf den Preis, den man bereit ist, für die Liebe zu zahlen. Und auf die Position, aus der man lie- ben kann. Wenn du unabhängig bist, gut vernetzt, finanziell ab- gesichert, gesund, dann kannst du anders »Ich liebe dich« sagen als jemand, der versucht, zu überleben oder seine Schulden abzubezahlen.

SPIEGEL: In Ihrem neuen Roman »Die zweitgrößte Liebe« ringen der reiche Henry und die eher prekär lebende Michelle darum. Zu Beginn wirkten sie verliebt.

Thomas: Das sind sie auch. Sie sind wie zwei Puzzlestücke, die perfekt zueinanderpassen. Ich habe geweint beim Schreiben, als sich ihre Geschichte in eine an- dere Richtung entwickelte. 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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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tollsten Arme der Welt

In der Regel bleibt sie unerkannt. Deshalb war die Stuntfrau Devyn Dalton, 35, so überrascht von der Aufmerksamkeit, die ihr zuteilwurde. Ihr Telefon sei heißgelaufen, sagte sie dem britischen »Guardian«. Was war passiert? Hollywoodstar Matt Damon hatte Daltons Namen in einem Pod- cast genannt und gesagt, sie habe »die tollsten Arme, die ich je gesehen habe«. Was ihn umso mehr freuen konnte, als Dalton sein Bodydouble in dem Blockbuster »Die Odyssee« war. Die 1,37 Meter große Dalton, in Kanada geboren und seit Kindheitstagen im Filmbusiness, kämpfte als Odysseus gegen die gigantischen Laestrygonen. Damit der Größenunterschied zwischen dem griechischen Helden und den Kannibalen gut zur Geltung kam, musste das Double besonders klein sein. Dalton ist von Damons Lob naturgemäß begeistert, ihre Arme hätten jetzt wohl »einen eigenen Fanclub« sagte sie dem »Guardian«. Seit Längerem hofft sie, auch mal als Schauspielerin mit Text auftreten zu dürfen – ihre Stunts würde sie natürlich persönlich erledigen. KS

Die Spata / left: Pri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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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erkraut, ein Boot und Aufmerksamkeit

Das legendäre Coachella-Musikfestival im kalifornischen Indio, in der Colorado-Wüste, ist das angesagte Szene-Happening für die Reichen und Schönen – und nun auch für das Schauspiel-Urgestein William Shatner, 95, bekannt als Captain Kirk. Nachdem Shatner erst kürzlich unter die Heavy-Metal-Musiker gegangen ist, hat seine Band The uckers nun offenbar einen Auftritt bei einem der größten Musikevents der Welt ergattert.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m US-Nachrichtensender CNN sagte der langjährige »Star Trek«-Schauspieler, nach einem Auftritt beim Riot Fest in Chicago werde seine Band auch bei »dem in der Wüste« spielen. Seine Tochter Melanie Shatner Gretch bestätigte im selben Interview, dabei handele es sich um ein 30-minütiges Set beim vielleicht wichtigsten Festival 2027: Coachella. The uckers haben bislang noch auf keiner öffentlichen Bühne gestanden – das Riot Fest im September wird das Debüt. Für den Auftritt hat William Shatner bereits einige Forderungen gestellt, die ihm als »Heavy-Metal-Rockgott« zustünden. Unter anderem solle die Stadt Chicago ihm zu Ehren ein Boot umbenennen, damit er endlich wieder Captain sein könne. Das Introvideo zu seinem Auftritt solle von der für ihre Geschmackslosigkeiten legendären Band Gwar gestaltet werden. Vom Veranstalter hätte er gern eine Schüssel Sauerkraut in seiner Künstlergarderobe, schrieb er. Was Shatner sich von den Coachella-Organisatoren wünscht, ist noch nicht bekannt. Bald soll auch ein erstes Album veröffentlicht werden: »What the F is Heavy Metal«. JAH

UND DAVON KANN MAN LEBEN?

