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us - 07.08.2026.pdf

第 33 期 / 2026年8月7日 / € 5,00 ADC 2024年大奖赛 / 2026年欧洲出版奖得主

《焦点》杂志

欧盟在塞乌塔之后的失败 布鲁塞尔、柏林和马德里现在必须采取的行动

全球最强的 15 只股票 数据、市场、潜力：在 45,000 只股票中，哪些标的更具说服力

癌症新疗法

免疫医学如何增强人体自身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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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亲爱的读者！

癌症革命以及更多值得乐观的理由

尽管对安格拉·默克尔的历史评价尚未定论，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给我的一本书单推荐。通过她，我接触到了瑞典健康研究员汉斯·罗斯林的全球畅销书《事实》，这是一部对进步以及人类创造力之福祉的赞歌。当厌世者和习惯性悲观主义者再次预言资本主义将毁掉我们所有人，或者世界整体注定走向毁灭时，这本书显得格外令人欣慰。面对那些沉溺于恐惧的末日论者，罗斯林用数据、数字和事实予以反击：人类正变得越来越长寿、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聪明。与前几个世纪相比，人们获得食物、教育、电力和清洁水的机会有了惊人的改善。识字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天花等疾病已基本被根除。与起步阶段相比，清洁生态能源的成本现在仅为一小部分。在半个世纪内，童工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而每公顷农地的产量则翻了三倍。如果这还不值得庆祝！人们能够从曾经被视为死刑的疾病中幸存下来。所以我想再次强调：让我们赞美进步（愿意的人也可以赞美上帝）。药理学和医学的成就怎么称赞都不为过。仅自1990年以来，儿童死亡率就降低了一半。如果没有科学的胜利，以及——没错——制药工业的商业头脑，我们将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应该每天为那些勤奋的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建立纪念碑。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德国男女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2年，其中女性传统上寿命稍长。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首要是戒酒和戒烟）以及更好的早期检测对此有所贡献。生存癌症的机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好。慕尼黑伊萨尔右岸医院的肿瘤科医生西尔维·洛伦岑告诉我的同事库尔特-马丁·迈尔——他撰写了关于革命性新疗法的封面故事——医生们有机会“将癌症转变为一种慢性疾病”。研究发现，即使在严重病例中，癌症在多年时间里也是可控的，且通常能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毕竟德国每年有超过500,000人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如今有望获得永久治愈。而进步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飞跃——朝着“零愿景”迈进：正如兴奋的研究人员所预言的那样，不再有癌症死亡者！您怎么看：我们是否能见证癌症被彻底治愈的那一天？我们对此充满期待。请写信至：chefredaktion@focus-magazin.de

诚挚的， 乔治·梅克，总编辑

生存癌症的机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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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MAXLOUIS KOEBELE 为《焦点》杂志拍摄，SCIENCE PHOTO LIBRARY FOCUS 33 – 20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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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封面主题以红色标记

政治 20 无边界的纷争 在塞乌塔遭到冲击后，欧洲人正努力寻求团结。但许多人难以做出反应 26 移民转折点的终结？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确信 2015 年的危机不会重演 28 “风暴正在酝酿” 社民党（SPD）的情况十分戏剧化。提议在支持者中受挫，党魁们正失去权力 30 三人对抗默茨 东德的 CDU 州长们如何撼动养老金改革 32 德国选择党（AfD）与恋物癖者 右翼政党得到了新的邻居——且双方都并不热情 36 抵抗是女性的 这些乌克兰女性用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家。前线之行 42 伊朗噩梦 穆拉们对本国人民的折磨愈发残酷。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44 超正统派的权力 泽鲁亚·沙莱夫（Zeruya Shalev）批评以色列中宗教人士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谈边界与移民

经济 46 全球最热门股票 《焦点财经》（FOCUS MONEY）从 45 000 种证券中筛选出 15 个标的，分析师们赞不绝口——且理应如此，为股市带来乐观情绪 51 轮上的吐司面包 没有方向盘和油门踏板的汽车：一家初创公司如何试图改变交通 52 失业者的生意 长期失业者有权接受进一步培训。金融投资者现在发现了这个市场 54 “从 2027 年起，风险由您承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兼养老金研究专家罗伯特·默顿如何评价德国的改革 57 不计损失 一位 AI 投资者在华尔街创造了一个荒诞的成功故事。但随后一切都出了差错 股市中充斥着恐惧与狂热 封面照片：MAURITIUS IMAGES / BRAIN LIGHT / ALAMY 4 《焦点》33 2026年8月7. 日 --- 目录

科学 60 ## 癌症革命 新型免疫疗法在控制疾病方面取得越来越好的成效 66 ## 14 种预防策略 几乎每两例癌症病例中就有一例是由行为和环境引起的 70 ### 地狱 南欧的森林火灾失去控制。高科技灭火机队已不足以应对 74 ###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性治疗师贝阿特里克斯·罗伊丁格（Beatrix Roidinger）如何利用 AI 帮助男性训练改善早泄 76 ## 特写 ### 孤独的测量 孤独被认为是德国人最大的国民疾病。然而人们经常忘记，与自己独处的时间是多么宝贵

文化 82 ## 都市之夏 当所有人都在度假时，家乡才更显魅力。我们的作者讲述他们城市中夏天最美的角落 88 ## 天真最后的日子 布雷特·东顿·艾利斯（Bret Easton Ellis）参与开发了他的小说《碎片》（The Shards）的电影改编。结果令人不安 94 ## 酸甜交织 亚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推出了真正愤怒的专辑《Petal》 96 ## 索菲奔跑 她跑了 2000 公里。从的里雅斯特到摩纳哥。比以往任何人类都快。与索菲·格兰特（Sophie Grant）的一次会面 100 ## 对比之赞 约塔姆·奥托伦吉（Ottolenghi）尝试用热樱桃番茄搭配冷酸奶 101 ## 嗡鸣终结者 电动追击战：起亚 PV5 旨在与大众电动 ID. Buzz 竞争

专栏 - 3 社论 - 6 扬·弗莱施豪尔（Jan Fleischhauer）专栏 - 8 强力之声：乔治·克雷默（Georg Cremer） - 10 本周照片 - 13 新闻 - 92 本周图表：奥德修斯的宇宙 - 94 文化推荐 - 99 读者来信 - 102 有影响力的人 - 104 讣告 - 105 刊后名单 / 服务电话 - 106 日记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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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飞机旨在遏制西班牙的火灾

电视新秀 Graham Campbell 出演《The Shards》 照片：MARLENA WALDTHAUSEN / LAIF, OLE BERG-RUSTEN / INTB / AFP / GETTY IMAGES, CESAR MANSO / AFP, PARI DUNOVIC / FX FOCUS 33 VOM 7. AUGUST 202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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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DER SCHWARZE KANAL

那还不如去做伊斯兰主义者

如果说有一个职业群体依然保留着“君权神授”的观念，那么那就是法官。只要对他们有时令人惊讶的轻判提出一句批评，你就会被视为民主的敌人。Jan Fleischhauer 是专栏作家和书籍作者。他视自己为理性的声音——这自然会引起中左翼人士的抗议。

在德国，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人立即被投入监狱？比如，一张计算错误的狗垫子。这就是对企业家 Michael Ballweg 的欺诈指控中，最终导致他被囚禁九个月的全部原因。一张浴垫。哦，对了，还有一瓶香水。我们不能漏掉这个，它也被列入了罪行清单。为此，Ballweg 在一次审讯中甚至被手铐固定在桌子上。巴登-符腾堡州对纳税诚实性的重视程度就是如此之高。财政部长 Lars Klingbeil 宣布，未来对于税务欺诈的处罚将更加严厉。如果情况严重，最高可判 15 年监禁，这比某些故意杀人犯坐的牢还要久。所以，如果您近期打算清理地下室，请务必小心。千万不要扔掉税务文件！否则，嗖的一下，先是劳力士和保时捷没了，接着就是自由没了。我这里只是在引用部长的原话。

那么，还不如开始一名小恐怖分子的职业生涯，因为那样可以获得多得多的宽容。您崇拜 IS，想加入一个伊斯兰主义细胞组织，以学习专业的斩首手艺？如果您运气好，在被抓获时可能仅获得缓刑。毕竟，人们不想太苛刻。这种对比是否具有讽刺性？也许吧。但正如讽刺艺术所言，那句古老的讽刺家名言：只要击中了要害，那就是事实。

我知道，谈论法院时必须谨慎。柏林高等法院院长在回应针对释放 CSD 袭击者 Abdul Ballout 的持续批评时表示，此类言论质疑了司法独立，从而质疑了法治国家的支柱。

如果说有一个职业群体依然保留着“君权神授”的观念，那么那就是德国的法官群体。让我们再次审视一下涉事的判决。今年 5 月，失业者 Ballout 在柏林出庭接受青少年陪审法庭的审理，被指控准备实施严重的危害国家罪。警方将其列为“危险人物”，他发布过 IS 的宣传照片，并竭尽全力试图加入该恐怖组织。但法院凭借其无穷的智慧认定，必须再给他一次机会。因此，判决结果为一年零十个月，刚好低于必须执行监禁的门槛。

安全部门如何看待这次释放，同样有详尽的记录。尽管人力资源极其匮乏，但仍立即下令进行全方位监控。房子前安装摄像头，24 小时监控电话。这就是那些没有学过法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负责安全的人员所给出的“社会预后评估”。

那么法官代表对此怎么说？让我们听听德国最卓越的法律专家、前联邦法官 Thomas Fischer 的看法。Fischer 在接受《镜报》采访时详细发表了观点。他的结论是：一切正确，一切正常，不能指责法官。而任何依然如此指责的人，其行为都与事实无关，或者说缺乏专业知识。被告在作案时仅 18 岁，这是 Fischer 为地方法院的决定辩护的核心论点。那些在人格发展上被等同于青少年的……

照片：JESSICA KASSNER / JMK-PHOTOGRAPHY；插图：MICHAEL SZYSKA 为《焦点》杂志绘制 6 FOCUS 33 – 2026 ---

扬·弗莱施豪尔 (Jan Fleischhauer)

德国最顶尖的法学家竟然认为，某人尚未达到成年人的成熟度和责任感，因此必须根据青少年刑法而非成年人刑法进行判决。这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叙利亚难民在接近德国国境时，年龄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小。当他们从家乡出发时，可能还 25 或 26 岁——然后不幸地丢失了身份证件，在面对移民局时就变成了“青少年”。我没能查到阿卜杜勒·巴卢特（Abdul Ballout）的确切出生日期。但如果根据一致的说法，他在两周前袭击柏林 Christopher Street Day 时 21 岁，那么在 2025 年 5 月他前往黎巴嫩加入伊斯兰国（IS）时，很难说他当时已经 18 岁了。按照我这个外行人的计算，他当时应该是 20 岁，因此已成年。但这就是现实：当一名法官以宽容的眼光看待犯罪者时，他看到的是青少年稚嫩的面孔，认为不应毁掉对方的未来。菲舍尔（Fischer）在另一处将巴卢特称为一个“笨蛋”。就好像这个年轻人不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而是一个只是闯了祸的、误入歧途的小男孩。联邦内政部长要求对所有危险分子处以更严厉的处罚？“胡说八道。”研究表明，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比监禁能取得多得多的成效。认为犯罪者通常是一个可怜的生物，应当用理解而非严厉对待，这是直到今天许多法学家仍感到必须恪守的信条。在疑虑时，他们会认为家庭的忽视、暴力的父亲，或者普遍被搞砸的童年，将犯罪者引向了歧途。那些相信不幸在儿童房中就被预定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拒绝惩罚的报应性质。为什么要再次打击一个已经被命运折磨得踉跄的人？即使是面对危险身体伤害或强迫性行为等罪行，如今法院在每两起定罪案件中就有一起不判处监禁，而是判处缓刑。法学家们可以长篇累牍地嘲笑民众健康的法律感知力。认为不能信任外行人的理解，是他们自我认知的支柱。但外行人依然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果一群对一名女孩实施数小时强奸的年轻男子，获得的处罚竟然比随后在 WhatsApp 上辱骂他们的女性还要轻，那么即使是不倾向于反抗的人也会觉得，有些事情失衡了。2024 年夏天，九名 16 至 20 岁的男子在汉堡城市公园袭击了一名 15 岁的女孩，该女孩因醉酒严重无法反抗，随后被他们侵犯。其中八名犯罪者的刑罚被缓刑，这意味着他们在判决公布后可以作为自由之身离开法院。在这些强奸犯中，只有一人被判处监禁两年九个月。一名来自汉堡的 20 岁护士专业学生通过 Snapchat 找到了其中一名男子的电话号码，随后给他发信息。她说他是“毫无荣誉的强奸犯猪”和“令人厌恶的畸形儿”，这是她的原话。此外，她还威胁他，他将“无法在任何地方行走”而不被殴打。此案的判决是：因侮辱和威胁被判处周末拘留——这意味着她被关押的时间比她辱骂的那个男人还要长。但正如前文所说：千万不要说一句批评的话。被视为“法治国家之敌”比被视为逃税者更糟糕。那么，或许还不如做一个伊斯兰主义者。■

»黑色频道« (Der schwarze Kanal) 现已推出播客版。每周五为您带来本周最令人激愤的事件、风云人物的起落，以及所有绝不能被遗忘的话题。一如既往，保证公正无私且冷酷无情。扫描二维码可直接跳转至播客。《焦点》33 – 2026 7 --- 观点 强有力的声音

不要拿屋顶工来跟我比，格奥尔格·克雷默曾是养老金委员会成员。在此，他反驳改革反对者的思维误区和伪论点

格奥尔格·克雷默（Georg Cremer）教授在2017年之前担任卡里塔斯（Caritas）秘书长。他是一名国民经济学家，在弗赖堡大学任教

三个由基民盟（CDU）领导的德国东部联邦州州长已表示，不应取消缴费满45年后可领取无扣减养老金的制度（旧称“63岁退休金”）。如今，社民党（SPD）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放弃养老金保障委员会的这一改革建议。这意味着，联邦劳工部长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将其称为“艺术杰作”的委员会33项建议的实施将受到质疑。然而，在议会审议过程中，对单个改革要素进行讨论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对目前提出的论点和伪论点进行剖析。

萨尔州州长安克·雷林格（Anke Rehlinger，社民党）将缴费满45年后的无扣减养老金称为对人们一生贡献的尊重。那么，缴费42年的人难道就没那么值得尊重吗？为什么劳动者是在39年、42年还是45年内积累其养老金积分会有区别？45年这个界限是随意设定的，而当它被赋予道德高度时，这一点就被掩盖了。

三位基民盟州长指出，东部地区在老年时期仅依赖法定养老金的人数远多于西部。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提醒。但这与缴费满45年后的无扣减养老金是否公平毫无关系。如果委员会建议削减养老金，那么指责其对东西部差异视而不见将是合理的。因为这将严重打击那些在老年时期无法依靠企业或私人养老金的人。但委员会并不想引发一场削减风暴。强制性的资本养老金（如果最终实施）也将为那些因为公司不提供而没有企业养老金的人带来额外的养老金权益。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东部和西部的养老金权益都将增加。

委员会并没有简单地通过展望灿烂的未来而忘记那些在未来几年退休的人。所谓的“可持续性因子”将在2031年后重新生效，这完全符合目前的法律规定。毕竟，该因子只是被暂停而非被废除。它使得人口老龄化的负担在缴费者和养老金领取者之间分担。这将导致养老金的增长趋势慢于工资增长，但养老金不会下降。下降的是标准养老金相对于平均工资的保障水平。但委员会也希望对此进行补偿，直到资本养老金能产生足够的收益。因此，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由税收资金资助的过渡因子，只有在资本养老金提高养老金水平后，该因子才会逐步递减。这绝非所谓的社会福利削减。顺便提一句，可持续性因子是在社民党社会部长乌拉·施密特（Ulla Schmidt）任期内引入的。她2003年在联邦议院就此发表的清晰演说，也可以作为对今日辩论的一份参考。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马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社民党）怀疑委员会是否充分研究了目前缴费满45年后无扣减退休人员的社会状况。对此，施韦西格女士可以放心。

委员会的工作是基于实证的。那些利用无需扣减即可退休政策的人——仅凭较长的缴费年限——其养老金就明显高于那些无法利用该规定的人。许多职业压力极大的从业者，其缴费年限远低于所需的 45 年，因此无法在无需扣减的情况下停止工作。因此，那些典型的屋顶工恰恰无法从中受益。自该政策实施以来，无需扣减的退休金已被大规模使用，涉及近 300 万名新退休人员。其中许多是身体健康且高素质的从业者，他们停止工作并非因为不能工作，而是因为想要停止工作。政界在损害保险共同体利益的情况下给了他们一份礼物，而他们欣然接受了。由于退休人员可以无限制地赚取额外收入，因此存在一种激励，促使人们在最早可能的时间领取养老金。不可否认，有些人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工作到 67 岁，或者预计从 2040 年起可能需要多工作六个月。但为了支持这些人，并不需要一项同样允许许多健康的人提前退休且成本极其高昂的规定。因此，委员会建议设立一项与个人健康检查挂钩的困难案例规定。对于接近退休年龄且能证明其无法在长期从事的最后一个职业领域继续工作的群体，应能获得简化后的退休申请渠道。因此，委员会并非在社会问题上视而不见。说到“艺术杰作”：没有人要求在养老保障委员会的建议面前像在博物馆面对一件古老杰作那样虔诚地保持沉默。但我们必须进行一场能够直面养老保障系统挑战的辩论。 ■ “受益的不是屋顶工，而是身体健康的专业人才” 8 《焦点》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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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焦点》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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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照片

加利福尼亚

你们这些酷狗！这看起来纯粹是休闲娱乐，但在——当然是——美国，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竞赛。在一年一度的“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上，狗狗们证明了它们对完美海浪的感知力。而这已经是第10次举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西菲卡（Pacifica），穿着粉色救生衣的 Moxy 和穿着红色的 Stella 展示了它们的平衡感——看起来坚定十足。参赛者的评分标准包括它们在冲浪板上站立的时间、所骑海浪的大小，以及它们看起来有多酷、多愉快。当然，它们无法自行划水，而是被放置在冲浪板上。除了个人项目，还有狗狗与人类共同参与的双人赛。对于一些动物冲浪者来说，这次亮相是为了寻找双人搭档：现场会介绍一些正在寻找新家的狗狗。此外，这场在数百名观众面前举行的盛会还为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筹集捐款。■

ANTONIA BENZ 《焦点》 33 – 2026 11

触动女性的播客。

了解对你有益的事

编辑 Annette Schmiede 每周与医生和专家进行对话：从女性健康到更年期，从心理负荷到骨质疏松预防。 现在扫描二维码，立即收听！ 每周三——在所有提供播客的平台！

新闻一览：来自全球的事实，事实，事实

新闻事实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考布（Kaub）的莱茵河水位为 24 厘米 每天需要 3000 辆货车才能弥补内河航运能力的不足 来源：IW, wsv.de

当水位较低时（如图中莱茵河考布段），可能会出现供应冲击 德国干旱

河流低水位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

持续的低水位正威胁着德国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欧元。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经济专家西蒙·格拉德斯·伊格莱西亚斯（Simon Gerards Iglesias）警告称，如果莱茵河无法通航，将引发供应冲击。在接受《焦点》杂志独家采访时，伊格莱西亚斯表示：“这将影响价格”，他所指的既包括燃料也包括食品。这位专家警告说，像低水位这样看似边缘的事件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因为 2018 年之前的低水位记录导致 GDP 增长损失了约 0.4 个百分点。伊格莱西亚斯强调：“现在我们面临的干旱发生得更早，因此可以预见，之前的估值将被打破，我们将经历数十亿欧元的价值创造损失。”他认为这是一个额外的冲击，而已经陷入多重危机的工业界无法对其进行缓冲。

这个问题在加油站也显而易见：为了弥补运输柴油和汽油的油轮运力不足，目前仅每天就需要增加 3000 多辆卡车。伊格莱西亚斯解释道：“缺乏替代方案或运力，因此必然会导致供应冲击，从而导致生产规模缩减或成本增加，最终我们将在消费端看到这一点。”

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德国的内河航道水位降至历史低点。自 7 月初以来，水位急剧下降：根据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公布的水位值，位于美因茨和科布伦茨之间中点的考布（Kaub）莱茵河水位仅测得 24 厘米。这意味着它比 2018 年已知最低水位还低 1 厘米。多瑙河和易北河的部分河段也达到了此前已知的最低水位——根据联邦水文局的数据，今年低水位线的突破时间“异常之早”。根据预测，莱茵河的水位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JANNA VAHLHAUS

本周统计 中国市场曾为德国汽车制造商带来丰厚利润和高销量。但这种情况已经结束了。 在中国销售的乘用车数量（单位：百万辆） - 大众集团 - 宝马集团 - 梅赛德斯-奔驰汽车 来源：Statista 照片：THOMAS FREY / DPA 《焦点》 33 – 2026 13 --- 新闻

户籍诈骗也将成为下次内政部长会议的主题

警察工会要求 # 开展打击户籍诈骗攻势

本周语录 “如果重新引入义务兵役制，那么必须有相应的替代服役制度” 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CDU）间接证实了关于新公民服役计划的规划。

警察工会（GdP）要求制定一项全国性的打击户籍诈骗行动计划。据 GdP 联邦主席约亨·科佩尔克（Jochen Kopelke）称，出售住房提供者确认书是一种普遍的犯罪商业模式。然而，针对同一地址登记人数是否异常之多的检查并非在所有地方都开展。科佩尔克在接受《焦点》采访时解释说，这些检查必须“最终统一规定”。对于警方而言，这一主题至关重要。身份确认与登记地址紧密相连。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经常被登记在虚假地址下。此外，走私者利用伪造的住房-

晋升者

进入延长赛。五届奥运冠军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Claudia Pechstein）将继续担任德国速度滑冰国家队主教练。在令人失望的冬季奥运会之后，这位 54 岁的女性临时接任了该职务。

陨落者

后果严重的迷途。检察机关正在对基民盟（CDU）联邦议员托马斯·巴赖斯（Thomas Bareiß）展开调查。该政治人物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重伤。现在存在一种怀疑，即他在车祸发生时处于药物影响之下。

雇主确认书，用以将外国人的居留状态合法化——登记地址是授予居留许可的前提条件。在黑森广播电台（HR）报道了登记机关缺乏监管之后，黑森州内政部长罗曼·波塞克（Roman Poseck，CDU）宣布，将检查该州各市镇是否存在漏洞。一些城市已经使用自动预警系统或检查登记欺诈。但根据科佩尔克（Kopelke）的说法，仅靠个别市镇加强监管是不够的，因为犯罪分子可能会转向邻近城市。“因此，联邦和各州必须堵住这个漏洞。”科佩尔克表示，下一次内政部长会议应设立一个工作组，“旨在调查现状，比较问题和犯罪情况，随后就标准达成一致”。基民盟 / 基社盟（CDU / CSU）联邦议院党团内政政策发言人亚历山大·特罗姆（Alexander Throm）支持这一要求。特罗姆在接受《焦点》杂志采访时表示：“就此而言，法律已经足够多，但必须监督这些法律的执行情况。”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疏忽，且会导致更高的成本。“各市镇通常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减轻其成本负担。”

转型者

这是一个典型的阵营转换。弗兰克·贝林（Frank Behling）曾担任前总理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的保镖长达 28 年。这位刑事警官现在没有选择退休，而是投身政治：他将代表社民党（SPD）在吉夫霍恩（Gifhorn）参选。

14 《焦点》 33 – 2026 照片：ILJA HÖPPING / 杜伊斯堡市, DPA, TOBIAS KOCH --- 政治 深度访谈

»他戴着萨奥尔兰人的眼镜在领导«

基民盟政治人物海科·斯特罗曼（Heiko Strohmann）详细阐述其对总理的批评

你们指责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像经营公司一样领导政党。您在基民盟联邦执行委员会中具体想探讨什么？

在弗里德里希·默茨的领导下，基民盟有时感觉像是一个处于两德统一（Wende）之前的政党。我认为，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德的基民盟政治人物，我能对此做出相当准确的评估。我们一直在谈论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这固然重要，但对于许多东德公民的生活现实，我们提供的方案相当匮乏。

你们党里已经有足够多来自东德的政治人物了！

弗里德里希·默茨戴着萨奥尔兰人的眼镜在领导政党，并且被困在旧联邦共和国的思维中。但基民盟拥有全德国的诉求。我们不是一个中心党！我们必须最终开始反思我们在处理统一过程中的自身错误。这样我才有希望在长远看来能重新赢得东德的选民。

您所说的错误是指什么？为了避免误解。

两德统一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作为基民盟成员，我们可以为此感到自豪。但在过程中确实也犯了一些错误，而我们至今尚未承认。例如，在托管局（Treuhand）的工作中并非一切都正确。而在东德收回被集体化的住房问题上，人们对国家的许多信任被破坏了。

FEX

哈勒沃登与舒尔茨

艺术需要自由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竞选活动

在独裁者与种族灭绝之间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CDU 的一场竞选系列活动名为“艺术需要自由”，由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和迪迪·哈勒福登（Didi Hallervorden）参与。这位喜剧演员利用舞台将舒尔策的党内同僚、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歌颂为“尊敬的独裁者先生”，将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SPD）谴责为“战争部长”，并指责以色列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哈勒福登以此精准地捕捉到了某种相当普遍的情绪。然而，舒尔策并不认为这是在谄媚，而认为是真正的勇气。他向同乡们呼吁道：“你们不需要有人保护你们免受观点的影响”，因为：“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说同样的话。”那么，他或许也应该与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大使共同出席活动。

讽刺剧演员迪特·哈勒福登与 CDU 竞选人员斯文·舒尔策在德绍 照片：IMAGO IMAGES, DPA 33 – 2026 15 --- 新闻

实验室技术员：雇主认可早期的职业起步

实践胜过头衔

职业培训带来的收益高于硕士学位

7 月份的价格上涨幅度为 2,8%。在加油补贴到期后，汽油和柴油成为重要的价格驱动因素。持续不断的伊朗战争可能很快会导致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

大学学历并不总是比职业培训带来更高的薪水。雇主评价平台 Kununu（与 FOCUS 一样隶属于 Hubert Burda）的数据表明了这一点。其基础是来自德国的近 300 000 份薪资数据。据此，完成过学徒培训或类似职业培训的员工，有时甚至比大学毕业生赚得更多。这在分析公司流程和数据的业务分析师或实验室技术员身上尤为明显。蒂尔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娜·萨洛蒙斯（Anna Salomons）表示：“只要能满足工作要求且生产力足够高，通常就能获得类似的薪酬。”例如，一名艺术总监最终赢得认可的不是最高学历，而是优秀的创意和经过多年积累的作品集。

相反，在某些职业中，硕士学位能带来回报。例如物理治疗师和护理人员。在那些不仅传授知识，而且能开启长期发展路径的领域，大学学习是值得的。

职位名称 / 职业培训 年薪总额 / 学士 年薪总额 / 硕士 年薪总额* / 硕士 vs. 职业培训 薪资差异（欧元，%） / 硕士 vs. 学士 薪资差异（欧元，%）

业务分析师 / 68 936 / 63 211 / 68 185 / -741 -1,10 / 4984 7,88 实验室技术员 / 43 139 / 40 838 / 42 485 / -654 -1,50 / 1547 3,78 技术助理 / 45 894 / 48 705 / 45 306 / -498 -1,10 / -3389 -6,78 艺术总监 / 48 814 / 47 584 / 48 488 / -326 -0,70 / 1884 3,88 秘书 / 42 366 / 43 308 / 42 699 / 333 0,00 / -601 -1,38 解决方案架构师 / 80 907 / 79 618 / 81 601 / 684 0,00 / 1892 2,48 项目助理 / 43 592 / 44 605 / 44 587 / 895 2,30 / -18 -0,04 物理治疗师 / 41 365 / 42 327 / 43 010 / 1645 4,00 / 683 1,61 技术编辑 / 52 928 / 57 045 / 55 634 / 2705 5,10 / -1411 -2,47 健康与护理人员 / 47 024 / 48 255 / 48 866 / 2842 6,00 / 16110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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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ifon：这只股票值得关注

来自 Nebenwerte 投资通讯首席策略师及前证券交易员 Andreas Körner 的财经建议

根据公司资料，这家总部位于米兰的股份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助听器服务商，在 29 个国家经营约 11,000 家分店，拥有约 16,000 名员工。Amplifon 的增长速度快于市场（市场年增长率为 4% 至 5%）。一个重要的营收驱动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发展，即许多国家社会的老龄化。客户的平均年龄为 75 岁，每 4 到 5 年订购一次新设备。Amplifon 平均每年投资 1 亿欧元用于创新和数字化，以便在与瑞士 Sonora 等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中生存，甚至取得领先地位。

Amplifon 的股价——与该行业的其他代表公司一样——目前明显低于最高价（见图表）。显而易见的增长机会曾使该股票估值过高，但近期已有所回调。以 2027 年 16.4 倍的市盈率（KGV）来看，目前价格较为便宜（ISIN: IT0004056880，2026 年预期股息率：2.1%）。

Amplifon 股价（欧元）

来源：Factset UK limited 2026 照片：IMAGO IMAGES (3), ISTOCK 16 《焦点》33 – 2026 --- 经济

养老金

安全胜过收益

尽管之前的 Riester 养老金产品表现相当令人失望，但德国人在养老规划时仍倾向于避开高收益但风险较高的投资。由三所大学、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ment）和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支持的科学平台 Sustainable Finance 得出了这一结果。

从 2027 年起，储蓄者可以用国家资助的养老金账户代替之前的 Riester 养老金。对于每年最高 360 欧元的投资，国家将提供 50% 的补贴。最高 1800 欧元的更高额存款将获得 25% 的补贴。

可选方案包括：一个没有担保的 ETF 账户（价格波动直接影响盈亏）；一个以牺牲收益为代价确保缴纳金额安全的账户；以及一个标准账户（在运行初期侧重于股票，但直到退休前会逐渐转向防御性的低风险证券）。愿意的人可以在运行期间在不同类型的账户之间切换。

该科学平台分析了对 1726 名投资者的问卷调查。尽管所有人都已有证券投资经验，但其中十分之三的人完全不知道这项改革。在被问及偏好时，即使是那些已经投资于 ETF、股票或基金的人，也最倾向于选择具有全额缴费担保的产品，即使这会降低他们成功积累财富的机会。

研究报告的作者要求通过示例计算，使缴费担保带来的收益成本透明化。此外，标准账户应根据可持续性标准构建。“不想这样做的人应该能够主动选择拒绝。”瑞典的公共股票养老金则侧重于气候保护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关于此主题，另见第 54 页对诺贝尔奖得主默顿的采访）

KFW-资助

政府为购房者提供低息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 KfW 显著改善了 308 项目“家庭购买既有住房 / 青年买旧房”的条件。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家庭，若购买能源标准较低的既有房产并用于自住且进行翻修，即日起可申请更高额度的贷款：对于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最高金额从 100 000 欧元增加至 140 000 欧元；对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增加至 150 000 欧元（此前为 125 000 欧元）；对于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增加至 180 000 欧元（此前为 150 000 欧元）。进行翻修者现在能更轻松地获得优惠贷款。

药店

灾难情况下的脆弱供应

许多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们，必须忍受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最近的药店。一项由药剂师贸易合作社 Noweda 委托开展的研究得出结论：药店对于危机期间的人口供应至关重要。研究指出，药店应被纳入灾难计划——例如通过提供应急电源选项。问题在于，许多人居住地距离药店超过六公里。5 月通过的药店改革方案为该行业规划了一系列新权限，例如增加疫苗接种。执业医师协会的代表对此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将导致供应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会恶化。

本周人物

Guido Oelkers 将出任 Biontech SE 首席执行官 在创始人夫妇 Uğur Şahin 和 Özlem Türeci 退出后，Biontech 推出了一位新负责人：Guido Oelkers 将于 2027 年 2 月 1 日就职。这位德国本土人士来自 Swedish Orphan Biovitrum。

《焦点》33 – 2026 17

新闻 知识

日食

欧洲天空将变暗

8 月 12 日，欧洲将迎来一次罕见的天文现象。一次日全食将使西班牙的一条地带陷入完全的黑暗。在德国也可以观察到此次食相——但仅为日偏食。根据地区不同，月球将遮挡这里的 85 至 90 个百分点的太阳，西南地区遮挡程度最高。在弗赖堡，遮挡比例将超过 90 个百分点。最佳观测点是视野开阔、可向西或西北方向眺望的高地。眼科医生警告说，观测时必须佩戴经过认证的日食眼镜。这次日全食（简称 Sofi）始于西伯利亚北部，经过北极、格陵兰岛、冰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一直延伸到巴利阿里群岛。本影将抵达西班牙北部，并于 20.30 点后不久在地中海结束。由于西班牙发生了毁灭性的森林火灾（见第 70 页报告），在阿拉贡、卡斯蒂利亚-莱昂、加那利群岛以及比利牛斯山脉的部分地区，从 8 月 10 日至 13 日实施严格限制，包括禁止举办狂欢派对、生篝火以及进入危险山区的露营。

2015 年巴塞罗那的人们看到了日偏食

本周数字 119 这是 KKH 保险公司 2025 年记录的每 100 名参保者因急性应激反应和适应障碍而产生的病假天数——自 2017 年以来增加了近 80 个百分点。这是最常见的心理诊断，也是第三大病假原因——仅次于上呼吸道感染和背痛。 来源：KKH

章鱼的胜利 建立全球首个章鱼养殖场的计划已彻底出局。经过多年的批评，西班牙渔业巨头 Nueva Pescanova 撤回了其在大加那利岛的项目。该计划原打算每年在池中养殖数十万只用于食用的乌贼。

基因研究

基因组被完全解码

国际研究团队首次重建了一个人的完整基因组——包含来自母亲和父亲的两套染色体。这种新方法旨在提供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个体基因组呈现。由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领导的“端粒到端粒”（T2T）财团成功补全了约9亿个此前缺失的DNA构建块。研究人员表示，其中包含与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疾病风险相关的基因片段。对他们而言，这标志着个性化医疗新时代的开始。研究负责人亚当·菲利皮（Adam Phillippy）表示：“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完整的个性化基因组。”从长远来看，整个基因组可以在出生时就完成解码，并永久成为电子病历的一部分。医生将以此为基础，尽早识别疾病风险并调整治疗方案。患有罕见遗传病的患者可能会从中特别受益。此外，成本也大幅下降：第一个人类基因组计划耗资数十亿，而如今创建一个高精度的个体基因组仅需数千美元。

SOF 18 《焦点》 33 – 2026 照片：GETTY IMAGES, SCIENCE PHOTO LIBRARY / MAGO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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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者

喜欢推理剧的人会爱上这场秀

RTL+ 提前流媒体播放 03.08. 起 RTL 周一至周四 20:15 17.08.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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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在西班牙飞地塞乌塔与摩洛哥边境的难民

边界案例

20 《焦点》 33 - 2026 照片：ANTONIO SEMPERE / AP

在西班牙飞地塞乌塔遭到冲击后，分歧严重的欧洲国家正努力寻求团结。但许多政府仍然难以做出果断反应。

文字：Marc Brost, Felix Heck, Jan-Philipp Hein, Reinhard Keck, Ulf Lüdeke 和 Julius Müller-Meiningen 《焦点》 33 – 2026 21

政治

米基利从未如此接近他梦想中的大陆。他的目光扫过大海，落在远方地平线上约 25 公里外的直布罗陀标志性岩石——佩尼翁岩（Peñón）上。通常这里是塞乌塔居民晒太阳的地方，但现在警方已经封锁了特兰波林海滩（Playa del Trampolin）。这片海滩现在成了拥挤的难民接收中心的等待区。一千多人仍在这里苦苦等待，他们和米基利一样来自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并且像他一样只有一个目标：欧洲。

本周二，塞乌塔市中心的大规模难民群体已经消失。尽管如此，士兵们仍不断地护送多达 20 人的移民小组步行前往摩洛哥边境。走在高层住宅区的侧街上，随处可见三两成群的人坐在阴影中。一名住在当地的西班牙士兵讲述道，在住宅区上方的林区山丘中，总会不时出现穿着 T 恤、短裤和沙滩拖鞋的男子。“他们撬开公园里的塑料管道以获取水源，或者接墓地里的水龙头。”警察也报告称，仍有数千名移民在潜伏。

虽然这次冲击的画面将长期留在人们记忆中，但目前已恢复平静。当超过 70,000 人同时绕过边境区域或挤过围栏上的破洞时，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周末从摩洛哥冲击西班牙飞地塞乌塔的人数之多，令安全部队不堪重负。移民大多数是北非血统的年轻男性，但其中也包括小孩。

西班牙军队的士兵在监控塞乌塔的岩石海岸；被遣返回国的摩洛哥难民。视频显示，一些完全精疲力竭的女性在塞乌塔的街道上昏倒。

一条 WhatsApp 消息唤起希望

周二官方通报有 75 人死亡，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大海仍在将零星的随身物品冲上岸，不断出现背包、衣服和鞋子。一些幸存者报告称，他们在边境遭到了摩洛哥警察的殴打。来自塞内加尔的难民吉布里尔·姆布普（Djibril Mboup）讲述，他曾在卡萨布兰卡担任出租车司机，此前从未尝试逃往欧洲。直到一条 WhatsApp 消息传开，称前往塞乌塔的道路畅通。他租了一辆面包车前往边境，那里已经聚集了数千人。据称，摩洛哥官员鼓励其本国国民尝试逃往西班牙，但却阻止其他非洲人跨境。尽管如此，姆布普还是和其他人一起游了半小时的公海，抵达塞乌塔的海滩。

照片：HENRY NICHOLLS / APP：SERGEY PONOMAREV / THE NEWYORK TIMES / REDUX / LAIF 22 《焦点》 33 – 2026 --- 移民

难民在夜间睡在塞乌塔的海滩上

在拥挤的 CETI 难民中心前，移民们等待进入

在 TikTok 或 Instagram 等平台上，从摩洛哥逃往塞乌塔的行为很容易被塑造成英雄故事。早在上周末之前，社交媒体上就不断流传一些美化这种危及生命且非法的跨境行为的照片和视频。其中包括移民在西班牙海岸亲吻沙滩的自拍视频，或者关于如何据称绕过检查的技巧。由此产生了病毒式传播的热点，但它们传达了与现实完全相反的错误景象。虽然平台运营商有义务删除此类煽动犯罪的视频，但相关内容会通过新账号再次出现并迅速传播。西班牙内政部表示，“人口贩子和黑手党”在传播这些帖子。

此外，西班牙最高法院 7 月初的一项裁决在网上也被歪曲了。传闻称，只要通过海路来到西班牙，就一定能获得庇护。事实上，该裁决规定，在海中被拦截的移民有权获得个案审查。他们不能在未经程序的情况下被遣返——而这在陆路非法跨境时是惯例。

那么，在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所称的这次“袭击”之后，还剩下了什么？政治上又将产生什么后果？周二，所有欧盟国家的内政部长举行视频会议。部分代表在度假期间接入会议。来自基社盟（CSU）的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也参加了会议。就在周末，各国政府首脑还在互相指责。但这一天，内政部长们表现得异常和解。西班牙内政部长费尔南多·格兰德-马尔卡斯卡（Fernando Grande-Markaska）甚至受到了同僚们的赞赏。他们认为马德里反应迅速，处理正确。剩下的只有对死者的哀悼。

西班牙是局外人？“会议期间，大家对西班牙表示了充分的团结，”欧盟内政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Magnus Brunner）在会议结束后表示。爱尔兰移民部长吉姆·奥卡拉汉（Jim O’Callaghan）赞扬西班牙“反应迅速”。这是一种刻意展示团结的尝试。但至少有一位内政部长毫不掩饰地认为，这种新的欧洲统一并不会持续太久。“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马泰奥·皮安特多西（Matteo Piantedosi）说道。这位意大利官员不愿忽视欧盟外部边界的情况。事实上，幕后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长期以来被同行视为搅局者，布鲁塞尔的一些人甚至称他为“红色的欧尔班”，因为他像匈牙利前总理那样经常与他人作对。据称，桑切斯在安全和移民政策上破坏了共同体的利益，并利用其局外人角色为自身牟利。据称，超过100万名没有居留许可的人将在西班牙获得永久居留权——从而也获得了在欧盟的居留权。申请者中的大部分 ► FOCUS: BERNAT ARMANQUE / AP, ADRI SALIDO / GETTY IMAGES FOCUS 33 – 2026 23 --- 政治背景来自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摩洛哥。布鲁塞尔指责桑切斯通过这一单方面举措创造了一个“拉动因素”，激励更多难民前往西班牙——进而进入欧盟。

弗里德里希·默茨总理也表明立场

这一指责也是意大利右翼女首相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在应对塞乌塔危机时，在信中猛烈抨击西班牙人的核心内容。22位政府首脑在周末签署了这封信——其中包括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而桑切斯则抱怨其同行反应“自私且极化”。他认为并非西班牙，而是意大利和梅洛尼未能控制好其边境。2021年至2026年间，通过意大利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近50万，而通过西班牙的仅为其一半。这位首相在自己的国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桑切斯只能勉强维持其少数派政府，依赖于与巴斯克、加泰罗尼亚以及左翼团体的交易。此外，还有涉及其妻子、兄弟以及党内高层官员的腐败丑闻。保守派反对党PP的党魁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Alberto Núñez Feijóo）长期以来将西班牙的情况描述为“入侵”，并将塞乌塔视为桑切斯在移民问题上失败的象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Vox要求对800万移民——包括已入籍者——进行“遣返”。意大利首相乔治亚·梅洛尼是西班牙极右翼Vox党魁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Santiago Abascal）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她称他为“Santi”。对于梅洛尼来说，桑切斯也是失败的难民政策的缩影，以及她在移民问题上的欧洲对手。罗马方面表示：“塞乌塔发生的事情，就是左翼在意大利获胜后我们将面临的情况。”正是梅洛尼敦促其他政府首脑在给桑切斯的共同信函中批评将数十万非法移民合法化的做法。但这位意大利女性隐瞒了一点：她的政府也计划在2028年前将近50万名移民合法化，以应对劳动力短缺。在对塞乌塔失去控制的反应中，梅洛尼宣布将对申根-

忍耐的极限

根据欧盟边境管理局 Frontex 的数据，去年有 178 000 人非法进入欧盟。2026 年上半年，这一数字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37%，至近 49 000 —— 为 2021.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入境主要通过四条路线：西班牙、希腊 / 西巴尔干、东欧 / 白俄罗斯以及中地中海 / 意大利。除意大利（基本持平）和西班牙（增长 15%）外，2025 年其他所有路线的人数均有所下降。

2025 年跨境人数

• 18 000 人通过西班牙进入欧洲。
• 另有 17 000 人通过加那利群岛进入。
• 63 000 人通过意大利入境。这仍然是主要路线。
• 58 000 人通过希腊和巴尔干地区进入欧盟。
• 10 000 名难民通过白俄罗斯向西迁移。

FOTOS: FINBARR O'REILLY / THE NEWYORK TIMES / REDUX / LAIF 24 FOCUS 33 – 2026 --- 移民

暂停与西班牙的协议。从技术上讲，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欧盟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是一项多边条约，不能仅针对一个国家而终止。事实上，意大利内政部立即下令在港口和机场实施边境管制，初步期限为一个月。管制对象仅限于从西班牙乘船或乘飞机抵达的非欧洲乘客。这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影响。梅洛尼的仓促之举旨在传达另一种信号：在捍卫欧洲边境方面，意大利政府处于最前线。

西班牙政府首脑佩德罗·桑切斯在布鲁塞尔被地称为“红色的欧尔班”。

出于国内政治原因，她也无法承受反应软弱的后果。强硬的移民政策是梅洛尼的核心品牌。这也是为什么她的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在民调中依然是最强政党，支持率约为 27%。尽管总体上通过意大利进入欧盟的移民人数仍多于通过西班牙的人数，但在 2024 年和 2025 年，进入意大利的非法移民人数明显减少。

周二，在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上，最终达成的决议却相当乏味。会议后称，欧盟应扩展其预警系统。通过更好地监测社交媒体（走私者利用这些平台招募客户并煽动他们逃往欧洲）将有所帮助。除此之外，在塞乌塔事件后的首次危机会议上，大部分内容依然是“老调重弹” —— 即更多地采取那些在 27 个欧盟成员国之间已被视为既定方案的措施：更多的协调，

塞乌塔与庇护改革

在塞乌塔事件发生前仅七周，欧盟经过多年谈判通过的庇护制度改革正式生效。通过“共同欧洲庇护系统”（GEAS），这个国家联盟致力于显著加强协调。难民不应再仅仅是像西班牙这样位于欧盟外边界国家的单一问题。新规要求所有国家承担责任：通过其他国家接收寻求庇护者、提供资金或提供人员和设备，来减轻承受特殊压力的国家的负担。

GEAS 从而取代了此前《都柏林 III 条例》的核心内容：虽然“首入国负责登记和审核”的原则依然存在，但其他欧盟国家必须提供强制性帮助。有了 GEAS，塞乌塔本应成为一个欧洲问题。

事实上，这些规则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只有极少部分人真正申请了庇护。根据官方数据，大多数移民返回了摩洛哥。因此，欧盟内部的重新安置几乎没有需求。然而，其他形式的支持本应依然可行，例如派遣人员。

因此，GEAS 特有的快速程序也几乎没有被应用。该程序规定，对于来自某些原籍国的人员，如果全欧盟范围内此类入境者获得保护状态的比例最高不超过 20%，其申请将在边界直接审核，且在 12 周内完成。在此期间，他们在法律上被视为尚未进入欧盟领土。如果 GEAS 真的在塞乌塔被应用，它很可能在第一次考验中就宣告失败——或者至少无法完全发挥作用。 ■ LEON KIRSCHGENS

更多与原籍国的合作，更强大的外边界。杰拉德·克瑙斯（Gerald Knaus）是欧洲移民专家中的实干派。2016 年，他促成了欧盟与土耳其之间的协议，使移民人数大幅下降。作为签证自由化和数十亿欧元用于在土耳其安置难民的回报，土耳其接收了数以十万计在希腊岛屿上没有居留前景的叙利亚人。左翼将该协议批评为不人道，而右翼则认为该交易做得不够彻底。作为 ESI（欧洲稳定倡议）智库的创始人，克瑙斯如今为众多政府提供移民问题咨询，他习惯于处于这种各方博弈的中间位置。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领衔了批评者行列。

克瑙斯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欧盟与安全的第三方国家签署更多协议。德国和意大利等国也在敦促这样做。其背后的想法是：如果人们知道入境后会被遣送到一个不受欢迎的第三方国家，他们根本就不会启程。非法移民将变得毫无希望。

问题在于：根据克瑙斯的说法，目前与潜在第三方国家之间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谈判。这位专家称许多政府存在一个“思维误区”：由于难民总数下降，人们认为无需再采取任何行动。但克瑙斯警告说，就像摩洛哥没有封锁其边界一样，任何其他国家随时都可能通过有针对性的移民流向向欧洲施压：“遗憾的是，那些想要削弱欧洲民主国家的人也一定注意到了，塞乌塔的画面是如何让整个大陆陷入恐慌的。” 这一时刻的影响仍在持续。 ■ 照片：JON NAZCA / 路透社 / MICHAEL KAPPELER / 德新社 《焦点》 33 – 2026 25 --- 政治

E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至今还没有真正迎来过暑假。先是柏林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的袭击事件，随后又是来自塞乌塔的画面。期间甚至还出现了关于这位 56 岁人士是否很快会被委以重任的讨论。许多议员希望这位联邦内政部长兼基社盟（CSU）政治家能出任新的党团主席。如今，这个机会与多布林特擦肩而过。为此，这位上巴伐利亚人此后不得不应对接踵而至的危机。周二，他首先与欧盟其他 26 位内政部长就塞乌塔的局势进行磋商，随后还要参加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会议，讨论 CSD 袭击事件。在间隙中，他抽出几分钟时间回答了《焦点》杂志的提问，由于时间关系，这位部长破例以书面形式作答。多布林特先生，来自塞乌塔的画面表明，外部边界在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涌入。您自己称之为“波动局势”。联邦政府所谓的“移民转向”是否仅仅是因为过去一年欧洲外部边界较为平静才得以实现？ 不。移民转向在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影响。管控、方向和强硬态度是我们已经实施的措施标准，例如在边界进行遣返或暂停家庭团聚。这些向世界发出了明显信号，表明德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降低“拉动效应”已见成效。最新数据显示，上个月的非法移民人数较 2024 年 7 月减少了 75%。在欧洲层面，我们通过共同欧洲庇护系统显著收紧了规则，以遏制非法移民。通过新的遣返条例，我们正在加快处理程序。这些都是有效的工具。

塞乌塔之战：移民转折点的终结？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确信，2015年的难民危机不会重演。这位基社盟（CSU）政治家宣布将进一步开展遣返工作。

访谈记者：Felix Heck

在过去，摩洛哥曾通过多次放行移民前往欧盟外围边界来有针对性地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也能看出这一点？

第三国在移民问题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最迟从欧盟与土耳其的协议开始，我们就知道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正在扩大安全原籍国的数量，以便更轻松地实施遣返。我们正在筹备设立“遣返中心”（Return Hubs），以便将那些原籍国不与我们合作的非法移民遣送出境。我们正在讨论签证杠杆和经济合作议题，以提高第三国的合作意愿。确实始终需要关注欧盟的邻国，这毫无疑问。

您如何评价西班牙政府对此次冲击的反应？来自基民盟（CDU）和其他欧盟成员国最初有激烈的批评。

西班牙已经做出了反应。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经再次离开了塞乌塔。至于为何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以及为何没有更早地对这一趋势做出反应，目前正在欧盟层面进行分析。在过去的几天里，情况已变得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愿意再接受像2015年那样失去控制的情况。欧盟的承诺是一个运作良好的外围边界保护，这必须得到保障。

照片：ANDREAS PEIN / LAIF 26 《焦点》 33 – 2026 --- 移民

意大利曾威胁要对西班牙暂停执行申根协议。如果再次出现类似情况，德国是否在考虑采取类似步骤？

过去几年的移民浪潮已被我们成功遏制。但塞乌塔表明，来自欧盟的错误信号能如此迅速地导致新的非法移民流动。我们的成果绝不能受到威胁。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进行内部边界检查。走私犯罪不仅发生在第三国之间，也发生在欧洲内部。这里也必须积极予以打击。

社民党（SPD）内政政治人物塞巴斯蒂安·菲德勒（Sebastian Fiedler）警告称，由于塞乌塔具有信号效应，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移民流动。德国以及欧盟应如何为这种情景做准备？

必须防止非法越境。显而易见，那些来到塞乌塔的数千名年轻男子无法申请政治庇护。他们只是单纯地认为生活在欧洲会更好。但这并没有法律权利。相反，欧洲必须对此进行保护。因此，西班牙立即处理该情况是正确且重要的。他们在上周五的初步反应中宣布，“在击退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果必须予以维持并进一步扩大”。

具体这意味着什么？您现在计划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

每一个月申请庇护人数的进一步下降，都是我们庇护政策成功的延伸。这绝不能受到威胁。我们目前正在与第三国协商进一步减少人数的措施，例如设立遣返中心，通过这些中心我们将进一步降低“拉动因素”。如果非法移民在经历了一条极其昂贵且通常危险的赴欧之路后，预见到的结果不再是德国、奥地利、荷兰或丹麦，而是一个欧洲以外的遣返中心，那么许多人由于这种威慑作用，根本就不会踏上旅程。■

“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愿意再接受像 2015 年那样失去控制的情况。”——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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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和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作为主席，至今未能使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稳定下来。 不过，社民党还没有忘记如何梦想：一周前，柏林挂起了 20. 9 月众议院选举的竞选海报。他们在首都的领衔候选人，47 岁的斯特芬·克拉赫（Steffen Krach）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在海报上自信地自称是“下一任执政者”。在最近的民调中——以及在清醒状态下——他的社会民主党仅获得 13%，远落后于德国选择党（AfD）、联盟党（CDU）、左翼党和绿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社民党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希望留任。在民调中，她以 29% 的支持率在那里领导着一个仍被视为全民党的政党。尽管如此，她仍不得不感到不安：德国选择党（AfD）处于

