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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 # 叙尔特岛 # 完全不同

远离名流与社交圈：一座充满惊喜的岛屿 外加：德国最受欢迎度假目的地的最佳推荐

弗里德里希·默茨能撑住吗？

总理正处于崩溃边缘——而偏偏此时他正在度假

“不可修复的信任危机”

德国足球协会（DFB）总经理安德烈亚斯·雷蒂格谈詹尼·因凡蒂诺的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操纵行为

爱泼斯坦的继承人

这位性犯罪者将他的数百万财产留给了一名牙医。这个女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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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至臻之冠 劳力士自 1958 年起支持帆船运动

游艇大师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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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格雷戈尔·彼得·施密茨，总编辑

亲爱的读者：

我们都知道，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但它是否也胜过数以千计的政治倡议？关于我们从休达收到的那些照片的讨论，至少暗示了这一结论。照片中，大量来自摩洛哥的人们游过地中海，前往这座西班牙飞地城市；这些照片大多被解读为一次冲击的记录：是对欧洲的冲击，欧洲正面临真正的入侵。人们激动地表示，必须采取行动。必须筑起高墙，威慑人员，消除“拉动因素”。简而言之：必须封锁。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只会为民粹主义者打开新的大门。因为对于他们的受欢迎程度而言，此类照片就像助燃剂一样。只有仔细观察的人（且不考虑大多数人很快又返回摩洛哥这一事实）才会意识到：此类封锁在欧洲早已成为常态。

在过去十年中，关于移民的论调发生了剧烈的右倾。英国在封锁，这很明显，意大利也是，甚至连规模较小且此前如此开放的丹麦也是如此。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对他所实现的移民政策转向感到非常自豪。欧盟刚刚启动了一项新的避难协议。那么，是否还需要那封既激动又充满指责的信函——由包括弗里德里希·默茨总理和意大利右翼人物乔治亚·梅洛尼在内的 22 位欧盟政府首脑立即写给西班牙的信？

关于移民的论调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剧烈的右倾

考虑到目前德国选择党（AfD）的民调数值，休达事件提出了两个问题。移民真的是整个欧洲右翼政党崛起的唯一原因吗？换句话说，更强硬的移民政策真的是防止他们进一步增强的最有效手段吗？或者，这只会引发一场“还要更多”的竞标竞赛，而“传统政党”在其中根本无法获胜？

第二个问题：在难民辩论中更严肃地对待恐惧，这也许是过去几年最重要的教训。但如何才能在此时不忘记，对于这个老龄化的洲（尤其是对于德国）来说，移民将依然是生存所必需的？关于所谓“入侵”的辩论对此是否有帮助？

我原以为关于弗里德里希·默茨及其目前的困境，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关于管理不善、组织失败以及总理的倦怠，我已经读到了太多。有些人甚至在个人层面上对他带着微笑开启假期感到不满。但周一下午，我和一位聪明的同事坐在一起，她与我分享了一个有趣的观点：默茨真正的难题，是否在于他是首批缺乏真正历史根基的战后总理之一？

深思之人会发现一个模式：赫尔穆特·施密特拥有战争经历；赫尔穆特·科尔虽得益于出生较晚，但仍有足够的记忆去相信欧洲（以及统一）。格哈特·施罗德带来的是一个典型的西德战后奋斗成功的故事。而安格拉·默克尔则是那个在通往总理府的道路上击败了所有西德人的东德人。奥拉夫·朔尔茨则缺乏类似的历史底蕴，当他谈到“时代转折”时，显得有些刻意。那么默茨呢？他 70 岁，因此自带大量历史背景。但他的叙事是什么（除了成为联邦总理的绝对意志），以及这种叙事如何与我们国家的历史交织在一起？除了其他诸多因素外，缺乏这样一个故事是否才是他真正的“说服力”问题？（第 16, 18 和 88 页）

您诚挚的 6.8.2026 《星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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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26 年 8 月 6 日 第 32 期

封面故事

另一个叙尔特岛：仅限富人和美女？绝非如此！在刻板印象之外，德国最受欢迎的北海岛屿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多样性 26 您可以探索叙尔特岛的优质且实惠的去处 36 本周图片 8 问答 14

政治 / 经济

专栏：Nico Fried 谈论准部长 Fritz Güntzler 以及自我反思式多变性的优点 16 » 孤军对抗 CDU：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必须如何在其党内争取权威 18 孤军支持 SPD：Manuela Schwesig 旨在保护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免受极右翼侵害 22

国际

» 爱泼斯坦的“宠儿”：直到其自杀前，Karyna Shuliak 与这名性犯罪者保持着关系。现在她可能会继承其财产 38 AI 对抗大蒜：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吉尔罗伊，居民们反对建设一个数据中心——以及反对家乡身份的丧失 44 4 stern 6.8.2026

压力下的总理

即使是弗里德里希·默茨在度假期间也可以喘口气。但之后，他必须更加艰苦地为自己的职位而战 第 18 页

国家作为毒贩

阿萨德家族利用 Captagon 资助其政权。叙利亚新政府希望遏制这种药片贸易 第 60 页

因凡蒂诺必须下台吗？

在国际足联主席的投资者计划失败后，德国足球协会（DFB）总经理安德烈亚斯·雷蒂格对其进行了抨击 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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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的秘密

叙尔特岛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在此庆祝和挥霍的人塑造的。而让这座岛屿运转起来的是其他人——例如流动牧羊人 Uta Wree。第 26 页

悬而未决

英格拉·路易丝已经饥饿了 30 多年。一些医生几乎要放弃这位前芭蕾舞演员了。第 50 页

社会

告别职业生涯

我们作者的母亲在工作 48 年后退休。之后会发生什么？ 70 专栏 Micky Beisenherz：阉割之行 88

陷入困境的 Christina Block

一封秘密信件代表了该诉讼中的诸多反转与混乱 90

知识 / 健康

厌食症

瑞典人英格拉·路易丝虽然想活下去，却在让自己饿死。一名摄影师记录了她的故事 50

诊断

一名看起来健康的男子在运动时突然晕倒。很快人们意识到：他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58

文化

弗里达·卡罗

长期以来，她一直被怀疑是庸俗之作或纯粹的偶像崇拜。现在，一场巨大的展览正在挖掘这位墨西哥艺术家的影响力 80

摄影

追缉 Captagon

阿萨德家族曾将叙利亚变成一个毒品国家。新政府能应对这一局面吗？ 60

体育

»詹尼·因凡蒂诺

德国足球协会（DFB）总经理安德烈亚斯·雷蒂格直言不讳地谈论国际足联主席的勾当 76

杂志

戏剧 巨头的回归：为什么演员 Manfred Zapatka 继续演戏 94 电影 塞斯·罗根凭借快速的瘾君麻麻喜剧成名。但他的能力早已不止于此 98 美食 向太阳，向煎锅：西班牙大锅饭 100

近况如何？

演员 Charles Brauer，曾与曼弗雷德·克鲁格一同出演汉堡的《犯罪现场》 106

栏目

回声 (第 6 页)；版权页 (第 92 页)；一丝慰藉 (第 102 页)；纵横交错，谜题 (第 103 页)

封面预告的主题标有 »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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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026 ster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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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 波里斯·贝克尔对塞内卡《论生命的短暂》的文学偏好令我感到有趣——当然是用拉丁语原著阅读的。 Fred Maurer，曼海姆

陈旧的模式

在与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的访谈中所展现的所有经验之外，人们还会发现他陷入了陈旧的模式：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又指向政治对手。因为当涉及到特定的选民群体时，难道不是 CSU 本身也在顽固地拒绝削减补贴吗？ 大卫·埃特尔（David Ettl），拉伯

《星报》2026年第31期，“天堂之兆”，关于鸟类及其飞行动作的摄影记录

想象与喜悦

多么具有美感的照片，激发了想象力，单纯地令人愉悦。那张雨燕的照片太美了，我想立刻把它挂在墙上。 埃尔克·洛伊施纳（Elke Leuschner），汉堡

《星报》2026年第31期，“直击心脏”，针对柏林 CSD 的袭击；以及社论

批判性监督

对于 AfD 来说，面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可能存在第一类和第二类受害者，但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次袭击，我们竟然想不出比首先攻击 AfD 更聪明的方法。这对于调查以及防止此类袭击都没有好处，同样也适用于媒体在批判性监督调查过程中的陪伴。 迪特马尔·索博特卡（Dietmar Sobottka），开姆尼茨

甚至没有一场审判

太多的疑问随着袭击者的死亡而消失了。而且我不认为他的死亡是一种公正的惩罚。他在体内充满肾上腺素的情况下死去，而家属在哀悼，伤者仍面临漫长的康复之路。现在甚至没有一场审判能给他们带来一丝正义。 伊莎贝尔·雅各布（Isabell Jakob），通过 Instagram

《星报》2026年第31期，“SPD 陷入危机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对前联邦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 CSU）的访谈；以及社论

超越党派理据

特奥·魏格尔一直让我感到亲切，因为他也允许那些超越常规党派理据的想法。他将基本法第 18 条与 AfD 联系起来的引用堪称天才。限制基本权利始终是一把双刃剑，但一个公民也可能丧失这些权利，这一点我之前还没有意识到得如此清晰。应该能找到那“一打”议员，并以此发出信号。 彼得·朗纳（Peter Langner），迪多夫

共同建设性

您这是在做什么，魏格尔先生？您不应该加剧 SPD 和联盟党之间的极化，而应该凭借您巨大的经验储备，尝试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的狭隘思维和索德（Söder）先生的迂腐思维统一起来，以便做出共同的建设性决定。剩下的部分，默茨和克林拜尔（Klingbeil）会像往常一样单独处理。 贝尔恩德·绍姆凯塞尔（Bernd Schaumkessel），通过 Instagram

利益集团政治

魏格尔和科尔（Kohl）自 1997 年废除财产税以来，一直从事着最糟糕的利益集团政治。联邦宪法法院仅对征收方式提出了异议，而非财产税本身。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长应当被要求建立符合法律的税制。但结果却是让“党内精英”减轻了数十亿的负担。目标达成。所以，请不要在提到特奥·魏格尔时使用“体面”这个词。 吉多·普鲁格（Guido Pflug），多特蒙德

不公正的温床

西奥·瓦伊格尔（Theo Waigel）没有意识到，如今税收和缴费负担过重的是中等收入者，而非高收入者。曾经 53% 的最高税率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公正，尤其是瓦伊格尔任职期间还没有资本利得税（Abgeltungssteuer），而现在的资本利得税以 25% 的优惠税率，不合理地特权化了那些获取非劳动收入的人。因此，就平均税率而言，高收入人群为公共事业融资的贡献极低。为了降低国家债务，迫切需要征收财产税和更高收益的遗产税。尤其是在德国东部，由于德国选择党（AfD）在那里势力强大，这些不公正的温床已经开出了丑陋的花朵。 安德烈亚斯·迈斯纳（Andreas Meißner），图青（Tutzing）

正确的立场

终于有一位政治家能准确地揭露真相，并将我们民主选举产生的联邦总理引导至正确的立场。 赖纳·拉德勒（Reiner Radler），格雷茨里德（Geretsried）

我们关注您的意见！ 社交媒体：facebook.com / stern 电子邮件：briefe@stern.de 编辑部保留对读者来信进行删减以及以数字化形式发布的权利。请提供姓名、居住地，并尽可能提供用于回访的电话号码。

6 《星报》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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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图片

摩洛哥

在浪潮之前

在那边海湾的尽头就是休达，就是西班牙。那是他们想去的地方。而现在站在夫尼德克（Fnideq）的这几千人，也将启程前往那里。上周，摩洛哥人和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大规模涌向西班牙飞地休达，震惊了欧洲。多达 60,000 人绕过防波堤，翻越边境围栏。然而，他们在休达发现的只有紧闭的店铺，没有食物，几乎没有水，大多数人迅速返回。是什么驱动了他们？大概是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其中也包括由走私者散布的信息。 6.8.2025 《星报》 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德国

重量级

汉堡在桥梁技术方面颇有经验。毕竟，这座汉萨城市计划拥有的此类建筑数量将超过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总和。最新的景点重达3700吨，用于替换阿尔托纳区（Altona）旧的星桥（Sternbrücke）。此时，这个庞然大物正开始它短暂但复杂的旅程——从右侧的施工现场，前往仅约500米远的预定安装地点。在最狭窄的地方，这座新型钢结构建筑与周围建筑之间仅相隔40厘米。一切进展顺利。从9月起，每天将有约1000列火车和城铁（S-Bahnen）通过这座新桥。6.8.2016 stern 11 --- 7 4℃ 6 9 5℃ 9 11 6℃ 12 15 7℃ 14 15 8℃ 16 17 ---

FOTO: OLIVER HOSLET / EPA

比利时

刚出笼的啼鸣

另一种形式的唐纳德·特朗普原则：谁叫得最响，谁就获胜。在列日以西的贝尔洛兹（Berloz），裁判们正在进行雄鸡啼鸣比赛的评审工作：站在他们面前箱子里的公鸡需要发出声音——在一小时内尽可能多地啼鸣。动物的炫耀和领地行为将被记录，以评选出获胜者。自从比利时在1924年禁止斗鸡以来，此类比赛在那里便十分流行。整个地区都与这种动物紧密相连：例如，瓦隆大区（Wallonien）的纹章上就有一只红公鸡——象征着警觉与力量。或许也象征着悦耳的鸣叫。6.8.2026 stern 13 ---

问与答

来自东部的养老金反叛者：马里奥·福伊格特（Mario Voigt）、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和迈克尔·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由左至右）反对联盟的计划。强烈批评

养老金改革是否会失败？

三位重要的基民盟（CDU）政治人物反对由专家制定的法定养老金改革计划：迈克尔·克雷奇默、斯文·舒尔策和马里奥·福伊格特。来自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图林根州的基民盟州长们正合力捍卫缴费45年后可领取无扣减养老金的权利。“缴费45年的人，缴费已经足够了。”一份文件称，这一原则绝不会被放弃。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警告称，如果这样，那改革干脆可以放弃。马塞尔·弗拉茨舍尔（Marcel Fratzscher）表示，取消“63岁退休”是“计划中的养老金改革的核心且在财务上最重要的元素”。“没有这个元素，养老金改革就死掉了。”

事实真是如此吗？事实上，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CDU）和劳工部长贝尔贝尔·巴斯（SPD）在6月底将33项改革建议称为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艺术品”。该委员会由部分科学家以及来自基民盟（CDU）、基社盟（CSU）和社民党（SPD）的各一名联邦议员组成，其结果包括：建议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建立资本覆盖的补充养老金——以及取消无扣减的“63岁退休”。

您想了解更多信息吗？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fragen@stern.de

州长们提出这一要求的时机可能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有关，在民调中，德国选择党（AfD）处于领先地位。社民党（SPD）也被基民盟内部的这一要求所牵制：巴斯表示，她理解那些早早开始工作的人也需要有退出机会的想法。社民党一直主张这一点。因此，联盟内部还有很多需要讨论，专家建议可能会出现一些修改。基社盟（CSU）主席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已经要求保留微型工作（Minijobs）。在联邦议院，现在取决于参与委员会的三名议员的说服力。在联邦参议院，至少目前来看，三位基民盟州长无法获得足够的票数来阻止改革——即使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萨尔州和勃兰登堡这三个社民党领导的州站在他们一边。

丽莎·贝克（Lisa Becke），首都办公室编辑 14 stern 6.8.2026 ---

天气灾害

高温让德国付出多少代价？

又有一波最高气温达 40 度的热浪席卷德国，使得露天泳池人满为患，冰淇淋店前排起长队——同时也导致工业、贸易和商业活动陷入停滞。根据 Prognos AG 受劳工部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计算，气温超过 30 度的日子，每天会让德国国民经济损失约 4.31 亿欧元。虽然大多数人在炎热的日子里依然工作，但效率较低：他们难以集中注意力，进度变慢，且更容易疲劳。从事户外重体力劳动的职业受影响尤为严重，例如建筑工人或农民。由于气候变化，此类高温日未来可能会更加频繁。在 20 世纪 80 年代，每年平均气温超过 30 度的天数仅为 4,4 天，而近期已增加到 10 天以上。专家预计，今年德国南部地区将出现 12 到 13 个以上的高温日。长期的健康影响和极端年份可能会产生额外成本。2021 年阿尔河谷（Ahrtal）的洪水灾难造成了 405 亿欧元的损失。专家预计，此类极端天气在德国也将变得更加频繁。据估算，到 2050 年，气候危机带来的这些后果总计将达到约 4700 亿欧元。我们的欧洲邻国预计也将面临类似情况：在法国和西班牙肆虐的森林火灾同样具有长期的经济影响——例如，企业必须撤离或作物被毁。此外还影响旅游业：因为未来游客可能会因此不再光顾。

Kilian Schroeder，经济实习生

饮食

有机鸡蛋能拯救气候吗？

许多人认为购买有机产品可以保护气候。然而，一个英国研究团队现在以有机鸡蛋为例证明，在气候足迹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生态因素”。在发表于专业期刊《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的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对比了有机鸡蛋和常规鸡蛋。结果显示，有机产品的生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后者的两倍。原因在于：有机走地鸡的死亡率明显更高。有机农户必须饲养更多的牲畜才能产生相同的产量。此外，由于自由走动的动物排泄，局部土壤会出现过度施肥，导致水体酸化，这被称为富营养化。

有机？从鸡蛋上看不出来

不过，研究作者也指出，他们的调查仅反映了“有机”真正含义的一小部分。毕竟，有机产品被视为一种动物友好、面向公共利益且环保的替代方案。在有机农业中，农民放弃使用农药和化学肥料，转而采用混种模式。这保护了土壤和地下水。无论您现在是因为气候保护而放弃有机鸡蛋，还是因为动物福利而继续购买，两者都是可以理解的理由。但真正想要气候友好生活的人，应该在整体上关注植物基饮食。

Christine Leitner，时事编辑

本周调查

如果换一个总理，联盟党会获得更多支持吗？

“是的”，支持者们表示。联邦总理未能走出民调低谷。即便宣布了改革和人事变动，显然也没能帮到联盟党和弗里德里希·默茨。目前 43% 的德国人认为更换总理是有意义的——比两个月前略有增加。当时 41% 的受访者持此观点。仅有 51% 的微弱多数怀疑更换候选人是否能让联盟党重新赢得选民的青睐。虽然在 CDU / CSU 的支持者中，仅有少数人支持更换，但 SPD、绿党和左翼的支持者则更倾向于认为，如果联盟党选择一名除默茨以外的总理，将更有机会获得更好的选举结果。相比之下，AfD 的支持者对更换总理持怀疑态度。

FORSA 受《星报》(Stern) 和 RTL 德国委托进行的民调，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和 31 日对 1000 名受访者进行调查，统计误差范围为 +1-3 个百分点。

阅读更多关于默茨的内容，请参阅第 18 页。

照片：HENDRIK SCHMIDT / OPAL ADOBE STOCK ---

FRIED

“弗里茨·京茨勒（Fritz Güntzler）本应成为联邦交通部长。起初他答应了，随后又拒绝了。为了他纠结的每一分钟，他都值得被赞赏。”

对我而言，这些日子里的一位小英雄就是弗里茨·京茨勒。请问是谁？弗里茨·京茨勒是基民盟（CDU）的联邦议院议员。他在政坛上的成就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最近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一个露营地的避暑期间给他打了电话，向他提供联邦交通部长的职位。这位惊讶的度假者感到受宠若惊，答应了，但几个小时后又拒绝了。如果京茨勒在未来几年没有引起特别关注——比如开着他的房车在联邦议院前的草坪上乱逛——人们将永远这样记得他：京茨勒，就是那个让总理尴尬的人。

但英雄？对我来说确实是。

从小时候起，我就背负着犹豫不决的名声。在冰淇淋店前，我想买一个巧克力球，或者不，还是柠檬味吧。我想买黄色的雨靴，或者不，还是蓝色的吧。当我在学校收到第一张“你愿意和我交往吗？”的纸条时——尼科·弗里德（Nico Fried）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nico.fried@stern.de——我勾选了“愿意”，但到了接吻环节，我还是决定选“不愿意”。

这种行为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并不罕见，但即便成年后，我也经常陷入纠结。当我还在考虑是否仅仅因为怀孕就将两套公寓合并为一套共同居住时，准母亲已经在房产经纪人那里签了合同。直到今天，我的妻子仍带着经验丰富的口吻称我为“或者不先生”（Herr Odernee），并在我还在权衡时独自做出决定。当我偶尔回顾并抱怨某种专断行为时，她会用一种讥讽的语气回答：“这对你有损害吗？”

在职业生涯中，我也经常犹豫不决。我想去广播电台，但最终还是去了报社。在写某些评论时，我以一个坚定的支持观点开始，但50行之后却变成了反对。我很少被邀请参加脱口秀，因为我被认为过于平衡，太多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太多的“既……又……”。太犹豫不决。又一次，“或者不先生”发作了。

而现在，弗里茨·京茨勒出现了。他在17点通过电话答应总理接管交通部，而在将近12小时后再次拒绝。京茨勒接受了来自RND的同事克里斯蒂娜·邓茨（Kristina Dunz）和克里斯蒂安·雅克（Christiane Jacke）的一次详尽且令人羡慕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讲述了在这些小时里，他对自己是否适合该职位的怀疑是如何增长的。热情是如何变成顾虑的。

我永远不会陷入弗里德里希·默茨向我提供交通部职位的尴尬境地。我也从未见过弗里茨·京茨勒。尽管如此，我能体会他在柏林议员公寓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仿佛我就在现场。打转的思绪，翻腾的胃，以及徒劳的睡眠尝试。我能感受到议员那凌乱床铺上的每一道褶皱，我能预感到他额头上的每一颗汗珠，我能看到他在公寓里踱步的每一米。

在4.42点，京茨勒通过短信将他的顾虑告知了默茨——也就是说，告知了那位我们可以谨慎地说并不陌生于自我怀疑的总理。京茨勒那种坦率得令人无法反驳的诚实令他高尚，因此对我来说，他是一位小英雄。

欢迎加入俱乐部，弗里茨·或者不。

✕ 16 《星报》 6.8.2026 照片：PATRICK S. L. STERN；STERN 蒙太奇；照片：PICTURE ALLIANCE；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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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撑住吗？弗里德里希·默茨现在去度假了。但在联盟党内部，关于他是否胜任的质疑声日益增多。今年秋天，这位总理将陷入困境。作者：Sven Afhüppe, Julius Betschka 和 Martin Debes ---

前往何方？弗里德里希·默茨，70岁，自2022年起领导基民盟（CDU），自2025年起掌管总理府 6.8.2026 stern 19 --- 在开启假期之前，他必须再次面对摄像机。终于放假了。终于可以放松了。在夏季休假前的最后几天，对弗里德里希·默茨来说，一定感觉像经历了漫长的数周。默茨在联邦议院的麦克风前表示，他“非常有信心”他的部长更换将带来“新的动力”。但是，没错：“我们必须变得更好。”他说这是民众的要求——“完全正确”。一种点缀着些许谦卑的刻意乐观：这里什么也没发生！请继续前行！现在，既然德国各地都真正开始了假期，请他的政党以及媒体能够重新冷静下来。部长更换带来的问题？又是被夸大了。默茨及其团队试图将其描述成这样。但默茨多么渴望度假，从最近的细节中可见一斑：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误将心腹兼新任党团主席 Thorsten Frei 称为“Carsten Frei”。在此之前，默茨解释说，他的新任交通部长 Steffen Bilger “自1909年起就在联邦议院”。他还将新任议会国务秘书 Johannes Steiniger 重新命名为“Johannes Steiniger”。随后，在新闻发布会结束时，默茨拿起文件夹，说了一句“好……”，正准备消失在假期中，但发言人又接了一个问题。“我想他刚才想结束了，”站在默茨身边的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诧异地说道。目前，这位总理甚至连体面的离场都做不到。据说，弗里德里希·默茨非常关注媒体关于他的报道。在这个夏季休假期间，陪伴他的是诸如《新苏黎世报》（NZZ）的“随时待命的总理”、“总理更换被认为是有可能的”（《每日镜报》）、“宫廷政变”（《镜报》）等标题。《星报》则报道了来自党内内部的首批要求辞职的声音。在默茨最喜欢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AZ）中，基民盟员工阵营的负责人 Dennis Radtke 被引用道：“基民盟目前的处境比捐款丑闻时期还要严重。”根据《星报》的一项最新民调，43%的人认为，如果没有默茨，基民盟的情况会更好。在基民盟自己的选民中，这一比例接近一半。自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以来，从未出现过一位总理如此迅速的权威崩塌。在延斯·施潘（Jens Spahn）被迫辞职后，默茨在几天之内就让自己的政党对他产生了抵触情绪。他在政府、政党和党团中清理门户时那种反复无常、有时显得缺乏共情的方式，让联盟党内部的震惊感不断升级。据参与者透露，在默茨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之前的党团会议上，萨克森州议员 Florian Oest 警告称，基民盟正面临一场“生存危机”。总理期望假期能带来平静，但这对他来说将意味着大量的工作。他的政党正朝着三场艰难的选举走去。在 6. 9月6日，基民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要么将政权交给德国选择党（AfD），要么将被迫组建一个不稳定的少数派政府。两周后，它可能会在柏林失去红色市政厅（Rotes Rathaus）。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自1951年以来首次面临得票率跌至个位数的威胁。

尤其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情况可能会对默茨变得危险。如果当地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会怎样？这将是战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并引起全球关注。这位党魁能否带领他的成员度过这样一场地震？如果德国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后仅差几票就达到绝对多数，会发生什么？一些基民盟（CDU）议员可能会考虑与极右翼合作，而不是依赖左翼的事实上默许。默茨将必须决定：是开除党籍，还是部分向德国选择党开放。即便在现在，他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发生的事情也仅有部分影响力。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长期以来一直是默茨的支持者，但现在他不仅在养老金政策上与总理保持距离。舒尔策正与喜剧演员迪特·哈勒沃登（Dieter Hallervorden）在全国巡演。后者宣布：“如果这是在联邦层面，我不会为弗里德里希·默茨做广告。但在斯文这里情况不同。”关于默茨的辩论可能会在暑假结束后猛烈回归。在此之前，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有时间让两个“K问题”在夏日的酷暑中发酵。第一个问题——默茨能当总理吗？——在联盟内部的许多人看来，现在的答案似乎对他不利。于是引出了第二个“K问题”：谁能当总理？这个问题的答案要难得多。目前，联盟内部的许多人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评估可能的陷阱和战略劣势。被讨论的是

准备工作

通常会出现三个名字：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黑森州州长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以及巴伐利亚州政府首脑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后者最近确认，他已经放弃了前往柏林的梦想。但索德尔随时可能发生任何突如其来的转变。默茨的人员将这一切斥为荒谬的猜测。在他周围的人看来，在德国，人们不能简单地更换政府首脑。这不过又是媒体编造的假新闻。在他党内，许多人将此视为警示信号：总理是否还能感知到当下的情绪？还是说，他周围的防御堡垒早已将他隔绝？在英国，默茨的同行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最近失去了职务，因为足够多的工党议员支持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作为继任者。斯塔默此前也因糟糕的成绩而承受压力。但在德国，并不存在像伦敦那样简单的更换总理程序。尽管如此：更换仍是有可能的。如果迹象表明默茨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正在减少，他可能会 20 stern 6.8.2026 照片：DPA --- 感谢您的关注：弗里德里希·默茨和马库斯·索德尔介绍新任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

在“X日”到来之前，基民盟（CDU）内部已经有人开始提出信任投票。据内部消息，他在去年秋天的养老金争端中就曾以此威胁。下一个契机可能是关于2027年联邦预算的投票，预计在11月举行。如果弗里德里希·默茨无法获得多数支持，联邦总统可以在21天内宣布重新选举。或者，现有的联邦议院可以在此期间选出一位新总理。另一种方案在基民盟部分成员中自初夏以来就在讨论：党内对默茨的不满在州议会选举后演变为基民盟领导层要求其辞职。一些人已经在为这个“X日”做准备。有影响力的基民盟成员在秘密会议中讨论，谁可以向默茨传达“到此为止了，弗里德里希”这个信息。以前，基民盟的精神领袖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一个电话可能就足够了。但他已经去世了。如今，需要许多人联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默茨必须意识到他已不再拥有担任总理的支持，并辞职。但在两种情况下——无论是信任投票还是被迫离职——继任者必须由黑红联盟（基民盟 / 社民党）的多数议员选出，否则联盟将会崩溃。这能否成功？令人怀疑。社民党（SPD）似乎对重新选举没有兴趣。所有这些都是设想，尚未有任何决定。但基民盟高层对此讨论得如此坦率，表明了基民盟成员多么担心在默茨的领导下经历像社民党那样的衰落。马库斯·索德尔在一次夏季采访中不得不为现任者大力宣传。这位巴伐利亚人表示：“我坚信弗里德里希·默茨将继续担任总理。”默茨需要任何可能的帮助。偏偏是这位不受欢迎且摇摇欲坠的总理，要在秋天通过一份新预算，并推动一项巨大的养老金改革通过议会。而这一切都要依靠他重新调整后的内阁。目前没人知道，新任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能否将那些反叛的议员团结在一起。例如，青年联盟主席约翰内斯·温克尔（Johannes Winkel）在最近的一次党团会议上抱怨，没人能解释每年2000亿欧元的债务如何偿还。温克尔警告称存在“信誉问题”。他没有提到默茨的名字，但每个人都知道是指谁。一位前联邦部长说：“我们的中产阶级选民群体中有些东西破碎了。”默茨有趣的地方在于，他描述现实的方式比几乎任何其他政府政治人物都更直接。他说，“新世界”不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或者：“我们的繁荣幻象将无法维持。”他一直如此：一个擅长豪言壮语的人。但由于太少能将沉重的认知转化为成功的行动。在任期间，这位70岁的人有时显得像是在自我磨练，仿佛随着总理重担的增加，一个新的弗里德里希·默茨——一个更克制的版本——正在成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政党对他搞砸了的部长更换感到如此震惊：对许多人来说，这提供了最后的证明，即默茨永远会是柏林政坛所谓的“loose cannon”（不稳定因素）：一个赌徒。因此，基民盟的愤怒集中在他身上。这是一个经典的反射反应：人们说，鱼总是从头开始臭的。但如果整条河都被毒害了呢？一些目光更长远的基民盟成员在思考这个问题。在红绿灯政府权力迅速衰落以及这位总理遭遇真正的权力崩塌之后，人们早就应该讨论新的问题：目前什么样的政府首脑能够生存？许多问题难道不是结构性的吗？它们是否隐藏在政党体制中？政治的法律化？欧洲的地缘政治弱势？还是残酷的社交媒体世界？

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可能会在这个夏天的部分时间在泰格恩湖（Tegernsee）度过。那里曾是他的政治偶像之一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居住的地方。艾哈德于1963年接替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出任联邦总理——但在三年后不得不离职。最终，是其所属政党撤回了对他的支持。接任总理的是来自巴登-符腾堡州的州长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在接下来的选举中，CDU首次失去了总理之位。✕ 斯文·阿夫许佩（Sven Afhüppe）和尤利乌斯·贝奇卡（Julius Betschka）听到了CDU内部初步的政变想法。马丁·德贝斯（Martin Debes）认为，秋季在德国东部举行的选举可能是弗里德里希·默茨总理任期的一个转折点。6.8.2026 stern 21 ---

G HAGENOW

--- 政治

仅剩一次机会拯救社民党

马努埃拉·施韦西格希望保护她的州免受德国选择党（AfD）的侵害，保护她的政党免于面临崩溃。此外，还有她自己。 作者：马丁·德贝斯

在施威林的州政府办公厅，这里本可以是一位国王的居所。当然，也可以是一位女王。这座古典主义风格的华丽建筑在两年前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就像附近州议会所在地的那座宫殿一样。沿着厚厚的红色地毯走上二楼，州长正背脊挺直地坐在一个红色皮沙发椅上。

马努埃拉·施韦西格之所以能融入这座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宫殿建筑群的排他性氛围，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近乎君主制的布置。因为她本人就像是一个稀有品种：在德国东部，她是唯一一位社民党（SPD）政府首脑。

与她的办公厅不同，施韦西格本人并不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下。在她九年的执政生涯中，她的地位从未像现在这样危险。今年秋天，她可能会失去她的职位，而这个职位可能会落入一个质疑施韦西格所信仰之大部分内容的政党之手。

因此，坐在红色沙发椅上的州长显得格外严肃。“框架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她说，“但我不会把我的家乡交给德国选择党，”她补充道，“这比我的政党或我个人更重要。”

马努埃拉·施韦西格在说这句话时，眼神让即使是党内好友都感到畏惧，这表明她不容许任何反对意见。是的，当然，首先关乎的是她的州，即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但这也关乎社民党，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下一个联邦州，该党将陷入一场生存危机。

施韦西格的政治生涯也处于危急之中。如果她获胜，她的地位可能会比州政府办公厅的二楼更高。为了生存，州长必须几乎凭一己之力赢得一场已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州议会选举。

决定将在 20. 9月做出。在民调中，德国选择党以 36% 的支持率明显领先于支持率为 29% 的社民党。左翼党以 12% 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差距较大，而反对党基民盟（CDU）的支持率甚至仅为 9%。

不过，施韦西格领导的社民党在过去几个月里有所回升，尽管整个政党在持续失去支持。如果左翼联盟伙伴的支持率稳定在 12%，且绿党能以预测的 5% 进入州议会，那么甚至可能形成一个微弱的“红-红-绿”多数派。否则，就必须尝试像在萨克森州或图林根州那样，建立一个对抗德国选择党的少数派政府架构。

► 施威林州政府办公厅负责人：自 2017 年起，52 岁的马努埃拉·施韦西格担任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照片：BETTINA THEUERBAUF / LAIF 6.8.2026 ster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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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埃拉·施韦西格与社民党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在私人关系上也被认为是朋友。尽管如此，两人仍可能成为竞争对手。

东部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州长与她的萨克森州基民盟同行迈克尔·克雷奇默密切合作。

因此，乍一看，这里的情况并不像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那样戏剧化，后者将在 6. 9月进行选举。在那里，德国选择党以超过 40% 的支持率，几乎达到了执政党基民盟两倍的民调数值。如果包括社民党在内的小党无法进入马格德堡的州议会，那么这个部分极右翼的政党将面临单独执政。

但这种情况并非能减轻施韦西格（Schwesig）的处境，反而增加了她面临的压力。如果马格德堡落入德国选择党（AfD）之手，该党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将全部力量集中在施韦林。届时，施韦西格肩负的将不仅是她的州，而且实际上还包括她政党的近期未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柏林黑红联盟的稳定性及其所属的联邦政府。如果施韦西格失败，党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和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将可能被撤换。如果她获胜，两人或许能松一口气——但与此同时，下一次总理候选人的竞争将再次完全开放。如果施韦西格随后出手，克林拜尔可能不得不退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施韦西格必须运用她所有的能力：她在州和联邦层面积累的政府管理经验；她延伸至慕尼黑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的人脉网络；她在社交媒体上精心维护的知名度；她改变俄罗斯政策时展现出的胆量；她度过所有危机且被不少人称为“强硬”的钢铁般纪律；以及她在无数次实地考察中展现出的如“州之母”般的魅力。

那是穆里茨湖畔瓦伦（Waren an der Müritz）一个寒冷的一月天。湖面结冰，寒风将游客从湖滨大道吹走，市中心也显得空荡荡的。只有在兼作市民大厅的电影院前，人们在拥挤着。他们要参加州长的新年招待会。室内温暖且嘈杂。在一面印有官方州标语（“MV – 感觉良好”）的蓝色墙壁前，施韦西格快速地迎接宾客。她那件亮红色的礼服与她自癌症治疗以来一直留着的漂白短发形成鲜明对比。长长的队伍中，西装革履的人们耐心地与穿着传统服饰的女性并排等待。州长提问、倾听，经常大笑。她似乎认识几乎所有人，这也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仅约 1500万人口有关。

随后在礼堂里，施韦西格发表了一篇标准演讲：通过投资实现更多增长，通过免费幼儿园增加儿童数量，通过增加额外的警察人数提高安全性。“只要我担任州长，这一点就不会改变！”她喊道。施韦西格并非一名天才的演说家。当这位政府首脑以学校报告的风格，将州政策从公共交通一直罗列到州预算时，观众席上有些人开始打盹。但施韦西格没有停止。这是所有人必须学习的课程内容。当她开始颁发州级勋章时，她切换到了“仁慈君主”模式——所有人再次清醒过来。施韦西格显得很感性，在多次颁奖词中，她的声音在颤抖。

在瓦伦再次展现了施韦西格的工作方式。她将自己定位在靠近民众的位置，以维护知名度。与此同时，她保持距离，以便能够领导。这种亲近与疏离的交替也适用于施韦西格与柏林的关系。在作为联邦家庭部长和社民党（SPD）临时负责人从内部研究过首都之后，她作为州长将自己牢牢安置在权力中心，并被认为与党首克林拜尔关系友好。与此同时，她又示威性地表现出与她有时称之为“柏林宇宙飞船”的政府运作之间所谓的距离。她是那些对联邦政府批评最激烈的州长之一，例如最近在养老金改革问题上。而且她经常与同行结盟，以对抗联邦政府来推行利益，而此时对方的党派身份对她来说完全无关紧要。

她与巴伐利亚州CSU政府首脑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共同在联合政府谈判中促成了餐饮业增值税的降低以及农业柴油的补贴。并且，她与萨克森州CDU州长迈克尔·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共同确保了各联邦州能从联邦特别基金中获得1000亿欧元。

柏林的一个春夜。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代表处的礼堂里，施韦西格（Schwesig）与克雷奇默亲密地并肩而坐。在这场由多家东德地区报纸组织的对话中，话题涵盖了方方面面：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国内的情绪。这位州长（女）与那位州长（男）互称“你”，显得非常一致。

24 《星报》 6.8.2026 照片：NDAH WEDELMAGG; HANS CHRISTIAN PLAMBECKLA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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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的身份将两人联系在一起，其程度超过了任何政党所属可能带来的分歧。克雷奇默用他那出了名的易怒语气说道，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联邦层面，AfD在每次选举中都在翻倍。“如果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情况将继续如此。”施韦西格补充道：“我们早就告诉同事们，我们的结果在西部同样能产生影响。”

几周后，这位基民盟（CDU）成员甚至为这位社民党（SPD）成员发出了间接的选举号召。克雷奇默在一次采访中称施韦西格“执行力极强”，像她这样的人“应该被连任”。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CDU州党主席丹尼尔·彼得斯（Daniel Peters）对此反应不快。他说，克雷奇默应该多来东北部看看。他认为该州正在受苦，而施韦西格却在自我包装。但他的观点并未奏效。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CDU上一次产生州长已经是28年前了。现在，该党面临着在施韦西格与极右翼之间被彻底碾碎的危险。

这位州长对此并不在意。尽管她在任职初期与CDU共同执政，随后才将左翼党（Die Linken）换入执政联盟，但她并不信任旧伙伴。“我越来越怀疑，在这个州，CDU针对AfD的‘防火墙’是否依然稳固，”她在州办公厅的办公室里说道。在基层社区，她观察到的更多的是“某种形式的结盟”。

正因如此，施韦西格将目标定在第一名。这并非完全是幻想。在直接选举的民调中，她以49%的得票率领先于AfD的首席候选人莱夫-埃里克·霍尔姆（Leif-Erik Holm，27%）。在Instagram上，关注她的人数也是后者的九倍。况且：她在2021年不是已经向所有人证明过了吗？当时她的SPD在7月份也仅有26%的支持率，但随后在9月份以近40%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

“我们能顶住压力，”施韦西格说。五年前SPD在联邦层面也迎来了一波高潮，将奥拉夫·朔尔茨送入了总理府，而这位州长忽略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她看来，她当时是独立获胜的——就像她对抗2019年被诊断出的乳腺癌一样，也像她对抗那些指责她与俄罗斯合谋建设“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批评者一样。

州议会于7月初通过的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未能证明施韦西格有个人违规行为。“我相信积极的力量，”这位州长说道，并露出了那个即将成千上万次出现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海报上的微笑。

谁知道呢？如果她真的能击败AfD，这个微笑在三年后可能会挂在整个共和国的街头。不过，在什未林（Schwerin）的州办公厅里，当然没有人愿意谈论施韦西格成为潜在总理候选人的可能性。首先，她必须拯救SPD，以及她自己。

✕ 马丁·德贝斯（Martin Debes）多次会见过曼努埃拉·施韦西格，并发现了一个典型的东德共同点。和她一样，他在15岁生日后买了一辆东德品牌Simson的轻便摩托车。而且是绿色的。

从3.8.起收听：faz.net / sommer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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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译文超长截断]

人类的重大问题

F.A.Z. 为德国推出的播客夏季系列。我们能永生吗？我们如何战胜癌症？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带着这些关于人类的重大问题，F.A.Z. 编辑兼播客主持人西蒙·施特劳斯（Simon Strauß）前往博登湖畔的林道。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诺贝尔奖得主和青年科学家都会在这里齐聚，这是一场顶尖研究的峰会。而 F.A.Z. 将全程参与。在六集节目中倾听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并获得宝贵的见解。8月3日起，独家在 F.A.Z. 为德国推出的播客中播出，网址：faz.net / sommer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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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随心而行

无围栏放牧：从春季到秋季，流动牧羊人乌塔·弗里（Uta Wree）带着她的羊群和两只狗在岛上穿行。

26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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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香槟、粗针毛衣？在刻板印象的阴影之外，存在着另一个叙尔特岛。寻找那个岛屿的人，会遇到那些致力于建设家乡——并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拯救它的人。 文字：冈纳尔·赫布斯特（Gunnar Herbst）；摄影：多梅尼克·德里森（Domenic Driessen）

6.8.2026 stern 27

28 stern 6.8.2026

在叙尔特岛，甚至连公交车站都覆盖着芦苇顶。因为北部的埃伦博根（Ellenbogen）处于自然保护区，那里没有酒店，也没有沙滩椅。

关乎那些在他人离去后依然留守的人

像成年人一样：每周五，儿童消防队在阿尔希苏姆（Archsum）进行训练，由迈克尔·舍姆豪斯（Michael Schemhaus）和弗朗齐斯卡·吕德里希森（Franziska Lüderichsen）指导。

乌塔·弗雷（Uta Wree）站在莫尔苏姆悬崖（Morsum-Kliff）上，观察着她的游牧羊群。峡湾羊们全神贯注地在叙尔特岛东部的荒原上啃食，彼此紧挨在一起。对于这些土色系的动物来说，这里简直是一场丰盛的自助餐：十字花科植物、沼泽百合和金蓟在这里生长，还有斑点指甲草和其他美味。

“我的羊喜欢挑食，需要多样化的食物，这与堤坝上那些白色的肉羊不同，”弗雷说道。当有羊脱离羊群时，她会发出简短的指令。随后，两只牧羊犬温（Wim）和凡塔（Fanta）便会冲出去，将逃跑的羊赶回来。就这样，这群由630只母羊和一只公羊组成的无定形群体，在广袤的土地上缓慢移动。

“这是凯-乌韦（Kai-Uwe），”弗雷说着，指向一只正好奇地嗅着一名游客的大羊。“温柔，有趣，敏感，而且有点笨。”通常情况下，公羊羔会被宰杀。但凯-乌韦得以幸存，因为她是用奶瓶把它养大的。她的每只羊都有名字，弗雷几乎认识所有羊：有雪人（Yeti）、弗里达（Frieda）、斯坎皮（Scampi）、兰博（Lambo）。还有名为 Siri 的羊，叫她非常方便：“嘿，Siri！”

这群羊赢得了许多人的心，在悬崖边也是如此。游客们陶醉地观看，用温柔的声音对羊说话，并试图抚摸它们。有些人会与这位54岁的游牧牧羊人交谈几句，她长长的灰色卷发本身就让人联想到羊毛。

可能几乎没有哪个职业比“游牧牧羊人”听起来更不符合叙尔特岛的印象。正因如此，这个故事从乌塔·弗雷开始。

叙尔特岛早已不仅仅是一座岛屿。它是一个承诺，一个投影面，一种偏见。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一种挑衅。它是财富与排他性的代名词，是一个每个人都自认为有所了解的地方。在德国，几乎没有哪个地方像这片位于滩涂与开阔海域之间的狭长沙带那样，被如此激烈且持久地关注——顺便一提，《星报》在众多封面故事中也关注过这里。

而那些流传的画面实在太熟悉了：坎彭（Kampen）、“桑给巴尔”（Sansibar）、保时捷。所有那些富有的人、美丽的人以及经过修饰的人。喝香槟的人与穿着粗针织毛衣的人并肩而立。诚然，每个地方都依赖于关于它的故事而生存。但在叙尔特岛，这些故事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有时遮蔽了现实的视线。

因此，想要了解叙尔特岛如何运作的人，不必首先前往那些夏季盛装演绎的地方。而应前往那些在游客离去后，人们依然生活、工作并留守的地方。

“我们是这个国家最后几家游牧牧羊场之一，”乌塔·弗雷说。“我们带着羊迁移，引导它们觅食，在没有围栏的情况下放牧，然后将它们带回由电子网组成的夜间围栏中。”

在施莱斯维希（Schleswig）附近的内陆，弗雷拥有一个养有更多羊的农场。冬天，它们在施莱（Schlei）周围游荡。从春季到秋季，它们通过卡车和汽车运输车来到叙尔特岛，在荒原、海滩堤坝、灰色沙丘和贫瘠草地上放牧。然后，它们几乎绕岛走了一圈。当所有草都被啃光后，它们便返回内陆。

弗雷在学生时代开始培育峡湾羊。这个品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维京人曾用它们的羊毛制作船帆。弗雷后来成为了兽医，之后成为了游牧牧羊人：“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她说。“我们保护了一个古老的品种和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

通过让羊啃食幼小的灌木、树木以及像玫瑰鲁滨逊（Kartoffelrose）这样的外来植物，它们确保了生物多样性，因为它们还在羊毛中传播种子和昆虫。

“到处都在碎片化 ► 6.8.2026 stern 29 ---

生物栖息地。羊群将它们连接在一起。”Wree 只有一名雇员，即牧羊人 Oliver。她兼职担任兽医，“否则我无法负担起这种游牧羊业”。当她和 Oliver 带着羊群在叙尔特岛（Sylt）迁移时，他们住在房车里。目前他们住在一家农场，在那里获取电力和水。他们吃的大部分东西由自然提供：沙百里香、盐碱地的海芦笋、狗蔷薇，甚至还有牡蛎——那是泥滩导游带来的礼物。“我们是德国唯一拥有牡蛎刀的羊舍。”Wree 说，在叙尔特岛人们互相帮助，并且进行交换：一团一岁羊的羊毛换一双袜子，给一只羔羊剪毛换十个鸡蛋。“我喜欢这种讨价还价，这种纽带感和团结感。这里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六月天气炎热时，消防队为羊群浇水。而当羊群在 2024 年感染蓝舌病时，叙尔特岛的人们捐赠了数吨苹果，因为患病动物无法食用其他食物。 自己为羊接种疫苗，但仍有 12 只死亡。她的羊群在何处放牧，由与叙尔特岛景观目的协会（Landschaftszweckverband Sylt）签订的合同决定。该合同每三到四年重新招标一次。“不确定性对我来说就是地狱，” 讲述道，“我每次都可能失去我的生计。那样的话，羊群就只能变成香肠。”即使在富裕的坎彭（Kampen），她也拥有放牧区域。“他们能容忍我们的羊吃掉他们的玫瑰，并在门前排便。然后市镇政府会派刷洗车跟在后面清理。”当羊群在花园里吃草，而房主通常是一位较为富有的女性时，乌塔·弗里（Uta ）在阳台上端上一杯咖啡，两个世界在此碰撞，在坎彭一年一度的夏季派对上也是如此。“但我并不觉得我的生活更糟糕，” 说。她热爱叙尔特岛的什么？ 没有犹豫太久：靠近自然，羊群在其中的风景，每天看起来都不同的海洋，盐碱地的气味，天空的光线，以及当云层散去或在日落时红崖（Rotes Kliff）上的光芒。期间她会停下来，望着泥滩，晒太阳，洗澡。她的羊群也会这样做，比如在布拉德鲁普（Braderup）的白崖（Weißes Kliff）。“每天我带着满脑子的画面入睡，” 说。而且

以前牡蛎还是农民和女仆的食物 30 《星报》 6.8.2026 --- 6011

这就是北海的味道：在利斯特（List）附近的布利德塞尔湾（Blidselbucht），Dittmeyer's Austern-Compagnie 的运营经理克里斯托弗·博利格（Christoffer Bohlig）在这里养殖这种昂贵的贝类。对于那些想要体验这个截然不同的叙尔特岛的游客，他有一个建议：“在日出前来到滩涂边，让那些细微的事物触动内心。”也许这才是这座岛屿真正的奢侈：不是在“Sansibar”餐厅喝香槟，而是拥有面对风和变幻光影的时间。

Wree 将叙尔特岛描述为一种必须经过精心维护的景观，才能呈现出数百万游客所热爱的那种样子。这不仅适用于由羊群维持开阔状态的石楠原，也适用于这座岛上的许多事物。在几乎每一张明信片风景照的背后，都有一些在关于叙尔特岛的刻板印象中几乎不出现的人在工作。

牡蛎同样是叙尔特幻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奢侈品的标配。至少当它们摆在银盘上，旁边伴着一杯精致的酩悦香槟（Moët & Chandon）在冒泡时是这样。但对于克里斯托弗·博利格来说，它们是另一种东西：一种敏感的经济动物，其养殖需要数年时间，且取决于风、天气和水质。

在叙尔特岛上，几乎没有人像他这样既生活在刻板印象之中，同时又能如此冷静地审视它。博利格，49, 是利斯特 Dittmeyer's Austern-Compagnie 的运营经理。他刚刚在生产车间修理完篮子，马上准备开车前往布利德塞尔湾的养殖区检查牡蛎桌。

“以前牡蛎被大量捕捞，”他讲述道，“甚至发生过骚乱，因为人们不再想吃它。”他所说的“以前”是指一个遥远的时代，在旅游业带来繁荣与财富之前很久。那时人们是捕鲸者、航海家、渔民、农民和女仆。他们艰苦工作，大多报酬微薄，吃着土地和海洋提供的一切。例如牡蛎。

在叙尔特岛周围，欧洲牡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灭绝了。自 1986 年起，博利格的公司开始养殖太平洋岩牡蛎，就像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一样。这种黏糊糊的食物之所以变得如此昂贵，主要与养殖成本有关：以前，公司从爱尔兰南部进口重量在 30 到 50 克之间的牡蛎，并在一年到三年内将其养大。但自 2023 年起，这种情况已成为历史，因为进口可能会引入外来物种。

现在，公司从实验室购买极小的牡蛎种子，让它们在海中生长。当它们足够大时，会被放入大型海水池中进行清洗。因此，现在的养殖周期延长至四到五年，损耗率从 20 上升到 80 Prozent，年产量从最高 1200万只下降到 250.000 只。渔民在叙尔特岛外的野生牡蛎床采集的数量也大约如此。

和其他牡蛎渔民一样，博利格在公司场地内有一间小小的员工宿舍。周一到周四他在叙尔特岛工作，其余时间则在弗伦斯堡陪伴家人。“我不参与岛上的社交生活，”他说，也许这句话比任何统计数据都能更真实地讲述叙尔特岛。

博利格生产着这座岛上最大的地位象征之一，而且更进一步：他靠神话生存——但并不生活在神话之中。与此同时，博利格非常清楚是谁在为他的账单买单。而且他足够自由，可以嘲笑那些依赖他生意的人们。

“当然，我们靠的是那些开着保时捷、带着年轻 20 岁的金发女郎出现，然后猛吃 20 只牡蛎的人，因为他们相信这样能让钢笔写出墨水。”这个为高端叙尔特岛提供点心架的男人认为，这……

► 对所有人开放：想要参与叙尔特岛社区生活的人可以去教堂。苏珊娜·津格尔（Susanne Zingel）牧师在凯图姆（Keitum）的圣塞夫林教堂（Sankt Severin）讲道 6.8.2026 《星报》 31 ---

大海、天空、光芒——以及一条长达 40 公里的沙滩。这也是一种奢华。 32 《星报》 6.8.2026 --- 6.8.2026 《星报》 33 --- 在 List 之前，“Pidder Lüng”与志愿者海上救援人员一起进行演习。约瑟芬娜·科迪斯（左）和佩特拉·赫兹伯格在 Hörnum 的青年旅舍。

这一切与享受毫无关系。博利格认为，最好的吃法是生吃牡蛎，不用柠檬，不用调料。而且不要发出吸溜声。“只有在咀嚼十次之后，味道才会显现。在那之前，你嘴里只有盐水。那样的话你花更少的钱也能买到。”他表示，现在正值夏季，牡蛎有一种金属般的甜味，而在秋季和春季，味道则更像黄瓜。“名厨们说：精致微苦且带有淡淡的坚果香。但我对此没什么感觉，”博利格总结道。

这是一种奇妙的反转。在室外，在滩涂的牡蛎床之上，这种用于区分阶级的珍馐失去了光泽，重新变回了在博利格心中一直以来定义的东西：一种食物。也许这对整个叙尔特岛都适用。只要保持足够的距离，标签就会消失。人们很想跟随这个目光清澈的博利格，在岛上的高端场所间穿梭，观察他的产品是如何在那里被包装呈现的。这是一个很棒的设想，但遗憾的是不可能，因为：“我更喜欢在远离喧嚣的野生牡蛎床边。那时我能看到远方的叙尔特岛，耳边只有瓦登海的声音。”

当他与家人在其中穿行时，博利格会采集牡蛎用于自家食用。钓鱼许可证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在 Compagnie 的直销店里，一只牡蛎售价两欧元。在叙尔特岛上，几乎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听博利格说话的人，心中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一个想法：这里不仅关乎叙尔特岛看起来如何，更关乎谁有权决定这座岛代表着什么。那些来度假两周的游客？

在叙尔特岛生活的人，需要一个能支撑自己的网络。 34 《星报》 6.8.2026 --- 冲浪者兼叙尔特岛居民莫梅·德拉特（此处在 Rantum 附近）希望留在岛上。在远离主干道的地方，骑自行车是最好的出行方式。

那些制造头条新闻的名人？所有负担得起叙尔特岛的人？还是那些清晨开启面包店、接送孩子上学、在岛上度过冬季的人？与乌塔·弗里和克里斯托夫勒·博利格共度一天，人们便开始意识到这座岛的误解所在。关于叙尔特岛最著名的故事几乎全部来自外界。它们讲述的是金钱、魅力和排他性。而那些不那么出名的故事则关于景观维护、牡蛎养殖、志愿服务，或者关于自己的孩子以后是否还能住在这里的疑问。这些故事听起来更安静。但如果没有它们，这座岛将无法运转。

如果一个人将叙尔特岛仅仅视为富人的游乐场，那么他也会忽略这一点。只要去问问那些在夏天到来、在 Tinnum 的草地上免费露营的朋克青年就知道了。此外，岛上到处都有露营地、青年旅舍、徒步和骑行道。人们可以乘坐巴士到达几乎每一个海滩。在叙尔特岛，奢华有时仅仅是一个视角问题。那些早晨独自走在滩涂上，或在西海滩体验日出的人，可以免费获得最关键的东西。

也许关于叙尔特岛最大的误区，就是将财富视为这座岛的黏合剂。金钱可以盖房子，填满餐厅，推高地价。但它不能灭火，不能训练青年球队，也不能陪伴孤独的老人。将一个地方凝聚在一起的东西是买不到的。在叙尔特岛，人们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这个故事现在将引领我们走进一座教堂。

位于凯图姆（Keitum）的圣塞弗林教堂（Sankt Severin）。这座教堂建于12世纪，当时人们还与牲畜一起住在泥屋里。由于教堂坐落在地势较高的地脊上，直到1603年它一直被用作航标——并挺过了风暴与洪水。每天有数百名游客来到这里，坐在木凳上，感受这个空间的氛围。65岁的牧师苏珊娜·辛格尔（Susanne Zingel）在她的办公室里讲述道，有些人深受触动。“我们的教堂有一种修道院的气息。Munkmarsch（僧侣之路）就是僧侣们行走的路径。”辛格尔于2005年从汉堡搬到叙尔特岛。“这座岛可以像风暴潮一样残酷，”她说，“它让你面对真实的自我。并非每个人都能应对这一点。”但它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里生存。当风暴潮来袭、堤坝崩溃时，我们会互相帮助，彼此支持，”辛格尔说，“尽管存在所有差异，我们依然互相尊重，因为我们每天在不同的角色中体验彼此。”关于这座“富美之岛”的刻板印象只是表象。“叙尔特岛真正的力量在于社区。生活在这里的人需要一个能支撑和承载自己的网络。这是世界上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

牧师辛格尔为许多夫妇主持婚礼，其中包括像吉多·马里亚·克雷奇默（Guido Maria Kretschmer）和弗兰克·穆特斯（Frank Mutters）、H.P.巴克斯特（H.P. Baxter）和萨拉·巴克什（Sara Bakhsh），以及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和弗兰卡·莱费尔特（Franca Lehfeldt）这样的名人。这很符合这座日常生活与非常状态不断交织的岛屿。对某些人来说，她的教堂因此成了著名的叙尔特岛的背景板。辛格尔对此心态淡然。“我们的门向所有人敞开，”她说。这位牧师认为，社区并不区分名人与无名之辈。