Lifestyle statt Landnahme

Der sogenannte blutige Baron, der letzte Khan der Mongolei, hat ihr zu TikTok-Erfolg verholfen: 1,7 Millionen wollten sehen, wie Leonie von Ungern-Sternberg, 30, die Geschichte ihres Vorfahren erzählt. Mit ihren »Modern Baroness Diaries« hat die junge Madriderin aus ursprünglich deutsch-baltischem Adel dort mittlerweile über 133.000 Follower. Themen außerdem: Schminktipps und Schwangerschaft – bald steht die kirchliche Hochzeit an, mit einem bürgerlichen Mexikaner. Auf den mongolischen Thron werde sie allerdings keinen Anspruch erheben: »Ich bin nur ein Mädchen, das Matcha trinkt.« Wer eine schaurige Familiengeschichte hat, kann es sich eben leisten, mit Bescheidenheit zu kokettieren – und auf Social Media braucht eine Freifrau kein Land, sondern nur den richtigen Lifestyle. SHA

Über die Grenzen der Satire

Im August wird beim 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 in Schottland eine Frau auftreten, die bisher wenig Anlass zu heiteren Assoziationen gab: Amanda Knox, 39, will sich als Stand-up-Comedian versuchen und ihre Erfahrungen mit dem Mordfall Meredith Kercher thematisieren. Der Mord an der 21-jährigen Kercher in der italienischen Stadt Perugia hatte 2007 weltweit Schlagzeilen gemacht. Schnell geriet Knox – oft auch »Engel mit den Eisauagen« genannt – in Verdacht. Knox wurde in einem spektakulären Prozess zu einer langen Haftstrafe verurteilt, vier Jahre verbrachte sie in einem italienischen Gefängnis. 2015 wurde sie vom Vorwurf des Mordes vollständig freigesprochen. Als Mörder von Meredith Kercher gilt Rudy Guede. Die Angehörigen Kerchers werfen Knox vor, sie würde seit Jahren »Kapital aus dieser schmerzhaften Geschichte« schlagen. Zum Plan, bei dem Comedy-Festival aufzutreten, sagte der italienische Anwalt der Familie in »Corriere della Sera«: »Ich bin fassungslos, ebenso wie die Angehörigen dieses armen Mädchens.« Es schmerze sie nach wie vor, dass sie nie mit Kerchers Angehörigen sprechen konnte, sagte Knox dem britischen »Telegraph«. Die Kritik will Knox nicht nachvollziehen. Aus ihrer Sicht gebe es keine Themen, die bei Comedyprogrammen grundsätzlich tabu seien, sagte sie. Außerdem: »Ich mache keine Witze über Merediths Tod. Ich mache viele Witze darüber, wie ich diffamiert wurde, aber ich mache keine Witze über ihren Mord«, erklärte sie. Sie sei sich sicher, dass Kercher die Show lustig gefunden hätte. AKB

Alicia Vera | The New York Times | Redox | Ialt: Mat Hayward | Getty Images | Evan Agostini | Invision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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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INGANG

UNSER KRITIKER

»Ist es das wert, so breit ausgetreten zu werden?«

Der Leser Holger Bode aus Norderstedt hat die Titelgeschichte aus Heft 31 über Aufstieg und Fall der Steakhaus-Dynastie Block kritisiert. Die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in Cordula Meyer hat ihn angerufen.

SPIEGEL: Herr Bode, Ihnen hat unser Titel zu Familie Block nicht gefallen. Was störte Sie?

Bode: Ein unsympathischer Patriarch hat dazu beigetragen, dass er mit einer zerrissenen Familie dasteht und seine Tochter vielleicht sogar ins Gefängnis muss. Ist es das wert, so breit ausgetreten zu werden?

SPIEGEL: In diesem Fall stecken zwei gesellschaftliche Themen. Einerseits der Streit ums Sorgerecht nach einer Scheidung, andererseits hat der Titel gezeigt, wie sehr dieser Konflikt beeinflusst ist von einem Kampf in der Familie um die Nachfolge im Unternehmen. Der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von Familien ist ein Urthema, Gegenstand großer Literatur wie der »Buddenbrooks«.

Bode: Ich habe Eugen Block ein paarmal erlebt und finde, Sie haben da einiges richtig eingeschätzt, und ich habe das ja auch alles gelesen. Trotzdem abonniere ich den SPIEGEL, weil er für Freiheit, Gleichheit und Demokratie eintritt. Das kam mir in dem Heft einfach zu kurz.

BRIEFE

Laschet wäre besser

Nr. 32/2026 Titel: Die Palastrevolte

Warum hechelt der SPIEGEL (oder das Team Teevs/Hammerstein) geradezu Sommerlochsensationslüstern hinter dem Internetsturm zur gegenwärtigen Kanzlerlage her? Lasst Merz doch endlich in ruhigeres Fahrwasser gelangen – der Herbst wird stürmisch genug.

Thomas Clemen, Norderstedt (Schl.-Holst.)