“风暴正在酝酿” 改革建议在支持者中遇冷，党魁们正失去掌控力。社民党（SPD）处境极其糟糕

作者：Mike Szymanski，领先 36%。

在 9 月 6 日举行选举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社民党首席候选人阿尔敏·威林曼（Armin Willingmann）必须担心会被踢出州议会。该党在民调中刚刚上升了两个百分点至 7%，稍微远离了“死亡地带”。为了完整起见：在联邦层面，社民党已暴跌至 12%。近期，左翼党首次领先于社民党。局势极其糟糕。很有可能某些同志现在正希望这个夏天永远不要结束，这样大家就看不出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陷入了多么糟糕的境地。一名竞选人员叹息道：“风暴正在酝酿。”

照片：HANS CHRISTIAN PLAMBECK / LAIF, FABIAN SOMMER / DPA, PHILIP DULIAN / DPA, MATTHIAS BEIN / DPA

28 《焦点》 33 – 2026 --- 社民党

挫败感指向党魁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和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他们曾承诺与联盟党共同制定一套改革方案，以提升执政党在公民心中的支持率。但他们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了——这一结论来自与领导层、议员和竞选人员的秘密谈话。目前在议会讨论的医疗改革主要带来的是削减，几乎看不到任何改善。一名社民党议员表示：“人们将这些变动视为一种攻击。”正在讨论的护理改革建议可能会变成“情感上的棺材钉”，因为这同样主要伴随着艰苦的限制。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反对取消所谓“63岁退休”的抵制情绪在增长，而社民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该政策。施韦西格已经宣布，如果她届时仍在任，将在联邦参议院对此投反对票。

“情感上的棺材钉”

柏林社民党领袖克拉赫（Krach）对母党感到绝望：在没有必要且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黑红联盟几周前提出想要禁止征收计划，这反而让左翼党重新走强。竞争对手试图以此方式打破住房企业的权力。这个话题几乎已经消失，现在克拉赫必须再次反驳左翼党的幻想。

2026年夏天：兼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拉尔斯·克林拜尔和劳动部长贝尔贝尔·巴斯必须担心自己的权力。对两人的失望情绪极其严重。“现状无法持续”——这句话在党内弥漫。在巴登-符腾堡州（仅剩 5.5%）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失去州总理府）选举遭遇惨败后，两人仍以不希望通过人事变动将社民党“推入混乱”为由，忍受着愤怒。

如果下周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百分比）

在联邦层面，社民党长期停留在 12%

如果下周日举行柏林州议会选举……（百分比）

柏林社民党将成为州议会中最小的政党

如果下周日举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百分比）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社民党可能再次组建政府

如果下周日举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百分比）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社民党必须为能否进入州议会而担忧

SPD成员发展 717513

党内成员人数多年来大幅下降。

与联邦政治的抗争：Steffen Krach希望在柏林成为执政者，Manuela Schwesig希望保住其职务，而Armin Willingmann则试图拯救SPD。关于SPD未来的名字早已在流传：民众宠儿、国防部长Boris Pistorius可能会以副总理的身份带来新的影响力。至于党主席之位，人们在讨论那些经受过考验的人选：例如前劳工部长Hubertus Heil，或是短期州长Alexander Schweitzer。然而，如果Manuela Schwesig能在什未林创造奇迹，她在这个党内可以成为任何角色。届时，一些同志已经开始梦想她成为一名有望获胜的2029年总理候选人。■ 《焦点》33 – 202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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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D这张照片展示了弗里德里希·默茨眼中的自己——也是联盟党极其渴望他成为的样子：一个实干家。这位CDU主席走在跑道上，戴着深色太阳镜，拿着两部手机，左手提着公文包。上方用白色字母写着：“改革总理”。那是7月初。在那个时间点，改革确实第一次看起来像是要成为现实。首先，专家委员会就新养老金制度达成33项建议。随后，联合委员会决定了一项大型经济方案。联合政府成员甚至敢于采取激进措施，例如取消“63岁退休”。几乎导致联合政府崩溃的养老金之争似乎首次得到了解决。似乎！暂时！直到现在。在夏季休假期间，默茨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改革重启被干扰。而且这一次，干扰者并非抱怨的反对派、失望的利益代表或不听话的执政伙伴。更糟糕的是：来自内部的攻击。恰恰来自三位CDU州长。在一个新的东德联盟中，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的Sven Schulze、图林根的Mario Voigt和萨克森的Michael Kretschmer并不想触动“63岁退休”。然而，取消缴费45年后无需折价的退休金是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否则将缺乏稳定社会缴费并减轻企业和公民负担的资金。现在，CDU的高级政治家们正匆忙尝试重新掌控这场辩论。但已经太晚了。社会民主党人早已趁势介入。养老金问题可能再次成为总理的权力之争。

联合政府与整体成果

回顾：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六月之日，总理试图

三人对抗默茨

来自东部的基民盟（CDU）州长们正在阻挠关键的养老金改革。这对总理而言十分危险。 作者：Alisha Mendgen

让养老金保障委员会的建议被公众接受。其核心在于在养老保险中引入资本覆盖机制，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并结束“63岁退休”。默茨致力于强调这些决议对国家和政府的重要性。“养老金依然安全，且负担将得到公平分配，”这位基民盟主席表示。取消无需扣减的提前退休确实有助于在财务上稳定该体系：“63岁退休”每年耗资近100亿欧元。如果取消该项，就能遏制养老金缴费的剧烈上涨，并为昂贵但重要的资本养老金创造空间。甚至劳工部长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也赞扬这一“整体艺术品”，并警告不要挑肥拣瘦。基民盟主席与社民党（SPD）主席由此传递了同样的信息：只有所有元素全部实施，该方案才能成立。

而现在呢？在基民盟州长们发起冲击后，一些社民党人恐怕难以掩饰他们的幸喜。2014年，他们在之前的大联合政府中通过交换条件，以支持基社盟（CSU）的母亲养老金为代价，促成了提前退休制度。而前者未来甚至还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社民党的心血项目却面临夭折。因此，社民党人启动了他们的救援行动。毕竟，开启这场争端的是基民盟，而非他们。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数周以来一直致力于保留提前退休制度。在基民盟内部出现要求取消的声音后，来自萨尔州的安克·雷林格（Anke Rehlinger）和来自勃兰登堡州的迪特马尔·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也加入了其中。

FOTO: HENDRIK SCHMIDT / DPA 30 FOCUS 33 – 2026

养老金 新联盟：政府首脑马里奥·福伊格特（Mario Voigt）、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和迈克尔·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从左至右）

联邦政府对养老基金补贴的发展情况，单位：10亿欧元

法定养老保险的联邦补贴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增加

“这个方案肯定不会由州长们来开启，也不会让迪迪·哈勒沃登（Didi Hallervorden）用来进行竞选活动” 基民盟联邦议院议员公开表示。

这种抵制让默茨措手不及。虽然基社盟主席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曾因微型工作（Minijobs）的限制而抱怨，但此前几乎没有人对养老金计划提出异议。在6月的基民盟主席团会议上，甚至有人支持改革。根据《焦点》杂志获得的信息，福伊格特和舒尔策此前也表达了积极看法。

反联邦竞选活动

然而，这发生在激烈的竞选阶段之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似乎难以被阻挡。州长舒尔策正努力争取在9月6日之后能够组建一个政治中间派联盟。为此，他不惜对柏林发起攻击。养老保障能激发情感，尤其是在东德人之中：75%的人仅依赖法定养老保险。舒尔策及其州级同行希望向公民传递一个信号，即他们理解民众的担忧。其中隐含的指责是，养老金委员会和联邦政府没有考虑到东德的情况。

当时气氛还很好：总理默茨和部长巴斯在6月与养老金委员会成员在一起

特别长期参保者的养老金（单位：千名养老金领取者）- 总计 - 旧联邦州 - 新联邦州

许多人在该制度实施12年后仍继续使用“63岁退休金”。 来源：德国养老保险局

一名参与协商达成妥协的人士对此表示反对：CSU议员弗洛里安·多恩（Florian Dorn），40岁，专业经济学家，曾任Ifo研究所负责人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的助理。他说：“我们有针对性地考虑到了东部地区。法定养老金的稳定，尤其是让东德的养老金领取者受益。”而无需扣减的“63岁退休金”主要会让那些收入较高、身体健康且养老金高于平均水平的男性受益，而非那些多年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人。

在2025年12月激烈的养老金争端之后，执政联盟决定有意识地仅派遣年轻议员进入委员会：除了多恩，还包括CDU的帕斯卡尔·雷迪格（Pascal Reddig），31岁，青年组负责人。而社民党则提名了34岁的社会政策专家安妮卡·克洛泽（Annika Klose）。这群年轻人与十位专家一起，实现了前任们数十年未能完成的目标：就结构性改革达成一致。

正因如此，面对年长者再次质疑一切，他们表现得更加强硬：“这个方案即将出台，绝对不会由各州总理来开启，或者通过与迪迪·哈勒福登（Didi Hallervorden）一起搞竞选活动来推动，”一名年轻的CDU议员刻薄地说道。这是在讽刺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他因与辱骂总理的哈勒福登共同露面而在党内引发不满。

联盟党希望东部各州总理会对该话题的兴趣随着选举日的临近而消失。但各州表现得十分自信，近期在联邦参议院未能通过的减税补贴金便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劳工部尚未提交法律草案。因此，联邦参议院是否必须明确表示同意尚不确定。如果CDU领导层不想拿养老金的和平局面冒险，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向各州政府首脑做出让步。否则，弗里德里希·默茨将不得不彻底告别其“改革总理”的形象。

照片：KAY NIETFELD / DPA 《焦点》33 – 2026 31 --- 政治

德国选择党与恋物俱乐部

由于德国选择党（AfD）在关于其联邦办公厅的搬迁诉讼中败诉，员工们必须搬迁至柏林米特区（Berlin-Mitte）——距离传奇的 Kitkat 俱乐部仅几米之遥。一个陷入骚动的街区。

文字：Antje Hildebrandt

来自 Kitkat 俱乐部的“友军火力”：“他们对我们的反感比我们对他们的反感更深”

在一家柏林 Kindl 啤酒仅售 1 欧元的便利店（Späti）旁边，还挂着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的海报。那是某场 After-Show 派对的广告。画面中，半裸的男子们在泳池中愉快地嬉戏。其中一人穿着一条写有“Revolver”的内裤。这就是德国选择党即将搬入的街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欢迎来到柏林米特区。在这里，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穿着漆皮或皮革。其中一人名叫 Sandy，她坐在人行道上的吧台凳上，审视着想要进入 Prisma 酒吧（Kitkat 俱乐部的“小妹”）的访客。这位二十多岁的女性自称是夜场经理，胸前有大面积纹身，戴着金色鼻环和皮革帽。Sandy 决定谁能进入舞池。她说，她还没听说过仅一百米之遥的地方德国选择党就要搬进来。而且 表示，就算搬进来又怎样。“他们大概比我们更在意我们的存在。”在她身边站着两名身着黑衣的女性。刚才她们还在接吻，现在三人都在大笑。访客有相关规定：必须在性方面大胆且“穿着创意”。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彼此对待要尊重。是否已经有人去过柏林最著名的 Techno 和恋物俱乐部？这些女性耸了耸肩。她们怎么会知道？这又没写在额头上。也许可以通过纹身辨认。最近 赶走了一个上臂有“黑太阳”纹身的人。那是一个纳粹符号。但无论如何他都会被赶走，因为他大闹了一场，严重违反了场馆规定。 在这方面非常严厉。规则就是规则。

戏剧还是闹剧

周二晚上，柏林米特区的海因里希·海涅街区（Heinrich-Heine-Kiez）。便利店、酒吧、食品店。一根灯柱上贴着一张“No AfD”的贴纸。这是一个剧本的背景，但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这出戏应该被定义为什么。是戏剧还是闹剧。它关乎偏见和模糊的恐惧，关乎一个煽动这些恐惧的政党，以及这个政党现在不知如何应对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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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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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突然被解约

德国选择党（AfD）。7月初，该右翼政党此前一直保密的消息泄露了出来：他们在 Köllnischen Park 1 的一栋办公楼里租下了顶层。面积 1600 平方米，月租金 32000 欧元。据称，德国最大反对党联邦办公厅的部分部门将迁入此处。对于 AfD 来说，这里是完美的选址：距离联邦议院仅 10 分钟 S-Bahn 车程，内院设有停车场，入口受到特别保护。只有在键盘上输入代码才能进入。

但为什么只有部分部门？在 AfD 内部听到的一种说法是，该楼层仅是开始，是一个临时方案。根据柏林地方法院的一项判决，联邦办公厅必须在年底前搬离其位于柏林-维特瑙（Berlin-Wittenau）的住所。业主在 2025 年 2 月 AfD 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庆祝派对后，立即终止了租赁合同。官方理由是，该党未经许可使用了内院。该党拒绝搬离，随后被起诉并被判强制搬出。

由此，这场戏剧开始了。涉及三份租赁合同，它们将相继到期：第一份在 9 月，最后一份在 12 月。这给该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据称，自搬迁判决以来，他们已经考察了近 40 处房产。一家专门为此成立的公司扫描了市场：Castel del Monte 房地产有限公司（Castel del Monte Immobilien GmbH）。

Castel del Monte 确实存在。它是一座八角形的防御堡垒，耸立在意大利东南部的一座山丘上。利用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名字玩花招，为该党打开了大门。这个名字听起来像金钱、奢华，还带有一点异域风情。它旨在安抚那些房东，因为这些房东在想到该党时，更多地是将之与油漆袋袭击和反法西斯主义者（Antifa）的造访联系在一起。

尽管如此，谈判依然失败了。有时是因为交通状况不理想，有时是因为没有停车场，有时是缺乏安全性，有时是房东在最后一刻反悔，有时则是价格太高。

然而，AfD 并不缺钱。其净资产接近 4100万欧元。尽管如此，在最坏的情况下，该党仍面临“无家可归”的威胁。因为在米特区（Mitte）的办公楼层并不足够。联邦执行委员会未来希望在更具代表性的空间内开会——在一家“郊区别墅”中。同样是在市郊而非米特区，但嘿，至少门口就有高速公路连接。

购房合同尚未签署。这引起了柏林-米特区居民的警觉。如果交易再次告吹怎么办？如果整个 AfD 突然在他们的邻里之间出入怎么办？如果该党未来在他们的家门口庆祝选举胜利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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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 社会

在党内，许多人将这场灾难归咎于卡斯滕·许特（Carsten Hütter）。作为前联邦财务主管，这位来自萨克森州马里恩贝格（Marienberg）的二手车商多年来还负责房地产事务。在他的主导下，购买维特瑙（Wittenau）办公楼的计划就曾失败。谈判最终以房东因涉嫌敲诈勒索而对他和联邦总经理提起诉讼而告终。两人均否认这一指控。许特今天不愿对此发表评论。在埃尔福特（Erfurt）举行的德国选择党（AfD）联邦党代会上，他没有被重新选为财务主管。但他保留了 Castel del Monte GmbH 总经理的职务。

从联邦议院党团传出的消息称，他并非这场灾难的唯一责任人。党内曾两次非常接近买下一处房产。但在最后一刻，联邦执行委员会踩了刹车——更准确地说，是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这位党魁梦想在 2029 年成为总理。据说，她更倾向于租赁而非购买，以便为竞选活动储备资金。事实是否如此？《焦点》杂志向其发言人发出的询问尚未得到答复。

这种反反复复的情况甚至让党内成员感到困惑。而柯尔尼舍公园（Köllnischer Park）的居民们几乎没人能搞清楚状况。一种弥漫的恐惧感在蔓延。他们将面临什么？

“村庄”里弥漫着不安

在 7 月中旬的一次行动会议上，150 名居民通过一个 Signal 群组建立了联系。其中之一是卡佳·齐默尔曼（Katja Zimmermann）。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代表绿党在米特区（Mitte）的区议会（BVV）任职。现在，她站在海因里希·海涅街区（Heinrich-Heine-Kiez）的一栋房子前，背着背包，迎着阳光——分发竞选传单。

这个街区就是她的“村庄”，她的家。她曾经能从自己的儿童房看到亚历山大广场（Alex）电视塔的闪烁。如今她自己成了母亲。单亲母亲。她的“村庄”帮助她独自抚养起双胞胎。在这个街区，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具有移民背景。而且只要环境和平，没人关心一个人是来自大马士革、新德里还是德尔门霍斯特（Delmenhorst）。

持刀袭击？枪击？这里还没经历过。海因里希·海NameTo-Kiez 并非犯罪高发区。但毒品交易、 毒贩以及盗窃和垃圾问题在这里已经存在。清洁，这是齐默尔曼关注的主题之一。更好的日托中心。家庭中心。“交流场所”。她说，德国选择党（AfD）只会干扰这一切。对于一个煽动情绪、针对在这个街区生活的人们的政党，人们还能期待什么。针对同性恋者，针对移民，针对像她这样的绿党成员。

住在隔壁的左翼邻居

“我可以给您一份传单吗？”一名六十多岁的男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太阳镜，衬衫口袋里插着一部智能手机，他摆手拒绝。

“对于一个煽动反移民情绪的政党，还能期待什么？”卡蒂亚·齐默曼（Katja Zimmermann，绿党）摊开双手。

他毫不掩饰地表示，绿党不是他的政党。他更喜欢德国选择党（AfD）。他主张“法律与秩序”，而非“多元文化”。因此，他完全不介意德国选择党在今年 9 月搬到这里。“毕竟这是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党。”

雷娜塔·库德拉切克（Renata Kudlacek）听到这话后不得不深呼吸。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性，半捷克半德国血统，丈夫是一名印度人。就在几米之外，她经营着 BBA 画廊。这里是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热门展览地。库德拉切克说：“德国选择党反对我们画廊所代表的一切。”

这位画廊主与其他人士共同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在 7 月中旬的首次会议上，有 150 名居民参加——其中大多数人未来将与德国选择党住在同一栋建筑内。这不足为奇。因为 1 号楼并非普通建筑。这里设有工人撒马利亚联盟（ASB）、乐施会（Oxfam）或柏林心理学院（PBH）等左翼非政府组织（NGO）的办公空间。这就像是该政党捅了马蜂窝。

柏林心理学院的患者包括：难民、残障人士或曾遭受暴力的人。在学院领导层的一份声明中提到，这些空间此前一直是他们的“安全空间”（Safe Space）。但如果邻居变成了德国选择党，情况还会如此吗？向业主发出的询问尚未得到答复。

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楼语言学校教师们所担忧的问题。在这个夏夜，窗户全部敞开。一名教师正在讲解与格（Dativ）和宾格（Akkusativ）之间的区别。她教授的是“德语作为外语”。

奥马尔（Omar）就是这类学校的学生，30 岁，戴着太阳镜，留着胡须，发型是鲻鱼头。这个身材瘦高的家伙现在的德语说得比很多柏林人还要好。此时，他在 Kitkat 俱乐部对面的便利店（Späti）前打开了一瓶下班后的啤酒。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学生们未来必须与一群人共用入口，而其中一些人要求像他这样的人必须返回叙利亚时，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道：“糟糕，但他们总得有个地方去。”

■ 安特耶·希尔德布兰特（Antje Hildebrandt）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了德国选择党在寻找房产时的一些伎俩。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以政党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家名为 Castel del Monte 的公司名义出现。

照片：安特耶·希尔德布兰特 (1) 34 《焦点》 33 – 2026 --- 登车。舒适。

正是我的理想之车。在 AutoScout24，你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辆。autoscout24.de --- 政治 36 《焦点》 33 - 2026 --- 乌克兰 战争在乌克兰已经持续的时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长。必须保持防御状态：保卫国家的乌克兰女性。一次前线之行 文字：Lieselotte Hasselhoff 照片：Julia Kochetova 在乌克兰新士兵的动员进展缓慢之际，越来越多的女性报名参军。她们全部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即使在战争时期，兵役制度也仅适用于男性。目前，已有超过 75 000 名女兵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据称其总兵力（2025年初）曾超过 800 000 人。在传统的男性世界中，她们最初必须克服陈旧的角色观念和偏见，以便不仅能担任厨师和卫生员，还能成为狙击手、无人机飞行员或指挥官。起初，她们必须为适合女性身材的制服、更小号的军靴以及卫生用品而奋斗。如今，数千名女性被部署在最前线。她们不再是例外。女兵们通过服役不仅影响着战争进程，还以其勇气、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改变着乌克兰社会。《焦点》杂志采访了其中的五位女性。 ■ ► 《焦点》 33 – 2026 37 --- ## Ananda：“我更愿意穿高跟鞋” “我讨厌制服，”Ananda笑着说。她更愿意穿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就像以前住在哈尔科夫郊区时那样：“那时我的生活很平静：结婚，两个孩子，一家自己的公司。”如今，她坐在前线附近一个无人机车间里摇摇欲坠的折叠椅上。如果不是因为 2022 年俄罗斯入侵导致她的家庭分离，她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士兵。她的丈夫和儿子在故乡陷入了俄罗斯的占领，而她当时恰好不在那里。直到几周后，她才设法找到家人——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尝试。她讲述道，她徒步跨越了前线，经过有尸体和被毁坦克的被焚毁村庄。每一刻她都可能落入俄罗斯人手中。“但那是为了我的孩子，我必须这么做，”她解释道。营救行动成功了。或许正是这种勇气、关怀与极度理性的结合，使 Ananda 很快成为了乌克兰军队中首批且最受尊敬的指挥官之一。在入侵开始之初，她志愿加入了领土防卫部队——不久之后，她便指挥其营的侦察小组。她讲述道，她的“小伙子们”出于对她的尊重，称呼她为“妈妈”。因为：“在我的指挥下，我 20 人的团队中没有一个人被杀。”也许她的战斗代号也是一个好兆头：在梵语中，“Ananda”意味着“幸福”。后来，军队想把她安排在办公室工作——但这位四十多岁的女性接管了一个无人机部队。“我为如今女性能够担任领导职务感到自豪，”她说。尽管如此，她对这一发展持有复杂的情绪。她的女儿刚满 20. 岁。对于 Ananda 自己，她早已接受了穿着厚重制服的生活。“但在那个年纪，”她说，“应该胡闹，恋爱，享受生活。并且穿着漂亮的裙子。” 38 《焦点》 33 – 2026 --- 乌克兰

Panda：“我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确实胜任这份工作”

在哈尔科夫附近一座被遗弃的村屋前，Panda 靠在柱子上抽着烟。她身材娇小，脸庞清秀，几乎还带着少女气息。然而，她上下打量对方的目光却显得具有威慑力——这是一种为了在她的新角色中站稳脚跟而采取的态度。因为年仅 20 岁的 就是她所在单位的指挥官。她指挥着比她大 10 岁的坦克驾驶员，向比她大 12 岁的炮手下达指令。他们三人一起在紧邻前线的危险区域执行任务。“男人很容易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对他们的威胁，因此会质疑我的能力，” 说，“我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确实胜任这份工作。”她大腿分开地坐在这座作为她和部下住所的地下室的一张硬床上：“我绝不能让自己表现出任何弱点。”

看起来像是很早就学会了独立行走自己的路。18 岁时她结婚了——如果她的丈夫没有那么强烈地反对，她当时就会参军。“一年后离婚后，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她说。在她的家庭中，人们一直忽视自 2014 年起就在顿巴斯地区肆虐的战争。在讲述时，她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我的父亲在 2023 年去世了，但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于酗酒。”她的母亲作为季节工四处奔波，她的兄弟姐妹住在国外——“他们不关心乌克兰这里发生了什么”。但一个念头始终挥之不去：“我觉得有人占领我的国家是不可接受的。我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她在 2024 年底申请参军——最初是申请成为无人机飞手，因为她认为作为女性，在那里的机会最大。“但后来我成了坦克驾驶员，”她得意地说：“这样好多了！”

最初想操控无人机，现在她驾驶坦克。“这样好多了”

Stella，33 岁，在防空部门担任分析师

Stella：“对俄罗斯的恐惧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会纠缠我”

“即使在战争中，也要这样生活，才能在照镜子时问心无愧，” 说。在她的小公寓里，到处放着装有电子设备的箱子和一个包装好的野营淋浴器。除了卷起来的瑜伽垫和衣架上的几件衬衫，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人想起她的平民生活。 刚搬到这里不久。此前，她在前线战斗了两年半。2022 年战争爆发时，她本可以在国外开始新生活。她在那里有朋友，会说英语，且热爱旅行。但如果自己的家乡可能很快就不复存在，再去访问异国他乡有意义吗？

成为了无人机飞手，在扎波罗热和顿巴斯战斗。在经历了数月生命危险和睡眠不足后，她再也无法支撑：如今，这位 33 岁的女性在防空部门担任分析师。当时报名参军时， 无法想象前线的日常生活——“例如，战友被杀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她还是做了她认为正确的事情。“因此，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幸福。尽管环境如此。”

《焦点》 33 – 202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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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30 岁，将成为一名无人机飞手，目前正在接受基础训练

索菲亚：“我得睡一觉，这样恐惧感就会再次消失”

索菲亚的低语在训练主管的无线电中响起。他等待着。森林里到处是蚊子，而索菲亚毫无踪迹。那个男人责骂她传错了坐标。随后，她终于在灌木丛中出现：面部蒙面，军帽反戴，步枪已就位。她试图解释，但声音失控了：索菲亚感到恐惧。这位 30 岁的女性才进行通用基础训练的第三周。之后，她将被培训成为一名无人机飞行员。此时，飞行设备在她头顶盘旋，一支伪装成敌方的队伍正悄悄逼近。演习必须尽可能真实——就像在乌克兰东部的森林里一样，新兵索菲亚将在几周后在那里战斗。她后来在情绪激动地用力拆解步枪时讲述道，今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决定的深远影响。在参军之前，索菲亚从事过各种工作，最近在利沃夫担任缝纫工。她说，自己是在没有强烈爱国情感的情况下签署了三年合同的，她寻求的是支撑和战友之情，或许优厚的薪水也具有吸引力。“但最重要的是，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她轻声补充道。面对训练场上的恐慌该怎么办？“我得睡一觉，”索菲亚说，这样希望恐惧感能再次消失。因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战斗医护兵兼无人机飞行员亚里娜是乌克兰的一位重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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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雅里娜：“我想明白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雅里娜 23 岁时，她的男友在 2020 年 1 月的一个早晨，在被占领的顿巴斯地区被一名俄罗斯狙击手射杀。“那天我在基辅等他，”如今 31 岁的她回忆道，“仅仅一秒钟，就摧毁了我们所有共同的计划和希望。”如今，她是一名海军士兵，也是乌克兰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前往下一次前线部署的途中，她在哈尔科夫的一家咖啡馆稍作停留。她看起来很专注，头发编成了细小的辫子，指甲油的颜色与迷彩服相匹配。早在 2019 年，雅里娜就以战地医护人员的身份参与到乌东战争中，并用她的诗歌为乌克兰语发声。男友去世后，她决定将三年的时间“献给军队”。“我觉得我必须亲自走他的路，才能重新痊愈，”她说。同时，这对她而言也是其激进主义活动的必然延续。雅里娜成长在一个说乌克兰语的家庭——在那个时代，俄罗斯在日常生活和电视中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在她之前的几代乌克兰人已经与这种“殖民压力”作斗争：“我想明白，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国家和身份意味着什么。”三年时间如今已变成了七年。雅里娜希望有一天能重新完全地为文学而活。或许还能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不久前，她和现在的丈夫将卵子受精并冷冻起来。“知道即使我们其中一人出了意外，我们也能在孩子身上延续生命，这让我感到安心。”

《焦点》 33 – 2026 41

尽管战争与抗议不断，德黑兰的伊朗政权仍以极端的残酷手段维持权力

像伊朗许多人一样，梅达德·萨米米（Mehrdad Samimi，化名）感到精疲力竭。这并非因为美国的轰炸，身在北部城市塔布里兹的这位 34 岁男子对此感受不多。“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针对军事区域，”梅达德·萨米米在谈到最近的袭击时这样说道，“我们目前最大的担忧，仅仅是如何维持生计。”战争、长达数月的互联网中断、政府管理不善以及腐败在全国各地留下了痕迹。通货膨胀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点，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贫困在增加。根据伊朗央行的官方数据，最近的通货膨胀率为 53.9%——但非官方数据显示，物价上涨（尤其是日用品）要高得多。“房租上涨得如此剧烈，以至于超过了一名工人的整个月薪，”他写道

伊朗的噩梦

唐纳德·特朗普试图迫使伊朗屈服。与此同时，穆拉政权几乎让其人民无法喘息。人们将何去何从？本文由 Gilda Sahebi Samimi 撰写。他通过加密聊天以书面形式进行沟通。在当前时期，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任何与外国媒体的沟通都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定期逮捕那些与外国——据 IRGC 所称是“敌对”——媒体接触的人。政权旨在防止那些与统治者官方叙事相矛盾的信息流出境外，而官方叙事称民众团结在伊斯兰共和国周围，国家充满活力。

Samimi 报告称，购买力大幅下降，银行系统已经崩溃。“人们既不能开设银行账户，也无法获得支票簿。”作为一名店主，42 FOCUS 33 – 2026 --- FOTOS: FATEMEN BAHRAMUDOP IMAGES, MA.82 ASGARIPOUR / REUTERS, MORTEZA NIKOUBAZI / NURPHOTO / DPA 这种经济压力对他打击尤为沉重。人们在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生存压力：“旅行、休闲活动甚至私人聚会都极剧减少。”在伊朗，此类聚会是一项重要的仪式。人们习惯于在晚上邀请朋友或邻居，共同进餐、跳舞和演奏音乐。无论时局多么艰难，这通常是一项坚持不懈的仪式。只不过，伊斯兰共和国的时局恐怕很少像现在这样黑暗。

不可想象的暴力

伊朗民众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政权，今年年初许多人为此走上街头。2025年12月底，全国爆发了抗议活动；触发因素是当时已经灾难性的经济状况，而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加剧了这一局面。统治者在1月初通过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镇压了抗议活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民兵在街头甚至在救治伤员的诊所内杀害民众。据估计，有数千甚至数万人被政权杀害，其中还包括许多儿童和青少年。

就在这种震惊尚未消散之时，2月下旬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了。轰炸不仅造成人员死亡——其中最致命的是对该国南部一所学校的袭击，导致超过 150 人死亡，其中包括 120 名女学生——还摧毁了人们的生计，包括店铺、商铺、公寓和房屋。战争开始的同时，伊朗统治者实施了全面的互联网封锁。依赖互联网经营的企业、个体经营者和商人失去了收入。政权副劳工部长 Gholamhossein Mohammadi 4月告诉国家通讯社 Tasnim，战争期间有 200 万伊朗人失去了工作。

女性受裁员和失业的影响尤为严重，部分原因是她们被推回从事家务劳动。与此同时，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家庭暴力也在增加，伊朗流亡媒体“Iranwire”如此报道。Sahra Ahmadi（化名）也失去了工作。这位 35 岁的工程师住在德黑兰，在战争刚开始时就失业了。从那时起，她无法支付房租，仅靠海外亲属的经济援助才得以留在自己的公寓里。

每天仅能吃一餐

“甚至那些拥有房产和汽车的人，有时一天也只能负担得起一顿饭，”她通过加密聊天软件写道。不过，她并没有抱怨自己的处境。她担心的是那些有特殊需求的人，例如病人。“药物要么根本买不到，要么极其昂贵，”阿赫马迪说，“甚至抗抑郁药也变得如此昂贵，以至于许多人再也负担不起了。”

让阿赫马迪和许多其他人感到压抑和愤怒的不仅是经济状况：政权的镇压在战争过程中大幅增加。大赦国际在7月底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在1月抗议期间被逮捕的人员遭到了“任意处决”。大赦国际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至少有26名抗议者被处决，目的是为了“摧毁反抗意志”。另有60人处于被执行死刑的紧迫危险之中。

“就在今天，阿尔文·凯尔哈汉（Arvin Kheirkhahan）被处决了，”曾在多次反政权抗议活动中参与的阿赫马迪写道。19岁的凯尔哈汉在1月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抗议，随后被逮捕。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判处发动“针对上帝的战争”。他在8月1日被处决。

“除了经济状况，处决行为是人们最沉重的负担，”萨赫拉·阿赫马迪说，“以至于许多人几乎不再关注战争新闻。”梅赫达德·萨米米（Mehrdad Samimi）报道称，有些人甚至认为，政权故意维持战争状态，以防止民众抗议。

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领导层内部确实存在关于是否继续战争的斗争。一个意识形态强硬派派系不希望与美国进行谈判，也不想要和平——因此他们命令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最近的美国攻击浪潮。

“表面上看，情况可能还算正常，”萨米米说，“但其内部已经全部崩溃。这就是大多数民众所面临的现状。” ■ 《焦点》33 – 2026 43 --- 政治 观点

超正统派的致命权力

在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宗教人士和超正统派在以色列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我们的专栏作家认为，这与犹太教毫无关系。

以色列作家泽鲁亚·沙莱夫（Zeruya Shalev）凭借小说《爱情生活》在国际上成名。她定期为《焦点》杂志撰稿。

几天前，在从耶路撒冷返回的途中，我因为一场超正统派犹太人反对征兵的大规模游行而陷入了数小时的交通堵塞。“宁愿死也不入伍！”他们高喊着，封锁街道并推翻警车。在我看来，耶路撒冷几乎像一座完全由超正统派组成的城市，因为即使是非宗教社区也正逐渐被不断增长的超正统派人口所占据。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建立以色列国的并不是虔诚的犹太人。恰恰相反。在 20. 世纪初从俄罗斯和东欧来到这里的年轻先驱们——其中就包括我的祖父母——不仅离开了家人，也抛弃了宗教生活。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他们希望创造一种新的犹太身份，其核心应该是希伯来语言以及与应许之地“以色列地”（Eretz Israel）的历史纽带。先驱们已经意识到，如果犹太人不离开欧洲，将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犹太国家的思想奠基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也不是一名虔诚的犹太人。他相信犹太人回归其历史故土将解决反犹主义问题。他的愿景是民族性和政治性的，而非宗教性的。正因如此，大多数正统派和超正统派拉比反对建立犹太国家。他们中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不承认这个国家。这些人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宗教世界观，而是因为在欧洲的犹太生活被摧毁后，以色列成为了唯一能够重建社区和塔木德学校的地方。

在建国前夕，大卫·本-古里安——一名世俗人士，不久后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与人数较少的超正统派代表达成了一项妥协。他将宗教戒律的执行权、身份法（婚姻与离婚）的管辖权交给他们，并免除了当时数量还相对较少的塔木德学院学生的兵役。他希望以此拯救几乎被完全抹杀的传统托拉研究世界。

我记得我的父亲经常为此愤愤不平，永远无法原谅这位伟大政治领袖所犯的错误。我的父亲教授犹太教，向几代世俗学生传递他对《塔纳赫》和《塔木德》的热爱，他是宗教建制派的激烈反对者。他不得不愤怒地看着以色列政府为了在执政联盟中获得支持，向宗教政党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

然而，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在国家的“犹太”性质问题上走得像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现任政府这么远。我故意加上引号，因为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与犹太教毫无关系。没有哪届政府曾给予宗教政党如此巨大的权力，并向超正统派学校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在那些学校里，既不教授语言也不教授自然科学。年轻人不需要入伍，不需要从事谋生工作，也不需要纳税——而这一切都是由世俗公民在承担。

内塔尼亚胡将国家出卖给了宗教和超正统派政党。所有民调都显示他不会在秋季选举中获胜，但我毫不怀疑他将试图操纵结果以使其对自己有利，或者至少推迟选举。他将为此不择手段，甚至在那些从未服过兵役且子女无需入伍的部长们的支持下，挑起一场新的战争，无论是针对加沙、黎巴嫩还是伊朗。■ »内塔尼亚胡将国家出卖给了超正统派政党« 照片：JONATHAN BLUM, RONEN ZVULUN / 路透社, SHUTTERSTOCK 希伯来语译文：ANNE BIRKENHAUER 44 《焦点》杂志 33 – 2026 --- 《焦点》旅游世界 特殊时刻。无忧享受。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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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完全谈不上在休暑假。本周初，德国基准指数 Dax 攀升至历史最高点，突破了 26 000 点的历史大关。然而，对创纪录高点的喜悦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风险巨大。尽管全球股市因希望伊朗战争能尽快结束而受到鼓舞，但这种希望就像酷暑中的冰淇淋一样迅速融化。油价、乌克兰战争、通胀风险、利率上升——存在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焦点财经》（FOCUS MONEY）编辑部通过一套严苛的筛选系统，从全球 45 000 只股票中精选出 15 只卓越的价值股。所有这些股票必须具备极佳的分析师评级，价格不过高，且能定期超出市场专家的预期。在全球各强经济区域的差异性之中，一个主导主题显现出来：人工智能及其引发的芯片行情。我们分别为欧洲、北美和亚洲各介绍五只顶尖股票，其分析师预测、潜力、股价和公司业绩均呈上升趋势。我们的股票分析旨在作为基于数据的导航仪，而非股市的自动驾驶仪。

欧洲 情绪回升。广泛的 Stoxx Europe 600 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法国和意大利股市亦然。市场对英飞 Infineon 或芯片设备供应商 Aixtron 等欧洲芯片巨头的人工智能热情持续不减。对油价局势缓和的希望推动了股价上涨。但紧张情绪依然存在。欧洲央行潜在的加息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关税带来了压力。尽管如此，欧洲股票的中期上涨趋势依然未被打破。

欧洲：情绪可能迅速转变

Dax 成份股西门子能源（Siemens Energy）将其高性能燃气轮机供应给大型电厂，同时也供应给中国。

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ergy) 股价（欧元）

WKN / ISIN ENER6Y / DE000ENER6Y0 2026e / 27e 股息率 1,9 / 2,6 % 目标价 / 止损价 210,00 / 100,00 € 风险 ■■■■■ 股价潜力 41% 西门子能源：即便空间在缩小，仍有潜力。数据中心需要电网技术和燃气轮机。

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 股价（欧元）

WKN / ISIN 555750 / DE000555750 2026e / 27e 股息率 4,1 / 4,7 % 目标价 / 止损价 40,00 / 21,00 € 风险 ■■■■■ 股价潜力 47% 德国电信：这家欧洲最大的电信巨头在营收和收益方面运行良好。绝大多数分析师建议买入。

英飞 (Infineon) 股价（欧元）

WKN / ISIN 623100 / DE0006231004 2026e / 27e 股息率 0,6 / 0,7 % 目标价 / 止损价 77,00 / 100,00 € 股价潜力 24% 英飞：这家芯片巨头受益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需求。机器人技术的机遇带来了想象空间。

芬坎蒂埃 (Fincantieri) 股价（欧元）

WKN / ISIN A40H69 / IT0005599938 2026e / 27e 股息率 0,1 / 1,0 % 目标价 / 止损价 20,50 / 11,00 € 股价潜力 62% 芬坎蒂埃：这家欧洲最大的造船厂是意大利海军的唯一供应商。迹象表明公司正处于业绩反转期。

Verisure 股价（欧元） WKN / ISIN A41MLK / GB00BVMN1558 2026e / 27e 股息率 1,4 / 2,3 % 目标价 / 止损价 18,50 / 9,20 € 风险 ■■■■■ 股价潜力 73% Verisure：这家报警系统领域的领军企业凭借强劲的增长令人信服。人工智能（KI）在该瑞典集团的议程中处于首位 48 《焦点》 33 – 2026 --- 股票 对于投资者而言，现在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欧洲股票。凭借来自旧大陆的最佳企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处于正确的投资方向的机会很大。“总而言之，中东危机的解决是欧洲经济的关键决定因素，”来自资产管理公司 DWS 的 Vincenzo Vedda 表示。由于对能源的依赖，欧洲特别受到伊朗冲突的影响。不断上涨的油价和气价威胁到这里的经济活力。通胀率已经上升，通胀预期亦然。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发出 9 月份将加息的信号。相比之下，改革的前景则较为积极，尤其是在德国。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关于税收、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计划发出了向正确方向迈进的信号，为股票市场提供了显著推动力。此外，企业继续保持乐观：“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盈利预期已被证明具有韧性，这得到了油价上涨带来的能源部门以及受益于利率上升的金融资产的支持，”DWS 专家 Vedda 分析道。## 北美 美国有多脆弱？华尔街的风险有多大？到目前为止，所有危机似乎在美股市场都毫无影响。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正处于创纪录的走势。希望寄托在人工智能和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上。美国不依赖能源进口这一点进一步缓解了担忧。投资者在美股市场中继续寻找具有吸引力的证券。“技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继续推动增长，”来自安联全球投资（AGI）的专家给出了明确的判断。“IT 设备和软件投资对 GDP 的贡献超过了 2000 年底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最高点，”专业人士分析道。能源价格的持续下降可能会再次为降息铺平道路。但目前 AGI 表示，“通胀仍然足够高，足以提醒美联储（Fed）保持谨慎”。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积极的局面，且具有进一步上涨的潜力。

亚洲

首尔股市目前的状况感觉有点像赌场。由于股价波动过于剧烈，交易甚至不得不多次暂停。其他半导体股票也出现了剧烈的价格波动，但尽管近期有所损失，自年初以来仍保持 50% 或更高的涨幅。在韩国和台湾，股价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而在中国，报价则停滞不前。印度的表现平平。相比之下，日本的股价则明显上涨，至少以日元计算是这样。尽管如此，根据《焦点财经》（FOCUS MONEY）分析的最佳股票，亚洲依然提供着极佳的前景。“韩国股市上涨趋势有望延续，因为人工智能（AI）的投资浪潮尚未中断，且目前的股价几乎未能跟上利润增长的步伐，”DWS 基金经理 Tobias Rommel 表示。法国基金公司 LFDE 的策略师 Enguerrand Artaz 推测，股价剧烈波动的原因可能在于“杠杆 ETF 的失控使用”。卢森堡银行基金公司（BLI）的专家解释道：“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工业自动化、医疗保健和消费品等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出现。”不过，中国目前面临问题。其年度经济增长率最近降至 4,3%，低于北京政府的目标区间。安联全球投资（Allianz Global Investors）的专家解释称：“中国在 2026 年初获得财政政策刺激的推动后，增长可能会放缓。”T. Rowe Price 的首席新兴市场宏观策略师 Chris Kushlis 分析道：“总体而言，最新数据证实了这样一种评估，即中国经济继续以两种不同的速度运行：由政府支持的出口、工业生产和服务业部门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长的主要支撑，而疲软的内需和房地产行业仍是整体经济前景的主要障碍。” 来源：Factset UK limited 2006 50 《焦点》 33 – 2026 ---

出行

出行现在变得智能了吗？

没有方向盘或油门踏板的汽车：我们城市的交通正在发生变化 这款小型巴士看起来像个长在轮子上的吐司面包，既没有方向盘也没有油门踏板——亚马逊旗下的 Zoox 刚刚获得了美国交通部门关于机器人出租车商业运营的许可。在拉斯维加斯和旧金山，这些车辆已经在城市交通中自动行驶，其他美国大都市也将紧随其后。与 Alphabet 旗下的 Waymo 或特斯拉（Tesla）依赖改装的传统电动汽车不同，Zoox 专门开发了自己的车型。在未来两年内，Zoox 获准投入运行最多 2500 辆这种可按需舒适搭载四人的小型巴士。 亚马逊在 2020 年以 12 亿美金收购了机器人出租车初创公司 Zoox。市场领导者 Waymo 进展更快，已经在 11 个美国城市上路。此外，Waymo 正在海外发力。目前伦敦正在进行一项测试。6 月，总部位于慕尼黑的 Waymo Germany 成立——是为了在德国启动做准备吗？这些以及更多内容将成为圣加仑大学在柏林举办的“智能出行”（Smart Mobility）大会的主题。《焦点》杂志作为媒体合作伙伴参与其中，并将抽奖赠送 10 张门票。 ■ PETER STEINKIRCHNER

抽奖：圣加仑大学将于 17. September 在柏林举办阵容豪华的“智能出行”大会（参会代表包括梅赛德斯、Sixt、博世、Flix Train、Waymo 等），仅限受邀嘉宾入场。《焦点》杂志作为媒体合作伙伴，将向读者抽奖赠送 10 张专属门票。申请请发送至 chefredaktion@focus-magazin.de

人类的重大问题

F.A.Z. 德国播客夏季系列。我们能永生吗？我们如何战胜癌症？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带着这些关于人类的重大问题，F.A.Z. 编辑兼播客主持人西蒙·施特劳斯（Simon Strauß）前往博登湖畔的林道。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诺贝尔奖得主和青年科学家都会在这里齐聚，这是一场顶尖研究的峰会。F.A.Z. 也将参与其中。在连续六集的节目中，倾听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并获得宝贵的见解。8月3日起，在 faz.net / sommerserie 独家推出 F.A.Z. 德国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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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就业局投入数十亿欧元资助进修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由供应商自行决定

失业生意

国家为失业者的进修支付数十亿欧元。然而，金融投资者从中嗅到了收益机会——而这个系统几乎无人监管。 文字：西娜·奥斯特霍尔特（Sina Osterholt）

这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好的承诺：失去工作的人可以获得国家资助的进修，并在理想情况下随后重新找到工作。为此，联邦就业局在 2026 年将支出约 41 亿欧元，比前一年增加了五分之一。这笔资金大部分来自失业保险。获得教育券的人会选择一家经认可的供应商并参加课程。供应商直接从公共资金中获得支付，这确保了业务相对安全。只要存在失业现象，就几乎没有违约风险。

这种可靠的支付吸引了一个此前人们未曾预料到的行业：金融投资者。但如果失业者的进修变成了一个追求收益的对象——且处于一个存在明显监管漏洞的系统中，会发生什么？

要理解其中的风险，必须了解这些私募股权公司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收购公司，对其进行改造，然后以盈利方式转售。在这里，常见的获利方式是“收购并构建”（Buy and Build）策略：收购一家供应商，随后不断加入小型供应商，最后将整个集团作为一个平台，以高于各部分之和的价格出售。

收购之旅

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年 4 月，来自汉诺威的 Nord Holding 达成协议，收购 IBB 职业教育学院（IBB Institut für Berufliche Bildung），该学院是德国最大的私立供应商之一。这里谈论的是“下一个增长章节”。

而另一个案例则更为极端：Constellation Academy Group 多年来收购了一组德国教育机构，总计拥有 200 个网点——原先由家庭经营的机构变成了一个大型平台。

采取这一步骤的人之一是托马斯·弗雷（Thomas Frey）。这位 70 岁的人士将位于科隆的 Ring 经济学院（Wirtschaftsakademie am Ring）并入 Constellation 集团。他表示，该模式使学院更具“市场竞争力”，并在合作方面更加灵活。“不过，在启动阶段也存在一些困难，”他说。其中就包括建立合适的监管和合作结构。

竞争对手正批判性地观察这些发展。卡尔斯鲁厄供应商 Alfatraining 的总经理尼科·福斯蒂罗普洛斯（Niko Fostiropoulos）警告称，金融投资者对收益的追求日益增强。他认为，经济目标变得比质量更重要的风险依然存在。

52 FOCUS 33 – 2026 --- 劳动力市场

监管漏洞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收益压力冲击那些应当以质量为先的领域时，情况会变得严峻。这首先体现在价格上。与人们猜测的不同，联邦就业局并不规定课程的最高价格。联邦就业局在回复查询时表示，平均成本率（即同类课程的通常价格）并不代表成本上限。相反，价格由供应商自行计算。至于价格是否合理，则由一家私营公司审核：而这家审核公司正是由被监管的教育机构自行选择并支付费用的。根据法律，该公司还需对价格计算进行评估。联邦就业局指出，这些审核公司受到德国认可机构（Deutsche Akkreditierungsstelle）的监督。

实际的监管力度如何，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可见。只有当课程价格超过平均率 25% 时，联邦就业局才必须予以批准。据估计，在所有的准入程序中，联邦就业局仅在个位数百分比的低比例情况下介入。在其余情况下，则由教育供应商自行选择并付费的审核机构决定。联邦就业局的审计部门在 2025 年共审计了 327 项进修措施。其中 79 项审计发现了缺陷。因此，监管确实存在，但并未计划对所有措施进行全面审计。

“应当加强审查获批的教学方案和质量标准在实践中是否真正得到了落实，”Alfatraining 的总经理 Fostiropoulos 表示。

同样难以评估的是课程是否有效。联邦就业局虽然记录了有多少参与者重新找到了工作——最近的数据显示，在受资助的进修结束六个月后，超过一半的参与者拥有缴纳社会保险的就业岗位。然而，联邦就业局并不公布单个供应商的成功率。直到 2022 年底，就业局和就业中心至少必须公布区域性的就业安置统计数据。随着《公民金法》（Bürgergeldgesetz）的出台，这一义务被取消了。

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的 Gesine Stephan 表示，是否能判断一家教育供应商确实提供了优质服务，完全可以实现，但需要将课程参与者与没有参加受资助进修的类似人群进行对比。目前公布的安置率无法做到这一点。它们虽然显示了多少

联邦就业局在失业者进修方面支出 41 亿欧元

2025 年共进行了 327 次质量审查——面对数千家机构和数万门课程。这些审查虽然显示许多参与者随后找到了工作，但并未显示该课程是否真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外，只有在教学对象具有相似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不同供应商之间的比较才具有说服力。通常情况下，很难识别哪些机构属于同一个企业集团。

除此之外：教育供应商的所有权归属显然对监管没有影响。联邦就业局表示，对于监管而言，“机构的所有者是谁并不重要”。至于是否必须报告所有权变更，该局表示无法回答。联邦卡特尔局也为 IBB 的收购开了绿灯。其关注点在于竞争，而非所有权变更对教学意味着什么。此外，并没有系统地评估供应商背后的投资者是谁。

这一漏洞最令人瞩目的是，负责人对此予以承认。监管主要针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供应商，同时也进行抽样和主题相关审查。与此同时，联邦就业局解释称，准入系统正在现代化。联邦劳工部也持有相同看法。也就是说，恰恰是这个每年分配数十亿欧元的机构，认为该系统本身需要改革——而金融投资者早已入场。

事实上，进修本身并不是问题。“受资助的进修平均提高了参与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IAB 研究员 Julia Lang 说道。不过，效果可能会根据进修的资质水平、性别、时长或职业领域而有显著差异。批评更多是针对一个将有效的、价值数十亿欧元的工具交给投资者，却缺乏足够监管的系统。

这种情况实际上会导致什么结果，看看护理行业便可见分晓。那里曾有研究探讨金融投资者进入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市场会产生什么后果。研究机构 Finanzwende 记录了在收购一家养老院连锁店时，高额债务是如何被转移到各个养老院身上的。根据 Ver.di 工会的说法，金融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的年回报率高达 20%。这种模式是否会在进修领域重复出现，未来几年的财务数据将给出答案。

受影响最大的人群——参与者，其影响力最小。虽然他们可以自行选择一家获得准入的供应商，但几乎无法预先评估其质量。此外，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中断培训，还面临被禁入一段时间的风险。许多教师本身也是以自由职业形式工作，没有固定雇佣合同。对于供应商来说，这使得人员部署更灵活，并能降低成本。

最终，这个系统分配了数十亿欧元，但对单个供应商的实际表现仅进行碎片化的审查。恰恰在公共资金创造了稳定收入且投资者期待回报的地方，国家应该更仔细地审视。 ■ 照片：SVEN ALBERTO MENENDEZ CERVERO / GETTY IMAGES, IMAGO IMAGES FOCUS 33 – 2026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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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Cox

罗伯特·默顿（Robert Cox Merton）是波士顿顶尖大学 MIT 斯隆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1997 年，现年 82 岁的他与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开发的一种新型衍生品定价方法（“Black-Scholes 模型”）。大约 25 年来，这位美国人一直致力于养老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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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