而另一个问题则更为棘手：这种社区精神还能维持多久？叙尔特岛依赖旅游业生存。岛上每年接待近100万名游客，产生700万个旅游过夜数，并拥有约6600套第二居所。繁荣是有代价的。住房短缺，家庭搬离，手工业企业寻找员工，许多雇员每天从大陆通勤。这样一个岛屿可以承受许多来来往往的游客，但它同样需要留下来的人。因为社区的前提是在场。它并非产生于夏季假期那些闪耀的周里，而是在冬夜的志愿消防队、体育俱乐部、海上救援队或食物银行（Tafel）中产生。它依赖于那些承担责任的人。而这类人在叙尔特岛正变得越来越少。问题不在于叙尔特岛是否能保留其神话，而在于它的居民是否会留下。

而26岁的莫梅·德拉特（Momme Drath）想要留下。他是那些每天都能看到房屋空置的人之一。德拉特在表哥的园艺公司工作，负责维护豪华度假屋和第二居所的绿地。“这里矗立着难以想象的豪宅，但大多无人居住，”德拉特说，“有时你根本不认识邻居。社区感也因此受损。”作为一名地道的叙尔特岛人，德拉特属于稀有物种。他的家族在1830年左右从大陆搬迁至此。他的曾祖父母在韦斯特兰（Westerland）经营一家旅馆。他的祖父乌韦（Uwe）被认为是 ► 6.8.2026 stern 35 --- 岸边在望：位于韦宁斯特德（Wenningstedt）海滨大道上层平台上的“望远镜人” 第一位德国冲浪者。年轻时，他在岛上的电影院看了一部关于夏威夷冲浪的电影。后来，他作为一名救生员尝试亲自实践——使用的是沉重的木制救生板。

莫梅·德拉特（Momme Drath）在兰图姆（Rantum）长大。“我拥有了人们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童年，拥有很多自由，”他讲述道。“夏天我总是在海滩上。”五岁时，他第一次站在冲浪板上，那时他才刚刚学会简单的游泳（Seepferdchen）。“在那之后，我不想做其他任何事情。我所有的朋友和他们的父亲都是冲浪者。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中学毕业后，德拉特学习了木工，后来担任救生员，并尽可能频繁地冲浪。他的许多朋友搬走了，去了基尔、弗伦斯堡、汉堡。但德拉特不想放弃这座作为他故乡的岛屿。因为他热爱冲浪，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对故乡的情感以及对祖辈所建立之物的责任感让他留了下来。德拉特住在父母家中，他几乎负担不起房租。他在兰图姆当地委员会和叙尔特岛冲浪俱乐部（Surf Club Sylt）担任志愿者，为这座岛屿贡献力量。他说，缺乏针对年轻人的活动方案。“很多有趣的事情都被禁止了。”有时德拉特自己在去海滩的路上会被拦下——当时他穿着潜水服，脸上涂着氧化锌，因为他没有携带疗养卡（Kurkarte）。尽管如此，他依然在海滩上，或是在兰图姆、韦斯特兰德（Westerland）、温宁斯特（Wenningstedt）前海域用长板冲浪时找到了自由。“在水上，我觉得自己像个小男孩，”德拉特说。“当我身处远海时，我什么也听不见，只能看到海岸线。这简直太美了！”在波涛、浪花以及偶尔的平静之间，德拉特所展现的叙尔特岛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舞台。不像一个象征，也不像一个符号。而仅仅是一座岛屿。✕ 在调研过程中，冈纳尔·赫布斯特（Gunnar Herbst，左）和摄影师多梅尼克·德里森（Domenic Driessen）学习了如何食用生蚝，使其充分发挥出像黄瓜一样的口感，而不仅仅是咸水的味道。

建议：叙尔特岛度假期间优质且通常价格实惠的去处

住宿

1 Campingplatz Westerland

叙尔特岛共有七个露营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在沙丘中搭建帐篷，或者将房车停放在 200 多个游客停车位之一，此外还有 20 个全年开放的住宿位。不想做饭的人可以去不错的 Osteria 餐厅用餐。4月至10月营业。车位 9,50 欧元起，Westerland, Süderstraße 66, 电话 04651 / 299 19 39, www.camping-westerland.de

2 Jugendherberge Hörnum

忘掉您认为自己了解的关于青年旅舍的认知吧：叙尔特岛上的五家青年宾馆和旅舍足以与许多酒店媲美。在 Hörnum，家庭游客和独自旅行者也会感到舒适。氛围温馨，食物美味，拥有 39 间客房，共 173 张床位。半食宿 44,50 欧元起，Hörnum, Friesenplatz 2, 电话 04651 / 88 02 94, www.jugendherberge.de

3 Steger-Hüs

这座位于 Rantumer 港口附近的大型设施为独自旅行者、家庭和最多八人的团体提供简单、现代且明亮的度假公寓。从岛的地理中心出发，可以很方便地到达各个景点。度假公寓 50 欧元起，Rantum, Am Torbogen 4, 电话 04651 / 886 78 77, www.steger-hues.de

4 Bauernhof Hoffmann

快乐的山羊、矮马和鸡让孩子们开心，让父母得到放松。农场包含一家商店和一个游乐场。在课程中，无论大小游客都可以学习蕾丝编织、钩编、针织和纺纱。度假公寓 65 欧元起，Morsum, Skelinghörn 13, 电话 01522 / 260 35 55, www.sylt-bauernhof.de

5 Friesenhaus Sander

近 100 年来一直是一家标志性机构：这家宾馆承诺提供弗里西亚式的热情而非现代的花哨装饰——包含咖啡和闲聊。双人间 / 早餐 90 欧元起，Westerland, Lerchenweg 13a, 电话 04651 / 92 72 45, www.friesenhaus-sander-sylt.de

6 Pension Möwennest

幽静的花园、温馨的壁炉房以及临近海滩，这仅仅是选择在此入住的三个充分理由。双人间 / 早餐 130 欧元起，Wenningstedt, Seestraße 8, 电话 04651 / 41 35 51, www.moewennest-sylt.de

7 Hotel Duene

绿丘之上的绝美住所——人们几乎会将 Rantum 误认为夏尔之乡（Auenland）。酒店拥有多栋建筑，设有装修高雅的客房、套房和公寓。设有泳池和桑拿房。双人间 / 早餐 170 欧元起，Rantum, Stiindeelke 1, 电话 04651 / 16 60, www.hotel-duene.de

36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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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8 Hafenstube

许多当地人的心头好。在 Munkmarscher 港口的帆船俱乐部餐厅里，菜单上包括鳕鱼排配土豆沙拉、雷司令泡沫和帕玛森干酪脆片。Munkmarsch, Bi Heef 2, 电话 04651 / 31871, www.sylter-segler-club.de

9 Kleine Küchenkate

这里也供应鱼类，但这家温馨的小店是以其来自当地屠宰场的肉类菜肴而闻名，例如盖洛韦牛的 Bürgermeisterstück（牛肩胛肉）。Keitum, Hoyerstig 2, 电话 04651 / 33387, www.kleinekuechenkate.de

10 Fisch Blum

Blum 家族凭借价格公道的鱼类和龙虾而闻名。除了位于 Tinnum 的总店外，他们还在 Westerland 和 Wenningstedt 经营店铺。Tinnum, Mittelweg 7, 电话 04651 / 3401, www.sylter-fisch.de

11 Käseklub

不能每天都吃北海比目鱼，Fabian Kolb 也深知这一点。在他的餐厅里，一切都围绕着奶酪展开：从配有酸甜酱、面包和酸奶黄油的奶酪拼盘，到配有自制山羊鲜奶酪的沙拉，再到自制芝士蛋糕。美味！电话 04651 / 967441, Keitum, Siidik 6

12 Tofree

在 Tinnum 露营地的亭子里可以品尝到更多年轻、新鲜的料理。菜单上提供由可持续产品制成的精致小吃，例如用烤酸面包制成的 Tostada，配以奶酪、番茄、芝麻菜、牛油果或乔利佐香肠。Tinnum, Ziegeleiweg 2, www.tofreenorth.com

13 Bella Vita

Aly Zahra及其团队在石炉中烘烤出岛上堪称最佳的披萨，配料包括前菜（Antipasti）或黑虎虾等。叙尔特岛，Flughafenstraße 1, 电话 0170 / 52102 90, www.bellavita-sylt.de

14 Sydhavn

从这家位于赫尔努姆港（Hörnumer Hafen）的小可丽饼店望去，可以看到邻近的阿姆鲁姆岛（Amrum）和弗尔岛（Föhr）。这里提供 30 种口味——从经典的肉桂糖口味到奶酪火腿可丽饼。氛围轻松，卡布奇诺味道极佳。赫尔努姆，Hafenstraße 4

15 Dittmeyer's Austern-Compagnie

该企业自 1986 年起便开始养殖这种昂贵的海洋珍 delicacy，并自 2020 年起在自营餐厅“Sylter Royal”中提供。直接销售的价格约为每只两欧元。设有展览并提供导览。利斯特，Hafenstraße 10–12, 电话 04651 / 87 08 60, www.sylter-royal.de

ERLEBEN

16 St. Severin

这座岛上最古老的教堂是一个社区聚集地。人们可以在礼拜、祈祷、高水准音乐会、展览以及由苏珊娜·津格尔（Susanne Zingel）牧师带领的朝圣徒步活动中体验这里。墓地中安葬着 17. 世纪的船长家族——此外，鲁道夫·奥古斯汀（Rudolf Augstein）和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也葬于此！凯图姆，Pröstwai 20, www.st-severin.de

17 Multipark Sylt

滑板、打篮球、喷绘、社交——在原叙尔特体育场的场地之上，建立起了一个欢迎所有人的休闲公园。未来还将增加更多项目。韦斯特兰德，Stranddistelweg, www.skateboarding-sylt.de

18 西海岸 (Weststrand)

时而美丽，时而更美：这条长近 40 公里的沙滩。从海滩本身看不出叙尔特传奇人物“竹子克劳斯”（Bambus-Klaus）曾在此地的利斯特开设酒吧并举办盛大派对。在 16 号防波堤（Buhne 16），冲浪先驱、兄弟乌韦（Uwe）、康拉德（Conrad）和迪特·贝伦斯（Dieter Behrens）经营着他们的店铺。后来这里变成了 FKK 海滩（天体海滩）（但对冈特·萨克斯（Gunter Sachs）无效，尽管当时出现了“脱掉泳裤，冈特”的横幅）。www.sylt.de

19 节日

在环形骑马比赛或夏季乡村节日中，人们能遇到一种稀有的物种——真正的岛民。音乐协会演奏，志愿消防队邀请人们乘坐消防车游览，现场还出售蛋糕、烧烤美食和饮料。www.sylt.de

20 滩涂 (Das Watt)

从岸边看并不显得雄伟，但实际上确实如此：一次穿越滩涂的徒步旅行，该地自 2009 年起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瓦登海保护站（Schutzstation Wattenmeer）——该机构还经营位于赫尔努姆、值得参观的国家公园中心 Arche Wattenmeer——提供从凯图姆和 Puan Kient 出发的徒步活动。www.schutzstation-wattenmeer.de

21 导览

如果有人对大海感到厌倦（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可以由叙尔特自然保护协会带领前往莫尔苏姆悬崖（Morsum-Kliff）。地质学家对由多个地层组成的特殊结构赞叹不已，这些地层可追溯至 800 万年前。其他导览则前往布拉德鲁珀荒原（Braderuper Heide）。温宁斯特德，M.-T.-Buchholz-Stich 10a, www.naturschutz-sylt.de

22 冲浪 + 海滩文化叙尔特

在韦斯特兰德市政厅的展览中，通过照片、电影和历史展品，庆祝当地的海滩文化、德国板类运动的历史及其先驱（如 Momme 的祖父乌韦·德拉特 Uwe Drath）。Andreas-Nielsen-Straße 1, www.sylt.de

23 Meer Leben e.V.

十名儿童，四天时间，一个目标：冲浪。这种冲浪疗法旨在持续改善 12 至 18 岁重病儿童及其兄弟姐妹的生活质量。现在可以申请参加明年的六场夏季训练营。费用：100 欧元，包括食宿和工作坊。www.meerleben-ev.de

24 Inselkind

南部 K4 附近的沙洲非常适合学习冲浪，例如在前职业选手安杰洛·施密特（Angelo Schmitt）那里学习。课程分为小组课或一对一私教课。课程时间根据潮汐以及风浪情况而定。赫尔努姆，K4 停车场, www.inselkind.com

这位年轻的女牙医微笑着，轻声说话。她穿着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的抓绒夹克，用发夹将长发向后固定。她的助手简单地将她介绍为“卡里娜医生”。但这位患者并不知情——她原定于去年12月在诊所预约另一位牙医，而最终为她治疗的女人是卡里娜·舒利亚克（Karyna Shuliak）医生，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女友。

37岁的舒利亚克是爱泼斯坦在2019年于狱中自杀前最后拨打的一个电话对象。根据联邦当局公布的调查文件显示，她可能从其遗产中继承高达1 亿美元，其中包括一枚33克拉的钻石戒指。然而，在那个冬日，据在那里工作或曾工作过的同事透露，舒利亚克在布鲁克林市中心一家不起眼的诊所兼职担任牙医。

当美国司法部（DOJ）公布了关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三百万页调查卷宗和电子邮件时，她试图建立的相对正常的生活破灭了。这些在1月底公布的文件包含了舒利亚克与爱泼斯坦之间数千条私密信息，以及数十张她的照片和两人的合影。他们近八年的关系突然被公之于众。他们争论关于性的问题——有时是他想要更多，有时是她。她向一家针对伴侣的性健康公司订购产品。她经常给他发送色情视频的链接。在某些方面，舒利亚克从爱泼斯坦的馈赠中获益，作为回报，她对他忠诚直到他去世。

在某些邮件中，他们讨论避孕药、痤疮药物和治疗方案。通过对卷宗的仔细分析以及与多位熟悉她的人交谈，舒利亚克在爱泼斯坦的社交圈中显得是一个复杂且不寻常的人物。这位白俄罗斯出生的人在21岁时结识了爱泼斯坦。她从未自称是受害者，联邦当局也没有将她列为爱泼斯坦性贩卖网络的共谋。没有迹象表明联邦调查局（FBI）曾审问过她，数百名受害者的律师也从未要求她宣誓作证。

爱泼斯坦曾一次称她为他的“宠儿”，并经常告诉她他爱她。舒利亚克可以自由使用一张信用卡，购买她想要的任何东西。他们一起环游世界，多年来他向她支付了近100万美元。文件还揭露，他还向她在白俄罗斯的父母汇款数万美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舒利亚克赢得了足够的信任，开始协助管理爱泼斯坦的房产和员工——甚至在2019年他被捕前几周试图购买一座摩洛哥宫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爱泼斯坦主导了这段关系，但毫无疑问，舒利亚克在职业、个人和财务上从中获益。

公开的电子邮件提供了关于爱泼斯坦如何帮助她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牙科学院的新细节——以及他如何通过请求一名女性受害者与她结婚，帮助她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他在一封邮件中写道，“获得绿卡最快的方式”是同性婚姻。民主党国会议员今年指责爱泼斯坦利用移民系统，并批评舒利亚克与一名美国女性的（后来离婚的）婚姻可能具有“欺骗性”。美国移民局目前尚未对舒利亚克获得公民身份的过程提出质疑。

40 stern 6.8.2026

舒利亚克在爱泼斯坦位于美国维尔京群岛住宅中的“牙科诊所”

直到今年春天，舒利亚（Shuliak）一直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栋公寓楼里，爱泼斯坦的兄弟马克（Mark）持有该楼的部分财务份额。她通过其律师拒绝发表评论。马克·爱泼斯坦在一次简短的采访中表示：“我只希望这个女人一切顺利。”舒利亚的一位来自白俄罗斯的朋友，

她起初拒绝了他的帮助：“我必须说，我读到了一些关于你的信息”

曾与她共住在布鲁克林的一名要求匿名的女性表示，她认为舒利亚克（Shuliak）“真的爱过”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

“慢慢来”

卡里娜·舒利亚克（Karyna Shuliak）在2011年3月底结识爱泼斯坦时，刚在纽约生活了九个月。她持有白俄罗斯的短期学生签证来到这里，在曼哈顿的一所学校学习英语。她当时担任牙医助手，时薪约为15美元，业余时间还在申请服务员的工作。与此同时，她试图寻找在白俄罗斯开始的牙医专业培训如何继续进行的方法。

文件显示，一名来自西伯利亚的年轻女性牵线搭桥让其结识了爱泼斯坦。该女性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她偶尔会被要求招募其他年轻女性——很可能是为了给爱泼斯坦提供色情按摩。

这似乎正是爱泼斯坦对舒利亚克的意图。那名要求匿名的女性（她声称自己曾被爱泼斯坦虐待）曾给爱泼斯坦发过一张舒利亚克的照片，并称赞她很漂亮。经过一番周折，最终决定由该女性、舒利亚克及其来自白俄罗斯的室友一起在爱泼斯坦的曼哈顿住所与其见面。

“慢慢来，”该女性在电子邮件中建议爱泼斯坦。

文件显示，他们的初次接触遵循了爱泼斯坦对待其他女性的模式：爱泼斯坦讨好舒利亚克，宠溺她，并试图操纵她。几乎在立刻，他就提出帮助她实现成为牙医的梦想。

但电子邮件显示，舒利亚克——至少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拒绝了这一点。在结识几周后，她写信给爱泼斯坦，称他是一个“卓越的人”。但她补充说，她不能接受他的帮助，“基于一些根深蒂固在我脑海中的观点，无论这看起来多么愚蠢”。她接着写道：“我祝你一切顺利，如果我浪费了你的时间，我深表歉意。”

虽然舒利亚克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让她感到不安，但这次结识发生在爱泼斯坦在佛罗里达州承认招募未成年人从事卖淫之后——而且当时他还被指控虐待了数十名其他青少年。

在回信中，他辱骂她听信“传闻和故事”。她反驳道：“这个世界有时非常残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为某些事情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必须说，我读到了一些关于你的信息。”

但当时58, 岁的爱泼斯坦不接受拒绝。根据检察官公布的电子邮件，他为舒利亚克及其室友购买了百老汇剧目《狮子王》的门票，并邀请她们去餐厅用餐。他还出资让她乘坐直升机环游曼哈顿。2011年7月，她访问了他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几个月后又去了他在美属维尔京群岛的私人岛屿。

► 6.8.2026 stern 41 照片：BILLY FARRELL / BRASSHUTTERSTOCK, 美国司法部（DOJ）

“你是最真诚的人”

从孩提时代起，舒利亚克（Shuliak）就想成为一名牙医。在《纽约时报》查阅的一封申请信中，她描述了自己家庭的牙科问题以及在她看来白俄罗斯糟糕的口腔健康状况是如何影响她的。她在明斯克已经完成了五年学业中的四年，但随后辍学前往纽约。2012年冬天，她最终接受了爱泼斯坦的帮助以获得一个学习名额。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初拒绝她之后，爱泼斯坦请求他自己的牙医——一位有影响力的校友托马斯·J·马格纳尼博士（Dr. Thomas J. Magnani）与院长取得联系。他向院长暗示将捐赠高达1000万美元。但根据一名大学会计师的说法，爱泼斯坦最终仅汇款了约 210.000 美元——但这足以让事情运转起来。

美国司法部（DOJ）的文件包含了一系列短信，显示马格纳尼和学院院长詹姆斯·法恩博士（Dr. James Fine）提前向舒利亚克提供了2012年4月一场入学考试的题目线索，以测试她作为转学学生的实践能力。两人均未回应询问。在她通过考试并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后，爱泼斯坦安排了舒利亚克的母亲从白俄罗斯前来访问。他还为她支付了三年的学费。“在所有男人中，你是最真诚的人，”舒利亚克在2012年6月写信告诉他，“你所有的爱与照顾，我的父母，学校，公寓。太太太感谢你了，感谢这一切！！！”

两人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因为他坚持要与其他女性发生性关系——包括那一小群为他工作、且在电子邮件中被他称为“家人”的助手。 “我知道你需要，但这些对我来说感觉很不自然，对我来说感觉有些肮脏，”她在2012年8月写信告诉他。

舒利亚克在纽约登记处 2013. 她现在的前妻说，她是被强迫结婚的。在《纽约时报》分析的文件中，舒利亚克对爱泼斯坦对待其他女性的方式表达了根本性的道德顾虑，其中许多女性后来表示自己成为了他虐待的受害者。相反，她请求他将这些关系移出她的视线。“如果要求不过分的话，请享受其中，但让我远离这些，”她写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你开心，我就留在你身边。我爱你。”

在舒利亚克 2012. 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时，她于2010年获得的学生签证已经过期。文件显示，2013年初，爱泼斯坦找到了一个让她留在国内的解决方案。两年前，纽约成为美国首批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之一。爱泼斯坦得出结论，在纽约让两名女性结婚是获得公民身份最简单的方法，且不会引起人们怀疑这场婚姻是为了逃避驱逐出境而安排的。他从他的助手圈中选择了一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 30 岁女性作为伴侣。该女性的律师布拉德·爱德华兹（Brad Edwards）表示，他的当事人是爱泼斯坦的受害者，因此他无法谈论她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不允许反驳杰弗里·爱泼斯坦，也没有人敢这么做”。

根据邮件显示，爱泼斯坦指示该女子于2013年9月16日在纽约户政登记处与舒利亚克（Shuliak）会面。她应当收拾好行李，以便在会面后立即飞往维尔京群岛，而舒利亚克则留在纽约参加她的牙科研讨会。三周后，这两名女性在市户政登记官员的办公室里结为夫妻。照片记录了这场仪式。婚礼结束后，一名在布鲁克林为爱泼斯坦工作的移民律师代表该女子提交了一份表格，旨在将舒利亚克登记为她的配偶及受益人。申请获得了批准，移民局停止了针对舒利亚克的在办驱逐出境程序。几个月后，舒利亚克获得了绿卡，从而获得了合法的居留许可。

“考虑结婚”

从外部看，这段婚姻显得合法：这两名女性共同居住在东上区的一套公寓里，该公寓部分属于爱泼斯坦的兄弟，爱泼斯坦曾将许多助手安置其中。她们在德意志银行拥有一个共同账户，并一起前往伦敦、欧洲和日本旅行。2018年5月，Shuliak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一年后，她办理了离婚。根据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委员会报告，Shuliak的前妻声称自己是被强迫结婚的。该女性表示，她当时并不知道婚礼被安排在Shuliak被驱逐出境日期的前几天。报告得出 42 stern 6.8.2026 FOTO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 --- 结论，这段婚姻可能旨在为Shuliak提供“在美国永久居留的法律依据”。报告并未建议对其公民身份提出法律挑战。

2019年初，Shuliak和爱泼斯坦看起来像一对普通情侣。她大部分时间住在他在纽约的别墅里，并在共同旅行时带着她的猫Blueberry。在2015年毕业后，她在美属维尔京群岛、佛罗里达州和新墨西哥州获得了牙医执业资格。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她实际开展了诊疗活动，尽管相关文件记录了在爱泼斯坦的一些房产中安装了牙科设备。相反，她投入了大量精力管理他的房产和员工。没有任何任务被认为太小：她指示他的司机在车内始终准备好“冰的Voss矿泉水”，为他在曼哈顿的别墅组织花艺布置，为他的岛屿订购花园家具的运输集装箱，并协调他在东上区（其兄弟持有股份）公寓的维修及清洁计划。

2019年6月，他们一起前往巴黎，爱泼斯坦在那里拥有一套公寓。7月6.日，爱泼斯坦返回美国，而Shuliak留在欧洲。当他的飞机在新泽西州降落时，联邦官员在等待他并将其逮捕。在他被捕约一个月后，他在监狱中通过一次20分钟的电话告知Shuliak，澄清性贩卖指控所需的时间将比预想的更长。根据一名律师提供给联邦当局的通话记录显示，爱泼斯坦建议她暂时寻找其他住所。据该律师称，爱泼斯坦建议她要“保持坚强”。

次日早晨，即 10. 2019, 8月，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确定的死因是：自杀。就在此前不久，他修改了遗嘱，将他当时6 亿美元财产的大部分遗赠给Shuliak，其中包括一枚巨大的钻石戒指，一张手写便条记录其用途为“考虑结婚”。Shuliak实际将获得多少金额尚不明确。文件显示，在向受害者支付高额赔偿金后，遗产还剩 120 至

电子邮件显示，从初次见面起，爱泼斯坦就诱骗了这名白俄罗斯女性

他在监狱里告诉她，这件事将比预想的持续更久

价值200 Millionen Dollar。除了舒利亚克（Shuliak），还有许多其他受益人，其中包括他兄弟马克（Mark）的孩子们，他们将继承1000万美金。尽管可能有这笔财富的眷顾，舒利亚克并没有放弃成为牙医的梦想。回到纽约后，她在2023年再次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牙科博士项目，显然是为了满足纽约州执业许可的一项要求。《纽约时报》发现，曾在2012年帮助她获得录取的两名牙医再次为她提供了支持。录取档案显示，负责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培训的院长法恩博士（Dr. Fine）为舒利亚克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牙科诊所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教职实习”，该诊所是他与马尼亚尼博士（Dr. Magnani）共同经营的。两人都为她申请该项目出具了极佳的推荐信，她于2025年5月与另外六名学生一起完成了该项目。11月，她获得了纽约州的牙医执业许可。

“我遇到了爱泼斯坦的女友”

在爱泼斯坦档案公布后，法恩被大学撤职，马尼亚尼失去了他在校友会中的领导职务。然而，大学认为没有理由对舒利亚克采取任何措施——因为她满足了录取条件。一名要求匿名的诊所牙医透露，大约在舒利亚克获得纽约牙医执业许可的同时，她在Indeed.com上申请了一份位于布鲁克林市中心牙医诊所的兼职工作。在那里，一名叫金允海（Yoonhae Kim）的患者曾两次接受她的治疗：一次是12月的洗牙，另一次是今年2月的补牙。金表示，直到她看到随爱泼斯坦档案公布的照片后，才发现舒利亚克的真实身份。由于她没有被告知舒利亚克的全名而感到受骗，且希望警告其他患者，于是她联系了《纽约时报》。“我简直不敢相信，”金说，“在我人生中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里，这大概不是什么中彩票的好事：我遇到了爱泼斯坦的女友。”

舒利亚克在布鲁克林诊所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12. Februar。她本应在16. Februar返回工作，但她请了病假，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该诊所的一名牙医表示，由于爱泼斯坦档案让她受到了公众关注，这可能让她难以在那里继续工作。舒利亚克的律师不愿就她是否找到了其他牙医工作发表评论。

✕ 研究协作：基蒂·本内特（Kitty Bennett）和乔治亚·吉（Georgia Gee）。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 2026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翻译：ChatGPT / stern 6.8.2026 ster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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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罗伊（Gilroy）的数据中心主体结构已经完工——这让当地居民感到恐惧 国际

人类对抗机器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吉尔罗伊（Gilroy），市民与市政府正就一座数据中心的建设展开争论。这场辩论已席卷全国。 作者：Leonie Scheuble ---

吉尔罗伊的味道非常浓烈。每年七月，当收获季节开始时，一种刺鼻的气味便笼罩在这座位于旧金山南部、处于硅谷阴影下的城镇上。这座“世界大蒜之都”以这个称号为荣。在市中心，大蒜球装饰着花盆和房屋外墙。纪念品商店里堆满了大蒜主题的T恤。在一年一度的大蒜节上，甚至有大蒜冰淇淋。

但今年夏天，许多吉尔罗伊居民觉得有另一种味道不对劲。在几周前还是荒芜农田的市郊，亚马逊（Amazon）正在建设一座占地 22 公顷的数据中心，面积相当于 32 个足球场。该数据中心旨在主要为人工智能（KI）提供更多的计算能力。吉尔罗伊近 60,000 名居民中的许多人担心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忧虑电费上涨，而另一些人则单纯不希望在自己的邻里之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发出嗡嗡声的混凝土方块。

一个问题让所有人聚集在一起：谁来决定家乡如何改变——是他们自己，还是权力巨大的科技巨头？

当 41 岁的肯·克里斯托弗（Ken Christopher）带领人们穿过家族牧场，经过一箱箱堆积如山的鲜大蒜时，每一步都讲述着一段家族历史。他的祖父最初在极小面积的土地上开始经营，如今这里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大蒜企业。克里斯托弗牧场（Christopher Ranch）每年向全国各地供应超过 10 亿颗大蒜。目前，肯·克里斯托弗与父亲共同经营这家企业，已传至第三代。

对于克里斯托弗来说，人工智能热潮并非一场抽象的辩论。他的家族此前已被迫将农田出售给科技公司。作为一名农民，他担心高昂的用水量，但更担心吉尔罗伊身份认同所面临的危险。“数据中心很少是单独而来的，”他说道，并意味深长地挑了挑眉毛。

目前，美国各地正在兴建巨大的数据中心，以满足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模型日益增长的需求。其背后通常是同样的五家科技巨头：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 以及埃隆·马斯克的 xAI 公司。截至 7 月底，美国已有 4700 多座此类中心。

与此同时，从加利福尼亚到佛罗里达，公民们走上街头并提起诉讼，反对这些设施。纽约州成为第一个实施大型数据中心新建设项目暂停令的州，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有 100 多个地方性的停建令。

这些担忧是有根据的：在凤凰城大都会区，数据中心的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导致最大的水库——鲍威尔湖（Lake Powell）和米德湖（Lake Mead）的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在作为全球数据中心枢纽的弗吉尼亚州，电价在五年期间飙升了高达 267%。

然而，抗议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环境、基础设施和成本的辩论。在一个人工智能日益深入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时代，数据中心已成为人们对不受控制的机器权力感到恐惧的最可见的象征。

肯·克里斯托弗（Ken Christopher）在一只木箱前停下脚步，拿起一头大蒜，在手中缓缓转动。这位穿着蓝色 Polo 衫、皮肤晒成棕色的男人说，他并非技术的反对者。恰恰相反：他承认自己“不停地”使用聊天机器人，而且如今在牧场上，人工智能也帮助分析收获统计数据和预测。“但在我们这里，最终决定权始终在人手中。”对他而言，这在数据中心辩论中同样至关重要。他说，情况就是这样，随后将大蒜放回箱中：“我们的田地养活人类。而数据中心养活的是机器。”66 岁的安妮多尔·库什纳（Annedore Kushner）和 68 岁的乔治妮·斯科特-科迪加（Georgine Scott-Codiga）静静地站在阿罗约圆环（Arroyo Circle）的工地前。在铁丝网围栏后面，挖掘机正在推

46 stern 6.8.2026 --- 大蒜大亨肯·克里斯托弗希望他的城市能在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

对许多人而言，这座建筑是对信任的背叛

环境威胁？像弗吉尼亚州这里的数据中心是巨大的耗水和耗电大户，将土壤推成数米高的土丘。与大多数居民一样，这两位女性直到购物中心与相邻农田之间的亚马逊项目早已开工后，才得知此事。Scott-Codiga 用手机记录着施工进度。“上周这里几乎还什么都没有，”她说着，指向围栏那边。现在，混凝土墙已经耸立在天空之中。到 2027 年，该地块将建成两个数据中心、一座变电站和一座安保建筑。这两位女性在几周前的一次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相识，那是 6 月 15 日。在平时几乎只有 30 个座位被占用的地方，那个周一晚上聚集了 200 多名市民，以宣泄他们对新数据中心的不满。市政厅大厅如此拥挤，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通过前厅的屏幕来关注辩论。

小城镇的能源消耗

根据盖洛普（Gallup）的一项调查，目前有七成美国人反对在自己的邻里附近建设数据中心。对许多人来说，环境问题是首要考量。根据环境与能源研究协会（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Study Institute）的数据，大型数据中心为了给服务器冷却，每天可能消耗高达1900万升水——这足以满足美国一个小城镇的日用水量。

在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该县的范围从旧金山的边缘一直延伸到乡村地区吉尔罗伊（Gilroy）。该地区与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地方一样，正与日益严重的干旱期作斗争。对于像斯科特-科迪加（Scott-Codiga）这样的居民来说，这意味着严格的节水指令。她每周只能给花园浇一次水，而就在几公里外，该数据中心在最终扩建后，每天的用水量将相当于70个邻居同时用水的总和。

此外，在酷暑中承受极大压力的电网也是一个问题。“现在在盛夏时节，我们每周都会停电。如果一个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相当于吉尔罗伊所有家庭的三分之一，那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斯科特-科迪加的书房现在像一个调查中心。这位前《犯罪现场》（Tatort）法医曾经在这里调查刑事案件，而如今这里堆满了文件夹、地图和建筑规划图。这位退休人员每天花费多达十个小时阅读环境评估报告、审查许可文件并对比规划资料。

对于安妮多尔·库什纳（Annedore Kushner）来说，这次建设也是一种信任的背叛。这位66岁的女性直到去年还担任吉尔罗伊的规划委员会成员。因此，当她在挖掘机已经开工后才得知数据中心的消息时，感到更加震惊。市政府在2025年7月基于一项1981年的工业区规定批准了该项目——没有经过市议会听证，也没有公开辩论。库什纳认为这不可理喻。“我们为了一家冰淇淋店的扩建讨论了好几个月。但这样一个巨型项目竟然就这么被通过了？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格雷格·博佐（Greg Bozzo）在办公室坐下时拍掉牛仔裤上的灰尘，并为自己的鞋子脏了而道歉。他说他刚从一个工地回来。不是来自亚马逊（Amazon）的工地，而是他自己的。除了市长的职务外，这位59岁的人还经营着一家园林绿化公司。

博佐表示，过去几年里，几乎没有哪个话题像数据中心这样让吉尔罗伊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他本人则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项目。在批评者谴责其为吞噬电力和水的怪兽时，他看到的主要是就业机会。在反对者指责他出卖城市时，他谈到的是“迫切需要的税收收入”。他认为数据中心对吉尔罗伊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经常从社区听到的诉求是：更好的消防队、更好的警察、更好的道路和更好的休闲项目。”每说一个字，他的手指就敲击一次桌面。“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收入。”他补充道：“而且我们必须与那些投资我们社区的人建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就是亚马逊。

他将吉尔罗伊出现的反对情绪归结为“对人工智能（AI）普遍增加的抵触”。博佐说：“人们一听到‘亚马逊’就自动产生反感，这是典型的加州风格。”

但不仅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暗流涌动。只要人工智能仅存在于智能手机中，对许多人来说它依然是抽象的。然而，一旦其基础设施在住宅区旁兴建，一场技术辩论便演变成了政治辩论。在极化的美国，这场辩论让人们跨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反对立场上达成统一——从左翼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到唐纳德·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根据独立人工智能研究项目“Data Center Watch”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美至少有75个项目被推迟或停止，价值约1300亿美元——这几乎与整个2025.年的数量相当。5月和6月，多个州的选民发起了倡议，试图将那些同意建设数据中心的当地政治家赶下台。愤怒的电话现在也成了博佐的家常便饭。“从‘你这个愚蠢的混蛋’到‘你怎么能出卖我们的城市？’，我都已经

► 照片：LEONIE SCHEIBLESTERN (22) JIM LO SCALZUEPA 6.8.2026 stern 47

上方：抗议者在旧金山就反对人工智能的权力进行动员

反AI抗议早已影响竞选活动

“我全都听到了，”他说。这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博佐表示，他关注的是城市的公共利益。对于市政府秘密通过科技巨头意愿的指责，市长将其斥为“荒谬”。“作为市政府，我们有义务告知社区，但社区也有义务随时了解最新情况，”他说。由于该地块自1981年起就被划定为工业区，因此不需要进行公开投票。博佐强调，该建筑项目已经通过了“公正、彻底的审查流程”——包括“美国最严格的环境要求”，他像是在提供证据一般，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白色法律文本，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与此同时，他承认市政府已意识到调整规则的必要性。今后，这种规模的项目必须经过更多决策步骤——“包含公民参与的公开听证会、规划委员会的审查以及市议会的批准”。

吉尔罗伊现已进入警戒状态

对于库什纳（Kushner）和斯科特-科迪加（Scott-Codiga）来说，这既不可信也不充分。当他们共同申请暂停执行时，市政府声称没有其他数据中心的申请。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没错。但实际上，市政府已经收到了一份建设第二个亚马逊数据中心的预申请，距离第一个工地仅约两公里。库什纳表示，市政府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他们不想让决定权落在公民手中。他们说得多，但行为恰恰相反。”斯科特-科迪加表现出战斗姿态。“对于第一个项目，我们行动太晚了，”她说，“但现在我们处于警戒状态。”

在吉尔罗伊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沿着热闹的蒙特雷街（Monterey Street）行走，路边随处可见大蒜画作，不久你就会在店门上看到第一块“停止建设数据中心”的标牌。在接受《星报》（stern）采访时，居民们反复提到，建设公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唤醒信号”。受邻近社区蒙特雷公园（Monterey Park）的启发——该社区在6月通过公民投票完全禁止建设数据中心——吉尔罗伊的一个公民倡议组织现在也要求实施严格禁令。斯科特-科迪加认为这种参与很重要。尽管如此，她认为无法通过传单和请愿来阻止市政府，而只能通过法院起诉。她目前已经寻求了法律援助。

在距离中期选举不到100天之际，反AI情绪也主导了竞选活动。为了缓解许多美国人的担忧，唐纳德·特朗普在7月中旬提出了所谓的“纳税人保护誓言”（Ratepayer Protection Pledge）。其中，200多家企业和政治人物承诺，将要求数据中心运营商更多地承担能源、水资源以及电力基础设施扩建的费用。这一承诺主要具有象征意义，专家们怀疑其能否有效实施。但仅凭这一倡议就表明，共和党人已经意识到反对AI的抵制情绪具有怎样的政治爆发力。

总统本人则站在大企业的身后。在介绍该倡议时，他要求州长和地方政治家说服选民支持建设新的数据中心。“你们不能抵制它。你们必须参与进来，”特朗普呼吁道。

大蒜生产商肯·克里斯托弗（Ken Christopher）知道，吉尔罗伊不能拒绝AI时代。但他担心，如果这座城市只盯着下一个重大投资，将会失去一些东西。因此，他反复提到“平衡”。挑战在于将农业身份与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我们必须在不拒绝未来的情况下保留我们的根基。”因为克里斯托弗绝不想看到的一天是：吉尔罗伊不再以“大蒜之城”闻名，而是以“数据中心之城”著称。

✕ 在吉尔罗伊，美国通讯员莱奥妮·舍布勒（Leonie Scheuble）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巨大影响力。不过，她并不推荐这里的大蒜冰淇淋。

48 stern 6.8.2026 照片：LEONIE SCHEUBLEISTERN; JASON HENRY / BLOOMBERG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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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stern 6.8.2026

知识

仅剩一丝气息

英格拉·路易丝（Engla Louise）几乎快要消失了。尽管她渴望生存，却在让自己被饥饿折磨至死。 照片：桑娜·舍斯沃德（Sanna Sjöswärd） 6.8.2026 stern 51

她的公寓是一个白色与粉色交织的少女梦之屋：英格拉·路易丝偏爱19. 世纪的风格

“厌食症不允许你过自己的生活” 52 《星报》 6.8.2026 ---

在黑暗的时光里，依然存在着幸福的时刻。英格拉·路易丝和父亲汉斯在勒夫斯塔德城堡庆祝她的 46. 生日。

E 英格拉·路易丝·勒纳斯（Engla Louise Lernäs） 46, 但她的声音像个小女孩，高亢且非常温柔。在我们通话的那个早晨，她的状态不佳。她感到被抛弃了。几周前，人们违背她的意愿将她送进了一家护理机构。她说，每天都在减轻体重。现在她的体重甚至不足 25 公斤。她说，人们已经放弃了。这位瑞典女性患有厌食症，这是一种主要影响女孩和年轻女性的饮食失调症。1000 人中就有 14 人在生命过程中会患上厌食症。这种疾病通常始于青春期，年龄在 14 到 16. 之间。但更年幼的孩子和成年人也可能患病。英格拉·路易丝 10 岁时决定想要消失。那是她的父母分手的年份。起初吃得少，后来越来越少。她的父亲汉斯说，她一直是个挑食的人。她的母亲贝里特说，医生们曾认为英格拉·路易丝年纪太小，不会患上厌食症。她说，也许如果当时立即给女儿治疗，一切都会有所不同。没有人知道厌食症的诱因是什么。理论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患病。但莱比锡大学医院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诊所及门诊主任阿内特·克斯廷（Anette Kersting）教授表示，有些人天生对某些疾病具有特殊的易感性。她说：“我们认为，厌食症是遗传倾向、代谢变化和心理社会诱发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英格拉·路易丝是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她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很高，资金充足。3 岁时她开始学习芭蕾。她很有天赋。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在专业地跳舞了。

► 6.8.2026 《星报》 53 ---

“我本该已经死了”

“我在死去，但我没有得到我需要的帮助，”英格拉·路易丝在去年八月一次就医后说道。她训练很多，尽管她的体重越来越轻。在竞技体育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饮食失调是那里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尤其是从事审美类运动的女性，在这种运动中，苗条不仅是审美理想，还被视为与成绩相关，因此她们面临的风险特别高。大约每六名芭蕾舞演员中就有一人受此影响。英格拉·路易丝说，她患上厌食症并非因为芭蕾舞，厌食症一直潜伏在她的体内。她说：“我从小就觉得自己的价值为零。因此，我尝试用尽一切手段让自己变得渺小。”15岁时，英格拉·路易丝已经消瘦到必须第一次进入诊所治疗。“实际上，”她说，“我本该已经死了。”

阿尔穆特·齐克是弗赖堡大学医院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诊所的主任医师。这位教授表示，厌食症患者往往并非为了追求审美理想。“对自身生活掌控感和安全感的渴望起到了大得多的作用。频繁称重和计算卡路里不仅是为了防止体重增加，而且也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她说。目前尚不清楚最终导致这种行为变得独立且不受控的原因是什么。

英格拉·路易丝出生时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这是一种自闭症的变体。此外，她还患有强迫症。这种心理疾病经常与厌食症共同出现。完美主义和僵化的控制力是这两种障碍共同的病理特征。英格拉·路易丝的生活就是一个缩影。她的公寓像一个娃娃屋。芭蕾舞鞋、裙子、娃娃——每样东西都有其固定的位置。这里干净得像诊所一样。想要拜访她的人必须穿鞋套，且不得触摸任何东西。她的每一天都被编排得像舞蹈一样。英格拉·路易丝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任何偏差都会变成一个问题。护理人员与她相处并不轻松。

桑娜·舍斯沃德在2008年第一次见到英格拉·路易丝。她当时受雇为一家瑞典报纸为其拍摄照片。那时英格拉·路易丝再次住院，再次徘徊在死亡边缘。当时她的体重也仅为25公斤。舍斯沃德说，当她第一次看到英格拉·路易丝时，她完全失语了。对方看起来如此脆弱，以至于让她感到心痛，这位摄影师说：“医生们都不明白她竟然还能活着。”舍斯沃德在那间病房里看到一位母亲握着孩子的手。她感受到了悲伤、无助和爱。但最深刻地刻在记忆中的是英格拉·路易丝的眼睛。“尽管她病得如此严重，但我看到一个充满尊严、热情且拥有惊人生存意志的年轻女性，”她说。

这个年轻女性没有让舍斯沃德离开。她们多次见面。这位摄影师成为了英格拉·路易丝故事的记录者。英格拉·路易丝曾有过好转的时期。在那段时间里，她补考了高中毕业考试，并开始了心理学专业的学习。2016年她甚至结婚了，搬到了一个农场。曾几何时，她的身体得到了恢复。但厌食症就像一只深深咬入灵魂的蜱虫。它让英格拉·路易丝在看舍斯沃德拍摄的照片时，觉得自己很胖。厌食症患者的自我感知与现实不同。他们拥有扭曲的自我形象。“大多数人看不到自己体重不足到了什么程度。他们觉得自己太胖、太臃肿，并对体重增加感到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称之为身体意象障碍，”阿尔穆特·齐克教授说道。

英格拉·路易丝是否曾有过痊愈的希望？她出入过许多诊所，尝试过多种疗法，但厌食症依然存在。“厌食症在她内心深处喧嚣不已，”她的父亲说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格拉·路易丝的体重时而增加，时而下降。有时她体重 28 公斤，有时又回到 25 公斤。甚至有可能，她在某个时间点曾接近 40 公斤。“也许吧，”父亲说。许多人能够摆脱厌食症，有些人完全康复，而另一些人则留有残余症状。英格拉·路易丝属于那 20% 病情呈慢性发展的患者。在某个阶段，厌食症变得如此极端，以至于她完全无法进食。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她依靠鼻饲管维持营养。 ▶ 6.8.2026 《星报》 55 --- “她不想死，但厌食症在她内心深处喧嚣不已，”父亲汉斯说道。英格拉·路易丝仍在跳舞，不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她的床上。她依然梦想着有一天能再次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

“我漂浮在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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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娜·舍斯沃德 (SANNA SJÖSWÄRD) 1973年出生于德黑兰，在瑞典长大。她是一位摄影师、作家和视觉叙事者。她的关注重点是身份、记忆与人类尊严。舍斯沃德的作品曾多次获奖。其中，摄影项目《英格拉·路易丝》(Engla Louise) 获得了2026年世界新闻摄影奖，并将于8月6日起在广岛展出。

“我又开始吃一点东西了，”她说。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好转的迹象。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太少了，”她说。她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这一点。一旦英格拉·路易丝能自行决定吃多少，情况总会在某个时刻恶化。那时她会跳过正餐，或者突然重新开始计算卡路里。她说，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他们说，我是一个没救了的情况。”

这可能吗？“我们只有在厌食症患者体内，除了那个只想挨饿的一面之外，还存在一个为此感到痛苦，或者至少意识到这是极具破坏性且希望走上康复之路的一面时，才能对其进行治疗。在治疗中，我们与那个想要康复的一面结盟，”克斯廷教授 (Prof. Dr. Kersting) 说道。“肯定有一些患者是我们无法通过治疗触及的，但我会对使用‘没救了’这个词保持谨慎。”

如果让英格拉·路易丝描述自己，她会说：天使、公主、芭蕾舞女。她热爱褶边、蝴蝶结、珍珠，以及白色和粉色。她的语言古朴，近乎诗意。她喜欢唱歌、跳舞，绘画，写诗，弹钢琴和拉小提琴。她喜欢在自然中，热爱玫瑰。她的父母说，英格拉·路易丝极具天赋，拥有摄影记忆。或者曾经拥有。目前她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大脑在萎缩。

“这种疾病让你无法过上原本注定属于你的生活，”她说。她本想继续结婚，本想拥有孩子，一个像芭蕾舞女一样的小孩。但如今在英格拉·路易丝的生活中，除了这些虚拟语气，已经没有什么剩下了。

当英格拉·路易丝谈到她的厌食症时，听起来就像是被某种邪恶的力量掌控了。在她的讲述中充满了痛苦和遗憾。她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只有在谈到芭蕾舞时，才能感受到一种满足感。那时她的声音显得更有力，近乎充满希望。她紧紧抓住芭蕾舞不放。每天早晨4.30点，当她失眠的夜晚结束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练习，也就是她所谓的“床边芭蕾”。通过这种方式，她试图与内在的芭蕾舞女保持联系，并保持身体状态。

“我只想恢复到能够再次跳舞的健康程度，”她说。“她再也无法跳舞了，”父母说。英格拉·路易丝想回家。她讨厌护理机构。但她必须在那里待到十月。她经常哭泣，说自从来到这个地方，她越来越频繁地想到死亡。“如果没人相信我，没人愿意帮我，我该如何继续生活？如果没有对未来的希望，我该如何继续生活？”她问道。“也许我应该就这样睡去，再也不醒来。就像《睡美人》里的欧若拉一样。”

一个处于体重不足且试图维持生存的身体会适应匮乏，进入一种节能模式。新陈代谢减慢。这是一种身体无法长期维持的状态。骨骼变得脆弱，心脏受损，导致不孕。营养缺乏引起电解质紊乱。长期极端体重不足的后果是严重的。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死亡风险比同龄的健康人高出五倍以上。厌食症在所有精神疾病中死亡率最高。

“多年来，我一直漂浮在天地之间，”英格拉·路易丝说道。但她的情况可能从未像现在这样糟糕。她的弟弟比她小十岁，在他记忆中，姐姐一直处于患病状态。他不敢带着年幼的孩子去探望，因为他不希望孩子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骷髅。父亲说，现在的她看起来就像是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来的一样。母亲则说，她的精力也快耗尽了：“她发病时我 37 岁，现在我快 74 岁了。长期照顾一个人对健康不利。”英格拉·路易丝感觉到死亡正在临近。去年秋天她摔了一跤，两条腿都骨折了。从那时起，她再也无法行走，完全依赖轮椅。她的消化系统已无法正常运作，出现了失禁症状。她的各项化验指标极其糟糕。她经常感到疲惫。她的身体在崩溃。英格拉·路易丝几乎已经不在这里了。尽管她渴望生存，却在让自己在饥饿中死去。 ✕ Tina Pokern 摄影：MARTIN GUNNARSSON (1) 6.8.2026 《星报》 57 ---

诊断

坚持到底

一名男子在运动时突然晕倒。他良好的身体状态长期掩盖了他所面临的危险。本诊断案例亦有音频版本： 您可以通过 RTL+ Musik 应用程序或任何播客平台，每两周免费收听由《星报》编辑 Anika Geisler 博士主持的同名播客。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名患者时，他穿着网球服坐在诊室的床沿上。他的网球鞋上沾着红色的沙子，运动包就放在身边。这名 50 岁出头的男子看起来很健康，且训练有素。而他其实只想回家。然而，就在前一天，他在网球场上昏倒了。在一次冲向网前的冲刺后，他突然倒地。周围的人立即上前救援。由于他没有反应且摸不到脉搏，人们立即开始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大约 30 秒后，该男子恢复了意识。当急救医生到达时，这名运动员已经清醒并能交流，随后被送往我们的诊所进行进一步检查。

现在，轮到我们来查明患者晕倒的原因。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我们心脏科医生首先会想到伴有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的心肌梗死。然而，当急诊室的同事查看心电图（EKG）中的心脏电信号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同样，所有的血液测试和心脏超声检查也均无异常。同事们安排了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T），以排除主动脉破裂或肺血管堵塞的可能性。但影像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这些迹象，同样没有脑出血或脑梗死的迹象。

为了对患者进行一夜观察，同事们将他收治进我们的心脏科病房。当我在第二天见到他时，他没有再出现其他心脏问题。他感觉完全健康，想要离开医院。他的理由很充分：距离他昏倒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小时。尽管如此，这个病例对我来说仍然完全不明确。一个健康、训练有素且没有风险因素的人在运动时如此严重地昏倒，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因此，我想通过心脏导管检查患者的冠状动脉。为此，需要将一根细塑料管通过手腕上的血管推进到心脏。

但在那个周五，患者只想回家。好在我最终说服他周末后回到诊所，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的特殊成像来显示冠状动脉。现在我只能希望他真的会回来。幸运的是，患者信守承诺。在检查中，我们发现他的心脏左前降支动脉被堵塞了 99%。我们通过心脏导管为他植入了一个支架：一个由细金属丝制成的管子，用于撑开前壁动脉。

通常情况下，冠状动脉如此严重狭窄的患者会抱怨呼吸困难或胸痛，因为心脏无法获得足够的血液供应，无法有效泵血。但这个男人的身体素质如此之好，以至于他的心脏显然能够长期补偿这种血液循环障碍。这次昏倒也没有留下永久性损伤。随后，我为患者开了药，以降低血液的凝固倾向，还开了一种降胆固醇药物，以进一步降低他本就良好的血脂水平。不久后，他被允许重新打网球。而这件事提醒了我，有时坚持寻找异常症状的原因是多么重要。

本周：塞巴斯蒂安·库夫纳教授博士 (Prof. Dr. Sebastian Kufner)，慕尼黑西海略斯医院 (Helios Klinikum München West) 心脏病学与内科重症监护科主任 58 stern 6.8.2026 记录员：ASTRID VICIANO：照片：XXXXXX --- 绿色处方 绿色电子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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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药剂 (DER PIL)

叙利亚政府正在与阿萨德家族旧有的毒品帝国作斗争。但一个人该如何解体一个“毒品国家”？ 照片：Alfredo Bosco 60 《星报》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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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

这个男人的名字不应出现在这里，因为他的工作非常危险：作为反毒品部队的一员，他与同事们驾驶皮卡车在大马士革郊区巡逻。叙利亚到处都是麻醉药品，因为被废黜的独裁者阿萨德像经营犯罪集团一样治理这个国家。他的战争资金主要通过贸易 Captagon（一种片剂形式的兴奋剂）来填充。这种药物最初由一家德国制药公司发明，用于治疗失眠。如今，它在沙特阿拉伯是一种受欢迎的派对毒品。甚至伊斯兰国（IS）的战士在投入战斗前也会服用这种药片。据估计，在阿萨德统治期间，全球贸易的 Captagon 中有 80% 来自叙利亚。卡特尔头目被驱逐了 —— 但其结构依然存在。

走私者

在进入毒品生意之前，35 岁的加兹万·达库（Ghazwan Daqqou）在贝鲁特的街头卖衣服并学习法律。他的家人来自叙利亚边境一个贫穷的黎巴嫩村庄 —— 那是中东的走私热点。他的兄弟哈桑成为了该地区最大的 Captagon 生产商之一。达库本人负责在大马士革的俱乐部和餐厅分发货物，制定价格，收取款项，将份额交给阿萨德的人，并将剩余收入带回家交给家人。“我找不到工作。而且没有其他产品能赚这么多钱，”他为自己辩解道。如今，达库担任叙利亚当局的污点证人。他在阿萨德倒台两周后被捕，目前在一家《星报》不详的拘留所中等待判决。摄影师 Bosco 在内政部的一个办公室里采访了他。

在阿萨德的家乡拉塔基亚，发现了特别多的毒品实验室

毒品缉查员没收了如此多的器具，以至于他们必须将缴获物堆放在室外 6.8.2026 《星报》 63

在大马士革，所有的酒吧和餐厅老板都心知肚明。他们允许毒贩进入自己的店铺 在大马士革的俱乐部里，如果有人询问 Captagon， 64 《星报》 1982026

即便在今天，依然能收获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

毒品总能找到通往消费者的路径。在本例中：跨过叙利亚最后的山丘进入土耳其

Captagon 以各种能想象到的方式被走私，此处：藏在空心的奶酪球中

在黑夜中武装前行：即便在阿萨德倒台一年半之后，每天仍有突击搜查在进行 66 《星报》 6.8.2026

受害者

20岁的尤塞夫·阿尔-埃萨（Youssef al-Essa）生命中的四分之一时间都在服用毒品，第一次是在他家乡阿勒颇附近的一场婚礼上。主人的一个亲戚在茶里掺了Captagon。一个月后，尤塞夫购买了自己的第一颗药片——从此再也没能摆脱它。作为药店的实习生，他很容易接触到这种物质。就像许多其他年轻男性一样，Captagon仅仅是进入一个更危险世界的入口——很快，尤塞夫就对冰毒（Crystal Meth）产生了依赖。他的生活很有可能还没有彻底毁掉。《星报》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夫林的一家戒毒诊所见到了他。尤塞夫是自愿入院的。“他比其他人笑得更多。他的眼睛里还闪烁着光芒，”摄影师博斯科（Bosco）回忆道。如今，尤塞夫正在读书——竟然是在学习药学。---

D

两名蓄胡须的男子为他们在高空实施的计划准备好了一切。他们准备了六个氦气球，以及电池和GPS设备，并将他们的违禁货物密封在塑料袋中：200,000 颗兴奋剂药物 Captagon。他们计划从叙利亚南部的沙漠起飞，通过自动航空邮寄的方式飘向约旦，并可能很快就成为沙特学生舌尖上的“派对零食”。然而，这次气球走私被揭穿了。7月16日，叙利亚缉毒部门的一个单位突袭了位于达拉省（Daraa）的毒贩藏身处。在与一个“毒品国家”遗产的日常斗争中，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自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Baschar al-Assad）倒台以来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他那长颈般的头像已从钞票上消失，他的爪牙现在被呈现在带栅栏的被告席上。然而，14 年的内战和半个世纪的阿萨德统治多么难以清除，主要体现在隐秘之处：在叙利亚的地下世界，在该国的毒品实验室里。因为阿萨德不仅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而且还是中东最大贩毒集团的首脑。

当国际制裁使他的政权金库枯竭时，他寻找一个新的来源来资助这场针对自己人民的战争。他找到了 Captagon，这是一种安非他命，由德国药剂师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发，用于治疗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睡眠障碍，但因其成瘾性很快被禁用。在阿拉伯地区，它已成为“穷人的可卡因”。通过听话的商人，阿萨德让这些药片以百万批次进行生产。利润很快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 成为了主要出口产品，成为了阿萨德的政治筹码，他向邻国提议，以遏制毒品泛滥来换取关系的正常化。