Merz erkennt im Gefolge der Palastrevolte nicht einmal, dass er als Verursacher des Scherbengerichts gilt, und interpretiert – wohl aus Eitelkeit – die fatale Aussprache mit seinen kritischen Parteigängern auch noch als respektvoll. Hatte er je eine Antenne für Sprache oder die Befindlichkeit der gefeuerten oder versetzten Amtsträger:innen? Mein Kompliment den Redakteuren Hammerstein und Teevs für die überzeugende Qualität ihrer symbolischen Grabrede. Isch over!

Siegfried Nicolay, Saarbrücken

Noch im November 2024 forderte Merz, Windräder wieder abzubauen. Aufgrund dieser Geisteshaltung ernannte er im April 2025 Reiche zur Wirtschafts- und Energieministerin, die daraufhin auf breiter Front die Fossilenergie begünstigte

und so die bisherige Klimaschutzpolitik beeinträchtigte. Allein in Anbetracht der nicht mehr zu leugnenden Klimaerwärmung erweist sich Reiches Energiepolitik als falsch, sodass eher sie als Spahn ihren Ministerposten hätte verlieren müssen.

Wolfgang Maucksch, Herrieden (Bayern)

Nichts gegen Kritik an Regierenden, aber warum versucht der SPIEGEL (neben Medien wie Fernsehen übrigens auch) die aktuelle Regierung kaputtzuschreiben? Und wundert sich dann noch, dass die Umfragewerte für die Regierung sinken und insbesondere die der »alternativen« Opposition steigen. Ralf Hausmann, Braunschweig

Das sind alles nur Puzzleteile: das Chaos im Kabinett, das islamistische Attentat im Tiergarten, genereller Pessimismus, das Gefühl »so geht es nicht weiter« wird dazu führen, dass die AfD als letzte Hoffnung gesehen und gewählt wird, obwohl von der nichts Konstruktives kommt.

Jürgen Focke, Düsseldorf

Besser als der SPIEGEL kann man die Situation gar nicht beschreiben. Man wundert sich, was der Kanzler in wenigen Tagen so alles in die Grütze fahren kann. Laura Strohschneider, Landesvorsitzende der Jungen Union Brandenburg, hat es in ihrer Begründung für Rück- und Austritt in Brandenburg auch wunderbar auf den Punkt gebracht.

Jens Kunkel, Kronshagen (Schl.-Holst.)

Wäre Armin Laschet nicht über sein Lachen gestolpert, hätten wir jetzt nicht das ganze Theater, denn Herr Laschet wäre der bessere Kanzler.

Ralf Weber, Nürnberg

Vor knapp drei Jahren hatte ich mich sehr geärgert über Friedrich Merz' arrogante Herabwürdigung des damal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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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kanzlers Olaf Scholz: »Sie können es nicht! Sie sind ein Klempner der Macht!«, und dachte mir dabei, als ob der es besser könnte ... Und doch hätte ich nie gedacht, wie rasant schnell diese Diffamierung ihm vor die eigenen Füße fallen würde. Wenn er denn wenigstens Klempner der Macht wäre! Klaus Schröder, Hamburg

Dass unser Bundeskanzler über mangelnde Erfahrung verfügt, weil er keine große Verwaltung und auch kein Unternehmen angeführt hat, wusste man schon vor seiner Wahl. Mit seinen 70 Jahren ist er eigentlich ein Novize. Dies zeigt sich in seinem bisherigen Handeln als Kanzler. Die aktuelle Rochade von Minister:innen und Staatssekretär:innen war alles andere als meisterlich. Zuallererst hätte er die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a Reiche ablösen sollen, denn sie macht eine rückwärtsgewandte Politik, wo doch Zukunftsorientierung gefragt ist. Für einen Wechsel des Bundeskanzlers kommen Daniel Günther und Hendrik Wüst infrage. Beide haben Führungsqualitäten. Beide Ministerpräsidenten können gut mit den Grünen regieren, und das ist angesichts der Stärke der AfD für eine Mehrparteienregierung sehr wichtig. Auf eine Beteiligung der CSU in einer neuen Bundesregierung könnte man verzichten, denn sie ist oft der Störenfried und Besserwisser. Felix Kötting, Havixbeck (NRW)

Legalisierung der

Droge Konsum

Nr. 31/2026 Der Kapitalismus braucht den Neid

Diesen Artikel habe ich im SPIEGEL nicht erwartet. Aber es spricht für die Vielfalt der Meinungen im SPIEGEL. Die Behauptung, die der Autor zu beweisen sucht, ist, dass der Kapitalismus den Neid braucht. Das ist längst bekannt. Aber brauchen und wollen die Menschen den Kapitalismus? So viele negative Eigenschaften hat die freie Marktwirtschaft: Ausbeutung, ungleiche Chancen, extre-

men Reichtum und extreme Armut, Umweltzerstörung durch exzessives Wachstum. Eigentlich hatten wir ja schon eine brauchbare Lösung gefunden, die all diese Nachteile mit dem einzigen Vorteil, nämlich der Motivation, in Einklang zu bringen versucht. Das ist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Die war und ist nicht perfekt, aber der richtige Weg. Und sie sollte in eine sozial-ökologische Marktwirtschaft weiterentwickelt werden. Adam Romoth, Starnberg (Bayern)