»从 2027 年起，风险将由您承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研究养老金规划已有 25 年。他认为当前的养老金改革对于谨慎的德国人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Julia Groß 的访谈

默顿教授，从 2027 年起，德国人将有机会通过国家资助的养老金账户为退休积累财富。人们将首次能够选择没有保证收益的投资产品。在开始之前，最重要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什么？

这需要一种真正的思维转变。

在哪些方面？

在法定养老金制度下，无论经济状况或其他环境如何，人们都能获得一定的待遇。你会收到一份计算单，上面写着：“您将获得金额 XY”。这很简单，您无需为此做任何事情，也不需要做出任何决定。但从 2027 年起，风险将发生转移——风险将由您承担。这是关键点。

因为我们现在必须承担风险？

没错，是风险和责任。如果养老金账户运行良好，最终获得的资金会更多。如果运行不佳，获得的资金则更少。此外，您必须做出决定。这也很公平：如果新系统将风险强加给您，那么您应该有权选择愿意承担多少风险。而且您确实可以这样做。这是好消息。

那么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您必须决定选择什么样的风险路径。而在过去，人们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因此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因此，新系统必须提供获取适当财务信息和精心设计产品的渠道，以便每个人——即使没有相关背景——也能做出明智的财务决定。

这能成功吗？德国人以厌恶风险而闻名，尤其是在金钱问题上。

矛盾的是，养老金规划中最大的风险在于没有承担足够的计算后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养老金无法维持到生命终结，除非大幅降低生活标准。

这可不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如何帮助人们做出必要的决定？

首先必须诚实。风险是真实存在的。生活充满了风险，我们一直在自动地承担风险。并不是说我们过着没有风险的生活。恰恰相反！人们每天去办公室，尽管可能会被电车撞到。人们可以选择留在家里，但决定出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承担风险并能应对自如。但一旦涉及到养老金规划，突然就会说：“噢，这对我来说太冒险了。我要绝对的安全。”这并不是一种平衡且现实的观点。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用双重标准衡量？

因为人们不习惯分析财务风险。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通常没有给他们做过示范。

如何才能习惯这一点？

不能粉饰太平。像“只要长期投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种不准确的说法是没有效果的。因为长期损失或低收益的风险确实存在。但可以说：我们有选择权。新系统应提供低成本、财务稳健的产品以及适当的咨询，以便投资者能够感到安心。

»不必害怕崩盘。崩盘是投资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 罗伯特·默顿

在投资养老金账户时，最好的起点是什么？是否应该首先考虑自己有多厌恶风险？

我喜欢用“什么是理想的退休生活？”这个问题作为衡量标准。虽然人们各不相同，且偏好往往随时间而改变，但在我看来，一个相当稳健的理想退休定义是：能够维持在职业生涯末期所习惯的生活方式。但一个25岁的人在那个年纪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在退休前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当然不知道。为了采取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目前的生活方式入手。你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继续像现在这样生活，那么这就是我在退休后需要的收入水平。”那么如果几年后收入和生活标准提高了怎么办？ 那太棒了！不过，养老金储备也应当随收入的增加而相应提高。将其比作规划一次旅行：如果我预订了一个去华盛顿的假期 ► 照片：ADRIAN ESCANDAR 《焦点》33 – 2026 55 --- 经济 养老金，后来给旅行社打电话说：“我改变主意了，我想改去悉尼”，那么我必须预料到成本和行程会随之改变。根据情况变化调整计划，既不神秘也不可怕；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时，这仅仅是做出明智决策的自然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正是人们在思考养老金时应该培养的思维方式。与其依赖于像“如果你在过去300年里这样投资，它会奏效”这种抽象的论据，重点应该放在做出实际的、可理解的决定上，以反映他们当前的生活状况和未来的愿望。如果我想绝对确保万无一失呢？对此也有解决方案。每个人都有选择权。也可以只投资于被认为非常安全的资产。然而，若想仅靠这些资产实现舒适的退休生活，就必须节省明显更多的钱。这意味着……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需要牺牲更大一部分当前收入，并习惯于较低的消费水平。权衡是很明确的：如今更高的投资安全性是以牺牲未来多年较低的预期消费为代价的。如何克服在股市崩盘时损失资金的恐惧？不必害怕崩盘。崩盘是投资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是否会发生崩盘，而是如何构建自己的财务结构，使其不至于成为生存威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经受住市场下跌的投资组合和财务计划。为此需要注意什么？第一：尽可能广泛地分散投资。不要将投资集中在十只个股上，而应投资于全球10,000甚至12,000家公司。如今，通过廉价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和广泛分散的基金可以轻松实现这一点。第二：您可以将部分资金投资于高质量债券，以降低整体风险——尤其是在您接近退休年龄时。第三，您可以购买保险，以保护自己免受重大意外事件的影响。您指的具体是什么？

1997年，默顿与迈伦·斯科尔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卓越的投资者确实存在。但他们对您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罗伯特·默顿

例如看跌期权（Put-Option），您可以用它来为投资组合提供保障。其运作方式类似于房屋或汽车保险。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成本，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我们现在生活在精准金融的时代，能够以比以前低得多的成本提供满足所有这些需求的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因为没有人能可靠地预测金融市场，但每个人都可以为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不应该尝试择时（Market-Timing）吗？

许多人忘记了：要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必须连续两次判断正确。首先，必须在市场下跌之前卖出——然后必须在市场再次上涨之前重新买入。即使是对许多专业投资者来说，要连续做出这两个正确的决定也是极其困难的。

没有明星基金经理，也没有投资大师吗？

人们经常谈论那些比所有人都优秀且能够击败市场的投资者——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更多是神话而非现实。这些卓越的投资者确实存在。但您无法触及他们。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例如，那些管理主权财富基金等巨型机构投资组合的经理人。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务资源、最先进的技术和顶尖的专家。试图超越这些机构，就像您试图在奥运会100米决赛中与世界上最快的短跑运动员竞争一样。

如果多元化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方面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

认为在投资组合中持有30或50只个股就是多元化。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多元化是通过投资数千家公司、行业和国家来实现的。如果您喜欢购买个股，这没有问题——将其作为娱乐或爱好。但不要将其作为投资策略的基础。许多人还认为，年轻时应该承担巨大风险以获取更高回报。例如，将积蓄投资于最新的AI初创公司。虽然其中一些公司可能会取得惊人的成功，但绝大多数公司不会。正确的方法…………是构建一个极其广泛的分散投资组合，并始终投资于自己能够轻松负担的金额。年轻在投资中是一个优势——并非因为它证明了集中投注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时间的奢侈。在30年或更长的投资期限内，尽管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动阶段，但广泛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在过去极大概率能获得正的实际收益。

朱莉娅·格罗斯（Julia Groß）对默顿为《焦点》杂志投入的时间之多感到惊讶：他研究了养老金改革——并在采访结束后还在走廊上继续聊了一个小时。

照片：JONAS EKSTRÖMER / IMAGO IMAGES 56 《焦点》 33 – 2026 ---

人工智能 经济

就其本身而言，美国金融界已经见惯了所有事情。但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在同一周内先损失数亿美元，然后在周末结婚？这一定得来自德国！

这个名叫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Leopold Aschenbrenner）的24岁男子，将“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这句格言理解得过于字面了。在股市剧烈崩盘之前，这位柏林人经历了一段陡峭的上升期：他15岁就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Abitur），前往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

作为一名年满19岁的成年人，阿申布伦纳（Aschenbrenner）随后加入了FTX。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两人当时都在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慈善计划部门工作，但该交易所不久后便破产了。之后，阿申布伦纳在AI供应商OpenAI担任了一年安全研究员，随后被该公司解雇。至于被解雇的原因，双方说法不一。如今，在2024年，这位德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他的论文《情境意识：未来十年》（Situational Awareness: The Decade Ahead）在华尔街引起的反响比基准利率下调还要热烈。他在文中论证，人工智能（KI）将彻底改变世界，但为此需要更多的计算能力、性能更强的芯片、存储空间以及相应的能源基础设施。一个神童诞生了。阿申布伦纳别无选择：他必须成立自己的对冲基金。人们如此急切地想将资金托付给这位“AI先知”。他在硅谷筹集了2.25亿（225 Millionen）美元——尽管他没有任何投资组合管理经验。他当时表示：“只要操作正确，就有大量的钱可以赚。”

1000% 的涨幅

起初，阿申布伦纳（Aschenbrenner）的做法是正确的。这位股市新手将其成立的对冲基金命名为 Situational Awareness LP，并全力押注人工智能（AI）。他投资了 SanDisk、美光（Micron）或 SK 海力士（SK Hynix）等存储芯片制造商，以及 CoreWeave 等 AI 云服务提供商或能源服务商 Bloom Energy。这些投资带来了惊人的回报，使阿申布伦纳获得了一群近乎狂热的追随者。

不计损失

一名德国 投资者在华尔街创造了一个荒诞的成功故事——但随后一切都崩盘了。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Leopold Aschenbrenner）曾被视为 神童，长期以来他所实现的收益是其竞争对手只能在梦中企及的。自成立以来，该基金一度上涨了 1000%。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引用的一封投资者信函称，仅从年初到 6 月底，涨幅就达到了 439%。

阿申布伦纳的对冲基金规模曾达 450 亿美元

该对冲基金在 7 月损失了 67%

因此，该基金的表现明显优于芯片股和其他 资产的强劲上涨行情。这怎么可能？原来，阿申布伦纳使用了一种近期越来越多散户投资者开始尝试的工具：他对他投资的资产进行了杠杆操作。在他的案例中，借入资金是自有资本的四倍。此外，他还押注 Adobe 等软件公司股价下跌，因为他认为 威胁到了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简而言之：阿申布伦纳只有一个想法，他的对冲基金缺乏“对冲”（Hedge），即缺乏风险保障。

深渊开启

该基金的规模一度增长到 450 亿美元——然后 7 月到来了。这是芯片板块自 2002 年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月：SK 海力士、SanDisk、美光和 CoreWeave 全部下跌超过 35%。与此同时，软件股开始回升。为此，向阿申布伦纳出借数十亿美元的银行要求他提供更多抵押品。他的困境并未被忽视，且由于其他交易员押注阿申布伦纳投资组合中的股票下跌，情况进一步恶化。由于他被迫出售部分股票，进一步压低了价格。这个恶性循环被这位德国年轻人比作银行挤兑。

华尔街的鲨鱼们嗅到了血腥味，他们不放过猎物，直到 7 月 30 日早晨，阿申布伦纳将大部分股票出售给了 Citadel 对冲基金的创始人肯·格里芬（Ken Griffin）。据《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成交价格打了 10% 以上的折扣。同一天晚上，在婚礼临近之际，阿申布伦纳给他的投资者写道：“本月我们让您失望了。”

该基金剩余的投资价值据称约为 10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对 提供商 Anthropic 的持股。在蜜月期间，阿申布伦纳肯定也会和他的妻子阿维塔尔·巴尔维特（Avital Balwit）讨论这件事。她是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的幕僚长。

■ JOHANNES BAUER 《焦点》 33 – 202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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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粉红丝带代表乳腺癌。德国每八名女性在生命中都会面临这一挑战。但化疗和手术早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尝试刺激免疫细胞攻击癌症（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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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疗的革命

新型免疫疗法在控制病情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好的成效

文字：Kurt-Martin Mayer 摄影：Silas Bahr, Lena Giovanazzi 和 Amelie Niederbuchner

FOCUS 33 – 2026 61

知识

[...OMITTED...]

D “这些新疗法‘给了我们机会，将癌症转化为一种慢性疾病’，”慕尼黑工业大学伊萨尔右岸医院的肿瘤科医生西尔维·洛伦岑（Sylvie Lorenzen）说道。“当之前的治疗方法不再有效时，我们能够不断为患者提供另一种治疗方案。”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格罗斯哈登医院的迈克尔·冯·贝尔格韦尔特（Michael von Bergwelt）表示：“一系列新药物正处于审批阶段。”这两位癌症专家——胃和食管专家洛伦岑以及血液和淋巴系统疾病专家冯·贝尔格韦尔特——接受了一次联合采访。他们就职于不同的大学，涵盖了癌症治疗的广泛领域。他们的共同信息是：免疫疗法和抗体疗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癌症治疗。即使在严重病例中，这些疗法也能帮助将癌症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且能维持良好的生活质量，持续数年之久。在德国，每年有超过 500 000 人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这一数字在增加，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在增长。然而，经年龄调整后，过去 20 年的死亡率显著下降，男性下降了 27%，女性下降了 17%。“如今，超过一半的患者有望获得永久治愈，”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如此表示。因为手术、放疗和化疗正在不断精进。现在又增加了能够有针对性地攻击癌细胞并激活人体自身防御机制的方法。它们针对的是肿瘤为了逃避攻击而采用的分子诡计。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医院早期临床研究中心主任马丁·韦姆克（Martin Wermke）表示，目前几乎所有类型的癌症都可以通过免疫疗法进行治疗。韦姆克认为，“从长远来看”，免疫疗法“不仅将补充其他一些方法，甚至会取代它们，尤其是在对抗转移瘤方面”。这些新疗法已经兑现了帮助那些体内癌细胞已经扩散的人们的承诺。但成功之处不止于此：接下来的页面将提供一个概览。其中一些疗法已经在成为新治疗标准的道路上，另一些则仍处于审批或广泛应用之前。与此同时，免疫学的新方法也在进行测试。目前还没有专家能说出新的免疫疗法能增加多少额外的生存年限，或者治愈率具体是多少。在某些类型的皮肤癌、乳腺癌和肺癌中，这些疗法效果良好。许多白血病或淋巴瘤患者也可以对此寄予希望。这些疗法对医生要求很高，“因为肿瘤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必须能够对其进行调整，”柏林-布赫 Helios 医院的首席妇科医生克里斯蒂娜·毛（Christine Mau）说道。当然，免疫疗法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压力。制药公司目前要求的价格高达六位数。医疗保险公司会支付费用，尽管通常是在审核之后。因为激活的免疫系统将疾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的机会在增加。而这将节省资金。

“我们在肿瘤会议上讨论每一个病例，会议由多个专业的代表参加” 克里斯蒂娜·毛，柏林-布赫 Helios 医院

检查点抑制剂撕掉癌细胞的伪装

身体细胞发生癌变，也就是说，例如开始不受控制地生长。“这种情况每天发生多次，”慕尼黑的癌症专家迈克尔·冯·贝尔格韦尔特（Michael von Bergwelt）说道。通常这些细胞会自我消除。免疫系统也经常迅速将它们清除。“但有时癌细胞会逃避免疫细胞的攻击。它逃脱了，”冯·贝尔格韦尔特说。

通过影响人体自身防御系统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当时人们用植物糊剂感染肿瘤。大约 150 年前，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等研究人员破解了其背后的机制。在试图将这些知识用于新疗法的过程中，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实验。例如，2006 年，一项由德国公司开发的针对包括血癌在内的抗体药物测试被终止。多名受试者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副作用。

防御细胞可能会攻击健康组织，

来源：医院药剂学，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62 FOCUS 33 – 2026 --- 这一点由长长的已知自身免疫性疾病名单所证明。名单中包括银屑病和多发性硬化症。因此，免疫细胞内置了安全机制。而癌细胞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2018 年，詹姆斯·艾利森（James Allison）和本庶佑（Tasuku Honjo）——两人如今都 80, 岁左右——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两位免疫学家破解了癌症如何利用我们杀伤细胞（即 T 细胞）中内置的制动装置。艾利森和本庶佑的发现为被称为“检查点抑制剂”的癌症药物类别奠定了基础。第一批此类药物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问世。“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解除了制动，”冯·贝尔格韦尔特说。

其原理是：这些通过基因工程制造、因此在名称结尾带有“-mab”的制剂，能够抑制（inhibit）免疫细胞上的分子开关（检查点），从而使免疫细胞能够自由发起攻击。

首批检查点抑制剂针对的是黑色素瘤。它们减轻了黑色皮肤癌带来的许多恐惧。目前该组药物中最著名的活性成分名为 Pembrolizumab。它已被批准用于 40 多种癌症类型或治疗情况，并在无数项研究中继续接受测试。另一个成功案例是 Nivolumab，它在肺癌等方面能提供帮助。

这些药物的价格高昂。它们为制造商带来了数十亿的营业额——就 Pembrolizumab 而言，这种情况可能至少持续到 2028, 年，届时其在美国的专利将到期。然而，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不仅在不同肿瘤类型之间存在波动，还取决于具体的分子特征。一名肺癌患者可能会获益，而另一名患者则可能完全没有反应。同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炎症副作用——而这恰恰是由那些旨在对抗癌症的免疫细胞引发的。 ►

安特耶·曼 (Antje Mann)，49岁

五年前，这位来自柏林附近的金融专业人士被诊断出患有三阴性乳腺癌——这是一种更常见于年轻人的侵袭性癌症。在经历了手术、化疗和放疗一年后，癌症复发，并在2025年第二次复发。安特耶·曼给迈克尔·温奇 (Michael Untch) 写了信，他曾是柏林-布赫 Helios 医院的乳腺癌专家，现已退休。温奇给她打了电话。“曼女士正在接受一种特殊的治疗，”医生克里斯蒂娜·毛 (Christine Mau) 表示。该疗法是根据肿瘤的分子谱定制的，包括每三周输注一次于2025年3月获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 (ADC)。ADC 与癌细胞结合并将毒素注入其中。此外，该患者还使用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以减轻免疫细胞的工作难度。虽然存在副作用，但并非永久性。计划在8月前往阿尔卑斯山的曼表示：“我觉得自己像患了类风湿——一种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的慢性病。” 《焦点》33 – 202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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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亚斯·施皮格尔 (Tobias Spiegl)，43岁

这位原本在不来梅哈芬担任气候研究员的巴伐利亚人说：“在去年一月，我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施皮格尔当时体重掉到了59公斤，几乎无法进食和饮水。胃癌复发，并伴有腹膜（腹腔的皮肤状衬里）转移。患者被转诊给慕尼黑工业大学伊萨尔右岸医院的专家西尔维·洛伦岑 (Sylvie Lorenzen)。在每两周一次的强化治疗中，他接受抗体药物输注。该药物与 Claudin 18,2 结合，这是一种因癌症而在其胃部以改变形式出现的蛋白质。“施皮格尔先生对治疗的反应非常好，”洛伦岑说。他现在体重75公斤，饮食充足，每天带着他的拉布拉多犬散步，并计划一次潜水旅行。治疗效果能持续多久？“没人知道，”施皮格尔说，“也许很快会有另一种类似的药物问世。”他很高兴能进入一家“以研究为导向的医院”。

升级装备

CAR-T细胞疗法价格昂贵，但确实有效——只不过目前仍具有很强的选择性。

这种疗法的费用无法低于六位数的欧元金额。但只要经过审核确认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德国的法定医疗保险将报销相关费用。对于互助共同体而言，这项投资甚至可能是值得的。因为在理想情况下，高昂的一次性投入可以取代长达数年的治疗。CAR-T细胞疗法能够治愈疾病，终结不断尝试新疗法的起伏过程——其中也包括价格并不便宜的干细胞移植。在医学此前无能为力的领域，它经常能延长患者的生命。

CAR-T细胞疗法通过人工方式训练免疫细胞攻击癌症。在德国，大约有50家知名医院有权开展此项治疗。仅准备工作就非常复杂：首先对患者的肿瘤进行精确分析，然后让其血液流经一台血液净化设备并提取T细胞。随后，这些被深冻运送的细胞会被送到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实验室（通常位于国外），通过基因工程为其配备一个CAR。这种嵌合抗原受体（CAR）是一种能够与此前分析的癌细胞成分对接的结构。整个过程可能耗时三周。最后，患者将重新接纳这些经过“武装”的T细胞，使其能够识别并更好地对抗肿瘤。

副作用？其中一种被称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细胞因子是信使物质。在这种综合征中，它们会引发强烈的炎症反应，并伴有发烧、低血压和呼吸困难。全球首批CAR-T细胞疗法患者之一，当时年仅6岁且患有白血病的美国女孩艾米莉·怀特海德（Emily Whitehead），在2012年几乎因此而死— 64 《焦点》 33 – 2026 --- 封面

战斗模式：图形设计师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展示了CAR-T细胞（左）或NK细胞攻击肿瘤的情况。免疫细胞分别是较小的

部分。如今，怀特海德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就读。

该疗法还可能产生神经毒性，即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在治疗后的数日内，医生会检查患者的书写字迹，以寻找意识逐渐混乱的早期迹象。尽管如此，慕尼黑医院院长迈克尔·冯·贝格韦尔特（Michael von Bergwelt）的经验是：副作用通常是可控的。“目前欧盟已批准了七种不同的CAR-T细胞疗法。每种疗法都有其自身的副作用特征。我们对此都做好了准备。”此外，例如发烧反应也仅仅表明“细胞处于活跃状态，并且可能正在起效”。

现有数据表明，CAR-T细胞疗法对每两人中的一人有效。这意味着患者在五年后仍然在世。而这些人此前可能仅剩几个月的生命。但根据目前的情况，只有一部分癌症患者能从这种免疫疗法中获益。它几乎专门面向血液癌或淋巴瘤患者。对于“实体”肿瘤，即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胃癌、皮肤癌及许多其他癌种，其效果微乎其微。虽然相关研究正在进行，在德国也是如此，但医学专家仍在等待突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显然，在血液或

CAR-T细胞疗法的工作原理

1 从患者血液中提取T细胞（免疫细胞） 2 通过病毒将CAR传感器基因插入T细胞

3 将修饰后的T细胞回输给患者 4 它们现在可以与癌细胞对接并将其摧毁 来源：Bild der Wissenschaft

TIL疗法的工作原理

来源：AT Melanoma Foundation

在淋巴液中游动的细胞比那些位于肺部或皮肤中的细胞更容易受到攻击。目前正在尝试多种策略来改变这一现状。为了在未来让 CAR-T 细胞更容易攻击实体瘤，所采用的工具包括基因剪刀和额外的疫苗接种。

例如，如果细胞升级过程更频繁地在德国境内进行，成本可能会降低。科隆大学医院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个专门的 CAR-T 细胞生产实验室。在可行的情况下，多发性骨髓瘤（一种血癌）的治疗在该院以门诊形式进行。这意味着患者在输液后即可回家。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必须每周回院检查三次。

更加个体化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希望

Liv Süchting 仅 26 岁，曾是 Buxtehuder SV 的手球队队长，最近她为自己在国外的医疗救治发起募捐。她的呼吁触动了人们，同时也表明免疫疗法的可能性远未被完全揭示。Süchting 获得了成功。在 24 小时内，所需的 250 000 欧元便筹集到位。“在 22 岁时”

照片：SCIENCE PHOTO LIBRARY 《焦点》 33 – 202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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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14 项癌症预防策略

几乎每两例病例中就有一例可归因于不健康的行为或环境影响。欧盟专家委员会制定了以下因素及建议：

I. 吸烟 请勿吸烟。放弃使用任何烟草产品和电子烟。

II. 被动吸烟 避免在居住空间和车辆内接触烟草烟雾。

III. 超重与肥胖

采取措施避免或减轻超重： - 尽可能少食用高热量、高糖、高脂肪和高盐的食物。 - 尽可能少饮用高糖饮料。主要饮用水和无糖饮料。

IV. 运动 在日常生活中定期运动。尽可能减少久坐时间。

V. 饮食 在饮食计划中重点加入全谷物产品、蔬菜、豆类和水果。尽可能少吃红肉，避免加工肉类。

VI. 酒精 放弃饮用酒精饮料。

VII. 母乳喂养 尽可能长时间地为婴儿提供母乳喂养。

VIII. 日照 避免过多的太阳辐射，尤其是儿童。注意足够的防晒。不要去日光浴房。

IX. 工作场所的癌症风险因素 了解工作中的癌症风险因素，并要求雇主提供保护。始终遵守健康和职业安全指令。

X. 室内氡气 利用地图了解您所在地区的氡浓度（例如通过 bfs.de）。由专业人员测量家中的数值，并在必要时将其降低。（氡气在某些地方从土壤中释放，被认为是肺癌的风险因素。）

XI. 空气污染 减轻空气污染带来的负担。 -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步行或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 - 步行、骑车或在户外运动时，选择交通量较少的路线。 - 保持家居环境无烟，不燃烧煤炭和木材等燃料。

XII. 诱发癌症的感染 - 请让女孩和男孩接种乙型肝炎病毒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参考 rki.de 上的常设疫苗接种委员会建议）。- 必要时，请参加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以及幽门螺杆菌的筛查，并对可能的感染进行治疗。 XIII. 激素替代疗法 如果您在经过详细的医生咨询后决定采用激素替代疗法（例如针对更年期症状），您应将使用时间限制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 XIV. 现有的癌症筛查计划 请参加针对以下癌症类型的推荐筛查计划：结直肠癌、乳腺癌、宫颈癌、肺癌。

“从长远来看，免疫疗法不仅将补充其他一些方法，甚至会取代它们” 马丁·韦姆克 (Martin Wermke)，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TU Dresden) 来源：欧洲癌症防治指南，第 5 版。

“我被诊断出患有 IV 期黑色素瘤——已转移至多个器官，”苏廷 (Süchting) 在她的呼吁信中写道。在经过多次常规和实验性治疗后，一种名为 TIL 的疗法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但在德国，该疗法并未以所需的形式提供，且在国外费用昂贵。

TIL，即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乍一看似乎很简单。T 淋巴细胞是 T 细胞的另一种称呼，它是免疫系统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但在这次治疗尝试中，从体内取出并在试管中培养的细胞具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已经进入了肿瘤内部，但尚未将其摧毁。该概念背后的想法是，由于这些细胞已经克服了肿瘤的伪装手段，因此它们能更好地对抗肿瘤。

研究人员的候选名单上还包括免疫系统的其他部分，用于进一步的癌症治疗。一个棘手的情况是巨噬细胞，也被称为吞噬细胞。肿瘤可以通过相应的信号对其进行重新编程。作为所谓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它们随后会促进肿瘤生长并支持转移的形成。位于巴特瑙海姆 (Bad Nauheim) 的马克斯·普朗克心脏与肺研究所以及吉森大学的科学家们，已经在实验室和小鼠身上成功地对被劫持的巨噬细胞进行了重新编程。他们关闭了特定的基因。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方案能发展成为一种治疗肺癌的疗法。

哈佛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一个研究小组则将目标锁定在 NK 细胞上，这是人体自身防御系统的另一个部门。自然杀伤细胞 (NK cells) 的特长是促使靶细胞进入凋亡状态，即程序性细胞死亡。美国研究人员希望提取 NK 细胞并用合适的表面蛋白对其进行修饰，从而将其转化为 CAR-NK 细胞。

66 《焦点》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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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特异性抗体的作用机制

抗体将 T 细胞与癌细胞连接起来。由此激活 T 细胞，使其能够有针对性地攻击并摧毁癌细胞。 来源：DocCheck Flexikon

抗体药物偶联物的作用机制

抗体有针对性地识别肿瘤细胞，与其结合，并将强效细胞毒素直接带入细胞内部以将其摧毁。 来源：Der Privatarzt

被夹击：对癌细胞的双重攻击

就像目前在电影票房大片《奥德赛》中所看到的那种特洛伊木马，癌症医学领域也提供了一种类似的方案。这种药物被称为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D”代表“drug”，即药物）。它们由一个抗体组成，该抗体经过设计，能够对接癌细胞表面的特征。一旦对接成功，它就会释放其携带的细胞毒素。这种毒素会干扰细胞分裂机制并摧毁肿瘤细胞。这就像是一种化疗，但它不会分布在全身，而是直接输送到肿瘤细胞中。因此，药物研发人员可以使用比传统化疗强得多的毒性成分。

双特异性抗体的工作原理则不同。它们具有两个人工创建的结合位点，理想情况下可以将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联系起来。它们就像是将其中一个交给另一个去“吞噬”。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组合方案，即双特异性 ADC。这些分子将拥有两个结合位点，用于对接肿瘤细胞上的两种不同表面特征，并额外携带一种化疗药物。这可能会进一步提高针对肿瘤的命中精度。

Biontech 等公司的时刻

癌症治疗疫苗

mRNA 疫苗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人熟知，现在很有可能实现 Biontech 等公司多年来在肿瘤学领域所寄予的部分希望。一种可能的策略是：从患者身上提取癌细胞和健康细胞。在实验室中研究它们的遗传物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有望使这一艰苦的……

Gert Schäfer，67 岁

Gert Schäfer 在对话结束时说，他目前感觉“比生病前更好”。这位华德福学校教师、音乐家兼合唱歌手正考虑重返学校。在与舌癌斗争七年且“转移瘤时现时隐”之后，Schäfer 参加了一项尚未提交审批的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这种由图宾根公司 Immatics 开发的药物针对的是 Schäfer 肿瘤细胞中出现的一种肽。输液持续一小时。该药物是双特异性的，因为它既能结合肿瘤细胞也能结合免疫细胞，从而将免疫细胞引导至肿瘤细胞并激活防御机制。

“这种药物确实非常特别，”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医院的肿瘤学家兼临床研究医生 Martin Wermke 说道。他认为 Immatics 的药物是一项真正的创新，因为：“它不针对癌细胞表面的特征，而是让免疫系统能够识别隐藏在内部的蛋白质分子。”

《焦点》 33 – 2026 67

索菲亚·罗森鲍姆 (Sophia Rosenbaum)，37岁 A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2024年中，这位已婚且育有一名现年六岁女儿的母亲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心跳加速、瘀斑和皮疹。诊断结果为白血病，即血癌。在接受了三个月的药物和放疗等常规治疗后，慕尼黑-格罗斯哈登 (München-Großhadern) 血液学与肿瘤科主任迈克尔·冯·贝尔格韦尔特 (Michael von Bergwelt) 为她提供了一种使用药物 Blinatumomab 的输液疗法。该药物属于最成熟的免疫治疗药物之一。这种药物具有双重作用，因为它由两种蛋白质组成。一个片段与 T 细胞结合，另一个与免疫系统的另一大作战部队 B 细胞结合。这会激活两者，并引导它们共同攻击肿瘤。“我觉得全身都很健康，”罗森鲍姆说道。冯·贝尔格韦尔特表示：“这类药物在越来越多的肿瘤类型中被证明有效。” 显著加速这一过程。通过健康细胞与病变细胞的对比，可以识别出哪些蛋白质仅存在于癌细胞中。在此基础上，专家们制造出包含这些蛋白质构建指令的 mRNA 分子。这些分子被注射到患者体内并进入其体细胞，随后细胞读取指令并产生肿瘤蛋白。免疫细胞应将这些蛋白质识别为异物，从而攻击肿瘤细胞。然而，单靠针对癌症的治疗性 mRNA 疫苗无法治愈患者。但在肿瘤学中，联合用药本就十分普遍。初步临床测试结果表明，mRNA 疫苗能够增强检查点抑制剂的效果。在黑色素瘤（黑色皮肤癌）方面的试验进展最快。一项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显然将身体其他部位形成转移瘤的风险降低了近 60%。在黑色素瘤领域，美国公司 Moderna 处于领先地位。6月初，医学研究人员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 (ASCO) 年会上公布了关于 Intsimeran（Moderna 开发的药物名称）的积极研究结果。五年数据显示，Intsimeran 增强了检查点抑制剂 Pembrolizumab 的疗效。通过 mRNA 疫苗接种，死亡风险降低了 49%。远处转移（即远端器官中的子肿瘤）的可能性降低了 59%。结果显示，该 mRNA 产品能够将 34 种肿瘤蛋白的构建指令输送到受试者体内。Intsimeran 尚未提交上市申请。与此同时，由创始人夫妇乌古尔·沙欣 (Uğur Şahin) 和厄兹莱姆·图雷齐 (Özlem Türeci) 创立的 Biontech 公司似乎致力于涵盖整个免疫肿瘤学领域。

68 《焦点》 33 – 2026

标题 # mRNA 疫苗的工作原理 1 突变的肿瘤 DNA 与健康 DNA 进行对比，以寻找个体 DNA 序列 3 抗原 mRNA 被注射到患者体内，树突状免疫细胞随后形成抗原 来源：《焦点》健康

在美因茨的总部，该公司不仅在开发癌症疫苗，还在开发双特异性抗体和抗体药物偶联物 (ADC)。目前处于 3 期测试阶段的有：用于治疗肺癌的抗体 Gotistobart、分别针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 ADC 以及药物 Pumitamig。后者是一种双特异性抗体，正针对多种癌症进行测试，其中包括特定形式的肺癌和乳腺癌。

“愿景零”？癌症治疗的第四大支柱正日益壮大……

在医生之间，免疫疗法已成为继手术、化疗和放疗之后的癌症治疗第四大支柱，这已成为一个常识。尽管仍持谨慎态度，但他们明确地赋予了免疫疗法一个特殊的角色。柏林-布赫（Berlin-Buch）的乳腺癌专家克里斯蒂娜·毛（Christine Mau）表示：“对于部分患者，已经可以放弃传统的化疗，而采用耐受性通常更好的化疗-免疫联合疗法。”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医院的马丁·韦姆克（Martin Wermke）认为：“十年后，我们评价免疫疗法将不再是看它能带来多少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而是讨论治愈率。”

目前，《焦点》杂志采访的所有医生都观察到，免疫治疗方法在治疗进程中正被进一步提前。人们通常可以在诊断后的治疗初期就使用这些方法，而不再是等到复发并形成转移瘤之后。该领域充满了乐观情绪，以至于一些享有盛誉的癌症医学专家加入了一个名为“愿景零”（Vision Zero）的挑衅性名称的游说组织。该组织董事会成员迈克尔·冯·贝尔格韦尔特（Michael von Bergwelt）表示：“癌症归零——这当然不会在明天就实现。但我们是认真的。对我们来说，愿景不是一种超自然现象，而是一个清晰的未来构想。”

应当提到的是，并非我们能接触到的每一位免疫治疗患者都像本页提到的四位那样，对其现状表现出如此高的相对满意度。一名要求匿名的 57 岁患者六年来一直患有多发性骨髓瘤，这是一种源自骨髓的癌症。在《焦点》杂志采访当天，ging

“我们正经历癌症医学的一个时代转折点——从未有如此巨大的进展” 西尔维·洛伦岑（Sylvie Lorenzen）与迈克尔·冯·贝尔格韦尔特（Michael von Bergwelt），慕尼黑

顶尖医生

《焦点》推荐名单涵盖了大量癌症医生。通过邮政编码和专业领域搜索可快速找到目标：请扫描二维码或访问 focus-gesundheit.de / top-mediziner / suche。

2 为这些个体 DNA 序列通过 mRNA 编码创建抗原蓝图 4 免疫系统的 T 细胞随后寻找并摧毁与该抗原匹配的癌细胞

顶尖医院

许多现代且复杂的治疗仅在专业医院中进行：focus-gesundheit.de / top-nationale-fachklinik / suche

他身体佝偻，说话缓慢。他已经两次接受了来自捐赠者的匹配干细胞移植，且每次都必须经历艰辛且沉重的手术过程。此外，他还接受了 CAR-T 细胞疗法和一次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我尽量不让自己陷入恐慌，”他轻声说道。

“这位患者几乎尝试了免疫治疗的所有方案，”医生迈克尔·冯·贝尔格韦尔特（Michael von Bergwelt）评价道，“其中没有任何一项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但这些尝试性治疗延长了他的生命。十年前，这种程度的多发性骨髓瘤会更早地变得无法治疗。”

当然，利用免疫系统的复杂且有时副作用较大的治疗并非随处可见。在地区层面，大学医院的专业科室已联合组建成为肿瘤顶尖中心，通常被称为 CCC（综合癌症中心）。在这些中心，经常开展针对尚未获批疗法的研究。对于癌症复发且旧疗法不再奏效的患者来说，这可能具有吸引力。

此类 CCC 和其他高质量医院的特点还在于，每个病例都会在所谓的“肿瘤会议”上进行讨论。届时，五到六名不同专业的医生会坐在一起，花十分钟或二十分钟讨论一名患者的诊断结果。这并不一定非要导向免疫治疗，但这种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治疗通常按照已获批的标准进行，有时则作为个体尝试性治疗。

“我们正经历癌症医学的一个时代转折点，”冯·贝尔格韦尔特说道。洛伦岑补充道：“从未有如此巨大的变动。”

库尔特-马丁·迈尔（Kurt-Martin Mayer）刚刚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结肠镜检查。对于他 62 岁的年龄来说，他进行这项检查的时间太晚了，简直是玩忽职守。

FOCUS 33 – 2026 69 --- 知识

地狱

在南欧，森林火灾正变得越来越具破坏性。西班牙村庄卡萨维耶哈（Casavieja）的案例表明：仅靠高科技灭火机队是不够的

马德里以西的一架 Fire Boss 型灭火飞机 (I.) 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附近被烧毁的汽车

文字：蒂洛·瓦格纳（Tilo Wagner）

FOTO: CESAR MANSO / AFP 70 FOCUS 33 – 2026 --- 气候

D 西班牙人伊莎贝尔·希门尼斯（Isabel Jiménez）在 scraping 一棵被烧焦的松树树干。干涸的树脂掉进了一个塑料桶里。“这是我最后一次收获的残余，”她轻声说道。希门尼斯一直以来靠在故乡的松树林中采集树脂维持生计。现在，这位 60 岁的女性站在她的村庄卡萨维耶哈（Casavieja）上方，这里位于马德里以西约 100 公里处。她望着眼前灰黑色的荒原，西班牙历史上最严重的森林火灾将她的家乡变成了这样。许多民房、一个露营地和一家二手车交易商被烧毁。卡萨维耶哈 90% 的社区面积在火灾中化为乌有。其中也包括伊莎贝尔·希门尼斯采集树脂的 3500 棵松树：“我每天都和这些树在一起。想到它们现在全部死掉了，我的心都碎了。”几个世纪以来，卡萨维耶哈村几乎完全依赖农业和树脂开采生存。希门尼斯讲述道，在她祖父母那个时代，有几十个家庭靠采集树脂生活。“我们的村庄失去了森林和自然。而我失去了工作，”她说。这场大火始于山脉另一侧的布尔戈洪多（Burgohondo）镇。高温和强风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火焰翻过山脊，在四天后抵达卡萨维耶哈。总计 50 000 公顷土地被焚毁——这一面积比不来梅市还要大。2026 年的夏天在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南欧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法国，救援人员在波尔多周边与一场毁灭性的野火搏斗了数日，两名消防员丧生。在希腊，被大火包围的岛屿居民逃往海滩；在葡萄牙，火焰也肆虐了数日。森林火灾在欧洲并不罕见。但在特定条件下，火势极难被控制。专业领域称之为“30法则”：在南欧的森林中，如果气温超过 30 度，空气湿度低于 30%，且风速超过每小时 30 公里时，一旦发生火灾，► FOCUS 33 – 2026 71 --- 知识

德国的危险

专家警告森林脆弱性，并要求加强预防措施

红色警报

根据德国气象局的森林火灾危险指数，今年夏天德国许多地区再次处于森林火灾的“高危险”状态。本周初，在靠近德国边境的荷兰奥斯特鲁姆（Oostrum）附近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一场大火迅速蔓延。2025 年，1175 起火灾摧毁了与诺德尼岛（Norderney）面积相当的区域——这是多年平均值的数倍。

要求欧盟采取行动

专家警告，高温、干旱以及脆弱的单一松树林是德国境内火势迅速升级的理想条件。同时，排水过度、结构单一且几乎无法储存水分的冻土也带来了问题。环保组织要求欧盟采取更多预防措施，建立近自然的森林并保护湿地，以遏制火灾并增强生态系统的韧性。

微粒飘得很远

法国和西班牙严重森林火灾产生的烟雾一直飘到了德国。根据欧盟地球观测计划“哥白尼”（Copernicus）的预测，虽然细小的烟雾微粒会被传输到很远的距离，但预计的浓度被认为过低，不足以明显恶化空气质量。不过，原则上森林火灾的烟雾是有害健康的，并且会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在这种情况下，火焰几乎无法被遏制。“炎热干燥的夏季天气是这些危险极端现象的唯一原因。气候变化使这些条件变得明显更加剧烈且更具可能性，”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气候与森林火灾专家西奥多·基平（Theodore Keeping）表示。在西班牙中部，森林火灾的最高危险等级已持续数周。2026年7月是西班牙中部自记录开始以来最热的一个7月。

南欧各国正通过加强装备来应对日益危险的气候。在6月初至10月中旬这一关键阶段，动员的救援力量越来越多。在经历了去年毁灭性的夏天后，葡萄牙政府大幅增加了消防员、灭火飞机和救援车辆的数量。西班牙政府在夏天到来前采购了15架新型灭火飞机和另外6架直升机。结合各自治区（autonomen Regionen）的救援资源，该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森林火灾防治机队之一。现在，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宣布将额外拨款3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以及森林火灾的预防与防治。与此同时，他的政府致力于达成一项所谓的“应对气候紧急状态的国家公约”，旨在通过跨党派措施共同应对气候危机的后果。

对于南欧的森林火灾防治而言，这些救援力量至关重要，以便在火灾爆发后迅速将其控制。这一策略在绝大多数森林火灾中取得了成功。根据葡萄牙议会的最新报告，葡萄牙超过90%的森林火灾是通过对火源的首次决定性打击而扑灭的。其他南欧国家的情况也类似。问题出现在特大火灾中：2025年葡萄牙爆发的8200多起森林火灾中，有32起火灾导致了总过火面积的88%。一旦火势演变为大面积火灾，传统的灭火方法也难以奏效。

葡萄牙民防专家杜阿尔特·卡尔代拉（Duarte Caldeira）表示，夏季的危险形势要求欧盟成员国之间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能独立应对这类规模的森林火灾。”他认为，尤其是欧盟民防机制在森林火灾防治方面必须构建得更高效，以便能够更快地动员救援力量并为受影响国家提供支持。

FOTOS: C. CARVAJAL / ACTION PRESS, OLMO CALVO / AP 72 《焦点》 33 – 2026 --- 气候

在马德里及其周边地区，数万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左）。卡萨维耶哈（Casavieja）附近被烧焦的野生动物——众多受灾场景之一（中）。拉阿德拉达（La Adrada）的居民自行扑灭最后几个阴燃的火点（右）。

过去几年的森林火灾灾难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民防工作。2017年，葡萄牙森林火灾导致115人死亡。自那时起，保护村庄和疏散人员成为了重点——西班牙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今年7月初安达卢西亚的一场森林火灾导致14人死亡之后。因此，在7月底马德里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巨型野火中，重点被放在了保护生命上。总共有数万名居民被疏散。结果是：没有人员死亡。然而，将民防置于最高优先级的战略决定对灭火工作产生了影响。因为保护村庄和人员的救援力量在其他地方出现了短缺。

平民化身为救星

当火焰危险地逼近卡萨维耶哈（Casavieja）村时，伊莎贝尔·希门尼斯（Isabel Jiménez）和她90岁的母亲离开了家，前往应急避难所居住。这个村庄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因为只有极少数消防员被派遣到这个偏远的山区。许多居民拒绝将他们的财产交给火焰。奶农胡安·卡洛斯·埃尔南德斯（Juan Carlos Hernandez）与家人一起守护着农场及其470只动物。当时情况危急：“我很害怕，火焰高达30米，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但当我们用机器和水箱灭火时，我就不再感觉到恐惧了。那时心中只有肾上腺素。”凭借共同的努力，村民们成功救下了几乎所有的住宅和农业企业。卡萨维耶哈的例子表明：应对严重森林火灾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平民的参与。“许多居民出于情感原因留在村里并希望提供帮助。我们今后必须更有效地利用这种意愿，”消防员纳乔·马丁（Nacho Martín）说道。马丁通过他的组织“SOS Wildfire”在西班牙各地旅行，向社区平民演示如何在不冒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扑灭森林火灾。“如果只有少数消防员能与平民一起保护村庄，那么就能有更多的专业救援力量去遏制其他战略要地的特大火灾。”专家强调，有效的森林火灾防治在炎热干燥的夏季月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南欧的桉树林和松树林中，多雨的冬季会生长出大量灌木丛，这些灌木在夏季会干枯。因此，预防措施还意味着清除森林区域内的干木和灌木丛。葡萄牙UTAD大学的林业科学家兼森林火灾专家保罗·费尔南德斯（Paulo Fernandes）表示：“对于森林而言，地上的巨大枯树干对再生至关重要，但干燥的底层灌木和灌木丛则意味着巨大的森林火灾风险。”

预防资金匮乏

葡萄牙、西班牙或希腊内陆森林未能得到妥善维护，有着结构性的原因。林区正遭受人口流失之苦。在以前是牧场和农耕地的地方，如今长满了树木。驱赶山羊或绵羊群穿过森林的牧羊人越来越少。被动物吃掉的灌木丛也越来越少。收集木材和枯枝用于家中壁炉的人也越来越少。费尔南德斯说：“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很难被阻止。林区的社区缺乏资金来维护那些以前由当地居民和动物清理的森林。”卡萨维耶哈的情况也是如此。伊莎贝尔·希门尼斯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村上方的松树林维护状况极差。但她的警告未被采纳。这场火灾灾难的后果将在卡萨维耶哈以及欧洲许多地区产生长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种景观之美构成了我们的幸福，”伊莎贝尔·希门尼斯说，“我们只是没有明白该如何正确地照顾自然。” ■ 在无奈与勇敢前瞻之间：特派记者蒂洛·瓦格纳（Tilo Wagner）在卡萨维耶哈火灾后对当地人的观察。照片：OSCAR DEL POZO / AFP：TILO WAGNER 《焦点》33 – 2026 73 --- 知识

罗伊丁格女士，在您为那些在性爱中总是过早射精的男性设计的训练计划中，“AI Bea”掌握着主导权。您想以此让自己作为性治疗师变得多余吗？ AI 早就在改变性治疗了。在我们的研究所进行的咨询中，人们在初次面谈时提到已经寻求过 帮助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因此，我们决定利用 ，推出了名为“Best Lover CONTROL”的 辅助强化计划。该计划通过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 匿名运行，旨在帮助男性重新获得对射精的控制力。这种混合模式是为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无法或不愿与真实的专家讨论其性困难的人提供的方案。在该训练计划中，练习视频由一个 数字人陪同。 “ Bea”能做到哪些普通 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的早泄远程课程由男性在家里完成的练习视频组成，并辅以与顾问的在线预约。这部分现在由“ Bea”承担。在每次练习后，它会询问患者的感受，并根据回答给出个性化的建议。与生成式 不同，不需要由男性提出问题，而是由数字人引导其完成整个过程——就像在治疗谈话中一样。这要有效得多，因为相关人员通常根本不知道该问什么。此外，我的数字人——与我的团队和我本人不同——是全天候提供服务的。

太快、太慢或根本没有：伴侣们承受着床上的表现压力——尤其是男性。

»这个问题可以 100% 解决«

维也纳男性性健康“Best Lover”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贝娅特丽克斯·罗伊丁格（Beatrix Roidinger）开发了一套帮助早泄男性的方法。毕竟，这一切都是心理学问题。 采访者：Beate Strobel 74 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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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

为什么您选择将早泄作为第一个 计划的对象？

一方面，是因为对此有巨大的需求：早泄是男性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之一，仅次于勃起功能障碍。另一方面，这种障碍比勃起功能障碍或高潮障碍要简单得多。早泄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行为和兴奋模式——在我们看来，通过适当的练习和治疗帮助，这个问题可以 100% 解决。此外，那些极快达到高潮的男性是一个相当同质的群体：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持有相似的基本态度。

那是什么态度？

这类男性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希望尽可能立即知道怎么做。而且治疗必须快速见效。他们对待生活的整体态度也是如此：一切都必须快——在运动中、在工作中、在饮食中、在业余时间。这些男性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而到了性爱时，却突然要慢下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首先化解的矛盾：即有时通往目标的路径本身也可以且应该是某种享受。与此同时，我们的课程也迎合了这类男性的特点：我们的强化训练可以在 30 天内顺利完成。愿意的人甚至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例如，这些练习具体包括哪些？第一项练习是经典的身体扫描，有些人可能在冥想中接触过：在视频中，我的声音引导注意力进入每一个身体部位。男性应当让自己平静下来，仅仅跟随自己的感觉：我怎么躺着的，垫子感觉如何，哪些肌肉现在处于紧张状态？对许多人来说，这已经是一种启发：他们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也无法评估自己的兴奋程度：我处于最大兴奋度的 50% 还是 75%，或者可能已经达到了 90%？# 这大概让有意识地控制兴奋变得很困难。没错。对于这些男性来说，兴奋曲线不是缓慢上升，而是直接飙升至“不可回头点”（Point of no Return），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刻，由于射精反射已经启动，他们从生理上根本无法再控制勃起和射精——就像打喷嚏一样，到某个时刻就无法停止了。许多人仍然试图强撑，这反而增加了身体中已经存在的紧张感。悲剧在于，高潮甚至感觉不到真正的快感和强度，因为男性在此时同时在试图避免它。# AI Bea 在这里是如何介入的？男性通过她的提问和有针对性的手淫训练，学习更细致地感知自己的兴奋，将其分布到全身并有意识地控制。另一个优势是，这里不像传统的教练辅导那样在课程之间有较长的间隔，而是可以让男性持续练习。# 您的虚拟形象是如何为此进行训练的？利用了“最佳爱人”（Best Lover）学院在该主题上的所有知识：我写的关于男性性行为的书籍、我们为此开发的视频，“早泄是一种习得的行为和兴奋模式”——耐力教练：顾问 Beatrix Roidinger 同时也以 AI Bea 的身份出现，以及学院中现有的数百份客户谈话记录和督导会议记录。我们关于该问题的全部知识都融入其中了。不过，内容反而是这个过程中较小的挑战。# 哪些被证明更困难？复杂之处在于如何对 AI 进行编程，使其仅在特定的导向框架内运行，也就是说，仅限于我们经过验证的帮助方案，而不会自行从互联网上搜集替代方案。我们也禁用了诸如 Sexting——即通过信使与虚拟形象进行“污谈”（Dirty Talk）之类的功能。此外，我们对聊天过程进行非常严密的监控。# 目前该服务仅限于德语市场。是否有计划进行国际扩张？这并不简单。这个领域的文化差异很大。我的面部表情比较友好——但在日本，例如，专家是不应该微笑的。我们想在那里为那些病态沉迷色情制品的人提供课程。目前我们还无法实现这一点。

有人说，年轻一代更愿意面对自己的性生活并努力解决其中的困难。您认为他们是您 AI 课程的主要目标群体吗？在我们的咨询以及在线课程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所有年龄组和收入阶层的男性。即便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仍然将男性气质定义为纯粹的积极、掌控和强而有力。但如果不进入情感层面，真的能拥有令人满足的性生活吗？越来越多的男性意识到，性生活关乎自我体验和自我认知。我相信这一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因为当性生活的中心不再是表现，而是感受时，受益的不仅是男性本身，还有他们的伴侣。从而使整个关系受益。

照片：ISTOCK, MARTIN HINTERMAYER 《焦点》杂志 33 – 2026 75 --- 知识

孤独的衡量

它被认为是德国最严重的国民疾病。各项研究经常以令人震惊的新数据警告孤独带来的后果。但经常被忽略的是：只有在与自己相处的时间里，对经历的反思才真正开始。而这种反思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与与他人接触同样至关重要。

文字：Bruno Gaigl

《夜游者》（1942）被认为是霍珀的代表作。他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不久开始创作此画。 照片：MAURITIUS IMAGES

76 《焦点》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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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我拥有一艘停在柏林附近湖泊的小船。现在到了夏天，我喜欢在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出航。我享受与我喜爱的人共度时光。但我也同样喜欢独自出发，驶向一个僻静的海湾并在那里抛锚。有时我会读一本书或听音乐；有时则能连续数小时单纯地凝视水面，观察水面在微风下泛起涟漪，随后波浪再次抚平。在这些时刻，我真正地获得了平静。与世界隔绝，但并非迷失，而是完全地回归自我。这种状态促进了我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大多数时候，我最好的灵感都是在户外独自一人时产生的。