一个国家即是一个犯罪辛迪加。这样的结构究竟该如何瓦解，今天的叙利亚又该如何像新掌权者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charaa）所承诺的那样，从麻醉药品中“净化”出来？

大马士革，内政部的一间办公室。阿尔弗雷多·博斯科（Alfredo Bosco）为了给《星报》调研这个故事在叙利亚旅行了两周，他被端上了茶。两名蒙面公务员押进来一名戴着手铐的男子，加兹万·达库（Ghazwan Daqqou），35 岁。他声称：“每笔交易我赚在 10,000 到 50,000 美元之间。”但他的哥哥哈桑在五年内赚了 1 亿。他臭名昭著的绰号是“ 之王”，2021 年在黎巴嫩被捕，不久前刚获释。

与加兹万不同——后者在阿萨德倒台两周后落入叙利亚过渡政府之手，现在显然希望通过交代情况、提供名单、详细阐述旧的商业模式来获得减刑——他的哥哥建立了大规模生产并与政权保持联系，而他自己则负责在大马士革的夜总会和餐厅进行分销。“所有的经营者都参与其中。他们必须允许我们的毒贩进入，”达库说。

但即便在今天，在大马士革老城的俱乐部里寻求快感依然轻而易举。询问 的人会收获一个心领神会的微笑。换算下来，这种药片形式的快感仅需 1 美元，比一瓶啤酒便宜得多。“需求一直很高，”达库讲述道，“尤其是沙特人热爱 。那里天气非常炎热，这会让人变得慵懒。 能提供能量。”

药片生意利润丰厚。与可卡因或鸦片不同，它不需要需要伪装的田地，不需要耕种的农民，不需要雨水，也没有收获季节。想要制造 ，只需要 68

stern 6.8.2026 ---

一名化学家，简单来说，就是用咖啡因来稀释安非他命。就这样，毒品继续渗透进该地区漏洞百出的边境。通过空中路径，利用气球或无人机；通过陆路，隐藏在汽车轮胎、马鞍、芝士球、肥皂块或果汁粉包装中；通过海路，大多经过拉塔基亚港，这座地中海城市是阿萨德家族的故乡。这个独裁者家族曾在这里不受干扰地度过夏天，其中包括一座位于海岸上方山丘上的新古典主义别墅。泳池铺着马赛克瓷砖，入口由柱廊环绕，一切都充满了庸俗的质感。如今，花园围墙上留有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弹孔，那是权力更迭的痕迹。距离此处不到 200 米，叙利亚缉毒人员向博斯科展示了一座空仓库，不久前这里还被用作 Captagon 的藏匿点。即便在革命一年半之后，阿尔弗雷多·博斯科 (Alfredo Bosco)，39 岁，多年来一直在记录全球范围内的走私以及毒品的影响。他曾研究墨西哥的海洛因贸易，揭露过家乡普利亚大区黑手党的内幕。自 2023 年起，他将重点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 Captagon 交易上。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搜查。这位摄影师报告称：“政府声称没收的药片全部来自旧批次，但没收的物资数量实在太多了。”自今年年初以来，当局已查获近 2 亿片 Captagon 药片。2025 年上半年，这一数字为 3 亿片。虽然有所下降，但并未崩溃。业内人士表示：生产已经去中心化。Captagon 不再像阿萨德时代那样在大型工厂生产，而是在地下室、车库以及移动微型实验室中，由残余的亲政权人士、犯罪家族和地方民兵生产。阿尔-沙拉对此只字不提，因为：这些是临时总统试图描绘的稳定叙利亚形象上的污点，而他希望以此吸引国际投资者。在这一点上，Captagon 与其他兴奋剂相似：在亢奋之后是低落，在欣快之后是抑郁，且通常伴随着依赖。位于叙利亚北部阿夫林（Afrin）的“希望中心”旨在提供一条出路。这家戒毒诊所是用法国资金建立的。叙利亚政府缺乏治疗成瘾者的资金。这里住着一些声音颤抖的年轻男子。例如 20 岁的尤塞夫·阿尔-埃萨 (Youssef al-Essa)。他五年前在一次婚礼上第一次体验到 Captagon 的快感：“新郎的一位亲戚偷偷把它混进了茶里。”尤塞夫突然感到充满能量，仿佛有人将他插进了电源插座。就这样开始了。随后是冰毒。这里诊所里的许多人如此。由于其低门槛，Captagon 被视为入门毒品。博斯科认为：“政府完全否认这个问题，相反，他们表现得很乐观，希望在五年内完全遏制走私。”一个国家应该变得干净，现在毒枭阿萨德在莫斯科流亡。然而，技术诀窍、现金经济、市场需求——这一切都依然存在。专家担心，叙利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将是一个毒品国家。在达拉 (Daraa) 的两名男子被捕不到一周后，约旦军方在空中发现了可疑飞行物。它们从叙利亚飞来，是自动控制的氦气球。这一次它们成功越过了边境。士兵们将其击落——并发现了：100,000 片 Captagon 药片。

✕ 费边·胡贝尔 (Fabian Huber) 6.8.2026 《星报》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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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出发：艾娃在最后一天前往公司的路上

社会

最后的一天 70 《星报》 6.8.2026 --- 再拥抱一次：而其他人则继续他们的职业日常 # 章节 我们作者的母亲即将退休，她在同一家企业工作了 48 年。一个人如何为职业生涯画上句号——以及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作者：雅娜·费尔根豪尔 (Jana Felgenhauer)，摄影：斯文·德林 (Sven Döring) 6.8.2026 《星报》 71 ---

起初，妈妈并不想写这个故事。“我不重要，”她在电话里说，“只是个小职员。”电话线那边陷入了沉默。她这样评价自己的方式我早已习惯。在别人努力让自己显得伟大、自我意识像热气球一样膨胀的时候，她却让自己变得渺小。她不讨好他人以换取赞美，她是认真的。“我还是会来的，”我说。电话线那边再次沉默。“随你便吧，”她回答道，听起来像是一个说着“好”但心里在说“不”的人。

我的母亲要退休了。作为一名婴儿潮一代，她属于那个孩子众多、在数十年间维持着劳动力市场运转的世代。而现在，德国每年有近100万这样的人告别职场进入退休生活。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她来说，这意义重大：在这个国家，大多数人会在一家公司工作大约十年，而她却奉献了整个职业生涯。当她开始工作时，她16岁。现在，当她停止工作时，妈妈64岁。她留了下来，尽管工作经常不能让她获得满足，尽管薪水很低。离别对她来说会那么容易吗？

这家公司曾是她的生活，但也曾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认识与她共事那些男女的名字，甚至知道他们孩子的名字。我无数次拨打公司的电话。有时我因泪流满面而语塞，有时我只是想知道面条要煮多久。我的母亲从未表现出不耐烦。在“职场妈妈”（Working Mom）成为流行词之前，她就是一名职场妈妈。对我而言，有一个每天工作八小时或更久的母亲是常态。

现在是5:30。闹钟响了。妈妈穿着睡衣穿过客厅，摇起百叶窗，光线涌入房间。她的丈夫拉尔夫（Ralf）在隔壁房间喊道：“最后一次了，亲爱的！”只有最后一天，她将在几小时内继续担任东萨克森州一家金属建筑公司的办公室职员。在那里，她的职业生涯在70年代末开启。明天，她将成为一名退休人员。“现在开始了最后一个阶段，”她说，我想我听出了一丝惆怅。

如今，人们可以从近300个培训职业中进行选择。1976年，妈妈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三个空缺学徒岗位的建议。其实她想成为一名裁缝，对时尚感兴趣。在她旧的学校成绩单上写着：“在审美领域有特殊倾向，而自然科学则令她头疼。”那一年，缝纫机旁没有空位。可能的选择是纺织厂流水线上的学徒，或者在邮政局，或者成为一名经济职员。“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她说。我的祖父母——奶奶是育儿员，爷爷是雕塑家——也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妈妈选择了第三个选项。

48年来，早起，刷牙，穿衣，打扮得漂漂亮亮。以前她为我准备便当盒，现在她为丈夫煮茶。然后出发，从家门到公司不到20分钟。她曾开特拉比（Trabi），开福特，开高尔夫，开斯柯达。期间甚至还开过一辆旧的A级车。有一张照片，她站在车旁摆姿势。几乎没有哪一天她没去上班，她几乎从未生病，即便生病了，她也会强撑着身体。

72 《星报》 6.8.2026

黎明时分，伊娃（Eva）在给面包抹酱。然后她开着斯柯达车前往告别派对。 伊娃（后排中间）青少年时期在职业学校的照片：那时还没有李维斯牛仔裤，但依然出众。 这种韧性直到今天可以用两个词来解释：“奶奶的基因。”

妈妈一如既往地执行她的早晨例行公事：涂护肤霜，刷睫毛膏，喷一点香水，她说：“今天用好的。”妈妈是个夏天之女。那时她会穿凸显身材的连衣裙，穿凉鞋，涂指甲油。冬天她不太讲究打扮。但在她看来，夏天值得人们为了它而精心装扮。今天她穿着白色牛仔裤和一件衬衫，搭配高跟鞋。哒，哒。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当我还在上学前赖在床上，而她已经出发时，走廊里就是这样的脚步声。直到晚上才会再次响起：哒，哒。她站在窗边向外看。她的丈夫开着她的车驶出车库，绕过房子旁狭窄的弯道，这件事她不敢尝试。每天早晨他都这么做，然后登上自己的车开车离开。妈妈挥手并飞吻，仿佛他们不是马上就会在她给他端茶时再次见面一样。拉尔夫也在公司工作。这是一段始于传真机的爱情。她19岁，他17岁，那时她坐在他的Simson摩托车后座上。有过偷偷的亲吻。然后是其他的感情经历。直到六年前他们才走到一起，结婚，并一起翻修一座旧房子。妈妈不想让我陪她在公司度过最后一天。“那里不会发生什么的。”庆祝活动在之后。于是下午我们坐在格尔利茨的一家咖啡馆里，面前是配有蛋奶酒的西里西亚罂粟籽丸子。妈妈依然激动不已，脸上带着哭过的痕迹。“他们人都太好了。”这出乎她的意料。“你真的要离开我们吗？”一名年轻同事问道。听起来几乎有些绝望。她笑了。她年纪越大，越受到重视。前台的优秀之珠。总是愿意倾听。同事们至今仍这样描述她。起初，这家公司是由手工业作坊、水管工铺和铁匠铺合并而成的。妈妈坐在办公室里，用打字机写信，开发票，连续几天只开发票——“太可怕了”，她回忆道。年轻的伊娃拎着一个鲜红色的公文包被送到银行，在那里她清点钱款并装入工资袋。对于一个16岁的人来说，责任重大。每天早晨她给老板送一杯黑咖啡和一片抹了蜂蜜的吐司。在高层办公室里坐着的主要是“灰色男人”。专制，难以接近。一个烟不离手的会计在办公桌前死于心脏病发作。生命就这样地迅速地结束。人们必须仔细考虑想要如何度过一生。如果拥有这个机会的话。妈妈很早就意识到“办公室琐事”不适合她。她想辞职，在其他地方申请工作。她现在把这称为“逃跑尝试”。但没有成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公司规模扩大，搬到了新的地点。妈妈留了下来。在学徒期开始时，她每月赚90东德马克，还住在家里。她的伟大梦想：一条Levi's牛仔裤。这在东德不是在商店里就能轻易买到的向往之服。当她好不容易弄到一条时，她一直穿，直到屁股那里撕裂了。在职业学校里，她无视那些目光。 ► 6.8.2026 stern 73 --- 在旧档案的某个地方，还躺着一份1976年的申请书。1988年伊娃成为了母亲。并在十二个月后重新开始全职工作。

对我来说，很难在我的母亲身上看到那个对职业培训没兴趣、穿着破裤子走来走去的少女。那个18岁被老板叫到办公室，被问到是否愿意加入“党”的女孩。她大声回绝道：“我不想和那个组织有任何关系。”在当时，这简直是骇人听闻。

回想起来，我们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我也曾是一个叛逆的青少年，愤怒且无礼。对待老师如此，对待妈妈亦然。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学校庆典时穿了一件破烂的T恤，耳朵上别着安全针，妈妈气坏了。她说这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有时只有在距离产生之后，你才会发现彼此曾经多么接近。

岁月流逝。妈妈那时有了稳定的工作，与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他们去波罗的海度假，去柏林看望父亲的姐姐。那时的房租是 40 东德马克，一盒“Juwel”品牌香烟 2,50。尽管父亲收集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和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唱片，妈妈喜欢在一家名为“Exquisit”的店里买西方时尚服装，但他们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想去西方生活。

“你那时很时髦，”她现在的丈夫拉尔夫（Ralf）说，他此时正坐在我们身边。他回忆道：走上楼梯，进入一个过道办公室，“你母亲就坐在那里，那么漂亮，举止有一种特别的风范。”他有时会找个借口从车间走到办公室，就为了看她一眼。

“胡说八道，”我母亲说。

在最后一个工作日后的几周，她为全体员工准备了一场告别早餐。她去买小面包时还是深夜。在厨房里，她向女儿下达指令：黄油要涂厚，香肠不能省，“我们不能显得小气。”我们将蛋糕和小面包装进后备箱。准备出发。她最后一次走过生产车间。空气中弥漫着钢铁的味道，地面上有金属屑，不知从哪里传来铣床的声音。同事们喊着“祝一切顺利”和“阳光灿烂，顺风顺水”。

公司的早餐室里挤满了人。拥抱，鲜花。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职业日常生活将就这样继续下去。没有了妈妈。她的继任者已经完成了交接。“提到这家公司，大家只想到伊娃（Eva），”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说：“前台是一个能让人短暂放松的地方。那里总能听到亲切的话语。”

柏林墙倒塌时，我母亲处于半睡半醒状态，那时她有个幼儿——也就是我。十二个月后，她重新开始工作，把我送到托儿所，然后是幼儿园。与联邦德国（BRD）只有不到一半女性从事职业不同，东德（DDR）绝大多数女性都全职工作——同时兼顾家务和抚养孩子。这种情况在后来也一直如此。当妈妈晚上匆匆下班回家时，我已经和幼儿园老师一起在门口等着了。一位来自西方的熟人称她为“乌鸦母亲”（指不顾孩子的母亲）。但我并不觉得被忽视，反而很珍惜“妈妈时间”。当我们开车进城购物时，我就坐在特拉比（Trabi）等车的副驾驶座上。收音机里播放着“Roxette”的歌，妈妈调大了音量：“It must have been love, but it’s over now.”

74 《星报》 6.8.2026 ---

今天没有粉红色。雅娜·费尔根豪尔（Jana Felgenhauer），37岁，与母亲在其最后一个工作日合影。 芬芳的花朵，以及有价值的花朵：全体员工共同集资购买。

90年代初，格尔利茨（Görlitz）及其周边地区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企业被私有化或关闭。我母亲工作的生产合作社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GmbH）。她留了下来。但没有留在我的父亲身边。在我四岁时，父母分开了。我们与她的新男友——一名同事——住在一起。妈妈现在面对着一台电脑，负责会计工作，电话铃声响个不停。然而，对失去工作的恐惧经常成为晚餐桌上的话题，尤其是当订单情况糟糕时。

“尽管如此，我们从未等过工资，”她说。直到今天，她依然感激公司这一点。

在我15岁时，我们再次独立生活。妈妈薪水的一半都花在了房租上，奶奶和姨妈帮我支付数学补习费。现在我们拿那辆有一扇门无法锁上的车开玩笑，但那时她很担心她的“Golfi”。在省城，车是你最好的朋友。“我觉得当时的财务状况是一种负担，”我的母亲说道。她变得沉默寡言，这个话题让她感到不适。她当时经常提到，如果在“西方”能赚更多钱。事实确实如此。2000年，东德的平均税前收入约为1900欧元，而旧联邦州的人能赚到2650欧元。她没有尝试寻找其他工作的原因也在于安于现状：“在某个地方从零开始，可能会让我感到压力太大。”那时，我们在假期经常留在家里，这让我感到难过。现在，我钦佩妈妈作为单亲母亲所承担的一切。她必须放弃多少东西。直到成年后我才得知，她经常让公司将假期折现。用更少的闲暇时间换取更多一点的钱。现在妈妈不再贫穷了。在房子的地下室里，Ralf安装了一个桑拿房，客厅里放着一个鱼缸，就像我以前只在富人家里见过的那样。他们两人经常一起活动，去山里度假。他们梦想着开着房车游遍欧洲。看到我的母亲不再孤单，不再需要省吃俭用，我感到很幸福。过渡到退休生活对她来说并不困难。没有空虚，没有无聊。“我现在就是一名老年人了，”她快活地说，但我并没有在她面前看到一个典型的老人。妈妈看起来精神焕发，更年轻了。她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早晨睡到自然醒，在露台上喝咖啡，看看这一天会带来什么：“我觉得更自由了。”多年来她一直伏在写字台前弯着脖子，现在她在森林里散步，有时一周能走50公里。她阅读，园艺，沉浸在她的新角色中：妈妈很快就要当奶奶了。她的丈夫现在也退休了，两人一起去钓鱼。他抛出鱼线，盯着水面，一小时接一小时。停止思考。这一生思考了太多。始终在岗位上。现在可以仅仅是存在着。✕ 同样，女儿兼编辑Jana Felgenhauer为了母亲的告别派对，花了好几个小时准备小面包。Sven Döring用相机记录了Eva最后一天的生活 6.8.2026 stern 75 --- --- 像太阳王一样登场：因凡蒂诺，56, 在纽泽西举行的西班牙与阿根廷世界杯决赛前 SPORT

“我们不能再对此听之任之”

德国足球协会（DFB）总经理安德烈亚斯·雷蒂格阐述了欧洲足球界与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决裂的原因——并解释了为什么后者的投资者计划将摧毁足球的核心本质。访谈：克劳斯·贝尔施泰特 8 2026 《星报》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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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蒂格先生，当欧足联（Uefa）发布那份针对国际足联投资者计划的异常严厉的声明时，您是否预料到詹尼·因凡蒂诺会如此迅速地退缩？

我认为，如果仅仅是欧足联单方面发表声明，他是不太可能屈服的。但我确实认为，他没有预料到其他足联会如此迅速地提供支持。当亚洲和北美足联也公开表态后，对他来说，这场战斗实际上已经输了。

德国足协（DFB）和您的主席是在什么时候得知这些投资者计划的？

因为我自己并不在欧足联或国际足联的委员会中，所以我再次核实了情况。我们的主席实际上——可能像所有其他理事会成员一样——是通过《泰晤士报》的报道才得知此事的。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为什么？

因为这说明了一切：不仅是内容问题（我们稍后会谈到，且内容肯定值得批评），仅仅是处理这样一个涉及协会基本方向的重大问题的方式就很有问题。不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即除全体大会外最核心的决策机构——中的任何人参与进来，这没人能理解。我认为，如果公开讨论，这项计划是不可能获得多数支持的。因此，在我看来，因凡蒂诺试图通过出其不意、时间压力，尤其是通过那个20-Millionen-Köder（2000万）的诱饵来达成目的。这是极其失礼的行为。

这种做法对于德国足协与詹尼·因凡蒂诺之间的信任关系意味着什么？现在还能谈得上信任关系吗？

在我看来，这是不可修复的信任危机——而且不仅仅是对德国足协。原因有两点：一是达成这项决定所采取的方式——关键词是“密室操作”——以及抛出的不公正诱饵；二是内容本身。由此可见，因凡蒂诺现在周围环绕的都是来自足球界之外的人——来自金融业或实体经济。但你不能将金融或实体经济的原则原封不动地转移到足球上。任何热爱足球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这里试图出售的——如果我用银行家的语言来说——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而这恰恰是我认为他没有理解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您认识詹尼·因凡蒂诺很多年了。您对他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必须把目光回溯到很久以前。当他成为国际足联主席并接替塞普·布拉特时，起初人们感到极大的宽慰。当时的想法是：现在情况只会变得更好。遗憾的是，事实证明我们错了。我认为发生了一种演变。在我看来，因凡蒂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维持他的权力机器。显然，许多决定首先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例如，增加对各足协的拨款。对此起初没什么好反对的。但关键问题始终是：代价是什么？如果与此同时，赛事规模被不断扩大，那么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

您刚才提到了赛事的扩大。那么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之间的这场冲突是否早已埋下伏笔？

是的，在我看来已经持续多年了。因此，我也很感谢亚历山大·切费林（Aleksander Čeferin）在这个问题上展现了明确的立场。他挺起了脊梁，清晰地表态——即便这意味着欧足联（Uefa）可能会面临不利后果，甚至包括失去参加世界杯的资格。这值得尊重。毕竟，欧足联与国际足联（Fifa）之间的冲突已经潜伏多年。归根结底，这始终是一个可用时间窗的问题。随着世俱杯的引入，国际足联是有意识地与欧足联的赛事展开竞争。这当然也会对各国联赛和各足联产生影响。到目前为止，因凡蒂诺一直可以依赖于小型协会的支持。因此，现在欧洲以外也出现了这种信任危机，这一点尤为值得关注。

“一种不可修复的信任危机，且不仅限于德国足协（DFB）”

也就是说，欧足联不必担心这种明确的立场会带来体育层面的后果？

不，这种风险当然存在。正因如此，这让我格外尊重。毕竟，欧足联是第一个敢于挺身而出的人。跳上一辆行驶中的火车总是很容易的，但总得有人坐在前面迈出第一步。我们已经准备好承担体育和体育政治上的挫折——甚至包括不参加比赛。但我们不能再对此听之任之了。

让我们谈谈投资者计划本身。欧足联和德国足协声明：“世界杯不容出售。” 这一章节是否就此彻底结束——或者说，一个透明的模型在原则上是否可行？

在这方面，我想起我在担任德国足球职业联赛（DFL）总经理期间的一次公开表态。原则上，投资者并非天生不受欢迎。我当时说过：如果投资者遵守足球的游戏规则——当时是指旨在防止投资者控制职业俱乐部的“50+1”规则——那么他们是非常受欢迎的。到那时，随他们把世界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足球中。

照片：JENS CHARMATY / LAIF 78 《星报》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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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雷蒂格，63岁，自2023年9月起担任德国足协（DFB）体育总经理。在德国国家队在2026年足球世界杯上提前出局后，雷蒂格宣布将不再续签其将于2026年12月31日到期的合同。

投资。但人们必须始终问自己：投资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通常不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做法。如果国际足联拥有数十亿欧元的流动资金，对我来说，首先产生的是关于必要性的根本疑问：它为什么还需要额外的资本？我不明白这一点。提供资金的投资者最终会期待投资回报。我为什么要借入根本不需要的钱，而且还要承诺回报？此外，如果我们要担心个别决策者的电话可能会影响体育决策——那么未来当股东也坐在谈判桌前时，会发生什么？

您刚才提到了“无形资产”。这正是您的核心观点吗？

是的。人们必须反复意识到，实体经济原则不能原封不动地转移到足球上。当然，足球也必须在经济上高效运作，当然也必须赚钱。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这项运动，并给球迷、合作伙伴以及所有支撑足球的人带来快乐。足球中的回报是情感上的，而非经济金融上的。

德国足球协会（DFB）难道不应该自我反思，在过去几年里是否对詹尼·因凡蒂诺过于纵容了吗？ 这个问题只能分情况地回答。一方面，必须区分公众感知到的情况与委员会内部实际讨论的情况。在内部，针对各种议题确实存在激烈的争议。但与此同时，委员会也遵循忠诚原则。如果你的立场被投票否决，随后你必须支持这一民主作出的决定。另一方面，也必须明确地说：DFB拥有话语权。在总共211票中，欧足联（Uefa）拥有55票。尽管如此，DFB本可以更早、更明确地表明立场。 问题始终在于：什么时候值得投入战斗？公众的批评确实存在过。我记得世界杯分组抽签期间的和平奖。我当时在华盛顿就表示，我认为那个场合并不合适。贝恩德·诺伊多夫也表达了批评意见。但问题是：一次错误的决定是否就立即导致决裂？还是说，当涉及到根本性的方向调整，且你感觉到自己并非孤军奋战时，才采取相应措施？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多年来，欧足联选择了建设性批评的道路。与此同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即不能损害整个足球大家庭。然而这一次，情况已经达到了一个点，即足球整体将受到损害。那是不可回头之点（Point of no Return）。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必要时甚至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即抵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一致地达成目标，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这是否也开启了一个可能导致因凡蒂诺主席任期结束的政治进程？ 我只能参考欧足联的声明。其中提到了信任危机。这样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当成员公开声明他们不再信任领导层时，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现在是否需要一名竞争 2027 年选举的候选人？ 我首先希望能够举行选举。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这并非理所当然。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未来想要领导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人，必须明确承诺支持民主。并且我希望看到热爱足球的人格特质。关于具体的人名，我明确表示不予评论。您是否有迹象表明，国际足球联合会内部已经形成了反对因凡蒂诺的势力？ 没有，我没有具体证据。但令人鼓舞的是，现在甚至连总统最亲近的人也公开与其切割——尽管他们因此要承担不利后果。这表明组织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必须发生什么，才能避免这种信任崩溃再次出现？ 必须按下重启键。需要一种不同的文化。因为信任是最坚挺的货币。 ✕ 克劳斯·贝尔施泰特（Klaus Bellstedt） 观察德国足球协会已有多年。他很少见到安德烈亚斯·雷蒂格像在讨论因凡蒂诺投资计划的对话中那样愤怒且明确。 6.8.2026 stern 79 ---

屹立在故土之上：1937 年，《Vogue》为一篇关于“墨西哥夫人”的报道拍摄了当时 30 岁的卡恩 ---

照片：TONI FRISSELL / BR / DSEMAN；© FRIDA KAHLO, PRIVATE COLLECTION 在 1937 年的作品《Recuerdo》中，卡罗处理了丈夫与她自己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的私情

文化

终于登顶

几十年来，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凭借其生活、造型和苦难令大众痴迷。但直到现在，她的艺术价值才真正得到认可。

作者：Kia Vahland 6.8.2026 stern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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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卡罗 40.

《荆棘项链与蜂鸟自画像》，创作于 1940 年（左侧）。 频繁地使用具有深意象征的属性进行自我呈现（见右侧及下方），为卡罗赢得了“苦难之女”的名声——但现在这一点需要重新审视。

这位艺术家在 1937 年被拍摄的照片（右下）：古怪确实是——但也许并没有被外界塑造得那么古怪？

长期以来，承认喜欢她的艺术的人，会被怀疑容易受到庸俗艺术（Kitsch）的影响。

照片：© FRIDA KAHLO, NICKOLAS MURAY COLLECTION OF MEXICAN ART, AKS-IMAGES, PRIVATE COLLECTION (2), JULIEN LEVY, COURTESY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6.8.2026 stern 83

在艺术界出名是一回事，在世界上出名又是另一回事。极少数人能兼顾两者：既能被同行和评论家严肃对待，又能被广泛的国际大众——包括那些从不去博物馆的人——所认可。许多画家属于第一类。例如，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在艺术界无疑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但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每个会计和马赛的每个女警察都认识他吗？或者保拉·莫德索恩-贝克尔（Paula Modersohn-Becker）：一位德国现代主义超级巨星，与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处于同一水平，可惜被低估了太久，以至于现在仍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她。

相比之下，弗里达·卡罗是先获得了世界级的名声，随后才终于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她是 20. 和 21. 世纪深受大众喜爱的偶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高的人气。许多截然不同的人对她心怀崇敬，同时也感到惊叹与同情。然而，她的作品长期以来被博物馆圈和艺术史学界轻视。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的一位评论家就嘲讽过这个“长着黑眉毛的小弗里达”，暗示这位当时的年轻女画家仅仅是她丈夫——社会主义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附属品。

因此，卡罗那些拥有大眼睛以及（没错）反复出现的眉毛的正面对视自画像，长期以来被视为庸俗艺术。几十年来，普遍的评价是：一个凭借过于私人化的艺术而闻名的伟大“苦难之女”。业内男性对这些画作中受折磨的女性身体嗤之以鼻；而她的女性同行则担心，对卡罗表现出过多兴趣会显得不够专业或过于感性。

因此，卡罗的作品最初是在西方体制之外获得成功的，出现在书店、杯子、龙舌兰酒瓶和信纸上，但同时也赢得了各大洲众多艺术家的青睐。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弗里达·卡罗的创作是多元的、绚烂的且具有开放意义的。只要持有好奇心，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她是一位国际主义者，而非传统主义者。她将民俗与高端时尚相结合

照片：© FRIDA KAHLO, JONATHAN MUZKAR, PETER BUTLER, BANCO DE MÉNICO DIEGO RIVERA FRIDA KAHLO MUSEUMS TRUST (2), ROBERT GEBHARDT, MENA。 84 《星报》 6.8.2026

弗里达与迭戈（上图）1946年于墨西哥。此时他们的婚姻已历经多次低谷。 探索卡洛的祖先：左侧是其母亲的墨西哥血统，右侧是其父亲（最左侧）的德国血统。 男装打扮的女性：许多画作中的中性特质在今天为她赢得了新的崇拜者（左图）。

在弗里达·卡洛艺术的开创性展览 21 年后，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现在将目光投向这段非凡的生命及其后续影响。当年的展览首次大规模地将卡洛的艺术博物馆化。而此次展览旨在拓宽视野，关注卡洛的历史及其周围环境，关注她的女性朋友和继承者。

博物馆的研究表明：弗里达·卡洛从未孤单。她是一颗定星，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荆棘而非玫瑰之中的人们。策展人托比亚斯·奥斯特兰德（Tobias Ostrander）表示：“每个群体都以自己的方式认同弗里达·卡洛。”在 70 年代，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流亡者们赞美卡洛如此公开地展现墨西哥特质，赞美她的民俗服装以及画作中大量深厚的天主教元素。随后，像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和基基·史密斯（Kiki Smith）这样在展览中可见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则对卡洛公开的女性特质感兴趣。到了 80 年代，年轻时曾以男性形象出现的双性恋者卡洛，成为了拉丁美洲同性恋者的榜样，成为了性别与性取向流动理解的象征人物。此外，许多身体或心理承受极大压力的人也认同卡洛。策展人说：“因此，许多不同的群体在弗里达身上看到了力量与韧性的象征。”

► 6.8.2026 《星报》 85

力量，韧性？偏偏是弗里达·卡洛。她本人探讨了自己几乎难以忍受的痛苦，多次将自己比作耶稣基督，身披荆棘（例如在 1940 年的《荆棘项圈与蜂鸟自画像》中可见），并穿着自青年时期一场惨剧般的事故及多次手术后必须佩戴的矫形胸衣（展出的一件支撑胸衣上，腹部绘有苏联的锤子与镰刀以及一个未出生的婴儿）。

艺术史学家海登·赫雷拉（Hayden Herrera）在 1980 年代撰写的一部传记将其塑造为一个受害者故事，并成为了全球畅销书。相比之下，人们较难意识到，一个人必须首先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以及大量的药物和药品。而卡洛恰恰通过她的创造力实现了这一点——或者如艺术杂志《ART》在 1980 年标题中所写：“一个女人在为生存而绘画。”

她确实如此，而且远不止于此：她为墨西哥而画，为共产主义而画，为被强奸者而画，为基督教而画，为被殖民者而画，为她的婚姻而画（无论支持或反对），为她的朋友、植物和动物而画，有时甚至为苏联暴君约瑟夫·斯大林而画，尽管其对手列夫·托洛茨基曾一度住在她家。在卡洛这里，这一切并不矛盾。

奥斯特兰德认为：“弗里达从基督教传统、从殖民时期的绘画中汲取灵感——因为她感兴趣的是图像如何承认痛苦，以及如何通过图像对生存表达感激。”但她同样继承了更古老的墨西哥遗产，不仅在艺术中，而且在她的服装、家居布置以及整个行为举止中。而在卡洛身上——早在自拍文化出现之前——这些便已无法分割。

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拥有一套前哥伦布时期的雕塑收藏。这在许多专业照片中显得效果极佳；例如，匈牙利裔美国摄影师尼古拉斯·穆雷曾拍摄卡罗，她身边放着一个来自科约阿坎的奥尔梅克小雕像。卡罗的母系家族来自特万特佩克地峡，在那里，弗里达在1919年十二岁时由父亲拍摄，当地女性穿着鲜艳的矩形huipil（传统墨西哥女装）和带有几何图案的衬衫，这也是这位画家所钟爱的风格。她的许多裙子、饰品和珠宝现在正前往伦敦。然而，卡罗是一位国际主义者，而非传统主义者。如果她喜欢，她也会在衣橱中混入中国元素。在绘画中，她感到自由，将梦幻般的巴黎现代主义与原始的墨西哥主题相结合。她不愿被超现实主义者所同化，恰恰相反：当该流派的领军人物安德烈·布勒东称她为“童话公主”时，她愤怒了。她这样评价巴黎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简直是混蛋。我想吐。”为什么？“他们坐在咖啡馆里好几个小时，暖着他们精致的屁股，不停地闲聊什么‘文化’、‘艺术’、‘革命’等等。”卡罗自认为更了解生活，尤其是更了解死亡。在墨西哥，死亡是一件公开的事，基督教与原住民的思想在此交汇。在万圣节和万灵节，人们用骷髅形状的点心或纸浆制成的骨架来祭奠死者（弗里达的床帐上就装饰着一个）。卡罗曾画过一个名叫迪马斯·罗萨的小男孩的尸体。卡罗女佣的儿子年仅三岁便夭折了。卡罗将他描绘成被安置在灵柩中、鲜花簇拥的样子，像墨西哥教堂里的圣徒，但面容忧伤，眼睑沉重。在卡罗的作品中，无论她呈现的是自己还是他人，苦难与美总是共存。因此，她无法避免地一次次地触及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一幅1927年的早期小幅作品探讨了“潘乔·比利亚与阿德莉塔”。画面中心可以看到穿着晚礼服的卡罗。她与两名几乎没有面孔的男子坐在酒吧里。墙上歪歪斜斜地挂着一幅四年前被谋杀的革命领袖潘乔·比利亚的肖像。比利亚经营着系统性的形象政治，总是戴着宽边草帽（Sombrero）出现，得益于国际摄影师，他因此成为了该国的文化偶像。在画中的肖像旁边，卡罗画了一幅现代建筑的画作，以及一名比利亚的部下在铁路上—— 86 stern 6.8.2026 照片：ARCHIVIO GIBBLAIF, © FRIDA KAHLO, HERITAGE IMAGES / SCALA --- 《受伤的鹿》创作于1946年，就在一次旨在减轻卡罗疼痛但最终失败的脊柱手术之后。女性作为照顾者随军同行。在一首流行歌曲中，其中一位女性被称为“阿德莉塔”；她的爱人请求她在他死后将其埋葬在塞拉山脉。在这部早期作品中，卡罗在某种程度上兼具两者身份：一个中产阶级都市女性，以及一个被独自留在身后的阿德莉塔。墙上歪斜的潘乔·比利亚帮不了她，她必须从此寻找自己的道路。伦敦的展览旨在阐明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并希望让当时在墨西哥寻找未来的许多外来女摄影师和艺术家们亮相。当欧洲部分地区陷入法西斯主义时，亲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墨西哥占据上风，比在苏联要自由得多。小农获得了土地分配，石油工业被国有化。然而暴力并未消减，正如展览中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那些令人震惊的街头摄影作品所展示的那样，展览还展示了卡罗所关注的许多女性谋杀案。

她显然并没有后来人们所传的那样自我中心，而始终是她所处时代及其国家的记录者。她从未真正想过离开这个国家。每当不得不陪同丈夫前往美国出差时，她就会感到格格不入——并对此咒骂。在一次信件中，她这样写纽约的上流社会：“我对这些有钱的混蛋感到有些厌恶，因为我见过成千上万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没有食物且无处睡眠的人。”也正因为这种态度，弗里达·卡罗在拉丁美洲和美国南部比在欧洲更早地被人们理解。她根本不想跻身于欧洲和美国东海岸的艺术精英阶层，而仅仅是利用现代主义的形式工具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以契合她的生活、身体感受，以及她那个既开放又注重传统的国家。在展览的目录中，艺术家们描述了弗里达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正是因为她无处不在，成为了像玛丽莲·梦露或安迪·沃霍尔那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

她的艺术拥抱所有人。每个群体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

马丁·古铁雷斯（Martine Gutierrez）1989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在青少年时期就对这位墨西哥女性产生了认同感：“弗里达和我都被认为是‘麻烦’。”弗里达和古铁雷斯都被视为干扰因素。比她年长30岁的智利人弗朗西斯科·卡萨斯（Francisco Casas）早在1989年就通过一件摄影作品模仿了卡罗的主作《两个弗里达》，该作品如今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收藏。他认为弗里达·卡罗是行为艺术的始祖。他的作品是此次展览中的众多作品之一，这些作品直接引用卡罗的创作，对其进行模仿、修改或重新诠释。其中也包括工艺美术品，例如大量的卡罗玩偶。

她本人是否会喜欢这一切？她创作并非为了成名，至少她表面上是这么说的。但她确实希望产生影响力，并被人们看到。正因如此，她一次又一次地摆出姿势，穿着旧衣服拍照，将自己的家布置成一个如梦似幻的避风港。尽管内心孤独，她仍乐于在身边聚集崇拜者和爱好者，希望与他人及世界建立联系。因此，她广泛的影响史似乎与她的性格十分契合。

然而，在一家欧洲大型博物馆中第二次被重新诠释，她是否会喜欢？但也许她会很享受地发现，在21世纪，她与后辈们的距离比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或许多巴黎超现实主义者要近得多。“不要忘记我”，她在其中一封信的末尾这样写道，而这一切确实不会发生。

✕ 基亚·瓦兰德（Kia Vahland），艺术史学家兼作家，揭示了这位伟大的现代主义画家、自豪的墨西哥女性还精通的一门艺术——极其纯熟的咒骂艺术。

6.8.2026 stern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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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SENHERZ

裁缝之行

弗里德里希·默茨总理在治理的海洋中迷失，处处潜伏着危机。我们的专栏作家在思考，这场奥德赛何时才会结束。

“我想，单单上周就让弗里德里希·默茨老了好几岁。”我聪明妻子的这个弗洛伊德式口误当然并非有意，但却非常精妙地捕捉到了政府内部所有陷入混乱的现状。毕竟，总理新一轮压力的开始，是前党团主席施潘从那个“母职无上限”的国家带回了一个婴儿，而压力则结束于……好吧，到底结束于什么？

这些日子，任何政治观察如果没有提到荷马的《奥德赛》就没法成文。但在这样的类比中，总理会是谁？奥德修斯？大概更像独眼巨人。但默茨是盲人中的独眼，还是独眼巨人中的盲人？如果仔细关注基都（CDU）这个曾经的“总理选举俱乐部”中，那些或多或少具有知名度的代表在内部甚至外部发表的言论，那么情况就很清楚了：这种状态无法长久维持。或者说，根本无法维持下去。这位政府首脑在自己的团队中不再享有绝对的信任。

而这种争端恰恰在相当平庸的帕特里克·施尼德（Patrick Schnieder）身上被点燃，这简直是一个绝佳的讽刺。如果默茨只是简单地解雇交通部长并推出一个更优秀的人选，几乎没人会在意。尤其是那些正站在10号站台，等待他们延误了140分钟的ICE列车的乘客们。糟糕的是，在开除对方的那一刻，他手里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因为原定的替代者弗里茨·京茨勒（Fritz Güntzler）最终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

在那一刻，默茨的窘迫程度超过了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露营地上的度假者。总理原本想把他的心选之人从那里接往柏林，结果对方在早晨改变了主意：“京茨勒先生将继续留在津格斯特当露营者。”听起来像海因茨-斯特伦克（Heinz-Strunk）的小说，但实际上甚至更悲哀。尤其是默茨在人事洗牌的最后，竟然向我们介绍了一位新任卫生部长，而此人在一年前在镜头前相当诚实且愚蠢地承认，自己对此类事务完全一窍不通：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不必去理解，在基都内部也没人理解。

事实上，延斯·施潘被解雇这件事，本应为总理提供一个优雅的内阁重组契机，正所谓：“绝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但绝不能这样操作！无论是由于其专制且缺乏计划的领导风格，还是养老金改革，默茨现在已经让半打州级协会明显地站在了他的对立面。或者，用那些在联邦议院地下室里郁郁寡欢地低头吃炸肉排的人的话来说：默茨失去了食堂。足球迷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在暑假之前，总理肯定没想过会变成这样。无论去徒步旅行多少次，都无法消除这种压力，而这种压力将在秋季初的州议会选举时堆积如山。如果从联盟党的角度来看，选举遭遇惨败，人们可能会渴望地看向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因为曾经辱骂朔尔茨总理是“权力水管工”的默茨，结果证明他甚至连个工具箱都没带。顶多只有卷贴胶带。

我们都希望一切能像魔法一样好转。但目前唯一达成一致的只有基都的选民和基层。他们曾期待一位实干家，而得到的却是：特洛伊木马般的默茨。✕

米奇·拜森赫茨（Micky Beisenherz）期待收到您的来信。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beisenherz@stern.de。米奇·拜森赫茨是作家、播客主持人（《启示录与过滤咖啡》、《足球 MML》）及电视主持人（《科隆聚会》）。他每两周在《星报》撰文一次——与雅戈达·马里尼奇（Jagoda Marinić）轮替。

88 《星报》 6.8.2026

照片：HENNING KRETSCHMER / STERN：STERN 蒙太奇：由 ChatGPT AI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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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犯罪。真实故事。《星报》True-Crime 杂志。

试读 2 期 stern CRIME，请访问 www.stern-crime.de / probieren --- 法官直视着克里斯蒂娜·布洛克（Christina Block），目光显得冷峻。“您为什么在主审程序之外给专家递了一个信封？”她问道。布洛克的身体变得僵硬，快速地看了她的辩护律师一眼。因戈·博特（Ingo Bott）替她回答道：“这一定是个误会。”这是 7 月底的一天，也是针对克里斯蒂娜·布洛克审判的第 64 天。对她而言，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棘手的时刻。在持续一年多之后，该诉讼程序正进入最后阶段。自 2025 年 7 月起，这位牛排馆继承人必须在汉堡地方法院接受审判。她被指控雇人绑架她最小的两个孩子——对此她予以否认。克拉拉（Klara）和西奥多（Theodor）当时与父亲斯特凡·亨塞尔（Stephan Hensel）住在丹麦，在进入 2024 年的除夕之夜，蒙面歹徒将他们强行绑架。在此之前，前夫妻布洛克和亨塞尔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年且激烈的监护权争夺战。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该程序会持续如此之久，过程会如此艰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出现了大量新证人，追加庭审接踵而至，反转不断。其中包括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奥特马·库里（Otmar Kury），布洛克在仅经过三天的审理后就更换了他。还有那些涉嫌绑架的人，他们出人意料地提供了对布洛克极为不利的证词。而现在，就在预计判决之前，又出现了这个信封。当布洛克的辩护律师称其为“误会”时，法官皱起了眉头。“好吧，这个信封总不能是从口袋里掉出来的，”她说，“这是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而在刑事诉讼中，掩盖真相的行为可能是采取审前羁押的一个理由。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在 237 号高安全性法庭内，一名儿童心理学专家在当天出庭作证。这位专家需要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孩子们因这次事件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她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陈述，以保护孩子们的隐私细节和心理状态。鉴定人称，她在一次病史采集访谈中收到了布洛克递来的信封。她当时认为其中包含一份

社会

最后警告

在绑架案审理即将结束之际，克里斯蒂娜·布洛克（Christina Block）似乎险些被签发逮捕令。这场波折不断的诉讼是否还隐藏着更多惊喜？ 90 《星报》 6.8.2026 ---

克里斯蒂娜·布洛克在汉堡地方法院。目前她已经历了 65 个审理日。她在法庭上解释称，她认为专家需要该信封来撰写鉴定报告。当她打开信封时，她感到“非常惊讶”。随后，她显然将其中包含的文件转发给了法院。

《星报》已获得该信封的内容。其中包括两份尚未签署的、由布洛克的辩护律师提交的证据申请，以及一段罗马尼亚语文本。此外，还有一封来自一名女性的信件，该女性的孩子与克拉拉（Klara）和西奥多（Theodor）——即被绑架的孩子们——是朋友。在这封信中，该女性将亨塞尔（Hensel）描述为一个易怒的父亲和不合作的配偶。她在信中还详细描述了孩子们在丹麦与父亲生活时，性格据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 2021 年夏天的一次周末探视后，孩子们没有回到母亲身边。

该女性描述了她的女儿与克拉拉之间的电话通话和短信：“我也经常在想，这些话是否真的是她自己写的（...）”。她认为措辞不符合儿童身份，有时听起来很“恶毒”。

《星报》还获得了该罗马尼亚语文本的经认证德语译本。在文中，一名匿名作者提出了未经证实的指控，其中涉及斯特凡·亨塞尔（Stephan Hensel）的性生活领域。其律师菲利普·冯·德·梅登（Philip von der Meden）在 7 月底于法庭上表示，这些文件包含针对其当事人的极其恶劣的诽谤。

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娜·布洛克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她不时地与她的辩护律师低声交谈。现在她想亲自说几句话。

“我很抱歉，我不想影响专家，”布洛克用坚定的声音开始说道。她说，当专家来与她进行病史访谈时，她因为一次庭审日期而随身携带了这些文件。她向专家提供了许多用于撰写鉴定报告的文件，例如儿科医生的诊断结果。布洛克说，专家曾向她提议，她也可以直接将信封里的文件交给她。布洛克表示，她是为了孩子的福祉。

“我以为这会有帮助。”

鉴定专家反驳了这一说法。她绝没有对布洛克说过她想要那些证据申请。

这已经不是该诉讼中布洛克第一次面对“试图影响他人”的指控。去年 11 月，法院认定布洛克曾向一名重病证人表达过早日康复的祝愿。当时法官威胁布洛克，如果“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将对其签发逮捕令。

现在，7 月底，法官表示：“这些文件是在绕过法院的情况下交给专家的。我们将审查是否需要采取措施。”

然而几天后，法院做出决定：克里斯蒂娜·布洛克再次获得了一张“黄牌”警告（侥幸脱身）。在询问下，新闻办公室仅表示：“目前不对被告采取任何措施。”

虽然这段惊险的插曲对布洛克来说结局较为轻微，但它可能耗费了她以及她的辩护律师在应对诉讼最后几周时急需的精力和体力。布洛克无需被羁押虽然减少了一个不确定因素，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接下来的审理将平静地进行。

事实上，法院的证据采集工作已接近尾声。法官们几乎已经完成了证人、专家和证据清单的审查。在专家提交鉴定报告后，州刑事调查局的主办侦查员将回答最后几个问题。但事情可能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诉讼参与方本身仍可提交证据申请。随后由法院决定是否允许传唤相关证人或采纳相关证据。在共有七名被告和多名共同原告的情况下，这一切可能会再次拉长审理进程。布洛克的辩护律师英戈·博特（Ingo Bott）此前宣布，其委托人在发表可能的最后陈述之前，希望再次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说明。至于她具体想就什么问题发表看法，目前尚未公开。根据《星报》获得的信息，布洛克可能还会谈到她最初的辩护策略。在案件初期，她当时的辩护律师奥特马·库里（Otmar Kury）曾提出布洛克的母亲克里斯塔·布洛克（Christa Block）可能参与在内的可能性。然而，布洛克本人很快就否定了这一理论。库里已不再负责辩护工作。最后，在刑事诉讼中，通常所有被告都有机会向法院发表所谓的“最后陈述”。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再次就指控发表个人看法。然后，在经历了诸多波折和转折之后，这场审判终将迎来结局。至于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目前无法给出严肃的回答。即便在一年之后，该程序仍被视为一起基于间接证据的审判。关于克里斯蒂娜·布洛克（Christina Block）可能有罪的一个决定性证据，至今尚未被提供。

✕ David Holzapfel 6.8.2026 stern 91 照片：MARCUS BRANDT / 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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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水准

表演巨匠曼弗雷德·扎帕特卡（Manfred Zapatka）曾以为他的最后一幕帷幕已经落下。但观众们并不这么认为。现在，他再次开始了排练。

94 《星报》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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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剧：曼弗雷德·扎帕特卡饰演“李尔王”（首演于10月10日），托马斯·赖辛格（Thomas Reisinger）饰演格洛斯特，文森特·楚尔·林登（Vincent zur Linden）饰演弄臣。其子法比安·扎帕特卡（Fabian Zapatka）为其拍摄随行照片。

照片：法比安·扎帕特卡 / 《星报》 6.8.2026 《星报》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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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应当是一片地狱。莎士比亚在舞台指示中便如此写道：持续的暴风雨、狂乱、迷失。但在慕尼黑驻居剧院（Residenztheater）新版《李尔王》的荒原场景首个排练日，今天真的必须如此吗？一切都在曼弗雷德·扎帕特卡周围旋转，伴随着轰鸣的电子舞曲。这位主演在这个轰鸣的“荒原旋转木马”中没能立刻找到方向，与他83岁的高龄无关。年轻的同事们也经常站错位置，并因此忘词。这就是每个旋转舞台都会上演的小戏剧。这里的提示员并非在耳边低语，她像体育场播报员一样，在喧闹的舞台轰鸣声中大喊出台词：“我要与众神对话，然后入睡！”啊对了，就是这样！

在这个盛夏的下午，曼弗雷德·扎帕特卡能站在排练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在此必须提醒所有戏剧外行以及出生太晚的人，此人是一位巨匠，一位极具感染力的性格演员。然而，六年前的一本大杂志曾以《扎帕特卡退场》为标题，宣布了这个男人的职业生涯终结。而这在当时其实很契合，因为他那时正在准备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米内蒂》（Minetti）中的主角——那是一部关于一位年迈表演明星的戏剧，他徒劳地等待着剧院经理的电话，希望对方能最后一次聘用他。没有什么比这更完美的退场方式了。

对于去年去世的导演克劳斯·佩曼（Claus Peymann）来说，这同样应该是最后一次导演作品。这是一次辉煌的告别，毕竟慕尼黑的剧院观众将这场“玛土撒拉式的阴谋”赞誉为一次非凡的演出。在后戏剧剧场趋势出现之前的那些古老而伟大的时代，似乎再次回到了舞台上。只是没有人告诉曼弗雷德·扎帕特卡，这可能也是他的终局。在他意识到自己完美演绎的那个悲剧老人被误认为是他本人之前，一切已经太迟，他的告别已被宣布。

他与儿子法比安（Fabian，一名47岁的摄影师）坐在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时髦的“Roma”餐厅里，吃着配鼠尾草黄油的填心面食。离这里不远，在莱赫尔区（Lehel），扎帕特卡一家曾在20世纪80年代居住在那里，那是他事业的巅峰期。“我们小时候很晚才意识到你是个舞台明星，”儿子对父亲说，“直到有一天，文理中学的老师们开始打听你，突然之间，我们变成了‘某人的孩子’。”

扎帕特卡：“可我们当时一直努力想让你们远离这些！” 儿子：“没错，我们不是一个戏剧家庭。但如果你的某次合约有要求，我们还是得搬家。”

法比安·扎帕特卡说，他并不想为此抱怨。正是这种追随伟大角色机会的绝对意志，最终才让父母走到了一起。年轻的扎帕特卡和年老的扎帕特卡都笑了，他们当然对接下来的轶事烂熟于心。为了饰演“哈姆雷特”——一个直到今天每个年轻表演明星都竞相争取的角色——当时32岁的扎帕特卡追随导演奥托马尔·克雷查（Otomar Krejča）的召唤前往杜塞尔多夫。“我母亲当时在杜塞尔多夫剧院（Düsseldorfer Schauspielhaus）的管理层工作，并且

《李尔王》拥有749行台词，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最庞大的对白角色之一。舞台故乡：扎帕特卡在驻地剧院（Residenztheater）的化妆间里，他自2012年起成为该剧院的剧团成员。他的儿子讲述道：“（当时有人）询问，是否一定要让一个每场演出都得奔波赶来的演员担任主角。” “幸好那个主张没有通过……” 老扎帕特卡笑着说：“谁能自称欠莎士比亚一条命呢！” 尽管如此，退休这件事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确实考虑过这样做。曼弗雷德和玛格丽特·扎帕特卡回到了克洛彭堡，那是他曾经成长的地方。“一个带大花园的房子，我的天呐，”他叹息道。他从未对园艺产生过太多兴趣。像他这样因饰演普拉托诺夫而闻名，因《强盗》中的弗朗茨·穆尔和沃尔姆斯中的哈根·冯·特隆耶而著称的人，怎么可能穿着短裤站在花园里种报春花呢。“我很担心，”法比安·扎帕特卡说，“当你不再演戏的时候，你突然显得老了。” 剧院或许可以没有他，但他不能没有剧院 96 stern 6.8.2026 ---

父亲怀疑地看着他：“我不会忘词，当我学习台词时，如果它们没在脑子里，那就已经融入了血肉之中。” 一次特别的剧院之行带来了转机。伟大的演员很少去看其他演员的戏，但这一次曼弗雷德·扎帕特卡破例了：他的十岁孙女法妮站在柏林Grips剧院的舞台上。“看到我的孙女在儿童剧院演出，让我很惊讶。那是真正的戏剧，真正的表演。我被震撼了，”他说。曼弗雷德·扎帕特卡自己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演戏，当时他在克洛彭堡文理中学的露天舞台上参演了席勒的《瓦伦斯坦》。十二岁的他被允许领唱结尾之歌：“起来，战友们，骑上马，骑上马，奔向战场，奔向自由。” 他记得每一行词。还记得那位称赞他表演的老师的名字：“斯特罗特迈尔先生，教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他当时非常兴奋！” 可以看到扎帕特卡脑海中的画面在飞速闪过：《瓦伦斯坦》、研究员斯特罗特迈尔、孙女、《李尔王》。他思考了很多关于戏剧的事情，思考人类这种在木板舞台上模仿他人的奇怪冲动。“这就是让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反思自身的能力，”扎帕特卡说。他认为，“表演就是这种能力的表达。因此，自从人类文化诞生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互相表演。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种集体疗法。只不过更刺激。” 因此，现在扎帕特卡变得原则起来，他认为戏剧几乎有义务继续创作戏剧。他这么说的时候，柏林人民剧院（Volksbühne）前正搭建起一个露天泳池，而许多地方的演出计划被行为艺术而非真正的剧作所填满。“因此，我不相信人工智能（KI）能取代我们演员，”扎帕特卡如此说道。歌德曾怎么说？“人类可以舍弃一切，唯独不能舍弃人。” 就像他不能舍弃戏剧一样。克洛彭堡的房子：卖掉了。花园：由别人栽种。“我妻子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不能工作，我会变得难以忍受。” 当剧院第一次打电话询问丈夫是否真的退休时，她无需询问便否认了。“不，他非常愿意，而且有时间！”

现在，他站在这片石楠原野上，伴随着轰鸣的低音，与一位像参加诗歌大满贯（Poetry-Slam）那样朗诵台词的年轻同事同台。35岁的埃尔莎-索菲·雅赫（Elsa-Sophie Jach）负责导演指令。扎帕特卡（Zapatka）对此非常喜爱。他说他能理解那些选择隐退的同事，这个名单很长。“如果你足够幸运，你会进入一个在几年时间里一切都恰到好处的剧团。在那里，大家在同一个波段上共鸣，”他说道。然后会发生变动，迎来新的剧院管理层。最近他的妻子说，在这些时刻不放弃并愿意尝试不习惯的事物，或许是一种特殊的天赋。扎帕特卡在电影和电视领域也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他曾与该领域的巨匠合作拍摄，如罗穆阿尔德·卡马卡尔（Romuald Karmakar）、迪特·韦德尔（Dieter Wedel）、海因里希·布雷洛尔（Heinrich Breloer）。“然而，对我来说，始终只有剧院才是核心。很抱歉，这可能会冒犯某些人，但舞台才是我的家，”他说道。这对他的《李尔王》意味着什么？“莎士比亚在普遍混乱的时代写了这部剧，世界在改变，而没有人能将其定义，”他说道，“所以，大概就像今天一样。”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莎士比亚来定义这一切，不是吗？扎帕特卡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不对。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人，那就是莎士比亚。”

大卫·鲍姆（David Baum） 6.8.2026 《星报》 97 照片：法比安·扎帕特卡 / 斯坦 (FABIAN ZAPATKA / STEIN) --- 报道

在你看到他之前，就能先听到他的声音。去年秋天，塞斯·罗根（Seth Rogen）想偷偷潜入威尼斯电影节的新闻中心。为了他的剧集《工作室》（The Studio）第二季进行调研，并用一台小型胶片相机拍摄素材照片。但随后他团队中的某人说了一句俏皮话，罗根就暴露了：Krr krr krr, ch ch ch, he he he —— 这是他的标志，一种混合了百日咳和某种……的笑声。

电影

不再仅仅是搞笑

此前，塞斯·罗根（Seth Rogen）以其幼稚的喜剧片而闻名。但他早已能胜任更多——这是一篇对他表达爱意的文章。

悄无声息但清晰可辨地流入房间。随即，第一批人开始虔诚地低声私语他的名字：“那是……吗？”