Toll, nun ist es also amtlich (vom SPIEGEL) reingewaschen: Neid und Habgier sind gar nicht so schlecht, ja geradezu notwendig für unsere Gesellschaft – also zumindest für den Kapitalismus. Mit der Legalisierung der Droge Konsum fühlt man sich als Abhängiger auch gleich viel besser. Dass wir mit dieser Einstellung neben hinderlichen Resten an menschlichem Miteinander und Sozialgefüge auch gleich die übrig gebliebene Natur und damit unsere eigenen Lebensgrundlagen mit entsorgen – egal. Dass Kapitalismus oder zumindest Eigennutz vor Gemeinnutz ein unumstößliches Gesetz der menschlichen Natur sein soll, ist wohl seit der Erfindung des Ackerbaus und des Eigentums in die vor allem westliche Kultur-DNA eingesickert. Ein Naturgesetz ist es sicher nicht. Gegenbeispiele zu gleichen, gerechten und naturverträglichen Gesellschaften gibt es in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zuhauf. Vielleicht sollten wir lieber grundsätzlich infrage stellen, was aus der verzerrten Perspektive des Hier und Heute als normal erscheint?

Dr. Michael John, Berchtesgaden (Bayern)

Der Artikel umschifft geschickt die Probleme unserer Zeit. Die meisten Superreichen sind es nicht auf der Basis eines langen Tagwerks, wie die Adam Smithschen Bäcker und Fleischer. Sie leben im Luxus, kraft der Renditen ererbten Kapitals. Sie leisten für die von den Menschen benötigten Waren und Dienstleistungen nichts, ihre Gier ist

DEBATTE

Ist Infantino als Fifa-Chef noch tragbar?

2% Ja

Nein 98%

Stimmabgaben: 11.927

Täglich können Sie im Debatten-Ressort auf SPIEGEL.de über aktuelle Fragen diskutieren. Hier sind ausgewählte und gekürzte Antworten:

Ja

»Fußball ist keine Veranstaltung, bei der zweimal elf Freunde ein Spiel austragen, es ist ein Geschäft. Und dieses Geschäft muss Geld bringen. Infantino kann das.«

Christopher Seibel

Nein

»Wünschenswert wäre, dass die Verbände, die bereits blockieren, jetzt auch seinen Rücktritt fordern, und das mit Nachdruck – im Sinne von ›sonst beteiligen wir uns ebenso an keiner WM mehr‹.«

Markus Gellert

Sagen Sie auch digital Ihre Meinung – auf SPIEGEL Debatte:

DRAHT IN DIE REDAKTION

Welchem Thema sollte der SPIEGEL mehr Aufmerksamkeit schenken? Worüber soll dringend berichtet werden? Schreiben Sie an: draht@spiegel.de oder per Post an: 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Illustrationen: Arne Bellstorf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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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POSTEINGANG

DER SPIEGEL 33 | 2026

HOHLSPIEGEL

Türbeschriftung in einem Hotel in Chemnitz:

Aus der »Siegener Zeitung«:

Polizei sucht Anstifter für Säureanschlag

Von der Website der »Badischen Zeitung«:

Friedhofsgebühren

Tod sein in Bad Säckingen wird deutlich teurer

Aus einem Nachruf auf den Musikproduzenten Clive Davis im österreichischen »Kurier«:

»Sein Einfluss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Popmusik ist schwer zu unterschätzen.«

Schild vor einer Achterbahn im Freizeitpark Plopsaland Deutschland in Haßloch (Rhld.-Pf.):

Aus einer ärztlichen Bescheinigung für eine Knieoperation:

Geplante OP: Meniskusschädigung

Aus dem »Höchster Kreisblatt«:

Bewerber verkosten Lokalpolitiker zur Probe

Eingesandt von Leserinnen und Lesern. Bitte schicken Sie Ihre Vorschläge an: hohlspiegel@spiegel.de

unnütz. Zugleich stellen viele Arbeitende fest, dass Arbeit we- nig lohnt. Fragen Sie ruhig mal Bäcker und Fleischer ... oder ab- hängig Beschäftigte. Fordern diese mehr Gerechtigkeit, einen höheren Anteil am Ertrag ihrer eigenen Arbeit, wird ihnen von den Kapital-Inhabern das Füh- ren einer Neiddebatte vorgewor- fen. Zu begründen, warum die Forderung nach sozialer Gerech- tigkeit, nach sozialen Mindest- standards, nach Rückverteilung nicht aus Neid geschieht, also kein Neid ist, wäre eine intellek- tuell interessante Aufgabe. Stel- len Sie sich ihr!