我觉得自己确实需要这段独处的时间。然而，这种感觉与公众关于独处的讨论格格不入。无论如何，我感觉人们一直在向我传递这样一种观念：独处更像是一种危险。我经常读到孤独对健康产生多么负面的影响。据说孤独会导致抑郁，孤独的危害相当于每天抽 15 支烟。结果是，孤独将早逝风险提高了约 30%。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一种新趋势，认为尤其是年轻人，由于疫情的后遗症、社交媒体或人工智能，正日益受到孤独的影响。

就在几周前，我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了市场研究机构 YouGov 的新数据：这项受在线平台 Doctolib 委托进行的代表性研究显示，在德国，尤其是 25 至 34 岁之间的受访者受孤独之苦最深。我 34 岁，刚好处于这个年龄组。这可能是因为我处于一个规模较小、可能缺乏代表性的社交圈，但在我的扩展朋友圈中，最近我感知到的并非一场蔓延的孤独流行病，而是一种不同的现象：对独处的恐惧。

本文绝非试图淡化孤独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险。尽管如此，我最近愈发感觉到，在所有这些危言耸听的孤独讨论中，往往忽略了一点：与与他人接触一样，独处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对独处的看法是如何被影响的

孤独（Einsamkeit）与独处（Alleinsein）并非同一回事，尽管两者经常被混为一谈。独处的人并不必然感到孤独；而感到孤独的人也不一定处于独处状态。然而，我们在潜意识中经常将独处状态与孤独或非自愿的隔离联系在一起。独居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或者被认为是以某种方式失去了社交联系的人。两者的关键区别相对简单：独处是一种状态，而孤独是一种感觉。

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候选人米凯拉·罗德里格斯（Micaela Rodriguez）在 2025 年的一项研究项目中提出这样一个论点：那些探讨孤独现象的媒体报道和宣传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它们所描述的问题。根据罗德里格斯的说法，美国的新闻文章将独处描述为有害而非有益的概率高出十倍，而事实证明，这塑造了读者的思考方式。此外，一项为期两周的调查显示，对独处持有负面态度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度过一段时间的独处后，孤独感会剧烈增加；而持有正面态度的人在独处一段时间后，反而感到不那么孤独。

关于自我发现之旅与孤岛

孤独（Einsamkeit）与独处（Alleinsein）并非一直像今天这样名声不佳。这两个概念在过去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当时的评价明显比现在要好。在哲学和神学中，孤独长期以来被理解为一种自觉的独处。其目标是进行有目的的思考或追求精神体验。根据圣经记载，摩西在西奈山孤独地度过了 40 天 40 夜。他登山是为了会见上帝并接收十诫。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在 19. 世纪中叶的《人生智慧格言》中写道：“不热爱孤独的人，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在独处时，人才自由。”文学史中也充满了这类叙事，大多探讨的是生命的意义，将独处视为一种存在主义的体验。

“不热爱孤独的人，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在独处时，人才自由” —— 哲学家 阿图尔·叔本华

例如，赫尔曼·黑塞笔下的《悉达多》就独自踏上了寻找觉悟之旅，这场寻找持续了一辈子。他意识到：智慧并非通过追随老师而获得，而只能通过彻底地审视自我来获得。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岁月》中也探讨了这场宏大的自我发现之旅。而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则让主角在孤岛上拥有 28 年的时间来反思此前的人生。

人们开始以不同方式看待孤独，这可能也与科学进步有关。孤独日益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健康风险，而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疾病、贫困或高龄等其他问题的副产品。此外，自 60 年代以来，个体化的巨趋势导致我们越来越渴望实现自我。

► FOCUS 33 – 2026 77 --- Wissen

“Office in a Small City” (1953) 描绘了一名男子从他的角办公室看向阳光普照的城市建筑立面。该作品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早在幼儿时期，当我们学习行走并扩大活动范围时，我们就已经产生了对自主权的渴望” —— 心理学家 乌苏拉·瓦格纳

传统的固定结构，如家庭或宗教社区，正日益松动，而友谊、伴侣关系和社会网络对于我们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参与变得愈发重要。数字革命加速了这一转变。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无数的应用程序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与他人联系，但面对面的接触却变得更少。与此同时，它们促进了一种自我包装和持续比较的文化。在这种环境下，孤独慢慢变成了现代社会的怪兽。

艺术也讲述了这种变化。在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最著名的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笔下的孤独几乎从未带有负面色彩。该时期最著名的作品《雾海上的漫游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独处。100 多年后，美国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爱德华·霍普颠覆了这一形象：例如在《夜游者》中描绘的场景，深夜里，纽约一条黑暗空旷的街道上，一家灯火通明的酒吧里坐着四个人。尽管这些人坐得很近，但他们互不交谈，目光彼此错开。这部作品被视为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孤立与异化的象征。

在自主与联结之间的一生

在弗里德里希的“漫游者”与霍珀的“深夜之人”之间，不仅隔着一个世纪，更存在着主动选择隐居与被迫陷入孤立之间的区别。长期畅销书《独处的艺术》的作者乌苏拉·瓦格纳（Ursula Wagner）向我解释道，孤独既可以是自由，也可以是迷失。这位心理学家表示：“早在幼儿时期，当我们开始行走并首次扩大自己的活动半径时，我们就已经产生了对自主的需求。”此后，人在一生中始终在自主与联结这两个极点之间摆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花时间独处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瓦格纳解释说，人可以分为两种心理类别：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前者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感官印象，而后者则更倾向于在社交中获得能量。“但即使是外向的人也需要独处来整理思绪。”

照片：HEIRS OF JOSEPHINE N. HOPPER / ARS, NY / VG BILD-KUNST, BONN 2028 / AKG-IMAGES (2) 78 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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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自动售货机》（1927）：观众仅通过标题才能得知该场景发生在一家自动售货餐厅中。自助商店在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非常流行。

我的朋友埃拉（Ella）并不太属于外向的人。其实她并不叫埃拉，但她不希望自己的真名出现在报纸上。埃拉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决定独居且对此感到幸福的人之一。最近在一次共同午餐中，她向我讲述了她坚持的几种“独处”仪式。例如，每周一次的电影院之行。每个周一，埃拉都会前往位于柏林-弗里德（Berlin-Fried-）的蒂尔西特电影院（Tilsiter Lichtspiele）

独居生活

22,7 Mio. 名 18 至 65 岁的德国人为单身 41,6 Prozent 为单身住户——最常见的居住形式 6 在欧盟单身人数最多的国家对比中，德国排名第 6

……里希海恩（Richshain），以此来扩充她的艺术电影清单。但同时，也是为了给那种忧郁的情绪留出空间，这种情绪有时会在周末结束后，她回归习惯性的工作常规时被触发。自从我认识埃拉（Ella）以来，她更倾向于独自处理事情。即使是应对“周一忧郁”，她也无需外界干预——除非是来自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或克里斯托弗·博格利（Kristoffer Borgli）的作品。此外，埃拉喜欢独自旅行，独自坐在公园或咖啡馆里。而且，她已经独居超过十年了。她说，她并不觉得孤独。在德国，有 1700万人像埃拉一样生活在单身住户中。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独居人数甚至显著增加——与 2004 年相比增加了近 22%。

但隔离性的孤独始于何处，健康的独处又止于何处？我想，现在看来，区分两者的特征可能就在于：“独处”描述的是一种状态，而“孤独”则是一种感觉。至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尽管有伴侣和许多朋友，仍会感到孤独、不被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以及与自己都失去了连接。因此，孤独也可能源于一个人无法忍受与自己独处。

独处是孤独的反面。一种对寂静的逃避反射，而这只会导致我们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更多是在过那些我们所依附之人的生活——仅仅是为了不必面对自己。

▶ FOCUS 33 – 2026 79

Wissen Die Story Die Bilder

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的画作，如这里的 1952, 年作品《晨曦》，讲述了现代日常生活中孤独、寂静与空虚。

»伴随孤独感而来的痛苦，使我们能够在内心发现一种新形式的同情心« 丹尼尔·施赖伯（Daniel Schreiber），作家

“那些被他人或各种活动分散注意力的人，较少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与实际生活现实并不一致，”乌苏拉·瓦格纳（Ursula Wagner）也这样说道。我认为，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人际关系中。这让我想到一个朋友：劳拉（Laura）从一段关系跳到另一段关系，是为了避免在中间经历痛苦的消化阶段。当她感觉到目前的恋人很快会甩掉她时，她就已经开始约会另一个替代方案了。不久前，劳拉几乎无法忍受一个没有约会的夜晚，独自度过时间的这种感觉让她如此不安。

另一个朋友叫汤姆（Tom）。汤姆在过去 20 年里一直处于恋爱状态。最近他刻意结束了一段关系，因为他觉得必须独自生活一段时间，以便最终处理某些事情。但他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又和女朋友复合了。

无论是独处还是暂时的孤独，都能让人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缺失什么样的连接。关键在于，这种“感到孤独”不能变成慢性状态。在随笔《独处》中，作家丹尼尔·施赖伯探讨了对自由的渴望与对亲近的渴望之间的紧张关系。施赖伯认为，恰恰是体验孤独会带来一种自我感知。“伴随它而来的痛苦，使我们能够在内心发现一种新形式的同情心，针对我们自己以及他人。”

那些真正体验过这一点并获得这种清晰认知的人，甚至能够增强自己的人际关系。

大概没有什么人类需求比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与他人的关系，更具矛盾性了。过度的连接可能有害，但过度的自主同样如此。这张图片让我想起我在湖上的那艘船。有时风暴肆虐，有时则风平浪静。无论天气状况如何，它被制造出来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平衡。布鲁诺·盖格尔 (Bruno Gaigl) 更倾向于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内向的人，他需要退隐，并享受独处的时间。而当摄入了足够剂量的“自我时间”后，他也会再次期待与人们交往。 80 《焦点》 33 – 2026 照片：HEIRS OF JOSEPHINE N. HOPPER / ARS / NY / VG / BILD-KUNST, BONN 2026 / MAURITIUS IMAGES ---

你也会读到它

图片依然是图片 --- # 文化 ## 都市之夏 当所有人都在度假时，家乡那些平日里拥挤不堪的地方便重新找回了它们的魅力。我们的作者们讲述了他们城市中夏天最美的地方 82 《焦点》 33 – 2026 ---

标志性的卡纳莱托视角展现了德累斯顿在易北河畔的历史轮廓。威尼斯画家贝尔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即卡纳莱托，在 18. 世纪的一幅著名画作中将这一视角永恒定格

《焦点》 33 – 2026 33 --- 文化 # 终于独享：大师杰作与外阿尔斯特湖的运河

# 德累斯顿 处于城市绿地、巴洛克风情与时尚酒吧之中，德累斯顿是德国最美丽的城市——至少德累斯顿人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们是对的，尤其是在夏天。诚然：在这些月份里，围绕着圣母教堂和森帕歌剧院的老城区属于游客。但无论如何，从易北河岸可以获得这座城市的最佳视野，天气晴朗时，德累斯顿人会带着野餐垫聚集在那里。在草地上喝一杯饮料，眺望巴洛克式的天际线——美到几乎显得不真实，这大概就是夏天最亲近的时刻了。在假期里，还是可以感受一点老城区的魅力。因为当学生团体不再充斥在博物馆的走廊里时，正是参观的最佳时机。老大师画廊（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永远值得一去。在酷暑中，人们可以在那里寻找清凉，同时也能欣赏到如《西斯廷圣母》等世界著名的作品。尽管如此，在德累斯顿度夏最好的方式还是在户外。如果不在易北河畔，就在大花园（Großen Garten），或者对于那些更愿意离开中心城区的人来说，可以去洛施维茨区的“易北花园”（Elbegarten）啤酒花园。在那里，人们可以一边欣赏“蓝色奇迹”大桥的景色，一边享用啤酒（最推荐当地的 Feldschlösschen 皮尔森啤酒）。至于夜晚的外出，新城区（Neustadt）是必经之地。当大学生们外出旅行时，这个时尚街区的街道和酒吧就像被扫空了一样。现在正是前往像“客厅”（Wohnzimmer）酒吧这类地方的时机，平时在那里根本找不到位置。或者去所谓的“Assi-Eck”，那里有夜猫子们带着自带的饮料在路边聚集。这时候就得：快去便利店（Späti）买点东西坐下来。 ■ 安妮卡·克拉默 (ANNICA KRAMER)

从 Canale 咖啡馆可以直接将食物递进独木舟中 得益于完善的易北河自行车道，访问“易北花园”也可以与骑行之旅相结合 圣保利防空洞的顶层拥有一个种植了数千种植物的花园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 汉堡 水，到处是水——易北河滩、阿尔斯特湖或博伯格湖 2025 年，德国没有哪个城市的酒店客房平均入住率像汉堡这样高。这座汉萨城市去年记录了约 1.65亿次过夜，甚至创下了新的

图片：ELBEGARTEN, LOOKPHOTOS, THOMAS RÖTTING / LAIF 84 《焦点》 33 – 2026 --- 旅行

即使是向来以匆忙著称的首都柏林，在夏天也会慢下来。记录。尽管如此，汉堡仍有一些地方在夏季大规模游客涌入时能保持宁静。当 Övelgönne 的易北河海滩在温暖的日子里挤满人群时，沿着易北河向下游走几公里，Falkensteiner Ufer 依然保持着令人愉悦的空旷。当 Hapag-Lloyd、Evergreen 等公司的集装箱船驶过时，请小心波浪！这些超大型船舶长 400 米，可装载超过 24,000 个集装箱。在外部阿尔斯特湖（Außenalster）北部的众多运河中划独木舟同样能带来宁静。在 Mühlenkampkanal 旁的 Café Canale，服务员直接将李子蛋糕和东弗里西亚茶送到独木舟上。而汉堡唯一的流动沙丘之后，即 Boberger See 湖畔，或许更加安静。不过，市内观看日落的最佳地点是 Feldstraße 的防空洞顶层——尽管那里人很多。在两年前完成翻修和绿化工程后，现在可以免费登顶。■ CHRISTIAN SCHNEIDER 自 2004 年起，Badeschiff 泳池就在施普雷河中漂浮。

柏林酷都：在游泳船上放松，在 KaDeWe 喝香槟

当街道畅通，且我寻找停车位不需要超过五分钟时，我就知道：暑假到了。这正是开车去逛逛那些平时因为人太多而被我避开的地点的最佳时机。首先来到夏洛滕堡 Kantstraße 的 Lon-Men。平时为了喝这碗面汤总得排队。我已经很久没吃那里的云吞了。随后我由西向东行驶，“柏林广播电台”里播放着像麦当娜的《Holiday》那样 80 年代的欢快金曲。阳光现在格外炽热，正适合去 Alt-Treptow 的 Badeschiff 游泳船。平时这里的泳池对于想要在此消暑的人群来说实在太小了。但在暑假的夏日里，这里简直太棒了。或者，也可以在诺伊克尔恩 (柏林区) 的 Körnerpark 度过下午。这里有一座漂亮的橘园，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巴黎的卢森堡公园。晚上，我和朋友们前往 KaDeWe。在六楼的餐厅层，我们今天在 Goldies Bar 的吧台直接得到了座位。我们点了几份小汉堡和切碎沙拉，当然不能少了那一瓶 Perrier-Jouët 香槟，毕竟我们在 KaDeWe，想要一点奢华的氛围。一位朋友建议再去露天电影院。在克罗伊茨贝格的 Bethanien 正在放映《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遗憾的是，这些城市仿佛陷入沉睡的忧郁夏日，就像埃利奥和奥利弗之间的浪漫之情一样，时间有限。■ BRUNO GAIGL

Körnerpark 的橘园非常适合在早些时候喝一杯 Spritz。 照片：JOKO / PICTURE ALLIANCE, ARENA / MARKUS NASS, ORANGERIE, HK /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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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从北德园林艺术到莱茵河畔的“罗登基兴里维埃拉”

而在市中心矗立着一棵菩提树：Eilenriede 的草地迷宫

汉诺威 骑行探索露天画廊与园林艺术，尽享惬意

汉诺威有一个格外美好的承诺：艺术不必在博物馆的围墙后等待。它就在水边、广场上和街道旁。探索这座包含 200 多件雕塑和装置作品的露天画廊，最好的方式就是骑自行车。汉诺威地势平坦，规模适中且交通网络便捷：是结合文化、观光与运动之旅的理想条件。

一个很好的起点是“长戟兵”（Hellebardier），这是一件现代塑像，将施普伦格尔博物馆（Sprengelmuseum）与马施湖（Maschsee）连接起来。同时，该作品与湖岸边保留的纳粹时期的雕塑形成了对比。经过宏伟的新市政厅，前往“娜娜”（Nanas）——由法瑞艺术家尼基·圣法乐（Niki de Saint Phalle）创作的曲线圆润、色彩鲜艳的女性塑像。这些位于莱纳河畔的丰满女士也标志着“雕塑里程”的开始：在从下萨克森州议会向赫伦豪森（Herrenhausen）延伸的约 1.2 公里长度内，一件件艺术品依次排列，无论是埃里希·豪泽（Erich Hauser）创作的“钢铁天使”（1987），还是约翰·亨利（John Henry）的“红色交响曲”（2000）。

如果在旅途中遇到一个像穿山甲、鲸鱼鳍或乐高景观的公交车站，请不要惊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知名建筑师和设计师们发挥想象力，将车站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微型艺术品。

若想寻找绿色的清凉，则会发现汉诺威的第二个大热爱：园林艺术——要么是巴洛克植物风格的赫伦豪森花园，要么是汉诺威的“绿肺”：艾伦里德（Eilenriede）。这座面积约 640 公顷的城市森林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放松之艺。■ 索尼娅·弗勒利希（SONJA FRÖHLICH）

绿意自然中的现代艺术：施塔姆海姆宫公园（Schlosspark Stammheim）的雕塑 街区中的法式风情：尼佩斯（Nippes）的希尔广场（Schillplatz）

“长戟兵”连接了汉诺威市中心的施普伦格尔博物馆与马施湖

科隆

当大教堂广场在烈日下灼热时，该去哪里？当然，人们无法绕过对庄严（且凉爽）的大教堂的访问，这里每年接待 600 万游客，是德国最热门的景点。尽管最近游客参观大教堂需要支付 12 欧元的门票。

那么，去了大教堂之后呢？这座莱茵河畔的大都市并不以建筑之美著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过于残酷，而 50 和 60 年代的重建往往缺乏规划。尽管如此，在游客路径之外，仍有许多绝美且惬意的地方。在格外炎热的日子里，“罗登基兴里维埃拉”（Rodenkirchener Riviera）便具有吸引力：

照片：SEBASTIAN GROTE / MAURITIUS IMAGES, JOKO / IMAGO 86 《焦点》 33 – 2026

旅行

艾斯巴赫河、啤酒花园、天体浴：现在慕尼黑展现出其坦诚的一面

科隆南部的莱茵河畔有沙滩和树荫下的阴凉处。这里是观察船只和将脚浸入水中的绝佳地点，但请注意！由于莱茵河水流湍急，严禁游泳。在市中心之外，位于尼佩斯（Nippes，科隆方言指城区）靠近诺伊瑟大街（Neusser Straße）的地方，希尔广场（Schillplatz）几乎散发出一种法式风情。在美丽的旧建筑立面环绕下，人们可以在这里在傍晚时分喝着一杯葡萄酒或科隆啤酒（Kölsch）放松身心。紧邻动物园的是科隆植物园（Kölner Flora）。这是一个宏伟的历史花园（1864年开放），在棕榈树和植物温室之间提供免费入场，带来阴凉与宁静。同样宁静且是一个真正的文化秘境的是施塔姆海姆（Stammheim）的雕塑公园，那里以现代艺术作品和巨大的遮荫树木而著称。最后是一个靠近市中心的秘境：圣格雷翁（St. Gereon）罗马式教堂前的广场是一片隐藏的宁静绿洲。■ CARSTEN FIEDLER

艾斯巴赫河玩法：顺流漂到蒂沃利（Tivoli），半裸着身子坐电车返回

慕尼黑：充足的阳光，大量的裸露肌肤，以及全市最好的肝酪面包

夏天是慕尼黑最美丽的时候。这不仅是因为慕尼黑的阳光比其他地方更多，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的包容度在此时得到了更好的体现。气温每升高一度，慕尼黑人的衣着就少一件；当气温超过30度（这里经常发生）时，许多人完全放弃穿着衣服。弗劳彻（Flaucher，伊萨尔河的一处砾石滩）在谷歌地图上被恰如其分地标注为“FKK海滩”（天体浴海滩）。顺便一提，旁边就是慕尼黑200家啤酒花园中一个格外美丽的花园，同样名为弗劳彻。在市中心的英国花园（Englischer Garten）的施瓦宾溪（Schwabinger Bach）边，晒得棕红的当地老人赤裸地躺在草地上。偶尔有人会走到“牛奶屋”（Milchhäusl）小卖部买瓶新啤酒——就那样像上帝创造他们时一样赤裸着。在旁边的艺术之屋（Haus der Kunst），不仅艾斯巴赫河的冲浪者是景点，那些让自己在艾斯巴赫河中漂流的孩子们也是。他们穿着湿透的泳裤登上电车，坐两站路回到起点。电车司机为了不让孩子们着凉而关掉空调，并通过广播宣布：“不要穿着湿衣服坐在座位上！”在歌剧广场（Opernplatz）的弗朗齐斯卡纳（Franziskaner）可以买到最好的外带肝酪面包。只要知道怎么买就行：在厨房的配餐处排队，支付3.90欧元（仅限刷卡），厨师会把面包连同甜芥末一起用铝箔纸包好。然后可以在旁边的歌剧广场享用（如果运气好，还能顺便听到歌剧排练）。■ MICHAEL KNEISSLER

在歌剧广场的弗朗齐斯卡纳啤酒厂（Franziskanerbräu）可以买到最好的外带肝酪面包

马蒂亚斯·明茨（Matthias Münz）不仅制作白香肠，还制作披萨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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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泳池中的姿态人生：格雷厄姆·坎贝尔（Graham Campbell）、凯亚·格伯（Kaia Gerber）、伊格比·里格尼（Igby Rigney）、海耶斯·沃纳（Hayes Warner）和霍默·格雷（Homer Gere）

纯真最后的日子

没错，这个男人也会拍电视：布雷特·东顿·艾利斯（Bret Easton Ellis）参与开发了他那部关于富裕而颓废的好莱坞青少年的惊悚小说《碎片》（The Shards）的改编电影。结果是恰到好处地令人不安

文字：约布斯特-乌尔里希·布兰德（Jobst-Ulrich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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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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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

D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父母一直警告我们的那些物质。因为他们是负责任的父母，不会让自己整天被可卡因、安定类药物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填满。此外，在 80 年代初的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从哪里能弄到这些东西。但在由梦幻组合瑞安·墨菲（Ryan Murphy）和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打造的新剧《碎片》（The Shards）中，年轻人们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药物就那样散落在客厅的到处。如果刚好用完了，父亲的助手会负责搞定所需的东西。吸可卡因，这里的所有人都这么做。青少年、父母，甚至连校长也不例外。而在《碎片》中，其他方面也呈现出一种令人迷醉的、富足而颓废的状态。这部九集剧集（Disney+）改编自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畅销书；埃利斯曾凭借时尚的惊悚片《美国精神病人》而闻名且声名狼藉，该片的主角是杀人魔华尔街雅皮士帕特里克·贝特曼（Patrick Bateman）。早在 1985 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低于零》（Unter Null）时，埃利斯就迅速成名。当时，这位 1964 年出生的人被视为美国文学界的“问题之子”（Enfant terrible）。如今，他已接近退休年龄。然而，他对“恶之花”的某种痴迷依然保留着。而且他依然热爱那种带有双重底色和扭曲镜像的文学游戏。在《碎片》（The Shards）中，他让一个名叫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男孩出场，这个男孩不仅与作者同名。故事发生在 1981 年，布雷特就读于洛杉矶顶级的巴克利学校（Buckley School），有几个超级富有且超级傲慢的朋友，还有一个那个时代的男孩即使在这些圈子里也不愿透露的秘密：他是同性恋。当然，他像现在的孩子喝能量饮料一样地吸食药物，而且外貌出众。尽管在 80 年代初，健身崇拜还没有如此广泛地流行。许多传记细节是真实的。作者埃利斯本人也是在极度特权的环境中长大的：法拉利可以随意使用，艺术巨匠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基思·哈林（Keith Haring）曾出席他的毕业派对。然而，父母几乎没有给予过他精神上的关怀。父亲是一个暴虐的酗酒者，儿子在富裕的孤独中萎缩。或许是因为摄入了过量的致幻药物，使得虚构的埃利斯和现实中的埃利斯想象力都异常丰富。《低于零》如此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具有风格定义性的生活感受，以至于这部小说成为了随后几年乃至几十年里所有流行文学的典范，从贝尔艾尔（Bel Air）一直影响到埃希特丁根（Echterdingen）。

美国噩梦

在《碎片》（The Shards）中，青少年时期的布雷特像着魔一样敲击着他的处女作，就像现实中的埃利斯经常服用速度药一样。他甚至成功地将这个关于毒品、暴力和倦怠的故事推销给了女友的父亲——一名电影制片人。然而，这是以提供性服务为代价的。自从哈维·韦恩斯坦的丑闻被揭露后，我们已经知道好莱坞是如何运作的。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至少暗示，对于长相俊俏的男孩来说，情况有时与那些女星没什么两样。

埃利斯在小说中还解释了他的这种对美国典型形象——连环杀手（他在《美国精神病人》中将其发挥到极致）的痴迷从何而来。在他上学期间，加利福尼亚州确实有一个杀手在作恶。此外，琼·迪迪恩著名的随笔集《白色专辑》近期出版，书中也涉及了曼森家族的残暴谋杀案。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恐怖电影《闪灵》也刚刚上映，讲述的是关于残暴疯狂的故事。

录像带、黑胶唱片和固定电话：伊格比·里格尼饰演布雷特，海耶斯·华纳饰演他的女友黛比；凯亚·格伯在购物买音乐；韦斯·本特利饰演一个阴险的电影大亨。因此，在《碎片》中，埃利斯让一个名为“拖网渔船”（The Trawler）的杀手袭击了高中生活的田园诗，因为他用动物尸体——尤其是死掉的水族馆鱼类——来装饰受害者的尸体。

这就是埃利斯的小说漂移到平行宇宙的时刻。尽管细节似乎如此严谨地取材于现实——姓名、地点、书籍、音乐、服装——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文学。它是作者那并不那么无害的幻想的产物。在关于该小说 2023 年出版的表述中，埃利斯始终强调历史准确性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序言中便写道：“基本上，这本书里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即便其中有些事情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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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系列

糖果色的地狱

小说人物布雷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可靠叙述者。什么事是真正发生在他身上的，什么事仅仅是他凭空想象的，永远不清晰。从同性情欲的私情，到阴暗地下室里的恐怖发现，再到连环杀手的勾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朋友们长期以来几乎不愿理会这些可怕的事件。接着出现了这个怀疑：布雷特认为一名新学生可能是凶手——罗伯特·马洛里（Robert Mallory）。他像着了魔一样追踪对方。在季末，警方终于展开调查。或者这同样只是幻觉？

模糊的叙事视角使得将《碎片》（The Shards）改编成电影并非易事。相应的，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多位导演和编剧先后加入又退出。一度看来，这个项目似乎最终被束之高阁了。但随后瑞安·墨菲（Ryan Murphy）接手了这件事。

领军人物：导演瑞安·墨菲与《碎片》演员阵容在纽约首映礼上

»小说是一个想要被写出来的梦« —— 布雷特·伊斯顿·艾利斯（Bret Easton Ellis）

自从执导《美国恐怖故事》和《美貌》以来，瑞安·墨菲已成为美国噩梦解读的专家。几乎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出生于1965年的墨菲不仅与布雷特·伊斯顿·艾利斯惊人地相似，而且在精神上是志同道合的兄弟，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尽管他的成长环境要谦逊得多。但作为《洛杉矶时报》和《娱乐周刊》的记者，他与好莱坞圈内人士的关系非常密切。

两人共同将《碎片》的素材转化为第一季剧集，具备成为经典的潜质。整体让人想起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杰作，如《双峰》或《穆赫兰道》，并加入了乔纳森·德米（Jonathan Demme）《沉默的羔羊》中的一些元素。如果说小说已经很出色，那么改编剧集则更胜一筹。

氛围和布景令人陶醉，精准地融合了颓废的流行帝国与糖果色的地狱，正像人们一直以来对好莱坞山高大树篱后景象的想象。场景设置恰到好处：别墅、泳池、唱片店、滚轴溜冰迪斯科。此外，所有人开着极具80年代风格的跑车四处穿梭。音乐自然也是当时的流行曲风：从 Spandau Ballet 到 Blondie 再到 Fleetwood Mac，应有尽有。当然，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书名《零度以下》（Unter Null）曾追溯至他。

这里不断举办着沉溺于音乐和时尚的派对，以及舞蹈和返校日竞赛，由电影业的父亲们及其野心勃勃的员工们精心操演。看似无害的才艺表演实际上是激烈的厮杀，由虚荣心和嫉妒心驱动。在这里，每个人都想不惜一切代价成为明星，必要时甚至不惜践踏他人。即便是在青少年时期。

在这些场景中，《碎片》变成了对一个自私的魅力社会的尖锐讽刺，聚光灯下是拙劣的戏剧，幕后则是杀戮的剧作。不足为奇的是，那些对学校生活感到极度厌倦的教职人员，在文学课上解读莎士比亚戏剧时却能展现出极高的水准。罗密欧与朱丽叶遇到了麦克白夫人。而类似《哈姆雷特》的父亲情结也必不可少。

但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一种梦幻般的忧郁，这才是该剧和该书的真正主题。这群青少年庆祝的是纯真时代的最后时光。校园生活即将结束。朋友圈开始破碎。青春的狂欢最终演变为成年后的宿醉。

生活本身就已经充满了相当多的恐怖。如果再加上一个连环杀手，简直能让人陷入疯狂。起码会陷入严重的抑郁——一种可能被肆无忌惮的邪教头目利用的死亡渴望，这也是该剧的一个主题。剧集制作人在选角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饰演年轻小团体的演员们知名度较低，这自然有利于其伪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由伊格比·里格尼饰演，人们最熟悉他的作品是 Netflix 系列剧《午夜弥撒》和《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埃利斯明确赞扬了饰演他剧集分身的演员的演技。但一个特别的妙招是招募了超级名模辛迪·克劳馥之女凯雅·格伯，以及演员理查德之子霍默·格雷。父母在 90 年代初曾是好莱坞绝对的梦幻情侣。而现在，孩子们在剧中彼此靠近。不过，他们在这里更像是一对噩梦情侣。■ 约布斯特-乌尔里希·布兰德，1965 年出生，虽然不认同作者们的生活方式，但认同他们青春时期的原声带：The Police, Joe Jackson, Blondie 90 FOCUS 33 – 2026 照片：EVAN AUSTIN / INVISION / AP, ERIC VANDEVILLE / PICTURE ALLIANCE --- kicker

与 kicker 一起迎接新赛季。理想的准备方案：在德甲特别刊中，你可以找到关于职业联赛开赛的所有内容——其中包含：原版 kicker 数据表。# 现已上市！立即订购：电话 +49 (0)911 477 911 11 完美伴侣：kicker+ 每天为你提供独家报道和分析。kicker.de / focus --- 文化 # 奥德修斯的宇宙 古老的神话人物与当代的电影英雄：伊萨卡之王数千年来一直激励着人类 奥德修斯是否真实存在过？他在一个极其古老（且永远年轻）的故事中战斗、受苦、迷失并恋爱。他与巨人、女巫、怪兽以及无耻求婚者的打斗指向了童话王国——但并非指向一个模糊的虚构之地。这位英雄航行过的世界，对于其创作者荷马的同代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奥德修斯的漂泊或许是一个神话。但谁会说神话没有现实意义呢？■ MARKUS KRISCHER 特洛伊陷落后 1 希腊人启程回国 12 卡吕普索阻碍奥德修斯回归 14 奥德修斯在伊萨卡的城堡中杀死了求婚者 如果没有女神雅典娜的帮助，奥德修斯将会失败——同样离不开同伴（如国王之女瑙西卡）的帮助。如此他才能回到妻子佩内洛普和儿子特勒马科斯身边 92 FOCUS 33 – 2026 --- FOCUS 33 - 2026 --- 文化 # 观看 《Everytime》 一个在派对后坠亡的女孩，在那个悲剧时刻睡着的男友，以及因悲痛而试图与他建立联系的母亲。导演桑德拉·沃尔纳（Sandra Wollner）将这场悲剧转化为了一场乐观的电影奇迹。（电影院） 《Nightborn》 哈利·波特中的鲁伯特·格林特出演的一部寓言恐怖片，讲述一个年轻家庭尝试在芬兰森林深处重新开始生活。遗憾的是，由于他们的新生儿至少在某些方面很不寻常——至少母亲是这么认为的——这一尝试被挫败了。（电影院） 《Eli Roth's Ice Cream Man》 导演伊莱·罗斯（Eli Roth）以激进的力度探讨了这样一个观察：甜食能将孩子变成怪物。自从冰淇淋贩子来到这座城市，孩子们突然出现了黑眼圈，而成年人们则被扔进了绞肉机——字面意义上的。（电影院） 《Ricky Gervais Alley Cats》 关于一群流浪猫及其应对日常琐事挑战的动画剧集。有些人抱怨里基·热维斯（Ricky Gervais）在语气和幽默感上再次重复他一贯的风格。但另一方面：如果没人这么做的话。（Netflix） 《Lebensansichten eines Huhns》 关于一只从工业化鸡蛋生产中逃脱，但随后发现外部生活同样充满危险的鸡的故事片。一部关于拟人化鸡类并警告人类的矛盾之作。（电影院） 反对“垃圾话”：爱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在新专辑中主打自我防御 流行音乐

脆弱的愤怒

名声带来的疲惫：爱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将《Petal》定义为她的“愤怒专辑”。但其结果给人的感觉主要是温柔与脆弱。

如果有人想知道爱莉安娜·格兰德愤怒时是什么声音，那么推荐她的新专辑《Petal》：当她真正愤怒时，听起来一点也不愤怒。这很奇怪，但即使在愤怒中，她似乎也只散发出温柔。这位33岁的音乐家兼演员在5月初通过Instagram的一段视频描述她的第八张专辑时，称其为“a little feral”（有一点野性），并表示这张专辑源于一种她此前因害羞或顾虑而从未触及的情绪。在接受“Apple Music”采访时，她甚至提到了“未经过滤的狂怒”，但当你聆听这部作品时，却只想躺在草地上做梦。

当然，愤怒可能是相对的，而格兰德显然天生拥有一种基础的温婉，似乎能缓冲任何怒火。她在2018年将第四张专辑命名为《Sweetener》（甜味剂），回看之下，这成了她整个创作生涯的象征。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指向某种甜美——轻盈的唱腔、旋律、外在形象，甚至她那些试图不再甜美的徒劳努力。即便格兰德目前推出的三十多种香水，在嗅觉上也忠实于甜点单。《Sweet Like Candy》就拥有黑莓、棉花糖、鲜奶油和香草的香调。

当她在2016年将第三张专辑命名为《Dangerous Woman》（危险女人）时，封面似乎就已经瓦解了这种危险性的主张。封面上的她戴着一个贴有兔耳朵的乳胶面具，这在其他人身上可能会产生性暗示或以诱惑的方式显得具有威胁性。但在格兰德身上，这反而显得格外可爱——就像是在扮演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Petal》是《Dangerous Woman》的姊妹篇：一部可能诞生于愤怒，但这种愤怒却几乎无法传递给听众的作品。现在人们自然会问：爱莉安娜·格兰德到底在为什么而如此愤怒？遗憾的是，歌词并未透露具体细节，但至少有一些暗示和线索。例如在单曲《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中，似乎是在讨论那些过度审视她私生活的粉丝。她在该曲中唱道（译文）：“你们审视我的王冠，借用我的身体 / 温暖，被阳光亲吻，随后冷如寒风 / 一只粘在蜂蜜里的蜜蜂”。不过，这里的“你们”也可能是一个“你”，那么这首歌可能是在讲述一个前男友，谁知道具体情况呢。

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指向甜美——唱腔、歌曲以及她的甜点香水 94 《焦点》 33 – 2026 照片：FX

重点在于创伤

在《Like I Do》中，内容变得更加具体。她在歌中唱到，所有关于她的闲言碎语让她得到了充分的滋养（“All that shit talk keeps me well-fed”）。这可以被解读为在拍摄两部《魔法坏女巫》（Wicked）电影期间，她与辛西娅·埃里沃（Cynthia Erivo）接受的那些采访的暗示。那就像是一场治疗会议，人们看到两个女人在观众面前似乎变得越来越消瘦，她们始终手牵着手，突然间泪流满面，给人一种拍摄工作已将她们的情绪承受能力推向极限的印象。与之相呼应的是，格兰德（Grande）现在宣布在目前的巡演结束后将先给自己一段时间的休息。如果这张专辑旨在成为一种解脱，那么这种尝试落空了。在音乐上亦然。格兰德在 36 分钟内模糊地表达了她的不满；在第一次听的时候，轻微失真的电子配器可能还听起来带有含蓄的实验色彩，但最迟到第三次听的时候，这种感觉也就消失了。这恐怕无法驱散粉丝的担忧和令人痛苦的传闻。这种愤怒显得过于脆弱。■ 哈拉尔德·彼得斯（HARALD PETERS）

阅读

索尼娅·沃尔格（Sonya Walger）《狮子》（Löwe） 这本书是对作者那位顶天立地的父亲的致敬。他是一个自恋者和生活艺术家，曾是马球运动员、赛车手、毒品贩子。而最后，在一次跳伞事故后，他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这是一篇巨大的爱恨宣言。（Suhrkamp 出版社）

海因里希·斯坦费斯特（Heinrich Steinfest）《左撇子女人》（Die Linkshänderinnen） 根据歌德的说法，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件。而这里则涉及多件：三位女性（即标题中的左撇子女人）偶然相遇并创办了一家鸡尾酒吧，在那里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Piper 出版社）

弗里德里克·希尔巴赫（Friederike Schilbach）编著《女厕所》（Die Damentoilette） 在评论家丹尼斯·谢克（Denis Scheck）最近将这个至关重要的场所诋毁为“喋喋不休区”之后，现在是时候强调其社会意义了：22 篇关于字面意义上“一切”的告白。（Park X Ullstein 出版社）

亚历克斯·卡普斯（Alex Capus）《穿行原野》（Querfeldein） 作者是擅长将历史题材现代化的大师。在这里，他讲述了 100 年前瑞士的一家客栈及其光彩夺目的客人们——以及一场由此展开的戏剧，因为克拉拉在 1933 年爱上了走私者赫尔曼。（Hanser 出版社）

弗里达·休斯（Frieda Hughes）《乔治和我》（George und ich） 作者是作家夫妇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和泰德·休斯（Ted Hughes）的女儿，她在花园的一场风暴后发现了一只孤儿喜鹊雏鸟。乔治——她给这只鸟起的名字——征服了这位艺术家的房子和心。并将两者搅得天翻地覆。（Eisele 出版社）

聆听

John Carpenter 《Cathedral》 这位 78 岁的电影制作人曾为我们带来了《万圣节》和《响尾蛇》等经典之作。自从不再执导电影以来，他开始专注于为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电影创作原声带。这一次，他创作了一张金属专辑。

The Mountain Goats 《Days》 这支勤奋的美国独立民谣乐队在他们的第 24 张专辑中探讨了记忆与时间的流逝，从而产生了诸如《查理·辛联系联邦政府》和《2013年最佳硬摇滚专辑》这样迷人的歌曲标题。是的，当年确实如此。

Lotte 《Lotte》 她终于摆脱了德语流行乐的枷锁。一切都变得更好了：演唱旋律、歌词、制作。虽然她依然用德语演唱，但现在她身处 Mazzy Star 和 Lana Del Rey 的梦幻之境，在柔软的吉他音床之上，声音带着浓重的回响。

Rick Ross 《Set in Stone》 当嘻哈音乐陷入商业与艺术的双重危机时，这位说唱重量级人物依然坚守他的镀金饰条。一张关于迈巴赫、钻石、迈阿密的皮草大衣和红木棺材的专辑。过时且实用。

The Dresden Dolls 《Yes, Virginia... (Tailor's Version)》 向泰勒·斯威夫特学习就是学习如何获胜：出于合同原因，Amanda Palmer 和 Brian Viglione 将他们 2006 年的专辑完全重新录制了一遍。虽然存在差异，但你必须仔细寻找才能发现。

《焦点》 33 – 2026 95

文化

在海拔 2300 米的地方，我们在第六天相遇。纯属偶然。我和三名同伴正行走在卡尼什高道（Karnischen Höhenweg）的第二段行程中，当晚入住东蒂罗尔的 Obstansersee 旅馆。由于我们预订的是四人间，但被分配到了一个五人间，对方告知还会有一位女性入住。当她走进餐厅时，天色已近黄昏。她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一张清晰、坚毅的面孔，强健的双腿，但同时也显露出明显的疲惫。不久后我们进入房间时，她已经躺在床上了。她从睡袋里向我们问好，并表示非常抱歉，因为她凌晨三点就得出发。是一次长途旅行吗？事实上远不止于此。

Sophie Woods，42 岁，出生于新西兰，现居安道尔，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创造一项世界纪录。这位以原姓 Grant 参加比赛的极限运动员，希望以跑步的方式完成全长 2000 公里的阿尔卑斯山道（Via Alpina）：从她出发的的里雅斯特开始，穿过八个国家，一直到达摩纳哥。她口中不断蹦出数字：“每天 50 到 80 公里，以及四到五千米的海拔升幅。”目前的纪录由一名男性创造，为 35 天，女性纪录为 38 天。“我想，30 天应该足够了。”为此，她每天将奔跑 14 到 18 小时。

一个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几乎无法入睡。Sophie 立即睡着了，我能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她就躺在距离我一米远的地方。她几次短暂地醒来，喝掉水瓶里混合了某种粉末的水，然后像按下开关一样继续熟睡。而我彻夜未眠。这次相遇让我陷入沉思。一个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她在山脊上扭伤脚或走错一步怎么办？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这样的折磨之中？当然，对于极限运动员的圈子来说，打破纪录就像电解质和水泡贴一样必不可少。Sophie 告诉我们，她对永无止境的比赛感到有些厌倦，想尝试一些新鲜的事。她微笑着看着我们惊讶的面孔问道，还有什么比在山间奔跑更美好的呢？我们点了点头。但心中在默默地想：在山间徒步或许更好？

阿尔卑斯山的独行：Sophie Grant 佩戴头灯穿越 Via Alpina 的一段岩石地带

索菲从特里斯特奔向摩纳哥：索菲·格兰特（Sophie Grant）在29天内跑完了全长2000公里的阿尔卑斯之路（Via Alpina）——比之前的任何人都要快。我们的作者在第一周的一座山间小屋里结识了她。

文字：Barbara Esser 96 《焦点》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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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我整个跑步生涯中，我一直在为这次挑战做准备。” 索菲·格兰特

第17赛段的(山)遇：这一天她跑了86.8公里

清晨，我听到房间里传出轻微的脚步声，她头上戴着头灯。窗外，多洛米蒂山脉在夜空中潜伏。时间精准地指向三点。索菲·格兰特言出必行。我决定跟随她，当然是虚拟地跟随。回到慕尼黑后，我通过播客聆听她的声音，阅读采访，关注她记录这次纪录之旅的每日Instagram快拍。索菲在奔跑，不停地奔跑。她跑得越远，我从远处对她的了解就越深。

索菲·格兰特20岁时，于2004年与后来的丈夫乔治·伍兹（George Woods）来到伦敦。她当时从事理发师工作。这份工作让她感到疲惫，因为她必须与所有顾客交谈。她缺乏宁静。于是，她发现了跑步的乐趣，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减轻几公斤体重。“跑步，”她在一次播客中说道，“是我安静的时光。”起初她跑不过15分钟，但很快就有了进步。2008年，她跑了人生第一个半程马拉松，不久之后又参加了伦敦、纽约和巴黎的马拉松。

2013年，乔治送给她一个参加“沙漠马拉松”（Marathon des Sables）的参赛名额——这是一场在摩洛哥撒哈拉沙漠举行的超马赛事，参赛者必须在七天内完成约250公里的路程，且大部分时间需自给自足。乔治像制定总参谋部计划一样规划准备工作。他在车库里为妻子搭建了一个高温室，并在周末训练时将她载往威尔士，那里有欧洲第二高的沙丘。在近1000名参赛者中，索菲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第四名，并决定转向超马领域。“我意识到我想与世界上最顶尖的人竞争，”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乔治一直在推动她。在一次超过125公里的特兰斯格兰卡纳里亚（Transgrancanaria）比赛中，当她在最后三分之一路程想要放弃时，他敦促她继续跑。“他知道，如果我放弃，第二天我会变成一个噩梦。”她最终获得了第14名。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她自己不能决定退出比赛——只有乔治或医生可以决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山间小屋短暂地见到了乔治·伍兹。他身材消瘦，目光敏锐，脸上带着笑容。两人拥抱在一起，一个汗涔涔的吻，人们能看出他们多么默契。这对夫妇曾在露营车里生活了七年，为了能离山更近。在索菲取得成就的背后，始终有乔治在场。如果没有他，她的成就不可想象。

2018年，她以超过两个半小时的领先优势赢得了湖区天空超马（Lakes Sky Ultra）的女子组冠军。她三次完成了“巨人之门”（Tor des Géants）——这场穿越奥斯塔山谷的330公里地狱赛，2023年排名女子组第五，2025年排名第九。

但现在，她想在一个月内每天完成大约一个半马拉松的距离。这怎么可能实现？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以阿尔卑斯之路之旅的第17天为例。索菲今天的每日Instagram帖子（@sophieamygrant）显示，她完成了近87公里路程和4352米爬升。她的脚后跟贴着水泡贴。脚趾上的指甲油已被磨掉，但心情依然灿烂。

► 照片：ZOE SALT 《焦点》33 – 202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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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体育

在享用了牛颊肉配波伦塔晚餐并经过充分休息的睡眠后，她精神焕发地醒来，她的社交媒体团队如此报道。同一天，超马运动员斯特凡妮·凯斯（Stephanie Case）在一条帖子中提到了好友索菲的纪录之跑，为她带来了20,000名新粉丝，同时也带来了心理上的激励。

这两位极限运动员之间有着一段共同的特殊经历——这或许也是索菲现在所做之事的动力。2024年，她们两人都尝试通过体外受精（IVF）怀孕。在纪录片《Off Course》中，她们公开讨论了这件事，以及渴望生育的超长距离运动员所面临的障碍，因为赞助商几乎不考虑这一点。斯特凡妮·凯斯（Stephanie Case）的IVF手术成功了，她在2024年底生下了一个女儿。而索菲·格兰特（Sophie Grant）则失败了。她在今年年初的极限运动员播客《Enduring Minds》中坦言，未能达成目标让她感觉像是一种失败。在治疗师的陪伴下，她学会了放下这个愿望。“对我来说，做出这个切割（Cut-off）至关重要。”现在，她有了爱犬尼拉（Nila），尼拉在乔治的厢式货车中陪她一起进行Via-Alpina之旅，并在每个检查站被人们宠爱。此外，她还开始了人生中最大的项目。第23天。索菲目前已经跑了超过1440公里。她身后是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德国、列支敦士登和瑞士，累计爬升高度约84,000米。她曾在雷暴中奔跑，翻越山隘和山口，在37度的高温下穿过干燥的谷地，一直跑到深夜，直到日出。她依然面带微笑：这是索菲在第20天身处瑞士山脉时的样子。一路上她遇到了朋友、越野跑者或追随她并陪跑一段路程的粉丝。“我想，在我整个跑步生涯中，我一直在为这次挑战做准备，”她向一名在山谷路段陪跑的一位意大利记者解释道。最重要的是自我管理。“你在第二天所做的事情，会在第22天对你产生影响。”她跑起来依然如此轻盈，仿佛过去三周里约200万步的奔跑没有给双腿留下负担。身体是如何承受这一切的？“只有通过多年的经验和不断增加的跑量才能实现，”瑞士医学专家兼超长距离三项运动员比特·克内希特勒（Beat Knechtle，在爱沙尼亚的一场XL赛事和意大利的十场马拉松之间）在发给我的邮件中写道。经过多年训练，人们学会了分配体力。即使在卡路里消耗极高的情况下，身体也能长期依赖脂肪储备维持。现在的索菲·格兰特看起来比我们在山屋见面时更瘦了。每天早晨在睡眠三到五小时后，她以富含蛋白质的麦片和咖啡开始一天。白天，她通过运动饮料保持水分，并补充能量胶、坚果、干肉和能量棒的混合食物。每当她在检查站与团队会合时，就会有真正的正餐，温暖且富含碳水化合物。

向世界纪录发起最后的冲刺

在法国，森林火灾迫使他们不得不绕路，George必须对此进行核实，现在是第25天。在酷热之余，还伴随着虻群、足部疼痛和水泡。距离终点还有五天。真的是五天吗？没人知道她现在从哪里还能获得能量，但索菲·格兰特（Sophie Grant）开始进行最后的冲刺，使此前所有的成就都显得黯然失色。在第27天，她完成了83公里以及超过6100米的爬升，次日则是超过84公里和5938米的爬升。她头戴头灯在黑夜中疾驰，坚持到黎明，仅给自己留一到两小时的睡眠。周日早晨，我看向手机。索菲·格兰特已到达终点。周六深夜，在完成了最后近58公里后，她抵达了摩纳哥——比她原计划提前了一天，并且比所有曾在该路线上进行官方计时跑步的人都要快。BBC称她“欣喜若狂且精疲力竭”。我看到她靠在George肩头时眼中闪烁的光芒，疲惫而幸福。这与在山屋相遇时截然不同，那时她还充满了紧张。她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仅仅是因为她预感到自己能做到。■ 芭芭拉·埃塞尔（Barbara Esser）在她的高海拔徒步中四天走完了45公里——这仅相当于索菲·格兰特一个上午的路程。对于她来说，这位超长距离运动员的山地表现简直不可思议。

98 FOCUS 33 – 2026 照片：ZOE SALT, ANDRE KIR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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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焦点》杂志 32 / 2026 期，标题为《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总理不幸的人事变动使其在内部也损失了许多信任分。他还能扭转局面吗？《焦点》的读者进行了广泛讨论。第二个重大话题：伊斯兰主义的威胁

缺失的视角 (32 / 2026)

这次重启是终结的开始吗？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已经如此脱离群众，还是依然深陷于他在黑岩（Blackrock）时期的那种“雇佣与解雇”的思维方式中？不能这样对待人们！总理可能忘记了，联邦交通部并非一个简单的部门，它目前必须弥补数十年的修缮欠账。默茨必须小心，不要成为CDU的掘墓人。 迪特马尔·维尔戈斯（Dietmar Wielgoß），74597 施廷普法赫（Stimpfach）

总理以及他的联盟伙伴SPD最大的弱点依然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未来愿景，而不仅仅是短期的危机管理：例如，发起一项教育攻势，以更好地应对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因为在未来几年，随着数百万婴儿潮一代劳动者的退休，这一问题将进一步剧烈增加！ 拉斯姆斯·Ph. 赫尔特（Rasmus Ph. Helt），20539 汉堡

记者们简直是把弗里德里希·默茨当成了靶子。现在似乎流行将糟糕的政治和糟糕的政治家（们）写得更加糟糕。然而，这里缺失了建设性的视角。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也可以“写出”一个“替代方案”。 沃尔克·v. 贝格博士（Dr. Volker v. Berg），45289 埃森

空洞的承诺 (32 / 2026) 社论 / 对抗恐怖主义

他们询问，我们还必须在多大程度上摧毁我们的自由理念。我的看法完全不同：只有对于拥有此类履历的人，人们经常提及的“零容忍”才应该最终得到执行。如果法官不这样做，那么就必须由立法者来做。当前的案例正给德国选择党（AfD）提供口实。 Franz Bassler, 81739 慕尼黑