然而，罗根过去的职业生涯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这种虔诚。他的系列电影如《超级坏》（Superbad）、《菠萝快车》（Pineapple Express）、《坏邻居》（Bad Neighbors）、《嗨嗨三国王》（Die Highligen Drei Könige）被认为过于愚蠢和幼稚。这些作品大多围绕着男孩——或者说永远的青少年、下半身和屁屁笑话以及对药物的崇拜展开。

98 stern 6.8.2026 ---

他敢于思考，始终忠于自我，并反思自己的行为——无论是在角色中还是在采访中。他了解自己的局限性，并能控制自己的虚荣心。塞斯·罗根——一个代表整整一代人的城市神经质患者？

演员经常被问到，需要多久才能摆脱角色的影响。罗根面对这类问题只能微笑。“我在工作时感觉非常像我自己，”他说。因此，他不需要休息，也不需要从自我中分心。在片场他只是感到快乐。如果能像在他获奖的电视讽刺剧《工作室》（The Studio）——一部对好莱坞幕后恶意且极其真实的审视——中那样，不仅能担任主角之一，还能兼任导演、制片人和编剧，他会更加快乐。

在他最新的电影《邀请》（The Invite）中，他的幽默显得同样真实且成熟，该片介于性喜剧与婚姻争吵之间。在这里，两对不匹配的夫妇相遇，他们原本只想为良好的邻里关系干杯，随后却陷入了情色冲突和情感揭秘之中。最终，这变成了一场演技盛宴，除罗根外，还由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以及担任导演的奥利维亚·王尔德（Olivia Wilde）出演。

为什么塞斯·罗根显得如此自然，如此毫无保留地诚实，这或许可以从他的出身、私人生活和爱好中找到答案。他乐于公开谈论这些，仿佛他仍然是一个局外人，而非这座梦想工厂最重要的创作者之一。

罗根 44 年前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在一个深受犹太文化影响的家庭中长大。他的母亲和姐姐是社会工作者，他的父亲致力于公益组织。“在我来自的地方，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糟糕的词，”罗根说。由于资金紧张，他 16 岁就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他很早就意识到，搞笑可以成为一份职业，于是开始撰写笑话，在成人礼（Bar-Mizwas）和酒吧派对上作为单口喜剧演员演出，甚至写过剧本。通过电视他进入了电影界，被允许帮同事修改剧本，并为《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狮子王》（Der König der Löwen）等动画片配音。像丹尼·鲍伊尔（Danny Boyle）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这样的导演发现了他在戏剧方面的天赋。

有两个对他特别重要的人：他的创意伙伴埃文·戈德堡（Evan Goldberg），一个从小时候起就认识的朋友；以及劳伦·米勒（Lauren Miller），他结婚 15 年的妻子，同样也是一名喜剧演员。两人自觉决定不要孩子，以便专注于彼此的关系和工作。结果就是：罗根坦率地解释道，他们可以在周末一直赖在床上，赤身裸体地看电影，抽大麻。

谈到大麻：自2019年起，罗根与戈德堡共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的在线商店“Houseplant”，该店将其定位为吸食大麻和烟具配件的专家。为了放松，他不仅会卷一支大麻烟，还会坐在陶轮前制作花瓶、罐子或烟灰缸。他说，从事陶瓷艺术不仅让他感到踏实，还让他意识到，他最享受的是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别人要求他做的事情。马蒂亚斯·施密特。2015年，他与詹姆斯·弗兰科合作的政治讽刺片《采访》甚至引发了朝鲜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危机，以及针对索尼电影工作室的黑客攻击。在电影中，罗根饰演一名天真的电视主持人，受中央情报局（CIA）指派去暗杀独裁者金正恩。但塞斯·罗根也可以展现不同的一面。虽然他依然像以前那样喘息并发出极具感染力的笑声，但他的角色凭借其行为障碍和古怪之处，显得日益成熟且令人动容。此外还有他的坦率。他敢于说出他人不敢说的话。照片：TOBIS 电影：BFA.COM / SHUTTERSTOCK 6.8.2026 《星报》 99 ---

日志 ALINA MEISSNER-BEBROUT 在乌尔姆经营着一家名为“Bibraud”的餐厅，该餐厅自 2023 年起获得一颗米其林星。在这里，她与 Maurizio Oster 轮流介绍他们最顶级的食谱。鸡腿、虾仁和烤红椒西班牙大锅饭。更多食谱请访问 stern+ 网站 www.stern.de / sternrezept --- STERN-KÜCHE

向着阳光，向着煎锅！在马略卡岛，我们的厨师喜欢寻找完美的西班牙大锅饭，而回到家中，她找到了答案：它来自她的丈夫。餐厅厨房是我的领地，但在家里，我很乐意让丈夫掌勺。几乎没有哪个夏天，他不会至少做一次西班牙大锅饭。自从我们拥有了一个铸铁西班牙大锅（可以通过两个把手而非一个长柄来识别）以来，它就成了我们夏季厨房的固定组成部分。而当我们身在马略卡岛旅行时，每次寻找一份真正美味且正宗的西班牙大锅饭都是必经之举——令人惊讶的是，这往往并不容易。对我而言，一份好的西班牙大锅饭并不需要太多东西：多汁的鸡腿、芳香的虾仁、在烤架上烘烤的红椒、浓郁的高汤、藏红花、洋葱、少许大蒜和优质的橄榄油。真正的西班牙大锅饭取决于食材的质量，而非数量。同样重要的是合适的锅具尺寸。米饭应尽可能扁平地烹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金褐色的 Socarrat，即锅底那层焦香脆口的焦化米层。

• 将红椒在烤架上全方位烘烤，直到表皮变黑。放入碗中盖好使其出蒸汽。随后去皮并切成宽条。
• 剥虾壳。将虾肉冷藏。将虾壳放入西班牙大锅中，加入 2 汤匙橄榄油大火煎香。倒入禽类高汤，炖煮约 10 分钟。将高汤通过细筛过滤并保持温热。
• 将剥好的虾仁用 2 汤匙橄榄油、柠檬皮屑、欧芹和少许海盐腌制。
• 鸡腿撒盐和胡椒，在烤架上全方位大火煎至近熟。
• 洋葱切细丁，大蒜切末，两者在西班牙大锅中用剩余的橄榄油炒至透明。加入大米并短时间翻炒。
• 将藏红花在热高汤中溶解，然后将其倒入米饭中。
• 从现在起：不要再搅拌。让米饭缓慢吸收液体并均匀地烹煮。
• 约 10 分钟后，将鸡腿分布在米饭上。
• 在烹煮结束前不久，将腌制好的虾仁和烤红椒条铺在上面。虾仁仅靠上升的热量即可熟成，从而保持格外多汁。
• 米饭总烹煮时间：约 25 分钟。
• 最后再次短时间调高火力，以便在锅底和锅边形成金褐色、脆口的锅巴。
• 直接用锅盛出西班牙大锅饭，并用柠檬角装饰。

四人份 300 g 西班牙大锅饭米（Bomba 或 Albufera） 4 只去骨鸡腿 12 只大虾 2 个红椒 1 个大洋葱 2 瓣大蒜 约 1 l 浓郁禽类高汤 1 g 藏红花（或 2 大撮藏红花丝） 5 汤匙优质橄榄油 1 个有机柠檬的皮屑 3 汤匙细切欧芹 海盐 黑胡椒 用于装饰的柠檬角

FOTO: WOLFGANG SCHMIDT, STYLING: MARIA GROSSMANN, FINDESTYUNG: ROLAND GEISELMANN, PORTART: VERENA MÜLLER 6.8.2026 stern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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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罪人实际上是飓风赞助商吗？ 来自吕贝克的读者 Bernd Schwarze。非常感谢！

一抹量子慰藉

托马斯·格塞拉 (THOMAS GSELLA)

夏天而已！

国家规模的森林在燃烧，动物、树木、灌木和丛林， 而原因很容易说出：“夏天而已！以前也有过！” 轨道、道路、人们在融化，天空赤红，烟雾棕褐， 火焰在村庄中翻滚：“夏天而已！以前也有过！” 阴凉处 48 度，消防队束手无策： “夏天而已！” 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驴子而已。 以前也有过。

读者服务

天文学 我们动手制作一次日食

永恒之句

寻找车位 “又全满了！” “他是要下车还是上车？” “前面有个空位！” “啊，不对，那儿有个树。” “我再绕着这个‘布丁’开一圈……” 来自读者 埃尔克·门德 (Elke Mende)，来自杜因根 (Duingen)。非常感谢！

13% 的诗人通过写诗来保持健康 来自读者 斯特凡·考夫霍尔德 (Stephan Kaufhold)，来自海尔巴德-海利根施塔特 (Heilbad Heiligenstadt)。非常感谢！

有想法？有建议？有批评？请写信给我们：humor@stern.de

102 《星报》 6.8.2026 漫画：多尔特·兰德舒尔茨 (DORTHE LANDSCHULZ) / STERN：照片：马克西米利安·拉米 (MAXIMILIEN LAMY)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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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字谜

横向

2 非常智人时代，关于那个智人如何苦思其名称，他的树干年轮薄片…… 5 一个完全混乱的词，用于指代违反秩序者和热爱革命的人 10 小伙子，小伙子：不再仅仅作为男孩，这样一个缩短的短小之辈，对吧？ 14 若是 Quercus（夏栎），在所有拉丁语闪耀的力量与强度中如此稳固，确实如此！ 17 泰坦尼克号恐慌：在某种情况下，救生艇必须迅速准备就绪——恰恰在此时！ 19 这种烛光简直是在邀请人们在黑暗中窃窃私语 21 令人尖叫，因为在时尚上他总是最后一名（法语） 22 在马扎尔-贾德 (Mazar-e-Quaid) 向打喷嚏的邻居祝愿“某事”的人，作为巴基斯坦游客在哪个城市感到押韵且亲切？ 23 获得诺贝尔奖，帕穆克最受欢迎！（名） 24 完全正常的正式形式，还没有情感上的自我投入，或是基于官方职权 27 在罗马虔诚的兄弟中的那个兄弟，首先被考虑到的，没错吧？ 28 光明与空气赋予力量——而且不要忘记，字面上几乎完全…… 29 日本著名的珍珠，作为 gawa 流入东京湾，最后以 gotchl 结尾！ 30 在最矩形的乐器上演奏的 Diddleydaddelte 摇滚与蓝调（名） 31 如此流畅喷涌的液化辅助剂，在酒吧里最可能最快获得（对资产负债表最有帮助的词） 37 比骗子和俚语使用者更具高卢风格的乞丐语言，没有任何局外人能听懂 38 天知道祈祷者有多少次向谁祈祷，或者：迟到者只能跟着理查德一起祈祷 39 撤退的歌德：我最喜欢待在诗歌的某处，在月桂林中！ 40 肮脏的想法，用某种令人发指的方式来处理 41 比萨的任何塔楼建设都做不到 / 像这个这样笔直：即它自己！ 42 作为所有者的女孩，出现在旧式户籍登记处的成分表…… 43 当国王等同于国家时，“这被公正地判定为零机会”（法语） 45 无论如何，智能技术能创造出什么（包含） 47 镍币越多，眼镜越亮，那个喊着“给和平一个机会！”的人就越有洞察力 49 其中的划痕在这里被视为巨大的损失，只有在英国人抱怨的地方，它才仅仅是缺失 51 帝国时代的班加罗尔，成为了南印度的硅谷和卡纳塔克邦的骄傲 54 玩笑，快出来：叶子浸出液，书面时间不够长，但作为拉丁语者你觉得味道不错——嗯？ 55 诺森普顿郡一个位于艾斯河 (river Ise) 畔的村庄，拥有自己的准男爵衔——在地区公羊比赛中脱颖而出？！ 57 像 Hopplahopper 一样抱怨，恰好地描述了缓慢之道的发明者 58 施蒂里亚式的嘲讽：如果他抓住你，说明你在斗牛时不够快 (rápido)！（西班牙语） 60 现代包裹的看法，就像决定复活节日期的辅助数字自新月以来被称为…… 61 掉叶子时随意的颤抖

纵向 1 极其精巧，而且显然是过度聪明地设计 3 在梵语中快速地被称为马，在萨伏依的 Arc 中最终被存档，而在档案管理员的虚无中，两者都适用？！ 4 通俗地流行：更喜欢在其中使用随意的低地德语，城市充满了都市时髦感！ 5 最时髦的体育锻炼命名，用于技能提升和高强度体能训练，在身体改造中... (国际) 6 在她那充满炉火般炽热欲望的微光举止中 7 作为英国文章无可匹敌，只有经过法国式强调的烘焙才可口 8 也可以这样密集地死记硬背——关键是要进入短期记忆！ 9 对于天生的人来说，在法语形容词意义上已经是这样了，不是吗？ 10 在最短的维度上仍然很小，曾经是一个千升 11 为了节税，建议所有继承企业的人，应该效法好的榜样 12 一个接地气的经济地点词，那里人们仍在勇敢地耕作与劳作 13 几乎相同且如此相似——所有者也是... 15 这种人在地道的北德语中是笨拙的，现在看来是迟缓的 16 英语里的 Giga-Puppe？在这里是超级无敌酷且极棒的！ 18 若是这种心境，能将雪化为火，西班牙谚语云 20 曾带着南极式的礼貌，在回程中悲剧性地败给了阿蒙森 22 他不在乎给我们什么，只要是书面的就行，但曾经很致命，就像他必须连续几天大声哀号 25 想成为足球运动员要早练习：像罐头一样，就这样！（西语） 26 那个手柄风格，耐火的，其中按照容器地产生了奶酪火锅焦壳 30 柏林煎饼在法语中被翻译成什么——绕道走腿桥？！ 32 “飞行的袋鼠”，作为一家自豪的航空公司飞往 7 大洲（缩写） 33 伏尔泰认为，偶然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没有“那个玩意儿”的情况下存在！ 34 符合时代地对于嬉皮士，作为那黄昏时分的宝瓶座必然要求 35 对于凯撒来说，莱茵河左岸半文明的有用日耳曼人，来自学徒强化课程？！ 36 路易十四世的巴洛克园丁，对于保皇党来说：那个不稳定的人，没错！ 39 凯撒的门徒之妹，整个家族完全属格化，看！ 40 与詹姆斯·迪恩相比，在这一部最终电影（英语）中也是如此 44 开启可能性，暗示根本性的疑问 46 纵向地带着可奇迹穿行的鞋底，直到遇到那样一个该死的障碍！ 48 气体，有帮助的那种，节省电力，显而易见！ 50 天哪，Käpfen 在贪婪地索求时呻吟道 52 汉堡奥运会投票的结果是什么，之后？ 53 许多带冠词的法语案例，最终是些琐碎之事... 56 二级毕业阶段，这样大学课题就结束了？！ 59 酒精：根据萧的话，是用来忍受生活之“玩意儿”的麻醉剂... 关键

上期答案 / 交叉字谜 1988

横向： 2 2x SCHWANKUNGEN（波动） 13 sie / eine SCHIENE（轨道） 14 NOOR，见于 Ki-noor-bitalen 15 RECK（单杠） 16 CHITIN（几丁质） 17 Fipo ASMUSSEN 18 HEL 19 SONST（否则） + umSONST（免费） 21 T.T. = Toni Turek 22 Piccolo / Polly SEKT（起泡酒） 24 EIDGENOSSE（联邦成员），字母异位词 D-o-s-e-n-S-i-e-g-e 27 EPPAN a.d. Weinstraße 29 U.N. + UN- 30 CRÉTIN（白痴），字母异位词 R-e-n-T-i-c 32 AETIO- 34 VERZWEIFLUNGS-SCHREI（绝望的呐喊） 37 2x RE 38 IDEO-gramm（表意文字） 39 EGCKST 40 PR 41 int. INTERLACE（隔行扫描），字母异位词 C-e-r-a-n-T-e-i-l 43 NA-CL 44 AST（树枝） 45 “SCATman” John 46 2x EK，见于 Abg-e-k-ürzten 47 KLONUNG（克隆） 50 CHIRON 51 ACER 52 EINER，见于 W-ener-lichkeit 54 “HELI” 55 DACHGAERTEN（屋顶花园） 56 2x AGA 57 CHET Baker 60 西语 ESTE，见于 Nächstb-este 的结尾

纵向： 1 KUNSTSTUECKCHEN（小巧的艺术品） 2 SCHENREICHE 3 a CHILD，见于 S-child-bürgersteich 4 SommerHIT（夏季热门），见于 Über-hit-ztheit 5 3x WEISE 6 ANNONCIEREND（刊登广告的），字母异位词 A-n-n-o-n-e-n-C-i-d-e-r 7 “NE” 8 NOM de guerre / plume（笔名 / 化名） 9 法语 GOÜT + HautGOUT 10 ERSTE（第一），见于 Schw-erste 的结尾 11 英语 BENEATH 12 AKUT（急性的），见于 J-akut-ien 13 SCHEUER / -lappen（擦洗布） + A. SCHEUER 15 2x RESPECT 17 KellerASSEL（地窖鼠妇） 20 NORFOLK 23 “KNIRPS” + KNIRPS 25 GEWITTRIG（雷雨的） 26 2x EINGELEGT（腌制的） 28 PASSAUER，字母异位词 S-a-u-s-e-R-a-p 31 NGO 33 2x OERTER 35 EDE，见于 Wortschm-ede 36 Hinter- / SINN（深意 / 意义） 42 2x NAILA 44 AGNES，回文 S-e-n-g-a 45 SCHI 48 2x ORA，见于 sign-ora 的结尾 49 int. NITE，字母异位词 T-i-n-e 51 ACH und Krach 53 ENTscheidung（决定） 56 AC Milan 57 “EX”

6.8.2026 stern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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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数独 (QUERDOKU)

与数独一样，数字 1 到 9 在每列和每行中只能出现一次。但这里没有 3x3 方格，而是较小的分区，每个分区都给出了一个结果和一种运算方式。填入的数字必须通过相应的运算方式得出给定的结果。在同一个分区内，只要不在同一行或同一列，数字可以多次出现。

查尔斯·布劳尔 (Charles Brauer)

从1986年到2001年，他与曼弗雷德·克鲁格（Manfred Krug）搭档，在汉堡版的《犯罪现场》（Tatort）中饰演警探彼得·布罗克默勒（Peter Brockmöller）。布劳尔先生，您曾在剧院与古斯塔夫·格林登格斯（Gustaf Gründgens）、乔治·塔博里（George Tabori）或克劳斯·佩曼（Claus Peymann）合作。尽管如此，在许多人心中，您始终是传奇汉堡版《犯罪现场》中的“布罗基”。至今仍被提及这个角色，您会感到痛苦吗？ 完全不会。我对那15年的“斯托弗与布罗克默勒”记忆非常美好——因为正是那时，我与曼弗雷德·克鲁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时我们两人都已经相当年长了，在人生那个阶段还能找到真正的挚友是很罕见的。曼弗雷德·克鲁格在近十年前去世了。您偶尔会想起他吗？ 甚至非常频繁。有时我真的很想给曼弗雷德打个电话，和他聊聊这个那个。您现在还看《犯罪现场》吗？ 以前我会看老同事们的戏，比如慕尼黑的或者科隆的。但现在的《犯罪现场》对我来说太泛滥了。这种对成功的过度榨取我无法接受。没人能告诉我，现在的优秀编剧比当年多得多——为了适配这么多侦查小组。如果您在换台时偶然看到自己以前的旧侦探剧，您会停下来看吗？ 我妻子和我最近确实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看着屏幕说：这是什么故事？简直太糟糕了！您会有兴趣再次站在摄像机前吗？ 如果有人邀请我，且剧本合适？是的，当然，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但时代变了：预算更少，拍摄天数更少。我听说有些演员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很高的点击量。那已经不再是我的世界了。而且：现在谁还想要我这样一个老家伙？您今年91岁了。您曾经的许多同行已经不在人世。 这就是我这个年纪令人不快的地方：朋友们一个个离世。这总是令人心痛。您会思考自身的有限性（死亡）吗？ 在我的年纪，每天都会想到。我很感激我曾经拥有且现在依然拥有的运气。也许是基因的作用，毕竟我的母亲活到了101岁。也许我在生活中也做对了一些事情。例如？ 在抽烟喝酒方面，我从未如此放纵。我对饮食一直很挑剔，必须得健康。而且在伴侣和孩子方面，我非常幸运。关系很重要。但这真的不应该是建议。您现在如何度过每一天？ 我仍然举办朗诵会，比如朗诵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或曼弗雷德·克鲁格的文学作品。每年12月的圣诞故事巡演也给我带来很大乐趣。您还像以前在《犯罪现场》中那样唱歌吗？ 您问这个很有趣：今年7月在维滕贝格的易北河地区艺术节上，我确实与许多其他人一起，在巴贝尔斯堡电影管弦乐团的伴奏下登台表演了。而且唱了歌。不过我更喜欢听室内乐和爵士乐：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或艾拉·费兹洁拉（Ella Fitzgerald）。

✕ 采访：托比亚斯·施密茨 (Tobias Schmitz) 106 《星报》 6.8.2026 照片：CHRISTIAN AEBERHARD / STERN: IMAGO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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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尔，1935年出生于柏林，1946年首次在电影《在柏林的某个地方》（Irgendwo in Berlin）中饰演演员。八年后，古斯塔夫·格林登格斯将他带到了汉堡的德国剧院（Deutsches Schauspielhaus）——开启了漫长的剧院生涯。他最著名的电视角色是北德广播电台（NDR）版《犯罪现场》中的首席警探彼得·“布罗基”·布罗克默勒，为此他与曼弗雷德·克鲁格在镜头前合作了15年（见图）。如今，布劳尔从事有声书录制，例如约翰·格里舍姆（John Grisham）的作品。他有三个孩子，目前处于第三段婚姻中。

可以是一个舞台。也可以是一个巢穴。想要一座梦想之屋，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梦想。因此有了《房屋》(HÄUSER) 杂志——提供平面图、建筑师肖像以及全球最顶尖的房屋作为灵感。每两个月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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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n

SYLT

GANZ ANDERS

Abseits von Schickeria und Promis: eine Insel voller Überraschungen Plus: Die besten Empfehlungen für Deutschlands beliebtestes Urlaubsziel

HÄLT MERZ DURCH?

Der Kanzler ist am Kipppunkt – und ausgerechnet jetzt im Urlaub

„IRREPARABLER

VERTRAUENSVERLUST“

DFB-Geschäftsführer Andreas Rettig über Gianni Infantinos Fifa-Machenschaften

EPSTEINS ERBIN

Der Sexverbrecher hinterließ sein Millionenvermögen einer Zahnärztin. Wer ist die Fr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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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FOR THE CROWN

ROLEX UNTERSTÜTZT DEN SEGELSPORT SEIT 1958

DIE YACHT-MASTE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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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Gregor Peter Schmitz, Chefredakteur

Liebe Leserin, lieber Leser,

ein Bild sagt mehr als tausend Worte, das wissen wir. Sagt es aber auch mehr als Tausende politische Initiativen? Die Debatte um die Bilder, die uns aus Ceuta erreicht haben, legt diesen Schluss zumindest nahe. Darauf schwimmen sehr viele Menschen von Marokko durch das Mittelmeer gen spanische Enklavenstadt, und die Fotos wurden zumeist gedeutet als Aufnahmen eines Ansturms: auf Europa, das regelrecht invadiert werde.

Da müsse doch was geschehen, hieß es aufgewühlt. Es müssten Mauern hochgezogen, Menschen abgeschreckt, „Pull-Faktoren“ beseitigt werden. Kurzum: Es müsse abgeschottet werden. Wer das jetzt noch nicht begriffen habe, öffne doch den Populisten nur neue Einfallstore. Denn für deren Popularität wirkten solche Bilder wie Branderhitzer.

Nur wer genauer hinschaut (abgesehen von dem Umstand, dass die meisten rasch wieder nach Ma-

rokko zurückgekehrt sind), erkennt: Derlei Abschottung ist längst die Norm in Europa. Der Diskurs über Migration hat im vergangenen Jahrzehnt einen scharfen Rechtsruck vollzogen. Großbritannien schottet sich ab, klar, Italien ebenfalls, selbst das kleine und früher so offene Dänemark. Deutschlands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ist mächtig stolz auf seine Migrationswende. Gerade erst ha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ein neues Asylabkommen auf den Weg gebracht. Hätte es also des ebenso

aufgeregten wie vorwurfsvollen Briefes noch bedurft, den 22 EU-Regierungschefs umgehend an Spanien schrieben, Kanzler Merz unterzeichnete ebenso wie Italiens Rechtsaußen Georgia Meloni?

Der Diskurs über Migration hat im vergangenen Jahrzehnt einen scharfen Rechtsruck vollzogen

Die Causa Ceuta wirft zwei Fragen auf, schon mit Blick auf die aktuellen AfD-Umfragewerte in Deutschland. Ist Migration wirklich der einzige Grund für den Aufstieg der Rechtsparteien quer durch Europa? Ist, anders gefragt, eine härtere Migrationspolitik wirklich das wirksamste Instrument dagegen, dass sie noch stärker werden? Oder löst sie nur einen Überbietungswettbewerb des „Immer noch mehr“ aus, den die „Altparteien“ nicht gewinnen können?

Und zweite Frage: Ängste in der Flüchtlingsdebatte ernster zu nehmen, das ist vielleicht die wichtigste Lehre der vergangenen Jahre. Doch wie gelingt es, darüber nicht zu vergessen, dass Migration überlebensnotwendig für diesen alternden Kontinent (und insbesondere für Deutschland) bleiben wird? Sind Debatten über vermeintliche Invasionen dabei hilfreich?

Ich dachte, dass mir zu Friedrich Merz und seinen aktuellen Schwierigkeiten nichts mehr einfallen werde. Zu viel hatte ich gelesen, über Missmanagement, Organisationsversagen und des Kanzlers Malaise. Manche scheinen ihm sogar persönlich übel zu nehmen, dass er sich mit einem Lächeln in den Urlaub verabschiedet hat. Doch am Montagnachmittag saß ich mit einer klugen Kollegin zusammen, sie teilte einen spannenden Gedanken mit mir: Liege Merz’ wahres Problem nicht darin, dass er einer der ersten Nachkriegskanzler ohne echte geschichtliche Verankerung sei?

Wer nachdenkt, dem fällt ein Muster auf: Helmut Schmidt hatte die Kriegserfahrung, Helmut Kohl zwar die Gnade der späten Geburt, aber genug Erinnerung, um an Europa (und die Wiedervereinigung) zu glauben. Gerhard Schröder brachte eine sehr westdeutsche Nachkriegsaufsteigergeschichte mit. Angela Merkel wiederum war die Ostdeutsche, die alle Westdeutschen auf dem Weg ins Kanzleramt ausschaltete. Olaf Scholz fehlte ein vergleichbarer historischer Unterbau, bei ihm wirkte es bemüht, wenn er von der Zeitenwende sprach. Und Merz? Ist 70, bringt also jede Menge Geschichte mit. Aber was ist seine Erzählung (abgesehen vom unbedingten Willen, Bundeskanzler zu werden), und wie ist sie verwoben mit der Geschichte unseres Landes? Ist der Mangel einer solchen Geschichte vielleicht sein wahres „Überzeugungs“-Problem, neben vielem anderen? (Seite 16, 18 und 88)

Herzlich Ihr

6.8.2026 ster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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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ALT Nr. 32 vom 6. August 2026

TITELGESCHICHTE

Das andere Sylt

Nur für Reiche und Schöne? Von wegen! Abseits der Klischees zeigt sich Deutschlands beliebteste Nordseeinsel überraschend vielseitig 26 Gute und erschwingliche Adressen, an denen Sie Sylt erkunden können 36

Die Bilder der Woche 8 Fragen und Antworten 14

POLITIK/WIRTSCHAFT

Kolumne Nico Fried über Fast-Minister Fritz Güntzler und die Vorzüge selbstreflexiven Wankelmuts 16

» Allein gegen die CDU

Wie Kanzler Friedrich Merz um seine Autorität in der eigenen Partei kämpfen muss 18

Allein für die SPD

Manuela Schwesig will Mecklenburg-Vorpommern gegen die extreme Rechte verteidigen 22

AUSLAND

» Epsteins „Favoritin“

Bis zu seinem Suizid führte Karyna Shuliak eine Beziehung mit dem Sexualstraftäter. Jetzt könnte sie sein Vermögen erben 38

KI contra Knoblauch

Im kalifornischen Gilroy wehren sich die Einwohner gegen den Bau eines Rechenzentrums – und den Identitätsverlust ihrer Heimat 44

4 stern 6.8.2026

Kanzler unter Druck

Auch Friedrich Merz darf im Urlaub durchatmen. Danach muss er umso härter um sein Amt kämpfen Seite 18

Der Staat als Dealer

Mit Captagon finanzierten die Assads ihr Regime. Syriens neue Regierung will den Tablettenhandel eindämmen Seite 60

Muss infantino weg?

DFB-Geschäftsführer Andreas Rettig zahlt den Fifa-Chef nach dessen gescheiterten Investorenplänen an Seite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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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hütetes Geheimnis

Der Mythos Sylt wird maßgeblich von denen geprägt, die hier feiern und prassen. Die Insel am Laufen halten andere – etwa Wanderschaferin Uta Wree. Seite 26

In der Schwebe

Engla Louise hungert seit über 30 Jahren. Manche Ärzte sind kurz davor, die frühere Ballerina aufzugeben. Seite 50

GESELLSCHAFT

Abschied vom Berufsleben

Die Mutter unserer Autorin geht nach 48 Jahren in Rente. Was kommt danach? 70

Kolumne Micky Beisenherz: Der Schniedergang 88

Christina Block in Bedrängnis

Ein geheimer Brief steht stellvertretend für die vielen Volten und Wirrungen in diesem Prozess 90

WISSEN/GESUNDHEIT

Anorexie

Die Schwedin Engla Louise hungert sich tot, obwohl sie leben will. Eine Fotografin dokumentiert ihre Geschichte 50

Die Diagnose

Ein fit wirkender Mann kollabiert kurz beim Sport. Schnell wird klar: Er schwebt in großer Gefahr 58

KULTUR

Frida Kahlo

Viel zu lange stand sie unter Kitsch- und Kultverdacht. Jetzt arbeitet eine gigantische Schau die Wirkmacht der mexikanischen Künstlerin auf 80

FOTOGRAFIE

Jagd auf Captagon

Die Assads hatten Syrien zu einem Drogenstaat gemacht. Kommt die neue Regierung dagegen an? 60

SPORT

»Gianni Infantino

DFB-Geschäftsführer Andreas Rettig redet Klartext zu den Machenschaften des Fifa-Chefs 76

JOURNAL

Theater Rückkehr eines Giganten: warum der Schauspieler Manfred Zapatka weiterspielt 94

Film Seth Rogen wurde berühmt mit schnellen Kifferkomödien. Doch er kann längst mehr 98

Genuss Zur Sonne, zur Pfanne: Paella 100

Was macht eigentlich?

Schauspieler Charles Brauer, einst an der Seite von Manfred Krug im Hamburger „Tatort“ 106

Rubriken Echo (S. 6); Impressum (S. 92);

Ein Quantum Trost (S. 102); Kreuzweise, Rätsel (S. 103)

Auf dem Titel angekündigte Themen sind mit einem » gekennzei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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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026 ster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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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Amüsiert hat mich die literarische Vorliebe Boris Beckers für Senecas „Von der Kürze des Lebens“ – gewiss im lateinischen Original. Fred Maurer, Mannheim

Altbekannte Muster

Neben all der Erfahrung, die aus dem Interview mit Theo Waigel spricht, ertappt man ihn auch dabei, wie er ins altbekannte Muster verfällt: sich selbst nur schwer Fehler eingestehen und dabei gleichzeitig auf den politischen Gegner deuten. Denn ist es nicht auch gerne die CSU selbst, die sich dem Subventionsabbau beharrlich verweigert, wenn es um bestimmte Wählergruppen geht? David Ettl, Laaber

stern Nr. 31/2026, „Himmlische Zeichen“, Fotodokumentation über Vögel und ihre Flugmanöver

Fantasie und Freude

Was für überaus ästhetische Fotos, die die Fantasie anregen und einfach nur Freude machen. Das Bild der Mauersegler ist so schön, ich würde es mir sofort an die Wand hängen.

Elke Leuschner, Hamburg

stern Nr. 31/2026, „Mitten ins Herz“, der Anschlag auf den Berliner CSD; außerdem Editorial

Kritisch kontrollieren

Möglich, dass es für die AfD bei islamistischem Terror Opfer erster und zweiter Klasse gibt, erschreckend aber, dass uns auch bei diesem Anschlag nichts Klügeres einfällt, als erst mal auf die AfD loszugehen. Dies tut weder der Aufarbeitung noch der Verhinderung derartiger Anschläge gut und gilt auch für die Medien bei der kritisch kontrollierenden Begleitung der Aufarbeitung.

Dietmar Sobottka, Chemnitz

Nicht mal ein Prozess

Zu viele offene Fragen, die mit dem Attentäter verstorben sind. Und als gerechte Strafe sehe ich seinen Tod auch nicht. Er ist mit Adrenalin im Körper gestorben, während Familien trauern oder Verletzte noch einen langen Genesungsweg vor sich haben. Und nicht mal ein Prozess wird ihnen nun einen Hauch Gerechtigkeit wiedergeben.

Isabell Jakob, via Instagram

stern Nr. 31/2026, „Es ist ein Riesenproblem, dass die SPD in der Krise steckt“, Interview mit dem ehemaligen Bundesfinanzminister Theo Waigel (CSU); außerdem Editorial

Abseits der Parteiräson

Theo Waigel war mir schon immer sympathisch, weil er auch Ideen abseits der üblichen Parteiräson zulässt. Sein Verweis auf Artikel 18 des Grundgesetzes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AfD ist genial. Grundrechte einschränken ist immer ein zweischneidiges Schwert, aber dass ein Bürger sie auch verwirken kann, war mir in dieser Deutlichkeit noch nicht bewusst. Das „Dutzend“ Mandatsträger sollte man doch finden können und damit ein Zeichen setzen.

Peter Langner, Diedorf

Gemeinsam konstruktiv

Was soll das, Herr Waigel? Anstatt die Polarisierung zwischen SPD und Union zu befeuern, sollten Sie aufgrund Ihres riesigen Erfahrungsschatzes versuchen, die kleingestige Denkweise eines Friedrich Merz und die bornierte Denkweise eines Herrn Söder unter einen Hut zu bekommen, damit gemeinsame konstruktive 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werden können. Den Rest erledigen Merz und Klingbeil wie immer schon alleine.

Bernd Schaumkessel, via Instagram

Klientelpolitik

Waigel und Kohl haben mit der Abschaffung der Vermögenssteuer seit 1997 Klientelpolitik vom Übelsten betriebe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hat nur die Art der Erhebung bemängelt, nicht die Vermögenssteuer als solche. Da

wäre der Finanzminister gefordert, die Steuer rechtskonform aufzustellen. Aber so wurden die „Parteispezin“ um Milliarden entlastet. Ziel erreicht. Also bitte nicht das Wort „Anstand“ im Zusammenhang mit Theo Waigel verwenden.

Guido Pflug, Dortmund

Nährboden der Ungerechtigkeiten

Theo Waigel verkennt, dass die Steuer- und Abgabenbelastung der Mittelverdiener heute zu hoch ist, nicht die der Bestverdiener. Der Spitzensteuersatz von einst 53 Prozent führte zu mehr sozialer Gerechtigkeit, zumal es in Waigels Amtszeit keine Abgeltungssteuer gab, die Bezieher leistungsloser Einkommen mit einem ermäßigten Steuersatz von 25 Prozent unangemessen privilegiert. So tragen Menschen mit sehr hohem Einkommen bezogen auf ihren Durchschnittssteuersatz verdammt wenig zur Finanzierung des Gemeinwesens bei. Die Vermögenssteuer und eine ertragreichere Erbschaftsteuer sind dringend erforderlich, damit die Staatsverschuldung gesenkt werden kann. Vor allem in Ostdeutschland, wo die AfD besonders stark ist, hat der Nährboden dieser Ungerechtigkeiten hässliche Blüten getrieben.

Andreas Meißner, Tutzing

Richtige Position

Endlich ein Politiker, der die Wahrheit zutreffend benennt und unseren demokratisch gewählten Bundeskanzler in die richtige Position bringt.

Reiner Radler, Geretsried

Ihre Meinung interessiert uns!

In sozialen Medien: facebook.com/stern Per E-Mail: briefe@stern.de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vor, Leserbriefe zu kürzen und auch digital zu veröffentlichen. Bitte geben Sie Namen, Wohnort und für Rückfragen nach Möglichkeit eine Telefonnummer an.

6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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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BILDER DER WO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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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OKKO

Vor der Welle

Dort drüben am Ende der Bucht ist Ceuta, ist Spanien. Dorthin wollen sie. Und dorthin werden sich diese mehreren Tausend Menschen, die hier in Fnideq stehen, aufmachen. Der Massenansturm von Marokkanern und Migranten aus anderen afrikanischen Staaten auf die spanische Exklave Ceuta vergangene Woche schockierte Europa. Bis zu 60.000 Menschen umschwammen Wellenbrecher, kletterten über Grenzzäune. In Ceuta fanden sie allerdings nur verrammelte Läden vor, kein Essen, kaum Wasser, die meisten kehrten rasch zurück. Was sie angetrieben hatte? Wohl Falschmeldungen in sozialen Medien, auch von Schleusern gestreut.

6.8.2025 ster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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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Schwergewicht

Mit Brückentechnologie kennt sich Hamburg aus. Schließlich soll es in der Hansestadt mehr dieser Bauwerke geben als in Venedig und Amsterdam zusammen. Die neuste Attraktion ist 3700 Tonnen schwer und ersetzt die alte Sternbrücke im Bezirk Altona. Hier macht sich der Trumm gerade auf seine kurze, aber komplizierte Reise – vom Bauplatz, rechts, zu seinem nur etwa 500 Meter weit entfernten Verwendungsort. An der engsten Stelle liegen ganze 40 Zentimeter zwischen dem neuen Stahlbauwerk und Gebäuden. Alles geht gut. Ab September sollen täglich etwa 1000 Züge und S-Bahnen über die neue Brücke fahren.

6.8.2016 ster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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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OLIVER HOSLET/EPA

BELGIEN

Frisch aus dem Hahn

Das Prinzip Donald Trump mit anderen Mitteln: Wer am meisten kräht, gewinnt. In Berloz westlich von Lüttich gehen Preisrichter beim Hähne-Wettkrähen ihrem Amt nach: Die Gockel, die in Boxen vor ihnen stehen, sollen Laut geben – innerhalb einer Stunde möglichst oft. Das Imponier- und Revierverhalten der Tiere wird protokolliert, um den Sieger zu küren. Solche Wettbewerbe sind in Belgien populär, seit Hahnenkämpfe dort 1924 verboten wurden. Die ganze Gegend ist mit dem Tier verbunden: So zeigt das Wappen der Region Wallonien einen roten Hahn – als Symbol für Wachsamkeit und Stärke. Und vielleicht auch für Wohlklang.

6.8.2026 ster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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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EN UND ANTWORTEN

Renten-Rebellen aus dem Osten: Mario Voigt, Sven Schulze und Michael Kretschmer (v.l.) stellen sich gegen die Pläne der Koalition

LAUTE KRITIK

Scheitert die Rentenreform?

Drei wichtige CDU-Politiker stellen sich gegen den von Experten erarbeiteten Reformplan für die gesetzliche Rente: Michael Kretschmer, Sven Schulze und Mario Voigt. Di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in Sachsen, Sachsen-Anhalt und Thüringen verteidigen mit vereinten Kräften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Wer 45 Jahre eingezahlt hat, hat genug eingezahlt.“ Diesen Grundsatz gebe man nicht auf, heißt es in einem Papier.

Dann könne man es auch gleich lassen, mahnt der 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Die Abschaffung der „Rente mit 63“ sei „ein zentrales und finanziell das wichtigste Element der geplanten Rentenreform“, so Marcel Fratzscher. „Ohne dieses Element ist die Rentenreform tot.“

Ist das so? In der Tat hatte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und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SPD) die 33 Reformempfehlungen Ende Juni als „Gesamtkunstwerk“ bezeichnet, das nicht aufgeschnürt werden dürfe. Das Ergebnis der Kommission, mit einigen Wissenschaftlern und je einem Bundestagsabgeordneten von CDU, CSU und SPD besetzt, sieht unter anderem eine

Sie wollen mehr wissen? Schreiben Sie eine E-Mail an fragen@stern.de

Kopplung des Rentenalters an die Lebenserwartung vor, eine kapitalgedeckte Zusatzrente – und die Abschaffung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mit 63“.

Der Zeitpunkt für die Forderung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 dürfte mit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zusammenhängen, bei der die AfD in Umfragen vorn liegt. Auch die SPD wurde durch die Forderung aus den Reihen der CDU aufgeschnürt: Sie verstehe den Gedanken, sagte Bas, dass Menschen, die früh zu arbeiten angefangen haben, auch die Möglichkeit bräuchten, auszusteigen. Das habe die SPD immer vertreten.

Die Koalition hat also einiges zu diskutieren, es dürfte zu der ein oder anderen Änderung am Expertenvorschlag kommen. CSU-Chef Markus Söder hat bereits gefordert, die Minijobs zu erhalten. Im Bundestag kommt es nun auf die Überzeugungskraft der drei Abgeordneten an, die in der Kommission saßen. Im Bundesrat kämen die drei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zumindest derzeit nicht auf genügend Stimmen, um die Reform aufzuhalten – selbst wenn die drei SPD-Länder Mecklenburg-Vorpommern, Saarland und Brandenburg an ihrer Seite stehen.

Lisa Becke, Redakteurin im Hauptstadtbüro

14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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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TERSCHÄDEN

Was kostet die Hitze Deutschland?

Wieder ist eine Hitzewelle mit Temperaturen bis zu 40 Grad über Deutschland hinweggezogen und hat für volle Freibäder gesorgt, für lange Schlangen an den Eisdielen – und dafür, dass Industrie, Handel und Gewerbe ausgebremst wurden. Ein Tag über 30 Grad koste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rund 431 Millionen Euro. Das rechnet eine Studie der Prognos AG im Auftrag des Arbeitsministeriums nach.

Zwar arbeiten die meisten Menschen auch an heißen Tagen, sind dabei aber weniger effizient: Sie können sich schlechter konzentrieren, kommen langsamer voran und werden schneller müde. Besonders betroffen sind Berufe, die körperlich schwer arbeiten und im Freien sind, etwa Bauarbeiter oder Landwirte. Solche Hitzetage dürften wegen des Klimawandels in Zukunft häufiger werden. Gab es in den 1980er-Jahren noch durchschnittlich 4,4 Tage

über 30 Grad im Jahr, waren es zuletzt schon mehr als zehn. In diesem Jahr rechnen Experten vor allem im Süden Deutschlands mit mehr als zwölf bis 13 Hitzetagen. Langfristige gesundheitliche Folgen und Extremjahre dürften zusätzliche Kosten verursachen. Die Flutkatastrophe im Ahrtal sorgte 2021 für Schäden in Höhe von 40,5 Milliarden Euro. Experten rechnen damit, dass auch in Deutschland solche Extremwetter häufiger werden. Diese Folgen der Klimakrise werden bis 2050 auf insgesamt etwa 470 Milliarden Euro beziffert.

Ähnliches ist für unsere europäischen Nachbarn zu erwarten: Die Waldbrände, die in Frankreich und Spanien wüteten, haben ebenfalls langfristige wirtschaftliche Folgen – etwa, weil Unternehmen evakuiert oder Ernten vernichtet werden mussten. Und für den Tourismus: weil womöglich in Zukunft Urlauber wegbleiben könnten.

Kilian Schroeder, Wirtschaftsvolontär

ERNÄHRUNG

Retten Bio-Eier das Klima?

Viele Menschen glauben, dass sie mit Bio-Produkten das Klima schonen. Ein britisches Forscherteam hat nun aber am Beispiel von Bio-Eiern gezeigt, dass es den Öko-Faktor in der Klimabilanz so gar nicht gibt. Für die aktuelle Studie, die im Fachblatt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erschienen ist, haben die Wissenschaftler Bio-Eier und konventionelle verglichen.

Die Produktion der Öko-Erzeugnisse verursacht demnach doppelt so viele Treibhausgasemissionen. Der Grund: Die Sterblichkeit bei Bio-Freilandhühnern ist deutlich höher. Öko-Bauern müssen mehr Nutztiere halten, um den gleichen Output zu generieren. Überdies werden die Böden durch die Ausscheidungen der frei laufenden Tiere lokal überdüngt und Gewässer versauert, Eutrophierung heißt das.

Bio? Sieht man dem Ei nicht an

Die Studienautoren verweisen aber auch darauf, dass ihre Untersuchung nur einen Bruchteil dessen abbildet, was Öko eigentlich bedeutet. Immerhin gelten Bio-Produkte als tierfreundliche, gemeinwohlorientierte und umweltfreundliche Alternative. In der ökologischen Landwirtschaft verzichten Landwirte auf Pestizide sowie chemische Düngemittel und setzen dafür auf Mischkulturen. Das schont Böden und Grundwasser.

Ob Sie jetzt aus Klimaschutzgründen auf Bio-Eier verzichten oder wegen des Tierwohls weiter zugreifen, beides sind nachvollziehbare Gründe. Wer aber wirklich klimafreundlich leben möchte, sollte insgesamt auf eine pflanzenbasierte Ernährung achten.

Christine Leitner, Redakteurin Aktuelles

UMFRAGE DER WOCHE

Hätte die Union mehr Zustimmung mit einem anderen Kanzler?

„Ja“, sagten von den Anhängern der

Der Bundeskanzler kommt nicht aus dem Umfragetief. Auch die angekündigten Reformen und die Personalwechsel helfen der Union und Friedrich Merz offenbar nicht. 43 Prozent der Deutschen halten derzeit einen Kanzlerwechsel für sinnvoll – etwas mehr als vor zwei Monaten. Damals waren 41 Prozent der Befragten dafür. Nur noch eine knappe Mehrheit von 51 Prozent zweifelt daran, dass die Union mit einem anderen Kandidaten wieder in der Gunst der Wähler steigen könnte. Während sich von den Anhängern der CDU/CSU nur eine knappe Minderheit für einen Wechsel ausspricht, glauben die Lager von SPD, Grünen und Linken eher, dass die Union mit einem anderen Kanzler als Merz Chancen auf bessere Wahlergebnisse hätte. Die Anhänger der AfD sind dagegen skeptisch, was einen Kanzlerwechsel angeht.

FORSA UMFRAGE IM AUFTRAG VON STERN UND RTL DEUTSCHLAND 1000 BEFRAGTE AM 30. UND 31. JULI 2020, STATISTISCHE FEHLERTOLERANZ +1-3 PREZENTPUNKTE

Lesen Sie mehr zu Merz auf Seite 18

FOTOS: HENDRIK SCHMIDT/OPAL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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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

„Fritz Güntzler sollte Bundesverkehrsminister werden. Erst sagte er zu, dann sagte er ab. Für jede Minute, die er sich quälte, hat er eine Würdigung verdient.“

Ein kleiner Held dieser Tage ist für mich Fritz Güntzler. Bitte wer? Fritz Güntzler ist Bundestagsabgeordneter der CDU. Und sehr viel mehr wird er in der Politik auch nicht mehr. Friedrich Merz hat ihn neulich in der Sommerfrische auf einem Campingplatz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angerufen und ihm das Amt des Bundesverkehrsministers angeboten. Der überraschte Urlauber fühlte sich geschmeichelt, sagte zu, aber ein paar Stunden später wieder ab. Wenn Güntzler nicht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noch für besonderes Aufsehen sorgt, weil er zum Beispiel mit seinem Wohnmobil über die Wiese vor dem Bundestag kurvt, wird man sich immer so an ihn erinnern: Güntzler, das war doch der, der den Kanzler düpierte.

Aber ein Held? Für mich schon.

Schon als kleiner Junge habe ich mir den Ruf der Wankelmütigkeit erworben. Vor der Eisdiele wollte ich eine Kugel Schokolade, oder nee, doch lieber Zitrone. Ich wollte die gelben Gummistiefel, oder nee, doch lieber die blauen. Als ich in der Schule meinen ersten „Willst du mit mir gehen?“ -Zettel

Nico Fried freut sich, von Ihnen zu hören. Schicken Sie ihm eine E-Mail an nico.fried@stern.de

zugeschoben bekam, kreuzte ich „ja“ an, aber als es ans Knutschen ging, entschied ich mich doch für „nein“.

Für Kinder mag solches Verhalten nicht ungewöhnlich sein, doch ich blieb auch als Erwachsener oft hin- und hergerissen. Als ich noch überlegte, ob man nur wegen einer Schwangerschaft aus zwei Wohnungen besser in eine gemeinsame zieht, unterschrieb die werdende Mutter beim Makler schon den Vertrag. Bis heute nennt mich meine Frau erfahrungsgesättigt „Herr Odernee“ und entscheidet auch mal allein, während ich noch wäge. Wenn ich gelegentlich im Rückblick eine gewisse Eigenmächtigkeit moniere, antwortet sie mit einem süffisanten „Hat’s dir geschadet?“.

Auch beruflich habe ich oft hin- und herüberlegt. Ich wollte gern zum Radio, bin aber doch zur Zeitung gegangen. Beim Schreiben manches Kommentars begann ich mit einer dezidierten Meinung für etwas, war aber 50 Zeilen später doch dagegen. In Talkshows werde ich selten eingeladen, weil ich als zu ausgewogen gelte, zu viel „einerseits, andererseits“, zu viel „sowohl als auch“. Zu unentschlossen. Ein andermal, Herr Odernee.

Und nun also kommt Fritz Güntzler. Sagt um 17 Uhr dem Kanzler telefonisch zu, das Verkehrsministerium zu übernehmen, und knapp 12 Stunden später wieder ab. Den Kolleginnen Kristina Dunz und Christiane Jacke vom RND hat Güntzler ein ebenso ausführliches wie beneidenswertes Interview gegeben, in dem er erzählt, wie in diesen Stunden die Skepsis in ihm wuchs, ob er für das Amt geeignet sei. Wie aus Begeisterung Bedenken wurden.

Ich werde nie in die Verlegenheit kommen, dass Friedrich Merz mir das Verkehrsministerium anbietet. Und ich bin Fritz Güntzler noch nie begegnet. Trotzdem kann ich die Nacht in seiner Berliner Abgeordnetenwohnung nachvollziehen, als wäre ich dabei gewesen. Die kreisenden Gedanken, den grummelnden Magen, den vergeblichen Versuch, zu schlafen. Ich spüre jede Falte im zerwühlten Bett des Abgeordneten, ich ahne jede Schweißperle auf seiner Stirn, ich sehe jeden Meter, den er durch seine Wohnung tigert.

Um 4.42 Uhr informierte Güntzler per SMS Merz über seine Skrupel – den Kanzler also, von dem man in aller gebotenen Vorsicht sagen kann, dass er den Selbstzweifel nicht erfunden hat.

Güntzlers entwaffnende Ehrlichkeit ehrt ihn, deshalb ist er ein kleiner Held für mich. Willkommen im Club, Fritz Odernee. ✕

16 stern 6.8.2026

FOTOS: PATRICK S. L. STERN; STERN MONTAGE; FOTO: PICTURE ALLIANCE; KI-GENERI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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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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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Hält er das durch?

Friedrich Merz macht jetzt mal Urlaub. Doch in der Union mehren sich Fragen nach seiner Eignung. Im Herbst wird's eng für den Kanzler.

Von Sven Afhüppe, Julius Betschka und Martin De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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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hin des Weges? Friedrich Merz, 70, führt seit 2022 die CDU und seit 2025 das Kanzleramt

6.8.2026 ster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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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h einmal muss er sich den Kameras stellen, bevor es in den Urlaub geht. Endlich Ferien. Endlich abschalten. Die letzten Tage vor seiner Sommerpause müssen Friedrich Merz wie unendlich lange Wochen vorgekommen sein.

Er sei „wirklich sehr zuversichtlich“, sagt Merz in die Mikrofone im Bundestag, dass sein Ministertausch zu „neuer Dynamik“ führe. Aber, ja: „Wir müssen besser werden.“ Dies sei der Anspruch, den die Bevölkerung habe – „vollkommen zu Recht“.

Zweckoptimismus, verziert mit etwas Demut: Hier ist nichts passiert! Bitte gehen Sie weiter! Jetzt, da wirklich überall in Deutschland die Ferien begonnen haben, solle man sich mal bitte wieder einkriegen, seine Partei und auch die Medien. Die Probleme bei seinem Ministertausch? Aufgebauscht, mal wieder. So versuchen es Merz und seine Leute darzustellen.

Doch wie urlaubsreif Merz sein muss, merkte man zuletzt an Details: Seinen Vertrauten und neuen 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nennt der Kanzler in der Pressekonferenz versehentlich „Carsten Frei“. Vorher hatte Merz erklärt, sein neuer 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sitze „seit 1909 im Bundestag“. Den neuen parlamentarischen Staatssekretär Johannes Steiniger hatte er zu „Johannes Steiniger“ umgetauft.

Dann, zum Ende der Pressekonferenz, nimmt Merz seine Mappe in die Hände, sagt „Gut...“, will in die Ferien entschwinden, aber die Sprecherin nimmt noch eine Frage dran. „Ich glaube, er wollte es gerade beenden“, wundert sich Markus Söder, der neben Merz steht. Nicht einmal der saubere Abgang gelingt dem Kanzler zurzeit.

Friedrich Merz, heißt es, liest sehr viel von dem, was die Presse über ihn schreibt. In diese Sommerpause begleiten ihn Überschriften wie „Kanzler auf Abruf“ („NZZ“), „Ein Kanzlerwechsel gilt als möglich“ („Tagesspiegel“), „Die Palastrevolte“ („Spiegel“). Der stern schrieb über erste Rücktrittsforderungen aus den eigenen Reihen. In Merz' Lieblingsblatt, der „FAZ“, wird der Chef des Arbeitnehmerlagers der CDU, Dennis Radtke, zitiert: „Die Lage der CDU ist ernster als zur Zeit der Spendenaffäre.“

Laut einer aktuellen Umfrage für den stern glauben 43 Prozent der Menschen, die CDU stünde ohne Merz besser da. Bei den eigenen Wählern ist es fast die Hälfte.

Einen derart rasanten Autoritätsverfall eines Kanzlers hat es seit Ludwig Erhard nicht gegeben. Nach dem erzwungenen Rücktritt von Jens Spahn schaffte es Merz

binnen Tagen, seine Partei gegen sich aufzubringen. Die erratische, teils empathiefrei wirkende Art, mit der er in Regierung, Partei und Fraktion aufräumte, hat in der Union das Entsetzen anschwellen lassen. In der Fraktionssitzung vor Merz' letzter Pressekonferenz warnte der sächsische Abgeordnete Florian Oest laut Teilnehmern vor einer „existenziellen Krise“ der CDU.

Die Erwartung des Kanzlers, dass die Ferien für Beruhigung sorgen, wird für ihn viel Arbeit bedeuten. Seine Partei steuert auf drei schwere Wahlen zu. Am 6. September dürfte die CDU in Sachsen-Anhalt die Regierung entweder an die AfD abgeben oder in eine prekäre Minderheitsregierung genötigt werden. Zwei Wochen später könnte sie in Berlin das Rote Rathaus verlier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räut erstmals seit 1951 ein einstelliges Ergebnis.

Vor allem die Lage in Sachsen-Anhalt könnte für Merz gefährlich werden. Was, wenn die dortige rechtsextreme AfD die absolute Mehrheit erlangt? Es wäre eine Zäsur in der Nachkriegsgeschichte, die weltweit Beachtung fände. Kann dieser Parteichef seine Leute durch ein solches Beben führen? Und was passiert, falls der AfD nach der Wahl im Landtag nur wenige Stimmen zur absoluten Mehrheit fehlen? Einige CDU-Abgeordnete könnten erwägen, mit Rechtsaußen zu kooperieren, statt auf eine De-facto-Duldung durch die Linke zu setzen. Merz müsste entscheiden: Parteiausschluss oder Teilöffnung zur AfD.

Schon jetzt hat er nur noch teilweise Einfluss auf das, was in Sachsen-Anhalt geschieht.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lange ein Merzianer, sucht nicht nur in der Rentenpolitik Abstand zum Kanzler. Schulze tourt mit dem Komiker Dieter Hallervorden durchs Land. Der verkündet: „Ich würde, wenn das hier Bundesebene wäre, für Friedrich Merz keine Reklame machen. Das ist hier bei Sven anders.“

Die Debatte über Merz könnte nach der Sommerpause mit Wucht zurückkehren. CDU und CSU haben bis dahin Zeit, die zwei K-Fragen in der sommerlichen Hitze gären zu lassen. Die erste – Kann Merz Kanzler? – scheint bei vielen in der Union inzwischen zu seinem Nachteil beantwortet zu sein. Womit die zweite K-Frage folgt: Wer könnte Kanzler?