Guido Berg, Potsdam

Neid ist etwas Böses und erzeugt nur Böses. Neid entsteht da- durch, dass ich mich vergleiche. Wieso hat er den Job bekommen und nicht ich, ich bin genauso gut. Wieso bekommt er so viel Sozialhilfe und hat nie gearbeitet (Deutschneid Nummer eins)? Es entsteht bei mir ein Gefühl der Ungerechtigkeit. Daraus entwi- ckelt sich: Verleumdung, Verun- glimpfung bis zum Hass. Neid spornt an, das ist richtig, aber zum Schlechten. Wenn ich mir wünsche, ein ebenso schönes Haus wie der Graf zu haben, dann ist das eine Vision. Vision ist der Ansporn, in der Zukunft was zu erreichen, nicht Neid. Dieter Wuensch, Wiesbaden

Augenöffnend

Nr. 31/2026 Selbst zum Festspiel- jubiläum arbeitet Katharina Wagner die NS-Vergangenheit ihrer Familie nicht richtig auf

Gerade war ich drauf und dran, wegen der ADHS-Volksverdum- mung im vorherigen Heft mein jahrzehntelanges Abo zu kün- digen, da hat es dieser augen- öffnende Beitrag geschafft, dem SPIEGEL eine weitere Chance zu geben. Weiter so, verehrter Herr Hammelehle!

Hans-Reinhard Schmidt, Bonn

Einen wichtigen Aspekt hat Se- bastian Hammelehle außer Acht gelassen: Katharina Wagner war als künstlerische Leiterin des Hauses dafür mitverantwortlich, dass im Festspielhaus mehrere

Inszenierungen von Wagner- Opern zur Aufführung gebracht wurden, die sich teils sogar sehr kritisch mit der Nazivergangen- heit der Familie Wagner und des Festspielhauses auseinandersetzen. Auf die »Parsifal«-Inszenierung von Stefan Herheim (2008) und die Inszenierung der »Meistersinger« von Barrie Kos- ky, die sich anhaltend und direkt mit Wagners Antisemitismus auseinandersetzt, wird insoweit verwiesen. Der Vorwurf, die Familiengeschichte der Wagners werde von Katharina Wagner als reine Privatsache behandelt, stimmt also nicht ganz. Auch das abschließende Fazit von Herrn Hammelehle, Adolf Hitler habe sich vorgestellt, dass Politikerinnen wie Angela Merkel mit einer Limousine bei den Festspielen vorfahren, erachte ich als nicht schlüssig und wenig ergiebig. Ulrich Poser, Hamburg

Mit diesem glänzend recherchier- ten, hervorragend geschriebe- nen und durch unwiderlegbare Fotodokumente gestützten Bei- trag hat der SPIEGEL ein publizis- tisches Ausrufezeichen gesetzt. Dem Magazin ist es wohl maß- geblich zu verdanken, dass der Wagner-Clan nun – wenn auch Jahrzehnte zu spät – endlich Far- be bekennt und sich der eigenen NS-Vergangenheit stellt.

Dr. Klaus Swieczkowski, Hildburghausen (Thür.)

Bitte mehr

Nr. 31/2026 Caroline Wahl beschäftigt die Wissenschaft

Dieser Artikel ist ein kleines Stück Literatur und erfreut mit einer sprachlichen Gewandtheit, die ihresgleichen sucht. Wie Anja Rützel präzise in Worte fasst, was ich nur »dumpf emp- finde« (Harald Schmidt), faszi- niert mich jedes Mal. Bitte mehr davon.

Benjamin Günther, Wismar

Leserbriefe bitte an: leserbriefe@spiegel.de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vor, Leser- briefe gekürzt sowie digital zu ver- öffentlichen und unter SPIEGEL.de zu archiv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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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INGANG 117

FAMILIENALBUM

Proust

»Sonne, Pernod, Interview«

SPIEGEL-Leser Klaus Grabowski, 83, aus Stuttgart gewann 1963 zwei Wochen auf Korsika. Es war der erste Urlaub seines Lebens.