几十年来，普通罪犯的社会重新融入计划未能达到目标已得到证实。但由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等组成的“无助助手”游说团体希望保住他们的工作。 对于政治犯罪者，情况则完全不同。恐怖组织可以有针对性地训练其成员去适应环境，伪装出悔意和转变。 Dr. Volker Gallandi, 69517 Gorxheimertal

“导致目前安全局势依然不足的一个决定性原因是（错误）决策者缺乏责任感。” Dr. H.-J. Helming, 21256 Handeloh

只要我们的法官不以法律的严厉手段果断采取行动，而是做出宽大的判决，那么阿卜杜勒·巴卢特（Abdul Ballout）就不会是最后一个案例。 Dr. Ingrid Schumann, 06120 哈雷

每次恐怖袭击后都是同样的程序：震惊、哀悼、慷慨激昂的演说，以及承诺 100% 的查明和后果。但随后也就这样了，什么都不会发生。或者这次会有所不同？ Dietmar Sobottka, 09114 开姆尼茨

失败的计划 (32 / 2026)

教皇之丘的贝都因人 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本身并非新鲜事。只不过现在这种政策已经进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人们确实可以给“一片土地属于所有人”这一想法提供机会。相比之下，所谓的“两国方案”已变得不切实际。最终成为现实的，将由上帝为其子民和以色列土地制定的总体规划决定。因为近 70 年来，在中东，所有最聪明的——人类的——解决冲突的方案全部失败了。 Martin Krauss, 89551 Königsbronn

不切实际的梦想 (32 / 2026)

中国冲击 2.0 “德国制造”没有未来。在每周 35 小时工作制、6 周假期、各种由基督教会支付的法定节假日、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丰厚的特别津贴、疯狂的绩效奖金以及全薪病假的情况下，这怎么可能实现？现在还愿意相信德国有未来的人，只有左翼自由派媒体和工会。 Franz Josef Fendt, 87616 Marktoberdorf

亲爱的读者，请就本期杂志的主题向我们写信表达您的观点——请务必提供您的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 Redaktion FOCUS Heiligegeistkirchplatz 1, 10178 柏林 或电子邮件：leserbriefe@focus-magazin.de 编辑部保留删减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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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Yotam Ottolenghi 是伦敦 Ottolenghi-Delis 以及“Nopi”和“Rovi”餐厅的主厨。他的十一本食谱书均成为畅销书——他的最新作品名为《Comfort: 你会爱上的食谱》（DK 出版社）。

对比之赞 第 351 集：这道夏季料理的关键词就藏在它的名字里：热与冷。没有哪种水果或蔬菜比番茄更能让我联想到夏天。尤其是那些甜甜的樱桃番茄，人们一次抓一把地吃，就像吃葡萄一样。多年来，我爱上的许多夏季料理都将这些小果实作为核心。例如，铺满切碎番茄的克里特岛达科斯（Dakos）饼干；或者在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经常在早餐时吃的那道由黄瓜、番茄和费塔奶酪组成的简单沙拉。又或者这道料理，其魅力在于热番茄与冰冷酸奶之间的对比。当蔬菜直接从烤箱取出，而酸奶刚从冰箱拿出时，一切便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香气浓郁、非常适合蘸食的美味。

热煎樱桃番茄配冷酸奶

番茄部分：

• 350 g 樱桃番茄
• 3 汤匙橄榄油
• ¾ 茶匙孜然籽
• ½ 茶匙浅棕色糖
• 3 瓣大蒜，去皮并切细
• 3 枝百里香
• 5 g 新鲜牛至，保留 3 枝完整，其余摘下并粗略切碎，用于装饰
• ½ 个柠檬 – 将皮刨成 3 条宽条
• 海盐片和黑胡椒

酸奶部分：

• 350 g 冰箱冷藏的、特浓希腊式酸奶
• ¼ 茶匙盐
• 半个柠檬的柠檬皮屑

装饰：

• 1 茶匙乌尔法（Urfa）辣椒碎（或 ½ 茶匙普通辣椒碎）

4 人份，作为前菜或 Mezze 拼盘的一部分 准备时间 10 分钟 烹饪时间 20 分钟

将烤箱预热至 200℃。将番茄放入一个刚好能容纳所有番茄的烤盘中。加入油、孜然、糖、大蒜、百里香、牛至枝、柠檬皮条、半茶匙盐和大量的研磨黑胡椒。烘烤 20 分钟，然后将烤箱调至烧烤模式（Grillstufe），继续烤 6 到 8 分钟，直到番茄顶部微微变褐。

在番茄烘烤期间，将酸奶与柠檬皮屑和四分之一茶匙盐混合，重新放入冰箱冷藏。

番茄完成后，将冷藏的酸奶铺在带边的平盘或宽浅碗中，用勺背在各处压出几个凹陷。将热番茄及其汤汁、柠檬皮、大蒜和香草分摊在酸奶上，最后用剩余的牛至和辣椒装饰。搭配大量酥脆的酸面包或佛卡恰（Focaccia）食用。

100 《焦点》 33 – 2026 照片：LOUISE HAGGER / PHOTOGRAPHY, EMILY KYDD / FOOD STYLING, JENNIFER KAY / PROP STYLING; EROL GURIAN / LAIF, IM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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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一个为所有：PV5 最多可提供七个座位，能让大家庭舒适地前往度假

噱头终结者

起亚 PV5 旨在追击电动版大众巴士。这家实力雄厚的韩国公司能否做到？它并不时髦，但很实用。虽然不怎么省钱，但总有一种亲切感：厢式货车一直是大家庭、环球旅行者和手工艺人的首选工具。它在大型豪华轿车没落后依然生存了下来，尤其是大众公司证明了其在将商用车打造为注重舒适度的高价乘用车方面的技巧。目前，ID. Buzz 正试图将这种带有 50 年代复古魅力的概念强行推入电动时代。而它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来自韩国。

在外观上，起亚 PV5 就与这款来自汉诺威的电动厢式车截然不同：棱角分明的设计和充满未来感的车头表明，它属于下一代“太空飞船”。尽管 PV5 的车长为 4,70 米，基本上并不比中型轿车大，但外观看起来明显更强悍。通过实用的滑动门进入车内，它兑现了“空间奇迹”的承诺：这款韩国巴士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在基础配置中可容纳最多五名乘客以及大量行李。后排乘客拥有宽敞的腿部空间，中间座位也是一个完整的座位。当然，如果家庭成员分布在三排、共六或七个座位上，旅程会更加轻松，但这自然是以牺牲后备箱空间为代价的——选择完美配置的纠结大概属于“奢侈的烦恼”范畴。

根据制造商的数据，400 公里以上的续航里程在今天看来起初显得平庸，这主要是受限于较大的重量和迎风面积。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完全无关紧要：一次带着家人的测试行驶从德国南部出发，行驶 600 多公里到达北意大利，在到达计划中的午餐停靠点时，电池电量依然令人安心。最高 15 万瓦的充电速度比吃顿午餐的时间还短，因此行驶时间并不比柴油厢式车多出一分钟。

对于那些更追求此类电动车实用价值的人，同样能得到满足：与大众 ID. Buzz 一样，它提供货运版本，以及为轮椅使用者设计的特殊版本。而这款韩国车在价格上成为了真正的“噱头终结者”：配置齐全的乘客版本起售价为 38 390 欧元。这比大众为其现代版 Bulli 要求的价格低了 10 000 多欧元。

起亚 PV5

电机：电动 (163 PS) 尺寸 (长×宽×高)：4,70×1,90×1,90 m 最高时速：135 km / h 续航里程：412 km 充电时间 (10% 至 80%)：30 分钟 价格：38 390 欧元起

Marcus Effer 在 15 年前带着三个儿童座椅和大量行李出行时，曾希望拥有一辆这样的车。

《焦点》 33 – 2026 101

文化

国防能力

伊莎贝拉公主

年仅 19 岁的伊莎贝拉公主在两个方面同时创造了历史：本周，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十世的女儿开始了她的兵役，成为王室首位采取这一行动的女性成员。而且，她是首批履行延长兵役期的女性之一。这得益于一项兵役改革。近期，兵役义务也适用于 18 岁以上的女性；同时，鉴于欧洲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服役时间从四个月延长至十一个月。

伊莎贝拉在卫队骠骑兵团接受培训——她的哥哥克里斯蒂安王储此前也曾在该团服役。培训包括五个月的基础训练和六个月的作战勤务。伊莎贝拉与大约 1600 名其他新兵共同开始了她的军事服务。

60 岁生日

捐款律师的派对

慕尼黑商业律师兼慈善家 Stavros Kostantinidis 在慕尼黑 Cafés Reitschule 的啤酒花园庆祝了他的 60. 生日，现场名流云集且充满爱心。来自经济界、政界和社会各界的 300 位宾客出席并表示祝贺。Kostantinidis 没有接受礼物，而是请求宾客向儿童姑息治疗中心支持协会捐款。最终共筹集了超过 85 000 欧元。巴伐利亚州州长 Markus Söder 和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同行 Hendrik Wüst 对这对夫妇长期的社会参与表示赞赏。Erol Sander、Dave Kaufmann 和 Francis Fulton-Smith 的演出给寿星带来了惊喜。

102 FOCUS 33 – 2026 --- 有影响力的

SYLTER SOMMER

马术与芦苇屋顶

在德国最受欢迎的北海岛屿叙尔特（Sylt），如果没有凯图姆（Keitum）的马球赛，夏天就不完整！今年，Clé de Peau Beauté 赢得了 Berenberg 德国马球大师赛——从而决定了一场没有传统俱乐部参赛的赛事。在这里，参赛的不是俱乐部，而是由赞助商支持的队伍，这些队伍在短短几天内重新组建，并冠以合作伙伴的名字。该赛事于 7 月 29. 至 8 月 2. 在芦苇屋顶村（Reetdachort）前的草坪上举行，是德国马球赛历中的重要项目。去年，Lucid Motors 赢得了决赛；Berenberg 当时获得第三名。

LOLLAPALOOZA

Tate 的收官演出

在芝加哥，Lollapalooza 自 2005 年起就固定在格兰特公园（Grant Park）举办，加拿大流行歌手 Tate McRae（代表作《Greedy》和《Sports Car》）于周日晚上在 T-Mobile 舞台上为该音乐节画上了句号。Lollapalooza 由 Jane’s Addiction 的主唱 Perry Farrell 于 1991 年发起，最初是作为其乐队的告别巡演，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品牌形式。它在多个国家设有分站，包括德国（柏林）和法国。

Tate McRae 的演出结束了格兰特公园的 Lollapalooza

SYLTER ORIGINAL Jürgen Gosch 自封为“鱼肉三明治之王”的 Jürgen “Jünne” Gosch 灵感源源不断。这位曾经的剥蟹工、如今的叙尔特千万富翁计划尝试一项关于最长鱼肉三明治的新世界纪录。目前的纪录由罗斯托克的一支队伍保持，长度为 42,37 米。8. 月 8 日将是关键时刻：在利斯特港口节（Lister Hafenfest）上，计划切开 50 米长的三明治。

SYLTER KULTURMENSCH Robert Eberhardt 自 2025 年起，Robert Eberhardt 在凯图姆建立了 Felix Jud Cottage，作为这家汉堡传统书店在叙尔特的分店。这位 1987 年出生于图林根州的文化企业家曾在海德堡和巴黎学习艺术史和历史，2008 年在柏林创立了 Wolff 出版社，并在那里经营画廊、餐厅和沙龙。自 2020 年起，他参与 Felix Jud 的经营，自 2022 年起成为唯一所有者兼总经理。

照片：IMAGO IMAGES, GISELA SCHOBER / GETTY IMAGES, BRAUERPHOTOS / W. BARTH, JOSHUA APPLEGATE / WIREIMAGE, DPA FOCUS 33 – 2026 --- 讣告

人道主义的先驱 1940年出生于赖兴贝格（苏台德地区）。随家人逃往罗斯托克，最终定居美因茨。1974–1979年担任威利·勃兰特的新闻发言人和演讲稿撰写人。1998–2002年担任施罗德总理政府的政府发言人。2003–2005年担任驻纽约总领事。2000年，Heye参与创立了致力于反对极右翼主义的“正视面孔！”（Gesicht Zeigen!）协会。2004年，他的家族史《仅剩幸福的影子》（Vom Glück nur ein Schatten）出版。该书由玛丽亚·富特旺格勒饰演其母亲并被改编为电影。乌韦-卡斯滕·海耶 (Uwe-Karsten Heye)，85岁 他从未想过要证明自己正确，而是始终致力于揭露、告知，并为确保德国历史不再重演贡献力量。对他而言，反法西斯立场以及个人为自由和开放的社会而奋斗，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关键基础。除了他所有的政治知识，以及作为记者、威利·勃兰特的演讲稿撰写人、政府发言人、外交官和作家的经验外，他始终鼓励我们捍卫人道与尊严、和平与团结、尊重与宽容。由于他的奉献，他理所当然地被授予联邦功绩十字勋章。我们缅怀一位温暖而热忱的人，他一生致力于正义事业，珍视相遇与讨论，直到生命尽头依然保持着好奇心和求知欲。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缅怀一个人，我们对他感激不尽。他对世界的看法、正视面孔的勇气以及他真诚的方式，给了我们力量，并教会我们不要被恐吓。我们将思念他——作为我们的创始人，作为前任主席，作为同行者。以及作为一位绝佳的、善良的朋友。他清晰的政治声音将令我们以及公众感到缺失——反极右翼主义的斗争。我们将按照他的意愿继续进行。由 Peter Ruhenstroth-Bauer 撰写，来自“正视面孔！为了一个开放的德国”注册协会 (Gesicht Zeigen! Für ein weltoffenes Deutschland e.V.)。莫妮卡·赫尔弗 (Monika Helfer)，78岁，作家 “很少有人能像莫妮卡·赫尔弗那样，以如此优雅和尊严地展现简单的生活。她细腻的声音通过每一本书丰富了奥地利文学。我的思念与她的丈夫迈克尔·科尔迈尔以及她的亲属同在。” 奥地利联邦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尔伦 蒙蒂·罗伯茨 (Monty Roberts)，91岁，马术训练师 这位美国人凭借对马的敏锐感知，不仅影响了人们对马的理解或现代骑术，还影响了电影领域。这位马术训练师据称是1998年由罗伯特·雷德福主演的商业大片《马语者》中主角的原型。此前，他的畅销书《与马对话》让罗伯茨在全球范围内闻名。他开发了开创性的训练方法，以非暴力的方式与马沟通。1989年，他训练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马匹。安东尼娅·本茨 (Antonia Benz)，《焦点》杂志编辑。照片：ULLSTEIN BILD, HORST GALLUSCHKA, IMAGO, GESICHT ZEIGEN! 104 FOCUS 33 – 2026 --- 法律声明

周一

威胁者们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安全形势并未改善。在柏林 CSD（克里斯托弗大街游行）的谋杀驾车袭击事件后，许多愤怒的人发声了。他们要求采取措施、承担后果、制定更严格的法律。但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些措施是可以立即实施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改变必须发生在政治家的头脑中。他们必须停止低估伊斯兰主义的危险。他们不能因为胆怯而退缩。他们必须为我们而战，即使左翼圈子向他们抛出“伊斯兰恐惧症”或“亲 AfD”这类具有杀伤力的标签。对伊斯兰化（Islamisierung）的恐惧是合理的。

萨拉·塔克（Sarah Tacke）在 ZDF 电视台非常有价值地公布了联邦刑事警察局（BKA）发布的最新数据。公开宣传沙里亚法：伊斯兰主义正在演变成一个平行社会。安全监管部门在德国地确认了 492 名威胁者：17 名左翼极端主义者，65 名右翼极端主义者，以及 410 名来自伊斯兰主义阵营的人员。这些事实必须让每个人警觉。

被登记为威胁者的阿卜杜勒·巴卢特（Abdul Ballout）已经证明，尽管受到监控，他依然能够组织他的恐怖驾车袭击。针对那些官方知情的思想同道者，可以立即采取措施，而无需等待新法律的议会程序。

1. 外籍威胁者必须立即被驱逐出境。
2. 持德国护照的威胁者为了我们的保护，可以被采取预防性拘留。在巴伐利亚州，这最长可达两个月。而在犯罪之都柏林，仅允许五天。
3. 法官必须将量刑范围利用到上限。执行最高刑罚而非缓刑。在巴卢特案中，国家检察官要求判处两年以上监禁。而法官则“以人民之名”判处了更轻的刑期，让他逍遥法外。
4. 政府部门必须立即停止用税金资助伊斯兰主义援助组织。我们经常听到削减补贴的消息，而在这里，削减才是必要的。联邦政府和柏林参议院的资金通过迂回途径流向了萨拉菲派清真寺，而那里在宣扬对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仇恨。

诺伊克尔恩（Neukölln）区的集成事务专员居内尔·巴尔奇（Güner Balci）谈到，一个激进宗教圈子主要得到了左翼政治家的纵容。德国大学的情况也典型地体现了对伊斯兰主义危险的轻视。大约有 200 个教席在研究右翼极端主义，却没有一个关注政治伊斯兰主义。由于这种片面性，脱口秀节目如果想填补这个位置，甚至得从伦敦飞请一位教授。

不过，已经有信号表明德国政治家正在觉醒。一群来自联盟党（Union）的年轻议员提出了一份有意义的十点计划。他们将能够说服总理及其新上任的领导人弗赖（Frei）。而 SPD 将会产生阻力。

周二

弗里德里希·默茨总理陷入了一场媒体风暴。雷电交加地伴随着他的前行。负面评价并不令人惊讶。AfD、绿党、左翼党和 SPD 的支持者不会赞美他。这些人加起来占据了近 70%。

在面对媒体批评时，默茨必须区分客观指责与纯粹的恶意。他应该效仿赫尔穆特·科尔的掌控力。科尔曾对我谈到汉堡的那些杂志时说：“狗在吠，但商队继续前行。”

在批评与恶意之间：弗里德里希·默茨总理的反对势力很容易计算出来 106 《焦点》 33 – 2026 照片：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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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Das Versagen der EU nach Ceuta

Was in Brüssel, Berlin und Madrid jetzt passieren muss

Die 15 besten Aktien der Welt

Daten, Märkte, Potenzial: Welche Papiere aus 45 000 Titeln überzeugen

DIE NE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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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Liebe Leserin, lieber Leser!

Die Krebs-Revolution und noch mehr Gründe zur Zuversicht

Auch wenn das historische Urteil über Angela Merkel noch nicht gesprochen ist, einen Buchtipp von ihr werde ich nie vergessen. Durch sie stieß ich auf „Factfulness“, den Weltbestseller des schwedischen Gesundheitsforschers Hans Rosling, eine Feier des Fortschritts und der Segnungen des menschlichen Erfindergeists. Höchst wohltuend, wenn Misanthropen und gewöhnliche Miesepeter mal wieder unken, dass der Kapitalismus uns alle ruinieren wird, die Welt generell dem Untergang geweiht sei.

Gegen die sich wohlig gruselnden Apokalyptiker setzt Rosling Daten, Zahlen, Fakten: Die Menschheit wird immer älter, immer gesünder, immer schlauer. Der Zugang zu Nahrung und Bildung, Elektrizität und sauberem Wasser hat sich, verglichen mit früheren Jahrhunderten, sensationell verbessert. Der Grad der Alphabetisierung erreicht nie gekannte Höhen, Krankheiten wie die Pocken wurden mehr oder minder ausgerottet. Saubere Öko-Energie kostet nur noch einen Bruchteil, verglichen mit ihren Anfängen. Die Kinderarbeit hat sich innerhalb eines halben Jahrhunderts gedrittelt, der Ertrag je Hektar Erntefläche dagegen verdreifacht.

Wenn das kein Grund zum Jubeln ist! Menschen überleben

Krankheiten, die einst ein Todesurteil waren. Also noch mal: Lasst uns den Fortschritt preisen (und wer mag, den lieben Gott). Die Erkenntnisse in Pharmazie und Medizin sind nicht hoch genug zu loben. Die Kindersterblichkeit hat sich – allein seit 1990 – halbiert. Was wären wir nur ohne die Triumphe der Wissenschaft und, ja, auch ohne den Geschäftssinn der Pharmaindustrie? Wir sollten den tüchtigen Forscherinnen und Unternehmern jeden Tag Denkmäler errichten.

Männer und Frauen in Deutschland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siebzig Jahren zwölf Jahre an Lebenszeit gewonnen, wobei Frauen traditionell etwas länger leben. Ein gesünderer Lebensstil (allen

voran der Verzicht auf Alkohol und Zigaretten) und die bessere Früherkennung haben dazu beigetragen. Noch nie standen die Chancen, eine Krebserkrankung zu überleben, besser als heute.

Ärzte haben die Chance, „Krebs in ein chronisches Leiden zu verwandeln“, sagte Sylvie Lorenzen, Onkologin am Klinikum Rechts der Isar in München, meinem Kollegen Kurt-Martin Mayer, der die Titelgeschichte über die revolutionären neuen Therapien geschrieben hat.

Selbst in schweren Fällen, so die Erkenntnis, wird Krebs über Jahre hinweg kontrollierbar – und das oft bei guter Lebensqualität. Ein sagenhafter Erfolg, schließlich erhalten mehr als 500 000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jährlich die Diagnose Krebs. Mehr als die Hälfte davon kann heute mit dauerhafter Heilung rechnen. Und der Fortschritt macht weiter nie da gewesene Sprünge – in Richtung einer „Vision Zero“: Keine Toten durch Krebs!, wie euphorisierte Forscher bereits prophezeien. Was meinen Sie: Werden wir es erleben, dass Krebs heilbar wird? Zu wünschen wäre es. Schreiben Sie an: chefredaktion@focus-magazin.de

Herzlich

Georg Meck, Chefredakteur

Nie standen die Chancen so gut, Krebs zu überleben, wie he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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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MAXLOUIS KOEBELE FÜR FOCUS-MAGAZIN, SCIENCE PHOTO LIBRARY

FOCUS 33 – 20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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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alt

Titelthemen sind rot markiert

Politik

20

Grenzenlos zerstritten

Nach dem Ansturm auf Ceuta bemühen sich die Europäer um Geschlossenheit. Vielen fällt eine Reaktion schwer

26

Das Ende der Migrationswende?

Alexander Dobrindt ist sicher, dass sich die Krise von 2015 nicht wiederholt

28

„Da braut sich etwas zusammen“

Bei der SPD ist die Lage dramatisch. Vorschläge fallen bei Anhängern durch, den Parteichefs entgleitet die Macht

30

Drei gegen Merz

Wie ostdeutsche CDU- Ministerpräsidenten an der Rentenreform rütteln

32

Die AfD und die Fetischisten

Die rechte Partei bekommt neue Nach- barn – und die sind wenig begeistert

36

Widerstand ist weiblich

Diese Ukrainerinnen verteidigen ihr Land mit der Waffe. Ein Besuch an der Front

42

Iranischer Albtraum

Die Mullahs geißeln das eigene Volk immer härter. Wie geht es weiter?

44

Die Macht der Ultraorthodoxen

Zeruya Shalev kritisiert den wachsen- den Einfluss der Religiösen in Israel

Bundes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über Grenzen und Migranten

Wirtschaft

46

Die heißesten Aktien der Welt

FOCUS MONEY filtert aus 45 000 Wert- papieren 15 Titel heraus, die Analysten begeistern – und zu Recht für Optimis- mus an der Börse sorgen

51

Toastbrot auf Rädern

Autos ohne Lenker und Gaspedal: Wie ein Start-up den Verkehr verändern will

52

Das Geschäft mit den Arbeitslosen

Wer lange ohne Job bleibt, hat Anspruch auf Weiterbildung. Diesen Markt haben nun Finanzinvestoren entdeckt

54

„Ab 2027 liegt das Risiko bei Ihnen“

Wie Wirtschaftsnobelpreisträger und Rentenforscher Robert Merton die deutsche Reform einschätzt

57

Ohne Rücksicht auf Verluste

Ein KI-Investor legt an der Wall Street eine absurde Erfolgsgeschichte hin. Doch dann geht alles schief

An der Börse herrschen Angst und Euphorie

TITEL: FOTO: MAURITIUS IMAGES/BRAIN LIGHT/ALAMY

4

FOCUS 33 VOM 7. AUGUS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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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alt

Wissen

60

Die Krebs-Revolution

Neuen Immuntherapien gelingt es immer besser, die Krankheit in Schach zu halten

66

14 Präventionsstrategien

Knapp jede zweite Krebserkrankung geht auf Verhalten und Umwelt zurück

70

Inferno

Die Waldbrände in Südeuropa geraten außer Kontrolle.

Hightech-Löschflotten reichen nicht mehr aus

74

„Das Problem lässt sich lösen“

Wie Sexualtherapeutin Beatrix Roidinger Männern mithilfe von KI den vorzeitigen Samenerguss abtrainiert

76

Die Story

Die Vermessung des Alleinseins

Einsamkeit gilt als größte Volkskrankheit der Deutschen. Dabei wird oft vergessen, wie wertvoll die Zeit ist, die wir nur mit uns selbst verbringen

Kultur

82

Summer in the City

Wenn alle im Urlaub sind, gewinnt die Heimat nur an Charme. Unsere Autoren erzählen, welche Ecken ihrer Stadt im Sommer am schönsten sind

88

Die letzten Tage der Unschuld

Bret Easton Ellis hat die Verfilmung seines Romans „The Shards“ mitentwickelt. Das Ergebnis ist verstörend

94

Sauer macht süß

Ariana Grande hat mit „Petal“ ein echtes Wutalbum auf den Markt gebracht

96

Sophie rennt

Sie lief 2000 Kilometer. Von Triest nach Monaco. Schneller als je ein Mensch zuvor. Eine Begegnung mit Sophie Grant

100

Lob der Kontraste

Ottolenghi experimentiert mit heißen Kirschtomaten und kaltem Joghurt

101

Der Buzz-Buster

Elektrische Aufholjagd: Der Kia PV5 soll es mit dem E-VW-Bus aufnehmen

Rubriken

• 3 Editorial
• 6 Kolumne von Jan Fleischhauer
• 8 Starke Stimme: Georg Cremer
• 10 Foto der Woche
• 13 Nachrichten
• 92 Grafik der Woche: Kosmos des Odysseus
• 94 Kulturtipps
• 99 Leserbriefe
• 102 Einflussreiche
• 104 Nachrufe
• 105 Impressum/ Servicenummern
• 106 Tageb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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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öschflugzeuge sollen die Brände in Spanien eindämmen

Fernsehnewcomer Graham Campbell in „The Shards“

FOTOS: MARLENA WALDTHAUSEN/LAIF, OLE BERG-RUSTEN/INTB/AFP / GETTY IMAGES, CESAR MANSO / AFP, PARI DUNOVIC/FX

FOCUS 33 VOM 7. AUGUST 202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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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umne

DER SCHWARZE KANAL

Dann doch lieber Islamist

Wenn es einen Berufsstand gibt, in dem sich die Idee des Gottesgnadentums erhalten hat, dann ist es die Richterschaft. Ein Wort der Kritik an ihren mitunter erstaunlich milden Urteilen und man gilt als Demokratiefeind

Jan Fleischhauer

ist Kolumnist und Buchautor. Er sieht sich als Stimme der Vernunft – was links der Mitte naturgemäß Protest hervorruft

Was bringt einen in Deutschland in den Knast, und zwar stante pede? Eine falsch abgerechnete Hundematte zum Beispiel. Das blieb am Ende übrig von den Betrugsvorwürfen, die dem Unternehmer Michael Ballweg neun Monate hinter Gittern verschafften.

Eine Badematte. Ach so, ja, und ein Parfümflakon. Den wollen wir nicht unterschlagen, der kommt zum Sündenregister dazu. Dafür wurde Ballweg bei einer Vernehmung sogar mit Handschellen am Tisch fixiert. So ernst nimmt man es in Baden-Württemberg mit der Steuerehrlichkeit.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hat angekündigt, dass es in Zukunft bei Steuerbetrug noch ungemütlicher wird. 15 Jahre Knast, wenn es hart auf hart kommt, damit sitzt man dann länger als mancher Totschläger. Also Obacht, wenn Sie demnächst den Keller ausmisten. Bloß keine Steuerunterlagen wegwerfen! Sonst sind, schwupp, erst die Rolex und der Porsche weg und dann die Freiheit. Ich zitiere hier nur den Minister.

Dann doch lieber eine Karriere als Kleinterrorist beginnen, da kann man mit deutlich mehr Nachsicht rechnen. Sie verehren den IS und wollen einer islamistischen Zelle beitreten, um das Handwerk des fachgerechten Enthauptens zu erlernen? Wenn Sie Glück haben, kommen Sie im Fall des Aufgriffs mit einer Bewährungsstrafe davon. Da will man mal nicht so sein.

Das ist in dieser Gegenüberstellung polemisch? Mag sein. Aber wie das so ist mit der Polemik, da gilt der alte Satiriker-Satz: Was trifft, trifft auch zu.

Ich weiß, man muss vorsichtig sein, was man über Gerichte sagt. So etwas stelle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Justiz und damit eine Säule des Rechtsstaats infrage, hat die Berliner Kammergerichtspräsidentin auf die anhaltende Kritik an der Freilassung des CSD-Attentäters Abdul Ballout geantwortet. Wenn es einen Berufsstand gibt, in dem sich die Idee des Gottesgnadentums erhalten hat, dann ist es die deutsche Richterschaft.

Schauen wir uns das in Rede stehende Urteil noch einmal an. Im Mai stand der arbeitslose Ballout in Berlin vor dem Jugendschöffengericht, angeklagt wegen Vorbereitung einer schweren staatsgefährdenden Straftat. Die Polizei führte ihn als „Gefährder“, er hatte Propagandafotos des IS gepostet und nichts unversucht gelassen, um sich der Terrororganisation anzuschließen.

Aber das Gericht in seiner unendlichen Weisheit befand, dass man ihm noch eine Chance geben müsse. Deshalb blieb es mit einem Jahr und zehn Monaten knapp unter der Schwelle, ab der eine Haftstrafe unumgänglich gewesen wäre.

Wie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die Freilassung sahen, ist ebenfalls gut dokumentiert. Die Personalressourcen sind extrem knapp, dennoch wurde unverzüglich eine Rundumüberwachung angeordnet. Kamera vor dem Haus, 24-Stunden-Zugriff aufs Telefon. So viel zur Sozialprognose aus Sicht von Leuten, die nicht Jura studiert haben, sondern ganz praktisch im Alltag für die Sicherheit sorgen.

Was sagen nun Vertreter der Richterschaft dazu? Hören wir bei Deutschlands eminentestem Juristen, dem ehemaligen Bundesrichter Thomas Fischer, rein. Fischer hat ausführlich in einem „Spiegel“-Interview Stellung genommen. Sein Fazit: Alles korrekt, alles in Ordnung, den Richtern könne man keinen Vorwurf machen. Und wer es dennoch tue, handele sachfremd respektive fachfremd.

Der Angeklagte sei zur Tatzeit erst 18 Jahre alt gewesen, das ist das zentrale Argument, mit dem Fischer die Entscheidung des Amtsgerichts verteidigt. Wer in seiner Persönlichkeitsentwicklung einem Jugendlichen gleichzustellen sei und

FOTO: JESSICA KASSNER / JMK-PHOTOGRAPHY; ILLUSTRATION: MICHAEL SZYSKA FÜR FOCUS MAGA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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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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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Fleischhauer

Deutschlands eminentester Jurist

noch nicht den Reife- und Verantwortungsgrad eines Erwachsenen erreicht habe, müsse zwingend nach Jugendstrafrecht und nicht nach Erwachsenenstrafrecht abgeurteilt werden.

Das kommt mir bekannt vor. Die syrischen Flüchtlinge wurden auch immer jünger, je näher sie der deutschen Landesgrenze kamen. Als sie zu Hause aufbrachen, waren sie noch 25 oder 26 Jahre alt gewesen – dann hatten sie misslicherweise ihre Ausweise verloren und traten der Ausländerbehörde als Heranwachsende gegenüber.

Ich habe bei Abdul Ballout kein exaktes Geburtsdatum in Erfahrung bringen können. Aber wenn er vor zwei Wochen, beim Anschlag auf den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n Berlin, nach übereinstimmender Darstellung 21 Jahre alt war, wird er im Mai 2025, als er in den Libanon reiste, um sich dem IS anzuschließen, schwerlich 18 gewesen sein können. Nach meiner fachfremden Rechnung war er dann 20 und damit erwachsen.

Aber so ist das, wenn ein Richter mit nachsichtigem Auge auf den Täter guckt, dann sieht er das weiche Gesicht des Heranwachsenden, dem man seine Zukunft nicht verbauen will. Einen „Blödmann“ nennt Fischer Ballout an anderer Stelle. So, als sei der junge Mann kein potenzieller Terrorist gewesen, sondern ein fehlgeleiteter Bub, der halt etwas ausgefressen hat. Härtere Strafen für alle Gefährder, wie sie der Bundesinnenminister fordert? „Unsinn.“ Man wisse aus der Forschung, dass man mit Erziehung bei Jugendlichen viel mehr erreiche als mit Gefängnis.

Dass es sich beim Straftäter in der Regel um eine bemitleidenswerte Kreatur handele, der man mit Verständnis statt mit Strenge zu begegnen habe, ist das Mantra, dem sich bis heute viele Juristen verpflichtet fühlen. Im Zweifel war es die Vernachlässigung im Elternhaus, ein gewalttätiger Vater oder ganz allgemein eine verpfuschte Kindheit, die den Delinquenten auf die schiefe Bahn geführt haben. Wer an die Vorbestimmung des Unheils im Kinderzimmer glaubt, kommt nicht umhin, den Vergeltungscharakter der Strafe abzulehnen. Warum den Gestrauchelten noch einmal schlagen, den bereits das Schicksal gebeutelt hat? Selbst bei Vergehen wie gefährlicher Körperverletzung oder sexueller Nötigung sehen die Gerichte heute bei jeder zweiten Verurteilung von der Haftstrafe ab und setzen das Urteil zur Bewährung aus.

Juristen können sich lang und breit über das gesunde Rechtsempfinden des Volkes mokieren. Dass dem Laienverständnis nicht zu trauen sei, ist ein Pfeiler ihres Selbstverständnisses. Der Laie bildet sich trotzdem seine Meinung.

Wenn eine Reihe junger Männer, die über Stunden ein Mädchen vergewaltigen, eine geringere Strafe erhält als die Frau, die sie anschließend auf WhatsApp beschimpft, dann haben auch Leute, die nicht zur Aufsässigkeit neigen, den Eindruck, dass etwas aus dem Lot geraten ist.

Im Sommer 2024 fielen neun Männer zwischen 16 und 20 Jahren im Hamburger Stadtpark über eine 15-Jährige her, die so betrunken war, dass sie sich nicht wehren konnte, und vergingen sich an ihr. Die Strafen wurden bei acht Tätern zur Bewährung ausgesetzt, was bedeutete, dass sie nach Verkündung des Urteils das Gericht als freie Männer verlassen konnten. Nur einer der Vergewaltiger musste für zwei Jahre und neun Monate in Haft.

Eine 20-jährige Krankenschwesterschülerin aus Hamburg, die über Snapchat die Telefonnummer eines der Männer herausgefunden hatte, schrieb diesen daraufhin an. Er sei ein „ehrloses Vergewaltigerschwein“ und eine „ekelhafte Missgeburt“, das waren ihre Worte. Außerdem drohte sie ihm, er könne „nirgendwo mehr hingehen“, ohne verprügelt zu werden. Das Urteil in diesem Fall: Wochenendarrest wegen Beleidigung und Bedrohung – womit sie länger weggesperrt war als der Mann, den sie beschimpft hatte.

Aber wie gesagt: bloß kein Wort der Kritik. Rechtsstaatsfeind ist noch schlimmer als Steuerhinterzieher. Dann vielleicht doch lieber Islamist. ■

»Der schwarze K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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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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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ung

STARKE STIMME

Kommt mir nicht mit dem Dachdecker

Georg Cremer war Mitglied der Rentenkommission. Hier wehrt er sich gegen Denkfehler und Scheinargumente der Reformgegner

Professor Georg Cremer war bis 2017 Generalsekretär der Caritas. Der Volkswirt lehrt an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drei CDU-geführten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 haben sich dafür ausgesprochen, die abschlagsfreie Alters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veraltet als

„Rente mit 63“ bezeichnet), nicht abzuschaffen. Nun mehren sich auch die Stimmen innerhalb der SPD, die diesen Reformvorschlag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fallen lassen wollen. Damit ist die Umsetzung des Gesamtkunstwerkes, als das Bundes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die 33 Empfehlungen der Kommission bezeichnet hat, infrage gestellt. Allerdings ist ohnehin unvermeidbar, im Prozess der parlamentarischen Beratung die einzelnen Reformelemente zu diskutieren.

Es ist also notwendig, sich mit den Argumenten und Scheinargumenten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nun vorgebracht werden. Die saarländ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Anke Rehlinger (SPD) hat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Versicherungsjahren als Ausdruck des Respekts vor der Lebensleistung von Menschen bezeichnet. Verdient man nach 42 Jahren weniger Respekt? Warum soll es einen Unterschied machen, ob Erwerbstätige ihre Entgeltpunkte in 39, 42 oder 45 Jahren erarbeitet haben? Die Grenze von 45 Jahren ist willkürlich, das wird überdeckt, wenn sie moralisch überhöht wird. Die drei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weisen darauf hin, dass weit mehr Menschen im Osten als im Westen im Alter allein auf ihre gesetzliche Rente angewiesen sind. Das ist ein völlig berechtigter Hinweis. Er hat aber nichts mit der Frage zu tun, ob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Versicherungsjahren fair ist. Der Vorwurf, die Kommission habe sich gegenüber den West-Ost-Unterschieden ignorant gezeigt, wäre berechtigt, wenn sie Rentenkürzungen vorgeschlagen hätte. Sie würden jene besonders hart treffen, die im Alter nicht auf eine betriebliche oder private Vorsorge zurückgreifen können.

Aber die Kommission will keine Kürzungsorgie lostreten. Die obligatorische Kapitalrente wird, wenn sie denn kommt, auch zu zusätzlichen Rentenansprüchen bei jenen führen, die keine betriebliche Altersvorsorge haben, weil ihr Unternehmen diese nicht anbietet. Damit werden mittel- bis langfristig die Rentenansprüche in Ost und

West steigen. Die Kommission macht es sich auch nicht so einfach, auf eine blühende Zukunft zu verweisen und dabei jene zu vergessen, die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in Rente gehen. Der sogenannte Nachhaltigkeitsfaktor soll zwar nach 2031 wieder greifen, was schlicht der jetzigen Gesetzeslage entspricht. Schließlich ist dieser Faktor nur ausgesetzt, nicht abgeschafft worden. Er führt dazu, dass die Lasten der demografischen Alterung zwischen Beitragszahlern und Rentenempfängern geteilt werden. Die Renten steigen dann tendenziell langsamer als die Löhne, aber sie sinken nicht. Was sinkt, ist das Sicherungsniveau einer Standardrente im Vergleich zu den Durchschnittslöhnen.

Aber auch das will die Kommission so lange ausgleichen, bis ausreichende Erträge aus der Kapitalrente fließen können. Daher schlägt sie einen aus Steuermitteln finanzierten Übergangsfaktor vor, der erst sukzessive abgeschmolzen wird, wenn die Kapitalrente das Rentenniveau erhöht. Sozialabbau sieht anders aus. Nebenbei gesagt ist der Nachhaltigkeitsfaktor in der Amtszeit der SPD-Sozialministerin Ulla Schmidt, eingeführt worden. Ihre klare Rede dazu im Bundestag von 2003 könnte man auch als einen Beitrag zur heutigen Debatte les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von Mecklenburg-Vorpommern, Manuela Schwesig (SPD), bezweifelt, ob sich die Kommission ausreichend mit der sozialen Lage der Menschen beschäftigt hat, die heute nach 45 Versicherungsjahren abschlagsfrei in Rente gehen. Hier kann man Frau Schwesig beruhigen.

Die Kommission hat empiriebasiert gearbeitet. Diejenigen, die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nutzen, haben – allein schon wegen der langen Versicherungszeit – deutlich höhere Renten als diejenigen, die diese Regelung nicht nutzen können. Viele Erwerbstätige mit einer besonders hohen beruflichen Belastung bleiben weit unter den erforderlichen 45 Versicherungsjahren, können also nicht abschlagsfrei aufhören. Gerade der sprichwörtliche Dachdecker wird daher eben nicht erreicht.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wurde und wird heute massenhaft genutzt, seit ihrer Einführung von fast drei Millionen Neurentnern. Darunter sind viele gut qualifizierte Erwerbstätige mit guter Gesundheit, die nicht aufhören mussten, weil sie nicht mehr konnten, sondern weil sie aufhören wollten. Die Politik machte ihnen ein Geschenk zulasten der Versicherungsgemeinschaft, das sie dankend angenommen haben. Da sie als Rentner ohne Begrenzung hinzuverdienen können, besteht ein Anreiz, die Rente zum frühestmöglichen Zeitpunkt zu beziehen.

Unbestreitbar gibt es Menschen, die gesundheitsbedingt nicht bis 67 Jahre oder vermutlich ab 2040 auch sechs Monate länger arbeiten können. Um sie zu unterstützen, braucht man aber keine Regelung, die auch vielen gesunden Menschen den vorzeitigen Renteneintritt ermöglicht und daher sehr teuer ist. Daher schlägt die Kommission eine Härtefallregelung vor, die an eine individuelle Gesundheitsprüfung gebunden ist. Menschen in rentennahen Jahrgängen, die nachweislich nicht mehr in ihrem letzten langjährig ausgeübten Berufsfeld erwerbstätig sein können, soll einen vereinfachten Zugang zur Rente erhalten können. Die Kommission war also nicht sozial blind. Apropos Gesamtkunstwerk: Niemand verlangt, vor den Empfehlungen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andächtig zu verstummen wie vor einem alten Meisterwerk im Museum. Aber wir müssen eine Debatte führen, die sich den Herausforderungen des Alterssicherungssystems stellt. ■

»Es profitiert nicht der Dachdecker, sondern gut Qualifizierte mit guter Gesundh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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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FOTO: IMAGO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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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ten. Meinungen. Deba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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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Hier sind die Fak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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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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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der Woche

KALIFORNIEN

Ihr coolen Hunde!

Es sieht wie ein pures Freizeitvergnügen aus, ist aber in – natürlich – den USA ein sehr ernstgenommener Wettbewerb. Bei den jährlichen „World Dog Surfing Championships“ beweisen Hunde ihr Gespür für die perfekte Welle. Und das bereits zum zehnten Mal. Im kalifornischen Pacifica zeigten dabei etwa Moxy mit der pinken Schwimmweste und Stella (in Rot) ihren Gleichgewichtssinn – sichtbar entschlossen. Die Teilnehmer werden danach bewertet, wie lange sie auf dem Brett stehen, wie groß die Welle ist, die sie reiten, und wie cool und vergnügt sie dabei wirken. Anpaddeln funktioniert freilich nicht, sie werden aufs Board gestellt.

Neben den Einzeldisziplinen gibt es auch Tandemwettbewerbe, Hund und Mensch gemeinsam. Für manch einen der tierischen Surfer dient der Auftritt dazu, den Tandempartner erst noch zu finden: Es werden Hunde vorgestellt, die ein Zuhause suchen. Zudem generiert das Spektakel, das vor Hunderten von Zuschauern stattfindet, Spenden für den lokalen Tierschutz. ■

ANTONIA B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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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Podcast, der Frauen bewegt.

WISSEN, WAS DIR GUT TUT

Redakteurin Annette Schmiede spricht jede Woche mit Ärzten und Experten: Von Frauengesundheit bis Wechseljahre, von Mental Load bis Osteoporose-Prävention. Jetzt QR-Code scannen und reinhören!

Jeden Mittwoch – überall, wo es Podcasts gi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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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richten

AUF EINEN BLICK: FAKTEN, FAKTEN, FAKTEN AUS ALLER WELT

FAKTEN ZUR NACHR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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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timeter beträgt der Rheinpegel in Kaub in Rheinland-Pfalz

3000

Lastkraftwagen pro Tag wären nötig, um fehlende Binnenschiff-Kapazitäten aufzufangen

Quelle: IW, wsv.de

Bei niedrigem Pegel, wie hier bei Kaub am Rhein, droht ein Angebotsschock

DÜRRE IN DEUTSCHLAND

Niedrigwasser in Flüssen lässt Preise zusätzlich steigen

Der anhaltende Niedrigwasserstand gefährdet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mit Verlusten in mehrstelliger Milliardenhöhe.

Der Wirtschaftsexperte Simon Gerards Iglesias vom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warnt vor einem Angebotsschock, wenn der Rhein nicht mehr befahrbar ist. „Das wirkt sich auf die Preise aus“, sagt Iglesias in einem exklusiven Gespräch mit FOCUS und bezieht sich dabei sowohl auf Kraftstoff als auch auf Lebensmittel.

Ein scheinbar randständiges Ereignis wie Niedrigwasser könne damit zu einem großen wirtschaftlichen Problem werden, warnt der Experte. Denn der bisherige Niedrigstand aus dem Jahr 2018 habe das BIP-Wachstum etwa 0,4 Prozentpunkte gekos-

tet. „Jetzt haben wir eine Dürre, die viel früher stattfindet, sodass davon auszugehen ist, dass diese Schätzung unterboten werden und wir mehrere Milliarden Verlust an Wertschöpfung erleben werden“, betont Iglesias.

Es handle sich um einen zusätzlichen Schock, den die Industrie,

die bereits in multiplen Krisen stecke, nicht abpuffern könne.

Das Problem werde auch an den Tankstellen sichtbar: Denn um die Kapazitäten der Tankschiffe für den Transport von Diesel und Benzin auszugleichen, bräuchte es derzeit allein mehr als 3000 Lkw pro Tag. „Es fehlt an Alternativen beziehungsweise Kapazitäten, sodass es zwangsläufig zu einem Angebotsschock kommt, der die Produktion herunterfahren lässt oder verteuert, sodass wir das am Ende der Kette auch bei den Verbrauchern sehen werden“, erklärt Iglesias.

Die anhaltende Hitze und Trockenheit haben die deutschen Binnenverkehrswege auf historische Tiefstände sinken lassen. Seit Anfang Juli fallen die Pegel dramatisch: Am Rheinpegel Kaub auf halber Strecke zwischen Mainz und Koblenz wurden nur noch 24 Zentimeter gemessen, wie aus den von der Wasserstraßen- und Schifffahrtsverwaltung des Bundes veröffentlichten Pegelwerten hervorgeht. Damit ist der bisher niedrigste bekannte Wasserstand im Jahr 2018 um einen Zentimeter unterschritten worden. Auch Donau und Elbe erreichten streckenweise den bislang niedrigsten bekannten Wasserstand – nach Angaben der Bundesanstalt für Gewässerkunde ist es ein „ungewöhnlich frühes“ Unterschreiten der Niedrigwassermarken in diesem Jahr. Den Vorhersagen zufolge könnten die Pegel am Rhein in den kommenden Tagen weiter sinken. ■ JANNA VAHLHAUS

STATISTIK DER WOCHE

Der chinesische Markt bescherte den deutschen Autobauern satte Gewinne und hohe Absatzzahlen. Das ist vorbei

Anzahl verkaufter Pkw in China in Millionen

• VW Group
• BMW Group
• Mercedes-Benz Cars

Quelle: Statista

FOTO: THOMAS FREY/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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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richten

Meldebetrüger sollen auch Thema der nächsten Innenministerkonferenz werden

POLIZEIGEWERKSCHAFT FORDERT

Offensive gegen Meldebetrug

ZITAT DER WOCHE

»Für den Fall, dass es zu einer Wieder-einführung einer Wehrpflicht käme, müsste es ja auch einen entsprechenden Ersatzdienst geben«

Unions-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CDU) bestätigt indirekt Planungen für einen neuen Zivildienst

Die Gewerkschaft der Polizei (GdP) fordert einen bundesweiten Aktionsplan gegen Meldebetrug. Laut dem GdP-Bundesvorsitzenden Jochen Kopelke ist der Verkauf von Wohnungsgeberbestätigungen ein verbreitetes kriminelles Geschäftsmodell. Kontrollen, ob ungewöhnlich viele Menschen unter derselben Adresse gemeldet sind, fänden

jedoch nicht überall statt. Diese müssten „endlich einheitlich geregelt werden“, erklärt Kopelke im Gespräch mit FOCUS.

Für die Polizei ist das Thema von zentraler Bedeutung. Die Identitätsfeststellung ist eng an die Meldeadresse geknüpft. Opfer von Menschenhandel werden oft unter Scheinadressen angemeldet. Zudem nutzen Schleuser gefälschte Wohnungs-

Die Aufsteigerin

In die Verlängerung. Die fünffache Olympiasiegerin Claudia Pechstein bleibt Bundestrainerin der Deutschen Eisschnellläufer. Nach den enttäuschenden Winterspielen hatte die 54-Jährige das Amt kommissarisch übernommen.

Der Absteiger

Irrfahrt mit Folg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ermittelt gegen CDU-MdB Thomas Bareiß. Der Politiker war bei einem Verkehrsunfall schwer verletzt worden. Jetzt besteht der Verdacht, dass er bei dem Crash unter Drogeneinfluss stand.

geberbestätigungen, um den Aufenthaltsstatus von Ausländern zu legalisieren – eine Meldeadresse ist Voraussetzung für die Erteilung eines Aufenthaltstitels.

Nachdem der Hessische Rundfunk (HR) über mangelnde Kontrollen in Meldebehörden berichtet hatte, kündigte Hessens Innenminister Roman Poseck (CDU) an, die Kommunen des Landes auf Lücken zu überprüfen. Manche Städte nutzen bereits automatische Warnsysteme oder prüfen auf Meldebetrug.

Laut Kopelke reicht es jedoch nicht, wenn einzelne Kommunen ihre Kontrollen verschärfen, da Kriminelle auf benachbarte Städte ausweichen könnten. „Deshalb müssen Bund und Länder dieses Netz schließen.“ Die nächste Innenministerkonferenz solle eine Arbeitsgruppe einsetzen, „die den Sachstand erhebt, Probleme und Kriminalitätslagen vergleicht und sich anschließend auf Standards verständigt“, so Kopelke.

Alexander Throm, innenpolitischer Sprecher der CDU/CSU-Bundestagsfraktion, unterstützt die Forderung. „Gesetze gibt es diesbezüglich genug“, so Throm zu FOCUS. „Die Einhaltung derselben muss allerdings kontrolliert werden.“ Alles andere sei eine Nachlässigkeit, die auch zu höheren Kosten führe. „Die Kommunen haben es oftmals selbst in der Hand, ihre Kostenbelastung zu reduzieren.“

Der Umsteiger

Das ist ein klassischer Seitenwechsel. 28 Jahre lang diente Frank Behling Ex-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als Personenschützer. Statt in den Ruhestand geht der Kriminalbeamte nun in die Politik: Er kandidiert für die SPD in Gif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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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ILJA HÖPPING/STADT DUISBURG, DPA, TOBIAS K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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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NACHGEFRAGT

»Er führt mit der Brille eines Sauerländers«

CDU-Politiker Heiko Strohmann präzisiert seine Kanzler-Kritik

Sie warfen Friedrich Merz vor, die Partei wie eine Firma zu führen. Was genau wollten Sie da im CDU- Bundesvorstand ansprechen?

Unter Friedrich Merz fühlt sich die CDU manchmal an wie eine Partei vor der Wende. Ich glaube, als in der DDR geborener CDU- Politiker kann ich das ganz gut einschätzen. Wir sprechen immer über Konrad Adenauer und Hel- mut Kohl. Das ist auch wichtig. Aber für die Lebensrealität vie- ler ostdeutscher Mitbürger haben wir ziemlich wenig im Angebot. Ihre Partei hat doch genug Politiker aus Ostdeutschland!