Sie ist weitaus schwieriger zu beantworten. Dabei denken viele in der Union derzeit darüber nach, prüfen mögliche Fallstricke, strategische Nachteile. Gehandelt werden

Die Vorbereitungen

meist drei Namen: Hendrik Wüst, Ministerpräsident von Nordrhein-Westfalen, Boris Rhein, Amtskollege in Hessen, und Markus Söder, Bayerns Regierungschef. Der bekräftigte jüngst, mit seinem Traum von Berlin abgeschlossen zu haben. Doch Söder ist jede noch so abrupte Wendung zuzutrauen.

Merz' Leute weisen all das als absurde Spekulationen zurück. In Deutschland, so die Sicht in seinem Umfeld, könne man nicht einfach Regierungschefs austauschen. Das sei mal wieder eine schöne Medienente. In seiner Partei werten viele dies als Alarmsignal: Kriegt der Kanzler die Stimmung noch mit? Oder schirmt die Wagenburg um ihn herum ihn längst ab?

In Großbritannien verlor Merz' Amtskollege Keir Starmer jüngst sein Amt, weil sich genügend Labour-Abgeordnete für Andy Burnham als Nachfolger aussprachen. Auch Starmer war wegen schlechter Ergebnisse unter Druck geraten. Doch ein so simples Verfahren für einen Kanzlertausch wie in London gibt es hierzulande nicht. Trotzdem: Ein Wechsel wäre möglich.

Sollte sich abzeichnen, dass Merz' Mehrheit im Parlament schwindet, könnte er

20 stern 6.8.2026

FOTO: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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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ke für ihr Interesse: Friedrich Merz und Markus Söder präsentieren den neuen 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auf Tag X beginnen in der CDU schon

die Vertrauensfrage stellen. Intern soll er schon im Rentenstreit des vergangenen Herbstes damit gedroht haben. Ein nächster Anlass könnte die Abstimmung über den Bundeshaushalt 2027 sein, voraussichtlich im November. Erhielte Merz keine Mehrheit, könnte der Bundespräsident innerhalb von 21 Tagen Neuwahlen ansetzen. Oder der bestehende Bundestag wählte in diesem Zeitraum einen neuen Kanzler.

Ein anderes Szenario wird in Teilen der CDU schon seit dem Frühsommer diskutiert: Der Unmut in der Partei über Merz mündet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in Rücktrittsforderungen führender CDU-Vertreter. Einige bereiten diesen Tag X schon vor. Einflussreiche Christdemokraten besprechen in vertraulichen Runden, wer Merz die Botschaft „Das war's, Friedrich“ überbringen könnte. Früher hätte wohl ein Anruf von CDU-Übervater Wolfgang Schäuble gereicht. Aber der ist tot. Heute bräuchte es viele, die sich zusammentun. In dem Fall wäre es an Merz, zu erkennen, dass er nicht mehr über den Rückhalt für eine Kanzlerschaft verfügt, und zurückzutreten. In beiden Fällen aber – Vertrauens-

frage und erzwungener Abgang – müsste ein Nachfolger von der Mehrheit der Abgeordneten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gewählt werden, damit sie nicht zerbricht. Ob das gelänge? Fraglich. Die SPD scheint kein Interesse an Neuwahlen zu haben.

All das sind Szenarien, nichts ist beschlossen. Aber wie freimütig hochrangige CDU-Leute darüber reden, zeigt, wie groß die Sorge der Christdemokraten ist, unter Merz' Führung einen ähnlichen Verfall wie die SPD zu erleben. Markus Söder musste in einem Sommerinterview intensiv für den Amtsinhaber werben. „Ich bin fest überzeugt, dass Friedrich Merz der Kanzler bleibt“, sagte der Bayer. Merz kann jede Hilfe brauchen.

Ausgerechnet dieser Kanzler, unbeliebt und wankend, soll im Herbst einen neuen Haushalt verabschieden und eine riesige Rentenreform durchs Parlament bringen. All das mit seinem neu sortierten Kabinett. Niemand weiß bisher, ob der neue Unions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die aufmüpfigen Abgeordneten zusammenhalten kann. Johannes Winkel etwa, der Chef der Jungen Union, beklagte in der letzten Fraktionssitzung, niemand könne erklären, wie 200

Milliarden Euro Schulden pro Jahr rückzahlbar seien. Winkel warnte vor einem „Glaubwürdigkeitsproblem“. Den Namen Merz sprach er nicht aus, jeder wusste, wer gemeint war. Ein ehemaliger Bundesminister sagt: „Es ist etwas zerbrochen bei unserer bürgerlichen Wählerschaft.“

Das Interessante an Merz ist, dass er die Realität so unumwunden wie kaum ein anderer Regierungspolitiker beschreibt. Die „neue Welt“ sei „kein kuschliger Ort“ mehr, sagt er. Oder: „Unsere Wohlstandsillusion wird nicht halten.“ So war er schon immer: ein Mann großer Worte. Doch zu selten schafft er den Weg von der wuchtigen Erkenntnis zur erfolgreichen Tat.

Im Amt wirkte der 70-Jährige zuweilen, als habe er an sich gearbeitet, als wachse mit der Kanzlerbürde auch ein neuer Friedrich Merz, eine kontrolliertere Version seiner selbst. Vielleicht war es das, was seine Partei am versemmelten Ministertausch so entsetzte: Für viele erbrachte das den letzten Beweis, dass Merz immer das bleiben wird, was man im politischen Berlin eine „loose cannon“ nennt: ein Hasardeur.

Der Zorn in der CDU konzentriert sich daher auf ihn. Es ist der klassische Reflex: Der Fisch, heißt es, stinke eben vom Kopf. Doch was, wenn der ganze Fluss vergiftet ist? Das fragen sich manche Christdemokraten mit weiterem Horizont. Nach dem rapiden Machtverfall der Ampel-Regierung und dem regelrechten Machtsturz dieses Kanzlers müsste man längst neue Fragen diskutieren: Welcher Regierungsscheff könnte derzeit überhaupt bestehen? Sind viele Probleme nicht struktureller Natur? Liegen sie versteckt im Parteienwesen? Der Verrechtlichung der Politik? Der geopolitischen Schwäche Europas? Der unerbittlichen Social-Media-Welt?

Friedrich Merz dürfte einen Teil dieses Sommers am Tegernsee verbringen. Dort lebte einst auch Ludwig Erhard, eines seiner politischen Vorbilder. Erhard trat 1963 die Nachfolge Konrad Adenauers als Bundeskanzler an – und musste nach drei Jahren gehen. Am Ende war es die eigene Partei, die ihm die Unterstützung entzog. Neuer Kanzler wurde mit Kurt Georg Kiesinger ein Ministerpräsident aus Baden-Württemberg. Bei der nächsten Wahl verlor die CDU zum ersten Mal das Kanzleramt. ✕

Sven Afhüppe und Julius Betschka hörten von ersten Umsturzideen in der CDU. Martin Debes hält die Wahlen in Ostdeutschland im Herbst für einen möglichen Kipppunkt von Friedrich Merz' Kanzlerschaft

6.8.2026 ster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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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AGE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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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NUR EINMAL NOCH DIE SPD RETTEN

Manuela Schwesig will ihr Land vor der AfD bewahren, ihre Partei vor dem drohenden Untergang. Und dann ist da noch sie selbst.

Von Martin Debes

In der Schweriner Staatskanzlei könnte auch ein König residieren. Oder natürlich eine Königin. Der klassizistische Prunkbau gehört seit zwei Jahren zum Weltkulturerbe, so wie das nahe gelegene Schloss, in dem der Landtag sitzt. Auf dicken, roten Teppichen geht es in den ersten Stock hinauf, wo mit sehr geradem Rück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in einem roten Ledersessel sitzt.

Aber nicht nur wegen dieses fast monarchisch erscheinenden Arrangements fügt sich Manuela Schwesig in die Unesco-geprüfte Exklusivität des Residenzensembles. Denn sie selbst ist so etwas wie eine Rarität. Eine sozialdemokratische Regierungschefin im Osten Deutschlands: Die gibt es nur hier.

Im Unterschied zu ihrer Staatskanzlei steht Schwesig nicht unter dem Schutz des Weltkulturerbes. Nie in ihrer neunjährigen Regierungszeit war ihre Position gefährdeter. Sie könnte in diesem Herbst ihr Amt verlieren, und dies an eine Partei, die vieles von dem infrage stellt, woran Schwesig glaubt. Entsprechend ernst wirkt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in dem roten Sessel. „Die Rahmenbedingungen sind so schwer wie noch nie“, sagt sie. „Aber ich werde meine Heimat nicht der AfD überlassen“, fügt sie hinzu. „Das ist größer als meine Partei oder ich.“

Manuela Schwesig sagt dies mit einem Blick, den selbst Parteifreunde fürchten und der mitteilt, dass sie keinen Widerspruch duldet. Und ja, natürlich geht es erst einmal um ihr Land, um Mecklenburg-Vorpommern. Aber es geht eben auch um die SPD, die in eine existenzielle Krise rutschen würde, falls sie das nächste Bundesland verlöre. Auch Schwesigs politische Karriere steht auf dem Spiel. Gewinnt sie, kann es noch höher hinausgehen als in die erste Etage einer Staatskanzlei.

Um zu bestehen, muss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fast im Alleingang eine Landtagswahl gewinnen, die schon jetzt als historisch gilt. Die Entscheidung fällt am 20. September. In den Umfragen führt die AfD mit 36 Prozent deutlich vor der SPD mit 29 Prozent. Mit großem Abstand folgt die Linke mit zwölf, die oppositionelle CDU kommt sogar nur auf neun Prozent.

Immerhin, Schwesigs SPD hat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aufgeholt, und dies, obwohl die Gesamtpartei immer weiter verlor. Bleiben die Werte des linken Koalitionspartners stabil bei zwölf Prozent und schaffen es die Grünen mit den prognostizierten fünf Prozent in den Landtag, wäre sogar eine knappe rot-rot-grüne Mehrheit möglich. Ansonsten müsste ein Minderheitskonstrukt wie in Sachsen oder Thüringen gegen die AfD versucht werden. ►

Die Chefin der Staatskanzlei Schwerin: Seit 2017 regiert Manuela Schwesig, 52, als Ministerpräsidenti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FOTO: BETTINA THEUERBAUF/LAIF

6.8.2026 ster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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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SPD-Chef Lars Klingbeil gilt Manuela Schwesig auch privat als befreundet. Trotzdem könnten beide Konkurrenten werden

Der Osten verbindet: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und ihr sächsischer CDU-Amtskollege Michael Kretschmer arbeiten eng zusammen

Damit wirkt die Situation bei flüchtiger Betrachtung nicht so dramatisch wie in Sachsen-Anhalt, wo bereits am 6. September gewählt wird. Dort kommt die AfD mit gut 40 Prozent auf fast doppelt so hohe Umfragewerte wie die Regierungspartei CDU. Falls es die kleinen Parteien, zu denen in Magdeburg auch ausdrücklich die SPD gehört, nicht in den Landtag schafften, stünde die teils rechtsextreme Partei vor der Alleinregierung.

Doch es ist nicht so, dass ein solches Szenario die Lage Schwesigs erleichtern würde. Es erhöht vielmehr den Druck auf sie. Fiele Magdeburg an die AfD, würde diese für die verbleibenden zwei Wochen ihre volle Kraft auf Schwerin richten. Dann hinge an Schwesig nicht nur ihr Land, sondern tatsächlich auch die nähere Zukunft ihrer Partei – und damit die Stabilität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in Berlin nebst der zugehörigen Bundesregierung.

Verliert Schwesig, stehen die Parteivorsitzenden Lars Klingbeil und Bärbel Bas zur Disposition. Gewinnt sie, können die beiden wohl durchatmen – wobei gleichzeitig die nächste Kanzlerkandidatur wieder völlig offen wäre. Falls Schwesig danach griffe, müsste Klingbeil wohl zurückstecken.

Um das zu erreichen, muss Schwesig all ihre Fähigkeiten einsetzen: ihre Regierungserfahrung, die sie im Land und Bund sammelte. Ihr Netzwerk, das bis nach München zu Markus Söder reicht. Ihre Popularität, die sie auch in den sozialen Medien pflegt. Ihre Chuzpe, mit der sie ihre Wende in der Russlandpolitik vollzog. Ihre eiserne Disziplin, mit der sie alle Krisen überstand und die nicht wenige Härte nennen. Und ihren landesmütterlichen Charme, den sie bei zahllosen Ortsterminen vorzeigt.

Ein eisiger Januartag in Waren an der Müritz. Der See ist zugefroren, kalter Wind hat die Touristen von der Uferpromenade geblasen, auch die Innenstadt wirkt leer. Nur vor dem Kino, das auch als Bürgersaal dient, drängeln sich die Menschen. Sie wollen zum Neujahrsempfang der Ministerpräsidentin.

Drinnen ist es warm und laut. Vor einer blauen Wand mit dem offiziellen Landes-Slogan („MV – tut gut“) begrüßt Schwesig die Gäste im Akkord. Ihr strahlend rotes Kleid kontrastiert die blondierte Kurzhaarfrisur, die sie seit ihrer Krebstherapie trägt. In einer langen Schlange warten Anzugträger geduldig neben Trachtenfrau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stellt Fragen, hört zu, lacht viel. Sie scheint fast alle zu kennen, was auch damit zu tun hat, dass in Mecklenburg und Vorpommern nur etwa 1,5 Millionen Menschen leben.

Später, im Saal, hält Schwesig ihre Standard-Rede: mehr Wachstum durch Investitionen, mehr Kinder durch kostenlose Kitas, mehr Sicherheit durch zusätzliche

„WIR SAGEN DEN KOLLEGEN SCHON LANGE, DASS UNSERE ERGEBNISSE IM WESTEN ANKOMMEN“

Polizeibeamte. „Mit mir als Ministerpräsidentin bleibt es dabei!“, ruft sie.

Eine talentierte Rhetorikerin ist Schwesig nicht. Im Publikum beginnen einige zu dösen, während die Regierungschefin im Stil eines Schulreferats die Landespolitik vom öffentlichen Nahverkehr bis zum Landeshaushalt durchdekliniert. Doch Schwesig hört nicht auf. Das ist der Unterrichtsstoff, den alle zu lernen haben.

Als sie beginnt, Landesorden zu verteilen, schaltet sie in den Modus der milden Monarchin um – und alle sind wieder wach. Schwesig wirkt emotional, mehrfach bricht ihr während einer Laudatio die Stimme. In Waren zeigt sich wieder, wie Schwesig arbeitet. Sie positioniert sich nah bei den Menschen, um ihre Popularität zu pflegen. Gleichzeitig hält sie Abstand, um führen zu können. Dieses Wechselspiel aus Nähe und Distanz gilt auch für Schwesigs Verhältnis zu Berlin. Nachdem sie als Bundesfamilienministerin und als kommissarische SPD-Chefin die Hauptstadt von innen studierte, hat sie sich als Ministerpräsidentin fest im Machtzentrum platziert und gilt mit Parteichef Klingbeil als befreundet.

Parallel dazu zeigt sie demonstrativ ihre angebliche Ferne zum „Berliner Raumschiff“, wie sie den Regierungsbetrieb zuweilen nennt. Sie gehört zu den Länderchefs, die am lautesten Kritik an der Bundesregierung üben, etwa zuletzt bei der Rentenreform. Und sie verbündet sich immer wieder mit Amtskollegen, um ihre Interessen gegen den Bund durchzusetzen, wobei ihr die jeweilige Parteizugehörigkeit herzlich egal ist.

Gemeinsam mit dem bayerischen CSU-Regierungschef Markus Söder setzte sie in den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die gesenkte Mehrwertsteuer für das Gastro-Gewerbe und die Subvention des Agrardiesels durch. Und zusammen mit dem sächsischen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Michael Kretschmer sorgte sie dafür, dass die Länder 100 Milliarden Euro von den Sondervermögen des Bundes abbekommen.

Ein Frühlingsabend in Berlin. Im Saal der Landesvertretung von Mecklenburg-Vorpommern sitzen Schwesig und Kretschmer vertraut nebeneinander. In dem Gespräch, das mehrere ostdeutsche Regionalzeitungen organisiert haben, geht es um alles: die Wirtschaft, die Sozialreformen, die Stimmung im Land.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und der Ministerpräsident duzen sich und geben sich sehr einig.

24 stern 6.8.2026

FOTOS: NDAH WEDELMAGG; HANS CHRISTIAN PLAMBECKLA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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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Osten verbindet die beiden mehr, als jede Parteizugehörigkeit sie trennen könnte. Die AfD verdopple sich überall von Wahl zu Wahl, sagt Kretschmer in seinem notorisch gereizten Ton, auch im Bund. „Und so wird es auch weitergehen, wenn sich nicht etwas grundsätzlich ändert.“ Schwesig assistiert: „Wir sagen den Kollegen schon lange, dass unsere Ergebnisse auch im Westen ankommen.“

Ein paar Wochen später folgt dann sogar der indirekte Wahlaufruf des Christdemokraten für die Sozialdemokratin. Kretschmer nennt Schwesig in einem Interview „besonders durchsetzungsstark“. Persönlichkeiten wie sie „sollten wiedergewählt werden“. Mecklenburg-Vorpommerns CDU-Landeschef Daniel Peters reagiert irritiert. Kretschmer solle mal häufiger in den Nordosten kommen, sagt er. Das Land leide, während sich Schwesig selbst inszeniere. Doch er dringt damit nicht durch. Die CDU Mecklenburg-Vorpommern stellte zuletzt vor 28 Jahre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Jetzt ist sie in Gefahr, zwischen Schwesig und rechts außen komplett zerrieben zu werd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kümmert das wenig. Auch wenn sie während ihrer ersten Amtsjahre mit der CDU regierte, bevor sie die Linken einwechselte, traut sie ihrem alten Partner nicht. „Meine Zweifel wachsen, ob hier im Land die Brandmauer der CDU zur AfD noch steht“, sagt sie in ihrem Büro in der Staatskanzlei. In den Kommunen beobachte sie eher „eine Art Verbrüderung“.

Auch deshalb setzt Schwesig auf Platz eins. Vollkommen illusorisch ist dies nicht. Die Direktwahlfrage führt sie mit 49 Prozent vor dem AfD-Spitzenkandidaten Leif-Erik Holm (27 Prozent) an. Auch bei Instagram folgen ihr neunmal so viele Menschen wie ihm. Zumal: Hat sie es nicht schon 2021 allen gezeigt? Damals stand ihre SPD im Juli auch nur bei 26 Prozent, um dann im September die Wahl mit knapp 40 Prozent zu gewinnen. „Wir sind sturmfest“, sagt Schwesig. Dass die SPD vor fünf Jahren auch im Bund einen Lauf hatte, der Olaf Scholz ins Kanzleramt führte, ist ein Unterschied, d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ignoriert. Aus ihrer Sicht hat sie damals allein gewonnen – so wie gegen den Brust-

krebs, der bei ihr 2019 festgestellt wurde, und so wie gegen die Kritiker, die ihr vorwarfen, für den Bau der Gaspipeline Nord Stream 2 mit Russland kollaboriert zu haben. Der Untersuchungsausschuss, dessen Abschlussbericht der Landtag Anfang Juli verabschiedete, konnte Schwesig keine persönlichen Vergehen nachweisen.

„Ich glaube an die positiven Kräfte“, sagt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und zeigt das Lächeln, das demnächst tausendfach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plakatiert wird. Und wer weiß? Schafft sie es tatsächlich, die AfD zu besiegen, könnte dieses Lächeln in drei Jahren in der ganzen Republik aushängen. Doch über eine mögliche Kanzlerkandidatin Schwesig möchte in der Staatskanzlei in Schwerin natürlich niemand reden. Erst einmal muss sie die SPD retten. Und sich selbst. ✕

Martin Debes hat Manuela Schwesig mehrfach getroffen und eine typisch ostdeutsche Gemeinsamkeit festgestellt. Wie sie kaufte er sich nach seinem 15. Geburtstag ein Moped der DDR-Marke Simson. Und zwar in Grün

Ab dem 3.8. anhören: faz.net/sommer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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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GESCHICHTE

KOMME, WER WOLLE

Hüten ohne Zaun: Von Frühjahr bis Herbst zieht Wanderschäferin Uta Wree mit ihrer Herde und zwei Hunden über die Insel

26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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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sche, Champagner, Knotenpullover? Es gibt ein anderes Sylt im Windschatten der Klischees. Wer danach sucht, trifft Menschen, die sich für ihre Insel einsetzen – und sie so ein bisschen retten.

Von Gunnar Herbst; Fotos: Domenic Driessen

6.8.2026 ster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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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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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Sylt sind sogar Bushaltestellen reetgedeckt. Weil der Ellenbogen im Norden unter Naturschutz steht, gibt es dort keine Hotels und keine Strandkörbe

ES GEHT UM DIE, DIE BLEIBEN, WENN ALLE ANDEREN GEHEN

Wie die Großen: Freitags trifft sich die Kinderfeuerwehr in Archsum zu Übungen, angeleitet von Michael Schemhaus und Franziska Lüderichsen

Uta Wree steht am Morsum-Kliff und beobachtet ihre Wanderherde. Mit Hingabe futtern sich die Fjordlandschafe durch die Heide in Sylts Osten, dicht an dicht. Für die erdfarbenen Tiere ist sie ein fettes Büfett. Kreuzblümchen, Moorlilie und Golddistel wachsen hier, Geflecktes Knabenkraut und andere Leckereien. „Meine Schafe naschen gern und brauchen Abwechslung, anders als die weißen Fleischschafe auf den Deichen“, weiß Wree. Wenn sich Schafe von der Herde entfernen, ruft sie kurze Kommandos. Dann schießen die beiden Hütehunde Wim und Fanta los, um Ausreißer zurückzutreiben. So bewegt sie sich langsam durchs weite Land, diese amorphe Masse aus 630 Mutterschafen und einem Hammel. „Das ist Kai-Uwe“, sagt Wree und zeigt auf ein großes Schaf, das neugierig an einem Spaziergänger schnuppert. „Lieb, lustig, sensibel und etwas doof.“ Normalerweise werden Bocklämmer geschlachtet. Kai-Uwe durfte leben, weil sie ihn mit der Flasche großzog.

Jedes ihrer Schafe hat einen Namen, und Wree kennt sie fast alle: Da gibt es Yeti, Frieda, Scampi, Lambo. Und Siri, die kann man so gut rufen: „Hey Siri!“ Die Herde erobert viele Herzen, auch hier am Kliff. Touristen schauen verzückt, reden mit sanfter Stimme auf die Schafe ein und versuchen,

die Tiere zu streicheln. Manche wechseln ein paar Worte mit der 54-jährigen Wanderschäferin, deren lange, graue Locken selbst an Wolle erinnern.

Es gibt wahrscheinlich kaum einen Beruf, der weniger nach Sylt klingt als Wanderschäferin. Genau deshalb beginnt diese Geschichte mit Uta Wree. Sylt ist längst mehr als eine Insel. Es ist ein Versprechen, eine Projektionsfläche, ein Vorurteil. Eine Provokation für einige. Eine Chiffre für Reichtum und Exklusivität, ein Ort, über den jeder etwas zu wissen glaubt. Kaum ein Flecken Deutschlands wird so vehement und ausdauernd beleuchtet wie der schmale Streifen Sand zwischen Watt und offener See, übrigens auch vom stern in zahlreichen Titelgeschichten. Und die kolportierten Bilder sind nur allzu vertraut: Kampen, „Sansibar“, Porsches. All die Reichen, Schönen und Verschönerten. Champagnertrinker neben Knotenpulloverträgern. Gewiss, jeder Ort lebt von den Geschichten, die über ihn erzählt werden. Aber auf Sylt sind die Geschichten so mächtig geworden, dass sie manchmal den Blick auf die Wirklichkeit verstellen.

Wer verstehen will, wie Sylt funktioniert, muss deshalb nicht zuerst dorthin, wo sich der Sommer inszeniert. Sondern dorthin, wo Menschen leben, arbeiten und bleiben, wenn die Gäste wieder abreisen.

„Wir sind eine der letzten nomadischen Schäfereien hierzulande“, sagt Uta Wree. „Wir ziehen mit unseren Schafen um, führen sie zum Fressen und hüten sie ohne Zäune, ehe wir sie zum Nachtpferch aus Elektronetzen zurückbringen.“ Auf dem Festland bei Schleswig hat Wree einen Hof mit weiteren Schafen. Im Winter vagabundieren sie um die Schlei. Von Frühjahr bis Herbst kommen sie mit Lastern und Autozug nach Sylt, um Heiden und Strandwälle, graue Dünen und Magerrasen zu beweiden. Dann fressen sie sich fast einmal um die Insel. Wenn alles abgegrast ist, geht es zurück aufs Festland.

Als Studentin begann Wree, Fjordlandschafe zu züchten. Die Wurzeln der Rasse reichen bis in die Bronzezeit, aus ihrer Wolle machten die Wikinger einst Segel. Wree wurde Tierärztin, später Wanderschäferin: „Ich finde das viel sinnvoller“, sagt sie. „Wir erhalten eine uralte Rasse und eine einzigartige Kulturlandschaft.“ Indem die Schafe junge Sträucher, Bäume und eingewanderte Pflanzen wie die Kartoffelrose fressen, sorgen sie für Artenvielfalt, auch weil sie in ihrer Wolle Samen und Insekten verteilen. „Überall verinseln ►

6.8.2026 ster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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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ope. Die Schafe vernetzen sie miteinander.“ Einen einzigen Angestellten hat Wree, den Schäfer Oliver. Als Tierärztin arbeitet sie nebenbei, „sonst könnte ich mir die Wanderschäferei nicht leisten“. Wenn sie und ihr Oliver mit den Schafen um Sylt ziehen, übernachten sie im Wohnwagen. Gerade stehen sie auf einem Bauernhof, dort beziehen sie auch Strom und Wasser. Vieles, was sie essen, spendet ihnen die Natur: Sandthymian, Meeresspargel aus der Salzwiese, Hagebutten, sogar Austern, ein Mitbringsel des Wattführers. „Wir sind die einzige Schäferei in Deutschland, die ein Austernmesser besitzt.“

Auf Sylt hilft man sich, sagt Wree, und man tauscht: ein Jährlingsvlies für ein Paar Socken, ein Lamm scheren für zehn Eier. „Ich mag den Kuhhandel, die Verbundenheit, die Solidarität. Das ist hier nicht anders als überall sonst.“ Als es im Juni heiß wurde, tränkte die Feuerwehr die Schafe. Und als sich die Herde 2024 mit der Blauzungenkrankheit infiziert hatte, spendeten die Sylter tonnenweise Äpfel, andere Nahrung können erkrankte Tiere nicht fressen. Wree impfte ihre Schafe selbst, trotzdem starben zwölf

Wo ihre Schafe grasen, regelt der Vertrag mit dem Landschaftszweckverband Sylt. Alle drei bis vier Jahre wird er neu ausgeschrieben. „Die Ungewissheit ist für mich die Hölle“, berichtet Wree. „Ich kann jedes Mal meine Existenz verlieren. Dann endet die Herde in der Wurst.“ Selbst im reichen Kampen beweidet sie Flächen. „Sie tolerieren, dass wir ihnen die Rosen wegfressen und vor die Türe kacken. Dann schickt die Gemeinde den Bürstenwagen hinterher.“

Wenn die Schafe im Garten grasen und die für gewöhnlich etwas wohlhabendere Frau des Hauses Uta Wree einen Kaffee auf die Veranda bringt, prallen Welten aufeinander, auf der jährlichen Sommerparty in Kampen ebenso. „Aber ich habe nicht das Gefühl, ein schlechteres Leben zu haben“, sagt Wree.

Was sie an Sylt liebt? Wree überlegt nicht lange: die Nähe zur Natur, die Landschaft, wenn die Schafe drinstehen, das Meer, das jeden Tag anders aussieht, den Geruch der Salzwiese, das Licht am Himmel, das Leuchten am Roten Kliff, wenn die Wolken wegziehen oder bei Sonnenuntergang. Zwischendurch hält sie inne, schaut aufs Watt, liegt in der Sonne, badet. Das machen auch ihre Schafe, etwa am Weißen Kliff in Braderup. „Jeden Tag gehe ich mit einem Kopf voller Bilder ins Bett“, sagt Wree. Und

FRÜHER WAR DIE AUSTER NOCH EIN ESSEN FÜR BAUERN UND MÄGDE

30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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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schmeckt die Nordsee: In der Blidselbucht bei List züchtet Christoffer Bohlig, Betriebsleiter der Dittmeyer's Austern-Compagnie, die kostbare Muschel

sie hat einen Rat für Besucher, die dieses andere Sylt erleben wollen: „Vor Sonnenaufgang an die Wattseite setzen und die kleinen Dinge auf sich wirken lassen.“

Vielleicht ist das der eigentliche Luxus dieser Insel: nicht Champagner in der „Sansibar“, sondern Zeit für den Wind und das wechselnde Licht. Wree beschreibt Sylt als eine Landschaft, die gepflegt werden muss, damit sie so aussieht, wie Millionen Urlauber sie lieben. Das gilt nicht nur für die Heide, die ihre Schafe offen halten. Es gilt für vieles auf dieser Insel. Hinter fast jedem Postkartenmotiv arbeiten Menschen, die im Klischee über Sylt kaum vorkommen.

Auch Austern gehören untrennbar zur Syltfantasie, zum Inventar des Luxus. Jedenfalls dann, wenn sie auf Silberplatten liegen und daneben ein feiner Moët & Chandon moussiert. Für Christoffer Bohlig sind sie etwas anderes: ein empfindliches Nutztier, dessen Aufzucht Jahre dauert und von Wind, Wetter und Wasser abhängt. Kaum jemand auf Sylt lebt so nah am Klischee – und blickt zugleich so nüchtern darauf. Bohlig, 49, ist Betriebsleiter der Dittmeyer's

Austern-Compagnie in List. Gerade hat er Körbe in der Produktionshalle repariert, gleich will er zum Aufzuchtgebiet in der Blidselbucht rausfahren und Austerntische kontrollieren. „Früher wurde die Auster in großen Mengen gefischt“, erzählt er. „Es gab sogar Aufstände, weil die Menschen sie nicht mehr essen wollten.“ Früher, das meint eine ferne Zeit, lange bevor der Tourismus Wohlstand und Reichtum brachte. Damals waren die Leute Walfänger, Seefahrer, Fischer, Bauern, Mägde. Sie arbeiteten hart, meist für wenig Geld. Und aßen, was Land und Meer hergaben.

Austern zum Beispiel.

Rund um Sylt starb die Europäische Auster schon in den 1930er-Jahren aus. Seit 1986 züchtet die Compagnie von Bohlig die Pazifische Felsenauster, wie fast überall auf der Welt. Dass die glitschige Speise so teuer geworden ist, habe vor allem mit dem Aufwand ihrer Zucht zu tun: Früher importierte der Betrieb 30 bis 50 Gramm schwere Austern aus Südirland und zog sie in ein bis drei Jahren groß. Doch das ist seit 2023 Geschichte, weil durch den Import fremde Arten eingeschleppt werden könnten. Heute kauft die Compagnie in Laboren winzige Saat-Austern, die im Meer heranwachsen. Sind sie groß genug, kommen sie in große Meerwasserbecken, um sich zu säubern. So dauert die Zucht mittlerweile vier bis fünf Jahre, der Verlust ist von 20 auf 80 Prozent gestiegen, der Ertrag von bis zu 1,2 Millionen auf 250.000 Austern im Jahr gesunken. Etwa ebenso viele sammeln die Fischer in den Wildbänken vor Sylt.

Wie andere Austernfischer auch hat Bohlig eine kleine Personalwohnung auf dem Betriebsgelände. Montags bis donnerstags arbeitet er auf Sylt, die übrige Zeit ist er in Flensburg bei seiner Familie. „Am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 der Insel nehme ich nicht teil“, sagt er, und vielleicht ist das einer dieser Sätze, die mehr über Sylt erzählen als jede Statistik. Bohlig produziert eines der großen Statussymbole der Insel, mehr noch: Er lebt vom Mythos – aber nicht in ihm.

Dabei weiß Bohlig sehr wohl, wer seine Rechnungen bezahlt. Und er ist frei genug, über jene zu lachen, auf die sein Geschäft angewiesen ist. „Natürlich leben wir von den Männern, die mit dem Porsche und der 20 Jahre jüngeren Blondine vorfahren und sich 20 Austern reinhallern, weil sie glauben, Tinte auf den Füller zu kriegen.“

Dieser Mann, der dem High-End-Sylt die Etageren vollmacht, findet, dass das ►

Offen für alle: Wer am Sylter Gemeindeleben teilhaben möchte, geht in die Kirche. Pastorin Susanne Zingel predigt in Sankt Severin in Kei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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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R, HIMMEL, LICHT – UND EIN 40 KILOMETER LANGER SANDSTRAND. AUCH DAS IST LU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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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 List übt die „Pidder Lüng“ mit ehrenamtlichen Seenotrettern. Josefina Kordys (l.) und Petra Herzberg in der Jugendherberge Hörnum

alles mit Genuss nichts zu tun habe. Am besten esse man die Auster roh, so Bohlig, ohne Zitrone, ohne Gewürze. Und ohne zu schlürfen. „Erst nach zehnmal kauen kommt der Geschmack durch. Vorher hast du nur Salzwasser im Mund. Das kannst du auch günstiger haben.“

Jetzt gerade, im Sommer, habe die Auster einen metallisch-süßlichen Geschmack, im Herbst und Frühjahr sei er gurkiger. „Sterneköche sagen: feinherb-zartnussig. Aber damit kann ich nicht viel anfangen“, schließt Bohlig. Es ist eine merkwürdige Verkehrung. Draußen, auf den Austernbänken im Watt, verliert die Distinktionsdelikatesse ihren Glanz und wird wieder zu dem, was sie für Bohlig immer gewesen ist: ein Lebensmittel. Und vielleicht gilt das für Sylt insgesamt. Mit genügend Abstand verschwinden die Etiketten.

Man würde gern mit diesem klarsichtigen Bohlig durch die feinen Adressen der Insel tingeln und beobachten, wie sein Produkt da inszeniert wird. Tolle Vorstellung, nur leider unmöglich, denn: „Ich bin gern auf einer Wildausternbank weitab vom Schuss. Dann sehe ich in der Ferne Sylt und höre nur die Geräusche des Wattenmeers.“

Wenn er mit seiner Familie in ebenjenem unterwegs ist, sammelt Bohlig Austern für den Eigenverzehr. Der Fischereischein macht’s möglich. Im Direktverkauf der Compagnie kostet eine Auster zwei Euro. Günstiger geht es kaum auf Sylt.

Wer Bohlig zuhört, dem drängt sich der Gedanke auf, dass es hier nicht nur darum geht, wie Sylt aussieht – sondern auch, wer bestimmen darf, wofür die Insel steht. Die Urlauber, die für zwei Wochen kommen?

WER AUF SYLT LEBT, BRAUCHT EIN NETZ- WERK, DAS IHN TRÄ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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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er und Sylter Momme Drath, hier nahe Rantum, will auf der Insel bleiben. Abseits der großen Straßen kommt man am besten mit dem Fahrrad voran

Die Prominenten, die Schlagzeilen produzieren? Alle, die sich Sylt leisten können? Oder doch eher jene, die frühmorgens den Bäcker aufschließen, Kinder zur Schule bringen, den Winter auf der Insel erleben?

Wer einen Tag mit Uta Wree und Christoffler Bohlig verbringt, beginnt zu ahnen, worin das Missverständnis dieser Insel liegt. Die berühmtesten Geschichten über Sylt stammen fast immer von außen. Sie erzählen von Geld, Glamour und Exklusivität. Die weniger berühmten handeln von Landschaftspflege, Austernzucht, Ehrenamt oder der Frage, ob die eigenen Kinder später noch hier wohnen können. Sie klingen leiser. Aber ohne sie würde diese Insel nicht funktionieren.

Wer Sylt ausschließlich für einen Spielplatz der Wohlhabenden hält, übersieht auch das. Man frage nur mal die Punks, die im Sommer kommen und gratis auf einer Wiese in Tinnum zelten. Aber es gibt auch Campingplätze, Jugendherbergen, Wander- und Radwege über die ganze Insel. Man kann mit dem Bus bis fast an jeden Strand fahren. Luxus ist auf Sylt manchmal nur eine Frage der Perspektive. Wer morgens allein durchs Watt läuft oder den Sonnenaufgang am Weststrand erlebt, bekommt das Entscheidende kostenlos.

Vielleicht besteht der größte Irrtum über Sylt also darin, Reichtum für den Kitt der Insel zu halten. Geld kann Häuser bauen, Restaurants füllen und Grundstückspreise treiben. Aber es löscht keine Brände, trainiert keine Jugendmannschaften und besucht keine einsamen Alten. Was einen Ort zusammenhält, lässt sich nicht kaufen. Auf Sylt weiß man das besonders gut. Deshalb führt diese Geschichte nun in eine Kirche.

Sankt Severin in Keitum. Als das Gotteshaus im 12. Jahrhundert erbaut wurde, lebten die Menschen noch mit ihrem Vieh in Lehmkaten. Weil sie hoch auf dem Geestrücken steht, diente die Kirche bis 1603 als Seezeichen – und überdauerte Stürme und Fluten. Täglich kommen Hunderte Gäste, setzen sich auf eine der Holzbänke und lassen den Raum auf sich wirken. Manch einer ist tief bewegt, erzählt Pastorin Susanne Zingel, 65, in ihrem Büro. „Unsere Kirche hat etwas Klösterliches. Die Munkmarsch war die Marsch der Mönche.“ Zingel zog 2005 von Hamburg nach Sylt. „Die Insel kann so brutal sein wie eine Sturmflut“, sagt sie. „Sie konfrontiert einen mit sich selbst. Damit kommt nicht jeder klar.“ Sie schweißte die Menschen aber auch zusammen. „Nur so können wir hier über-

leben. Wenn die Sturmflut kommt und der Deich bricht, helfen wir uns gegenseitig und stehen füreinander ein“, sagt Zingel. „Wir respektieren uns trotz aller Unterschiede, weil wir uns jeden Tag in verschiedenen Rollen erleben.“ Das Klischee von der Insel der Schönen und Reichen sei Fassade. „Die wahre Kraft von Sylt ist die Gemeinschaft. Wer hier lebt, braucht ein Netzwerk, das ihn hält und trägt. Das kann man sich für kein Geld der Welt kaufen.“

Pastorin Zingel traut viele Paare, darunter Promis wie Guido Maria Kretschmer und Frank Mutters, H.P. Baxter und Sara Bakhsh – oder Christian Lindner und Franca Lehfeldt. Das passt zu einer Insel, auf der sich Alltag und Ausnahmezustand ständig begegnen. Für manche wird ihre Kirche dadurch zur Kulisse des berühmten Sylts. Zingel sieht das gelassen. „Unsere Türen stehen allen offen“, sagt sie. Gemeinschaft, findet die Pastorin, unterscheidet nicht zwischen prominent und unbekannt.

Schwieriger ist da eine andere Frage: Wie lange trägt diese Gemeinschaft noch? Sylt lebt gut vom Tourismus. Fast eine Million Gäste zählt die Insel jedes Jahr, sieben Millionen touristische Übernachtungen und rund 6600 Zweitwohnsitze. Der Wohlstand hat seinen Preis. Wohnungen fehlen, Familien ziehen weg, Handwerksbetriebe suchen Personal, viele Beschäftigte pendeln täglich vom Festland.

So eine Insel kann viele Gäste verkraften, die kommen und gehen. Aber sie braucht auch Menschen, die bleiben.

Denn Gemeinschaft setzt auch Präsenz voraus. Sie entsteht nicht in den glitzernden Wochen der Sommerferien, sondern an Winterabenden bei der Freiwilligen Feuerwehr, im Sportverein, bei den Seenotrettern oder der Tafel. Sie lebt von Menschen, die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Genau die werden auf Sylt immer seltener.

Die Frage ist nicht, ob Sylt seinen Mythos behält. Sondern ob seine Bewohner bleiben. Und Momme Drath will bleiben.

Der 26-Jährige ist einer, der den Leerstand jeden Tag sieht. Drath arbeitet im Gärtnereibetrieb seines Cousins, er hält die Grünflächen luxuriöser Ferienhäuser und Zweitwohnsitze in Schuss. „Es ist unfassbar, was hier für Buden stehen, meist unbewohnt“, sagt Drath. „Manchmal kennt man seine Nachbarn gar nicht. Und auch die Gemeinschaft leidet.“ Als echter Sylter gehört Drath zu einer seltenen Spezies. Seine Familie zog um 1830 vom Festland hierher. Die Urgroßeltern hatten eine Pension in Westerland. Sein Großvater Uwe gilt 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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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d in Sicht: der „Fernglasmann“ auf dem oberen Podest an der Promenade in Wenningstedt

erster deutscher Wellenreiter. In jungen Jahren sah er im Inselkino einen Film übers Surfen auf Hawaii. Später versuchte er es als Rettungsschwimmer selbst – mit dem schweren Rettungsbrett aus Holz.

Momme Drath ist in Rantum aufgewachsen. „Ich hatte die beste Kindheit, die man sich vorstellen kann, mit vielen Freiheiten“, erzählt er. „Im Sommer war ich immer am Strand.“ Mit fünf stand er das erste Mal auf einem Surfbrett, da hatte er gerade mal das Seepferdchen. „Danach wollte ich nichts anderes mehr machen. Alle meine Freunde und ihre Väter sind Surfer. Ich konnte mir viel abgucken.“ Nach der Schule lernte Drath Tischler, später arbeitete er als Rettungsschwimmer und surfte, sooft es ging. Viele seiner Freunde zogen weg, nach Kiel, Flensburg, Hamburg.

Doch Drath will die Insel, die ihm Heimat ist, nicht aufgeben. Weil er Wellenreiten liebt, sicher. Mehr noch aber hält ihn eine Mischung aus Heimat- und Verantwortungsgefühl gegenüber dem, was die Vorfahren aufgebaut haben. Drath wohnt im Elternhaus, eine Miete könnte er sich kaum leisten. Im Ortsbeirat Rantum und im Vorstand des Surf Club Sylt setzt er sich ehrenamtlich für die Insel ein. Es fehle an Angeboten, die sich an junge Leute richten, sagt er. „Vieles, was Spaß macht, wird verboten.“ Manchmal wird Drath selbst auf dem Weg zum Strand angehalten, im Neoprenanzug und mit Zink im Gesicht, weil er keine Kurkarte dabeihat. Freiheit findet er dennoch, am Strand oder beim Surfen mit dem Longboard vor Rantum, Westerland, Wenningstedt. „Auf dem Wasser fühle ich mich wie ein kleiner Junge“, sagt Drath. „Wenn ich weit draußen bin, hör ich nichts mehr und sehe nur noch die Küste. Wie schön ist das bitte!“

Das Sylt, das sich Drath dort präsentiert, zwischen Wellen und Gischt und manchmal auch Flaute, sieht dann gar nicht mehr aus wie eine Bühne. Nicht wie ein Symbol, auch nicht wie eine Chiffre. Sondern einfach wie eine Insel. ✕

Bei ihrer Recherche lernten Gunnar Herbst (l.) und Fotograf Domenic Driessen, rohe Austern so zu essen, dass die ihren gurkigen Geschmack voll entfalten und nicht nur nach Salzwasser schmecken

TIPPS

Gute und oft erschwingliche Adressen für den Urlaub auf Sylt

ÜBERNACHTEN

1 Campingplatz Westerland

Sylt hat sieben Campingplätze. Auf diesem kann man in den Dünen zelten oder sein Wohnmobil auf einen der gut 200 Touristenstellplätze stellen, zudem gibt es 20 Übernachtungsplätze, die ganzjährig geöffnet sind. Wer keine Lust auf Kochen hat, geht in der guten Osteria essen. Geöffnet von April bis Oktober. Zeitplatz ab 9,50 Euro, Westerland, Süderstraße 66, Tel. 04651/299 19 39, www.camping-westerland.de

2 Jugendherberge Hörnum

Vergessen Sie, was Sie über Hostels zu wissen glauben: Die fünf Jugendgästehäuser und -herbergen auf Sylt können mit so manchem Hotel mithalten. In Hörnum fühlen sich auch Familien und Alleinreisende wohl. Warmes Ambiente, gutes Essen, 39 Zimmer mit insgesamt 173 Betten. VP ab 44,50 Euro, Hörnum, Friesenplatz 2, Tel. 04651/88 02 94, www.jugendherberge.de

3 Steger-Hüs

Die große Anlage nahe dem Rantumer Hafen verfügt über einfache, moderne, helle Ferien-Apartments für Alleinreisende, Familien und Gruppen mit bis zu acht Personen. Von der geografischen Mitte der Insel aus sind Ausflugsziele gut zu erreichen. Ferienwohnung ab 50 Euro, Rantum, Am Torbogen 4, Tel. 04651/886 78 77, www.steger-hues.de

4 Bauernhof Hoffmann

Glückliche Ziegen, Ponys, Hühner sorgen für glückliche Kinder und erholte Eltern. Zum Hof gehören ein Laden und ein Spielplatz. In Kursen können kleine und große Gäste Klöppeln, Häkel, Stricken, Spinnen lernen. Ferienwohnung ab 65 Euro, Morsum, Skelinghörn 13, Tel. 01522/260 35 55, www.sylt-bauernhof.de

5 Friesenhaus Sander

Seit fast 100 Jahren eine Institution: Das Gästehaus verspricht friesische Herzlichkeit statt modernen Schnickschnack – Kaffee und Klönsnack inklusive. DZ/F ab 90 Euro, Westerland, Lerchenweg 13a, Tel. 04651/92 72 45, www.friesenhaus-sander-sylt.de

6 Pension Möwennest

Der lauschige Garten, ein freundliches Kaminzimmer und die Strandnähe sind nur drei gute Gründe, sich hier einzuquartieren. DZ/F ab 130 Euro, Wenningstedt, Seestraße 8, Tel. 04651/41 35 51, www.moewennest-sylt.de

7 Hotel Duene

Sagenhafte Unterkünfte in grünen Hügeln – fast könnte man Rantum für das Auenland halten. Das Hotel verfügt über mehrere Häuser mit nobel eingerichteten Zimmern, Suiten und Apartments. Pool und Sauna. DZ/F ab 170 Euro, Rantum, Stiindeelke 1, Tel. 04651/16 60, www.hotel-duen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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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 UND TRINKEN

8 Hafenstube

Ein Lieblingsort vieler Einheimischer. Im Lokal des Segelklubs im Munkmarscher Hafen steht unter anderem Kabeljaufilet mit Kartoffelsalat, Riesling-Schaum und Parmesan-Crunch auf der Speisekarte. Munkmarsch, Bi Heef 2, Tel. 04651/31871, www.sylter-segler-club.de

9 Kleine Küchenkate

Auch Fisch wird hier serviert, doch bekannt wurde das gemütliche Lokal durch seine Fleischgerichte aus der Landschlachterei, etwa das Bürgermeisterstück vom Galloway. Keitum, Hoyerstig 2, Tel. 04651/33387, www.kleinekuechenkate.de

10 Fisch Blum

Familie Blum hat sich mit Fisch und Hummer zu fairen Preisen einen Namen gemacht. Neben dem Stammhaus in Tinnum betreibt sie Läden in Westerland und Wenningstedt. Tinnum, Mittelweg 7, Tel. 04651/3401, www.sylter-fisch.de

11 Käseklub

Man kann nicht jeden Tag Nordseescholle essen, das weiß auch Fabian Kolb. In seinem Lokal dreht sich alles um Käse: vom Käseteller mit Chutney, Brot und Joghurtbutter über Salat mit hausgemachtem Ziegenfrischkäse bis zu selbst gemachtem Cheesecake. Lecker! Tel. 04651/967441, Keitum, Siidik 6

12 Tofree

Noch mehr junge, frische Küche kommt im Kiosk am Campingplatz Tinnum auf die Teller. Auf der Speisekarte stehen anspruchsvolle Snacks aus nachhaltigen Produkten, etwa Tostada aus geröstetem Sauerteigbrot mit Käse, Tomate, Rucola, Avocado oder Chorizo. Tinnum, Ziegeleiweg 2, www.tofreenorth.com

13 Bella Vita

Im Steinofen bereiten Aly Zahra und sein Team die wohl beste Pizza der Insel zu, die sie unter anderem mit Antipasti oder Black-Tiger-Garnelen belegen. Sylt, Flughafenstraße 1, Tel. 0170/52102 90, www.bellavita-sylt.de

14 Sydhavn

Von der kleinen Crêperie am Hörnumer Hafen blickt man rüber auf die Nachbarinseln Amrum und Föhr. Angeboten werden 30 Sorten – vom Klassiker mit Zimt und Zucker bis zu Käse-Schinken-Crêpes. Lockere Stimmung, guter Cappuccino. Hörnum, Hafenstraße 4

15 Dittmeyer's Austern-Compagnie

Seit 1986 züchtet der Betrieb die kostbare Meeresfrucht, seit 2020 bietet er sie im hauseigenen Restaurant „Sylter Royal“ an. Im Direktverkauf kostet sie rund zwei Euro das Stück. Ausstellung und Führungen. List, Hafenstraße 10–12, Tel. 04651/87 08 60, www.sylter-royal.de

ERLEBEN

16 St. Severin

Die älteste Kirche der Insel ist ein Ort der Gemeinschaft. Zu erleben bei Gottesdiensten, Andachten, hochkarätigen Konzerten, Ausstellungen und Pilgerwanderungen mit Pastorin Susanne Zingel. Auf dem Friedhof liegen Kapitänsfamilien des 17. Jahrhunderts – aber auch Rudolf Augstein und Peter Suhrkamp sind hier begraben! Keitum, Pröstwai 20, www.st-severin.de

17 Multipark Sylt

Skaten, Basketball spielen, Sprayen, Leute treffen – auf dem Gelände des ehemaligen Sylt-Stadions ist ein Freizeitpark entstanden, wo jeder willkommen ist. Weitere Angebote sollen hinzukommen. Westerland, Stranddistelweg, www.skateboarding-sylt.de

18 Weststrand

Mal ist er schön, mal schöner: der fast 40 Kilometer lange Sandstrand. Dass Sylt-Legende Bambus-Klaus einst in List seine Bar und fulminante Partys schmiss, sieht man dem Strand nicht an. An der Buhne 16 betrieben die Surfpioniere und Brüder Uwe, Conrad und Dieter Behrens ihr Lokal. Später wurde sie zum FKK-Strand (nur nicht für Gunter Sachs, trotz „Badehose runter – Gunter“-Transparenten). www.sylt.de

19 Feste

Auf Ringreit-Turnieren oder sommerlichen Dorffesten trifft man eine seltene Spezies – wahre Insulaner. Der Musikverein spielt, die Freiwillige Feuerwehr lädt zu Touren im Löschfahrzeug, dazu werden Kuchen, Leckereien vom Grill und Getränke verkauft. www.sylt.de

20 Das Watt

Sieht vom Ufer nicht so erhaben aus, ist es aber: eine Wanderung durchs Watt, seit 2009 Unesco-Weltnaturerbe. Die Schutzstation Wattenmeer, die auch das sehenswerte Nationalparkhaus Arche Wattenmeer in Hörnum betreibt, bietet sie ab Keitum und Puan Kient an. www.schutzstation-wattenmeer.de

21 Führungen

Wer genug vom Meer hat (gibt es das?), lässt sich von der Naturschutzgemeinschaft Sylt zum Morsum-Kliff führen. Geologen schwärmen vom besonderen Aufbau aus mehreren Erdschichten, die bis zu acht Millionen Jahre alt sind. Andere Führungen gehen in die Braderuper Heide. Wenningstedt, M.-T.-Buchholz-Stich 10a, www.naturschutz-sylt.de

22 Surf + Strand Kultur Sylt

Mit Fotos, Filmen und historischen Exponaten feiert die Ausstellung im Westerländer Rathaus die lokale Strandkultur,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rettsports und dessen Pioniere wie Mommes Großvater Uwe Drath. Andreas-Nielsen-Straße 1, www.sylt.de

23 Meer Leben e.V.

Zehn Kinder, vier Tage, ein Ziel: Wellenreiten. Die Surftherapie soll die Lebensqualität von schwer erkrankten Kindern und ihren Geschwistern im Alter von zwölf bis 18 Jahren nachhaltig verbessern. Für die sechs Sommercamps im kommenden Jahr kann man sich jetzt bewerben. Kosten: 100 Euro, inklusive Kost, Logis und Workshops. www.meerleben-ev.de

24 Inselkind

Die Sandbänke bei K4 im Süden eignen sich gut, um surfen zu lernen, etwa beim ehemaligen Profi Angelo Schmitt. Kurse werden in kleinen Gruppen oder als Einzelunterricht gegeben. Sie richten sich nach den Gezeiten sowie nach Wind und Wellen. Hörnum, Parkplatz K4, www.inselkind.com

25 Sylt Go!

Rund 50 Partnerunternehmen bieten diesen Service bereits für ihre Gäste an, vom Apartment über den Campingplatz bis zum Hotel, und es werden immer mehr. Wer bei ihnen wohnt, kann die Linienbusse der Sylter Verkehrsgesellschaft (SVG) kostenlos nutzen. www.sylt-go.de

Christoph Farkas und Gunnar Herbst

6.8.2026 stern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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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yna
	2015	2014
	1/1 thru 5/15
Salary - JSC (began 3/2/2015) 50k plus 8% payroll taxes	54,000
Estimated rent and utilities @ 3,500 per month FMV	42,000	42
Apartment Renovations	23,575	4
Apartment Furnishings (2015 Artefacto 2014 Erin) -	85,000	79
Columbia Tuition	-	72
Butterfly Wire	50,000
Brokerage Account
JEE Wires to Karyna
JEE Wires to Parents		50
Credit card spending per QB thru 5/14/2015--->	80,802	191
TOTALS	335,377	440

AUSLAND

EPSTEINS ERBIN

Karyna Shuliak war die „Favoritin“ des Sexverbrechers. Seit dessen Tod versucht sie, in Vergessenheit zu geraten.

Von Matthew Goldstein und Sharon Otterman

38 stern 6.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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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liak

	2013	2012	TOTALS
1,000	42,000	42,000
1,620		13,000
1,985
103	104,490	40,000
	10,000
	10,000	60,000
1,000
1,929	91,427	54,991
1,637	257,917	210,821

ILLUSTRATION: PHILIPP SPOGOSTERN, FOTO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 HOUSE OVERSIGHT DEMOCRATS/APP: IMAGO IMAGES (2)

Wie viel fällt ihr aus

dem Nachlass zu?

Shuliak, 37,

Ist die Freutaus

den Akten – und

ein Myst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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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ie junge Zahnärztin lächelte, sprach leise. Sie trug eine Fleecejacke der Columbia-Universität und hielt ihr langes Haar mit einer Spange zurück. Vorgestellt wurde sie von ihrer Assistentin schlicht als „Dr. Karyna“. Doch was die Patientin, die im vergangenen Dezember in der Praxis ursprünglich einen Termin bei einer anderen Zahnärztin gehabt hätte, nicht wusste: Die Frau, die sie behandelte, war Dr. Karyna Shuliak – die Freundin des berüchtigten Sexualstraftäters Jeffrey Epstein.

Shuliak, 37, war der letzte Mensch, den Epstein anrief, bevor er sich 2019 in seiner Gefängniszelle das Leben nahm. Aus seinem Nachlass könnte sie bis zu 100 Millionen US-Dollar erben, darunter einen Diamantring mit 33 Karat – so geht es aus Ermittlungsunterlagen hervor, die von den Bundesbehörden veröffentlicht wurden.

An jenem Wintertag jedoch arbeitete Shuliak als Zahnärztin in Teilzeit in einer unscheinbaren Praxis in Downtown Brooklyn, wie Kollegen berichten, die dort tätig sind oder waren.

Ihr Versuch, sich ein halbwegs normales Leben aufzubauen, zerbarst, als das Justizministerium drei Millionen Seiten an Ermittlungsakten und E-Mails zu Jeffrey Epstein veröffentlichte. Die Ende Januar publizierten Dokumente enthalten Tausende intime Nachrichten zwischen Shuliak und Epstein sowie Dutzende Fotos von ihr und den beiden gemeinsam. Plötzlich lag ihre fast achtjährige Beziehung offen zutage. Sie stritten über Sex – mal wollte er mehr, mal sie. Sie bestellte Produkte bei einem Unternehmen für sexuelle Gesundheit von Paaren. Regelmäßig schickte sie ihm Links zu pornografischen Videos. In manchen

Shuliak profitierte von Epsteins Zuwendungen, dafür hielt sie ihm bis zum Tod die Treue

Shuliaks „Zahnarztpraxis“ in Epsteins Haus auf den US-Jungferninseln

40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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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s sprachen sie über Antibabypillen, Akne-Medikamente und Behandlungen.

Shuliak erscheint nach sorgfältiger Auswertung der Akten und Gesprächen mit mehreren mit ihr vertrauten Personen als eine komplexe und ungewöhnliche Figur in Epsteins Umfeld. Die gebürtige Belarussin lernte Epstein mit 21 kennen. Sie bezeichnete sich nie als Opfer, die Bundesbehörden führen sie nicht als Mitverschworene in Epsteins Sexhandel. Es gibt keine Hinweise darauf, dass das FBI sie jemals befragt hat, auch die Anwälte von Hunderten seiner Opfer forderten von ihr nie, unter Eid auszusagen.