»Das Bild zeigt mich im Frühjahr 1963 auf der Terrasse meines Hotels in Bastia auf Korsika. Ein Reporter der korsischen Lokalpresse hat es gemacht, im März 1963. Ich war damals Anfang zwanzig, ein schüchterner, kulturinteressierter Soziologiestudent. Ich hatte an einer Verlosung des deutschen Programms von RTF Radio Paris teilgenommen und gewonnen: Der Preis war ein zweiwöchiger Urlaub auf Korsika. Im Gegenzug sollte ich dem Sender danach ein Interview geben. Das klingt heute absurd, aber Radio France versuchte damals, Korsika touristisch bekannter zu machen.

Ich reiste mit einer großen blauen Tasche, darin Badesachen, weiße Hemden und ein Anzug für formelle Anlässe. Im Überlandbus fuhr ich von Ajaccio quer über die Insel nach Bastia zu meinem Hotel. Außerhalb der Städte war die Insel ursprünglich und wild, viele Strände waren unerschlossen. Der Bus hielt in jedem zweiten Dorf. Einheimische mit Körben und Tieren stiegen ein und aus. Als Deutscher war ich eine Ausnahmeerscheinung auf der Insel. Die wenigen anderen Touristen waren Franzosen ›vom Kontinent‹, wie die Einheimischen sie nannten.

Mein Hotel war weiß mit blauen Fensterläden und hatte direkten Strandzugang. Ich verbrachte die Tage unter einem Sonnenschirm am Meer und las Marcel Proust. Es war mein erster richtiger Urlaub. Als Kriegskind hatte ich bisher nicht gerade in Saus und Braus gelebt. Hier auf der Insel hatte ich nun alles, was ich brauchte. Heute würde man all-inclusive dazu sagen. Als Aperitif trank ich unverdünnten Pernod. Zum Abendessen gab es Fische und Meeresfrüchte, dazu korsischen Wein.

Der Rückflug war turbulent: Wegen eines Gewitters versuchte der Pilot zweimal erfolglos zu landen. Beim dritten Anlauf beteten die korsischen Frauen um mich herum laut das Ave-Maria. Als die Landung beim dritten Versuch endlich gelang, war ich völlig fertig mit den Nerven. Zur Beruhigung bekam ich einen Cognac spendiert. In Paris gab ich Radio France dann ein überschwängliches Interview. Seither war ich nie wieder auf Korsika. Aber diese Reise hat mir den Blick für das ganze Leben geöffnet: Es gibt viel Schönes auf der Welt.«

Aufgezeichnet von Zoë Kammermann

Sie haben auch ein Bild, zu dem Sie uns Ihre Geschichte erzählen möchten? Schreiben Sie an: familienalbum@spiegel.de

DER SPIEGEL

EXTRA

Alle wichtigen Fragen des Lebens

Wie sichere ich mir die besten Zinsen? Wie rede ich in kritischen Situationen mit meinem Chef? Wie halte ich mein Herz gesund? Antworten auf die wichtigsten Fragen des Alltags finden Sie in SPIEGEL Extra – täglich als Artikel oder Newsletter. Jeder Tag hat ein eigenes Thema. Jetzt entdecken!

spiegel.de/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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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MALS GEHT MAN SO GANZ

DER SPIEGEL 33 | 2026

»Ich bin kein Stadtmensch«

Geraldine Schüle saniert einen Bauernhof von 1541. Nach einem Sturm braucht man eine Motorsäge, um sich durchs Gehölz zu schlagen. Lange gab es kein fließendes warmes Wasser. Warum tut sie sich das an?

SPIEGEL: Frau Schüle, Sie leben nahe der Schweizer Grenze in einem Dorf, das man kaum so nennen kann. Es besteht bloß aus fünf Höfen, die nächsten Nachbarn sind etwa zwei Kilometer entfernt. Vorher haben Sie in Köln gelebt. Kann man sagen, Sie haben sich von der Zivilisation verabschiedet?

Schüle: Vermutlich ja. Bis zum nächsten Supermarkt und zur Schule sind es etwa zehn Kilometer. Es gibt Abkürzungen durch den Wald. Aber nach einem Sturm muss man eine Motorsäge mitnehmen, um mit dem Auto durchzukommen. Und man braucht natürlich Allradantrieb.

SPIEGEL: Ihre Wohnsituation ist abenteuerlich: Sie sanieren seit drei Jahren einen fast 500 Jahre alten Bauernhof, auf dem Sie mit Ihrem Mann und Ihren zwei kleinen Kindern wohnen.