Friedrich Merz führt die Partei mit der Brille eines Sauerländers und ist in der alten Bundesre- publik verhaftet. Die CDU hat aber einen gesamtdeutschen An- spruch. Wir sind nicht die Zent- rumspartei! Wir müssen endlich anfangen, unsere eigenen Fehler im Umgang mit der Wende auf- zuarbeiten. Dann habe ich die Hoffnung, dass wir perspekti- visch auch wieder Wähler in Ost- deutschland zurückgewinnen können.

Was meinen Sie denn mit Fehlern?

Damit wir uns nicht falsch ver- stehen. Die Wiedervereinigung ist eine historische Errungenschaft, auf die wir als CDU stolz sein dürfen. Aber es wurden dabei eben auch Irrtümer begangen, die wir bis heute nicht anerkannt haben. Bei der Treuhand lief zum Beispiel nicht alles richtig. Und bei der Rückgabe vergemein- schafteter Wohnungen in Ost- deutschland ist viel Vertrauen in den Staat kaputt gegangen. FEX

Hallervorden & Schulze

Kunst braucht Freiheit

WAHLKAMPF IN SACHSEN-ANHALT

Zwischen Diktator und Genozid

„Kunst braucht Freiheit“ nennt sich eine Wahlkampf-Reihe der CDU Sachsen-Anhalt mit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und Didi Hallervorden. Der Komiker nutzt die Bühne, um Schulzes Parteifreund und Kanzler Friedrich Merz als „Verehrter Herr Diktator“ zu besingen, Boris Pistorius (SPD) als „Kriegsminister“ zu denunzieren und den Israelis einen Genozid vorzuwerfen. Damit trifft Hallervorden ziemlich exakt eine durchaus verbreitete Stimmung. Schulze hält das jedoch nicht für Anbiederei, sondern für echten Mut: „Sie brauchen niemanden, der Sie vor Meinungen be- schützt“, ruft er seinen Landsleuten zu. Denn: „Meinungs- freiheit heißt nicht, dass alle dasselbe sagen.“ Dann sollte er vielleicht auch mit den Botschaftern der Ukraine und Israels auftreten.

Kabarettist Dieter Haller- vorden und CDU- Wahlkämpfer Sven Schulze in Dessau

FOTOS: IMAGO IMAGES,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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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richten

Laboranten: Arbeitgeber honorieren den frühen Berufseinstieg

PRAXIS SCHLÄGT TITEL

Ausbildung bringt mehr als Master

2,8%

betrug die Preissteigerung im Juli. Ein wichtiger Preistreiber waren nach dem Auslaufen des Tankrabatts Benzin und Diesel. Der schwelende Iran-Krieg könnte auch Lebensmittel demnächst weiter verteuern

Ein Studium führt nicht immer zu einem höheren Gehalt als eine berufliche Ausbildung. Das legen Daten der Arbeitgeber-Bewertungsplattform Kununu (gehört wie FOCUS zu Hubert Burda) nahe. Grundlage sind fast 300 000 Gehaltsangaben aus Deutschland. Demnach verdienen Beschäftigte, die eine Lehre oder vergleichbare Ausbildung absolviert haben, mitunter sogar mehr als Akademiker.

Dies zeigt sich etwa bei Business-Analysten, die in Firmen Prozesse und Daten auswerten oder bei Laboranten. „Wer die Anfor-

derungen des Jobs erfüllt und produktiv genug ist, wird meist auch ähnlich bezahlt“, sagt Anna Salomons, Professorin fü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an der Universität Tilburg. Ein Art Director etwa überzeugt am Ende nicht mit dem höchsten Abschluss, sondern mit guten Ideen und einem Portfolio, das über Jahre gewachsen ist. Umgekehrt gibt es Berufe, in denen sich ein Master auszahlt. Das gilt etwa für Physiotherapeuten und in der Krankenpflege. Ein Studium lohnt sich dort, wo es nicht nur Wissen vermittelt, sondern langfristige Entwicklungspfade eröffnet.

Jobbezeichnung	Ausbildung Jahresbrutto- gehalt *	Bachelor Jahresbrutto- gehalt*	Master Jahresbrutto- gehalt*	Gehaltsunter- schied Master vs. Ausbildung in Euro, in %	Gehaltsunter- schied Master vs. Bachelor in Euro, in %
Business Analyst/-in	68 936	63 211	68 185	-741 -1,10	4984 7,88
Laborant/-in	43 139	40 838	42 485	-654 -1,50	1547 3,78
Technische Assistentin/ Technischer Assistent	45 894	48 705	45 306	-498 -1,10	-3389 -6,78
Art Director/-in	48 814	47 584	48 488	-326 -0,70	1884 3,88
Sekretär/-in	42 366	43 308	42 699	333 0,00	-601 -1,38
Solution Architect	80 907	79 618	81 601	684 0,00	1892 2,48
Projektassistent/-in	43 592	44 605	44 587	895 2,30	-18 -0,04
Physiotherapeut/-in	41 365	42 327	43 010	1645 4,00	683 1,61
Technische Redakteurin/ Technischer Redakteur	52 928	57 045	55 634	2705 5,10	-1411 -2,47
Gesundheits- und Krankenpfleger/-in	47 024	48 255	48 866	2842 6,00	16110 3,34

• in Euro

DAS KAUFE ICH JETZT

Amplifon: Bei dieser Aktie gut hinhören

Der Finanztipp von Andreas Körner, Chefstratege Nebenwerte Börsenbrief und Ex-Wertpapierhändler

Die Mailänder AG ist laut Firmenangaben der weltweit führende Hörgeräteakustiker und betreibt in 29 Ländern rund 11 000 Filialen mit etwa 16 000 Mitarbeitern. Amplifon wächst schneller als der Markt, der um jährlich vier bis fünf Prozent zulegt. Ein wichtiger Umsatztreiber ist die demografische Entwicklung, also die Alterung der Gesellschaften in vielen Ländern. Im Schnitt sind die Kunden 75 Jahre alt und ordern alle vier bis fünf Jahre ein neues Gerät.

Amplifon investiert jährlich im Schnitt 100 Millionen Euro in Innovationen und die Digitalisierung, um im harten Wettbewerb mit Konkurrenten wie Sonora aus der Schweiz bestehen zu können oder sogar Boden gut zu machen.

Die Amplifon-Aktien notieren – wie auch jene anderer Branchenvertreter – derzeit deutlich unter Höchstkurs (Chart). Die offenkundigen Wachstumschancen haben die Papiere zu ambitionierten Bewertungen geführt, die zuletzt korrigiert wurden. Mit einem 2027er-KGV von 16,4 sind sie nun günstig (ISIN: IT0004056880, Dividendenrendite 2026e: 2,1 Prozent).

Amplifon

Aktienkurs in Euro

Quelle: Factset UK limited 2026

FOTOS: IMAGO IMAGES (3),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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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ALTERSVORSORGE

Lieber Sicherheit als Rendite

Die Deutschen vermeiden bei der Altersvorsorge trotz der eher enttäuschenden Performance bisheriger Riester-Produkte renditeträchtige, aber riskantere Anlagen. Zu diesem Ergebnis kommt die Wissenschaftsplattform Sustainable Finance, die von drei Universitäten, der 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ment und dem Deutschen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DIW getragen wird. Ab 2027 können Sparer anstelle der bisherigen Riester-Rente in ein staatlich gefördertes Altersvorsorgedepot einzahlen. Für Anlagen bis zu 360 Euro pro Jahr gibt es vom Staat 50 Prozent dazu. Höhere Einzahlungen bis zu 1800 Euro werden mit 25 Prozent bezuschusst.

Zur Auswahl stehen ein ETF-Depot ohne Garantie, bei dem sich Kursschwankungen unmittelbar auf Gewinne oder Verluste auswirken, ein Depot, bei dem die eingezahlten Beiträge zulasten der Rendite abgesichert sind und ein Standarddepot, das zu Beginn der Laufzeit auf Aktien setzt, bis zur Rente aber immer mehr auf defensive, risikoarme

Papiere umschichtet. Wer möchte, kann während der Laufzeit von einer Depotform zu einer anderen wechseln.

Die Wissenschaftsplattform wertete eine Befragung von 1726 Anlegerinnen und Anlegern aus. Obwohl alle bereits Erfahrungen mit Wertpapieren hatten, kannten drei von zehn die Reform noch gar nicht. Nach ihren Präferenzen gefragt, würden selbst diejenigen, die bereits in ETFs, Aktien oder Fonds investiert haben, am ehesten ein Produkt mit voller Beitragsgarantie wählen, selbst wenn dadurch ihre Chance auf einen erfolgreichen Vermögensaufbau sinkt.

Die Autoren der Studie fordern, die Renditekosten der Beitragsgarantien mit Beispielrechnungen sichtbar zu machen. Außerdem solle das Standarddepot nach Nachhaltigkeitskriterien aufgebaut werden. „Wer das nicht möchte, sollte sich aktiv dagegen entscheiden können.“ Die schwedische öffentliche Aktienrente setzt auf Nachhaltigkeit im Sinn des Klimaschutzes. (Siehe zum Thema auch Interview mit Nobel-Preisträger Merton Seite 54)

KFW-FÖRDERUNG

Billiges Geld vom Staat für Hauskäufer

Die Staatsbank KfW bessert die Konditionen im Programm 308 „Wohneigentum für Familien-Bestandserwerb/Jung kauft alt“ deutlich. Familien mit geringem respektive mittlerem Einkommen, die eine Bestandsim-

mobilie mit schlechtem Energie-standard kaufen, selbst bewohnen und sanieren, können ab sofort höhere Darlehenssummen beantragen: Für Familien mit einem Kind steigt der Maximalbetrag von 100 000 Euro auf nunmehr 140 000 Euro, für Familien mit zwei Kindern auf 150 000 Euro (vorher: 125 000 Euro) und für Familien mit drei und mehr Kindern auf 180 000 Euro (zuvor: 150 000 Euro).

Wer saniert, kommt jetzt besser an günstige Kredite

APOTHEKEN

Heikle Versorgung im Katastrophenfall

Viele Menschen vor allem auf dem Land müssen lange Wege in Kauf nehmen, um zur nächsten Apotheke zu kommen

Apotheken sind für die Versorgung der Bevölkerung in Krisen wichtig. Zu diesem Schluss kommt eine Studie im Auftrag der Apotheker-Handelsgenossenschaft Noweda. Die Betriebe sollten in Katastrophenplänen berücksichtigt werden, heißt es darin – etwa durch Notstrom-Optionen. Problematisch sei, dass viele Menschen mehr als sechs Kilometer von einer Apotheke entfernt wohnten. Die im Mai beschlossene Apothekenreform sieht eine Reihe neuer Kompetenzen für die Branche vor, beispielsweise mehr Impfungen. Vertreter der niedergelassenen Ärzteverbände wehren sich dagegen. Sie befürchten, dass die Versorgung dadurch nicht besser, sondern schlechter wird.

KOPF DER WOCHE

Guido Oelkers wird CEO bei Biontech SE

Nach dem Rückzug des Gründerpaars Uğur Şahin und Özlem Türeci präsentiert Biontech einen neuen Chef: Guido Oelkers wird zum 1. Februar 2027 antreten. Der gebürtige Deutsche kommt von Swedish Orphan Biovi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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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richten

Wissen

SONNENFINSTERNIS

Europas Himmel wird dunkel

Am 12. August erwartet Europa ein seltenes Himmelsereignis. Eine totale Sonnenfinsternis wird einen Streifen über Spanien in völlige Dunkelheit tauchen. Auch in Deutschland ist die Finsternis zu beobachten – allerdings nur als partielle Sonnenfinsternis. Der Mond wird die Sonne hier je nach Region zu etwa 85 bis 90 Prozent bedecken, am stärksten im Südwesten. In Freiburg werden mehr als 90 Prozent erreicht. Die beste Sicht bietet ein erhöhter Standort mit freiem Blick nach Westen oder Nordwesten. Augenärzte warnen, dass für die Beobachtung eine zertifizierte Sonnenfinsternisbrille erforderlich ist.

Die totale Sonnenfinsternis – kurz Sofi – beginnt im nördlichen Sibirien und zieht über den Nordpol, Grönland, Island und die Iberische Halbinsel bis zu den Balearen. Der Kernschatten erreicht Nordspanien und endet kurz nach 20.30 Uhr im Mittelmeer.

Wegen der verheerenden Waldbrände in Spanien (s. Report Seite 70) gelten in Aragón, Kastilien und León, auf den Kanarischen Inseln sowie in Teilen der Pyrenäen vom 10. bis 13. August strenge Einschränkungen, darunter Verbote für Raves, Lagerfeuer und den Zugang zu gefährdeten Berggebieten und Camping. SOF

Menschen in Barcelona sahen 2015 eine partielle Sonnenfinsternis

ZAHL DER WOCHE

119

Krankentage je 100 Versicherte aufgrund von akuten Belastungsreaktionen und Anpassungsstörungen, registrierte die Krankenkasse KKH 2025 – ein Anstieg von fast 80 Prozent seit 2017. Es sind die häufigsten psychischen Diagnosen und der dritthäufigste Krankschreibungsgrund überhaupt – hinter Infektionen der oberen Atemwege und Rückenschmerzen

Quelle: KKH

SIEG FÜR OKTOPUSSE

Die Pläne für die erste Oktopusfarm der Welt sind endgültig vom Tisch. Nach jahrelanger Kritik hat der spanische Fischereikonzern Nueva Pescanova sein Projekt auf Gran Canaria zurückgezogen. Die Pläne sahen vor, jedes Jahr Hunderttausende Tintenfische in Becken für den Verzehr zu züchten

GENFORSCHUNG

Erbgut komplett entschlüsselt

Erstmals hat ein internationales Forschungsteam das vollständige Erbgut eines Menschen rekonstruiert – mit beiden Chromosomen-sätzen von Mutter und Vater. Die neue Methode soll die bislang präziseste Darstellung eines individuellen Genoms liefern. Das Telomere-to-Telomere-(T2T)-Kon-sortium unter Leitung d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n Baltimore konnte rund 900 Millionen bisher fehlende DNA-Bausteine ergänzen. Darunter befänden sich Genabschnitte, die für Krebs, neurologische Erkrankungen und andere Krankheitsrisiken relevant seien, so die Forscher und Forscherinnen. Für sie markiert das den Beginn einer neuen Ära der personalisierten

Medizin. „Komplette, personalisierte Genome sind jetzt für jeden möglich“, sagt Studienleiter Adam Phillippy.

Langfristig könnte das gesamte Genom bereits bei der Geburt entschlüsselt und dauerhaft Bestandteil der elektronischen Patientenakte werden. Ärzte hätten damit eine Grundlage, um Krankheitsrisiken frühzeitig zu erkennen und Therapien anzupassen. Besonders profitieren könnten

Patienten mit seltenen Erbkrankheiten. Auch die Kosten sind drastisch gesunken: Während das erste Humangenomprojekt Milliarden verschlang, kann ein hochpräzises individuelles Genom heute für wenige Tausend Dollar erstellt werden. 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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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GETTY IMAGES, SCIENCE PHOTO LIBRARY/MAGO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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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VERRÄTER

Wer Krimis mag

wird diese Show lieben

RTL+

vorab streamen ab 03.08.

RTL

Montag bis Donnerstag 20:15 ab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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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Flüchtlinge an der Außengrenze der spanischen Enklave Ceuta zu Marokko

Der Grenz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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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ANTONIO SEMPER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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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 dem Ansturm auf die spanische Enklave Ceuta bemühen sich die zerstrittenen Europäer um Geschlossenheit. Doch vielen Regierungen fällt eine entschiedene Reaktion immer noch schwer

Text von Marc Brost, Felix Heck, Jan-Philipp Hein, Reinhard Keck, Ulf Lüdeke und Julius Müller-Mein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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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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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nah war Michieli dem Kontinent seiner Träume noch nie. Sein Blick schweift über das Meer und auf den Peñón, Gibraltars markanten Felsen, der sich gut 25 Kilometer entfernt am Horizont abzeichnet. Normalerweise sonnen sich hier die Einwohner Ceutas. Doch die Polizei hat die Playa del Trampolin gesperrt. Der Strand dient jetzt als Wartebereich für das überfüllte Flüchtlingsaufnahmezentrum. Mehr als tausend Menschen harren hier immer noch aus, sie kommen wie Michieli aus den Staaten südlich der Sahara, und wie er kennen sie nur ein Ziel: Europa.

Am Dienstag dieser Woche sind die großen Flüchtlingsmassen aus dem Stadtzentrum von Ceuta verschwunden. Dennoch eskortieren Soldaten immer wieder Gruppen von bis zu 20 Migranten zu Fuß in Richtung marokkanische Grenze. Wer durch die Seitenstraßen der Hochhausviertel geht, sieht vielerorts kleinere Gruppen im Schatten sitzen. Aus den bewaldeten Hügeln oberhalb der Wohngebiete tauchen immer wieder Männer in T-Shirts, Shorts und Badelatschen auf, erzählt ein spanischer Soldat, der selbst dort lebt. „Sie brechen Plastikleitungen in Parks auf, um an Wasser zu kommen, oder zapfen Wasserhähne auf Friedhöfen an.“ Auch Polizisten berichten, dass sich mehrere Tausend Migranten weiterhin versteckt hielten.

Es ist Ruhe eingekehrt, auch wenn die Bilder dieses Ansturms noch lange in Erinnerung bleiben werden. Wenn mehr als 70 000 Menschen auf einmal einen Grenzraum umschwimmen oder sich durch Löcher in diesem Zaun quetschen, dann spielen sich unglaubliche Szenen ab.

Die schiere Menge an Menschen, die am Wochenende von Marokko aus die spanische Enklave Ceuta stürmte, überforderte die Sicherheitskräfte. Die Migranten waren mehrheitlich junge Männer nordafrikanischer Abstammung. Aber auch kleine

Soldaten der spanischen Armee kontrollieren die Felsenküste von Ceuta

Flüchtlinge aus Marokko bei der Rückkehr in ihr Heimatland

Kinder waren darunter, manche trieben in Schwimmringen übers Meer. Videos zeigen völlig erschöpfte Frauen, die in den Straßen Ceutas kollabierten.

Eine WhatsApp-Nachricht weckt Hoffnung

Von 75 Toten war am Dienstag offiziell die Rede, doch niemand kennt ihre Namen, ihre Geschichten. Noch immer spült das Meer vereinzelte Habseligkeiten an Land, immer wieder Rucksäcke, Kleidung, Schuhe. Einige Überlebende berichten, dass sie an der Grenze geschlagen worden seien, von der marokkanischen Polizei.

Djibril Mboup, ein Flüchtling aus Senegal, erzählt, dass er als Taxifahrer in Casablanca arbeitete und zuvor nie versucht habe, die Flucht nach Europa zu wagen. Bis sich über WhatsApp die Nachricht verbreitete, der Weg nach Ceuta sei frei. Mit einem gemieteten Van fuhr er an die Grenze. Dort hatten sich bereits Tausende versammelt. Marokkanische Beamte sollen ihre Landsleute ermutigt haben, die Flucht nach Spanien zu wagen, andere Afrikaner aber von einem Grenzübertritt abgehalten haben. Mboup schwamm dennoch zusammen mit den anderen

FOTOS: HENRY NICHOLLS/APP: SERGEY PONOMAREV/ THE NEWYORK TIMES/REDUX/L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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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Flüchtlinge schlafen in der Nacht am Strand von Ceuta

Vor dem überfüllten Flüchtlingszentrum CETI warten Migranten auf Einlass

eine halbe Stunde über das offene Meer bis zum Strand von Ceuta.

Auf Plattformen wie TikTok oder Instagram wird die Flucht von Marokko nach Ceuta leicht zur Heldengeschichte. Schon vor de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kursierte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immer wieder Bilder und Videos, die den lebensgefährlichen und illegalen Grenzübertritt verklärten. Dazu gehörten Selfie-Videos von Migranten, die an der spanischen Küste den Sand küssten oder auch Tipps gaben, wie man angeblich die Kontrollen überwindet. So entstanden virale

Hits, die jedoch ein völlig falsches Bild der Realität vermittelten.

Zwar sind die Plattformbetreiber dazu verpflichtet, solche Videos zu entfernen, weil sie zu Straftaten anstiften. Doch die Inhalte tauchten unter neuen Accounts wieder auf und verbreiteten sich rasant.

„Menschenhändler und die Mafia“ würden diese Beiträge verbreiten, heißt es im spanischen Innenministerium. Auch ein Urteil des spanischen Obersten Gerichtshofs von Anfang Juli wurde im Netz falsch dargestellt. Wer über das Meer nach Spanien komme, habe Asyl sicher – so das

Gerücht. Tatsächlich besagt das Urteil, dass Migranten, die im Wasser aufgegriffen werden, Anspruch auf eine Einzelfallprüfung hätten. Sie können nicht ohne Verfahren zurückgewiesen werden – wie es bei einem illegalen Grenzübertritt an Land üblich ist.

Was also bleibt nach diesem „Angriff“, von dem Spaniens Ministerpräsident Pedro Sánchez sprach? Und was folgt politisch daraus?

Am Dienstag kommen die Innenminister aller EU-Staaten zu einer Videokonferenz zusammen. Manche der Vertreter schalten sich aus dem Urlaub zu. Auch Alexander Dobrindt von der CSU ist dabei.

Noch am Wochenende hatten sich die Regierungschefs mit gegenseitigen Vorwürfen überhäuft. Die Innenminister aber geben sich an diesem Tag erstaunlich versöhnlich. Fernando Grande-Markaska, der spanische Innenminister, wird von seinen Amtskollegen sogar gelobt. Madrid habe schnell reagiert, sei richtig vorgegangen. Es bleibe die Trauer über die Toten.

Außenseiter Spanien?

„Es gab in der Runde volle Solidarität mit Spanien“, sagt EU-Innenkommissar Magnus Brunner im Anschluss an die Konferenz. Spanien habe „rasch reagiert“, lobt der irische Migrationsminister Jim O’Callaghan. Es ist der bewusste Versuch, Geschlossenheit zu demonstrieren.

Dass diese neue europäische Einigkeit nicht allzu weit tragen wird, daran lässt zumindest einer der Innenminister keine Zweifel aufkommen. „Es gibt Situationen, da müssen wir auch zur Vorbeugung aktiv werden“, sagt Matteo Piantedosi. Aus dem Blick lassen will der Italiener die Lage an den EU-Außengrenzen nicht.

Tatsächlich knirscht es hinter den Kulissen weiter gewaltig. Spaniens Ministerpräsident Pedro Sánchez wird von seinen Amtskollegen schon länger als Quertreiber gesehen, manche in Brüssel nennen ihn gar „den roten Orbán“, weil er sich wie Ungarns früherer Ministerpräsident immer wieder gegen die anderen stelle. Sánchez untergrabe die Interessen der Gemeinschaft in der Sicherheits- und Migrationspolitik und schlachte seine Außenseiterrolle zum eigenen Nutzen aus, heißt es.

Mehr als eine Million Menschen ohne Aufenthaltspapiere sollen ein dauerhaftes Bleiberecht in Spanien bekommen – und somit auch in der EU. Ein Großteil ►

FOCUS: BERNAT ARMANQUE/AP, ADRI SALIDO/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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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der Antragsteller stammt aus Kolumbien, Venezuela und Marokko. In Brüssel wirft man Sánchez vor, er habe mit der Initiative im Alleingang einen „Pull-Faktor“ geschaffen, einen Anreiz für weitere Flüchtlinge, nach Spanien zu kommen – und damit in die EU.

Auch Kanzler Merz positioniert sich

Dieser Vorwurf ist auch der Kern des Schreibens, mit dem Italiens rechte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als Reaktion auf die Krise in Ceuta den Spanier hart attackierte. 22 Regierungschefs hatten am Wochenende den Brief unterschrieben – unter ihn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Sánchez wiederum beschwerte sich über die „egoistische und polarisierende“ Reaktion seiner Amtskollegen. Nicht Spanien, sondern Italien und Meloni hätten ihre Grenzen nicht unter Kontrolle. Zwischen 2021 und 2026 kamen über Italien knapp eine halbe Million irreguläre Einwanderer in die EU – über Spanien dagegen nur halb so viele.

Der Ministerpräsident steht auch im eigenen Land enorm unter Druck. Sánchez kann s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nur mit Mühe zusammenhalten und ist auf Deals mit baskischen, katalanischen und linken Gruppen angewiesen. Hinzu kommen

Einwohner der Stadt demonstrieren gegen spanische Rechtsextreme, die nach Ceuta gekommen sind

Auch der spanische Rechtspopulist Alvise Pérez war nach Ceuta gereist

Korruptionsskandale, in die seine Frau und sein Bruder sowie hohe Funktionäre seiner Partei verwickelt sind.

Alberto Núñez Feijóo, der Chef der konservativen Oppositionspartei PP, spricht schon lange von einer „Invasion“ Spaniens und sieht Ceuta als Symbol für Sánchez’ Versagen in der Einwanderungsfrage. Die rechtspopulistische Partei Vox fordert die „Remigration“ von acht Millionen Einwanderern – auch von Eingebürgerten.

Zu den wichtigsten Verbündeten von Santiago Abascal, dem Chef der spanischen Ultrarechten von Vox, zählt Italiens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Santi“ nennt sie ihn. Auch für Meloni ist Sánchez der Inbegriff einer verfehlten Flüchtlingspolitik und ihr europäischer Gegenspieler beim Thema Migration. „Was in Ceuta passiert ist, ist das, was uns bei einem Sieg der Linken in Italien erwartet“, heißt es in Rom.

Es war Meloni, die die anderen Regierungschefs dazu drängte, in ihrem gemeinsamen Brief an Sánchez die Legalisierung Hunderttausender Illegaler zu kritisieren. Was die Italienerin dabei unterschlug: Auch ihre Regierung will bis 2028 knapp 500 000 Migranten legalisieren, um dem Arbeitskräftemangel entgegenzuwirken.

In einem Reflex auf den Kontrollverlust von Ceuta kündigte Meloni an, das Schen-

An der Grenze des Erträglichen

Laut der EU-Grenzschutzbehörde Frontex reisten im vergangenen Jahr 178 000 Menschen irregulär i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ein. In der ersten Hälfte 2026 sank die Zahl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eszeitraum um 37 Prozent auf knapp 49 000 – den niedrigsten Stand seit 2021. Einreisen erfolgen vor allem über vier Routen: Spanien, Griechenland/Westbalkan, Osteuropa/Belarus sowie das zentrale Mittelmeer/Italien. Bis auf Italien (einigermaßen gleichbleibend) und Spanien (Anstieg um 15 Prozent) sanken die Zahlen 2025 überall.

Grenzübertritte 2025

• 18 000 Menschen kamen über Spanien nach Europa. 17 000 weitere über die Kanaren
• 63 000 reisten über Italien ein. Es ist immer noch die Hauptroute
• 58 000 gelangten über Griechenland und den Balkan in die EU
• 10 000 Flüchtlinge gelangten über Belarus in den Westen

FOTOS: FINBARR O'REILLY/THE NEWYORK TIMES/REDUX/L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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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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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gen-Abkommen zu Spanien auszusetzen. Technisch ist das gar nicht möglich, da das Abkommen über den freien Personenverkehr in der EU ein multilateraler Vertrag ist, der nicht nur mit Blick auf ein Land gekündigt werden kann.

De facto verfügte das italienische Innenministerium sofortige Grenzkontrollen an Häfen und Flughäfen, zunächst für die Dauer eines Monats. Kontrolliert werden sollen ausschließlich nicht europäische Passagiere, die per Schiff oder Flugzeug aus Spanien ankommen. Praktische Auswirkungen hat das kaum.

Melonis Schnellschuss zielt auf etwas anderes. Die Rechts-außen-Politikerin will signalisieren: Italiens Regierung steht ganz vorn, wenn es um die Verteidigung von Europas Grenzen geht.

Spaniens Regierungschef Pedro Sánchez wird in Brüssel „der rote Orbán“ genannt

Auch aus innenpolitischen Gründen kann sie sich eine lasche Reaktion nicht leisten. Die harte Migrationspolitik ist Melonis Markenkern. Auch deshalb ist ihre Partei Fratelli d’Italia in Umfragen weiterhin stärkste Partei, mit rund 27 Prozent der Stimmen. Und auch wenn insgesamt immer noch mehr Migranten über Italien als über Spanien in die EU gelangen: In den Jahren 2024 und 2025 ging die illegale Einwanderung nach Italien merklich zurück.

Am Dienstag, beim außerordentlichen Treffen der EU-Innenminister, bleiben die Beschlüsse dann doch eher dürr. Die EU solle ihre Frühwarnsysteme ausbauen, heißt es danach. Helfen soll die bessere Beobachtung der sozialen Medien, über die Schleuser ihre Kunden rekrutieren und zur Flucht nach Europa anstacheln.

Ansonsten bleibt in der ersten Krisensitzung nach Ceuta vor allem „more of the same“ – mehr von den Maßnahmen also, die unter den 27 EU-Mitgliedern ohnehin als beschlossen gelten: mehr Absprachen,

Ceuta und die Asylreform

Nur sieben Wochen vor den Ereignissen in Ceuta trat in der EU die nach jahrelangen Verhandlungen beschlossene Reform des Asylsystems in Kraft. Mit dem Gemeinsamen Europäischen Asylsystem (GEAS) setzte der Staatenbund auf deutlich mehr Koordination. Flüchtlinge sollten nicht länger das alleinige Problem von Ländern wie Spanien sein, die an der EU-Außengrenze liegen.

Das neue Regelwerk nimmt alle Staaten in die Pflicht: Länder unter besonderem Druck sollen entlastet werden, indem die übrigen Staaten Asylsuchende aufnehmen, Geld geben oder Personal und Ausrüstung zur Verfügung stellen. GEAS ersetzt damit den Kern der bisherigen Dublin-III-Verordnung: Zwar bleibt das Prinzip bestehen, wonach der Staat der ersten Einreise für die Registrierung und Prüfung zuständig ist. Doch andere EU-Länder müssen verbindlich helfen.

Mit GEAS wäre aus Ceuta ein europäisches Problem geworden. De facto kamen die Regeln kaum zum Tragen, weil nur ein Bruchteil der Menschen tatsächlich Asyl beantragte. Die meisten Migranten kehrten nach offiziellen Angaben nach Marokko zurück. Damit waren Umsiedlungen innerhalb der EU kaum gefragt. Andere Formen der Unterstützung wären jedoch weiterhin möglich gewesen, beispielsweise Personal zu schicken.

Auch das besondere GEAS-Schnellverfahren wurde deshalb kaum angewandt. Es sieht vor, dass die Anträge von Menschen aus Herkunftsländern, von denen EU-weit höchstens 20 Prozent der Einreisenden einen Schutzstatus gewährt bekommen, direkt an der Grenze und innerhalb von zwölf Wochen geprüft werden. In dieser Zeit werden sie rechtlich so behandelt, als hätten sie das EU-Territorium nicht betreten.

Wäre GEAS in Ceuta tatsächlich zur Anwendung gekommen, wäre es wohl bereits an seiner ersten Bewährungsprobe gescheitert – oder hätte zumindest nicht vollständig funktioniert. ■

LEON KIRSCHGENS

mehr Zusammenarbeit mit Herkunftsländern, stärkere Außengrenzen.

Gerald Knaus ist der Praktiker unter den europäischen Migrationsexperten. 2016 initiierte er den Pakt zwischen der EU und der Türkei, mit dem die Migrationszahlen drastisch sanken. Im Gegenzug für Visa-Liberalisierungen und Milliarden von Euro zur Versorgung von Flüchtlingen in der Türkei nahm das Land Zigtausende Syrer auf, die auf den griechischen Inseln ohne Bleibeperspektive saßen.

Von Linken wurde der Pakt als inhuman kritisiert, Rechten ging der Deal nicht weit genug. Mit dem Platz zwischen allen Stühlen ist der Gründer des Thinktanks ESI (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 der heute zahlreiche Regierungen in Migrationsfragen berät, also vertraut.

Italiens Ministerpräsidentin Giorgia Meloni führt die Riege der Kritiker an

Knaus fordert schon länger, dass die EU mehr Abkommen mit sicheren Drittstaaten schließe. Darauf drängen auch Länder wie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Die Idee dahinter: Wer nach der Einreise in einen ungeliebten Drittstaat abgeschoben werde, mache sich gar nicht erst auf den Weg. Illegale Einwanderung wäre aussichtslos.

Das Problem: Laut Knaus laufen derzeit gar keine Verhandlungen mit potenziellen Drittstaaten. Der Experte spricht von einem „Denkfehler“ vieler Regierungen: Wegen der insgesamt gesunkenen Flüchtlingszahlen glaube man, gar nichts mehr tun zu müssen.

Doch so wie Marokko seine Grenze nicht dicht hielt, könnte jederzeit auch ein anderer Staat mit gezielten Migrationsströmen Druck auf Europa machen, warnt Gerald Knaus: „Leider werden diejenige, die Europas Demokratien schwächen wollen, auch bemerkt haben, wie die Bilder aus Ceuta einen ganzen Kontinent in Panik versetzten.“ Dieser Moment wirkt nach. ■

FOTOS: JON NAZCA/REUTERS/MICHAEL KAPPELER/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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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E

Eine echte Sommerpause gab es für Alexander Dobrindt bislang nicht. Erst der Anschlag auf den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n Berlin, dann die Bilder aus Ceuta. Und zwischendurch sogar noch die Frage, ob der 56-Jährige bald zu Höherem berufen sein könnte. Etliche Abgeordnete hätten den Bundesinnenminister und CSU-Politiker gern als neuen Fraktionschef gesehen.

Dieser Kelch ist nun an Dobrindt vorübergegangen. Dafür muss sich der Oberbayer seitdem einer Krise nach der anderen widmen. Am Dienstag berät er erst mit den anderen 26 Innenministern der EU über die Lage in Ceuta. Und besucht dann noch den Innen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um dort über den CSD-Anschlag zu sprechen. Zwischendurch bleiben einige Minuten für die Fragen des FOCUS, die der Minister aus Zeitgründen ausnahmsweise schriftlich beantwortet hat.

Herr Dobrindt, die Bilder aus Ceuta haben verdeutlicht, wie schnell es zu einem neuen Massenzustrom an den Außengrenzen kommen kann. Sie selbst sprachen von einer „volatilen Lage“. War die „Migrationswende“ der Bundesregierung nur möglich, weil es jetzt ein Jahr ruhig war an den europäischen Außengrenzen?

Nein. Die Migrationswende wirkt in ganz Europa. Kontrolle, Kurs und klare Kante sind der Maßstab für die Maßnahmen, die wir bereits umgesetzt haben, wie die Zurückweisungen an den Grenzen oder die Aussetzung des Familiennachzugs. Das waren die sichtbaren Zeichen in die Welt, dass sich die Politik in Deutschland verändert hat. Das Senken der Pull-Effekte hat Wirkung gezeigt. Die aktuellen Zahlen belegen, dass die illegale Migration im vergangenen Monat gegenüber dem Juli 2024 um 75 Prozent reduziert wurde.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haben wir mit dem Gemeinsamen Europäischen Asylsystem die Regeln deutlich enger gezogen, um illegale Migration zurückzudrängen. Mit der neuen Rückkehrverordnung beschleunigen wir die Verfahren. Das sind wirkungsvolle Instrumente.

War Ceuta das Ende der Migrationswende?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ist sicher, dass sich die Flüchtlingskrise von 2015 nicht wiederholen wird. Der CSU-Politiker kündigt weitere Rückführungen an

Interview von Felix Heck

In der Vergangenheit hat Marokko gezielt Druck ausgeübt, indem das Land immer wieder Migranten an die Außengrenzen der EU durchgewunken hat. Lässt sich das in diesem Fall auch erkennen?

Drittstaaten spielen bei der Migration immer eine große Rolle. Das wissen wir spätestens seit dem EU-Türkei-Deal. Deswegen weiten wir die Zahl der sicheren Herkunftsstaaten aus, um Rückführungen dorthin leichter umzusetzen. Wir bereiten die Einrichtung von Return Hubs vor, um illegale Migranten, deren Heimatländer nicht mit uns kooperieren, dennoch außer Landes zu bringen. Wir diskutieren den Visa-Hebel und die Themen der wirtschaftlichen Zusammenarbeit, um die Kooperationsbereitschaft von Drittstaaten zu erhöhen. Es braucht

immer auch einen Blick auf die Nachbarstaaten der EU, das ist zweifelsohne so. Wie bewerten Sie die Reakti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 auf den Ansturm? Aus der CDU und aus anderen EU-Mitgliedsstaaten gab es zunächst harsche Kritik.

Spanien hat reagiert. Die illegalen Migranten haben Ceuta zu größten Teilen bereits wieder verlassen. Warum es so weit gekommen ist und weshalb nicht früher auf diese Entwicklung reagiert wurde, wird aktuell europäisch analysiert. Es ist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mehr als deutlich geworden, dass kein EU-Mitgliedsstaat mehr bereit ist, einen Kontrollverlust wie 2015 zu akzeptieren. Das Versprechen der EU ist ein funktionierender Außengrenzschutz. Der muss gewährleistet sein.

FOTO: ANDREAS PEIN/L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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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Italien hat gedroht, das Schengen-Abkommen gegenüber Spanien auszusetzen. Erwägt Deutschland ähnliche Schritte, sollte es noch mal zu einer solchen Lage kommen? Die Migrationswelle der vergangenen Jahre ist von uns erfolgreich gebrochen worden. Aber Ceuta zeigt, wie schnell falsche Signale aus der EU heraus zu neuen illegalen Migrationsbewegungen führen können. Unsere Erfolge dürfen nicht gefährdet werden. Ich habe deutlich gemacht, dass wir die Kontrollen der Binnengrenzen fortsetzen werden. Schleuserkriminalität findet nicht nur zu Drittstaaten statt, sondern auch innerhalb Europas. Auch hier muss diese aktiv bekämpft werden.

Der SPD-Innenpolitiker Sebastian Fiedler warnt davor, dass künftig neue Migrationsbewegungen entstehen könnten, weil Ceuta eine Signalwirkung habe. Wie muss sich Deutschland, wie muss sich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uf ein solches Szenario vorbereiten?

Illegale Grenzübertritte müssen verhindert werden. Es ist offensichtlich, dass die Tausenden jungen Männer, die nach Ceuta gekommen sind, kein politisches Asyl für sich in Anspruch nehmen können. Sie glauben einfach daran, dass es besser wäre, in Europa zu leben. Darauf gibt es aber keinen Rechtsanspruch. Im Gegenteil. Davor gilt es Europa zu schützen. Deshalb war es richtig und wichtig, dass Spanien die Situation umgehend angegangen ist.

Sie haben in einer ersten Reaktion am vergangenen Freitag angekündigt, die „Erfolge beim Zurückdrängen der illegalen Migration müssen erhalten und weiter ausgebaut werden“. Was bedeutet das konkret? Welche weiteren Maßnahmen planen Sie jetzt?

Jeder Monat mit weiter sinkenden Asylzahlen ist ein Ausbau des Erfolgs unserer Asylpolitik. Das darf nicht gefährdet werden. Weitere Maßnahmen zur Reduzierung der Zahlen verhandeln wir gerade mit Drittstaaten, wie zum Beispiel Return Hubs, durch die wir die Pull-Faktoren weiter senken werden. Wenn das absehbare Ergebnis eines sehr teuren und oft gefährlichen Weges nach Europa für illegale Migranten nicht mehr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die Niederlande oder Dänemark, sondern ein Return Hub außerhalb Europas ist, werden sich viele wegen der abschreckenden Wirkung erst gar nicht auf den Weg machen. ■

»Es ist deutlich geworden, dass kein Mitgliedsstaat mehr bereit ist, einen Kontrollverlust wie 2015 zu akzeptieren«

Alexander Dobri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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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Bärbel Bas und Lars Klingbeil haben es als Vorsitzende bislang nicht geschafft, die SPD zu stabilisieren

Immerhin, das Träumen hat die SPD noch nicht verlernt: Seit einer Woche hängen in Berlin die Wahlplakate für die Abgeordnetenhauswahl am 20. September. Ihr Spitzenkandidat in der Hauptstadt, der 47-jährige Steffen Krach, ein smarter Typ, bezeichnet sich darauf selbstbewusst als „Der nächste Regierende“. In den jüngsten Umfragen – und im Wachzustand – kommen seine Sozialdemokraten auf nur 13 Prozent, sie liegen abgeschlagen hinter AfD, CDU, Linke und den Grün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ill SPD-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im Amt bleiben. Mit 29 Prozent in den Umfragen führt sie dort noch eine Partei an, die als Volkspartei durchgeht. Und trotzdem muss sie zittern: Die AfD liegt

»Da braut sich etwas zusammen«

Die Reformvorschläge fallen bei den Anhängern durch, den Parteichefs entgleitet die Macht. Die Lage in der SPD ist dramatisch

Text von Mike Szymanski

mit 36 Prozent weit vorn. In Sachsen-Anhalt, wo am 6. September gewählt wird, muss SPD-Spitzenkandidat Armin Willingmann fürchten, aus dem Landtag zu fliegen. Gerade erst hat sich die Partei um zwei Prozentpunkte auf sieben Prozent in den Umfragen hochgeschoben und sich wieder etwas von der Todeszone wegbewegt.

Der Vollständigkeit halber: Im Bund ist die SPD auf zwölf Prozent abgestürzt. Kürzlich lag erstmals die Linkspartei vor der SPD.

Die Lage ist dramatisch. Gut möglich, dass der eine oder andere Genosse gerade hofft, dass dieser Sommer nie zu Ende geht, damit nicht für alle sichtbar wird, wie schlecht es der Sozialdemokratie wirklich geht.

Einer der Wahlkämpfer seufzt: „Da braut sich etwas zusammen.“

FOTOS: HANS CHRISTIAN PLAMBECK/LAIF, FABIAN SOMMER/DPA, PHILIP DULIAN/DPA, MATTHIAS BEIN/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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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

Der Frust richtet sich gegen die Parteichefs Bärbel Bas und Lars Klingbeil. Sie hatten versprochen, an der Seite der Union ein Reformpaket zu schnüren, das die Regierungsparteien in der Gunst der Bürger wieder nach vorne bringt. Womöglich haben sie alles nur schlimmer gemacht – dieses Bild ergibt sich aus vertraulichen Gesprächen mit Führungsleuten, Abgeordneten und Wahlkämpfern.

Die Gesundheitsreform, die im Parlament beraten wird, bringt vor allem Einschnitte mit sich, Verbesserungen sind kaum zu erkennen. Ein SPD-Abgeordneter: „Die Leute betrachten die Änderungen als Angriff.“ Die Vorschläge zur Pflegereform, die diskutiert werden, könnten sich als „emotionaler Sargnagel“ entpuppen, weil auch damit vor allem Härten verbunden seien.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wächst der Widerstand gegen die Abschaffung der sogenannten „Rente mit 63“, für die die SPD lange einstand. Schwesig hat bereits angekündigt, im Bundesrat dagegenzustimmen – wenn sie dann noch im Amt ist.

„Emotionaler Sargnagel“

Berlins SPD-Spitzenmann Krach verzweifelt an der Mutterpartei: Ohne Not und Absprache hatte Schwarz-Rot vor wenigen Wochen mit dem Vorstoß, Enteignungspläne verbieten zu wollen, die Linke wieder stark gemacht. Die Konkurrenz will auf diese Weise die Macht der Wohnungskonzerne brechen. Das Thema war fast verschwunden, jetzt muss Krach wieder gegen die Fantasien der Linkspartei argumentieren.

Sommer 2026: Lars Klingbeil, zugleich Vizekanzler und Finanzminister, und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müssen um ihre Macht fürchten. Die Enttäuschung über die beiden ist enorm. „So wie es ist, kann es nicht weitergehen“ – dieser Satz wabert durch die Partei.

Nach den desaströsen Niederlagen bei den Wahlen in Baden-Württemberg (nur noch 5,5 Prozent) und Rheinland-Pfalz (Verlust der Staatskanzlei), saßen die beiden den Ärger noch mit der Begründung aus, die SPD mit einem Personalwechsel nicht „ins Chaos stürzen“ zu wol-

Wenn am nächsten Sonntag Bundestagswahl wäre...

in Prozent

Im Bund verharrt die SPD seit seit langem bei 12 Prozent

Wenn am nächsten Sonntag Landtagswahl in Berlin wäre...

in Prozent

Die Berliner SPD wäre die kleinste Partei im Abgeordnetenhaus

Wenn am nächsten Sonntag Landtags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äre... in Prozent

Die SP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te wieder die Regierung stellen

Wenn am nächsten Sonntag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wäre... in Prozent

In Sachsen-Anhalt muss die SPD um den Einzug in den Landtag bangen

Mitgliederentwicklung der SPD 717513

Die Zahl der Parteimitglieder ist seit Jahren stark rückläufig

Kämpfen gegen die Bundespolitik: Steffen Krach will in Berlin Regierender werden, Manuela Schwesig ihr Amt behalten und Armin Willingmann die SPD retten

len. Längst kursieren Namen für die Zukunft der SPD: Bürger-Liebling Boris Pistorius, Verteidigungsminister, könnte als Vize-Kanzler zu neuer Strahlkraft verhelfen. Für den Parteivorsitz werden Schmerzerprobte gehandelt: Ex-Arbeitsminister Hubertus Heil etwa oder Kurzzeit-Ministerpräsident Alexander Schweitzer.

Gelingt Manuela Schwesig in Schwerin allerdings ein Wunder, kann sie in dieser Partei alles werden. Dann träumt mancher Genosse schon von einer Erfolg versprechenden Kanzlerkandidatin 2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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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Das Foto zeigt einen Friedrich Merz, wie er sich selbst sieht – und wie die Union ihn sich sehnlichst wünscht: als Macher. Der CDU-Chef läuft über ein Rollfeld, dunkle Sonnenbrille, zwei Handys, die Akten-tasche in der linken Hand. Darüber steht in weißen Lettern: „Reformkanzler“. Das war Anfang Juli.

Zu diesem Zeitpunkt sieht es zum ersten Mal tatsächlich so aus, als ob die Reformen Wirklichkeit werden. Erst einigt sich die Expertenkommission auf 33 Empfehlungen für ein neues Rentensystem. Dann beschließt der Koalitionsausschuss ein großes Wirtschaftspaket. Sogar einschneidende Maßnahmen trauen sich die Koalitionäre zu, etwa die Abschaffung der „Rente mit 63“. Der Rentenstreit, der die Koalition fast zum Scheitern brachte, scheint erstmals beigelegt.

Scheint! Erst mal!

Bis jetzt. Mitten in der Sommerpause muss Merz mitansehen, wie sein Reform-Neustart durchkreuzt wird. Und diesmal nicht von der quengelnden Opposition, enttäuschten Interessenvertretern oder dem aufmüpfigen Koalitionspartner. Schlimmer: Die Querschüsse kommen aus dem eigenen Lager. Ausgerechnet von drei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In einer neuen ostdeutschen Allianz wollen Sven Schulze aus Sachsen-Anhalt, Mario Voigt aus Thüringen und Michael Kretschmer aus Sachsen die „Rente mit 63“ doch nicht anrühren. Dabei ist das Aus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ein zentraler Baustein der Reform: Ansonsten fehlen die Mittel, um die Sozialbeiträge zu stabilisieren und Wirtschaft wie Bürger zu entlasten.

Hektisch versuchen nun führende CDU-Politiker, die Debatte wieder einzufangen. Aber es ist zu spät. Sozialdemokraten sind längst aufgesprungen. Wieder könnte die Rente für den Kanzler zur Machtfrage werden.

Die Koalition und das Gesamtwerk

Rückblick: An einem sonnigen Junitag versucht der Kanzler die

Drei gegen Merz

Di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aus dem Osten schnüren die wichtige Rentenreform auf. Für den Kanzler ist das gefährlich

Text von Alisha Mendgen

Empfehlungen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der Öffentlichkeit schmackhaft zu machen. Es geht um die Einführung einer Kapitaldeckung in der Rentenversicherung, die Kopplung des Renteneintrittsalters an die Lebenserwartung und das Ende der „Rente mit 63“. Merz bemüht sich, die Bedeutung der Beschlüsse für Land und Regierung zu unterstreichen. „Die Rente bleibt sicher, und die Lasten werden gerecht verteilt“, sagt der CDU-Chef.

Die Abschaffung der abschlagsfreien Frührente würde tatsächlich dazu beitragen, das System finanziell zu stabilisieren: Die „Rente mit 63“ kostet jährlich knapp zehn Milliarden Euro. Fällt sie weg, könnte

der starke Anstieg der Rentenbeiträge gebremst und Spielraum für die teure, aber wichtige Kapitalrente geschaffen werden. Sogar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lobt das „Gesamtkunstwerk“ und warnt vor Rosinenpickerei. CDU-Chef und SPD-Vorsitzende senden damit dieselbe Botschaft: Nur wenn alle Elemente kommen, trägt das Konzept.

Und heute? Nach dem Aufschlag der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dürften einige Sozialdemokraten ihr Glück kaum fassen. 2014 hatten sie die Frührente in der großen Koalition als Gegenleistung für die Mütterrente der CSU durchgesetzt. Letztere wird künftig jetzt sogar noch ausgeweitet, während das SPD-Herzensprojekt sterben soll.

Deshalb starten die Sozialdemokraten ihre Rettungsmission. Schließlich haben nicht sie, sondern die Christdemokraten den Streit eröffnet. Manuela Schwesig, Ministerpräsidentin von Mecklenburg-Vorpommern, setzt sich seit Wochen für den Erhalt der Frührente ein. Nachdem die Forderungen aus der CDU laut geworden waren, schlossen sich auch Anke Rehlinger aus dem Saarland und Dietmar Woidke aus Brandenburg

FOTO: HENDRIK SCHMIDT/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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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e

Neue Allianz: Die Regierungschefs Mario Voigt, Sven Schulze und Michael Kretschmer (von links)

Entwicklung der Bundeszuschüsse an die Rentenkasse, in Mrd. Euro

Die Bundeszuschüsse zur gesetzlichen Rentenversicherung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tark gestiegen

»Das Paket wird sicherlich nicht von Ministerpräsidenten aufgemacht, die mit Didi Hallervorden Wahlkampf machen«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r

öffentlich an. Dieser Widerstand traf Merz unvorbereitet. Zwar grummelte CSU-Chef Markus Söder wegen der Einschränkung bei den Minijobs. Gegen die Rentenpläne regte sich aber sonst kaum Widerspruch. Bei der Sitzung des CDU-Präsidiums im Juni gab es sogar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Reform. Nach FOCUS-Informationen sollen sich auch Voigt und Schulze positiv geäußert haben.

Der Anti-Bund-Wahlkampf

Das geschah allerdings vor der heißen Wahlkampfphase. Die AfD scheint in Sachsen-Anhalt kaum aufzuhalten zu sein. Ministerpräsident Schulze kämpft darum, nach dem 6. September eine Koalition der politischen Mitte bilden zu können. Dafür schreckt er vor Angriffen gegen Berlin nicht zurück.

Die Altersvorsorge weckt Emotionen. Gerade bei Ostdeutschen: 75 Prozent sind allein von der gesetzlichen Rentenversicherung abhängig. Schulze und seine Landeskollegen wollen den Bürgern signalisieren, dass sie deren Sorgen verstehen. Dabei schwingt der Vorwurf mit, Rentenkommission und Bundesregierung hätten Ostdeutschland nicht im Blick.

Da war die Stimmung noch gut: Kanzler Merz und Ministerin Bas im Juni mit den Mitgliedern der Rentenkommission

Altersrenten für besonders langjährig Versicherte

in Tsd. Rentenempfängern

• Gesamt
• alte Bundesländer
• neue Bundesländer

Viele Menschen nutzen auch zwölf Jahre nach der Einführung weiter die „Rente mit 63“ Quellen: Dt. Rentenversicherung

Einer, der den Kompromiss ausgehandelt hat, widerspricht: Der CSU-Abgeordnete Florian Dorn, 40 Jahre alt, gelernter Volkswirt und früher Referent von Ifo-Chef Clemens Fuest. „Wir haben den Osten gezielt mitgedacht“, sagt er. „Von der Stabilisierung der gesetzlichen Renten profitieren ja vor allem auch die Rentnerinnen und Rentner in Ostdeutschland.“ Und von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mit 63“ würden vor allem besserverdienende, gesunde Männer mit überdurchschnittlichen Renten profitieren und eben nicht Menschen, die viele Jahre körperlich hart gearbeitet hätten.