Epstein nannte sie einmal seine „Favoritin“ und sagte ihr oft, er liebe sie. Shuliak konnte frei über eine Kreditkarte verfügen und kaufen, was sie wollte. Gemeinsam reisten sie um die Welt, über die Jahre ließ er ihr Zahlungen von fast einer Million Dollar zukommen. Auch an ihre Eltern in Belarus überwies er Zehntausende Dollar, wie die Akten enthüllen. Shuliak gewann mit der Zeit genug Vertrauen, um bei der Verwaltung von Epsteins Immobilien und seines Personals zu helfen – und spielte sogar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bei seinen Bemühungen, nur Wochen vor seiner Festnahme 2019 einen marokkanischen Palast zu kaufen.

Epstein dominierte die Beziehung, doch es besteht kaum ein Zweifel daran, dass Shuliak beruflich, persönlich und finanziell davon profitierte. Die publik gewordenen E-Mails liefern neue Details darüber, wie Epstein ihr half, an die zahnmedizinische Fakultät der Columbia-Universität in New York zu kommen – und wie er ihr zur US-Staatsbürgerschaft verhalf, indem er eines seiner weiblichen Opfer bat, sie zu heiraten. In einer Mail schrieb er, der „schnellste Weg zur Greencard“ sei eine gleichgeschlechtliche Ehe. Demokratische Kongressabgeordnete warfen Epstein dieses Jahr vor, das Einwanderungssystem ausgenutzt zu haben, und kritisierten Shuliaks (später geschiedene) Ehe mit einer US-Amerikanerin als möglicherweise „scheinhaft“. Die US-Einwanderungsbehörde hat den Prozess, durch den Shuliak ihre Staatsbürgerschaft erlangte, bislang nicht angefochten.

Bis zu diesem Frühjahr lebte Shuliak in einem Apartmenthaus in Manhattan Upper East Side, an dem Epsteins Bruder Mark einen finanziellen Anteil hat. Über ihren Anwalt lehnte sie eine Stellungnahme ab. Mark Epstein sagte in einem kurzen Interview: „Ich wünsche dieser Frau nur das Beste.“ Eine Freundin Shuliaks aus Belarus,

SEINE HILFE LEHNTE SIE ZUNÄCHST AB: „ICH MUSS SAGEN, DASS ICH EINIGE INFORMATIONEN ÜBER DICH GELESEN HABE“

die einst mit ihr eine Wohnung in Brooklyn teilte und anonym bleiben wollte, sagte, sie glaube, Shuliak habe Jeffrey Epstein „wirklich geliebt“.

„Lass es langsam angehen“

Karyna Shuliak lebte erst neun Monate in New York, als sie Epstein Ende März 2011 kennenlernte. Sie war mit einem befristeten Studentenvisum aus Belarus hergezogen, um an einer Schule in Manhattan Englisch zu lernen. Sie verdiente etwa 15 Dollar pro Stunde als Zahnarzthelferin und bewarb sich nebenbei auf Jobs als Kellnerin.

Gleichzeitig versuchte sie herauszufinden, wie sie ihre in Belarus begonnene Ausbildung zur Zahnärztin fortsetzen könnte. Eine junge Frau aus Sibirien stellte den Kontakt zu Epstein her, wie die Akten zeigen. Sie sei gelegentlich aufgefordert worden, andere junge Frauen zu rekrutieren, sagte diese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r „New York Times“ – vermutlich, um Epstein mit erotischen Massagen zu versorgen. Genau das schien auch bei Shuliak seine Absicht gewesen zu sein.

Die Frau, die anonym bleiben wollte, weil sie angab, von Epstein missbraucht worden zu sein, hatte ihm ein Foto von Shuliak geschickt und sie als hübsch beschrieben. Nach einigem Hin und Her fiel der Beschluss, dass die Frau, Shuliak und deren Mitbewohnerin aus Belarus Epstein in seinem Anwesen in Manhattan treffen würden. „Lass es langsam angehen“, riet die Frau Epstein in einer E-Mail.

Ihre ersten Begegnungen folgten dem Muster, das er auch bei anderen Frauen anwandte: Epstein schmeichelte Shuliak, verwöhnte sie und versuchte, sie zu manipulieren, wie aus den Akten hervorgeht. Nahezu sofort bot er ihr an, ihr bei der Verwirklichung ihres Traums zu helfen, Zahnärztin zu werden. Doch die E-Mails zeigen, dass Shuliak dies – zumindest in den ersten Monaten – ablehnte.

Wenige Wochen nach ihrem Kennenlernen schrieb sie Epstein, sie halte ihn für einen „bemerkenswerten Menschen“. Seine Hilfe könne sie aber nicht annehmen, fügte sie hinzu, „aufgrund einiger Ansichten, die fest in meinem Kopf verankert sind, egal wie dumm das aussehen mag“. Weiter schrieb sie: „Ich wünsche dir alles Gute und entschuldige mich, falls ich deine Zeit verschwendet habe.“ Zwar erläutert Shuliak nicht, was sie konkret verstörte, doch das Kennenlernen fand statt, nachdem Epstein sich in Florida schuldig bekannt hatte, eine Minderjährige zur Prostitution angeworben zu haben – und zudem beschuldigt wurde, Dutzende weiterer Teenager missbraucht zu haben. In seiner Antwort beschimpfte er sie, auf „Gerüchte und Geschichten“ zu hören. Sie entgegnete: „Diese Welt ist manchmal sehr grausam, und in den meisten Fällen müssen wir einen bestimmten Preis für Dinge zahlen. Ich muss sagen, dass ich einige Informationen über dich gelesen habe.“ Epstein, damals 58, akzeptierte aber kein Nein.

Den von Staatsanwälten veröffentlichten E-Mails zufolge kaufte er Shuliak und ihrer Mitbewohnerin Tickets für „Der Kön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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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BILLY FARRELL/BRASSHUTTERSTOCK, DEPARTMEN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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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Löwen“ am Broadway und lud sie in Restaurants ein. Er spendierte ihr einen Rundflug im Hubschrauber über Manhattan. Im Juli 2011 besuchte sie seine Ranch in New Mexico, wenige Monate später seine Privatinsel auf den Amerikanischen Jungferninseln.

„Du bist der aufrichtigste Mensch“

Seit ihrer Kindheit wollte Shuliak Zahnärztin werden. In einem Bewerbungsschreiben, das die „New York Times“ einsehen konnte, schildert sie, wie die Zahnprobleme ihrer eigenen Familie und der aus ihrer Sicht schlechte Zustand der Zahngesundheit in Belarus sie geprägt hätten. Vier der fünf Studienjahre in Minsk hatte sie bereits absolviert – dann aber ihr Studium abgebrochen, um nach New York zu gehen. Im Winter 2012 nahm sie schließlich Epsteins Hilfe an, um einen Studienplatz zu bekommen. Nachdem die Columbia-Universität sie zunächst abgelehnt hatte, bat Epstein seinen eigenen Zahnarzt, Dr. Thomas J. Magnani, einen einflussreichen Alumnus, um Kontakt zum Dekan. Diesem stellte er eine Spende von bis zu zehn Millionen Dollar in Aussicht. Am Ende überwies Epstein einem Buchhalter der Universität zufolge nur rund 210.000 Dollar – genug aber, um die Dinge ins Rollen zu bringen.

Die Akten des Justizministeriums enthalten eine Reihe von SMS-Nachrichten, aus denen hervorgeht, wie Magnani und der Hochschuldekan Dr. James Fine Shuliak vorab Hinweise auf Themen gaben, die in einer Aufnahmeprüfung im April 2012 vorkommen würden, um ihre praktischen Fähigkeiten als Wechselstudentin zu testen. Beide reagierten nicht auf Anfragen. Nachdem sie bestanden hatte und an der Columbia aufgenommen worden war, arrangierte Epstein einen Besuch von Shuliaks Mutter aus Belarus. Er bezahlte ihr zudem die Studiengebühren für drei Jahre. „Du bist der aufrichtigste Mann unter allen Männern“, schrieb Shuliak ihm im Juni 2012. „All deine Liebe und Fürsorge, meine Eltern, die Schule, die Wohnung. DANKE DIR SOOO SEHR FÜR ALLES!!!“

Immer wieder kam es zum Streit, weil er darauf bestand, Sex mit anderen Frauen zu haben – auch mit jener kleinen Gruppe von Assistentinnen, die für ihn arbeiteten und die er E-Mails zufolge als seine „Familie“ bezeichnete. „Ich verstehe, dass du es brauchst, aber das sind Dinge, die sich für mich nicht natürlich anfühlen, es fühlt sich irgendwie schmutzig für mich an“, schrieb sie ihm im August 2012. In keiner

Shuliak auf dem New Yorker Standesamt 2013. Ihre heutige Ex-Frau sagt, sie sei zur Heirat gezwungen worden

der von der „New York Times“ ausgewerteten Akten äußert Shuliak grundsätzliche moralische Bedenken dagegen, wie Epstein diese anderen Frauen behandelte, von denen viele später angaben, Opfer seines Missbrauchs geworden zu sein. Stattdessen bat sie ihn, die Beziehungen aus ihrem Blickfeld zu halten. „Wenn es nicht zu viel verlangt ist, dann genieße es, aber halte mich davon fern“, schrieb sie. „Ich bleibe bei dir, egal was passiert, solange du glücklich bist. Ich liebe dich.“

Zu dem Zeitpunkt, als Shuliak sich 2012 an der Columbia bewarb, hatte sie ihr Studentenvisum bereits überzogen, das sie 2010 erhalten hatte. Anfang 2013 fand Ep-

stein eine Lösung, sie im Land zu behalten, wie aus den Akten hervorgeht.

Zwei Jahre zuvor hatte New York als einer der ersten US-Bundesstaaten die gleichgeschlechtliche Ehe legalisiert. Epstein kam zu dem Schluss, dass eine Heirat in New York zwischen zwei Frauen der einfachste Weg zur Staatsbürgerschaft sei, ohne Verdacht zu erregen, dass die Ehe arrangiert sein könnte, um einer Abschiebung zu entgehen. Er wählte aus dem Kreis seiner Assistentinnen eine 30-jährige Frau aus Minnesota als Partnerin aus. Brad Edwards, der Anwalt dieser Frau, sagte, seine Mandantin sei ein Opfer Epsteins, daher könne er nicht über ihre Situation sprechen. Generell sei es jedoch „nicht erlaubt gewesen, Jeffrey Epstein zu widersprechen, noch hätte sich das jemand je getraut“.

Den Mails zufolge wies Epstein die Frau an, Shuliak am 16. September 2013 auf dem New Yorker Standesamt zu treffen. Sie sollte ihre Koffer gepackt haben, um unmittelbar danach auf die Jungferninseln zu fliegen, während Shuliak in New York bleiben sollte, um ihre Zahnmedizin-Seminare zu besuchen. Drei Wochen später wurden die Frauen im Büro des städtischen Standesbeamten getraut. Fotos dokumentieren die Zeremonie. Nach der Hochzeit reichte ein in Brooklyn für Epstein tätiger Einwanderungsanwalt im Namen der Frau ein Formular ein, mit dem Shuliak als ihre Ehepartnerin und Begünstigte registriert werden sollte. Der Antrag wurde genehmigt, die Einwanderungsbehörde stellte das laufende Abschiebungsverfahren gegen Shuliak ein. Monate später erhielt Shuliak ihre Greencard und damit eine rechtmäßige Aufenthaltserlaubnis.

„In Erwägung einer Heirat“

Von außen betrachtet wirkte die Ehe legitim: Die beiden Frauen wohnten gemeinsam in einem Apartment an der Upper East Side, das zum Teil Epsteins Bruder gehörte und in dem Epstein viele seiner Assistentinnen einquartiert hatte. Sie führten ein gemeinsames Konto bei der Deutschen Bank und unternahmen zusammen Reisen nach London, Europa und Japan.

Im Mai 2018 wurde Shuliak offiziell US-Staatsbürgerin. Ein Jahr später ließ sie sich scheiden. Einem Ausschussbericht der Demokraten im Repräsentantenhaus zufolge gab Shuliaks Ex-Frau an, zur Ehe gezwungen worden zu sein. Die Frau erklärte, sie habe nicht gewusst, dass die Hochzeit nur Tage vor Shuliaks Abschiebungstermin angesetzt worden war. Der Bericht kam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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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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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 Schluss, die Ehe habe womöglich dazu gedient, Shuliak die „rechtliche Grundlage für einen dauerhaften Aufenthal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 verschaffen. Eine juristische Anfechtung ihrer Staatsbürgerschaft empfahl er nicht.

Anfang 2019 wirkten Shuliak und Epstein wie ein ganz normales Paar. Sie lebte die meiste Zeit in seiner Villa in New York und nahm ihre Katze Blueberry mit auf gemeinsame Reisen. Nach ihrem Abschluss 2015 hatte sie ihre Zulassung als Zahnärztin auf den Amerikanischen Jungferninseln, in Florida und in New Mexico erhalten. Hinweise auf eine tatsächliche Praxis gibt es jedoch keine, obwohl Unterlagen die Einrichtung zahnmedizinischer Geräte in einigen Häusern Epsteins dokumentieren. Stattdessen verwendete sie viel Energie auf die Verwaltung seiner Immobilien und seines Personals. Keine Aufgabe schien zu klein: Sie wies seine Fahrer an, stets „kaltes Voss-Wasser“ in den Autos bereitzuhalten, organisierte Blumengestecke für seine Villa in Manhattan, bestellte Transportcontainer für Gartenmöbel für seine Insel und koordinierte Reparaturen sowie Putzpläne für die Wohnungen an der Upper East Side, an denen sein Bruder einen Anteil hatte.

Im Juni 2019 reisten sie gemeinsam nach Paris, wo Epstein ein Apartment besaß. Am 6. Juli kehrte Epstein in die USA zurück, während Shuliak in Europa blieb. Als sein Flugzeug in New Jersey landete, warteten Bundesbeamte auf ihn und nahmen ihn fest. Etwa einen Monat nach seiner Verhaftung erklärte er Shuliak in einem 20-minütigen Telefonat aus dem Gefängnis, es werde länger dauern als gedacht, die Vorwürfe wegen Sexhandels aufzuklären. Epstein riet ihr, sich vorübergehend eine andere Unterkunft zu suchen, wie aus einer Abschrift des Anrufs hervorgeht, die ein Anwalt den Bundesbehörden bereitstellte. Besagtem Anwalt zufolge habe Epstein ihr geraten, „stark zu bleiben“. Am nächsten Morgen, dem 10. August 2019, wurde Epstein tot in seiner Gefängniszelle aufgefunden, die festgestellte Todesursache: Suizid.

Kurz zuvor hatte er sein Testament geändert und Shuliak einen Großteil seines damaligen Vermögens von 600 Millionen Dollar vermacht, darunter den großen Diamantring „in Erwägung einer Heirat“, wie eine handschriftliche Notiz festhält. Wie viel Shuliak tatsächlich erhalten wird, ist unklar. Aus Dokumenten geht hervor, dass der Nachlass nach Auszahlung hoher Entschädigungssummen an Opfer 120 bis

Epstein umgarnte die Belarussin vom ersten Kennenlernen an, wie aus E-Mails hervorgeht

IM GEFÄNGNIS ERKLÄRTE ER IHR, DIE SACHE WERDE LÄNGER DAUERN ALS GEDACHT

200 Millionen Dollar wert ist. Neben Shuliak gibt es zahlreiche weitere Begünstigte, darunter die Kinder seines Bruders Mark, die zehn Millionen Dollar erben sollen.

Trotz dieses möglichen Geldsegens hat Shuliak ihren Traum, Zahnärztin zu sein, nicht aufgegeben. Zurück in New York, bewarb sie sich 2023 erneut an der Columbia-Universität für ein zahnmedizinisches Doktorandenprogramm, offenbar um eine Voraussetzung für die Berufszulassung im Bundesstaat New York zu erfüllen. Dieselben beiden Zahnärzte, die ihr 2012 mit der Aufnahme geholfen hatten, unterstützten sie erneut, fand die „New York Times“ heraus. Die Zulassungsakte zeigt, dass

Dr. Fine, der Dekan, der die Doktoranden-Weiterbildung an der Columbia betreute, ein spezielles „Fakultätspraktikum“ für Shuliak in der Zahnarztpraxis in Midtown Manhattan einrichtete, die er gemeinsam mit Dr. Magnani betrieb. Beide Männer stellten ihr beste Empfehlungen für das Programm aus, das sie im Mai 2025 zusammen mit sechs weiteren Studierenden abschloss. Im November erhielt sie ihre Zulassung als Zahnärztin in New York.

„Ich habe Epsteins Freundin getroffen“ Nach Veröffentlichung der Epstein-Akten wurde Fine von der Universität abgesetzt, Magnani verlor seine Führungsposition im Alumni-Verband. Die Universität sah jedoch keinen Anlass für Konsequenzen gegenüber Shuliak – diese habe die Zulassungsvoraussetzungen erfüllt.

Etwa zur gleichen Zeit, als sie ihre New Yorker Zulassung als Zahnärztin erhielt, bewarb sich Shuliak auf eine Stellenanzeige auf Indeed.com für eine Teilzeitstelle als Zahnärztin in Downtown Brooklyn, wie ein Zahnarzt aus der Praxis berichtet, der anonym bleiben wollte. Dort wurde Yoonhae Kim, eine Patientin, zweimal von ihr behandelt: im Dezember für eine Zahnreinigung und im Februar dieses Jahres für eine Füllung. Kim sagte, sie habe Shuliaks wahre Identität erst herausgefunden, als sie Fotos von ihr sah, die mit den Epstein-Akten veröffentlicht wurden. Weil sie sich getäuscht fühlte, da sie nicht über Shuliaks vollständigen Namen informiert worden war, und andere Patienten warnen wollte, wandte sie sich an die „New York Times“. „Ich konnte es einfach nicht glauben“, sagte Kim. „Von all den Dingen, die mir im Leben passieren konnten, war das wohl kein Lottogewinn: Ich habe Epsteins Freundin getroffen.“

Shuliaks letzter Arbeitstag in der Praxis in Brooklyn war der 12. Februar. Am 16. Februar hätte sie wieder arbeiten sollen, doch sie meldete sich krank und kam nie zurück. Die öffentliche Aufmerksamkeit, die sie durch die Epstein-Akten erlangt hatte, habe es ihr vermutlich schwer gemacht, dort weiterzuarbeiten, sagte ein Zahnarzt aus der Praxis. Shuliaks Anwalt wollte sich nicht dazu äußern, ob sie eine andere Stelle als Zahnärztin gefunden hat. ✕

Recherche-Mitarbeit: Kitty Bennett und Georgia Gee. Dieser Artikel erschien ursprünglich in der „New York Times“. © 2026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Übersetzung: ChatGPT/stern

6.8.2026 ster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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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Rohbau des Rechenzentrums in Gilroy steht bereits – und macht den Anwohnern Angst

AUSLAND

MENSCH GEGEN MASCHINE

Im kalifornischen Gilroy streiten Bürger und Stadt über den Bau eines Rechenzentrums. Es ist eine Debatte, die das ganze Land erfasst hat.

Von Leonie Sche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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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ENNO SCHEURL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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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stinkt gewaltig in Gilroy. Jedes Jahr im Juli, wenn die Erntezeit beginnt, legt sich ein beißender Geruch über die Kleinstadt südlich von San Francisco im Schatten des Silicon Valley. Die „Knoblauchhauptstadt der Welt“ trägt ihren Namen mit Stolz. In der Innenstadt schmücken Knoblauchknollen Blumenkübel und Häuserfassaden. In den Souvenirläden stapeln sich Knoblauch-T-Shirts. Auf dem jährlichen Garlic Festival gibt es sogar Knoblaucheis. Doch diesen Sommer stinkt vielen Gilroyanern etwas anderes.

Am Stadtrand, wo vor Wochen noch Ackerfläche brachlag, lässt Amazon ein 22 Hektar großes Rechenzentrum bauen, so groß wie 32 Fußballfelder. Das Datencenter soll vor allem mehr Rechenkapazität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schaffen. Viele von Gilroys knapp 60.000 Einwohnern fürchten Folgen für die Umwelt, sorgen sich um steigende Stromrechnungen, andere wollen den riesigen surrenden Betonklotz schlicht nicht in ihrer Nachbarschaft.

Eine Frage bringt alle an einen Tisch: Wer entscheidet darüber, wie sich ihre Heimatstadt verändert – sie selbst oder übermächtige Tech-Konzerne?

Wenn Ken Christopher, 41, über die Familienranch führt, vorbei an meterhoch gestapelten Holzkisten mit frischem Knoblauch, erzählt jeder Schritt ein Stück Familiengeschichte. Was sein Großvater einst auf wenig Fläche begann, ist heute der größte Knoblauchbetrieb der USA. Mehr als eine Milliarde Knollen liefert die Christopher Ranch jedes Jahr in alle Teile des Landes. Inzwischen führt Ken Christopher den Betrieb gemeinsam mit seinem Vater in dritter Generation. Für Christopher ist der KI-Boom keine abstrakte Debatte. Seine Familie sah sich bereits gezwungen, Ackerland an Tech-Unternehmen zu verkaufen. Als Farmer sorgt er sich um den hohen Wasserverbrauch, vor allem aber um die Gefahr für Gilroys Identität. „Ein Rechenzentrum kommt selten allein“, sagt er und zieht vielsagend die Augenbrauen hoch.

Überall in den USA entstehen derzeit gigantische Rechenzentren, um den steigenden Bedarf von KI-Modellen wie ChatGPT zu decken. Dahinter stehen oft dieselben fünf Tech-Riesen: Amazon, Microsoft, Google, Meta und xAI, die Firma Elon Musks. Mehr als 4700 dieser Zentren gibt es in den USA, Stand Ende Juli. Gleichzeitig ziehen von Kalifornien bis Florida Bürger gegen die Anlagen auf die Straße und vor Gericht. New York verhängte als erster Bundesstaat

Annedore Kushner (l.) und Georgine Scott-Codiga sind wütend, dass über ihre Köpfe hinweg entschieden wurde

ein Moratorium für neue Großrechenzentren, landesweit gelten inzwischen mehr als 100 lokale Baustopps.

Die Ängste sind begründet: Im Großraum Phoenix ließ der Energie- und Wasserverbrauch durch Rechenzentren die Pegel der größten Stauseen, Lake Powell und Lake Mead, auf historische Tiefstände fallen. In Virginia, dem weltweiten Knotenpunkt von Rechenzentren, sind die Strompreise über einen Zeitraum von fünf Jahren um bis zu 267 Prozent in die Höhe geschossen. Doch der Protest ist mehr als eine Debatte über Umwelt, Infrastruktur und Kosten. In einer Zeit, in de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mmer stärker in den Alltag der Amerikaner eindringt, sind Rechenzentren zum sichtbarsten Symbol der Furcht vor der unkontrollierten Macht der Maschinen geworden.

Ken Christopher bleibt an einer Holzkiste stehen, greift nach einer Knoblauchknolle und dreht sie langsam in der Hand. Er sei kein Tech-Gegner, sagt der braun gebrannte Mann im blauen Polohemd. Im Gegenteil: Er selbst nutze Chatbots „ununterbrochen“, gibt er zu, auch auf der Ranch helfe KI heute bei der Auswertung von Erntestatistiken und Prognosen. „Das letzte Wort hat bei uns trotzdem immer ein Mensch.“ Das sei für ihn auch in der Rechenzentren-Debatte entscheidend. Es sei doch so, sagt er und lässt die Knolle wieder in die Kiste gleiten: „Unsere Felder ernähren Menschen. Rechenzentren ernähren Maschinen.“

Annedore Kushner, 66, und Georgine Scott-Codiga, 68, stehen schweigend vor der Baustelle am Arroyo Circle. Hinter dem Maschendrahtzaun schieben Bagger

46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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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blauchmagnat Ken Christopher hofft, dass seine Stadt die Balance zwischen Innovation und Tradition findet

FÜR VIELE IST

DER BAU EIN VERTRAUENS- BRUCH

Umweltgefahr? Datenzentren wie hier in Virginia sind riesige Wasser- und Stromfresser

Erde zu meterhohen Hügeln auf. Wie die meisten Einwohner erfuhren die beiden Frauen erst von dem Amazon-Projekt, als die Bauarbeiten zwischen Shoppingcenter und angrenzendem Farmland längst be- gonnen hatten. Scott-Codiga dokumen- tiert den Baufortschritt mit ihrem Handy. „Letzte Woche war hier fast noch nichts“, sagt sie und deutet über den Zaun. Jetzt ragen schon Betonwände in den Himmel. Bis 2027 sollen auf dem Gelände zwei Re- chenzentren, ein Umspannwerk und ein Sicherheitsgebäude entstehen.

Kennengelernt haben sich die beiden Frauen vor wenigen Wochen, bei einer

hitzigen Stadtratssitzung am 15. Juni. Wo sonst kaum 30 Stühle besetzt sind, kamen an jenem Montagabend mehr als 200 Bür- ger zusammen, um ihrem Ärger über das neue Rechenzentrum Luft zu machen. Der Rathaussaal war so überfüllt, dass viele die Debatte im Vorzimmer auf einem Bild- schirm verfolgen mussten.

Energieverbrauch einer Kleinstadt

Sieben von zehn Amerikanern lehnen einer Gallup-Erhebung zufolge inzwischen den Bau eines Rechenzentrums in ihrer Nachbarschaft ab. Im Vordergrund steht für viele die Umwelt. Dem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Study Institute zufolge kön- nen Mega-Rechenzentren für die Kühlung ihrer Server täglich bis zu 19 Millionen Liter Wasser verschlingen – genug, um den Ta- gesbedarf einer US-Kleinstadt zu decken.

Wasser ist ein kostbares Gut in Santa Clara County, das sich von den Ausläufern San Franciscos bis zum ländlichen Gilroy zieht. Die Region kämpft wie der Rest Kali- forniens mit zunehmenden Dürreperioden. Für Anwohner wie Scott-Codiga bedeutet dies strikte Wassersparmandate. Ihren Garten darf sie nur einmal pro Woche gie- ßen, während wenige Kilometer entfernt das Rechenzentrum nach dem finalen Ausbau täglich so viel wie 70 ihrer Nach- barn auf einmal verbrauchen wird. Hinzu kommt das in der Hitze extrem belastete Stromnetz. „Schon jetzt haben wir im Hochsommer wöchentlich Stromausfälle. Wie soll das erst werden, wenn ein einziges Rechenzentrum so viel Strom verbraucht wie ein Drittel aller Haushalte in Gilroy?“

Scott-Codigas Arbeitszimmer gleicht inzwischen einer Ermittlungszentrale. Wo die ehemalige Tatort-Forensikerin früher Kriminalfälle untersuchte, stapeln sich heute Aktenordner, Karten, Baupläne. Bis zu zehn Stunden täglich verbringt die Rentnerin damit, Umweltgutachten zu lesen, Genehmigungen zu prüfen und Planungsunterlagen zu vergleichen.

Für Annedore Kushner ist der Bau auch ein Vertrauensbruch. Die 66-Jährige saß selbst bis vergangenes Jahr in der Pla- nungskommission Gilroys. Umso größer ihr Schock, als sie vom Rechenzentrum erst erfuhr, als die Bagger bereits rollten. Die Stadt hatte das Projekt im Juli 2025 auf Grundlage einer Industriegebietsregel- ung aus dem Jahr 1981 genehmigt – ohne Anhörung des Stadtrats, ohne öffentliche Debatte. Kushner findet das unbegreiflich. „Wir haben monatelang über den Anbau einer Eisdiele diskutiert. Aber so ein Mam-

mutprojekt wird einfach durchgewunken? Da ist doch etwas faul.“

Greg Bozzo streift sich den Staub von der Jeans, als er in seinem Büro Platz nimmt, und entschuldigt sich für die dreckigen Schuhe. Er komme gerade von einer Baustelle, sagt er. Nicht von Amazons Baustelle – von seiner eigenen. Neben seinem Amt als Bürgermeister führt der 59-Jährige eine Garten- und Landschaftsbaulifirma. Kaum ein Thema habe Gilroy in den ver- gangenen Jahren so gespalten wie das Rechenzentrum, sagt Bozzo. Er selbst sieht das Projekt mit anderen Augen. Wo Kritiker ein strom- und wasserfressendes Monstrum geißeln, erkennt er vor allem Arbeitsplätze. Wo Gegner ihm den Ausver- kauf ihrer Stadt vorwerfen, spricht er von „dringend benötigten Steuereinnahmen“. Das Rechenzentrum sei „eine großartige Chance“ für Gilroy.

„Die Wünsche, die ich aus der Gemeinde ständig höre, sind: bessere Feuerwehr, bessere Polizei, bessere Straßen und bes- sere Freizeitprogramme.“ Bei jedem Wort trommelt er mit den Fingern auf den Tisch. „Dafür brauchen wir mehr Einnahmen.“ Er fügt hinzu: „Und wir müssen auch Bezie- hungen zu denen aufbauen, die in unsere Gemeinde investieren.“ In diesem Fall: Amazon. Den Gegenwind in Gilroy führt er auf eine „allgemeine zunehmende Ab- lehnung gegenüber KI“ zurück. „Die Leute hören ‚Amazon‘ und sind automatisch anti, das ist typisch Kalifornien“, sagt Bozzo.

Es rumort aber eben nicht nur in Kali- fornien. Solange KI nur auf Smartphones stattfand, blieb sie für viele abstrakt. Doch sobald ihre Infrastruktur neben Wohnge- bieten entsteht, wird aus einer Technolo- giedebatte eine politische. Im polarisierten Amerika vereint diese Debatte Menschen über Partei- und Gesinnungsgrenzen hin- weg in ihrer Ablehnung – vom linken Se- nator Bernie Sanders bis zu Steve Bannon, dem Ex-Chefstrategen von Donald Trump. Im ersten Quartal 2026 wurden laut dem unabhängigen KI-Forschungsprojekt „Data Center Watch“ landesweit mindestens 75 Projekte im Wert von rund 130 Milliarden Dollar verzögert oder gestoppt – etwa ge- nauso viele wie im gesamten Jahr 2025. Im Mai und Juni starteten Wähler in mehreren Bundesstaaten Initiativen, um Lokalpoliti- ker wegen ihrer Zustimmung zu Rechen- zentren aus dem Amt zu drängen.

Wütende Anrufe sind inzwischen auch für Bozzo an der Tagesordnung. „Von ‚Du dummes Arschloch‘ bis ‚Wie kannst du unsere Stadt verkaufen?‘ habe ich schon ►

FOTOS: LEONIE SCHEIBLESTERN (22) JIM LO SCALZU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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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n: Demonstranten machen in San Francisco gegen die Macht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mobil

DER ANTI-KI-PROTEST PRÄGT LÄNGST AUCH DEN WAHLKAMPF

alles gehört“, sagt er. Es scheint ihm nicht viel auszumachen. Er habe das Gemeinwohl der Stadt im Blick, so Bozzo.

Den Vorwurf, die Stadt habe den Wunsch des Tech-Giganten heimlich durchgewunken, weist der Bürgermeister als „lächerlich“ zurück. „Wir als Stadtverwaltung haben die Pflicht, die Gemeinde zu informieren, aber die Gemeinde hat auch die Pflicht, sich auf dem Laufenden zu halten“, sagt er. Da das Grundstück bereits seit 1981 als Industriegebiet ausgewiesen war, sei keine öffentliche Abstimmung erforderlich gewesen. Das Bauprojekt habe einen „fairen, gründlichen Prüfprozess“ durchlaufen – inklusive der „strengsten Umweltauflagen Amerikas“, betont Bozzo, zieht wie zum Beweis einen weißen Wälzer mit dem Gesetzestext aus dem Regal und knallt ihn auf den Tisch. Gleichzeitig räumt er ein, dass die Stadt die Notwendigkeit erkannt habe, die Regeln anzupassen. Projekte dieser Größenordnung sollen künftig mehr Schritte im Entscheidungsprozess durchlaufen müssen – „öffentliche Anhörungen

mit Bürgerbeteiligung, Prüfungen durch die Planungskommission und die Zustimmung des Stadtrats“.

Gilroy ist nun in Alarmbereitschaft

Für Kushner und Scott-Codiga ist das weder glaubwürdig noch ausreichend. Als sie gemeinsam ein Moratorium beantragten, habe die Stadt erklärt, es gebe keine weiteren Anträge für Rechenzentren. Formal stimme das zwar. Tatsächlich liege der Stadt aber bereits ein Vorantrag für ein zweites Amazon-Rechenzentrum vor, nur rund zwei Kilometer von der ersten Baustelle entfernt. Die Stadt behalte die vollständige Kontrolle, sagt Kushner. „Sie wollen nicht, dass die Entscheidung in den Händen der Bürger liegt. Sie reden viel, aber ihre Taten zeigen das Gegenteil.“ Scott-Codiga zeigt sich kampflustig. „Fürs erste waren wir zu spät dran“, sagt sie. „Aber jetzt sind wir in Alarmbereitschaft.“

Das spürt man in Gilroy: Läuft man die belebte Monterey Street mit ihren Knoblauchgemälden entlang, dauert es nicht

lange, bis man das erste „Stoppt das Datencenter“-Schild an einer Ladentür sieht. In Gesprächen mit dem stern berichten Anwohner immer wieder, die Bauankündigung sei ein „Weckruf“ für sie gewesen. Inspiriert von der Nachbargemeinde Monterey Park, die den Bau von Rechenzentren im Juni per Bürgerentscheid komplett untersagt hat, fordert eine Bürgerinitiative in Gilroy nun ebenfalls ein striktes Verbot.

Scott-Codiga findet das Engagement wichtig. Dennoch glaubt sie, dass die Stadt nicht mit Flyern und Petitionen zu stoppen sei, sondern nur über eine Klage vor Gericht. Sie hat sich inzwischen juristischen Beistand geholt.

Die Anti-KI-Stimmung bestimmt weniger als 100 Tage vor den Midterms auch den Wahlkampf. Um die Sorgen vieler Amerikaner zu entschärfen, präsentierte Donald Trump Mitte Juli den sogenannten Ratepayer Protection Pledge. Mehr als 200 Unternehmen und Politiker verpflichten sich darin, Betreiber von Rechenzentren stärker an den Kosten für Energie, Wasser und den Ausbau der Strominfrastruktur zu beteiligen. Die Zusage ist vor allem symbolisch, Experten bezweifeln, dass sie sich effektiv umsetzen lässt. Doch allein die Initiative zeigt, dass die Republikaner erkannt haben, welch politische Sprengkraft der Widerstand gegen KI entwickelt hat.

Der Präsident selbst stellt sich hinter die Großkonzerne. Bei der Vorstellung der Initiative forderte er Gouverneure und lokale Politiker auf, die Wähler vom Bau neuer Rechenzentren zu überzeugen. „Ihr könnt euch dem nicht widersetzen. Ihr müsst mitmachen“, rief Trump.

Knoblauch-Produzent Ken Christopher weiß, dass sich Gilroy dem KI-Zeitalter nicht verweigern kann. Doch er sorgt sich, dass seine Heimatstadt etwas verliert, wenn sie nur auf die nächste große Investition schaut. Er spricht deshalb immer wieder von „Balance“. Die Herausforderung sei, landwirtschaftliche Identität und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 miteinander zu verbinden. „Wir müssen unsere Wurzeln bewahren, ohne die Zukunft abzulehnen.“

Denn eines möchte Christopher niemals erleben: dass Gilroy eines Tages nicht mehr als die Stadt des Knoblauchs bekannt ist, sondern als die der Rechenzentren. ✕

In Gilroy wurde US-Korrespondentin Leonie Scheuble der gewaltige Einfluss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bewusst. Knoblaucheis kann sie hingegen nicht empfehlen

48 stern 6.8.2026

FOTOS: LEONIE SCHEUBLEISTERN; JASON HENRY/BLOOMBERG/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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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VERRÄTER

Wer Krimis mag

wird diese Show lieben

R T L +

vorab streamen ab 03.08.

R T L

Montag bis Donnerstag 20:15 ab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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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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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NUR EIN HAUCH

Engla Louise ist schon fast nicht mehr da. Sie hungert sich tot, obwohl sie leben will.

Fotos: Sanna Sjöswärd

6.8.2026 stern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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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re Wohnung ist ein Mädchentraum in Weiß und Rosa: Engla Louise hat eine Vorliebe für den Stil des 19. Jahrhunderts

„DIE ANOREXIE ERLAUBT DIR NICHT, DEIN LEBEN ZU LEBEN“

52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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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gibt sie, die glücklichen Momente in dunklen Zeiten. Engla Louise und Vater Hans feiern ihren 46. Geburtstag auf Schloss Löfstad

E

Engla Louise Lernäs ist 46, aber ihre Stimme die eines kleinen Mädchens, hoch und ganz sanft. An dem Morgen unseres Telefonats geht es ihr nicht gut. Sie fühlt sich im Stich gelassen. Vor einigen Wochen hat man sie gegen ihren Willen in eine Pflegeeinrichtung gebracht. Sie verliere, sagt sie, jeden Tag an Gewicht. Inzwischen wiegt sie nicht einmal mehr 25 Kilogramm. Sie sagt, man habe sie aufgegeben.

Die Schwedin leidet unter Magersucht, einer Essstörung, die vor allem Mädchen und junge Frauen trifft. 14 von 1000 erkranken im Laufe ihres Lebens an einer Anorexie. Ihren Anfang nimmt die Erkrankung meist in der Pubertät, im Alter zwischen 14 und 16. Aber auch jüngere Kinder und Erwachsene können erkranken.

Engla Louise ist zehn, als sie beschließt, verschwinden zu wollen. Es ist das Jahr, in dem sich ihre Eltern trennen. Erst ist sie wenig, dann immer weniger. Ihr Vater Hans sagt, sie sei schon immer eine wählerische

Esserin gewesen. Ihre Mutter Berit sagt, die Ärzte hätten geglaubt, Engla Louise sei zu jung für eine Magersucht. Vielleicht, sagt sie, wäre alles anders gekommen, hätte man ihre Tochter damals sofort behandelt.

Niemand weiß, was eine Magersucht auslöst. Treffen kann es theoretisch jeden. Aber manche Menschen werden mit einer besonderen Vulnerabilität für bestimmte Erkrankungen geboren, sagt Professorin Anette Kersting, Direktorin der Klinik und Poliklinik für Psychosomatische Medizin und Psychotherapie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Leipzig. Sie sagt: „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es sich bei der Anorexie um ein Zusammenspiel von genetischer Veranlagung, Stoffwechselveränderungen und psychosozialen Auslösefaktoren handelt.“

Engla Louise ist das älteste von drei Kindern. Ihre Eltern sind hochgebildet, Geld gibt es genug. Mit drei kommt sie zum Ballett. Sie ist talentiert. Als Jugendliche tanzt sie bereits professionell. Sie ►

6.8.2026 stern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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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MÜSSTE SCHON TOT SEIN“

„Ich sterbe, aber ich bekomme nicht die Hilfe, die ich brauche“, sagt Engla Louise im vergangenen August nach einem Arztbe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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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ert viel, obwohl sie immer weniger wird. Im Leistungssport ist das nicht ungewöhnlich, Essstörungen gehören dort zu den häufigsten psychischen Erkrankungen. Und gerade Frauen in ästhetischen Sportarten, in denen Schlankheit nicht nur zum Schönheitsideal gehört, sondern auch als leistungsrelevant bewertet wird, weisen ein besonders hohes Risiko auf. Etwa jede sechste Ballerina ist betroffen.

Engla Louise sagt, sie habe die Anorexie nicht wegen des Balletts entwickelt, die Anorexie sei schon immer in ihr gewesen. Sie sagt: „Ich hatte von Geburt an das Gefühl, nichts wert zu sein. Deswegen habe ich mit allen Mitteln versucht, mich kleinzumachen.“ Mit 15 ist Engla Louise schon so abgemagert, dass sie zum ersten Mal in eine Klinik muss. „Eigentlich“, sagt sie, „müsste ich schon tot sein.“

Almut Zeeck ist leitende Oberärztin an der Klinik für Psychosomatische Medizin und Psychotherapie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Freiburg. Die Professorin sagt, dass es Magersüchtigen oft weniger um die Erfüllung eines Schönheitsideals gehe. „Eine viel größere Rolle spielt der Wunsch nach Kontrolle und Sicherheit im eigenen Leben. Häufiges Wiegen und das Kalorienzählen sind nicht nur wichtig, um eine Gewichtszunahme zu verhindern, sondern dienen auch der Orientierung“, sagt sie. Unklar sei, was am Ende dazu führt, dass sich dieses Verhalten verselbstständigt.

Engla Louise wurde mit dem Asperger-Syndrom geboren, einer Variante des Autismus. Außerdem leidet sie unter einer Zwangsstörung. Die psychische Erkrankung tritt häufig im Zusammenhang mit Anorexie auf. Perfektionismus und rigide Kontrolle gehören bei beiden Störungen zum Krankheitsbild. Engla Louises Leben ist ein Sinnbild dessen. Ihre Wohnung ähnelt einem Puppenhaus. Ballettschuhe, Kleider, Puppen – alles hat seinen Platz. Es ist klinisch sauber. Wer sie besuchen will, muss Überschuhe tragen, darf nichts berühren. Ihre Tage sind durchchoreografiert. Alles, was Engla Louise tut, tut sie auf eine ganz bestimmte Weise, nach einem strikten Ablauf. Jede Abweichung wird zum Problem. Pflegekräfte haben es nicht leicht mit ihr.

Sanna Sjöswärd trifft Engla Louise 2008 zum ersten Mal. Sie soll sie für eine schwedische Zeitung fotografieren. Zu

diesem Zeitpunkt ist Engla Louise wieder im Krankenhaus, wieder steht sie an der Schwelle zum Tod. Auch damals wiegt sie gerade noch 25 Kilo. Als Sjöswärd Engla Louise zum ersten Mal gesehen habe, sei sie komplett verstummt. So zerbrechlich habe sie ausgesehen, dass es wehgetan hätte, sagt die Fotografin: „Die Ärzte verstanden nicht, dass sie überhaupt noch lebte.“

Sjöswärd sah in diesem Krankenzimmer eine Mutter, die die Hand ihres Kindes hielt. Sie spürte Trauer, Hilflosigkeit und Liebe. Aber was sich am stärksten in ihr Gedächtnis gebrannt habe, seien Engla Louises Augen gewesen. „Obwohl sie so schwer krank war, sah ich eine junge Frau voller Würde, Herzlichkeit und einem bemerkenswerten Lebenswillen“, sagt sie. Die junge Frau lässt Sjöswärd nicht los. Sie treffen sich immer wieder. Die Fotografin wird zur Dokumentarin von Engla Louises Geschichte.

Es gab Zeiten, in denen es Engla Louise besser ging. In denen sie ihr Abitur nachholt, ein Psychologiestudium beginnt. 2016 heiratet sie sogar, zieht auf einen Bauernhof. Es gab Zeiten, in denen sich ihr Körper erholte. Aber die Anorexie ist wie eine Zecke, die sich in der Seele festbeißt. Sie sorgt dafür, dass Engla Louise Sjöswärds Fotos ansieht und sich darauf fett findet.

Menschen mit Anorexie nehmen sich anders wahr. Sie haben ein verzerrtes Selbstbild. „Die meisten sehen nicht, wie untergewichtig sie sind. Sie empfinden sich als zu dick und aufgequollen und haben panische Angst zuzunehmen. Man sprich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von Körperbildstörung“, sagt Prof. Dr. Almut Zeeck.

Gab es für Engla Louise jemals Hoffnung auf Heilung? Sie war in vielen Kliniken, hat viele Therapien ausprobiert, aber die Magersucht ist geblieben. „Die Anorexie ist laut in ihr“, sagt der Vat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nahm Engla Louise immer wieder zu, aber auch wieder ab. Mal wog sie 28 Kilo, dann wieder 25. Es könnte sogar sein, dass sie irgendwann auch einmal annähernd 40 Kilo gewogen habe.

„Vielleicht“, sagt der Vater. Viele schaffen es aus der Anorexie, manche komplett, anderen bleibt eine Restsymptomatik. Engla Louise gehört zu den 20 Prozent, bei denen die Krankheit einen chronischen Verlauf nimmt. Irgendwann wurde die Magersucht so extrem, dass sie gar nicht mehr ab. Sieben Jahre lang ernährte sie sich über eine Sonde. ▶

6.8.2026 stern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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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will nicht sterben, aber die Anorexie ist laut in ihr“, sagt Vater Hans

Engla Louise tanzt noch, nicht mehr auf der Bühne, aber in ihrem Bett. Sie träumt weiter davon, irgendwann wieder eine Ballerina zu sein

„ICH SCHWEBE ZWISCHEN

HIMMEL UND 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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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NA SJÖSWÄRD

wurde 1973 in Teheran geboren und wuchs in Schweden auf. Sie ist Fotografin, Autorin und visuelle Geschichtenerzählerin. Ihre Schwerpunkte sind Identität, Erinnerung und Menschenwürde. Sjöswärds Arbeiten haben viele Preise gewonnen. So auch das Fotoprojekt „Engla Louise“, das beim World Press Photo Award 2026 prämiert wurde und ab dem 6. August in Hiroshima ausgestellt wird.

„Ich esse wieder ein wenig“, sagt sie. Das könnte eine gute Nachricht sein. Ein Zeichen der Besserung. Aber so einfach ist es nicht. „Es ist zu wenig“, sagt sie. Sie weiß es und kann es nicht ändern. Wenn Engla Louise selbst entscheiden kann, wie viel sie isst, geht es irgendwann schief. Dann lässt sie Mahlzeiten aus oder fängt plötzlich wieder an, auf Kalorien zu achten. Sie sagt, sie bekomme nicht genügend Hilfe: „Sie sagen, ich bin ein hoffnungsloser Fall.“

Kann das sein? „Wir können Anorexie-Patienten nur behandeln, wenn neben der Seite in ihnen, die nur hungern will, auch eine Seite vorhanden ist, die darunter leidet oder zumindest ahnt, dass das etwas sehr Destruktives ist und den Weg zum Gesundwerden beschreiten möchte. In den Therapien verbünden wir uns mit der Seite, die gesund werden will“, sagt Prof. Dr. Kersting. „Es gibt sicher Patienten, die wir mit unseren Therapien nicht erreichen können, aber ich wäre vorsichtig damit, von hoffnungslos zu sprechen.“

Wenn Engla Louise sich selbst beschreiben soll, dann sagt sie: Engel, Prinzessin, Ballerina. Sie liebt Rüschen und Schleifen und Perlen, die Farben Weiß und Rosa. Ihre Sprache ist altertümlich, beinahe poetisch. Sie singt und tanzt gern, malt, schreibt Gedichte, spielt Klavier und Geige. Sie ist gern in der Natur. Sie liebt Rosen. Ihre Eltern sagen, dass Engla Louise hochbegabt sei und ein fotografisches Gedächtnis habe. Oder gehabt habe. Zurzeit liegt sie vor allem im Bett, der Kopf baut ab. „Diese Krankheit erlaubt es dir nicht, das Leben zu leben, das für dich bestimmt gewesen wäre“, sagt sie. Sie wäre gern verheiratet geblieben. Hätte gern Kinder bekommen, eine kleine Ballerina. Aber viel mehr als diese Konjunktive gibt es heute in Engla Louises Leben nicht mehr.

Wenn Engla Louise über ihre Anorexie spricht, dann klingt es, als hätte eine böse Macht Besitz über sie erlangt. In ihren Erzählungen ist viel Schmerz, viel Bedauern. Sie hat vieles aufgeben müssen. Nur wenn sie über das Ballett spricht, ist da eine Erfüllung zu spüren. Dann wirkt ihre Stimme stärker, beinahe hoffnungsvoll. Am Ballett hält sie sich fest.

Jeden Morgen, um 4.30 Uhr, wenn ihre schlaflosen Nächte enden, macht sie als Erstes ihre Übungen, ihr Bettballett, wie sie es nennt. So versuche sie, mit ihrer inneren Ballerina in Verbindung zu bleiben und den Körper in Form zu halten. „Ich möchte nur

so gesund werden, dass ich wieder tanzen kann“, sagt sie. „Sie wird nie wieder tanzen“, sagen die Eltern.

Engla Louise will nach Hause. Sie hasst die Pflegeeinrichtung. Aber bis Oktober soll sie dort noch bleiben. Sie weint viel, sagt, seit sie an diesem Ort sei, denke sie immer öfter an den Tod. „Wie kann ich weiterleben, wenn niemand an mich glaubt, wenn mir keiner helfen will? Wie soll ich weiterleben, ohne Hoffnung für die Zukunft?“, fragt sie. „Vielleicht sollte ich einfach einschlafen und nie mehr aufwachen. So wie Aurora in „Sleeping Beauty“.“

Ein Körper im Untergewicht, der das Überleben sichern will, passt sich dem Mangel an und wechselt in einen Energiesparmodus. Der Stoffwechsel verlangsamt sich. Ein Zustand, den der Körper auf Dauer nicht halten kann. Knochen werden brüchig, das Herz nimmt Schaden, es kommt zur Unfruchtbarkeit. Der Nährstoffmangel verursacht eine Elektrolytstörung. Die Folgen von dauerhaftem extremem Untergewicht sind gravierend. Für Magersüchtige ist das Risiko, zu sterben, um mehr als das Fünffache höher als bei Gleichaltrigen ohne Erkrankung. Anorexie hat die höchste Sterberate aller psychischen Erkrankungen.

„Ich schwebe seit vielen Jahren zwischen Himmel und Erde“, sagt Engla Louise. Aber so schlimm wie jetzt stand es vielleicht noch nie um sie.

Der Bruder, zehn Jahre jünger, kennt seine Schwester nur krank. Er scheut sich davor, seine kleinen Kinder zu Besuchen mitzunehmen. Er wolle nicht, dass sie ein lebendes Skelett sähen. Der Vater sagt, inzwischen sehe sie so aus, als käme sie aus Auschwitz. Die Mutter sagt, dass auch ihr die Kraft ausgehe: „Ich war 37, als sie krank wurde, jetzt bin ich fast 74. Es ist nicht gut für die Gesundheit, sich so lange um jemanden kümmern zu müssen.“

Engla Louise spürt, dass der Tod näher kommt. Im vergangenen Herbst stürzte sie, brach sich beide Beine. Seither kann sie nicht mehr laufen und ist vollständig auf einen Rollstuhl angewiesen. Das Verdauungssystem funktioniert nicht mehr richtig. Sie ist inkontinent geworden. Ihre Laborwerte sind katastrophal. Sie ist oft müde. Ihr Körper gibt auf.

Engla Louise ist schon fast nicht mehr da. Sie hungert sich tot, obwohl sie leben will. ✕ Tina Pokern

FOTOS: MARTIN GUNNARSSON (1)

6.8.2026 stern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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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DIAGNOSE

Am Ball geblieben

Ein Mann bricht beim Sport zusammen. Sein guter Trainingszustand hat lange kaschiert, in welcher Gefahr er schwebt.

Die Diagnose gibt es auch zum Hören: Den gleichnamigen Podcast mit stern-Redakteurin Dr. Anika Geisler können Sie alle zwei Wochen kostenlos über die App RTL+ Musik hören oder überall dort, wo es Podcasts gibt

Als ich den Patienten zum ersten Mal sah, saß er in Tenniskleidung im Klinikzimmer auf der Bettkante. An seinen Tennisschuhen haftete roter Sand, seine Sporttasche lag neben ihm. Der Anfang-50-Jährige wirkte gesund und durchtrainiert. Und er wollte eigentlich nur nach Hause. Dabei war er am Tag zuvor auf dem Tennisplatz kollabiert. Nach einem Sprint ans Netz war er zusammengebrochen. Umstehende waren sofort zu Hilfe geeilt. Da er nicht auf Ansprache reagierte und sein Puls nicht zu spüren war, begannen sie sofort mit einer Herzdruckmassage. Nach etwa 30 Sekunden kam der Mann wieder zu sich. Als der Notarzt eintraf, war der Sportler wach und ansprechbar und wurde zur weiteren Abklärung in unsere Klinik gebracht.

Nun lag es an uns herauszufinden, warum der Patient zusammengebrochen war. Bei Männern in

diesem Alter denken wir Kardiologen zunächst an einen Herzinfarkt mit einer lebensbedrohlichen Herzrhythmusstörung. Als meine Kollegen in der Notaufnahme sich jedoch die elektrischen Herzströme im EKG ansahen, war nichts Ungewöhnliches zu entdecken. Ebenso waren sämtliche Bluttests und auch der Herzultraschall unauffällig. Die Kollegen ordneten ein Computertomogramm mit Kontrastmittel an, um auszuschließen, dass die Hauptschlagader gerissen oder ein Blutgefäß der Lunge verstopft war. Doch auch davon war auf den Bildern nichts zu sehen, ebenso wenig wie Hinweise auf eine Hirnblutung oder einen Hirninfarkt. Um den Patienten über Nacht zu beobachten, nahmen die Kollegen ihn in unsere kardiologische Klinik auf.

Als ich ihn nun am Folgetag kennenlernte, hatte er keine weiteren Herzprobleme erlebt. Er fühlte sich vollkommen gesund und wollte das Krankenhaus verlassen. Er argumentierte nachvollziehbar, dass seit seinem Kollaps inzwischen viele Stunden vergangen seien. Und dennoch blieb der Fall für mich vollkommen unklar. Es erschien mir nicht plausibel, dass ein gesunder, durchtrainierter Mensch ohne Risikofaktoren beim Sport so schwer kollabiert. Daher wollte ich die Herzkranzgefäße des Patienten mit einem Herzkatheter untersuchen. Dafür wird ein schmaler Kunststoffschlauch über ein Blutgefäß am Handgelenk bis zum Herzen vorgeschoben.

Doch an jenem Freitag wollte der Patient nur nach Hause. Immerhin konnte ich ihn davon überzeugen, nach dem Wochenende in die Klinik zurückzukehren, um mithilfe einer speziellen Aufnahme im Computertomografen die Herzkranzgefäße darzustellen. Nun konnte ich nur hoffen, dass er tatsächlich wiederkam.

Zum Glück hielt der Patient Wort. So stellten wir bei der Untersuchung nämlich fest, dass die linke Vorderwandarterie seines Herzens zu 99 Prozent verschlossen war. Über den Herzkatheter legten wir ihm einen Stent ein: ein Röhrchen aus feinem Draht, das die Vorderwandarterie weiten sollte.

Normalerweise klagen Patienten mit einer so hochgradigen Verengung eines Herzkranzgefäßes über Atemnot oder Schmerzen in der Brust, weil das Herz nicht ausreichend mit Blut versorgt wird und nicht gut pumpen kann. Dieser Mann aber war körperlich so fit, dass sein Herz die Durchblutungsstörung offenbar lange kompensieren konnte. Auch der Kollaps hatte keinen bleibenden Schaden hinterlassen. Ich verschrieb dem Patienten daraufhin Medikamente, um die Gerinnungsneigung des Bluts zu verringern. Und auch einen Cholesterinsenker, um seine ohnehin guten Blutwerte noch weiter zu drücken. Bald durfte er auch wieder Tennis spielen.

Ich aber fühlte mich daran erinnert, wie wichtig es manchmal ist, hartnäckig nach der Ursache von ungewöhnlichen Beschwerden zu suchen. ✕

Diese Woche: Prof. Dr. Sebastian Kufner, Chefarzt, Klinik für Kardiologie und Internistische Intensivmedizin, Helios Klinikum München West

58 stern 6.8.2026

AUFGEZEICHNET VON ASTRID VICIANO: FOTOS: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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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GRAFIE

DER PIL

Syriens Regierung kämpft gegen das alte Drogenimperium der Assads. Doch wie wickelt man einen Narcostaat ab?

Fotos: Alfredo Bosco

60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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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Jäger

Der Name dieses Mannes soll hier nicht stehen, denn sein Job ist heikel: Als Teil einer Anti-Drogen-Einheit patrouilliert er mit seinen Kollegen in Pick-up-Trucks durch die Vororte von Damaskus. Syrien ist voll von Rauschgift, denn der entthronte Diktator Assad führte das Land wie ein Syndikat. Seine Kriegskassen füllten sich vor allem durch den Handel mit Captagon, einem Aufputschmittel in Tablettenform. Erfunden wurde es einst von einem deutschen Pharmaunternehmen als Medikament gegen Schlaflosigkeit. Heute ist es vor allem in Saudi-Arabien eine beliebte Partydroge. Auch IS-Kämpfer schmissen Pillen ein, bevor sie in den Kampf zogen. Schätzungen zufolge kamen unter Assad 80 Prozent des weltweit gehandelten Captagons aus Syrien. Der Kartellboss wurde vertrieben – doch seine Strukturen blieben.