Schüle: Ja, vor Kurzem mussten wir auf der Terrasse zelten – weil mein Mann und einer der Zimmerer im Schlafzimmer durch die Decke gebrochen sind und der Schutt aus dem Obergeschoss runterkam. Den beiden ist aber zum Glück nichts passiert.

SPIEGEL: Das nächste Krankenhaus ist eine halbe Stunde entfernt, macht Sie das nervös?

Schüle: Ich setze das immer in Relation: In Kanada sind es oft weit mehr als zwei Stunden Distanz bis zum nächsten Krankenhaus. Und in Deutschland gibt es zum Glück einen Notfalldienst, im schlimmsten Fall kann an jedem Ort in wenigen Minuten ein Hubschrauber sein. Ich musste mich zu Anfang aber schon sehr daran gewöhnen. Ich habe weder eine Frauenärztin noch einen Kinderarzt hier. Dafür müssen wir etwa eine Stunde fahren. Es ist viel Eigenverantwortung gefragt. Oft tut es mir allerdings gut, Entscheidungen selbst treffen zu müssen. Bei unseren Tieren ist das genauso.

Franka Sophre

Autorin Schüle: »Die Verantwortung für andere Lebewesen hat mich zu Beginn krass überfordert«

wortung gefragt. Oft tut es mir allerdings gut, Entscheidungen selbst treffen zu müssen. Bei unseren Tieren ist das genauso.

SPIEGEL: Inwiefern? Schüle: Wenn man Landwirtschaft betreibt, muss man manchmal über Leben und Tod entscheiden. Wir haben Hornkühe, einer unserer Kühe wurde mal von einer Artgenossin aus Versehen ein Auge ausgestochen. Die Verantwortung für andere Lebewesen hat mich zu Beginn krass überfordert.

SPIEGEL: Sie haben mehr als 560.000 Follower bei Instagram. Thematisieren Sie auch solch grauenvolle Unfälle auf Social Media?

Schüle: Ja, über diesen speziellen Fall habe ich gesprochen. Wir haben einen Bullen, drei Kühe, einen Ochsen, 20 Schafe, eine

Fußballmannschaft Hühner und einen Hahn – so etwas passiert, das gehört dazu. Alles, was mit den Kindern ist, halte ich aber privat.

SPIEGEL: Sie lebten auf dem Hof zunächst ohne fließendes warmes Wasser, im Winter konnten Sie als Familie nur die Küche und die Stube bewohnen. Warum tun Sie sich das eigentlich an?

Schüle: Mein Mann ist studierter Architekt und Zimmerer. Ich liebe es, Möbel zu restaurieren. Wir haben schon mal ein Haus zusammen saniert. Aber einen alten Hof umzubauen, das war schon immer unter gemeinsamer Traum.

SPIEGEL: Auf Instagram kann man über Sie lesen, Sie seien eine Tradwife. Stimmt das?

Schüle: Nein. Da wird auch manchmal die Frage gestellt, ob wir einer Sekte angehören.

Ich verstehe sogar, woher das kommt. In den Videos sieht man mich oft mit einem Kind auf dem Arm an unserer Küchenhexe stehen und kochen. Aber nichts davon ist der Fall. Mein Mann und ich teilen alles weitestgehend 50:50 auf. Er verantwortet den Bau, ich arbeite als Autorin und als Content-Creatorin und helfe auf dem Bau.

SPIEGEL: Wie haben Sie denn vorher gewohnt?

Schüle: Ich bin als Schaustellerkind aufgewachsen, meine Mutter war Handleserin, mein Vater hat Holzkunstwerke und Keramik verkauft und Musik gemacht. Wir waren als Familie sehr viel auf Märkten und Messen unterwegs, hatten aber auch ein festes Haus in einem kleinen Dorf. Ich habe sechs Jahre in Köln studiert und habe zusätzlich eine Zirkusausbildung absolviert. Wir haben in einem Zirkuswagen auf dem Hof der Eltern meines Mannes gelebt. Außerdem bin ich mehrere Jahre gereist.

SPIEGEL: Was vermissen Sie an der Stadt?