Nach dem heftigen Rentenstreit im Dezember 2025 entschied sich die Koalition bewusst, nur junge Abgeordnete in die Kommission zu entsenden: Neben Dorn war das für die CDU Pascal Reddig, 31, Chef der Jungen Gruppe. Und die Sozialdemokraten nominierten die 34-jährige Sozialpolitikerin Annika Klose.

Die Jungen schafften mit zehn Experten das, woran die Vorgänger jahrzehntelang gescheitert waren: die Einigung auf Strukturreformen.

Umso kämpferischer geben sie sich nun, da die Älteren wieder alles infrage stellen: „Das Paket kommt und wird sicherlich nicht von Ministerpräsidenten aufgemacht, die mit Didi Hallervorden Wahlkampf machen“, ätzt ein junger CDU-Abgeordneter. Es ist eine Spitze gegen Sven Schulze, der sich mit Auftritten an der Seite des Kanzler-Beschimpfers Hallervorden intern Ärger eingehandelt hat.

In der Union gibt es die Hoffnung, dass die Ost-Ministerpräsidenten das Interesse am Thema mit dem Wahltag verlieren. Doch die Länder sind selbstbewusst, das zeigte zuletzt das Scheitern der Entlastungsprämie im Bundesrat. Noch hat das Arbeitsministerium kein Gesetz vorgelegt. Damit ist auch offen, ob der Bundesrat ausdrücklich zustimmen muss. Will die CDU-Spitze den Rentenfrieden nicht aufs Spiel setzen, wird sie den Regierungschefs irgendwie entgegenkommen müssen. Ansonsten muss sich Friedrich Merz vom „Reformkanzler“-Image endgültig verabschieden.

FOTO: KAY NIETFELD/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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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Die AfD und der Fetisch-Club

Weil die AfD die Räumungsklage im Streit um ihre Bundesgeschäftsstelle verloren hat, müssen Mitarbeiter nach Berlin-Mitte umziehen – wenige Meter entfernt vom legendären Kitkat-Club. Ein Kiez in Aufruhr

Text von Antje Hildebrandt

Friendly Fire aus dem Kitkat-Club: „Die haben mehr ein Problem mit uns als wir mit de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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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en dem Späti, in dem das Berliner Kindl nur einen Euro kostet, hängen noch Plakate vom Christopher Street Day. Es ist Werbung für eine After-Show-Party. Man sieht halb nackte Männer, die vergnügt in einem Pool planschen. Einer trägt einen Slip, auf dem „Revolver“ steht.

Das ist der erste Eindruck von dem Kiez, in den demnächst die AfD umzieht. Willkommen in Berlin-Mitte.

Hier trifft man Menschen, die am helllichten Tag Lack oder Leder tragen. Eine von ihnen, Sandy, sitzt auf einem Barhocker auf dem Trottoir und scannt Besucher, die in die Prisma-Bar wollen, die kleine Schwester des Kitkat-Clubs. Nightmanagerin, so nennt sich die Endzwanzigerin, breitflächig tätowiertes Dekolleté, goldene Nasenringe, Lederkappe. Sandy sucht aus, wer auf den Dancefloor darf.

Nein, sagt sie, sie habe noch nichts davon gehört, dass nur hundert Meter weiter die AfD einziehen will. Und wenn schon, sagt Sandy. „Die stören sich wahrscheinlich mehr an uns als wir uns an denen.“ Neben ihr stehen zwei in Schwarz gekleidete Frauen. Eben haben sie sich noch geküsst. Jetzt lachen sie, alle drei. Es gibt Regeln für Besucher. Sexuell freizügig müssen sie sein und „kreativ gekleidet“. Und, ganz wichtig: respektvoll im Umgang miteinander.

Ob schon jemand von der AfD in Berlins berühmtestem Techno- und Fetischklub war? Die Frauen zucken die Schultern. Woher sollen sie das wissen? Steht denen ja nicht auf der Stirn geschrieben. Erkennt man vielleicht am Tattoo. Neulich hat Sandy jemanden rausgeworfen, der eine schwarze Sonne auf dem Oberarm hatte. Ein NS-Symbol. Aber er wäre so oder so rausgeflogen. Er hatte randaliert. Ein klarer Verstoß gegen die Hausordnung. Sandy ist da rigoros. Regeln sind Regeln.

Drama oder Posse

Dienstagabend, der Heinrich-Heine-Kiez in Berlin-Mitte. Spätis, Bars, Lebensmittelläden. An einem Laternenpfahl klebt ein „No AfD“-Sticker. Das ist die Kulisse für ein Stück, von dem noch nicht ganz

FOTOS: RBB, PETER MEISSNER/ACTI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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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ellschaft

klar ist, was es sein soll. Drama oder Posse. Es geht darin um Vorurteile und diffuse Ängste. Um eine Partei, die diese Ängste schürt. Und die jetzt nicht weiß, wie sie mit den Konsequenzen umgehen soll.

Plötzlich gekündigt

Die AfD. Anfang Juli sickerte durch, was die Rechtsaußen bislang geheim gehalten hatten. Dass sie nämlich in einem Bürogebäude am Köllnischen Park 1 die obere Etage gemietet haben. 1600 Quadratmeter, 32000 Euro Miete im Monat. Hier, so hieß es, sollten einige Abteilungen der Bundesgeschäftsstelle von Deutschlands größter Oppositionspartei einziehen. Für die AfD der perfekte Standort: nur zehn S-Bahn-Minuten vom Bundestag entfernt, mit Parkplätzen im Innenhof, der Eingang besonders geschützt. Man kommt nur rein, wenn man einen Code in eine Tastatur tippt.

Aber warum nur einige Abteilungen? Die Etage, hört man in der AfD, sei erst der Anfang, eine Notlösung. Bis Ende des Jahres muss die Bundesgeschäftsstelle ihr

Domizil in Berlin-Wittenau räumen. So sieht es ein Urteil des Landgerichts Berlin vor. Der Eigentümer hatte der AfD nach ihrer Bundestagswahlparty im Februar 2025 fristlos gekündigt. Sie hatte, so die offizielle Begründung, den Innenhof genutzt. Ohne Genehmigung. Die Partei weigerte sich. Sie wurde rausgeklagt.

Damit fing das Drama an. Es geht um drei Mietverträge, sie laufen nacheinander aus. Der Erste im September, der Letzte im Dezember. Das setzt die Partei unter gewaltigen Druck.

Fast vierzig Immobilien, so heißt es, habe man sich seit dem Räumungsurteil angesehen. Eine eigens zu diesem Zweck gegründete Firma scannte den Markt: die Castel del Monte Immobilien GmbH. Das Castel del Monte gibt es wirklich. Es ist eine achteckige Trutzburg, die sich auf einem Hügel im Südosten Italiens erhebt.

Der Trick mit der Immobilien-GmbH

Der Name öffnete der Partei Türen. Er klingt nach Geld, Luxus und ein bisschen auch nach weiter Welt. Er soll Hausbesit-

zer beruhigen, die mit der Partei eher die Angst vor Farbbeuteln und Besuchen der Antifa verbinden. Doch die Verhandlungen scheiterten trotzdem. Mal stimmte die Verkehrslage nicht. Mal gab es keine Parkplätze. Mal mangelte es an Sicherheit, mal machten die Vermieter in letzter Minute einen Rückzieher. Mal war der Preis zu hoch. Dabei mangelt es der AfD nicht an Geld. Ihr Reinvermögen liegt bei knapp 41 Millionen Euro.

Trotzdem könnte der Partei im schlimmsten Fall die Obdachlosigkeit drohen. Denn die Büro-Etage in Mitte reicht nicht. Der Bundesvorstand soll künftig in repräsentativeren Räumen tagen – in einer „Vorstadtvilla“. Wieder am Stadtrand und nicht in Mitte, aber hey, immerhin mit Autobahn-Anschluss vor der Tür.

Unterschrieben ist der Kaufvertrag noch nicht. Das hat die Anwohner in Berlin-Mitte alarmiert. Was ist, wenn der Deal wieder platzt? Wenn plötzlich die gesamte AfD in ihrer Nachbarschaft ein- und ausgeht? Wenn die Partei ihre Wahlerfolge künftig vor ihrer Haustür feie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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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Gesellschaft

In der Partei machen viele Carsten Hütter für das Desaster verantwortlich. Als ehemaliger Bundesschatzmeister war der Gebrauchtwagenhändler aus dem sächsischen Marienberg jahrelang auch für Immobilien zuständig. Unter seiner Regie scheiterte schon der Kauf des Bürogebäudes in Wittenau. Die Gespräche endeten damit, dass der Vermieter ihn und den Bundesgeschäftsführer wegen versuchter Erpressung anzeigte. Ein Vorwurf, den beide zurückweisen.

Hütter will sich heute dazu nicht äußern. Beim AfD-Bundesparteitag in Erfurt wurde er nicht als Schatzmeister wiedergewählt. Den Job als Geschäftsführer der Castel del Monte GmbH aber behielt er. Aus der Bundestagsfraktion hört man, für das Desaster sei er nicht allein verantwortlich. Zweimal sei die Partei ganz dicht davor gewesen, eine Immobilie zu kaufen. Doch in letzter Minute habe der Bundesvorstand gebremst – oder genauer: Alice Weidel. Die Parteichefin träumt davon, 2029 Kanzlerin zu werden. Es heißt, sie wollte lieber mieten als kaufen, um Geld für den Wahlkampf zurückzulegen.

Stimmt das? Eine Anfrage von FOCUS an ihren Sprecher bleibt unbeantwortet.

Das Hin und Her ist schon für Parteimitglieder irritierend. Von den Anwohnern am Köllnischen Park blickt kaum noch einer durch. Es ist eine diffuse Angst, die umgeht. Was kommt da auf sie zu?

Im „Dorf“ herrscht Unruhe

Bei einem Aktionstreffen Mitte Juli haben sich 150 Anwohner in einer Signal-Gruppe vernetzt. Eine von ihnen ist Katja Zimmermann. Die zweifache Mutter sitzt für die Grünen in der Bezirksverordnetenversammlung (BVV) in Mitte.

Jetzt steht sie vor dem Haus im Heinrich-Heine-Kiez, ein Rucksack auf dem Rücken und die Sonne im Gesicht – und verteilt Wahlkampf-Flyer. Dieser Kiez ist ihr „Dorf“, ihr Zuhause. Aus ihrem Kinderzimmer konnte sie einst den Fernsehturm am Alex blinken sehen. Heute ist sie selbst Mutter. Alleinerziehend. Ihr „Dorf“ hat ihr geholfen, ihre Zwillinge allein großzuziehen.

Es ist ein Kiez, in dem jeder Zweite einen Migrationshintergrund hat. Und wo es aber niemanden interessiert, ob jemand aus Damaskus, Neu-Delhi oder Delmenhorst kommt – solange es friedlich ist. Messerangriffe? Schießereien? Hat man hier noch nicht erlebt. Der Heinrich-Heine-Kiez ist kein Kriminalitätsschwerpunkt. Aber Probleme mit Drogendea-

Sex sells, aber Sandy lässt nur Leute rein, die auch respektvoll miteinander umgehen

lern und Junkies haben sie hier schon, mit Diebstählen und mit Müll. Sauberkeit, das ist eines von Zimmermanns Themen. Bessere Kitas. Familienzentren. „Begegnungsorte“. Die AfD, sagt sie, störe da nur. Was wolle man schon von einer Partei erwarten, die Stimmung gegen Menschen mache, die in diesem Kiez zu Hause sind. Gegen Homosexuelle, gegen Migranten, gegen Grüne wie sie.

Die linken Nachbarn von nebenan

„Darf ich Ihnen einen Flyer geben?“ Ein Mittsechziger, eine Sonnenbrille mit goldenem Rand auf der Nase, ein Smartphone in der Hemdtasche, hebt abwehrend

»Was will man denn von einer Partei erwarten, die Stimmung gegen Migranten macht?«

Katja Zimmermann (Grüne)

rend die Hände. Die Grünen, daran lässt er keinen Zweifel, sind nicht seine Partei. Die AfD gefällt ihm besser. Law & Order statt Multikulti. Weshalb er überhaupt kein Problem damit habe, dass die AfD hier im September einziehe. „Das ist doch eine demokratisch gewählte Partei.“

Renata Kudlacek muss tief durchatmen, als sie das hört. Sie ist eine quirlige Frau, halb Tschechin, halb Deutsche – und mit einem Inder verheiratet. Nur einige Meter weiter betreibt sie die BBA Gallery. Es ist ein beliebter Ausstellungsort für Künstler aus aller Welt. Kudlacek sagt: „Die AfD ist gegen alles, wofür unsere Galerie steht.“

Zusammen mit anderen hat die Galeristin eine „Aktionsgruppe“ gegründet. Zu einem ersten Treffen Mitte Juli kamen 150 Anwohner – vor allem solche, die künftig mit der AfD unter einem Dach leben. Kein Wunder. Das Haus mit der Nummer 1 ist nicht irgendein Haus. Hier haben linke NGOs wie der Arbeiter-Samariter-Bund (ASB) und Oxfam oder die Psychologische Hochschule Berlin (PBH) ihre Räume. Es ist, als steche die Partei hier in ein Wespennest.

Zu den Patienten der PBH gehören: Geflüchtete,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oder Gewalterfahrung. In einer Stellungnahme der Hochschulleitung heißt es, die Räume seien bislang ein Safe Space für sie gewesen. Aber wird das mit der AfD als Nachbarin so bleiben? Anfragen an die Eigentümerin bleiben unbeantwortet. Dabei ist das eine Sorge, die auch die Lehrer der Sprachschule im Erdgeschoss umtreibt. An diesem Sommerabend stehen die Fenster sperrangelweit offen. Eine Lehrerin erklärt gerade den Unterschied zwischen Dativ und Akkusativ. Sie unterrichtet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Einer, der eine Schule wie diese besucht hat, ist Omar, 30, Sonnenbrille, Bart, Vokuhila-Matte. Ein schlaksiger Kerl, der inzwischen besser Deutsch spricht als mancher Berliner. Jetzt öffnet er vor dem Späti vis-à-vis des Kitkat-Clubs ein Feierabendbier. Fragt man ihn, was er davon hält, dass sich die Schüler künftig einen Eingang mit Menschen teilen müssen, von denen einige fordern, dass Menschen wie er zurück nach Syrien müssen, muss er kurz überlegen. Dann sagt er: „Scheiße, aber irgendwo müssen die ja hin.“ ■

Antje Hildebrandt lernte bei der Recherche einiges über die Tricks der AfD bei der Immobiliensuche. Der wichtigste: Sie tritt nicht als Partei auf, sondern als Firma: Castel del Monte.

FOTOS: ANTJE HILDEBRAND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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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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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Der Krieg in der Ukraine dauert nun schon länger als der Erste Weltkrieg. Unbedingt abwehrbereit: Ukrainerinnen, die ihr Land verteidigen. Ein Besuch an der Front

Text von Lieselotte Hasselhoff Fotos von Julia Kochetova

Während die Mobilisierung neuer Soldaten in der Ukraine nur schleppend verläuft, melden sich immer mehr Frauen für den Dienst in der Armee.

Sie alle tun es als Freiwillige – die Wehrpflicht gilt selbst in Kriegszeiten nur für Männer.

Mehr als 75 000 Soldatinnen gehören inzwischen zu den ukrainischen Streitkräften, deren Gesamtstärke (Anfang 2025) bei über 800 000 Menschen gelegen haben soll. In der traditionellen Männerwelt mussten sie sich zunächst gegen alte Rollenbilder und Vorurteile durchsetzen, um nicht nur Köchinnen und Sanitäterinnen, sondern auch Scharfschützinnen, Drohnenpilotinnen oder Kommandeurinnen zu werden. Sie mussten anfangs um Uniformen kämpfen, die auch weiblichen Körpern passen, um kleinere Schuhgrößen bei den Armeestiefeln, um Hygieneartikel.

Inzwischen werden Tausende Frauen an den vordersten Frontlinien eingesetzt. Sie sind keine Ausnahmeerscheinung mehr. Die Soldatinnen beeinflussen mit ihrem Dienst nicht nur das Kriegsgeschehen mit, sondern verändern mit ihrem Mut, Pflichtgefühl und Patriotismus auch die ukrainische Gesellschaft. FOCUS hat fünf dieser Frauen getroff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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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da: »Ich würde lieber High Heels tragen«

Ich hasse Uniformen“, sagt Ananda und lacht. Viel lieber würde sie schöne Kleider und High Heels tragen – so wie früher, als sie noch in einem Vorort von Charkiw lebte: „Mein Leben verlief damals ruhig: verheiratet, zwei Kinder, eine eigene Firma.“

Heute sitzt sie auf einem wackeligen Klappstuhl in einer Drohnenwerkstatt in der Nähe der Front. Sie wäre vielleicht nie Soldatin geworden, wäre ihre Familie bei Russlands Einmarsch 2022 nicht getrennt worden. Ihr Mann und ihr Sohn gerieten in ihrem Heimatort unter die russische Besatzung, während sie selbst nur durch Zufall gerade nicht dort war. Erst Wochen später gelangte sie zu ihrer Familie – ein extrem riskantes Unterfangen. Zu Fuß überquerte

sie die Frontlinie, erzählt sie, passierte ausgebrannte Dörfer mit Leichen und zerstörten Panzern. Jeden Augenblick hätte sie in die Hände der Russen geraten können. „Aber es ging doch um mein Kind, ich musste es einfach tun“, erklärt sie.

Die Rettungsaktion gelang. Wahrscheinlich war es diese Kombination aus Mut, Fürsorge und knallharter Rationalität, die Ananda schon bald zu einer der ersten und angesehensten Kommandeurinnen in der ukrainischen Armee machten. Sie trat zu Beginn der Invasion freiwillig der Territorialverteidigung bei – und bald darauf befehligte sie den Aufklärungstrupp ihres Bataillons.

Ihre „Jungs“, erzählt sie, nennen sie „Mama“ – aus Respekt vor ihr. Denn: „In den zwei Jahren unter mei-

Ananda, eine der be- kanntesten Soldatinnen des Landes, leitet eine Drohnene- inheit

nem Kommando wurde niemand aus meinem 20-köpfigen Team getötet.“ Vielleicht ist auch ihr Kampfname ein gutes Omen: „Ananda“ bedeutet im Sanskrit „Glück“.

Irgendwann wollte die Armee sie in ein Büro stecken – stattdessen übernahm die Mittvierzigerin eine Drohneneinheit. „Ich bin stolz darauf, dass Frauen heute Führungspositionen einnehmen können“, sagt sie. Trotzdem sieht sie die Entwicklung mit gemischten Gefühlen. Ihre eigene Tochter ist gerade Anfang 20. Für sich selbst habe Ananda das Leben in der schweren Uniform längst akzeptiert. „Aber in ihrem Alter“, sagt sie, „sollte man herumalbern, sich verlieben, das Leben genießen. Und schöne Kleider tr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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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Panda: »Ich muss permanent beweisen, dass ich dem Job wirklich gewachsen bin«

Vor einem verlassenen Dorfhaus unweit von Charkiw steht Panda an einen Pfosten gelehnt und raucht eine Zigarette. Sie ist klein und hat ein welches, fast noch mädchenhaftes Gesicht. Der Blick, mit dem sie ihr Gegenüber von oben bis unten mustert, wirkt dennoch einschüchternd – eine Attitüde, um sich in ihrer neuen Rolle zu behaupten.

Denn mit ihren gerade einmal 20 Jahren ist Panda die Kommandeur in ihrer Einheit. Sie befehligt den zehn Jahre älteren Panzerfahrer, sie gibt Anweisungen an den zwölf Jahren älteren Bediener der Kanone. Zu dritt fahren sie riskante Einsätze in unmittelbarer Frontnähe.

„Männer fühlen sich schnell durch jemanden wie mich bedroht und stellen deshalb meine Fähigkeiten infrage“, sagt Panda. „Ich muss permanent beweisen, dass ich dem Job wirklich gewachsen bin.“ Sie sitzt breitbeinig auf einem der harten Betten im Keller des Gebäudes, das als Wohnraum für sie und ihre Männer dient: „Ich darf mir nie eine Schwäche erlauben.“

Panda wirkt, als habe sie früh gelernt, ihre eigenen Wege zu gehen. Mit 18 hat sie geheiratet – und wäre ihr Mann nicht so sehr dagegen gewesen, wäre sie schon damals zur Armee gegangen. „Nach der Scheidung ein Jahr später erfüllte ich mir meinen Traum“, sagt sie.

In ihrer Familie habe man den Krieg, der im Donbass schon seit 2014 tobt, ignoriert. Ihre Stimme wird härter, als sie erzählt: „Mein Vater starb 2023, aber nicht im Krieg, sondern am Alkoholismus.“ Ihre Mutter reise als Saisonarbeiterin umher, ihre Geschwister lebten im Ausland – „die interessiert nicht, was hier in der Ukraine passiert“.

Doch sie habe der Gedanke nicht mehr losgelassen: „Ich fand die Vorstellung inakzeptabel, dass jemand mein Land besetzt. Ich musste doch etwas dagegen unternehmen.“

Sie bewarb sich bei der Armee Ende 2024 – eigentlich als Drohnenpilotin, weil sie annahm, dass sie dort als Frau die größten Chancen habe. „Aber dann wurde ich Panzerfahrerin“, sagt sie triumphierend: „Das ist viel besser!“

Panda wollte zunächst Drohnen lenken, jetzt fährt sie Panzer. „Das ist viel besser“

Stella, 33, arbeitet als Analystin in der Luftverteidigung

Stella: »Die Angst vor Russland hätte mich überall auf der Welt verfolgt«

Es ist wichtig, auch im Krieg so zu leben, dass man in den Spiegel schauen kann“, sagt Stella. In ihrer kleinen Wohnung stehen Kisten mit Elektronik und eine verpackte Campingdusche herum. Bis auf die eingerollte Yogamatte und ein paar Blusen an der Garderobenstange erinnert kaum etwas an ihr ziviles Leben. Erst vor Kurzem ist Stella hier eingezogen. Zuvor hat sie zweieinhalb Jahre lang an der Front gekämpft.

Als der Krieg 2022 losging, hätte sie im Ausland ein neues Leben beginnen können. Sie hat dort Freunde, spricht Englisch, reist gern. Doch fremde Länder zu besuchen, wenn es die eigene Heimat vielleicht bald nicht mehr gibt? Stella wurde Drohnenpilotin, kämpfte in Saporischschja, im Donbass. Nach Monaten unter Lebensgefahr und Schlafmangel konnte sie nicht mehr: Heute arbeitet die 33-Jährige als Analystin in der Luftverteidigung. Als sie sich damals meldete, konnte sich Stella den Frontalltag nicht vorstellen – „zum Beispiel, was es bedeutet, wenn Kameraden getötet werden“. Und doch habe sie genau das getan, was sich richtig anfühlte. „Deshalb bin ich heute glücklich mit meinem Leben. Trotz aller Umstä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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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 30, wird Drohnenpilotin und absolviert gerade ihre Grundausbildung

Sophia: »Ich muss darüber schlafen, dann verfliegt die Angst wieder«

Sophias Flüstern knackt im Funkgerät des Übungsleiters. Er wartet. Der Wald ist voller Mücken und von Sophia fehlt jede Spur. Der Mann schimpft, sie habe die falschen Koordinaten durchgegeben. Dann taucht sie doch noch im Gebüsch auf: das Gesicht vermummt, die Schirmmütze verkehrt herum, das Gewehr im Anschlag. Sie versucht, sich zu erklären, aber ihre Stimme versagt: Sophia hat Angst.

Die 30-Jährige absolviert erst die dritte Woche des allgemeinen Basis-

trasistrainings. Danach soll sie zur Drohnenpilotin ausgebildet werden. Über ihrem Kopf schwirren nun Fluggeräte, ein als Gegner getarntes Team pirschte sich heran. Die Übung muss möglichst realistisch wirken – wie in den Wäldern im Osten der Ukraine, wo Rekrutin Sophia schon in einigen Wochen kämpfen soll.

Zum ersten Mal habe sie heute die Tragweite ihrer Entscheidung gespürt, erzählt sie später aufgewühlt, als sie ihr Gewehr mit energischen Handgriffen zerlegt. Bevor sie sich bei der Armee meldete, hatte So-

Sophia verschiedene Jobs, zuletzt als Näherin in Lwiw.

Ohne große patriotische Gefühle habe sie den Dreijahresvertrag unterschrieben, sagt sie, sie suchte Halt und Kameradschaft, vielleicht lockte auch das gute Gehalt. „Vor allem aber wollte ich etwas Sinnvolles tun“, fügt sie etwas leiser hinzu. Was tut sie nun gegen die Panik vom Übungsplatz? „Ich muss darüber schlafen“, sagt Sophia, dann werde die Angst hoffentlich wieder verfliegen. Denn für die nächsten drei Jahre gibt es jetzt kein Zurück mehr.

Die Kampf-sanitäterin und Drohnenpilotin Yaryna ist eine bedeutende Dichterin der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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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Yaryna: »Ich wollte begreifen, was es heißt, sein Land mit dem Leben zu verteidigen«

Yaryna war 23 Jahre alt, als ihr Freund im besetzten Donbass an einem Januarmorgen 2020 von einem russischen Sniper erschossen wurde. „An dem Tag wartete ich in Kiew auf ihn“, erinnert sich die heute 31-Jährige. „Nur eine Sekunde hat all unsere gemeinsamen Pläne und Hoffnungen vernichtet.“

Heute ist sie Marinesoldatin und eine der wichtigsten Dichterinnen der Ukraine. In einem Charkiwer Café macht sie unterwegs zum nächsten Fronteinsatz Halt. Sie wirkt konzentriert, ihre Haare sind zu feinen Zöpfen geflochten, ihre Fingernägel passend zur Camouflageuniform lackiert.

Schon seit 2019 engagierte sich Yaryna im Krieg in der Ostukraine als Paramedic, mit ihrer Lyrik setzte sie sich für die ukrainische Sprache ein. Nach dem Tod ihres Freundes entschied sie, drei Jahre „der Armee zu schenken“. „Ich fühlte, dass ich selbst seinen Weg gehen musste, um wieder zu heilen“, sagt sie. Gleichzeitig war es für sie auch die konsequente Fortsetzung ihres Aktivismus. Yaryna wuchs in einer ukrainischsprachigen Familie auf – in einer Zeit, in der Russlands Einfluss in Alltag und Fernsehen allgegenwärtig war. Gegen diesen „kolonialen Druck“ hätten schon Generationen von Ukrainern vor ihr gekämpft: „Ich wollte begreifen, was es bedeutet, mit seinem Leben sein Land und seine Identität zu verteidigen.“ Aus drei Jahren sind inzwischen sieben geworden. Yaryna hofft, eines Tages wieder ganz für die Literatur zu leben. Und vielleicht auch, ein normales Familienleben zu haben. Vor Kurzem haben sie und ihr heutiger Mann ihre Eizellen befruchten und einfrieren lassen. „Es beruhigt mich, zu wissen, dass selbst, falls einem von uns etwas passieren sollte, wir in unserem Kind weiterleben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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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tz Krieg und Protest hält sich das iranische Regime in Teheran mit aller Rücksichtslosigkeit an der Macht

Wie so viele Menschen im Iran ist Mehrdad Samimi (Name geändert) erschöpft. Nicht von den Bombardierungen der USA, davon bekommt der 34-Jährige in Täbris, einer Stadt im Norden des Landes, nur wenig mit. „Bisher zielen sie vor allem auf militärische Gebiete“, so Mehrdad Samimi über die jüngsten Angriffe. „Unsere größte Sorge ist es zurzeit, einfach nur über die Runden zu kommen.“

Der Krieg, ein monatelanger Internetblackout, staatliche Misswirtschaft und Korruption haben überall im Land Spuren hinterlassen. Die Inflation ist so hoch wie seit Jahrzehnten nicht, viele Menschen haben ihre Arbeit verloren, die Armut steigt. Laut der iranischen Zentralbank lag die Inflation zuletzt offiziell bei 53,9 Prozent – inoffiziell ist die Preissteigerung, insbesondere für Mittel des täglichen Gebrauchs, allerdings weitaus höher.

„Die Mieten sind so dramatisch gestiegen, dass sie höher sind als das gesamte Monatsgehalt eines Arbeiters“, schreibt

Der iranische Albtraum

Donald Trump will den Iran zum Aufgeben zwingen. Gleichzeitig lässt das Mullah-Regime seinem Volk kaum Luft zum Atmen. Wie geht es für die Menschen weiter?

Text von Gilda Sahebi

Samimi. Er meldet sich schriftlich über einen verschlüsselten Chat. Jegliche Kommunikation mit ausländischen Medien wird in der Islamischen Republik in diesen Zeiten besonders hart bestraft. Die Revolutionsgarden (IRGC) nehmen regelmäßig Menschen fest, die mit ausländischen, der IRGC zufolge „feindlichen“ Medien, in Kontakt stehen. Das Regime will verhindern, dass Informationen aus dem

Land gelangen, die den offiziellen Narrativen der Machthaber widersprechen, nach denen die Bevölkerung geschlossen hinter der Islamischen Republik stünde und die Nation nur so vor Kraft strotze.

Die Kaufkraft sei stark gesunken, berichtet Samimi, das Bankensystem sei zusammengebrochen. „Man kann weder ein Bankkonto eröffnen noch ein Scheckbuch besorgen.“ Als Ladenbesitzer tref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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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FATEMEN BAHRAMUDOP IMAGES, MA.82 ASGARIPOUR/REUTERS, MORTEZA NIKOUBAZI/NURPHOTO/DPA

ihn solche wirtschaftlichen Belastungen besonders hart. Überall spüre man diesen existenziellen Druck: „Reisen, Freizeitaktivitäten und sogar private Zusammenkünfte sind extrem zurückgegangen.“

Im Iran sind solche Treffen ein wichtiges Ritual. Regelmäßig lädt man Freunde oder Nachbarn abends ein, isst, tanzt und musiziert gemeinsam. Es ist ein Ritual, an dem gewöhnlich festgehalten wird, egal, wie schwer die Zeiten sind. Nur waren die Zeiten in der Islamischen Republik wohl selten so dunkel.

Unvorstellbare Gewalt

Die iranische Bevölkerung steht von zwei Seiten unter Druck. Auf der einen Seite steht das Regime, gegen das viele Menschen Anfang des Jahres noch auf die Straßen gegangen sind. Ende Dezember 2025 waren landesweite Proteste ausgebrochen; Auslöser war die damals schon katastrophale wirtschaftliche Lage, angefacht durch eine fallende Währung und steigende Inflation.

Die Machthaber ließen die Proteste Anfang Januar durch beispiellose Gewalt niederschlagen. Die Revolutionsgarden und ihre Milizen ermordeten Menschen auf den Straßen und sogar in Kliniken, wo Verletzte versorgt wurden. Tausende, Schätzungen zufolge sogar Zehntausende Menschen, wurden vom Regime ermordet, darunter auch viele Kinder und Jugendliche.

Während dieser Schock noch tief saß, brach Ende Februar der Krieg mit den USA und Israel aus. Durch die Bombardierungen wurden nicht nur Menschen getötet – besonders fatal war der Schlag auf eine Schule im Süden des Landes, bei dem mehr als 150 Menschen, darunter 120 Schulmädchen, getötet wurden – es wurden auch Existenzen zerstört, Läden, Geschäfte, Wohnungen und Häuser. Mit Kriegsbeginn verhängten die iranischen Machthaber gleichzeitig einen vollständigen Internetblock. Unternehmen, Selbstständige und Geschäftsleute, die für ihre Betriebe auf das Internet angewiesen waren, verloren ihr Einkommen.

Gholamhossein Mohammadi, der stellvertretende Arbeitsminister des Regimes, sagte der staatlichen Nachrichtenagentur Tasnim im April, dass im Zuge des Krieges zwei Millionen Iranerinnen und Iraner ihre Arbeit verloren hätten. Frauen sind besonders stark von Entlassungen und Jobverlust betroffen, unter anderem, weil sie in die häusliche Arbeit zurückgedrängt werden. Gleichsam steige die häusliche

Für die Trauerfeier des getöteten Ali Chamenei setzt das Regime Menschenmassen in Szene

Bomben treffen auch zivile Infrastruktur, wie hier 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Scharif

Gewalt gegen Frauen und Kinder, berichtet das iranische Exil-Medium „Iranwire“.

Auch Sahra Ahmadi (Name geändert) hat ihre Arbeit verloren. Die 35-jährige Ingenieurin lebt in Teheran und verlor ihre Stelle gleich zu Beginn des Kriegs. Seitdem kann sie ihre Miete nicht bezahlen und lebt nur dank finanzieller Hilfe von Angehörigen aus dem Ausland noch in ihrer Wohnung.

Nur eine Mahlzeit am Tag

„Sogar Menschen, die ein Haus und ein Auto besitzen, können sich teilweise nur noch eine Mahlzeit am Tag leisten“, schreibt auch sie über einen verschlüsselten Chat. Über ihre eigene Lage beschwert sie sich allerdings nicht. Sie macht sich Sorgen um Menschen mit besonderen Bedürfnissen, etwa, weil sie krank sind. „Medikamente sind entweder gar nicht verfügbar oder extrem teuer“, sagt Ahmadi. „Auch Antidepressiva sind so teuer geworden, dass viele sie sich nicht mehr leisten können.“

Es ist nicht nur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ie Ahmadi und viele andere Menschen bedrückt und wütend macht: Die Repres-

sionen des Regimes haben im Verlauf des Krieges massiv zugenommen. Amnesty International sprach in einer Erklärung Ende Juli von „willkürlichen Hinrichtungen“ von Menschen, die während der Januar-Proteste festgenommen worden waren. Seit Beginn des Jahres wurden mindestens 26 Protestierende hingerichtet, mit dem Ziel, „Widerstand zu brechen“, so Amnesty. 60 weitere seien in akuter Gefahr, ebenfalls exekutiert zu werden.

„Erst heute wurde Arvin Kheirkhahan hingerichtet“, schreibt Ahmadi, die sich in der Vergangenheit an vielen Anti-Regime-Protesten beteiligt hat. Der 19-jährige Kheirkhahan hatte im Januar wie viele junge Menschen für ein besseres Leben protestiert und wurde festgenommen. In kürzester Zeit wurde er verurteilt, einen „Krieg gegen Gott“ geführt zu haben. Am 1. August wurde er hingerichtet. „Neben der wirtschaftlichen Lage sind es die Hinrichtungen, die Menschen am meisten belasten“, sagt Sahra Ahmadi. „So sehr, dass viele die Nachrichten über den Krieg kaum noch verfolgen.“

Manche glauben sogar, berichtet Mehrdad Samimi, dass das Regime bewusst den Krieg aufrechterhalte, um Proteste der Bevölkerung zu verhindern. Laut Berichten der New York Times gibt es in der iranischen Führung durchaus Kämpfe um die Fortsetzung des Kriegs. Eine Fraktion ideologischer Hardliner wolle keine Verhandlungen und auch keinen Frieden mit den USA – und habe deswegen Angriffe auf Schiffe in der Straße von Hormus befohlen, die die jüngste US-amerikanische Angriffswelle mit ausgelöst haben.

„Oberflächlich erscheint die Lage vielleicht noch in Ordnung“, sagt Samimi. „Aber darunter ist bereits alles in sich zusammengefallen. Das ist die Situation für die Mehrheit der Bevölkeru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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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MEINUNG

Die fatale Macht der Ultraorthodoxen

Unter Premierminister Benjamin Netanjahu wächst in Israel der Einfluss der Religiösen und Ultrareligiösen. Mit dem Judentum hat das nichts zu tun, meint unsere Kolumnistin

Die israelische Schriftstellerin Zeruya Shalev wurde durch ihren Roman „Liebesleben“ international bekannt. Sie schreibt regelmäßig für FOCUS

Vor einigen Tagen, auf der Rückfahrt von Jerusalem, geriet ich für Stunden in einen Stau wegen einer Großdemonstration ultraorthodoxer Juden gegen ihre Einberufung zum Wehrdienst. „Lieber ster-

ben als zur Armee!“, skandierten sie, blockierten die Straßen und warfen Polizeiwagen um. Jerusalem wirkte auf mich fast wie eine völlig ultraorthodoxe Stadt, denn auch die nichtreligiösen Viertel werden nach und nach von der wachsenden ultraorthodoxen Bevölkerung erobert. Wie konnte das passieren?

Es waren nicht fromme Juden, die den Staat Israel gründeten. Im Gegenteil. Die jungen Pioniere, die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aus Russland und Osteuropa hierherkamen, unter ihnen meine Großeltern, hatten nicht nur ihre Familien, sondern auch das religiöse Leben hinter sich gelassen. Unter dem Einfluss sozialistischer Ideen wollten sie eine gleichberechtigte Gesellschaft gründen. Sie wollten eine neue jüdische Identität erschaffen, in deren Zentrum die hebräische Sprache stehen sollte und die historische Bindung an Eretz Israel, das gelobte Land.

In den Pionieren war das Bewusstsein gereift, dass den Juden Vernichtung drohe, wenn sie Europa nicht verließen. Auch Theodor Herzl (1860–1904), der Vordenker des jüdischen Staates, war kein frommer Jude. Er glaubte, die Rückkehr der Juden in ihre historische Heimat würde das Problem des Antisemitismus lösen. Seine Vision war eine nationale und politische, keine religiöse.

Auch deshalb lehnte die Mehrheit der orthodoxen und ultraorthodoxen Rabbiner die Errichtung eines jüdischen Staates ab. Ein Teil von ihnen akzeptiert ihn bis heute nicht. Diese Menschen kamen nicht, weil sie ihre religiöse Weltanschauung geändert hatten, sondern weil Israel nach der Zerstörung des jüdischen Lebens in Europa zum einzigen Ort wurde, wo man Gemeinden und Talmudschulen wieder aufbauen konnte.

Kurz vor der Staatsgründung erarbeitete David Ben-Gurion, ein säkularer Mann, der kurz darauf Israels erster Ministerpräsident wurde, mit den Vertretern der zahlenmäßig kleinen ultraorthodoxen Kreise einen Kompromiss. Er übertrug ihnen die Hoheit über die Einhaltung der religiösen Gebote, über das Personenstandsrecht (Eheschließungen und Scheidungen) und befreite eine noch relativ kleine Zahl von Studenten der Talmudhochschulen vom Wehrdienst. So wollte er die fast völlig ausgelöschte Welt des traditionellen Thora-Studiums retten.

Ich erinnere mich, wie mein Vater sich immer wieder darüber ereiferte und dem großen politischen Führer diesen Fehler nie verzieh. Mein Vater, der Judentum lehrte, der Generationen säkularer Studenten seine Liebe zum Tenach und zum Talmud vermittelte, war ein leidenschaftlicher Gegner des religiösen Establishments. Mit wachsender Wut musste er zuschauen, wie Israels Regierungen den religiösen Parteien immer mehr Zugeständnisse machten, weil sie deren Unterstützung für ihre Koalitionen benötigten.

Doch keine Regierung ging in Bezug auf den „jüdischen“ Charakter des Staates so weit wie die gegenwärtige von Benjamin Netanjahu. Ich setze diese Anführungszeichen absichtlich, denn in meinen Augen hat all das nichts mit dem Judentum zu tun. Keine andere Regierung gab den religiösen Parteien eine solche Macht und ließ dem ultraorthodoxen Schulwesen so viel Geld zukommen. Dort werden weder Sprachen noch Naturwissenschaften unterrichtet. Die Jugend soll sich nicht zum Militär melden, keinem Broterwerb nachgehen und keine Steuern zahlen – all das auf dem Rücken der säkularen Bürger.

Netanjahu verkaufte den Staat an die religiösen und ultrareligiösen Parteien. Allen Umfragen zufolge wird er bei den Wahlen im Herbst nicht siegen, aber ich hege keinen Zweifel daran, dass er versuchen wird, die Ergebnisse zu seinen Gunsten zu manipulieren oder die Wahlen zumindest zu verschieben. Er wird alles dafür tun, selbst einen neuen Krieg in Gaza, mit dem Libanon oder dem Iran anzetteln, mit der Unterstützung von Ministern, die nie in der Armee dienten und deren Kinder nicht eingezogen werden. ■

»Netanjahu verkaufte den Staat an die ultrareligiösen Parteien«

FOTOS: JONATHAN BLUM, RONEN ZVULUN/REUTERS, SHUTTERSTOCK

AUS DEM HEBRÄISCHEN VON ANNE BIRKENH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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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ischen Euphorie und Angst: An der Wall Street haben die Börsenkurse neue Höchststände erreicht

Die 15 heißesten Aktien der Welt

Von 45 000 auf 15: FOCUSfiltert global jene Konzerne heraus, die Profis am meisten begeistern – und die den Optimismus an der Börse zu Recht verdienen

Text von Matthias Dworak, Mika Hoffmann und Hans-Peter Siebenhaar

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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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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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einer Sommerpause kann an der Frankfurter Börse keine Rede sein. Erst zu Beginn dieser Woche kletterte der deutsche Leitindex Dax auf einen Höchststand und übersprang die historische Marke von 26 000 Punkten. Doch die Freude über das Rekordhoch kann nicht darüber hinwegtäuschen: Die Risiken sind gewaltig. So sehr die Hoffnung auf ein baldiges Ende des Iran-Krieges die Börsen weltweit beflügelt, so schnell zerfließt die Hoffnung wie die Eiscreme im Hitzesommer. Ölpreis, Ukraine-Krieg, Inflationsgefahr, Zinsanstieg – es gibt viele unkalkulierbare Fakto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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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 all der Unterschiedlichkeit der starken Wirtschaftsregionen weltweit zeigt sich: Das dominante Thema ist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d die von ihr ausgelöste Chip-Rally. Wir stellen für Europa, Nordamerika und Asien jeweils fünf Spitzenaktien vor, bei denen Analystenschätzung, Potenzial, Aktienpreis und Unternehmensperformance nach oben zeigen. Unsere Aktienanalyse versteht sich als datengestützter Navigator, aber nicht als Autopilot an den Börsen.

Europa

Die Stimmung steigt. Der breite Stoxx Europe 600 erreicht ein Rekordhoch, ebenso wie die französische und italienische Börse. Die Euphorie um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ei europäischen Chipkonzernen wie Infineon oder den Chipausrüster Aixtron hält an. Die Hoffnung auf eine Entspannung an der Öl-Preisfront schiebt die Kurse an. Doch die Nervosität bleibt. Eine drohende Zinserhöhung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und die neuen Zölle von US-Präsident Trump belasten. Trotzdem zeigt sich der mittelfristige Aufwärtstrend bei europäischen Aktien ungebrochen.

Europa: Stimmung kann schnell drehen

Der Dax-Konzern Siemens Energy liefert seine besonders leistungsstarken Gasturbinen für große Kraftwerke auch nach China

Siemens Energy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ENER6Y/DE000ENER6Y0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1,9/2,6 %

Kursziel/Stoppkurs 210,00/100,00 €

Risiko ■■■■■ Kurspotenzial 41%

Siemens Energy: Auch wenn die Luft dünner wird, gibt es noch Potenzial. Netztechnik und Gasturbinen werden für Rechenzentren gebraucht

Deutsche Telekom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555750/DE000555750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4,1/4,7 %

Kursziel/Stoppkurs 40,00/21,00 €

Risiko ■■■■■ Kurspotenzial 47%

Deutsche Telekom: Bei Europas größtem Telekomkonzern läuft es bei Erlösen und Erträgen rund. Die große Mehrheit empfiehlt zum Kauf

Infineon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623100/DE0006231004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0,6/0,7 %

Kursziel/Stoppkurs 77,00/100,00 €

Risiko ■■■■■ Kurspotenzial 24%

Infineon: Der Chip-Riese profitiert von der wachsenden Nachfrage nach KI-Rechenzentren. Für Fantasie sorgen Chancen mit der Robotik

Fincantieri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A40H69/IT0005599938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0,1/1,0 %

Kursziel/Stoppkurs 20,50/11,00 €

Risiko ■■■■■ Kurspotenzial 62%

Fincantieri: Der größte Schiffsbauer Europas ist alleiniger Lieferant der italienischen Marine. Die Zeichen stehen auf Turnaround.

Verisure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A41MLK/GB00BVMN1558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1,4/2,3 %

Kursziel/Stoppkurs 18,50/9,20 €

Risiko ■■■■■ Kurspotenzial 73%

Verisure: Die Nummer eins für Alarmsysteme überzeugt mit starkem Wachstum. KI steht bei dem schwedischen Konzern oben auf der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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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en

Für Anleger kommt es jetzt darauf an, die richtigen Aktien aus Europa zu wählen. Mit den besten Unternehmen vom alten Kontinent stehen die Chancen gut, auch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auf der richtigen Anlageseite zu stehen. „Alles in allem ist für die europäische Konjunktur die Beilegung der Nahostkrise das Zünglein an der Waage“, sagt Vincenzo Vedda vom Vermögensverwalter DWS. Europa ist wegen seiner Energieabhängigkeit von dem Irankonflikt besonders betroffen.

Die steigenden Öl- und Gaspreise drohen, hier die Konjunktur zu lähmen. Die Inflationsraten sind bereits gestiegen, ebenso die -erwartungen. Die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hat für den September schon Zinserhöhungen signalisiert. Positiv stehen dagegen die Aussichten auf Reformen, insbesondere in Deutschland. Zwischenzeitlich gaben die Pläne der Bundesregierung zu Steuern, Rente und Krankenversicherung, die einen Schrit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signalisieren, dem Aktienmarkt deutlichen Schub.

Zusätzlich zeigen sich Unternehmen weiterhin optimistisch: „Die Gewinnerwartungen haben sich seit Ausbruch des Irankonflikts als robust erwiesen, unterstützt durch den Energiesektor infolge höherer Ölpreise sowie durch Finanzwerte, die von steigenden Zinsen profitieren“, analysiert DWS-Experte Vedda.

Nordamerika

Wie verwundbar sind die USA? Und wie groß ist das Risiko an der Wall Street? Bislang scheinen alle Krisen am US-Aktienmarkt einfach abzuprallen. Der S&P 500 ist auf Rekordkurs. Die Hoffnungen richten sich auf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d die Billionen Dollar schweren Investitionen. Dass Amerika nicht von Energieimporten abhängig ist, beruhigt zusätzlich. Anleger finden an den US-Aktienmärkten weiterhin lukrative Papiere. „Technologie- und KI-bezogene Investitionen treiben das Wachstum weiter an“, fällen die Experten von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AGI) ein klares Urteil. „Der Beitrag der Investitionen in IT-Geräte und Software zum BIP übertrifft den Höchststand der Dotcom-Blase Ende 2000“, analysieren die Fachleute.

Ein anhaltender Rückgang der Energiepreise könne den Weg für Zinssenkungen wieder ebnen. Derzeit ist aber „die Inflation nach wie vor hoch genug, um die Fed zur Vorsicht zu mahnen“, heißt es von der AGI. Insgesamt ein positives Bild mit weiterem Potenzial für Kurssteigerungen.

Nordamerika: Wachstum dank Technologie

Metas massive Investitionen i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ntfalten eine beispiellose operative Ertragskraft

Meta Platforms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A1WVX/US30303M1027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0,3/0,3%
Kursziel/Stoppkurs	678,00/460,00 €
Risiko	Kurspotenzial 27%

Meta Platforms: Der Facebook-Konzern ist eine skalierbare Cashmaschine mit Netzwerkeffekt. Die Mehrheit der Analysten empfiehlt: kaufen

Comfort Systems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907784/US1999081045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0,1/0,1%
Kursziel/Stoppkurs	2010,00/1350,00€
Risiko	Kurspotenzial 27%

Comfort Systems: Der Konzern ist die Nummer eins in den USA, wenn es um Heizung, Klima und Lüftung geht – auch für KI-Rechenzentren.

Dycom Industries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877158/US2674751019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0,0/0,0 %

Kursziel/Stoppkurs	605,00/335,00 €

Risiko	Kurspotenzial 56%

Dycom Industries: Der Konzern baut alles, was mit stabiler Infrastruktur in den USA zu tun hat. Darunter ist auch das landesweite Glasfasernetz

Microsoft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870747/US5949181045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1,0/1,1 %

Kursziel/Stoppkurs	548,00/330,00 €

Risiko	Kurspotenzial 55%

Microsoft: Die meisten Analysten empfehlen, die Aktie des Software-Giganten zu kaufen – vor allem wegen des gewaltigen KI-Potenzials.

WSP Global

Aktienkurs in Euro

WKN/ISIN	A1XBPS/CA92938W2022

Dividendenrendite für 2026e/27e	0,8/0,9 %

Kursziel/Stoppkurs	228,00/87,00 €

Risiko	Kurspotenzial 110%

WSP: Der kanadische Planungs-, Beratungs- und Ingenieurkonzern hat seinen Fokus auf die USA und deren Ausbau der Infrastruktur.

FOTO: MAURITIUS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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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Aktien

Asien: Mehr als nur Chip-Aktien

Mitsubishi Heavy ist ein japanischer Industriekonzern, der auch mobile Passagierbrücken wie in der Hafenstadt Yokohama baut

Mitsubishi Heavy

Aktienkurs in Euro

Mitsubishi Heavy: Der japanische Industrieriese und der Tech-Gigant Nvidia prüfen eine Partnerschaft für KI-Rechenzentren

Samsung Electronics - Close

Aktienkurs in Euro

Samsung Electronics: Starke Nerven braucht Aktionäre des südkoreanischen Tech-Riesen. Margentärke Speicherchips sorgen weiter für Fantasie

Sumitomo Electric

Aktienkurs in Euro

Sumitomo: Die Nachfrage nach Kabeln und Steckern für KI-Rechenzentren schlägt sich im Gewinn des japanischen Autozulieferers nieder

Taiwan Semiconductor (TSMC)

Aktienkurs in Euro

Taiwan Semiconductor: Der hochrentable Chip-Gigant aus Taiwan beliefert die US-Tech-Riesen wie Nvidia, Apple oder Broadcom

Resonac

Resonac: Eine Kursrally legte der japanische Hersteller von Chip-Gehäusen hin. Analysten sehen noch ein Kurspotenzial von 60 Prozent

Asien

Es fühlt sich ein wenig nach Spielcasino an, was da an der Börse Seoul gerade abgeht. Sogar der Handel musste mehrmals wegen zu heftiger Kursschwankungen ausgesetzt werden. Auch andere Halbleiterwerte vollführen Kurskapriolen, sind aber seit Jahresanfang trotz der jüngsten Verluste weiterhin mit 50 Prozent und mehr im Plus.

In Südkorea und auch in Taiwan fahren die Kurse Achterbahn, in China kommen die Notierungen nicht so recht vom Fleck. Indien läuft mäßig. In Japan dagegen geht es deutlich aufwärts mit den Aktienkursen, zumindest in Yen gerechnet. Trotzdem bietet Asien mit den besten Aktien der FOCUS-MONEY-Analyse weiterhin hervorragende Perspektiven.

„Für eine Fortsetzung der Rally am südkoreanischen Aktienmarkt spricht, dass die KI-Investitionswelle ungebrochen ist und die Kurse bisher kaum mit dem Gewinnwachstum Schritt halten konnten“, sagt DWS-Fondsmanager Tobias Rommel. Der Grund für die hohen Kursschwankungen dürfte im „unkontrollierten Einsatz von gehebelten ETFs“ liegen, vermutet Enguerrand Artaz, Strategie der französischen Fondsgesellschaft LFDE. „Gleichzeitig entstehen in Bereichen wie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industrieller Automatisierung, Gesundheitswesen und Konsumgüter zunehmend Unternehmen mit global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erläutern die Experten der Fondsgesellschaft der Banque de Luxembourg (BLI).