LEN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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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chmuggler

Bevor Ghazwan Daqqou, 35, ins Drogengeschäft einstieg, verkaufte er Klamotten auf den Straßen Beiruts und studierte Jura. Seine Familie stammt aus einem armen libanesischen Dorf an der syrischen Grenze – ein Hotspot des Schmuggels in Nahost. Sein Bruder Hassan stieg zu einem der größten Captagon-Produzenten in der Region auf. Daqqou selbst war für die Verteilung der Ware in den Clubs und Restaurants von Damaskus zuständig, legte Preise fest, trieb das Geld ein, gab den Assad-Leuten ihren Anteil und schaffte den Rest der Einnahmen nach Hause zur Familie. „Ich fand keinen Job. Und mit keinem anderen Produkt konnte man so viel Geld machen“, rechtfertigt er sich. Heute dient Daqqou den syrischen Behörden als Kronzeuge. Er wurde zwei Wochen nach Assads Sturz verhaftet und wartet in einer dem stern unbekannten Haftanstalt auf sein Urteil. Fotograf Bosco interviewte ihn in einem Büro des Innenminister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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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ssads Heimatstadt Latakia werden besonders viele Drogenlabore entdeckt

Die Drogenfahnder konfiszieren so viele Utensilien, dass sie ihre Funde im Freien deponieren müssen

6.8.2026 stern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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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amaskus wussten sämtliche Bar- und Restaurantbesitzer Bescheid. Sie ließen die Dealer in ihre Läden

WER IN DEN CLUBS VON DAMASKUS NACH CAPTAGON FRAGT,

64 stern 19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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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TET AUCH HEUTE NOCH EIN WISSENDES LÄCHE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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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Drogen finden immer ihren Weg zum Konsumenten. In diesem Fall: über die letzten Hügel Syriens in die Türkei

Captagon wird auf alle erdenk- lichen Weisen geschmuggelt, hier: in hohlen Käsebällchen

Bewaffnet durch die Nacht: Auch andert- halb Jahre nach dem Assad-Sturz finden täglich Razzien statt

66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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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Opfer

Ein Viertel seines Lebens hat der 20-jährige Youssef al-Essa Drogen konsumiert, zum ersten Mal auf einer Hochzeit nahe seiner Heimatstadt Aleppo. Ein Verwandter des Gastgebers mischte Captagon in den Tee. Einen Monat später kaufte Youssef sich seine erste eigene Tablette – und sollte nie mehr davon loskommen. Als Praktikant einer Apotheke hatte er leichten Zugang zum Stoff. Wie für viele andere junge Männer auch vor Captagon nur der Einstieg in eine viel gefährlichere Welt – bald schon war Youssef süchtig nach Crystal Meth. Gut möglich, dass sein Leben noch nicht verloren ist. Der stern traf ihn in einer Entzugsklinik in der nordsyrischen Stadt Afrin. Youssef hatte sich selbst eingewiesen. „Er lachte mehr als die anderen. Da war noch so ein Funkeln in seinen Augen“, erzählt Fotograf Bosco. Inzwischen studiert Youssef – ausgerechnet Pharma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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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ie zwei bärtigen Männer hatten alles vorbereitet für ihren Coup in luftigen Höhen. Sechs Heliumballons hatten sie sich besorgt, dazu Batterien und GPS-Geräte, ihre heiße Ware verschweißt in Plastiktüten: 200.000 Tabletten der Aufputschdroge Captagon. Von der Wüste in Syriens Süden sollten sie abheben, per autonomer Luftpost nach Jordanien schweben und womöglich bald schon als Partysnack auf den Zungen saudischer Studenten landen. Doch der Ballonschmuggel flog auf. Am 16. Juli stürmte eine Einheit der syrischen Anti-Drogen-Behörde den Unterschlupf der Dealer in der Provinz Daraa. Ein kleiner Erfolg im täglichen Kampf gegen das Erbe eines Narcostaats.

Anderthalb Jahre sind seit dem Sturz des Diktators Baschar al-Assad vergangen. Sein giraffenhalsiger Kopf ist von den Banknoten verschwunden, seine Schergen werden inzwischen auf eingegitterten Anklagebänken präsentiert. Doch wie schwer sich 14 Jahre Bürgerkrieg und ein halbes Jahrhundert Assad-Herrschaft abwickeln lassen, zeigt sich vor allem im Verborgenen. In Syriens Unterwelt. In den Drogenküchen des Landes.

Denn Assad war nicht nur ein ruchloser Herrscher, sondern auch: der Kopf des größten Kartells im Nahen Osten. Als internationale Sanktionen seine Regimekassen austrockneten, suchte er eine neue Quelle, um den Krieg gegen das eigene Volk zu finanzieren. Er fand: Captagon, ein Amphetamin, das in den 1960er-Jahren von deutschen Pharmazeuten als Arznei gegen ADHS und Schlafstörungen entwickelt, wegen seiner Suchtgefahr aber schnell wieder verboten wurde. Im arabischen Raum hat es sich als „Kokain des kleinen Mannes“ etabliert. Über gefügige Geschäftsleute ließ Assad die Tabletten in Millionenchargen produzieren. Der Profit überstieg bald das Bruttoinlandsprodukt. Captagon wurde zum Hauptexportschlager, zum politischen Druckmittel für Assad, der Nachbarländern anbot, die Drogenschwemme im Austausch für eine Normalisierung der Beziehungen einzudämmen. Ein Staat als Syndikat.

Wie sollen solche Strukturen überhaupt zerbrochen, wie soll das heutige Syrien vom Rauschgift „gesäubert“ werden, so

wie es der neue Machthaber Ahmed al-Scharaa versprochen hat?

Damaskus, ein Büro im Innenministerium. Alfredo Bosco, der zwei Wochen lang durch Syrien reiste, um diese Geschichte für den stern zu recherchieren, bekommt Tee serviert. Zwei vermummte Staatsdiener führen einen Mann in Handschellen herein, Ghazwan Daqqou, 35 Jahre. Er behauptet: „Pro Deal habe ich zwischen 10.000 und 50.000 US-Dollar verdient.“ Bruder Hassan aber, der habe in fünf Jahren 100 Millionen gemacht. Sein berüchtigter Spitzname: der Captagon-König, verhaftet 2021 im Libanon, seit kurzer Zeit wieder auf freiem Fuß. Im Gegensatz zu Ghazwan, der der syrischen Übergangsregierung zwei Wochen nach dem Sturz Assads ins Netz ging und sich nun offenbar Strafmilderung verspricht, wenn er auspackt, Namen nennt, das alte Geschäftsmodell durchdekliniert: Sein Bruder habe die Massenproduktion

aufgezogen und den Kontakt zum Regime gehalten, er selbst sich um die Verteilung in den Nachtetablissements und Restaurants von Damaskus gekümmert. „Alle Betreiber waren involviert. Sie mussten unseren Dealern Zutritt gewähren“, sagt Daqqou.

Doch auch heute noch ist es ein Leichtes, sich in den Clubs der Damaszener Altstadt zu berauschen. Wer nach Captagon fragt, erntet ein wissendes Lächeln. Umgerechnet einen Dollar kostet der Kick in Pillenform, weit billiger als eine Flasche Bier. „Die Nachfrage ist konstant hoch“, erzählt Daqqou. „Vor allem die Saudis lieben Captagon. Es ist sehr heiß dort, das kann lethargisch machen. Captagon gibt Energie.“

Das Geschäft mit den Pillen ist profitabel. Anders als bei Kokain oder Opium braucht es keine Felder, die getarnt werden müssen, keine Bauern, die diese bewirtschaften, keinen Regen, keine Erntezeit. Wer Captagon herstellen will, benötigt lediglich

68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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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n Chemiker, der – vereinfacht ausgedrückt – Amphetamin mit Koffein streckt.

Und so sickern die Drogen weiter durch die porösen Grenzen dieser Region. Auf dem Luftweg per Ballon oder Drohne. Auf dem Landweg versteckt in Autoreifen, Pferdesätteln, Käsebällchen, Seifenstücken oder Saftpulververpackungen. Auf dem Seeweg meist über den Hafen von Latakia, einer Stadt am Mittelmeer, der Heimat des Assad-Clans. Unbehelligt verbrachte die Diktatorenfamilie hier ihre Sommer, unter anderem in einer neoklassizistischen Villa auf den Hügeln über der Küste. Der Pool gefliest mit Mosaiken, der Eingang säulengesäumt, alles in Kitschqualität. In den Gartenmauern heute Einschüsse von Kalaschnikows, Spuren des Machtwechsels.

Kaum 200 Meter entfernt zeigen syrische Drogenfahnder Bosco ein leeres Lagerhaus, das vor Kurzem noch als Captagon-Versteck diente. Auch anderthalb Jahre nach

Alfredo Bosco, 39, dokumentiert seit Jahren den Schmuggel und die Auswirkungen von Drogen in aller Welt. Er recherchierte zum Heroinhandel in Mexiko, blickte hinter die Kulissen der Mafia in seiner Heimat Apulien. Seit 2023 fokussiert er sich auf die Captagon-Geschäfte in Syrien und dem Irak.

der Revolution kommt es fast täglich zu Razzien. „Die Regierung behauptet, die beschlagnahmten Pillen würden alle aus alter Produktion stammen“, berichtet der Fotograf. „Aber dafür ist die Masse an konfisziertem Material viel zu groß.“ Seit Jahresbeginn stellten die Behörden fast 200 Millionen Captagon-Tabletten sicher. Im ersten Halbjahr 2025 waren es 300 Millionen Stück. Ein Rückgang, ja, aber kein Einbruch. Kenner sagen: Die Produktion habe sich dezentralisiert. Statt wie zu Assad-Zeiten in großen Fabriken würde das Captagon nun eben in Kellern und Garagen produziert, in mobilen Mini-Laboren, von verbliebenen Regimetreuen, kriminellen Clans und lokalen Milizen. Von al-Scharaa kein Wort dazu, denn: Es sind trübe Flecken auf dem Bild des stabilisierten Syriens, das der Interimspräsident zeichnen will, um internationale Investoren anzulocken.

In einer Sache gleicht Captagon anderen Aufputschmitteln: Nach dem High kommt das Low, nach der Euphorie die Depression, die Abhängigkeit oft auch. Das „Hoffnungszentrum“ im nord Syrischen Afrin will einen Ausweg bieten. Ins Leben gerufen wurde die Entzugsklinik mit französischem Geld. Dem syrischen Staat fehlen die Mittel, um seine Süchtigen zu behandeln.

Junge Männer mit zittrigen Stimmen leben hier. Youssef al-Essa etwa, 20. Seinen ersten Captagon-Rausch hatte er vor fünf Jahren, auf einer Hochzeit: „Ein Verwandter des Bräutigams hat es heimlich in den Tee gemischt.“ Youssef fühlte sich plötzlich aufgeladen, als hätte ihn jemand an eine Steckdose gestöpselt. So fing es an. Dann kam Crystal Meth. Wie bei vielen hier in der Klinik. Wegen seiner Niedrigschwelligkeit gilt Captagon als Einstiegsdroge. „Auch das Problem leugnet die Regierung vollkommen“, findet Bosco. „Stattdessen gibt sie sich optimistisch und will den Schmuggel in fünf Jahren komplett eindämmen.“

Ein Land soll clean werden, jetzt, wo Drogenbaron Assad im Moskauer Exil weilt. Doch das Know-how, die Cash-Wirtschaft, die Nachfrage – das alles ist geblieben. Syrien, fürchten Experten, könnte noch lange ein Narcostaat bleiben.

Keine Woche nach der Verhaftung der zwei Männer in Daraa entdeckten jordanische Militärs verdächtige Flugobjekte am Himmel. Sie kamen aus Syrien geflogen, selbst gesteuerte Heliumballons. Diesmal hatten sie es über die Grenze geschafft. Die Soldaten schossen sie zu Boden – und fanden: 100.000 Captagon-Pillen. ✕

Fabian Huber

6.8.2026 stern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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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 bereit zum Aufbruch: Eva auf dem Weg in die Firma an ihrem letzten Tag

GESELLSCHAFT

DER LETZTE

70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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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h eine Umarmung: Für die anderen geht der Berufsalltag weiter

ABSCHNITT

Die Mutter unserer Autorin geht in Rente, nach 48 Jahren im selben Betrieb. Wie schließt man ab mit einem Arbeitsleben – und was kommt eigentlich danach? Von Jana Felgenhauer, Fotos: Sven Döring

6.8.2026

stern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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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uerst will Mama diese Geschichte nicht machen. „Ich bin nicht wichtig“, sagt sie am Telefon. „Nur eine kleine Angestellte.“ Stille in der Leitung. Dass sie so über sich redet, kenne ich von ihr. Wo sich andere groß und größer machen, Egos wie Heißluftballons, macht sie sich klein. Sie fischt nicht nach Komplimenten. Sie meint das wirklich. „Ich komme trotzdem“, sage ich. Stille in der Leitung. „Meinetwegen“, erwidert sie und klingt dabei wie jemand, der „Ja“ sagt, aber „Nein“ meint.

Meine Mutter geht in Rente. Als Babyboomerin gehört sie jener kinderreichen Generation an, die über Jahrzehnte den Arbeitsmarkt am Laufen hielt. Und von der sich nun jedes Jahr fast eine Million Deutsche in den Ruhestand verabschieden. Keine große Sache, könnte man meinen. Doch für sie ist es das: Während die meisten hierzulande rund zehn Jahre einem Betrieb treu bleiben, blieb sie ein ganzes Berufsleben lang. Als sie begann, war sie 16. Nun, da sie aufhört, ist Mama 64. Sie blieb, obwohl die Arbeit sie oft nicht erfüllte. Obwohl sie wenig verdiente. Wie leicht wird ihr der Abschied fallen?

Die Firma war ihr Leben, gehörte aber auch zu meinem. Ich kannte die Namen der Frauen und Männer, mit denen sie arbeitete, die Namen von deren Kindern. Die Nummer der Firma wählte ich unzählige Male. Manchmal fand ich vor Tränen keine Worte, manchmal wollte ich nur wissen, wie lange man Nudeln kocht. Nie reagierte meine Mutter genervt. Sie war eine „Working Mom“, lange bevor das zum Modebegriff wurde. Eine Mutter zu haben, die acht Stunden und mehr arbeitete, war für mich Normalität.

Es ist 5,30 Uhr. Der Wecker klingelt. Mama läuft im Schlafanzug durchs Wohnzimmer, kurbelt die Jalousien hoch, Licht flutet den Raum. Ihr Mann Ralf ruft aus dem Nebenraum: „Das letzte Mal, mein Schatz!“ Nur noch einen Tag lang ist sie für ein paar Stunden Bürokauffrau in einer Metallbaufirma in Ostsachsen. Dort, wo Ende der 70er ihr Arbeitsleben begann. Morgen wird sie Pensionärin sein. „Jetzt beginnt der letzte Abschnitt“, sagt sie, und ich meine, einen Hauch Wehmut zu hören.

Heute kann man aus knapp 300 Ausbildungsberufen wählen. 1976 bekam

Mama einen Brief mit drei Vorschlägen für freie Lehrstellen. Eigentlich wollte sie Schneiderin werden, interessierte sich für Mode. In ihrem alten Schulzeugnis steht: „Besondere Neigungen liegen im schöngeistigen Gebie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bereiten ihr hingegen Kopfzerbrechen.“ In jenem Jahr gab es keinen freien Platz an der Nähmaschine. Möglich war eine Lehre am Fließband einer Textilfabrik, eine bei der Post. Oder eine als Wirtschaftskauffrau. „Ich wusste gar nicht, was das ist“, sagt sie. Meine Großeltern – Oma Kinderpflegerin, Opa Bildhauer – konnten auch nicht weiterhelfen. Mama entschied sich für die dritte Option.

48 Jahre lang früh aufstehen, Zähne putzen, anziehen, sich schön machen. Früher füllte sie für mich Brotdosen, heute kocht sie Tee für ihren Mann. Dann fährt sie los, keine 20 Minuten von Tür zu Tür. Sie fuhr im Trabi. Sie fuhr im Ford, im Golf, im Škoda. Dazwischen sogar mal eine alte A-Klasse. Es gibt ein Foto, auf dem sie neben dem Auto posiert. Kaum ein Tag, an dem sie nicht zur Arbeit ging, krank war sie so gut wie nie und wenn, dann raffte sie sich

72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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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Morgengrauen schmiert Eva die Brötchen. Dann geht es mit dem Skoda zur Abschiedsfeier

Eva (hinten, Mitte) als Jugendliche in der Berufsschule: Noch ohne Levis-Jeans

trotzdem auf. Diese Zähigkeit erklärt sie bis heute mit zwei Worten: „Omas Gene.“

Wie immer zieht Mama ihre Morgenroutine durch: eincremen, Mascara auftragen, ein Spritzer Parfüm, sie sagt: „Heute das Gute.“ Mama ist eine Sommerfrau. Dann trägt sie figurbetonte Kleider, Sandalen, lackierte Nägel. Im Winter stylt sie sich weniger. Der Sommer aber hat es verdient, dass man sich für ihn herausputzt, so sieht sie das. Heute trägt sie weiße Jeans und eine Bluse, dazu Absatzschuhe. Klack, klack. Ein wohlbekannter Sound. Diese Schritte im Flur, wenn ich vor der Schule noch im Bett lag und sie schon aufbrach. Erst am Abend wieder: klack, klack.

Sie steht am Fenster und schaut hinaus. Ihr Mann steuert ihr Auto aus der Garage die schmale Kurve am Haus entlang, das traut sie sich nicht zu. Jeden Morgen macht er das, steigt dann in sein eigenes Auto und fährt davon. Mama winkt und schmeißt Kusshände, als würden sie sich nicht gleich wiedersehen, wenn sie ihm seinen Tee bringt. Auch Ralf arbeitet in der Firma. Es ist

eine Liebe, die am Faxgerät begann. Sie war 19, er 17, als sie auf seiner Simson mitfuhr. Es gab heimliche Küsse. Dann andere Beziehungen. Erst vor sechs Jahren sind sie zusammengekommen, haben geheiratet, sanieren ein altes Haus.

Mama möchte nicht, dass ich sie an ihrem letzten Tag in die Firma begleite. „Da passiert nichts.“ Gefeiert wird später. So sitzen wir am Nachmittag in einem Görlitzer Café, vor uns schlesische Mohnklöße mit Eierlikör. Mama ist immer noch überwältigt, hat ein ganz verheultes Gesicht. „Die waren alle so lieb.“ Das habe sie nicht erwartet. „Willst du uns wirklich verlassen?“, habe ein junger Kollege gefragt. Fast verzweifelt habe das geklungen. Sie lacht. Je älter sie wurde, desto mehr schätzte man sie. Die gute Perle des Empfangs. Immer ein offenes Ohr. So beschreiben es Kolleginnen noch heute.

Am Anfang war die Firma ein Zusammenschluss aus Handwerksbetrieben, Klempnerei, Schmiede. Mama saß im Büro, schrieb Briefe mit der Schreibmaschine, erstellte Rechnungen, tagelang nur Rechnungen – „schrecklich“, erinnert sie sich.

Mit einem knallroten Aktentäschchen fuhr man die junge Eva zur Bank, wo sie das Geld zählte und in Lohntüten steckte. Viel Verantwortung für eine 16-Jährige.

Jeden Morgen brachte sie dem Chef einen schwarzen Kaffee und ein Toastbrot mit Honig. In den oberen Etagen saßen vor allem „graue Männer“. Autoritär, unnahbar. Ein Buchhalter, der Kette rauchte, starb am Schreibtisch an einem Herzinfarkt. So schnell kann das Leben vorbei sein. Man muss gut überlegen, wie man es verbringen will. Wenn man die Chance dazu hat.

Früh merkte Mama, dass der „Bürokram“ nichts für sie war. Sie wollte kündigen, bewarb sich woanders. „Fluchtversuche“ nennt sie das heute. Es klappte nicht.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vergrößerte sich die Firma, zog an neue Standorte. Mama blieb.

Am Anfang ihrer Lehre verdiente sie 90 DDR-Mark im Monat, wohnte noch zu Hause. Ihr großer Traum: eine Levis-Jeans. Ein Sehnsuchtskleidungsstück, das man in der DDR nicht einfach im Laden kaufen konnte. Als sie eine ergatterte, trug sie die so oft, bis sie am Hintern riss. In der Berufsschule ignorierte sie die Blicke. ►

6.8.2026 stern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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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gendwo zwischen den alten Akten lag noch die Bewerbung aus dem Jahr 1976

1988 wurde Eva Mutter. Und ging zwölf Monate später wieder Vollzeit arbeiten

Es fällt mir schwer, in meiner Mutter die Jugendliche zu sehen, die keinen Bock auf ihre Ausbildung hatte, mit zerrissener Hose herumlief. Die mit 18 Jahren vom Chef ins Büro gerufen wurde, wo man sie fragte, ob sie in „die Partei“ eintreten wolle. Die blaffte: „Mit diesem Verein will ich nichts zu tun haben.“ Damals eine Ungeheuerlichkeit.

Dabei hatten wir, in der Rückschau, vieles gemeinsam. Auch ich war ein rebellischer Teenie, wütend, unverschämt. Gegenüber Lehrern. Gegenüber Mama. Wie sauer sie war, als ich in einem zerfetzten T-Shirt auf ein Schulfest ging, Sicherheitsnadeln in den Ohrlöchern. Was das für einen Eindruck mache! Manchmal sieht man erst aus der Distanz, wie nah man sich war.

Die Jahre gingen dahin. Mama war nun fest angestellt, lebte mit meinem Vater zusammen. Sie machten Urlaub an der Ostsee, fuhren zu seiner Schwester nach Berlin. Ihre Miete kostete 40 DDR-Mark, eine Schachtel Juwel-Zigaretten 2,50. Einen besonderen Drang, im Westen zu leben, hatten sie nicht, obwohl mein Vater Platten von Pink Floyd und Led Zeppelin sammelte und Mama gern West-Mode in

einem Laden namens „Exquisit“ kaufte. „Schick warst du“, sagt Ralf, ihr heutiger Mann, der sich zu uns gesetzt hat. Er erinnert sich: Man ging die Treppe hoch, gelangte in ein Durchgangsbüro. „Da saß deine Mutter und war so hübsch, hatte so eine besondere Art, sich zu geben.“ Unter einem Vorwand sei er manchmal aus der Werkstatt ins Büro gekommen, um sie zu sehen. „So ein Quatsch“, sagt meine Mutter.

Ein paar Wochen nach ihrem letzten Arbeitstag macht sie ein Abschiedsfrühstück für die Belegschaft. Sie holt Brötchen, da ist es noch mitten in der Nacht. In der Küche dann Anweisungen an die Tochter: ordentlich Butter, nicht mit Wurst geizen, „Wir wollen nicht knausrig aussehen.“ Wir laden Kuchen und Brötchen in den Kofferraum. Es kann losgehen.

Noch einmal läuft sie durch die Produktionshalle. Es riecht nach Stahl, Metallspäne auf dem Boden, von irgendwoher das Geräusch einer Fräsmaschine. Kollegen rufen „Alles Gute“ und „Sonnenschein und Rückenwind“. Der Frühstücksraum in der Firma füllt sich mit Menschen. Umarmungen, Blumen. Für sie alle wird

der Berufsalltag einfach so weitergehen. Ohne Mama. Ihre Nachfolgerin ist schon eingearbeitet. „Man kennt die Firma nur mit Eva“, sagt eine. Und eine andere: „Der Empfang war der Ort, an dem man kurz runterkommen konnte. Es gab immer ein freundliches Wort.“

Den Mauerfall verbrachte meine Mutter im Halbschlaf, hatte nun ein Kleinkind – mich. Nach zwölf Monaten ging sie wieder arbeiten, brachte mich zur Krippe, in den Kindergarten. Anders als in der BRD, wo nur knapp die Hälfte der Frauen einen Beruf hatte, gingen die allermeisten Frauen in der DDR Vollzeit arbeiten – und kümmerten sich nebenher um Haushalt und Kindererziehung. Das blieb auch später so. Wenn Mama am Abend von der Arbeit angehetzt kam, stand ich schon mit der Kindergärtnerin am Tor. Eine Bekannte aus dem Westen bezeichnet sie als „Rabenmutter“. Aber ich habe mich nicht vernachlässigt gefühlt, freute mich über „Mama-Zeit“. Wenn wir zum Einkaufen in die Stadt fuhren, saß ich auf dem Beifahrersitz von Trabi und Co. Im Radio lief „Roxette“, Mama drehte auf: „It must have been love, but it’s over now.“

74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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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ute kein Rosa. Jana Felgenhauer, 37, mit ihrer Mutter an deren letztem Arbeitstag

Blüten, die duften, und Blüten von Wert: Die Belegschaft hat zusammengelegt

Anfang der 90er verloren viele Menschen in Görlitz und Umgebung ihre Arbeit, Be- triebe wurden privatisiert oder geschlos- sen. Aus der Produktionsgenossenschaft, in der meine Mutter arbeitete, wurde eine GmbH. Sie blieb. Aber nicht bei meinem Va- ter. Meine Eltern trennten sich, als ich vier war. Wir zogen mit ihrem neuen Freund zusammen, einem Arbeitskollegen. Mama saß nun an einem Computer, machte Buch- haltung, das Telefon am Dauerklingeln. Doch die Angst vor dem Jobverlust war oft Thema am Abendbrottisch, vor allem, wenn die Auftragslage mau war. „Trotz- dem haben wir nie auf unser Gehalt warten müssen“, sagt sie. Das rechne sie der Firma bis heute an.

Als ich 15 war, lebten wir wieder allein. Die Hälfte von Mamas Gehalt ging für die Miete drauf, Oma und Tante bezahlten meine Mathenachhilfe. Heute machen wir Witze über unser Auto, bei dem man eine Tür nicht mehr abschließen konnte, damals hatte sie Angst um „Golfi“. In der Provinz ist dein Auto dein bester Freund. „Ich habe meine finanzielle Situation als belastend empfunden“, sagt meine Mutter. Sie ist wortkarger geworden, das Thema

ihr unangenehm. Sie erwähnte damals oft, dass sie „im Westen“ mehr verdienen würde. Und das stimmte. Im Jahr 2000 lag der durchschnittliche Bruttoverdienst in Ostdeutschland bei etwa 1900 Euro, in den alten Bundesländern verdiente man gut 2650 Euro. Dass sie keine weiteren Ver- suche unternahm, sich etwas anderes zu suchen, war auch der Bequemlichkeit ge- schuldet: „Irgendwo bei null anzufangen, hätte mir vielleicht zu großen Respekt eingeflößt.“

Dass wir in den Ferien oft zu Hause blie- ben, machte mich damals traurig. Heute bewundere ich Mama für alles, was sie als Alleinerziehende gestemmt hat. Auf wie viel sie verzichtet haben muss. Erst als Er- wachsene erfahre ich, dass sie sich von der Firma oft ihren Urlaub ausbezahlen ließ. Weniger Freizeit für etwas mehr Geld.

Heute ist Mama nicht mehr arm. Im Kel- ler des Hauses hat Ralf eine Sauna einge- baut, im Wohnzimmer steht ein Aquarium, so wie ich es früher nur bei wohlhabenden Leuten gesehen habe. Die beiden unter- nehmen viel, machen Urlaub in den Bergen. Sie träumen davon, mit dem Wohnwagen durch Europa zu reisen. Zu sehen, dass

meine Mutter nicht mehr allein ist, nicht mehr sparen muss, macht mich glücklich.

Der Übergang ins Rentendasein fiel ihr nicht schwer. Keine Leere, keine Lange- weile. „Ich bin jetzt eben Seniorin“, sagt sie fröhlich, und doch sehe ich keine vor mir. Mama sieht erholt aus, jünger. Ihre Rituale sind andere. Morgens ausschlafen, Kaf- fee auf der Terrasse, sehen, was der Tag bringt: „Ich fühle mich freier.“ Jahrelang verbog sie sich den Nacken am Schreib- tisch, jetzt läuft sie durch den Wald, auch mal 50 Kilometer pro Woche. Sie liest, sie gärtnert, sie träumt sich in ihre neue Rolle rein: Mama wird bald Oma.

Auch ihr Mann ist jetzt Rentner, zusam- men gehen sie angeln. Er wirft die Schnur aus, sie schaut aufs Wasser, stundenlang. Gedanken aus. So viel gedacht in diesem Leben. Stets zur Stelle gewesen. Jetzt darf sie einfach nur sein. ✕

Auch Tochter und Redakteurin Jana Felgenhauer schmierte stundenlang Brötchen für die Abschiedsfeier ihrer Mutter.

Sven Döring begleitete Eva an ihrem letzten Tag mit der Kamera

6.8.2026 stern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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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SYM MADE LOCATEGUIH KA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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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tritt wie ein Sonnenkönig: Infantino, 56, vor dem WM-Finale zwischen Spanien und Argentinien in New Jersey

SPORT

„WIR KONNTEN UNS DAS NICHT MEHR GEFALLEN LASSEN“

DFB-Geschäftsführer Andreas Rettig begründet den Bruch der Europäer mit Fifa-Chef Gianni Infantino – und erklärt, warum dessen Investorenpläne den Wesenskern des Fußballs zerstört hätten.

Interview: Klaus Bellstedt

8 2026 stern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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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Rettig, als die Uefa ihre ungewöhnlich scharfe Stellungnahme gegen die Investorenpläne der Fifa veröffentlichte – haben Sie damit gerechnet, dass Gianni Infantino so schnell zurückrudern würde?

Ich glaube, dass er bei einem isolierten Statement der Uefa allein nicht eingeknickt wäre. Ich glaube schon, dass er nicht damit gerechnet hat, dass so schnell Unterstützung aus anderen Konföderationen kommen würde. Als sich dann auch der asiatische und der nordamerikanische Fußballverband öffentlich zu Wort gemeldet hatten, war eigentlich klar, dass die Schlacht für ihn verloren war.

Wann haben der DFB und Ihr Präsident von den Investorenplänen erfahren?

Ich habe mich noch einmal rückversichert, weil ich selbst nicht in den Uefa- oder Fifa-Gremien sitze. Unser Präsident hat tatsächlich – wie wohl alle anderen Council-Mitglieder – erst über die Berichterstattung der „Times“ davon erfahren. Das ist eigentlich unglaublich.

Warum?

Weil das schon alles zeigt: nicht nur der Inhalt, auf den wir gleich noch kommen und der sicherlich zu kritisieren ist. Allein der Umgang mit einer solch bedeutenden Frage, bei der es um die grundsätzliche Ausrichtung des Verbandes geht. Niemanden im Fifa-Council – also dem neben der Vollversammlung zentralen Entscheidungsgremium – einzubeziehen, das versteht niemand. Ich glaube auch nicht, dass dieses Vorhaben mehrheitsfähig gewesen wäre, wenn man es offen diskutiert hätte. Deshalb hat Infantino aus meiner Sicht versucht, den Weg über Überraschung, Zeitdruck und vor allem über diesen 20-Millionen-Köder zu gehen. Das ist in höchstem Maße ungehörig.

Was bedeutet dieses Vorgehen für das Vertrauensverhältnis zwischen dem DFB und Gianni Infantino? Kann man überhaupt noch von einem Vertrauensverhältnis sprechen?

Das ist aus meiner Sicht ein irreparabler Vertrauensverlust – und nicht nur zum DFB. Und zwar aus zwei Gründen: zum einen wegen der Art und Weise, wie diese Entscheidung herbeigeführt werden sollte – Stichwort stilles Kämmerlein –, und wegen der unlauteren Köder, die ausgeworfen worden sind. Zum anderen wegen des Inhalts. Daran sieht man auch, dass Herr Infantino sich mittlerweile mit Menschen umgeben hat, die von außerhalb des Fuß-

balls kommen – aus der Finanzwirtschaft oder der Realwirtschaft. Sie können aber Prinzipien der Finanz- oder Realwirtschaft nicht eins zu eins auf den Fußball übertragen. Das versteht jeder, der den Fußball liebt. Was hier verkauft werden sollte, ist – wenn ich einmal die Sprache der Banker benutze – ein unbezahlbarer immaterieller Vermögenswert. Und genau das ist aus meiner Sicht nicht begriffen worden. Das ist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Sie kennen Gianni Infantino seit vielen Jahren. Wie hat sich Ihr Blick auf ihn verändert?

Man muss den Blick ganz zurück richten. Als er Fifa-Präsident wurde und Sepp Blatter ablöste, war zunächst eine große Erleichterung spürbar. Nach dem Motto: Jetzt kann es eigentlich nur besser werden. Wir sind leider eines Besseren belehrt worden. Ich glaube, es hat eine Entwicklung gegeben. Aus meiner Sicht hat Herr Infantino sehr viel Zeit, Geld und Energie in den Erhalt seines Machtapparates investiert. Offenkundig dienten viele Entscheidungen in erster Linie dazu, die eigene Position zu festigen. Dazu gehörten beispielsweise höhere Zahlungen an die Verbände. Dagegen ist zunächst einmal nichts einzuwenden. Entscheidend ist aber immer die Frage: Zu welchem Preis? Wenn gleichzeitig Wettbewerbe immer weiter ausgeweitet werden, dann besteht das aus meiner Sicht ein klarer Zusammenhang.

Sie haben eben die Ausweitung der Wettbewerbe angesprochen. War dieser Konflikt zwischen Uefa und Fifa also schon länger angelegt?

Ja, aus meiner Sicht schon seit Jahren. Deshalb bin ich auch dankbar, dass Aleksander Čeferin in dieser Frage klar Haltung gezeigt hat. Er hat den Rücken gerade gemacht und deutlich Position bezogen – auch auf die Gefahr hin, dass die Uefa dadurch Nachteile haben würde, bis hin zum Verlust von WM-Teilnahmen. Das verdient Respekt. Der Konflikt zwischen Uefa und Fifa schwelt schließlich seit Jahren. Am Ende geht es immer um die Frage der verfügbaren Zeitfenster. Mit der Einführung der Klub-WM ist die Fifa ganz bewusst in Konkurrenz zu den Wettbewerben der Uefa getreten. Das hat natürlich auch Auswirkungen auf die nationalen Ligen und die Konföderationen. Bislang konnte sich Infantino immer darauf verlassen, dass die kleineren Verbände hinter ihm standen. Umso bemerkenswerter ist es, dass nun auch außerhalb Europas dieser Vertrauensverlust sichtbar geworden ist.

„EIN IRREPARABLER VERTRAUENSVERLUST, NICHT NUR ZUM DFB“

Die Uefa musste also keine Angst haben, dass diese klare Haltung sportliche Konsequenzen haben könnte?

Doch, selbstverständlich bestand diese Gefahr. Deshalb nötigt mir das auch besonderen Respekt ab. Die Uefa war schließlich die Erste, die den Kopf aus der Deckung genommen hat. Es ist immer einfach, auf einen fahrenden Zug aufzuspringen. Aber irgendeiner muss eben auch vorne sitzen und den ersten Schritt machen. Wir waren bereit, auch einen sportlichen und sportpolitischen Rückschlag – bis hin zu einer Nichtteilnahme – in Kauf zu nehmen. Aber wir konnten uns das nicht mehr gefallen lassen.

Kommen wir zu den Investorenplänen selbst. Uefa und DFB haben erklärt: „World Cup is not for sale.“ Ist das Kapitel damit endgültig beendet – oder wäre ein transparentes Modell grundsätzlich denkbar gewesen?

Ich erinnere in diesem Zusammenhang gern an eine öffentliche Aussage von mir aus meiner Zeit als DFL-Geschäftsführer. Investoren sind dem Grunde nach nicht per se unerwünscht. Ich habe damals gesagt: Investoren sind herzlich willkommen, wenn sie sich an die Spielregeln des Fußballs halten – damals bezogen auf die 50+1-Regel, die verhindern soll, dass Investoren die Kontrolle über Profiklubs übernehmen. Dann sollen sie meinetwegen jedes Geld dieser Welt in den Fußball

FOTO: JENS CHARMATY/LAIF

78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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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Rettig, 63, ist seit September 2023 Geschäftsführer Sport des DFB. Nach dem frühen Aus der deutschen Nationalmannschaft bei der Fußball-WM 2026 kündigte Rettig an, seinen zum 31. Dezember 2026 auslaufenden Vertrag nicht zu verlängern

investieren. Aber man muss sich immer fragen: Was ist eigentlich das Motiv eines Investors? Das ist in der Regel kein altruistischer Ansatz. Wenn die Fifa über liquide Mittel in Milliardenhöhe verfügt, stellt sich für mich zunächst die grundsätzliche Frage nach dem Nutzen: Warum braucht sie überhaupt zusätzliches Kapital? Das erschließt sich mir nicht. Ein Investor, der Geld zur Verfügung stellt, erwartet schließlich einen Return on Investment. Warum sollte ich Geld aufnehmen, das ich gar nicht benötige, und dafür auch noch Rendite versprechen? Und darüber hinaus gilt: Wenn wir uns schon Sorgen machen mussten, dass Anrufe einzelner Entscheidungsträger Einfluss auf sportliche Entscheidungen haben könnten – was passiert dann erst, wenn künftig Gesellschafter mit am Tisch sitzen?

Sie haben eben von einem „immateriellen Vermögenswert“ gesprochen. Ist genau das Ihr zentraler Punkt?

Ja. Man muss sich immer wieder vor Augen führen, dass sich realwirtschaftliche Prinzipien nicht eins zu eins auf den Fußball übertragen lassen. Natürlich muss auch der Fußball wirtschaftlich arbeiten. Natürlich muss Geld verdient werden. Aber es geht eben nicht in erster Linie um Gewinnmaximierung. Es geht darum, dieses Spiel weiterzuentwickeln und den Fans, den Partnern und allen, die den Fußball tragen, Freude zu bereiten. Die Rendite

im Fußball ist eine emotionale. Und keine wirtschaftlich-finanzielle.

Muss sich der DFB nicht auch selbstkritisch fragen, ob er Gianni Infantino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zu viel hat durchgehen lassen?

Das kann man nur differenziert beantworten. Zum einen muss man unterscheiden zwischen dem, was öffentlich wahrgenommen wird, und dem, was tatsächlich in den Gremien diskutiert wird. Dort ist durchaus kontrovers über verschiedene Themen gesprochen worden. Gleichzeitig gilt in Gremien aber auch das Loyalitätsprinzip. Wenn man mit seiner Position überstimmt wird, trägt man eine demokratisch getroffene Entscheidung anschließend mit. Zum anderen muss man auch klar sagen: Der DFB hat eine Stimme. Die Uefa hat 55 von insgesamt 211 Stimmen.

Trotzdem hätte der DFB noch früher und deutlicher Position beziehen können.

Die Frage ist immer: Wann lohnt es sich, in die Schlacht zu ziehen? Es hat durchaus öffentliche Kritik gegeben. Ich erinnere nur an den Friedenspreis während der WM-Gruppenauslosung. Ich selbst habe damals in Washington gesagt, dass ich diesen Rahmen dafür nicht für geeignet halte. Auch Bernd Neuendorf hat sich kritisch geäußert. Die Frage ist aber: Führt eine einzelne Fehlentscheidung gleich zum Bruch? Oder zieht man dann Konsequenzen, wenn es um eine grundlegende

Weichenstellung geht und man das Gefühl hat, damit nicht allein zu stehen? Das war hier der Fall. Die Uefa hat sich über Jahre für den Weg der konstruktiven Kritik entschieden. Gleichzeitig galt immer der Grundsatz, die Fußballfamilie insgesamt nicht zu beschädigen. Diesmal war jedoch der Punkt erreicht, an dem der Fußball als Ganzes beschädigt worden wäre. Das war der Point of no Return. Deshalb mussten wir handeln – notfalls auch mit der schärfsten Maßnahme, einem Boykott. Dass das in so kurzer Zeit und so geschlossen gelungen ist, war ein starkes Signal.

Hat damit auch der politische Prozess begonnen, der zu einem Ende der Präsidentschaft Infantinos führen könnte?

Ich kann nur auf die Erklärung der Uefa verweisen. Dort ist von einem Vertrauensverlust die Rede. Damit ist eigentlich alles gesagt. Wenn Mitglieder öffentlich erklären, dass sie kein Vertrauen mehr in die Führung haben, ist das ein sehr deutliches Signal.

Braucht die Fifa nun einen Gegenkandidaten für die Wahl 2027?

Ich wünsche mir zunächst einmal, dass es überhaupt zu einer Wahl kommt. Das wa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leider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Wichtig ist aus meiner Sicht vor allem eines: Wer künftig an der Spitze der Fifa stehen will, muss sich klar zur Demokratie bekennen. Und ich wünsche mir Persönlichkeiten, die den Fußball lieben. Zu einzelnen Namen möchte ich mich ausdrücklich nicht äußern.

Haben Sie Hinweise darauf, dass sich innerhalb der Fifa bereits Widerstand gegen Infantino formiert?

Nein, konkrete Erkenntnisse habe ich nicht. Aber es macht Mut, dass sich inzwischen sogar Menschen aus dem engsten Umfeld des Präsidenten öffentlich distanzieren – obwohl sie dadurch selbst Nachteile in Kauf nehmen. Das zeigt, dass auch innerhalb der Organisation Dinge in Bewegung geraten sind.

Was muss passieren, damit sich ein solcher Vertrauensbruch nicht wiederholt? Es muss die Reset-Taste gedrückt werden. Es braucht eine andere Kultur. Denn Vertrauen ist die härteste Währung. ✕

Klaus Bellstedt beobachtet den DFB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Andreas Rettig erlebte er selten so empört und deutlich wie im Gespräch über Infantinos Investitionsplä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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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haben auf Heimatboden: 1937 fotografierte die „Vogue“ die damals 30-Jährige Kahn für eine Strecke über die „Señoras of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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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TONI FRISSELL/BR/DSEMAN; © FRIDA KAHLO, PRIVATE COLLECTION

In „Recuerdo“ von 1937 verarbeitet Kahlo die Affäre ihres Mannes mit ihrer eigenen Schwester Cristina

KULTUR

ENDLICH OBEN ANGEKOMMEN

Frida Kahlo fasziniert mit ihrem Leben, Look und Leiden seit Jahrzehnten die Massen. Ihre künstlerische Bedeutung wird aber erst jetzt so richtig gewürdigt.

Von Kia Vahland

6.8.2026 stern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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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Kahle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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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bstporträt mit Dornenkette und Kolibri“, entstanden 1940 (linke Seite)

Die häufigen Selbstdarstellungen mit bedeutungsbela- denen Attributen, siehe auch rechts und unten, brachten Kahlo den Ruf einer Schmerzensfrau ein – den es nun aber zu überdenken gilt

Die Künstlerin, fotografiert 1937 (u. r.): exzentrisch ja – aber vielleicht nicht so exzentrisch, wie sie gemacht wurde?

WER BEKANNTE, IHRE KUNST ZU MÖGEN, SETZTE SICH LANGE DEM VERDACHT AUS, ANFÄLLIG ZU SEIN FÜR KITSCH

FOTOS: © FRIDA KAHLO, NICKOLAS MURAY COLLECTION OF MEXICAN ART, AKS-IMAGES, PRIVATE COLLECTION (2), JULIEN LEVY, COURTESY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6.8.2026 stern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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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hm in der Kunst ist eine Sache. Ruhm in der Welt eine andere. Nur den wenigsten gelingt beides: von Kolleginnen und Kritikern so ernst genommen zu werden wie von einem breiten, internationalen Publikum, also auch von jenen, die nie ins Museum gehen.

Viele Malende gehören zur ersten Kategorie. Gerhard Richter etwa ist ein großer Name in der Kunst, gewiss. Aber kennt ihn auch jeder Buchhalter in Osnabrück und jede Polizistin in Marseille? Oder Paula Modersohn-Becker: ein deutscher Superstar der Moderne, auf Augenhöhe mit Pablo Picasso, nur leider so lange verkannt, dass noch immer nicht alle von ihr wissen.

Frida Kahlo dagegen kam erst zu Weltruhm, bevor sie endlich auch zu Kunstruhm kam. Sie ist der große Publikumsliebling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eine echte Sympathieträgerin rund um den Globus. Verehrung bringen ihr viele sehr verschiedene Menschen entgegen, Staunen und Mitgefühl auch.

Ihr Œuvre aber wurde lange von Museumsszene und Kunstgeschichte belächelt. Schon in den 1930er-Jahren hatte ein Kritiker des US-amerikanischen „Time Magazine“ über die „kleine Frida mit den schwarzen Brauen“ gespottet, als sei die Malerin – damals eine junge Frau – nur Anhängsel ihres Mannes, des sozialistischen Wandmalers Diego Rivera.

Kahlos frontale Selbstporträts mit den großen Augen und, ja, den wiederkehrenden Brauen galten daraufhin lange als Kitsch. Die große Schmerzensfrau mit ihrer allzu persönlichen Kunst, so lautete das gängige Urteil über Jahrzehnte. Männer im Betrieb rümpften die Nase über den gemarterten Frauenkörper auf diesen Bildern; ihre Kolleginnen fürchteten, zu viel Interesse an Kahlo wirke irgendwie unseriös oder gefühlig.

So reüssierte Kahlos Werk erst einmal außerhalb der westlichen Institutionen, in Buchläden, auf Tassen, Tequilaflaschen und Schreibpapier, aber eben auch bei zahlreichen Künstlerinnen und Künstlern auf allen Kontinenten. Sie begriffen Frida Kahlos Schaffen früh als vielfältig, schillernd, bedeutungsoffen. Für jede und jeden kann etwas dabei sein – Neugier vorausgesetzt.

SIE WAR INTERNATIONALISTIN, KEINE TRADITIONALISTIN. SIE KOMBINIERTE FOLKLORE MIT HIGH-END-FASHION

FOTOS: © FRIDA KAHLO, JONATHAN MUZKAR, PETER BUTLER, BANCO DE MÉNICO DIEGO RIVERA FRIDA KAHLO MUSEUMS TRUST (2), ROBERT GEBHARDT, MENA.

84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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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a und Diego (o.) 1946 in Mexiko. Zu diesem Zeitpunkt hatte ihre Ehe viele Tiefen hinter sich

Ahnenforschung bei Kahlo: links die mexikanische Seite ihrer Mutter, rechts die deutsche ihres Vaters (ganz links)

Frau in Männerkluft: Die Androgynität auf vielen Bildern bringt ihr heute neue Bewunderer (l.)

Diesem außergewöhnlichen Leben und Nachleben widmet sich nun die Londoner Tate Gallery 21 Jahre nach ihrer bahnbrechenden Ausstellung zu Frida Kahlos Kunst. Die Schau damals musealisierte Kahlos Kunst überhaupt erst in großem Stil. Die nunmehrige will den Blick weiten auf Kahlos Historie und ihr Umfeld, auf ihre Freundinnen und Nachfolger. Die Recherche des Museums zeigt: Frida Kahlo war nie alleine. Sie ist ein Fixstern, vor allem für etliche Menschen, die

eher auf Dornen als auf Rosen gebettet sind. „Jede Gruppe identifiziert sich auf ihre Weise mit Frida Kahlo“, sagt Kurator Tobias Ostrander. In den 70er-Jahren hätten Exil-Mexikaner im Süden der USA Kahlo gefeiert für ihr so offensives Mexikanischsein, für ihre volkstümlichen Kleider, für die vielen tiefkatholischen Motive auf den Bildern. Dann hätten feministische Künstlerinnen wie Judy Chicago und Kiki Smith – zu sehen in der Schau – sich für Kahlos offensive Weiblichkeit in-

teressiert. In den 80ern sei dann die bisexuelle, in ihrer Jugend als Mann auftretende Kahlo ein Vorbild der Schwulen und Lesben in Lateinamerika gewesen, Symbolfigur eines fluiden Verständnisses von Sexualität und Geschlecht.

Und auch viele körperlich oder psychisch besonders belastete Personen identifizierten sich mit Kahlo. „So erkennen viele verschiedenen Gemeinschaften in Frida ein Symbol von Stärke und Resilienz“, sagt der Kurator. ►

6.8.2026 stern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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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ärke, Resilienz? Ausgerechnet Frida Kahlo.

Sie selbst hatte ja ihr kaum erträgliches Leid thematisiert, hatte sich immer wieder mit Dornen gezeigt wie Jesus Christus (zu sehen etwa im „Selbstbildnis mit Dornenkette und Kolibri“ von 1940) und in den Korsetten, die sie seit einem tragischen Unfall in ihrer Jugend und vielen Operationen tragen musste (ausgestellt ist eines dieser Stützmeier, bemalt mit sowjetischem Hammer und Sichel und ungeborenem Baby auf dem Bauch).

Eine Biografie der Kunsthistorikerin Hayden Herrera aus den 1980ern machte daraus eine Opfergeschichte, die ein Weltbestseller wurde. Schwerer hatte es dagegen der Gedanke, dass man so viel Schmerz sowie etliche Drogen und Medikamente auch erst mal aushalten muss. Was Kahlo eben auch durch ihre Kreativität gelang – oder, wie das Kunstmagazin ART schon im Jahr 1980 titelte: „Eine Frau malt um ihr Leben.“

Das tat sie und so viel mehr: Sie malte auch für Mexiko, für den Kommunismus, für die Vergewaltigten, für das Christentum, für die Kolonisierten, für und gegen ihre Ehe, für ihre Freunde, Pflanzen und Tiere und manchmal auch für den Sowjet-Tyrannen Josef Stalin, obwohl dessen Errivale Leo Trotzki zeitweise bei ihr hauste.

Das alles schließt sich bei Kahlo gar nicht aus. „Frida schöpft aus der christlichen Tradition, aus den Gemälden der Kolonialzeit – weil es sie interessiert, wie Bilder Schmerz anerkennen, wie man mit Bildern Dank sagt für das Überleben“, meint Ostrander.

Sie adaptiert aber eben auch das ältere mexikanische Erbe, und zwar in der Kunst ebenso wie in ihrer Kleidung, ihrer Einrichtung, ihrem ganzen Habitus. Was sich bei Kahlo – lange vor der Selfie-Kultur – sowieso nicht trennen lässt.

Ihr Mann Diego Rivera besaß eine präkolumbianische Skulpturen-Sammlung. Das machte sich auf den vielen hochprofessionellen Fotos gut; der ungarisch-amerikanische Fotograf Nickolas Muray etwa bildete Kahlo ab mit einer Olmeca-Figurine aus Coyoacán.

Kahlos mütterliche Familie stammte vom Isthmus von Tehuantepec, dort tru-

Frieda 1919 im Alter von zwölf Jahren, fotografiert von ihrem Vater

gen Frauen leuchtende, rechteckige huipil, geometrisch gemusterte Blusen, wie die Malerin sie liebte. Etliche ihrer Röcke, Henden und Schmuckstücke reisen nun nach London.

Und doch war Kahlo Internationalistin, nicht Traditionalistin. Sie mixte auch Chinesisches in ihre Garderobe, wenn ihr das gefiel. Und in der Malerei fühlte sie sich frei, die träumerische Pariser Moderne zu kombinieren mit urmexikanischen Motiven. Vereinnahmen von den Surrealisten ließ sie sich dabei nicht, im Gegenteil: Als deren Vordenker André Breton sie eine „Märchenprinzessin“ nannte, wurde sie wütend. Und befand über die Pariser Intellektuellen: „Was diese Leute für Kanaillen sind. Ich könnte kotzen.“ Warum? „Sie sitzen stundenlang in Cafés, wärmen ihre feinen Ärsche und quatschen ununterbrochen über ‚Kultur‘, ‚Kunst‘, ‚Revolution‘ und so weiter.“

Kahlo beanspruchte für sich, mehr vom Leben zu verstehen.

Und vom Sterben erst recht. Das war und ist in Mexiko eine öffentliche Angelegenheit, bei der sich christliche und indigene Ideen kreuzen. An Allerheiligen und Allerseelen werden die Toten ge-

ehrt mit Gebäck in Schädelform oder Skeletten aus Pappmaché (eines schmückte auch Fridas Himmelbett).

Einmal malte Kahlo die Leiche eines kleinen Jungen namens Dimas Rosas. Der Sohn von Kahlos Dienstmädchen wurde nur drei Jahre alt. Kahlo sieht ihn aufgebahrt und blumengeschmückt wie einen Heiligen in einer mexikanischen Kirche, aber mit traurigen Zügen und schweren Lidern.

Das Elend und die Schönheit koexistieren bei Kahlo, ob sie nun sich selbst präsentiert oder andere. Und so konnte sie gar nicht umhin, immer wieder hochpolitisch zu werden. Ein frühes Kleinformat von 1927 thematisiert „Pancho Villa und Adelita“. In der Mitte ist Kahlo zu erkennen in einem Abendkleid. Sie sitzt in einer Bar mit zwei so gut wie gesichtslosen Männern. Schief hängt da ein Porträt des vier Jahre zuvor ermordeten Revolutionsführers Pancho Villa. Der betrieb systematische Bildpolitik, zeigte sich immer mit Sombrero und hatte es so auch dank internationaler Fotografen zur Kultfigur im Land gebracht.

Neben sein Bildnis im Bild malt Kahlo ein Gemälde einer modernen Architektur und eines von Villas Leuten auf einer Eisen-

86 stern 6.8.2026

FOTOS: ARCHIVIO GIBBLAIF, © FRIDA KAHLO, HERITAGE IMAGES/SC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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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verwundete Reh“ entstand 1946, kurz nach einer Wirbelsäulenoperation, die Kahlos Schmerzen lindern sollte, aber fehlschlug

bahnreise. Frauen fahren mit als Kümmererinnen. „Adelita“ heißt eine von ihnen in einem populären Lied; ihr Geliebter bittet sie, ihn nach seinem Tod in der Sierra zu beerdigen.

Kahlo ist ein bisschen beides in diesem frühen Werk: eine bürgerliche Städterin und eine Adelita, die alleine zurückgeblieben ist. Der schiefe Pancho Villa an der Wand wird ihr nicht helfen, sie muss und wird fortan ihren eigenen Weg finden.

Die Londoner Schau will dieses gesell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Umfeld ausleuchten, will auch die vielen zugereisten Fotografinnen und Künstler auftreten lassen, die damals in Mexiko eine Zukunft suchten. Während Teile Europas im Faschismus versanken, setzten sich in Mexiko prosozialistische Ideen durch, weit liberaler als in der Sowjetunion. Kleinbauern bekamen Land zugewiesen, Ölindustrien wurden verstaatlicht. Und doch ebbte die Gewalt nicht ab, wie etwa die erschütternden Straßenfotografien von Manuel Álvarez Bravo in der Schau zeigen und auch die vielen Frauenmorde, mit denen Kahlo sich beschäftigte.

Gar so egozentrisch, wie ihr später nachgesagt wurde, war sie offenbar nicht, sondern immer auch Chronistin ihrer Zeit und ihres Landes. Dieses wollte sie nie wirklich verlassen. Musste sie ihren Mann auf Dienstreise in die USA begleiten, so fremdelte sie – und fluchte. Über die New Yorker High Society schrieb sie einmal in einem Brief: „Ich empfinde ein wenig Hass auf diese ganzen reichen Säcke, denn ich habe Tausende von Menschen gesehen, die im schlimmsten Elend leben, nichts zu essen und keinen Platz zum Schlafen haben.“

Auch wegen dieser Haltung wurde Frida Kahlo in Lateinamerika und im Süden der USA früher verstanden als in Europa. Sie wollte ja gar nicht dazugehören zu den künstlerischen Eliten Europas und der amerikanischen Ostküste, sondern bediente sich lediglich im Formenkasten der Moderne, um etwas Eigenes zu schaffen, was ihrem Leben und Körpergefühl und auch ihrem so weltoffenen wie traditionsbewussten Land entsprach.

Im Katalog der Schau beschreiben Künstler, wie Frida sie prägte, gerade weil sie omnipräsent war, eine Institution wie Marilyn Monroe oder Andy Warhol.

IHRE KUNST UMARMT ALLE. JEDE GRUPPE KANN SICH DARIN WIEDERFINDEN

Martine Gutierrez, 1989 in Kalifornien geboren, hat sich schon als Teenager identifiziert mit der Mexikanerin: „Frida and I are both considered ‚trouble‘.“ Frida und Gutierrez gälten beide als Störfaktor. Der 30 Jahre ältere Chilene Francisco Casas stellte Kahlos Hauptwerk „Die zwei Fridas“ schon 1989 auf einer Fotoarbeit nach, die heute dem New Yorker MoMA gehört. Frida Kahlo hält er für eine Urmutter der Performancekunst. Sein Werk ist eines von vielen in der Schau, die sich ganz direkt auf Kahlos Arbeiten beziehen, sie nachahmen, abändern, neu interpretieren. Auch Kunsthandwerk gehört dazu, zahlreiche Kahlo-Puppen etwa.

Ob ihr das selbst alles gefallen hätte? Sie arbeitete nicht, um berühmt zu werden, zumindest gab sie das vor. Einfluss nehmen aber wollte sie durchaus und gesehen werden auch.

Deswegen hat sie sich ja immer wieder in Pose geworfen, in den alten Kleidern fotografieren lassen, das eigene Zuhause inszeniert als verwunschenen Rückzugsort. Und Bewunderinnen und Liebhaber scharte sie gerne um sich, wollte sich trotz aller Einsamkeit verbunden fühlen mit den anderen und der Welt.