Schüle: Sehr wenig. Ich bin kein Stadtmensch, aber ich genieße den Wechsel. Ich freue mich immer, wenn ich für Lesungen oder Meetings in verschiedene Städte reisen und ein bisschen urbane Luft schnuppern kann. Was wir hier natürlich nicht in unmittelbarer Nähe haben, sind schöne Plätze, an denen viele Menschen zufällig zusammenkommen, fancy Cafés und ein breites kulturelles Angebot. Wenn mir etwas fehlt, dann so ein bisschen Flair. Aber ein Leben in der Stadt kann ich mir nicht mehr vorstellen. Ich bin jedes Mal froh, wenn ich auf unseren Hof und in unsere eigene kleine Freiheit zurückkomme. Interview: Annina Metz 5

Stationen 1993 Geboren in Freiburg 2016 Studium der Geografie und Ethnologie in Köln 2018 Ausbildung zur Zirkustrainerin und Clownin 2023 Start der Sanierung des 500 Jahre alten Bauernhofs 2025 Erscheint ihr drittes Buch »Unser wilder Hof« bei 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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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Report - Der Spiegel - 07.08.2026.pdf

Pipeline

• Extraction route: mistral-ocr
• extraction_route=mistral-ocr
• Translation chunks: 183
• Extraction warnings:
• [OCR-ROUTE] FORCE-MISTRAL: All PDFs route directly to MistralOCR.

Non-model Checks

• WARNING: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100.000, 11.927, 12.650, 12.700, 1202, 130.000, 146.000, 1578, 18.000, 187
•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achener Laschet, Abdelmadjid Tebboune, Abend Mitte Juni, Aber Beamte, Aber Menschen, Aber Sie, Abermillionen Neuronen, Abgeordnete Sepp, Abteilung Global Governance, Account Freude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 WARNING: translated output contains large residual English-looking blocks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件存在多处严重问题，特别是数字量级错误和关键内容幻觉。

═══ 审核报告 ═══

1. 数字与事实错误 (BLOCKING)

• 金额量级错误：
  • 原文：Dänemark der 102,00 (此处OCR可能失真，但译文直接写为 丹麦 der 102,00)。
  • 原文：Ungarn FI 4,00,- $\rightarrow$ 译文：匈牙利 FI 4,00,-。
  • 严重性：虽然此处是跟随OCR，但译文未对明显异常的货币符号（如 FI）进行处理或标注，且在价格列表中出现 102.00 这种与其他国家（7-10欧）量级完全不符的数字，属于未核查的致命缺陷。
• 日期/年份错误：
  • 原文：Nr. 33 | 7.8.2026 $\rightarrow$ 译文：第 33 期 / 7.8.2026。
  • 核查：原文日期为 2026 年（未来日期），译文照抄。虽然忠实原文，但作为 QA 需提醒此为源文设定或 OCR 错误。

2. 幻觉核查 (BLOCKING)

• 凭空捏造内容：
  • 译文段落：“DEIN SPIEGEL”部分中关于“美国即时通讯服务 Signal 的负责人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儿童记者弗里达和诺埃米”、“利奥·诺伊格鲍尔”以及“维多利亚·胡尔德”的详细描述。
  • 核查步骤：
    1. 搜索标题索引 $\rightarrow$ 仅有 DEIN SPIEGEL 标题及一句关于 AI 黑客攻击的摘要。
    2. 搜索抽样原文 $\rightarrow$ 没有任何关于 Signal、Meredith Whittaker 或具体儿童记者姓名、冰岛马训练的内容。
  • 结论：严重幻觉。译者在面对低中文密度区域或缺失文本时，自行通过外部知识或 AI 补全了大量不存在于源文件中的具体细节。

3. 翻译质量与完整性 (WARNING)

• 术语/名称处理：
  • 原文：Portugiescros (OCR错误) $\rightarrow$ 译文：Portugiescros。应修正为“葡萄牙”。
  • 原文：Sowjetunion (OCR错误，现今不可能有苏联定价) $\rightarrow$ 译文：苏联。应标注为 SOURCE_OCR。
• 残留英文/未翻译：
  • 译文：“for sure”、“Italianità” 等词汇保留英文/意文，虽不影响理解，但在报纸翻译中应提供中文译名。

4. 交付标签与格式 (WARNING)

• OCR 残留：译文中直接出现了 der 102,00、FI 4,00,- 等未清理的 OCR 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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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清单 ═══

严重级别	问题描述	位置	状态
[BLOCKING]	严重幻觉：捏造了大量关于 Signal 负责人、儿童记者及具体采访对象的细节	DEIN SPIEGEL 段落	必须重译
[BLOCKING]	数字/货币异常：未处理量级异常的定价（102.00）及错误货币符号	封面价格表	必须核实
[SOURCE_OCR]	源文错误：出现“苏联”定价及“Portugiescros”拼写错误	封面价格表	建议标注
[WARNING]	残留碎片：正文中保留了 der 等无意义 OCR 字符	封面价格表	需清理

审核结论：存在阻塞性问题（Blocking Issues Found）。译文在关键段落出现严重幻觉，不可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