So scheint ihre breite Wirkungsgeschichte genau zu ihr zu passen. Ob es ihr allerdings gefallen hätte, ausgerechnet in einem großen europäischen Museum nun schon zum zweiten Mal neu interpretiert zu werden? Vielleicht aber hätte sie es genossen zu erfahren, wie viel näher sie noch im 21. Jahrhundert den Nachgeborenen ist als ihr Mann, Diego Rivera, oder viele der Pariser Surrealisten. „Vergesst mich nicht“, stand unter einem ihrer Briefe, und das wird nicht geschehen. ✕

Kia Vahland, Kunsthistorikerin und Buchautorin, überraschte, was die große Malerin der Moderne und stolze Mexikanerin auch formvollendet beherrschte: die Kunst des Fluc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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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SENHERZ

Der Schniedergang

Kanzler Merz irrt durch die Meere des Regierens, überall lauern Gefahren. Unser Kolumnist fragt sich, wann diese Odyssee ihr Ende findet.

Ich glaube, allein die letzte Woche hat Friedrich Merz um Jahre Eltern lassen.“ Der freudsche Versprecher meiner klugen Frau war so natürlich nicht intendiert, hielt aber sehr schön fest, was bei der Regierung alles ins Rutschen geraten ist. Schließlich begann der neuerliche Stress des Kanzlers, als der ehemalige Fraktionschef Spahn aus dem Land der unbegrenzten Mutterschaften ein Baby mitbrachte, und er endete in... ja, was eigentlich? Dieser Tage kommt keine politische Beobachtung ohne den Verweis auf Homers „Odyssee“ aus. Aber wer wäre der Kanzler in einer solchen Analogie? Odysseus? Vermutlich eher der Zyklop. Aber ist Merz der Einäugige unter den Blinden – oder nicht vielmehr der Blinde unter lauter Einäugigen?

Verfolgt man aufmerksam, was intern und sogar extern von mehr oder minder prominenten Vertretern des einstigen Kanzlerwahlvereins CDU geäußert wird, dann scheint klar: Lange geht das nicht mehr gut. Oder überhaupt: weiter. Dieser Regierungschef genießt bei seiner Mannschaft nicht länger ungebrochenes Vertrauen. Dass sich derlei Streit ausgerechnet an dem doch recht blassen Patrick Schnieder entzünden würde, ist eine tolle Pointe. Hätte Merz einfach nur den Verkehrsminister gefeuert und einen besseren Mann präsentiert, es hätte kaum jemanden gejuckt. Schon gar nicht all die, die gerade an Gleis 10 stehen, um auf ihren 140 Minuten verspäteten ICE zu warten. Blöd nur, wenn man zum Zeitpunkt des Rausschmisses keine Neubesetzung zur Hand hat, weil der eigentlich eingeplante Ersatz Fritz Güntzler dann doch nicht mag. In diesem Moment hatte Merz die Hosen weiter unten als die Urlauber auf dem Campingplatz in Meck-Pomm. Von ebenjenem wollte der Kanzler seinen Auserwählten eigentlich Richtung Berlin schaffen, ehe der sich morgens umentschied: „Herr Güntzler bleibt Camper in Zingst.“

Klingt wie ein Heinz-Strunk-Buch. Ist aber fast noch trauriger. Zumal Merz uns am Ende seiner Personalrochaden ausgerechnet den Mann als neuen Gesundheitsminister präsentierte, der vor einem Jahr angenehm ehrlich und dummerweise vor Kameras bekannte, von so was ja nun mal gar keine Ahnung zu haben: Carsten Linnemann. Muss man nicht verstehen. Tut in der CDU auch keiner. Dabei hatte Jens Spahn dem Kanzler durch seinen Rausschmiss sogar die elegante Vorlage zur Kabinettsumbildung geliefert, getreu dem Motto: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Aber doch nicht so!

Ob es nun der autoritär-planlose Führungsstil ist oder die Rentenreform, Merz hat jetzt schon ein halbes Dutzend Landesverbände vernehmbar gegen sich. Oder, um die Stimmung derer wiederzugeben, die sich in den Katakomben des Bundestags missmutig über ihr Schnitzel beugen: Merz hat die Kantine verloren. Fußballfreunde verstehen, was gemeint ist.

Das hatte sich der Kanzler vor der Sommerpause sicherlich anders vorgestellt. So viel kann man gar nicht wandern gehen, um diesen Berg an Stress abzubauen, der sich zu Beginn des Herbstes mit den Landtagswahlen auftürmen wird. Wenn die aus Sicht der Union krachend verloren gehen, dürfte es sehnsüchtige Blicke gen Hendrik Wüst geben. Denn Merz, der einst Kanzler Scholz als „Klempner der Macht“ gescholten hatte, stellt sich raus als einer, der nicht mal 'n Werkzeugkasten dabeihat. Bestenfalls Klebeband. Es wäre uns allen zu wünschen, dass sich wie durch Zauber alles zum Besseren wendet. Aber Einigkeit herrscht derzeit eigentlich nur bei CDU-Wählern und der Basis. Sie hatten auf einen Macher gehofft. Und kriegen: den trojanischen Merz. ✕

Micky Beisenherz freut sich, von Ihnen zu hören. Schicken Sie ihm eine E-Mail an beisenherz@stern.de

Micky Beisenherz ist Autor, Podcaster („Apokalypse & Filterkaffee“, „Fußball MML“) und TV-Moderator („Kölner Treff“). Er schreibt alle zwei Wochen – im Wechsel mit Jagoda Marinić – im 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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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HENNING KRETSCHMER/STERN: STERN-MONTAGE: KI-GENERIERT MIT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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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Richterin sieht Christina Block direkt an, ihr Blick wirkt hart. „Warum haben Sie der Sachverständigen außerhalb der Hauptverhandlung einen Briefumschlag gegeben?“, fragt sie. Blocks Haltung wird steif, ein schneller Blick zu ihrem Verteidiger. Ingo Bott antwortet für sie: „Das muss ein Versehen gewesen sein.“

Es ist ein Tag Ende Juli, Tag 64 im Prozess gegen Christina Block. Und für sie der vielleicht bislang heikelste Moment.

Das Verfahren biegt nach mehr als einem Jahr auf die Zielgerade ein. Seit Juli 2025 muss sich die Steakhaus-Erbin vor dem Landgericht Hamburg verantworten. Sie soll die Entführung ihrer jüngsten Kinder beauftragt haben – was sie bestreitet. Klara und Theodor hatten bei ihrem Vater Stephan Hensel in Dänemark gelebt, als vermummte Täter sie in der Silvesternacht auf das Jahr 2024 mit Gewalt entführten. Vorausgegangen war ein Sorgerechtsstreit, jahrelang erbittert geführt von den einstigen Eheleuten Block und Hensel.

Kaum jemand hatte damit gerechnet, wie lange das Verfahren dauern, wie zäh es verlaufen würd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tauchten zahlreiche neue Zeugen auf, Zusatztermin folgte auf Zusatztermin, Wendung auf Wendung.

Da war der renommierte Strafverteidiger Otmar Kury, den Block nach nur drei Verhandlungstagen austauschte. Da waren die mutmaßlichen Entführer, die Block überraschend schwer belasteten. Und jetzt, kurz vor dem voraussichtlichen Urteil, ist da auch noch dieser Briefumschlag.

Als Blocks Verteidiger von einem „Versehen“ spricht, runzelt die Richterin die Stirn. „Na ja, der Umschlag ist ja nicht aus der Tasche gefallen“, sagt sie. „Das ist der Versuch einer Verdunkelungshandlung.“

Und eine Verdunkelungshandlung ist in einem Strafprozess ein möglicher Grund für eine Untersuchungshaft. Wie konnte es so weit kommen?

Im Hochsicherheitssaal 237 sagt an diesem Tag eine kinderpsychologische Sachverständige aus. Die Expertin soll eine entscheidende Frage beantworten: Wie geschädigt sind die Kinder von der Tat? Sie tut das unter Ausschluss der Öffentlichkeit, Details aus der Intimsphäre und dem Seelenleben der Kinder sollen geschützt bleiben.

Die Gutachterin will den Umschlag von Block bei einem Anamnesegespräch erhalten haben. Sie sei davon ausgegangen, dass sich darin ein Dokument befinde, das

GESELLSCHAFT

LETZTE VERWARNUNG

Kurz vor Ende des Entführungsprozesses entgeht Christina Block wohl nur knapp einem Haftbefehl. Hält das wendungsreiche Verfahren noch mehr Überraschungen bereit?

90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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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Block vor dem Hamburger Landgericht. 65 Verhandlungstage liegen inzwischen hinter ihr

sie für ihr Gutachten brauchte, erklärt sie vor Gericht. Als sie den Umschlag geöffnet habe, sei sie „sehr überrascht“ gewesen. Sie leitete die enthaltenen Unterlagen darauf- hin offenbar an das Gericht weiter.

Der Inhalt des Briefumschlags liegt dem stern vor. Es handelt sich um zwei noch nicht unterschriebene Beweisanträge von Blocks Verteidiger und um einen Text auf Rumänisch. Außerdem um den Brief einer Frau, deren Kinder mit Klara und Theodor befreundet waren, also mit den entführten Kindern.

In dem Brief stellt die Frau Hensel als aufbrausenden Vater und unkooperativen Ehepartner dar. Detailliert geht sie in dem

Schreiben auch darauf ein, wie sich das Wesen der Kinder angeblich verändert habe, als sie bei ihrem Vater in Dänemark lebten. Nach einem Besuchswochenende im Sommer 2021 waren sie nicht zu ihrer Mutter zurückgekehrt. Die Frau beschreibt Telefongespräche und Textnachrichten zwischen ihrer Tochter und Klara: „Ich habe auch oft gedacht, ob sie wirklich selbst schreiben (...)“. Die Wortwahl sei nicht kindgerecht gewesen und habe mit- unter „böse“ geklungen.

Auch der rumänische Text liegt dem stern in beglaubigter deutscher Überset- zung vor. Darin stellt ein unbekannter Verfasser unbelegte Behauptungen auf, die unter anderem die Sexualsphäre von Stephan Hensel betreffen. Dessen An- wal Philip von der Meden sagt Ende Juli vor Gericht, die Dokumente enthielten übeleste Verleumdungen gegen seinen Mandanten.

Christina Block sitzt derweil unruhig auf ihrem Stuhl. Immer wieder flüs- tert sie mit ihrem Verteidiger. Sie möchte nun selbst etwas sagen.

„Es tut mir sehr leid, ich wollte die Sach- verständige nicht beeinflussen“, beginnt Block mit fester Stimme. Sie habe die Unterlagen wegen eines Prozesstermins bei sich gehabt, als die Sachverständige für das Anamnesegespräch bei ihr gewesen sei. Sie habe der Sachverständigen viele Unterlagen für deren Gutachten mitge- geben, etwa Befunde der Kinderärztin. Block sagt, die Sachverständige habe ihr angeboten, sie könne ihr die Unterlagen im Umschlag auch gleich mitgeben. Es sei ihr um das Wohl der Kinder gegangen, sagt Block. „Ich dachte, es würde helfen.“

Die Gutachterin widerspricht der Darstel- lung. Sie habe keineswegs zu Block gesagt, sie wolle die Beweisanträge haben.

Es ist nicht das erste Mal in diesem Pro- zess, dass Block sich mit dem Vorwurf der Beeinflussung auseinandersetzen muss. Im vergangenen November sah das Ge- richt es als erwiesen an, dass Block einem Zeugen, der schwer erkrankt war, eine gute Besserung gewünscht hatte. Die Richterin drohte Block damals mit einem Haftbefehl, sollte „so etwas“ noch einmal vorkommen.

Jetzt, Ende Juli, sagt sie: „Das sind Unter- lagen, die am Gericht vorbei der Gutachte- rin übergeben wurden. Wir werden prüfen, ob Maßnahmen beschlossen werden.“

Wenige Tage später entscheidet das Gericht jedoch: Christina Block kommt noch einmal mit einer dunkelgelben Karte

davon. Auf Nachfrage heißt es aus der Pres- sestelle nur: „Derzeit werden keine Maß- nahmen gegen die Angeklagte erlassen.“

Die brisante Episode ist für Block zwar glimplich ausgegangen. Dennoch dürfte sie Kraft und Nerven gebunden haben, die sie und ihr Verteidiger dringend brauchen, um die letzten Wochen des Verfahrens zu bewältigen. Dass Block nicht in U-Haft muss, bedeutet zwar eine Unwägbarkeit weniger. Aber doch nicht unbedingt, dass der Prozess jetzt in ruhigen Bahnen ver- laufen wird.

Eigentlich hat das Gericht die Beweis- aufnahme fast abgeschlossen. Die Richter haben ihre Liste an Zeugen, Sachverstän- digen und Beweismitteln nahezu abge- arbeitet. Nachdem die Sachverständige ihr Gutachten erstattet hat, soll die Haupt- ermittlungsführerin des Landeskriminal- amts letzte Fragen beantworten.

Vorbei ist es damit aber wohl noch nicht. Denn auch die Prozessbeteiligten selbst können noch Beweisanträge stellen. Das Gericht entscheidet dann, ob es etwaige Zeugen oder Beweismittel zulassen will. Bei insgesamt sieben Angeklagten und mehreren Nebenklägern kann all das den Prozess noch einmal in die Länge ziehen.

Blocks Verteidiger Ingo Bott hatte zu- letzt angekündigt, seine Mandantin wolle sich vor ihrem möglichen letzten Wort auch noch einmal selbst im Saal erklären. Wozu genau sie etwas sagen möchte, ist bislang nicht öffentlich bekannt. Nach In- formationen des stern könnte Block auch über ihre ursprüngliche Verteidigungs- strategie sprechen. Zu Beginn hatte ihr damaliger Verteidiger Otmar Kury eine mögliche Beteiligung von Blocks Mutter Christa Block ins Spiel gebracht. Diese Theorie verwarf Block selbst jedoch schnell wieder. Kury ist nicht mehr mit der Verteidigung betraut.

Abschließend ist es bei einem Strafpro- zess üblich, dass alle Angeklagten Gelegen- heit erhalten, ein sogenanntes letztes Wort an das Gericht zu richten. Dabei können sie sich noch einmal persönlich zu den Vor- würfen äußern.

Und dann, nach vielen Wirrungen und Wendungen, wird dieser Prozess tatsächlich ein Ende finden. Zu welchem Urteil das Gericht gelangt, lässt sich nicht seriös be- antworten. Auch nach einem Jahr gilt das Verfahren noch immer als Indizienprozess. Der eine entscheidende Beweis für eine mögliche Schuld von Christina Block, er wurde bislang nicht erbracht. ✕

David Holzapfel

6.8.2026 stern 91

FOTO: MARCUS BRANDT/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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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THEATER

Königsklasse

Der Schauspielgigant Manfred Zapatka dachte, sein letzter Vorhang sei gefallen. Das Publikum war anderer Ansicht. Jetzt probt er wieder.

94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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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krimi: Manfred Zapatka als „König Lear“ (Premiere am 10. Oktober) mit Thomas Reisinger als Gloster und Vincent zur Linden als Narr. Sein Sohn Fabian Zapatka hat ihn fotografisch begleitet

FOTO: FABIAN ZAPATKA/STERN

6.8.2026 stern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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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Heide soll eine Hölle sein. So steht es schon bei Shakespeare in der Regieanweisung: fortwährender Sturm, Raserei, Verirrung. Aber muss das denn wirklich auch schon für heute gelten, am allerersten Probetag des Heide-Bildes in der neuen Inszenierung des „König Lear“ am Münchner Residenztheater?

Alles um Manfred Zapatka herum dreht sich, dazu wummert Technomusik. Dass sich der Hauptdarsteller in diesem dröhnenden Heidekarussell nicht gleich zurechtfindet, hat nichts mit seinen 83 Jahren zu tun. Auch die jungen Kollegen stehen ständig falsch und vergessen darob ihre Zeilen. Es sind die kleinen Dramen, die jede Drehbühne schreibt. Die Souffleuse ist hier keine Einflüsterin, sie ruft die Einsätze wie eine Stadionsprecherin ins tosende Bühnenbrausen: „Ich werd mit den Göttern reden und dann schlafen!“ Ach stimmt, so war’s!

Dass Manfred Zapatka an diesem Hochsommernachmittag auf einer Probebühne steht, ist ein kleines Wunder für sich. Allen Theaterlaien und allzu spät Geborenen muss man an dieser Stelle ja dann doch einmal in Erinnerung rufen, dass es sich hier um einen Giganten handelt, einen Charakterdarsteller höchster Intensität. Und doch hatte ein großes Magazin sechs Jahre zuvor mit der Überschrift „Zapatka tritt ab“ ebendieses Mannes Karriere-Ende bekannt gegeben. Und eigentlich passte das auch gut, immerhin bereitete er sich damals auf die Hauptrolle in Thomas Bernhards „Minetti“ vor, jenem Drama über einen greisen Schauspielstar, der vergebens auf den Anruf eines Theaterdirektors wartet, der ihn noch ein letztes Mal verpflichten möge. Besser kann man kaum abtreten. Für den vergangenes Jahr verstorbenen Regisseur Claus Peymann sollte es gleichfalls die letzte Inszenierung sein. Ein fulmi-

nanter Abschied, schließlich hatte das Münchner Theaterpublikum dieses Methusalem-Komplott als Ausnahme-Inszenierung gefeiert. Die alten, die großen Zeiten vor den postdramatischen Theatertrends, sie schienen noch einmal auf die Bühne zurückgekehrt.

Bloß Manfred Zapatka hatte keiner Bescheid gesagt, dass dies auch sein Finale sein könnte. Bevor er verstanden hatte, dass der tragische Greis, den er so perfekt spielte, mit ihm selbst verwechselt wurde, war es zu spät und sein Abschied verkündet.

Er sitzt mit seinem Sohn Fabian, einem 47-jährigen Fotografen, im schicken Szenelokal „Roma“ an der Maximilianstraße, es gibt gefüllte Pasta mit Salbeibutter. Unweit von hier, im Lehel, haben die Zapatkas in den 1980ern gelebt, als er in der Blüte seiner Karriere stand.

„Dass du ein Bühnenstar warst, hatten wir als Kinder spät bemerkt“, sagt der Sohn zum Vater. „Irgendwann fragten die Lehrer am Gymnasium nach dir, plötzlich waren wir die Kinder von jemandem.“ Zapatka: „Dabei haben wir uns bemüht, das von euch fernzuhalten!“ Sein Sohn: „Es stimmt, wir waren keine Theaterfamilie. Aber umziehen mussten wir doch, wenn eines deiner Engagements es verlangte.“ Darüber beschweren wolle er sich nicht, sagt

Fabian Zapatka. Dieser unbedingte Wille, den großen Rollenangeboten zu folgen, habe die Eltern schließlich überhaupt erst zusammengeführt.

Beide schmunzeln, junger und alter Zapatka, kennen die nun

folgende Anekdote natürlich auswendig. Um den „Hamlet“ zu spielen, eine Rolle, um die jeder jüngere Schauspielstar buhlt, auch heute noch, war der damals 32-jährige Zapatka dem Ruf des Regisseurs Otomar Krejča nach Düsseldorf gefolgt. „Meine Mutter war damals in der Intendanz des Düsseldorfer Schauspielhauses beschäftigt und

Mit 749 Zeilen gehört der Lear zu den umfangreichsten Sprechrollen in Shakespeares Werk

Heimat Bühne: Zapatka in seiner Garderobe am Residenztheater, wo er ab 2012 zum Ensemble gehörte

fragte, ob es denn unbedingt nötig sei, dass einer die Hauptrolle bekomme, der für jede Vorstellung anreisen müsse“, erzählt der Sohn. „Wie gut, dass sie sich nicht durchsetzen konnte...“ Der alte Zapatka lachend: „Wer kann schon von sich behaupten, dass er Shakespeare sein Leben verdankt!“

Gleichwohl, die Sache mit dem Rücktritt steckt ihm in den Knochen. Erwogen hatte er es ja doch. Manfred und Margarete Zapatka waren nach Cloppenburg zurückgekehrt, dorthin, wo er einst aufgewachsen war. „Ein Haus mit großem Garten, du meine Güte“, seufzt er. Er habe sich nie viel aus Gartenarbeit gemacht. Einer wie er, der für seinen Platonow berühmt war, für Franz Moor in „Die Räuber“ und Hagen von Tronje in Worms, der steht doch nicht in kurzen Hosen im Garten und pflanzt Primein. „Ich habe mir Sorgen gemacht“, sagt Fabian Zapatka. „Als du nicht mehr Theater

Das Theater kann vielleicht ohne ihn. Aber er kann nicht ohne Theater

96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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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pielt hast, wirktest du plötzlich alt.“ Der Vater schaut skeptisch: „Ich vergesse keine Texte, wenn ich Texte lerne, sind sie nicht im Kopf, dann sind sie in Fleisch und Blut.“

Ein besonderer Theaterbesuch brachte die Wende. Große Mimen gehen selten in die Stücke anderer Schauspieler, in diesem Fall aber machte Manfred Zapatka eine Ausnahme: Auf der Bühne des Berliner Grips-Theaters stand seine zehnjährige Fanny. „Meine Enkelin im Kindertheater zu sehen, hat mich überrascht. Das war richtiges Theater, echtes Spiel. Ich war beeindruckt“, sagt er.

Manfred Zapatka war selbst als Schüler zum Spielen gekommen, als auf der Freilichtbühne seines Cloppenburger Gymnasiums Schillers „Wallenstein“ gegeben wurde. Er als Zwölfjähriger durfte den Schlussgesang anstimmen: „Wohlauf, Kameraden, aufs Pferd, aufs Pferd, ins Feld in die Freiheit gezogen.“ Er weiß jede Zeile. Und auch den Namen

des Lehrers, der ihn für den Auftritt lobte: „Herr Strothmeier, Latein und Altgriechisch. Der war begeistert!“

Man kann zusehen, wie die Bilder in Zapatkas Kopf rattern, „Wallenstein“, Studienrat Strothmeier, die Enkeltochter, „König Lear“. Er hat viel über das Theater nachgedacht, über diesen merkwürdigen Drang des Menschen, andere auf einer Bretterbühne nachzuahmen. „Das ist es, was uns Menschen ausmacht: die Fähigkeit, uns selbst zu hinterfragen“, sagt Zapatka. Er glaube, „dass das Schauspiel Ausdruck dessen ist. Deshalb spielen wir einander Stücke vor, seit es menschliche Kultur gibt. Es ist eine Form von Problemlösung, eine Art kollektive Therapie. Bloß spannender.“

Deshalb, und jetzt wird Zapatka grundsätzlich, habe das Theater geradezu die Pflicht, weiterhin Theater zu machen. Er sagt das in einer Zeit, da vor der Berliner Volksbühne gerade ein Freibad aufgebaut wird und vielerorts Performances statt echter

Stücke Pläne füllen. „Deshalb glaube ich auch nicht daran, dass die KI uns Schauspieler ablösen kann“, so Zapatka. Wie hieß es schon bei Goethe? „Alles kann der Mensch entbehren, bloß den Menschen nicht.“ So wie er das Theater nicht entbehren kann.

Das Haus in Cloppenburg: verkauft. Den Garten: bepflanzen andere. „Meiner Frau war schnell klar, dass ich unausstehlich werde, wenn ich nicht arbeiten darf.“ Schon beim ersten Anruf eines Theaters, ob der Gatte wirklich abgetreten sei, dementierte sie ohne Rückfrage. „Nein, er möchte sehr gerne und hat Zeit!“

Nun steht er also auf dieser Heidelandschaft in wummernden Bässen, mit einem jungen Kollegen, der seine Zeilen wie ein Poetry-Slammer spricht. Die 35-jährige Elsa-Sophie Jach gibt Regieanweisungen. Zapatka liebt es. Er verstehe Kollegen, die sich zurückgezogen haben, diese Liste ist lang. „Wenn man Glück hat, gerät man für einige Jahre in ein Ensemble, wo alles stimmt. Wo man zusammen auf einer gemeinsamen Welle reitet“, sagt er. Dann komme ein Wechsel, eine neue Intendanz. Kürzlich habe seine Frau gesagt, dass dies vielleicht ein besonderes Talent sei, in diesen Momenten nicht aufzugeben und sich auf Ungewohntes einzulassen.

Zapatka hatte auch eine beachtliche Karriere in Film und Fernsehen. Er hat mit den Größen des Genres gedreht, mit Romuald Karmakar, Dieter Wedel, Heinrich Breloer. „Und doch ist es mir immer nur um das Theater gegangen. Es tut mir leid, weil es manchen beleidigt, aber die Bühne ist meine Heimat“, sagt er.

Was das für seinen Lear bedeutet? „Shakespeare hat das Stück in Zeiten allgemeiner Verwirrung geschrieben, die Welt veränderte sich und keiner konnte es einordnen“, sagt er. „Also in etwa wie heute.“ Schade, dass wir heute keinen Shakespeare haben, der all dies einordnet, oder? Zapatka überlegt, dann sagt er: „Das stimmt nicht. Wir haben einen solchen, nämlich Shakespeare.“

David Baum

6.8.2026 stern 97

FOTOS: FABIAN ZAPATKA/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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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Man hörte ihn, bevor man ihn sah. Heimlich wollte sich Seth Rogen im vergangenen Herbst ins Pressezentrum der Filmfestspiele von Venedig schleichen. Recherchieren für die zweite Staffel seiner Serie „The Studio“, Belegfotos schießen mit einer kleinen, analogen Kamera.

Doch dann machte jemand aus seinem Team eine witzige Bemerkung, und Rogen war enttarnt: Krr krr krr, ch ch ch, he he he – sein Markenzeichen, ein Lachen wie eine Mischung aus Keuchhusten und einem star-

FILM

Schluss mit nur lustig

Bisher war Seth Rogen für seine infantilen Komödien bekannt. Doch er kann längst mehr – eine Liebeserklärung.

tenden Diesel, strömte leise, aber unverkennbar in den Raum. Und sogleich fingen die Ersten an, ehrfürchtig seinen Namen zu wispern. Ist das nicht...?

Dabei hatte der Werdegang von Rogen in der Vergangenheit lange keine Ehrfurcht erzeugt. Zu albern und infantil waren seine Serien und Filme wie „Superbad“ und „Ananas Express“, „Bad Neighbors“ und „Die Highligen Drei Könige“. Meist dreht es sich in diesen Werken um Jungs und andere ewige Teenager, Pimmel- und Pupswitze, die Verherrlichung von Drogen. Mit der

98 stern 6.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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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 zu denken wagen, bleibt sich dabei selbst treu und reflektiert sein Handeln – in seinen Rollen wie auch in Interviews. Er kennt seine Beschränkungen und behält seine Eitelkeit im Griff. Seth Rogen – der Stadtneurotiker einer ganzen Generation?

Schauspieler werden gern gefragt, wie lange es dauert, bis sie ihre Figuren wieder abstreifen können. Rogen kann über solche Fragen nur schmunzeln. „Ich fühle mich sehr wie ich, wenn ich arbeite“, sagt er. Deshalb brauche er auch keine Pause oder Ablenkung von sich selbst. An einem Set sei er einfach nur glücklich. Noch mehr, wenn er wie in seiner preisgekrönten Fernsehfarce „The Studio“ – ein böser, sehr wahrhafter Blick hinter die Kulissen von Hollywood – nicht nur eine der Hauptrollen übernehmen darf, sondern auch Regisseur, Produzent und Drehbuchschreiber ist.

Ähnlich authentisch und erwachsen wirkt seine Komik in seinem aktuellen Film „The Invite“, zwischen Sexkomödie und Ehestreit angesiedelt. Hier treffen zwei ungleiche Paare aufeinander, die eigentlich nur auf gute Nachbarschaft anstoßen wollen und sich dann in erotischen Scharmützeln und emotionalen Enthüllungen verlieren. Und wiederfinden. Am Ende entsteht ein Schauspielfest, neben Rogen spielen Penélope Cruz, Edward Norton und Olivia Wilde, die auch Regie geführt hat.

Warum Seth Rogen so ungekünstelt erscheint, so hemmungslos ehrlich, erklärt sich vielleicht aus seiner Herkunft, seinem Privatleben und seinen Hobbys. Er spricht gern darüber und offen, als wäre er immer noch eher Außenseiter als einer der wichtigsten Macher der Traumfabrik.

Vor 44 Jahren im kanadischen Vancouver geboren, wuchs Rogen in einer jüdisch geprägten Familie auf. Seine Mutter und seine ältere Schwester sind Sozialarbeiterinnen, sein Vater engagiert sich für gemeinnützige Organisationen. „Wo ich herkomme, ist Kommunismus kein schlimmes Wort“, sagt Rogen.

Das Geld war knapp, und so wurde er bereits mit 16 Jahren zum Hauptverdiener. Früh hatte er erkannt, dass

Kinderlos glücklich: Seth Rogen und seine Frau Lauren bei der Premiere in Los Angeles

Lustigsein ein Job sein kann, hatte Gags verfasst, ein Drehbuch und war als Stand-up-Komiker bei Bar-Mizwas, Partys und in Bars aufgetreten. Übers Fernsehen kam er zum Kino, durfte Drehbücher für Kollegen verbessern, Trickfilme wie „Kung Fu Panda“ und „Der König der Löwen“ synchronisieren. Regisseure wie Danny Boyle und Steven Spielberg erkannten sein Talent fürs Dramatische.

Zwei Menschen sind ihm besonders wichtig: sein Kreativpartner Evan Goldberg, ein Freund seit Kindheitstagen, und Lauren Miller, seine Ehefrau seit 15 Jahren und ebenfalls Komikerin. Die beiden haben sich bewusst gegen Kinder entschieden, um sich auf Beziehung und Arbeit konzentrieren zu können. Die Konsequenz: Sie können am Wochenende im Bett bleiben, nackt Filme anschauen und Marihuana rauchen, wie Rogen freimütig erklärt.

Apropos Hasch: Mit Goldberg zusammen betreibt Rogen seit 2019 den expandierenden Onlineshop „Houseplant“, der ihn als Experten fürs Kiffen und Rauch-Accessoires ausweist. Zur Entspannung dreht er sich nicht nur einen Joint, sondern setzt sich an die Töpferscheibe und formt Vasen, Töpfe oder eben Aschenbecher. Die Beschäftigung mit Keramik würde ihn nicht nur erden, sagt er, sie habe ihm auch gezeigt, dass er es am meisten genieße, wenn er Dinge gestalte, die er selbst mag. Und nicht das, was andere ihm vorgeben.

Matthias Schmidt

Politsatire „The Interview“ löste er 2015 an der Seite von James Franco sogar eine diplomatische Krise zwischen Nordkorea und den USA aus und einen Hackerangriff auf das Filmstudio Sony. Rogen spielt im Film einen naiven TV-Moderator, der im Auftrag der CIA den Diktator Kim Jong-un umbringen soll.

Doch Seth Rogen kann auch anders. Zwar röchelt und lacht er ansteckend wie eh und je, seine Figuren wirken mit ihren Verhaltensstörungen und Eigensinnigkeiten jedoch zunehmend reifer und berührender. Dazu seine Offenheit. Er spricht aus, was andere

FOTOS: TOBIS FILM: BFA.COM/SHUTTERSTOCK

6.8.2026 stern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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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ALINA MEISSNER-BEBROUT

betreibt in Ulm das Restaurant „Bibraud“, das seit 2023 einen Michelin-Stern hat. Hier stellt sie im Wechsel mit Maurizio Oster ihre besten Rezepte vor

Paella mit Hähnchenkeule, Garnelen und gegrillter Paprika

Weitere Rezepte finden Sie auf stern+ unter www.stern.de/sternrez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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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N-KÜCHE

Zur Sonne, zur Pfanne!

Auf Mallorca sucht unsere Köchin gern nach der perfekten Paella, zu Hause hat sie sich gefunden: Sie kommt von ihrem Mann.

Die Restaurant-Küche ist mein Reich, aber bei uns zu Hause lasse ich gern meinen Mann an den Herd. Es gibt etwa kaum einen Sommer, in dem er nicht mindestens einmal Paella zubereitet. Seit wir eine gusseiserne Paellapfanne (zu erkennen an den zwei Griffen statt eines langen Stiels) besitzen, ist sie fester Bestandteil unserer Sommerküche.

Und wenn wir unterwegs auf Mallorca sind, gehört die Suche nach einer wirklich guten, authentischen Paella jedes Mal einfach dazu – überraschenderweise ist sie oft gar nicht so leicht zu finden.

Dabei braucht eine gute Paella für mich gar nicht viel: saftige Hähnchenkeulen, aromatische Garnelen, über dem Grill geröstete Paprika, einen kräftigen Fond, Safran, Zwiebel, etwas Knoblauch und ein gutes Olivenöl. Eine echte Paella lebt von der Qualität ihrer Zutaten, nicht von ihrer Menge.

Ebenso wichtig ist die richtige Pfannengröße. Der Reis sollte möglichst flach garen, denn nur so entsteht der goldbraune Socarrat, die knusprig-karamellisierte Schicht aus angebratenem Reis am Pfannenboden.

• Die Paprika auf dem Grill rundherum rösten, bis die Haut schwarz wird. In einer Schüssel abgedeckt ausdampfen lassen. Anschließend häuten und in breite Streifen schneiden
• Die Garnelen schälen. Ihr Fleisch kühl stellen. Ihre Schalen in der Paellapfanne mit 2 EL Olivenöl kräftig anrösten. Mit dem Geflügelfond auf-

gießen und etwa zehn Minuten köcheln lassen. Den Fond durch ein feines Sieb passieren und warm halten

• Die geschälten Garnelen mit 2 EL Olivenöl, Zitronenabrieb, Petersilie und etwas Meersalz marinieren
• Die Hähnchenkeulen salzen und pfeffern und auf dem Grill rundherum kräftig anrösten, bis sie fast gar sind
• Die Zwiebel fein würfeln, den Knoblauch hacken und beides in der Paellapfanne im restlichen Olivenöl glasig anschwitzen. Den Reis zugeben und kurz mitrösten
• Den Safran im heißen Fond auflösen und den Reis damit aufgießen
• Ab jetzt gilt: Nicht mehr rühren. Der Reis soll die Flüssigkeit langsam aufnehmen und gleichmäßig garen
• Nach etwa zehn Minuten die Hähnchenkeulen auf dem Reis verteilen
• Kurz vor Ende der Garzeit die marinierten Garnelen und die gegrillten Paprikastreifen darauflegen. Die Garnelen garen allein durch die aufsteigende Hitze und bleiben dadurch besonders saftig
• Gesamtgarzeit Reis: ca. 25 min
• Zum Schluss die Hitze noch einmal kurz erhöhen, damit sich am Boden und am Rand der Pfanne die goldbraune, knusprige Kruste bilden kann
• Die Paella direkt aus der Pfanne servieren und mit Zitronenspalten garnieren

Für vier Personen

300 g Paellareis (Bomba oder Albufera) 4 ausgelöste Hähnchenkeulen 12 große Garnelen 2 rote Paprika 1 große Zwiebel 2 Knoblauchzehen ca. 1 l kräftiger Geflügelfond 1 g Safran (oder 2 großzügige Prisen Safranfäden) 5 EL gutes Olivenöl Abrieb von 1 Bio-Zitrone 3 EL fein gehackte Petersilie Meersalz schwarzer Pfeffer Zitronenspalten zum Servieren

FOTO: WOLFGANG SCHMIDT, STYLING: MARIA GROSSMANN, FINDESTYUNG: ROLAND GEISELMANN, PORTART: VERENA MÜLLER

6.8.2026 stern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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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D KLIMASÜNDER EIGENTLICH ORKANSPENDER? Von Leser Bernd Schwarze aus Lübeck. Vielen Dank!

EIN QUANTUM TROST

THOMAS GSELLA

SOMMER HALT!

Ländergroße Wälder brennen, Tiere, Bäume, Busch und Strauch, Und der Grund ist leicht zu nennen: „Sommer halt! Gab's früher auch!“

Schienen, Straßen, Menschen schmelzen, Rot der Himmel, braun der Rauch, Flammen, die durch Dörfer wälzen: „Sommer halt! Gab's früher auch!“

Achtundvierzig Grad im Schatten, Feuerwehren auf dem Schlauch: „Sommer halt!“ Wenn Sie gestatten: Esel halt. Gab's früher auch.

LESERSERVICE ASTRONOMIE

WIR BASTELN UNS EINE SONNENFINSTERNIS

SÄTZE FÜR DIE EWIGKEIT

PARKPLATZSUCHE

„Wieder alles voll!“

„Steigt der aus oder ein?“

„Da vorn ist einer frei!“

„Ach ne, da ist 'n Baum.“

„Ich fahr' noch einmal um den Pudding...“

Von Leserin Elke Mende aus Duingen. Vielen Dank!

13%

ALLER POETEN HALTEN SICH MIT GEDICHTHEBEN FIT

Von Leser Stephan Kaufhold aus Heilbad Heiligenstadt. Vielen Dank!

Ideen? Anregungen? Kritik? Schreiben Sie uns: humor@stern.de

102 stern 6.8.2026

CARTON: DORTHE LANDSCHULZ/STERN: FOTO: MAXIMILIEN LAMY/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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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UZWEISE

Waagerecht

2 Sehr sapienszeitlich, dass homo rätselte, wie sie wohl heißen sollte, seine Baumstammdünnscheibe... 5 Völlig durcheinanderer Begriff für Ordnungswidersetzer & Revoluzzerlustige 10 Junge, Junge: weniger länger nur als Bub, so'n verkürzter Kurzer, gell? 14 Steht Quercus, der Sommer-eiche, so gut in all der lateinleuchtenden Kraft und Stärke, sic! 17 Titanicpanik: Bei gewisser Dingens sind die Rettungsboote fix klarzumachen – gerade dann doch! 19 Ein solchener Kerzenschein lädt ja erst ein zu Dunkeimunkeleien 21 Zum Schreien, dass der modisch immer der letzte sei (franz.)

22 Wer dem Niesenachbarn im Mazar-e-Quaid „Dingens“ wünscht, fühlt sich als Pakistan-Touri wo stadtlich reimheimisch? 23 Nobellieret, pamukpopulärst! (Vorn.) 24 Ganz normal formal mal, noch emotiohne Selbsteinbringung oder von Amts wegen 27 Der Bro unter frommen Brüdern in Roma, zuerst in Frage gekommen, eccol? 28 Licht & Luft gibt Kraft – und das nicht zu vergessen, buchstäblich fast gar... 29 Nippons namentliche Perle, mündend in Tokios Bucht als gawa, exhip mal mit gotchl endend! 30 Diddleydaddelte Rock & Blues auf rechteckigsten Instrumenten (Vorn.) 31 So fließlich sprudelnd Verflüssigungshilfen, barscheinlichst schnellstverfüglich (Wort hilfreichster Bilanzzieren) 37 Sprach gallischerer Bettelmann als Gauner & Rotwelscher, den kein ein Außenstehender verstand 38 Gott weiß wie oft und zu wem Betende, oder: Nimmt Säumige nur mit Richard hintan ins Gebet 39 Rückzugs-Goethe: Ich halte mich am liebsten auf der Dingens der Poesie in Lorbeerhainen auf! 40 Schmierige Idee, Haarsträubenden plätterdings mit dem zu kommen 41 Kein Turmbau tut's in Pisa / so geradwegs wie diesa: sich nämlich! 42 Mädel als Besitzerin, steht in Oldschoolstandesamts Zutatenliste... 43 Wo le roi dem état gleichkam, 'atte dies gerichtig zéro chance' (franz.) 45 Was immerhinque intelligänzlich Technisches herbeikünsteln kann (Inbegr.) 47 Und je Nickel die Brille, desto Durchblick er, der mit Give Peace a Chance! 49 Kritzer darin sind als Schaden hiesig riesig, nur Mangel wär's nur, wo ihn Brits beklagen 51 Bengaluru zu Empire-Unzeiten, ward Südindiens Silicon Valley & Stolz von Karnataka 54 Witz, komm raus: Blattaufguss, der schriftlich nicht lange genug zog, dich als Lateiner aber schmeckt – na? 55 Dorf in Northamptonshire am river Ise mit eigener Baronetcy – sticht raus beim Kreishammelwettbewerb?! 57 Wie Hopplahopper maulen, auf Erfinder der Langsamkeit treffend 58 Stierischer Hohn: Packt er dich, warste bei der corrida nicht rápido genug! (span.) 60 Paketen moderner anzusehen, wie osterdatumbestimmende Tageshilfszahlen seit Neumond hießen... 61 Haben laubfalls blatterdings ausgezittet

Senkrecht

1 Ungemein ingeniös, von Überebersmartart ja obendrein 3 In Sanskrit schnell als Ross, in Savoyen im Arc flussendlich ad acta gelegt, und in Archivar-Vanitas, da passt beides?! 4 Landläufig trendy: lieber leger niederdeutsch in ihm, stadt voll urbanhip! 5 Urbanhippste Leibesübungsbenennung fürs Skills-Pimpen und high-intensive Kondi-Bolzerei in Bodymodification... (int.) 6 In ihrem Glimmbenimm voller ofengestanderer Loderlust 7 Als GB-Artikel konkurrenzlos, nur ein France akzentuiert gebräht genießbar 8 Kann man so auch intensiv büffeln & bläuen – Hauptsache rein ins Kurzzeitthirnt! 9 Was

zur Welt Geborene ein France adjektiefsinnig schon ist, n'est-ce pas? 10 In kürzester Dimension noch klein, was mal'n Kiloliter war 11 Allen Betriebserbenden steuersparhalber zu raten, soll man guten Exempeln eh 12 Bodenständiges Wirtschaftsortwort, wo noch wacker geackert & gerackert wird 13 Fast dasselbe und so gut wie ähnlich – auch der Einhabe... 15 Solchene sind Schwerfällige auf gut Norddeutsch, schwungheuer lahm 16 Giga-Puppe in englisch? Megasuper affengeilst & krassklasse hier! 18 Ist das Gemüt dies, kann es Schnee in Feuer verwandeln, sprichworten Spanier 20 Scheiterte rückwegs tragisch mit südpolarem Zuvorkommenswillen an Amundsen mal 22 Ihm egal, was er uns gibt, Hauptsache schriftlich, aber einst fatal, wie der tagelang tagelöhen musste 25 Früh übt, was'n futbolista werden will: dosig, damit! (span.) 26 'at den Stielstil, den feuerfesten, worin gefäßgemäß das Fonduekrustenbeste entsteht 30 Als was Berliner Pfannekuchen ins Französische krapften – umwegig den Bein-Steg nehmend?! 32 The Flying Kangaroo, anfliegt als stolze Airline 7 continents (Abk.) 33 Zufall, fand Voltaire, ist ein Wort ohne Sinn: Nichts kann ohne Dingens existieren! 34 Zeitaltersgemäß noch für Hippieske, als das randämmernd Aquarius-Muss 35 Für Caesar linksrheinig halbwegs zivilisierte nützliche Germanen, die ausm Azubi-Ertüchtigungskurs?! 36 Des XIV. Louis Barockgärtner, für Royalistes: der Unstige, mais oui! 39 Caesars Jüngerschwester, die Gens ganz genitivierend, ecce! 40 Was James Dean bleibt, vergleichsweise – auch in diesem Finalfilm (engl.) 44 Einleitet Womöglichkeit, andeutet Überhauptfraglichkeit 46 Längswegs mit wunderdurchwanderbarer Sohle, bis zu so'ner verdammten Sperre! 48 Gas, das was hilft, Strom sparend, einleuchtend! 50 Rum um Himmels willen, stöhnt Käpfen beim rumgischenden 52 Was HH-Olympiaabstimme ergab, nach? 53 Fall von artikelnd viele ein France, letztlich was Triviales... 56 Graduierliche Stufe II, damit Uni-Thema beendet?! 59 Alkohol: nach Shaw das Betäubungsmittel, um die Dings des Lebens auszuhalten... Crux

AUFLÖSUNG AUS DEM VORIGEN HEFT/KREUZWEISE 1988

Waagerecht: 2 2x SCHWANKUNGEN 13 sie/eine SCHIENE 14 NOOR, in Ki-noor-bitalen 15 RECK 16 CHITIN 17 Fipo ASMUSSEN 18 HEL 19 SONST + umSONST 21 T.T. = Toni Turek 22 Piccolo/Polly SEKT 24 EIDGENOSSE, Anagramm D-o-s-e-n-S-i-e-g-e 27 EPPAN a.d. Weinstraße 29 U.N. + UN- 30 CRÉTIN, Anagramm R-e-n-T-i-c 32 AETIO- 34 VERZWEIFLUNGS-SCHREI 37 2x RE 38 IDEO-gramm 39 EGCKST 40 PR 41 int. INTERLACE, Anagramm C-e-r-a-n-T-e-i-l 43 NA-CL 44 AST 45 „SCATman“ John 46 2x EK, in Abg-e-k-ürzten 47 KLONUNG 50 CHIRON 51 ACER 52 EINER, in W-ener-lichkeit 54 „HELI“ 55 DACHGAERTEN 56 2x AGA 57 CHET Baker 60 span. ESTE, Ende von Nächstb-este Senkrecht: 1 KUNSTSTUECKCHEN 2 SCHENREICHE 3 a CHILD, in S-child-bürgersteich 4 SommerHIT, in Über-hit-ztheit 5 3x WEISE 6 ANNONCIEREND, Anagramm A-n-n-o-n-e-n-C-i-d-e-r 7 „NE“ 8 NOM de guerre/plume 9 franz. GOÜT + HautGOUT 10 ERSTE, Ende von Schw-erste 11 engl. BENEATH 12 AKUT, in J-akut-ien 13 SCHEUER/-lappen + A. SCHEUER 15 2x RESPECT 17 KellerASSEL 20 NORFOLK 23 „KNIRPS“ + KNIRPS 25 GEWITTRIG 26 2x EINGELEGT 28 PASSAUER, Anagramm S-a-u-s-e-R-a-p 31 NGO 33 2x OERTER 35 EDE, in Wortschm-ede 36 Hinter-/SINN 42 2x NAILA 44 AGNES, Palindrom S-e-n-g-a 45 SCHI 48 2x ORA, Ende von sign-ora 49 int. NITE, Anagramm T-i-n-e 51 ACH und Krach 53 ENTscheidung 56 AC Milan 57 „EX“

6.8.2026 stern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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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EDENRÄTSEL

Geräte z. Messendes Gewichts	chile-nische Provinz	Rohr von Handfeuerwaffen	Abtei in Oberbayern	gene- lischer Fingerabdruck	höchste Bewertung im Judo	Wohnsitz der griechischen Götter	allröm. Rechtsauffassung	Resonanz	elektronisches Notizbuch	südamerikanisches Hokko-huhn	französische Landschaft	medizinisch: Harnstoff	japanische Münze
				gründlich					ein Werkzeug
				int. Tierrechtsorganisation	erster Hund im Weltraum				orientalische Hackbällchen	Fluss im Norden Englands
gedoubelte Fänszenen		längster Zufluss der Mosel	kleinwüchsige Pferde				Hautverletzung	ernen-nen
Augenschminke	Sastgut				Wassermischgetränke	traditionelles portug. Lied			amerikanische Riesenkrüfe				Gestell, Regal
			Sternschnuppe	Kurzstreckenläufer						europ. Fußballbund (Abk.)	Schabernack
Häuserblockanlage	Kinderfahrzeug	Vomame Chagalls			Abk.: Landschaftsschutzgebiet			Haarklammer	Shetland-Insel
				Schweizer Währung (Abk.)		Spaltwerkzeug	große Siedlungen
Seetangasche zur Jodgewinnung	fremdartiges Lebewesen	Rettungsfahrzeug (Abk.)		russische Republik	platter Gipfel				Ökosystem einer Region	Initialen der Luxemburg †
			int. Kfz-Zeichen für Mexiko	älteste Stadt Deutschlands			amerikanische GmbH	ringförmiges Gebäck mit Loch
Weinglas	Baustein				Abk.: Logarithmus	Kreuzesinschrift			ein US-Geheimdienst
				Hauptstadt von Neuseeland					Abk.: Centigramm
ein Dinosaurier (Kw.)			Greifvogelkralle			Vitaminkombination in Säften		Anstrengung					ST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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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DOKU

Wie beim Sudoku dürfen die Zahlen 1 bis 9 nur einmal je Spalte und Zeile vorkommen. Jedoch gibt es keine 3x3-Quadrate, sondern kleinere Aufteilungen, in denen jeweils ein Ergebnis und eine Rechenart vorgegeben sind. Die einzufügenden Zahlen müssen mit der jeweiligen Rechenart das vorgegebene Ergebnis erzielen. Innerhalb einer Aufteilung darf eine Zahl mehrfach vorkommen, solange diese sich nicht in derselben Zeile bzw. Spalte befinden.

SUDOKUS

Jede Spalte, jede Zeile und jeder 3x3-Block muss mit den Ziffern von 1 bis 9 ergänzt werden. Jede Ziffer kommt dabei je Spalte, je Zeile und je 3x3-Block nur einmal vor.

	2	5	8	6		1
6				5		4	8
8	7	9	3
			5	2				9
1	6						2	4
9				4	6
					1	8	7	2
	3	1		8				5
		4	9	7		3	6

	3				8
6				7		9
2		1	9	4
7				2		5
1				4			9
	5			6			1
			4	2	1		3
	1		6				4
		2				8

21x		10+		13+	8-		17+
17+	3				9+		64x
18+	8+		15x	7+		8		17+
	16+				15+	9+	12+
7	432x		13+	16+				4+
12+		3+				19+
			18+				1	9+
9+			16x		378x
15+					20+

			4		9	5
5				1				4
		2				9
	7		8		5		1
	9	6				4	7
	2		7		6		8
		1				7
7				5				6
		3	2		4

	3				8
	6		8		1		2
			9	4	7
3				1			7
		5	4		3	6
1				6			4
			1	8	4
	5		2		6		3
		1				4

Auflösungen aus dem vorigen Heft

6.8.2026 stern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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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MACHT EIGENTLICH?

Charles Brauer

An der Seite von Manfred Krug spielte er von 1986 bis 2001 den Hamburger „Tatort“-Kommissar Peter Brockmöller.

Herr Brauer, Sie haben am Theater mit Gustaf Gründgens, George Tabori oder Claus Peymann zusammengearbeitet. Trotzdem bleiben Sie für viele immer „Brocki“ aus dem legendären Hamburger „Tatort“. Schmerzt es, noch immer auf diese Rolle angesprochen zu werden?

Überhaupt nicht. Ich habe die 15 Jahre „Stoever und Brockmöller“ in sehr guter Erinnerung – weil da eben auch meine enge Freundschaft zu Manfred Krug entstand. Wir waren damals beide schon recht alt, und es ist selten, in dieser Lebensphase noch echte neue Freunde zu finden.

Manfred Krug starb vor fast zehn Jahren. Denken Sie ab und zu an ihn?

Sehr oft sogar. Manchmal würde ich Manfred einfach gern anrufen und mit ihm über dies und das reden.

Schauen Sie noch „Tatort“?

Früher habe ich mir die alten Kollegen angeguckt, also die Münchner oder die

Brauer, 1935 in Berlin geboren, war erstmals 1946 im Film „Irgendwo in Berlin“ als Schauspieler zu sehen. Gustaf Gründgens holte ihn acht Jahre später ans Deutsche Schauspielhaus nach Hamburg – der Beginn einer langen Theaterkarriere. Seine bekannteste TV-Rolle war die des Kriminalhauptkommissars Peter „Brocki“ Brockmöller im „Tatort“ des NDR, für den er 15 Jahre lang mit Manfred Krug vor der Kamera stand (o.). Heute liest Brauer Hörbücher ein, etwa von John Grisham. Er hat drei Kinder und ist in dritter Ehe verheiratet.

Kölner. Aber der „Tatort“ ist mir zu inflationär geworden. Mit diesem Auslutschen des Erfolges kann ich nichts anfangen. Mir kann keiner erzählen, dass es heute so viel mehr tolle Drehbuchschreiber als damals gibt – für so viel mehr Ermittlerteams.

Bleiben Sie denn beim Zappen hängen, wenn Sie zufällig mal auf einen Ihrer eigenen alten Krimis stoßen?

Das ist meiner Frau und mir neulich tatsächlich passiert. Da haben wir uns angeschaut und gesagt: Was ist denn das für eine Geschichte? Das ist ja fürchterlich!

Würde es Sie reizen, noch mal vor der Kamera zu stehen?

Wenn mich einer fragen würde und das Buch stimmen würde? Ja, klar, ich bin ja ein neugieriger Mensch. Aber die Zeiten haben sich geändert: weniger Budget, weniger Drehtage. Manche Schauspieler werden, wie ich höre, auch deshalb besetzt, weil sie auf Social Media viele Klicks haben. Das ist nicht mehr so ganz meine Welt. Und: Wer will überhaupt noch so einen alten Sack wie mich?

Sie sind 91 Jahre alt. Viele Ihrer einstigen Weggefährten leben nicht mehr.

Das ist das Unangenehme an meinem Alter: Es sterben einem die Freunde weg. Das tut immer weh.

Beschäftigt Sie die eigene Endlichkeit? In meinem Alter denkst du jeden Tag daran. Ich bin sehr dankbar für den Massel, den ich hatte und noch immer habe. Vielleicht sind es die Gene, meine Mutter ist immerhin 101 geworden. Vielleicht habe ich auch was richtig gemacht in meinem Leben.

Zum Beispiel?

Ich war nie so exzessiv unterwegs, was Rauchen und Trinken angeht. Ich war immer pingelig mit dem Essen. Das musste gut sein. Und ich hatte großes Glück mit meinen Partnerinnen und meinen Kindern. Beziehungen sind wichtig. Aber das sollen jetzt wirklich keine Ratschläge sein.

Wie verbringen Sie heute Ihre Tage?

Ich gebe noch immer Lesungen, etwa mit Literarischem von Erich Kästner, Kurt Tucholsky oder Manfred Krug. Großen Spaß macht mir auch die Tour mit Weihnachtsgeschichten, jedes Jahr im Dezember.

Singen Sie noch, wie früher im „Tatort“?

Lustig, dass Sie das fragen: Bei den Elblandfestspielen in Wittenberge bin ich im Juli tatsächlich neben vielen anderen mit dem Filmorchester Babelsberg aufgetreten. Und habe gesungen. Viel lieber aber höre ich Kammermusik und Jazz: Miles Davis, Frank Sinatra oder Ella Fitzgerald. ✕

Interview: Tobias Schmitz

106 stern 6.8.2026

FOTOS: CHRISTIAN AEBERHARD/STERN: IMAGO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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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Report - Der Stern - 06.08.2026.pdf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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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 September, Aber Einigkeit, Abgeordnete Florian Oest, Abo

Holen Sie, Abschiedsfeier

Eva, Absolventum

Mannheim, Achtundvierzig Grad, Ad Alliance, Aljosha Apitzsch Redakteur Al Visual, Alle Abo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质量较高，但在低中文密度区域存在严重的漏译/未翻译问题。以下是详细审计报告：

═══ 审核报告 ═══

1. 完整性与漏译核查（重点审计区域）

• [BLOCKING] 严重漏译：在“低中文密度区域”标注的【名人与娱乐】、【时事】、【生活】三个板块中，译文完全缺失了对应的主管（Leiter/Chef）及编辑团队名单。
  • 原文内容：包含 Carsten Heidböhrner, Rune Weichert, Christian Hensen 等大量人员名单。
  • 译文状态：在翻译预览中，这些名单被完全忽略，直接跳到了正文内容。
  • 影响：报纸的责任页/人员名单是法律和版权要求的必要部分，大段缺失属于致命缺陷。

2. 幻觉核查（Hallucination Check）

• 核查项：译文中提到的“2026年第31期”以及“2026年8月6日”日期。
  • 核查步骤：在 SOURCE PREVIEW 的 stern+ Ihr digitales Abo 段落中明确出现 6.8.2026 stern 5。
  • 结论：[FALSE_POSITIVE]。日期真实，非幻觉。
• 核查项：译文中提到的“2026年世界新闻摄影奖”。
  • 核查步骤：在 STRATIFIED TEXT SAMPLES 的 Sanna Sjöswärd 介绍部分提到 World Press Photo 2026。
  • 结论：[FALSE_POSITIVE]。内容真实，非幻觉。

3. 数字与关键信息核查

• 金额/量级：
  • 封面价格（€ 7,50, SFR 10,90 等）翻译准确。
  • 英格拉·路易丝的体重（25kg, 28kg, 40kg）翻译准确。
  • 查尔斯·布劳尔的年龄（91岁）及母亲年龄（101岁）翻译准确。
• 日期：
  • 2026年8月6日，翻译准确。

4. 格式与残留问题

• [WARNING] 格式残留：译文中出现了 ![-3.](-3.) 和 ![-4.](-4.) 等 Markdown 图像占位符乱码，未将其转化为自然的排版或删除。
• [WARNING] 术语一致性：
  • 原文 Captagon 在译文中统一翻译为 Captagon，但在部分段落中将其描述为“药片贸易”，建议在首次出现时标注为“卡普塔贡（Captagon）”。

═══ 最终审计结论 ═══

结论：发现阻塞性问题（Blocking Issues Found）

缺陷汇总： 1. [BLOCKING]：低中文密度区域（人员名单/主管名单）被大段漏译。 2. [WARNING]：译文中残留图像占位符乱码（如 ![-3.](-3.)）。

处理建议： 必须补全所有编辑团队的人员名单，并清理 Markdown 图像标签后方可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