Probleme hat derzeit allerdings China. Dort fiel das jährliche Wirtschaftswachstum zuletzt auf 4,3 Prozent – und damit unter den Zielkorridor der Regierung in Peking. „Chinas Wachstum dürfte nachlassen, nachdem es Anfang 2026 noch Schub durch fiskalpolitische Anreize erhalten hat“, erklären die Fachleute von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Insgesamt bestätigen die jüngsten Daten die Einschätzung, dass Chinas Wirtschaft weiterhin mit zwei unterschiedlichen Geschwindigkeiten läuft“, erklärt Chris Kushlis: „Die von der Regierung unterstützten Sektoren Export, Industrieproduktion und Dienstleistungen dürften weiterhin die Hauptstütze des Wachstums bilden, während die schwache Binnennachfrage und der Immobiliensektor die wichtigsten Hemmnisse für die allgemeinen Konjunkturaussichten bleiben“, analysiert der Chief EM Macro Strategist von T. Rowe Price.

Quelle: Factset UK limite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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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ät

Wird Mobilität jetzt smart?

Autos ohne Lenkrad oder Gaspedal: Der Verkehr in unseren Städten ändert sich

Der Mini-Bus ähnelt einem Toastbrot auf Rädern und hat weder Lenkrad noch Gaspedal – die Amazon-Tochter Zoox hat gerade für die Robotaxis die Zulassung der US-Verkehrsbehörden für kommerziellen Einsatz erhalten. In Las Vegas und San Francisco kurven die Vehikel bereits autonom durch den Stadtverkehr, weitere US-Metropolen sollen folgen.

Anders als die Alphabet-Tochter Waymo oder Tesla, die auf umgebaute konventionelle Elektroautos setzen, hat Zoox seine Mobile eigens entwickelt. Bis zu 2500 der Minis, die auf Abruf vier Personen bequem chauffieren, darf Zoox in den kommenden zwei Jahren in Betrieb nehmen. Markt-

Amazon hatte das Robotaxi-Start-up Zoox 2020 für 1,2 Milliarden Dollar übernommen

führer Waymo ist weiter und schon in elf US-Städten auf der Straße. Dazu prescht Waymo im Ausland vor. Aktuell läuft ein Test in London. Im Juni wurde die Waymo Germany mit Sitz in München gegründet – als Vorbereitung für den Start hierzulande? Das und noch viel mehr ist Thema auf dem „Smart Mobility“-Kongress der Universität St. Gallen in Berlin. FOCUS ist als Medienpartner dabei und verlost zehn Tickets. ■ PETER STEINKIRCHNER

Verlosung: Zum hochkarätig besetzten Kongress „Smart Mobility“ der Universität St. Gallen am 17. September in Berlin (mit Vertretern u. a. von Mercedes, Sixt, Bosch, Flix Train, Waymo) sind nur geladene Gäste zugelassen. FOCUS verlost als Medienpartner zehn exklusive Tickets an seine Leserinnen und Leser. Bewerbungen richten Sie bitte an chefredaktion@focus-magazin.de

Die großen Fragen der Menschheit

Die Sommerserie im F.A.Z. Podcast für Deutschland.

Können wir ewig leben? Wie besiegen wir den Krebs? Und wie wir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sere Welt revolutionieren? Mit den großen Menschheitsfragen im Gepäck reist F.A.Z.-Redakteur und Podcast-Host Simon Strauß nach Lindau am Bodensee. Jedes Jahr treffen sich hier Nobelpreisträger und junge Wissenschaftler aus aller Welt. Ein Gipfeltreffen der Spitzenforschung. Und die F.A.Z. ist mit dabei. Sechs Folgen lang den klügsten Köpfen der Welt zuhören – und wertvolle Erkenntnisse gewinnen.

Ab dem 3. August exklusiv im F.A.Z. Podcast für Deutschland unter faz.net/sommer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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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finanziert den Weiterbildungsmarkt mit Milliarden – die Preise bestimmen weitgehend die Anbieter selbst

Das Geschäft mit der Arbeitslosigkeit

Der Staat zahlt Milliarden Euro für die Weiterbildung von Arbeitslosen. Doch Finanzinvestoren wittern Rendite – in einem System, das kaum jemand kontrolliert

Text von Sina Osterholt

Es ist ein Versprechen, das gut klingt: Wer seinen Job verliert, kann vom Staat eine Weiterbildung finanziert bekommen – und findet danach im besten Fall wieder eine Stelle. Dafür gibt die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2026 rund 4,1 Milliarden Euro aus, ein Fünftel mehr als im Vorjahr.

Das Geld kommt zu großen Teilen aus der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Wer einen Bildungsgutschein erhält, sucht sich einen zugelassenen Anbieter und macht dort einen Kurs. Bezahlt wird der Anbieter direkt aus öffentlichen Mitteln, das sorgt für ein vergleichsweise sicheres Geschäft. Es gibt kaum Ausfallrisiko, solange es Arbeitslosigkeit gibt. Diese verlässliche Zahlung hat eine Branche angezogen, die man hier bislang nicht vermutet hätte:

te: Finanzinvestoren. Doch was passiert, wenn die Weiterbildung von Arbeitslosen zu einem Renditeobjekt wird – in einem System mit deutlichen Kontrolllücken?

Um zu verstehen, was auf dem Spiel steht, muss man wissen, wie diese Private-Equity-Firmen arbeiten. Sie kaufen Unternehmen, um sie umzubauen und mit Gewinn weiterzuverkaufen. Lukrativ ist hier oft die „Buy and Build“-Strategie: einen Anbieter kaufen, kleinere hinzuaddieren und die Gruppe als Plattform teurer verkaufen als die Summe ihrer Teile.

Auf Einkaufstour

Genau das geschieht gerade. Im April dieses Jahres vereinbarte die Nord Holding aus Hannover die Übernahme des IBB Instituts für Berufliche Bildung, eines der größten privaten Anbieter des Landes.

Hier ist vom „nächsten Wachstumskapitel“ die Rede. Noch weiter aber ist der nächste Fall: Die Constellation Academy Group hat über Jahre eine Gruppe von deutschen Bildungseinrichtungen mit insgesamt 200 Standorten aufgekauft – aus familiengeführten Trägern wurde eine große Plattform. Einer, der diesen Schritt gegangen ist, ist Thomas Frey. Der 70-Jährige brachte die Kölner Wirtschaftsakademie am Ring in die Constellation-Gruppe ein. Das Modell habe die Akademie „marktfähiger“ und bei Kooperationen flexibler gemacht. „Allerdings gibt es in den Anlaufzeiten auch die ein oder andere Schwierigkeit“, sagt er. Dazu gehöre, passende Kontroll- und Kooperationsstrukturen aufzubauen.

Die Konkurrenz beobachtet diese Entwicklungen kritisch. Niko Fostiropoulos, Geschäftsführer des Karlsruher Anbi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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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eitsmarkt

Alfatraining, warnt vor der stärkeren Renditeorientierung von Finanzinvestoren. Es bestehe die Gefahr, dass wirtschaftliche Ziele wichtiger würden als die Qualität.

Die Kontrollücke

Kritisch wird es vor allem dort, wo Renditedruck auf einen Bereich trifft, in dem Qualität zählen sollte. Das beginnt beim Preis. Anders als man vermuten könnte, legt die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nicht fest, wie viel ein Kurs kosten darf. Auch der Durchschnittskostensatz – also der übliche Preis vergleichbarer Kurse – stelle keine Kostenobergrenze dar, heißt es auf Anfrage von der Bundesagentur. Den Preis kalkuliert stattdessen der Anbieter selbst. Ob er angemessen ist, prüft eine private Firma: ausgewählt und bezahlt von genau jenem Bildungsträger, den sie kontrollieren soll. Laut Gesetz bewertet sie dabei auch die Preiskalkulation. Die Bundesagentur verweist darauf, dass diese Prüffirmen von der Deutschen Akkreditierungsstelle überwacht werden. Wie viel Kontrolle es tatsächlich gibt, zeigt ein Blick hinter die Zahlen. Erst wenn der Preis eines Kurses mehr als 25 Prozent über dem Durchschnittssatz liegt, muss die Bundesagentur zustimmen. Nach Schätzung wird sie nur in einem niedrigen einstelligen Prozentsatz der Zulassungsverfahren eingeschaltet. In den übrigen Fällen entscheidet die Prüfstelle, die der Bildungsanbieter selbst auswählt und bezahlt. Der Prüfdienst der Bundesagentur kontrollierte 2025 insgesamt 327 Weiterbildungsmaßnahmen. Bei 79 Prüfungen wurden Mängel festgestellt. Kontrollen gibt es also, eine Vollprüfung sämtlicher Maßnahmen ist jedoch nicht vorgesehen. „Es sollte stärker überprüft werden, ob die zugelassenen Lehrgangskonzepte und Qualitätsstandards in der Praxis tatsächlich umgesetzt werden“, sagt Fostiropoulos, der Geschäftsführer von Alfatraining. Ähnlich schwer lässt sich beurteilen, ob die Kurse etwas bringen. Die Bundesagentur erfasst zwar, wie viele Teilnehmer wieder Arbeit finden – zuletzt war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Teilnehmenden sechs Monate nach dem Ende einer geförderten Weiterbildung sozialversicherungspflichtig beschäftigt. Wie erfolgreich die einzelnen Anbieter sind, veröffentlicht sie jedoch nicht. Bis Ende 2022 mussten Arbeitsagenturen und Jobcenter zumindest regionale Eingliederungsbilanzen veröffentlichen. Mit dem Bürgergeldgesetz entfiel diese Pflicht.

Ob ein Bildungsanbieter wirklich gute Arbeit leistet, ließe sich durchaus überprü-

Arbeitslose bekommen Bildungsgutscheine

fen, sagt Gesine Stephan vom 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 und Berufsforschung (IAB). Dafür müsste man die Teilnehmer eines Kurses mit ähnlichen Menschen vergleichen, die keine geförderte Weiterbildung besucht haben.

Die veröffentlichten Eingliederungsquoten leisten das nicht. Sie zeigen zwar, wie

Staatskasse

4,1 Milliarden

Euro gibt die Bundesagentur für die Weiterbildung von Arbeitslosen aus

327

Qualitätsprüfungen gab es 2025 – bei Tausenden Trägern und Zehntausenden Kursen

viele Teilnehmer später einen Job finden – aber nicht, ob der Kurs tatsächlich den Unterschied gemacht hat. Auch ein Vergleich zwischen einzelnen Anbietern ist nur aussagekräftig, wenn sie Menschen mit ähnlichen Voraussetzungen unterrichten. Oft ist schon schwer zu erkennen, welche Einrichtungen zu derselben Unternehmensgruppe gehören.

Hinzu kommt: Wem ein Bildungsanbieter gehört, spielt für die Kontrolle offenbar keine Rolle. Für diese sei es „unerheblich, wer der Eigentümer des Trägers ist“, heißt es von der Bundesagentur. Ob ein Eigentümerwechsel gemeldet werden müsse, könne sie nicht beantworten.

Auch das Bundeskartellamt gab der IBB-Übernahme grünes Licht. Im Fokus stand dabei der Wettbewerb – nicht die Frage, was der Eigentümerwechsel für Unterricht

bedeutet. Es wird zudem nicht systematisch ausgewertet, welcher Investor hinter einem Anbieter steht. Das Bemerkenswerteste an dieser Lücke ist, dass die Verantwortlichen sie selbst einräumen. Kontrolliert werden vor allem Anbieter, bei denen Probleme vermutet werden, aber auch stichprobenartig und themenbezogen. Zugleich erklärt die Bundesagentur, das Zulassungssystem werde modernisiert. Das Bundesarbeitsministerium teilt diese Einschätzung. Ausgerechnet die Behörde, die jährlich Milliarden Euro verteilt, hält das System also selbst für reformbedürftig – während Finanzinvestoren längst einsteigen. Dabei ist die Weiterbildung selbst nicht das Problem. „Geförderte Weiterbildungen erhöhen im Mittel die Beschäftigungschancen und das Einkommen der Teilnehmenden“, sagt Julia Lang, Forscherin am IAB. Die Effekte können allerdings je nach Qualifikationsniveau, Geschlecht, Dauer oder Berufsfeld einer Weiterbildung deutlich variieren. Die Kritik richtet sich vielmehr gegen ein System, das ein wirksames, milliardenschweres Instrument Investoren überlässt, ohne ausreichend zu kontrollieren.

Wohin das tatsächlich führen kann, zeigt ein Blick in die Pflege. Dort wurde untersucht, welche Folgen der Einstieg von Finanzinvestoren in einen weitgehend öffentlich finanzierten Markt haben kann. Die Rechercheorganisation Finanzwende hat dokumentiert, wie beim Kauf einer Heimkette hohe Schulden auf die einzelnen Heime übertragen wurden. Nach Angaben der Gewerkschaft Ver.di streben Finanzinvestoren in solchen Fällen Renditen von bis zu 20 Prozent im Jahr an. Ob sich dieses Muster in der Weiterbildung wiederholt, werden die Geschäftszahlen der kommenden Jahre zeigen.

Am wenigsten Einfluss haben ausgerechnet jene, um die es geht: die Teilnehmer. Einen zugelassenen Anbieter können sie zwar selbst wählen, dessen Qualität vorab aber kaum beurteilen. Wer eine Maßnahme ohne wichtigen Grund abbricht, riskiert zudem eine Sperrzeit. Auch viele Lehrkräfte arbeiten selbstständig und ohne feste Anstellung. Für die Anbieter macht das den Personaleinsatz flexibler – und kann die Kosten drücken.

Am Ende bleibt also ein System, das Milliarden verteilt, aber nur lückenhaft prüft, was einzelne Anbieter tatsächlich leisten. Gerade dort, wo öffentliche Mittel sichere Einnahmen schaffen und Investoren Renditen erwarten, müsste der Staat genauer hinsehen. ■

FOTOS: SVEN ALBERTO MENENDEZ CERVERO/GETTY IMAGES, IMAGO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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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Cox Merton

ist Professor für Finanzwissenschaften an der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der Elite-Universität MIT in Boston. 1997 erhielt der heute 82-Jährige zusammen mit Myron Scholes den Wirtschaftsnobelpreis für eine neue Bewertungsmethode für Derivate („Black-Scholes-Modell“). Seit rund 25 Jahren forscht der Amerikaner zum Thema Altersvors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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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svorsorge

»Ab 2027 liegt das Risiko bei Ihnen«

Wirtschaftsnobelpreisträger Robert Merton forscht seit 25 Jahren zur Altersvorsorge. Die aktuelle Rentenreform hält er für eine riesig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vorsichtigen Deutschen

Interview von Julia Groß

P

Professor Merton, ab 2027 bekommen die Deutschen die Möglichkeit, mit dem staatlich geförderten Altersvorsorgedepot ein Vermögen für den Ruhestand aufzubauen. Zum ersten Mal kann man dabei Investmentprodukte ohne garantierte Rendite auswählen. Was ist das Allerwichtigste, worüber man sich klar werden sollte, bevor man damit loslegt? Dass es eine echte Umstellung der Denkweise erfordert.

Inwiefern?

Bei der gesetzlichen Rente erhält man eine bestimmte Leistung völlig unabhängig von der wirtschaftlichen Lage oder anderen Umständen. Man erhält eine Berechnung, in der steht: „Sie bekommen Summe XY“. Das ist einfach, Sie müssen nichts dafür machen und auch keine Entscheidungen fällen. Ab 2027 verlagert sich das Risiko jedoch – und liegt bei Ihnen. Das ist der entscheidende Punkt.

Weil wir jetzt ein Risiko eingehen müssen? Genau, Risiko und Verantwortung. Wenn es gut läuft mit dem Altersvorsorgedepot, bekommen Sie am Ende mehr heraus. Wenn es nicht gut läuft, bekommen sie weniger. Außerdem müssen Si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Das ist auch nur fair: Wenn das neue System Ihnen das Risiko auferlegt, sollten Sie die Wahl haben, wie viel davon Sie auf sich nehmen wollen.

Und das können Sie auch. Das ist die gute Nachricht.

Und die schlechte?

Die schlechte Nachricht ist, dass Sie entscheiden müssen, welchen Risikoweg Sie einschlagen wollen. Und damit mussten sich die Menschen in der Vergangenheit nicht auseinandersetzen. Sie wissen also nicht, wie sie damit umgehen sollen. Das neue System muss daher Zugang zu angemessenen Finanzinformationen und gut konzipierten Produkten bieten, damit jeder – auch ohne Vorbildung – fundierte finanziell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kann. Kann das gut gehen? Die Deutschen sind berühmt für ihre Risikoscheu, ganz besonders in Geldfragen.

Paradoxerweise besteht das größte Risiko bei der Altersvorsorge darin, nicht genügend kalkuliertes Risiko einzugehen. Das kann dazu führen, dass die Altersvorsorge nicht bis zum Lebensende reicht, wenn man seinen Lebensstandard nicht erheblich einschränkt.

Das ist keine schöne Vorstellung.

Wie kann man den Menschen dabei helfen, die nötigen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Zunächst einmal muss man ehrlich sein. Das Risiko ist real. Das Leben ist voller

»Man muss keine Angst vor einem Crash haben. Crashs sind ein unvermeidlicher Teil des Investierens«

Robert Merton

Risiken, die wir ganz automatisch eingehen. Es ist ja nicht so, als würden wir ein risikofreies Leben führen. Im Gegenteil! Man geht täglich ins Büro, obwohl man von der Straßenbahn überfahren werden könnte. Man könnte zu Hause bleiben, entscheidet sich aber, hinauszugehen. Menschen gehen im Alltag ständig Risiken ein und kommen damit zurecht. Aber wenn es um die Altersvorsorge geht, sagen sie plötzlich: „Oh, das ist mir zu riskant. Ich will absolute Sicherheit.“ Das ist keine ausgewogene und realistische Sichtweise.

Warum messen wir hier mit zweierlei Maß? Weil die Menschen nicht damit vertraut sind, finanzielle Risiken zu analysieren. Ihre Eltern oder Großeltern haben es ihnen in der Regel nicht vorgelebt.

Wie kann man sich damit anfreunden?

Man darf nichts beschönigen. Ungenaue Aussagen wie „Wenn Sie langfristig investieren, wird schon alles gut werden“ sind nicht zielführend. Denn das langfristige Risiko von Verlusten oder einer mageren Rendite existiert. Aber man kann sagen: Sie haben die Wahl. Das neue System sollte Zugang zu kostengünstigen, finanziell soliden Produkten mit angemessener Beratung bieten, damit Anleger sich sicher fühlen können.

Was ist der beste Startpunkt, wenn es um das Investieren ins Altersvorsorgedepot geht? Soll man sich als Erstes überlegen, wie risikoscheu man ist?

Ich verwende gerne die Frage „Was ist ein guter Ruhestand?“ als Maßstab. Menschen sind zwar verschieden und Präferenzen ändern sich oft im Laufe der Zeit. Aber eine recht solide Definition für einen guten Ruhestand ist meiner Meinung nach, wenn man den Lebensstil, an den man gegen Ende der Berufstätigkeit gewöhnt ist, weiterführen kann.

Aber kein 25-Jähriger weiß in dem Alter bereits, welchen Lebensstil er kurz vor der Rente haben wird?

Natürlich nicht. Für einen praktischen Ansatz kann man vom heutigen Lebensstil der Person ausgehen. Man könnte sagen: „Wenn ich so weiterlebe wie bisher, dann ist dies das Einkommensniveau, das ich im Ruhestand benötige.“

Und wenn sich das Einkommen und der Lebensstandard in ein paar Jahren verbessern?

Hervorragend! Allerdings sollten proportional zum höheren Einkommen dann auch die Altersvorsorgeleistungen steigen. Vergleichen Sie es mit der Planung einer Reise: Wenn ich einen Urlaub ►

FOTO: ADRIAN ESCA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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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Altersvorsorge

in Washington gebucht habe und später beim Reisebüro anrufe, um zu sagen: „Ich habe es mir anders überlegt, ich möchte stattdessen nach Sydney“, dann muss ich damit rechnen, dass sich die Kosten und der Reiseplan entsprechend ändern. Pläne an sich ändernde Umstände anzupassen, ist weder mysteriös noch beängstigend; es ist einfach ein natürlicher Teil fundierter Entscheidungen, wenn die Zukunft ungewiss ist.

Das ist ein schönes Beispiel...

Und das ist die Denkweise, die Menschen entwickeln sollten, wenn sie über die Altersvorsorge nachdenken. Anstatt sich auf abstrakte Argumente wie „Hätten Sie in den letzten 300 Jahren so investiert, hätte es funktioniert“ zu verlassen, sollte der Fokus darauf liegen, praktische, nachvollziehbare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die ihre aktuellen Lebensumstände und Zukunftswünsche widerspiegeln.

Und wenn ich absolut auf Nummer sicher gehen will?

Auch dafür gibt es eine Lösung. Jeder hat die Wahl. Es ist auch möglich, nur auf Anlagen zu setzen, die als sehr sicher gelten. Um jedoch allein damit einen komfortablen Ruhestand zu erreichen, muss man deutlich mehr Geld ansparen.

Das bedeutet...

... während des gesamten Arbeitslebens einen größeren Teil des aktuellen Einkommens zu opfern und mit weniger auszukommen. Der Kompromiss ist klar: Eine höhere Anlagesicherheit heute geht auf Kosten eines geringeren erwarteten Konsums über viele Jahre in der Zukunft.

Wie bekämpft man die Angst, bei einem Börsencrash sein Geld zu verlieren?

Man muss keine Angst vor einem Crash haben. Crashes sind ein unvermeidlicher Teil des Investierens. Die wichtigere Frage ist nicht, ob es zu einem Crash kommen wird, sondern wie man seine Finanzen so strukturiert, dass er nicht zu einer existenziellen Bedrohung wird. Das Ziel ist es, ein Portfolio und einen Finanzplan aufzubauen, die Markteinbrüche überstehen können.

Was muss man dafür beachten?

Erstens: Diversifizieren Sie so breit wie möglich. Anstatt Ihre Anlagen auf zehn einzelne Aktien zu konzentrieren, investieren Sie in 10 000 oder sogar 12 000 Unternehmen aus aller Welt. Heute lässt sich das problemlos durch preiswerte ETFs und breit diversifizierte Fonds erreichen. Zweitens: Sie können einen Teil des Geldes in hochwertige Anleihen investieren, um das Gesamtrisiko zu senken – insbe-

1997 erhielt Merton zusammen mit Myron Scholes den Wirtschaftsnobelpreis

»Außergewöhnliche Anleger existieren. Aber sie sind für Sie nicht erreichbar. Für mich auch nicht«

Robert Merton

sondere, wenn Sie sich dem Ruhestand nähern. Und drittens können Sie eine Versicherung kaufen, um sich vor größeren, unvorhergesehenen Ereignissen zu schützen.

Was meinen Sie damit?

Zum Beispiel eine Put-Option, mit der Sie Ihr Portfolio absichern. Das funktioniert ähnlich wie eine Versicherung fürs Haus oder fürs Auto. Es kostet natürlich etwas, das gibt es nicht umsonst. Aber wir leben heute in einer Zeit der Präzisionsfinanz, in der es möglich ist, Produkte für all diese Bedürfnisse zu viel niedrigeren Kosten anzubieten als früher. Ein riesiger Fortschritt. Das sollte man ausnutzen, denn niemand kann die Finanzmärkte zuverlässig vorhersagen, aber jeder kann sich auf Unsicherheiten vorbereiten.

Man sollte kein Market-Timing versuchen?

Viele vergessen: Um dabei erfolgreich zu sein, muss man zweimal richtig liegen. Zunächst muss man verkaufen, bevor der Markt fällt – und dann aber wieder einsteigen, bevor er wieder steigt. Beide Entscheidungen konsequent richtig zu tref-

fen, gelingt selbst vielen professionellen Anlegern nicht.

Keinem Star-Fondsmanager, keinem der Investment-Gurus?

Es wird viel über Investoren gesprochen, die besser sind, als alle anderen und die es schaffen, den Markt zu schlagen – aber für die meisten Menschen ist das eher Mythos als Realität. Diese außergewöhnlichen Anleger existieren. Aber sie sind für Sie nicht erreichbar. Für mich auch nicht. Das sind zum Beispiel Manager von riesigen institutionellen Portfolios wie Staatsfonds. Die verfügen über enorme finanzielle Ressourcen, modernste Technologie und die besten Experten. Der Versuch, diese Institutionen zu übertreffen, ist, als würden Sie versuchen, im olympischen 100-Meter-Finale gegen die schnellsten Sprinter der Welt anzutreten.

Wenn Diversifikation das Wichtigste ist, was sind die häufigsten Missverständnisse in dem Zusammenhang?

Zu glauben, 30 oder 50 Einzelaktien im Depot zu haben, wäre diversifiziert. Das ist es nicht. Echte Diversifizierung entsteht durch Investitionen in Tausende von Unternehmen, Branchen und Länder. Wenn es Ihnen Spaß macht, einzelne Aktien zu kaufen, ist daran nichts auszusetzen – als Unterhaltung, als Hobby. Aber nicht als Grundlage Ihrer Anlagestrategie. Viele Menschen denken auch, wenn sie jung sind, sollten sie große Risiken eingehen, um mehr Rendite herauszuholen. Etwa indem sie ihre Ersparnisse in das neueste KI-Start-up investieren. Zwar mögen einige dieser Unternehmen spektakuläre Erfolge erzielen, doch die überwiegende Mehrheit wird dies nicht tun.

Der richtige Weg...

...ist, ein sehr breit gestreutes Portfolio zusammenzustellen und konsequent so viel zu investieren, wie man sich bequem leisten kann. Jugend ist ein Vorteil beim Investieren – nicht, weil sie konzentrierte Wetten rechtfertigt, sondern weil sie den Luxus der Zeit bietet. Über einen langen Anlagehorizont von 30 Jahren oder mehr hat ein breit diversifiziertes Portfolio in der Vergangenheit mit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 positive Realrenditen erzielt – trotz der unvermeidlichen volatilen Marktphasen.

Julia Groß war überrascht, wie viel Zeit sich Merton für FOCUS nahm: Er hatte sich in die Rentenreform eingearbeitet – und plaudierte nach dem Interview noch eine Stunde auf dem Gang weiter.

FOTO: JONAS EKSTRÖMER/IMAGO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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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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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ünstliche Intelligenz

Wirtschaft

An sich hat die US-Finanzwelt schon alles gesehen. Aber ein Hedgefonds-Manager, der in derselben Woche erst Hunderte Millionen Dollar verliert und dann am Wochenende heiratet? Der muss schon aus Deutschland kommen! Leopold Aschenbrenner, 24, heißt der Mann, der das Motto „Glück in der Liebe, Pech im Spiel“ etwas zu wörtlich nahm. Vor dem heftigen Absturz an der Börse legte der Berliner einen steilen Aufstieg hin: Mit 15 machte er schon Abitur, ging nach New York und studierte Volkswirtschaft und Statistik an der Columbia University.

Als Jahrgangsbesitzer, da war er gerade 19, zog Aschenbrenner weiter zu FTX. Dort lernte er seine spätere Frau kennen. Beide arbeiteten für die philanthropische Initiative der Kryptobörse, die kurze Zeit später allerdings pleite ging. Ein Jahr verbrachte Aschenbrenner darauf als Sicherheitsforscher beim KI-Anbieter OpenAI, bevor der ihn rauswarf. Warum, darüber sind sich beide Seiten uneins. Nun, im Jahr 2024, fand der Deutsche endlich seine Bestimmung: Sein Essay „Situational Awareness: The Decade Ahead“ kam an der Wall Street noch besser an als sinkende Leitzinsen. Aschenbrenner argumentierte dari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werde die Welt radikal verändern. Dafür brauche es aber viel mehr Rechenleistung, leistungsfähigere Chips, Speicher und die passende Energieinfrastruktur.

Ein Wunderkind war geboren. Aschenbrenner hatte keine andere Wahl: Er musste einen eigenen Hedgefonds auflegen. So dringend wollten die Leute ihm, dem KI-Propheten, ihr Geld anvertrauen. 225 Millionen Dollar sammelte er im Silicon Valley ein – ohne Erfahrung als Portfoliomanager. „Richtig gemacht, gibt es eine Menge Geld zu verdienen“, sagte er damals.

1000 Prozent im Plus

Und Aschenbrenner machte es zunächst richtig. Mit seinem Hedgefonds, den er Situational Awareness LP taufte, setzte der Börsenneuling voll auf KI. Auf Speicherschiphersteller wie SanDisk, Micron oder

Ohne Rücksicht auf Verluste

Ein deutscher KI-Investor legt an der Wall Street eine absurde Erfolgsgeschichte hin – doch dann geht alles schief

Leopold Aschenbrenner galt als KI-Wunderkind und schaffte lange Renditen, von den seinen Konkurrenten nur träumen konnten

SK Hynix. Auf KI-Cloud-Anbieter wie CoreWeave oder den Energiedienstleister Bloom Energy. Die Renditen waren fantastisch und bescherten Aschenbrenner eine nahezu kulthafte Anhängerschaft.

Seit seiner Auflage war der Fonds zwischenzeitlich 1000 Prozent im Plus. Allein 439 Prozent sollen es vom Jahresanfang bis Ende Juni gewesen sein, zitiert die „Financial Times“ aus einem Investorenbrief.

45

Milliarden Dollar Volumen hatte Aschenbrenners Hedgefonds

67

Prozent verlor der Hedgefonds im Juli

Der Fonds lief also deutlich besser als die starke Rallye der Chip-Aktien und anderen KI-Werte. Wie kann das sein? Nun Aschenbrenner griff zu einem Werkzeug, das zuletzt auch immer mehr Privatanleger für sich entdeckt haben: Er hebelte seine Investments. In seinem Fall mit viermal mehr geliehenem Geld als eigenem Kapital. Zudem setzte er auf sinkende Kurse bei Aktien von Software-Firmen wie Adobe, deren Geschäftsmodell die KI bedrohe. Kurz: Aschenbrenner hatte nur die eine Idee, seinem Hedgefonds fehlte der „Hedge“, die Absicherung.

Ein Abgrund tut sich auf

Zwischenzeitlich wuchs der Fonds auf ein Volumen von 45 Milliarden Dollar – dann kam der Juli. Der schlechteste Monat für den Chip-Sektor seit 2002: SK Hynix, SanDisk, Micron und CoreWeave, sie alle verloren mehr als 35 Prozent. Und Software-Aktien erholten sich.

Darauf forderten die Banken, die Aschenbrenner Milliarden geliehen hatten, weitere Sicherheiten von ihm. Seine Notlage blieb nicht unbemerkt und wurde noch dadurch vergrößert, dass andere Händler auf fallende Kurse der Aktien in Aschenbrenners Portfolio setzten. Indem er einen Teil davon verkaufte, drückte er die Preise noch weiter. Ein Teufelskreis, den der junge Deutsche mit einem Bankansturm verglich. Die Haie der Wall Street hatten Blut gewittert und sie ließen nicht von ihrem Opfer ab, bis Aschenbrenner am Morgen des 30. Juli den Großteil seiner Aktien an Ken Griffin verkaufte, den Gründer des Citadel-Hedgefonds. Mit einem Rabatt von mehr als zehn Prozent heißt es beim „Wall Street Journal“.

Am Abend desselben Tages, die Hochzeit rückte näher, schrieb Aschenbrenner seinen Investoren: „Wir haben Sie in diesem Monat enttäuscht.“ Die restlichen Investments des Fonds sollen gut zehn Milliarden Dollar wert sein. Der Großteil entfällt auf eine Beteiligung am KI-Anbieter Anthropic. Über die wird Aschenbrenner in den Flitterwochen sicher auch mit seiner Frau, Avital Balwit, sprechen. Sie ist die Stabschefin des Anthropic-Chefs. ■

JOHANNES 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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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Die rosa Schleife steht für Brustkrebs. Jede achte Frau in Deutschland muss sich im Laufe ihres Lebens damit auseinandersetzen. Aber Chemotherapie und OP sind längst nicht mehr die einzigen Optionen. Immer öfter wird versucht, Immunzellen zum Angriff auf den Krebs anzurege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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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in der Krebsbehandlung

Den neuen Immuntherapien gelingt es immer besser, die Krankheit in Schach zu halten

Text von Kurt-Martin Mayer

Fotos von Silas Bahr, Lena Giovanazzi und Amelie Niederbuch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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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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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neuen Therapien „geben uns die Chance, Krebs in ein chronisches Leiden zu verwandeln“, sagt Sylvie Lorenzen, Onkologin am Klinikum Rechts der Isar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Wir sind in der Lage, Patienten immer wieder ein weiteres Behandlungsverfahren anzubieten, wenn das vorherige nicht mehr wirkt. Eine Reihe neuer Mittel steht vor der Zulassung“, sagt Michael von Bergwelt vom Klinikum Großhader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Die beiden Krebs-spezialisten – die Magen- und Speiseröhrenexpertin Lorenzen sowie der Spezialist für Erkrankungen des Blut- und Lymphsystems von Bergwelt – geben ein Doppelinterview. Sie arbeiten an unterschiedlichen Universitäten und decken ein breites Spektrum der Krebsbehandlung ab. Ihre gemeinsame Botschaft: Immun- und Antikörpertherapien verändern die Krebstherapie grundlegend. Sie können selbst in schweren Fällen dazu beitragen, Krebs über Jahre hinweg kontrollierbar zu machen – bei guter Lebensqualität.

Mehr als 500 000 Menschen erhalten in Deutschland jährlich die Diagnose Krebs. Die Zahl steigt, vor allem weil wir älter werden. Altersbereinigt ist die Sterblichkeit in den vergangenen 20 Jahren jedoch deutlich gesunken, um 27 Prozent bei Männern und 17 Prozent bei Frauen.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Betroffenen kann heute mit dauerhafter Heilung rechnen“, so das Deutsche Krebsforschungszentrum in Heidelberg.

Denn Operation, Bestrahlung und Chemotherapie verfeinern sich. Jetzt kommen Verfahren hinzu, die Krebszellen gezielt attackieren und die körpereigene Abwehr aktivieren. Sie richten sich gegen die molekularen Tricks, die Tumore anwen-

den, um ihr zu entgehen. Mittlerweile lasse sich fast jede Art Krebs immuntherapeutisch behandeln, sagt Martin Wermke, der am Klinikum der TU Dresden das Zentrum für frühe klinische Studien leitet. „Auf Dauer“, so Wermke, werde die Immuntherapie „einige andere Methoden nicht nur ergänzen, sondern sogar verdrängen, besonders im Kampf gegen Metastasen“.

Das Versprechen, Menschen zu helfen, in deren Körper sich Krebszellen ausgebreitet haben, lösen die neuen Therapien bereits ein. Doch die Erfolge reichen weiter: Die folgenden Seiten geben einen Überblick. Einige sind bereits auf dem Weg, zu neuen Behandlungsstandards zu werden. Andere stehen noch vor ihrer Zulassung oder dem breiten Einsatz. Zugleich werden neue Ansätze aus der Immunologie erprobt.

Noch kann kein Experte sagen, wie viele zusätzliche Lebensjahre die neuen Immuntherapien bringen oder wie hoch die Heilungsrate ist. Bei bestimmten Formen von Haut-, Brust- und Lungenkrebs schlagen sie gut an. Viele Menschen mit Leukämie oder Lymphom dürfen auf sie hoffen. Den Ärzten verlangen sie viel ab, „denn der Tumor kann sich während der Therapie verändern. Dann müssen wir in der Lage sein, sie anzupassen“, sagt Christine Mau, Chef-Gynäkologin am Helios Klinikum Berlin-Buch.

Die Immuntherapien belasten freilich das Gesundheitssystem. Pharmafirmen fordern derzeit Preise in sechsstelliger Höhe. Die Krankenkassen zahlen, wenn auch oft erst nach einer Prüfung. Denn die Chancen steigen, dass ein aktiviertes Immunsystem die Krankheit in Schach hält. Und das spart Geld.

„Wir erörtern jeden Fall in einer Tumor-konferenz, in der Vertreter mehrerer Fachrichtungen sitzen“

Christine Mau, Helios Klinikum Berlin-Buch

ENTHEMMT

Checkpoint-Inhibitoren reißen den Krebszellen die Tarnkappe herunter

Körperzellen entarten, beginnen also, zum Beispiel, unkontrolliert zu wachsen. „Das passiert mehrmals täglich“, sagt der Münchener Krebspezialist Michael von Bergwelt. Oft eliminieren sich diese Zellen selbst. Häufig macht das Immunsystem mit ihnen kurzen Prozess. „Manchmal aber entzieht sich die Krebszelle der Attacke der Immunzellen. Sie entkommt“, sagt von Bergwelt.

Die Idee, die körpereigene Abwehr so zu beeinflussen, dass sie ihre Aufgabe besser wahrnimmt, reicht bis ins alte Ägypten zurück. Man infizierte Tumore mit Pflanzenbrei. Die zugrunde liegenden Mechanismen entschlüsselten Forscher wie Paul Ehrlich vor knapp 150 Jahren. In dem Bestreben, dieses Wissen für neue Therapien zu nutzen, fand in den folgenden Jahrzehnten manch waghalsiges Experiment statt. So wurde 2006 ein Test mit einem von einer deutschen Firma entwickelten Antikörperpräparat gegen unter anderem Blutkrebs abgebrochen. Bei mehreren Probanden waren lebensgefährliche Nebenwirkungen aufgetreten.

Dass sich Abwehrzellen gegen gesundes Gewebe richten können,

Funktionsweise der Checkpoint-Inhibitoren

Quelle: Krankenhauspharmazie, Deutsches Krebsforschungszen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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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egt die lange Liste bekannter Autoimmunleiden. Auf ihr stehen etwa Schuppenflechte und Multiple Sklerose. Deswegen haben Immunzellen Sicherheitsmechanismen eingebaut. Und diese machen sich Krebszellen zunutze.

2018 erhielten James Allison und Tasuku Honjo, beide heute um die 80, den Nobelpreis. Die zwei Immunologen hatten entschlüsselt, wie sich Krebs jener Bremsvorrichtungen bedient, die in unseren Killerzellen eingebaut sind, der T-Zellen. Allisons und Honjos Erkenntnisse bildeten die Grundlage für die Krebsmedikamentenklasse der sogenannten Checkpoint-Inhibitoren. Die ersten kamen vor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heraus. „Mit ihrer Hilfe lösen wir die Bremse“, sagt von Bergwelt.

Das Prinzip: Die gentechnisch hergestellten und deshalb an ihrer Namensendung „-mab“ erkennbaren Präparate hemmen (inhibieren) die molekularen Schalter (Checkpoints) auf Immunzellen und machen diese frei zur Attacke. Die ersten Checkpoint-Inhibitoren richteten sich gegen das Melanom. Sie haben dem schwarzen Hautkrebs viel von seinem Schrecken genommen. Der mittlerweile bekannteste Wirkstoff aus dieser Gruppe heißt Pembrolizumab. Er ist für mehr als 40 Krebsarten beziehungsweise Behandlungssituationen zugelassen und wird in unzähligen Studien weiter getestet. Eine andere Erfolgsgeschichte umgibt Nivolumab, das etwa bei Lungenkrebs helfen kann. Die Preise der Mittel sind hoch. Ihren Herstellern bescheren sie Milliardenumsätze – im Fall von Pembrolizumab wohl wenigstens bis 2028, wenn in den USA das Patent ausläuft.

Die Wirksamkeit der Checkpoint-Inhibitoren schwankt allerdings nicht nur von einer zur anderen Tumorart, sondern hängt vom spezifischen molekularen Profil ab. Der eine Lungenkarzinomkranke mag profitieren, der andere gar nicht ansprechen. Zugleich können als Nebenwirkungen guälen Entzündungen auftreten – ausgelöst ausgerechnet von den Immunzellen, die den Krebs bekämpfen sollen. ►

Antje Mann, 49

Vor fünf Jahren erkrankte die Finanzfachfrau aus der Nähe von Berlin an triple-negativem Brustkrebs – einer aggressiven Form, die eher bei Jüngeren auftritt. Ein Jahr nach Operation, Chemotherapie und Bestrahlung kam der Krebs zurück, 2025 ein zweites Mal. Antje Mann schrieb an Michael Untch, den mittlerweile in den Ruhestand getretenen Brustkrebsexperten des Helios Klinikums Berlin-Buch. Untch rief sie an.

„Frau Mann erhält eine besondere Therapie“, sagt Ärztin Christine Mau. Die Therapie ist auf das molekulare Profil des Tumors zugeschnitten, umfasst die Infusion eines im März 2025 zugelassenen Antikörper-Wirkstoff-Konjugats (ADC) alle drei Wochen. Das ADC verbindet sich mit Krebszellen und schleust ein Gift in sie. Dazu kommt bei der Patientin ein Checkpoint-Inhibitor-Mittel, das Immunzellen die Arbeit erleichtert. Nebenwirkungen gibt es, doch nicht von Dauer. Mann, die im August in die Alpen fährt: „Ich fühle mich, als hätte ich Rheuma – eine chronische Krankheit, die sich medikamentös beherrschen lä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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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as Spiegl, 43

Der Bayer, der eigentlich als Klimaforscher in Bremerhaven arbeitet, sagt: „Im vergangenen Januar dachte ich, dass sich die Sache erledigt hat.“ Spiegl war auf 59 Kilogramm abgemagert, konnte kaum essen und trinken. Der Magenkrebs war mit Metastasen im Bauchfell – der hautartigen Auskleidung des Bauchraums – zurückgekehrt.

Man überwies den Patienten an Sylvie Lorenzen, die Spezialistin im Klinikum Rechts der Isar der TU München. Bei einer Intensivtherapie im Zwei-Wochen-Rhythmus erhält er Infusionen eines Antikörper-Wirkstoffs. Der bindet an Claudin 18,2, ein Eiweiß, das krebsbedingt in seinem Magen in veränderter Form auftritt. „Herr Spiegl spricht auf die Behandlung fantastisch an“, sagt Lorenzen. 75 Kilogramm wiegt er, isst ausreichend, geht täglich mit seinem Labrador spazieren, plant eine Tauchreise. Wie lange die Behandlung wirkt? „Das weiß niemand“, sagt Spiegl. „Vielleicht kommt bald ein weiterer, ähnlicher Wirkstoff heraus.“ Er sei glücklich, „in einer forschungsorientierten Klinik“ gelandet zu sein.

AUFGERÜSTET

Die CAR-T-Zelltherapie ist teuer, aber sie wirkt – bloß noch sehr selektiv

Für weniger als eine sechsstellige Eurosumme ist diese Therapie nicht zu haben. Aber die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in Deutschland erstatten die Kosten, sofern eine Prüfung ihre Notwendigkeit und ihre Sinnhaftigkeit bestätigt. Vielleicht zahlt sich die Investition für die Solidargemeinschaft sogar aus. Denn im Idealfall ersetzt die hohe, aber einmalige Investition jahrelange Behandlungen. Die CAR-T-Zelltherapie kann heilen, das Auf und Ab immer neuer Therapieversuche beenden – darunter auch eine nicht gerade billige Stammzelltransplantation. Häufig verlängert sie das Leben, wo die Medizin früher machtlos war.

Die CAR-T-Zelltherapie richtet Immunzellen künstlich auf den Krebs ab. In Deutschland sind rund 50 renommierte Kliniken berechtigt, sie durchzuführen. Schon die Vorbereitungen sind anspruchsvoll. Der Tumor des Patienten wird genau analysiert. Dann lässt man sein Blut durch ein Blutwäschegerät fließen und entnimmt T-Zellen. Ein hoch spezialisiertes Labor, meist im Ausland gelegen, versieht die tiefgefroren angelieferten Zellen gentechnisch mit einem CAR. Dieser chimäre Antigen-Rezeptor ist eine Struktur, die an die zuvor analysierten Bestandteile der Krebszellen andocken kann.

Die Prozedur kann bis zu drei Wochen dauern. Am Ende erhält der Patient die scharf gestellten T-Zellen zurück, auf dass sie den Tumor erkennen und besser bekämpfen. Nebenwirkungen? Zytokin-Freisetzungssyndrom heißt eine. Zytokine sind Botenstoffe. Bei dem Syndrom rufen sie eine starke Entzündungsreaktion hervor, begleitet von Fieber, niedrigem Blutdruck und Atemnot.

Eine der ersten CAR-T-Zelltherapie-Patientinnen der Welt, die damals sechsjährige leukämiekranke Emily Whitehead aus den USA, wäre 2012 beinahe daran g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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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

Kampfmodus: So stellen Grafiker auf Grundlage von Elektronenmikro- skopaufnahmen den Angriff von CAR-T-Zellen (L) beziehungsweise NK-Zellen auf den Tumor dar. Die Immunzellen sind jeweils die kleineren

ben. Heute studiert Whitehead an der Penn State University.

Die Therapie kann auch neurotoxisch wirken, also das zentrale Nervensystem angreifen. Noch Tage nach der Therapie prüfen Ärzte das Schriftbild ihrer Patienten auf frühe Hinweise einer fortschreitenden Verwirrtheit. Dennoch, die Erfahrung des Münchener Klinikleiters Michael von Bergwelt lautet: Die Nebenwirkungen sind meist beherrschbar. „Mittlerweile hat die EU sieben verschiedene CAR-T-Zelltherapien zugelassen. Jede hat ihr eigenes Nebenwirkungsprofil. Wir sind jeweils darauf vorbereitet.“ Außerdem zeige etwa eine Fieberreaktion auch einfach an, „dass die Zellen aktiv sind und eventuell anschlagen“.

Vorliegende Zahlen besagen, dass die CAR-T-Zelltherapie bei jedem Zweiten wirkt. Damit ist gemeint, dass der Patient fünf Jahre danach noch am Leben ist. Es handelt sich um Menschen, die früher nur noch wenige Monate gehabt hätten.

Nach Stand der Dinge kann aber nur ein Teil der Krebskranken von dieser Art der Immuntherapie profitieren. Sie ist nahezu exklusiv Menschen mit Blutkrebs oder Lymphomen vorbehalten. Bei „soliden“ Tumoren, also den Brust-, Prostata-, Lungen-, Magen-, Haut- und vielen anderen Karzinomen, wirkt sie kaum. Es laufen zwar Studien dazu, auch in Deutschland. Aber auf einen Durchbruch warten die Mediziner noch.

Der Grund für diesen Unterschied ist noch unklar. Offenbar sind Krebszellen, die im Blut oder

Funktionsweise der CAR-T-Zelltherapie

1 Aus dem Blut des Patienten werden T-Zellen (Immunzellen) entnommen

2 Das Gen für CAR-Sensoren wird durch Viren in die T-Zellen eingefügt

3 Die modifizierten T-Zellen werden dem Patienten zurückgegeben

4 Sie können nun an Krebszellen andocken und diese zerstören

Quelle: Bild der Wissenschaft

Funktionsweise der TIL-Therapie

Quelle: AT Melanoma Foundation

in einer Lymphflüssigkeit schwimmen, leichter angreifbar als jene, die in der Lunge oder der Haut sitzen. Mehrere Strategien werden erprobt, das zu ändern. Zu den Werkzeugen, mit deren Hilfe in Zukunft auch solide Tumore mit CAR-T-Zellen leichter attackiert werden sollen, zählen die Genschere und eine zusätzliche Impfung.

Die hohen Kosten könnten zum Beispiel sinken, wenn die Zell-Aufrüstung häufiger in Deutschland stattfände. Die Universitätsklinik Köln ist da Vorreiter und unterhält ein eigenes Labor zur CAR-T-Zell-Herstellung. Wo es zu verantworten ist, erfolgt die Behandlung bei Multiplem Myelom – einer Blutkrebsart – dort ambulant. Die Patienten gehen also nach der Infusion nach Hause. Zur Sicherheit müssen sie sich aber dreimal pro Woche zur Kontrolle einfinden.

ES GEHT NOCH

INDIVIDUELLER

Die Hoffnung der Tumor-infiltrierenden Lymphozyten

Liv Süchting, erst 26 Jahre alt und ehemalige Handball-Kapitänin beim Buxtehuder SV, bat kürzlich um Spenden für ihre medizinische Behandlung im Ausland. Ihr Appell berührt – und zeigt, dass die Möglichkeiten der Immuntherapie noch lange nicht vollständig bekannt sind.

Süchting hatte Erfolg. Binnen 24 Stunden waren die benötigten 250 000 Euro da. „Mit 22 Jahren

FOTOS: SCIENCE PHOTO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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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14 Strategien zur Krebs-Prävention

Knapp jede zweite Erkrankung lässt sich auf ungesundes Verhalten oder Umwelteinflüsse zurückführen. Diese Faktoren und Empfehlungen hat eine EU-Expertenkommission herausgearbeitet

I. Rauchen Rauchen Sie nicht. Verzichten Sie auf jeglichen Konsum von Tabakprodukten und E-Zigaretten.

II. Passivrauchen Vermeiden Sie Tabakrauch in Ihren Wohnräumen und in Ihrem Fahrzeug.

III. Übergewicht und Fettleibigkeit

Ergreifen Sie Maßnahmen, um Übergewicht zu vermeiden oder zu reduzieren:

• Essen Sie möglichst wenig Lebensmittel mit hohem Kalorien-, Zucker-, Fett- und Salzgehalt.
• Konsumieren Sie möglichst wenig Getränke mit hohem Zuckergehalt. Trinken Sie hauptsächlich Wasser und ungesüßte Getränke.

IV. Bewegung Bewegen Sie sich regelmäßig im Alltag. Verbringen Sie möglichst wenig Zeit im Sitzen.

V. Ernährung Setzen Sie vor allem Vollkornprodukte, Gemüse, Hülsenfrüchte und Obst auf Ihren Speiseplan. Essen Sie möglichst wenig rotes Fleisch und vermeiden Sie verarbeitetes Fleisch.

VI. Alkohol Verzichten Sie auf alkoholische Getränke.

VII. Stillen Stillen Sie Ihr Baby so lange wie möglich.

VIII. Sonneneinstrahlung Vermeiden Sie zu viel Sonnenstrahlung, insbesondere bei Kindern. Achten Sie auf ausreichenden Sonnenschutz. Gehen Sie nicht ins Solarium.

IX. Risikofaktoren für Krebs am Arbeitsplatz Informieren Sie sich über Krebsrisikofaktoren bei der Arbeit und verlangen Sie von Ihrem Arbeitgeber, dass er Sie davor schützt. Befolgen Sie stets die Gesundheits- und Arbeitsschutzanweisungen.

X. Radongas in Innenräumen Informieren Sie sich mithilfe einer Karte über die Radonkonzentration in Ihrer Region (etwa bei bfs.de). Lassen Sie die Werte zu Hause von Fachpersonen messen und gegebenenfalls senken. (Radon kommt mancherorts aus dem Boden und gilt als Risikofaktor für Lungenkrebs.)

XI. Luftverschmutzung Reduzieren Sie die Belastung durch Luftverschmutzung.

• Nutzen Sie öffentliche Verkehrsmittel, gehen Sie zu Fuß oder fahren Sie mit dem Fahrrad, anstatt das Auto zu nehmen.
• Suchen Sie sich verkehrsarme Strecken, wenn Sie zu Fuß gehen, mit dem Rad fahren oder draußen Sport treiben.
• Halten Sie Ihr Zuhause rauchfrei, indem Sie keine Brennstoffe wie Kohle und Holz verheizen.

XII. Krebsauslösende Infektionen

• Lassen Sie Mädchen und Jungen gegen das Hepatitis-B-Virus und das Humane Papillomviren (HPV) Impfen (Empfehlung der Ständigen Impfkommission bei rki.de).
• Nehmen Sie gegebenenfalls an Untersuchungen auf Hepatitis B und C, das Humane Immunschwächevirus (HIV) sowie Helicobacter pylori teil und lassen Sie mögliche Infektionen behandeln.

XIII. Hormonersatztherapie Wenn Sie sich nach einer ausführlichen ärztlichen Beratung für eine Hormonersatztherapie etwa gegen Wechseljahresbeschwerden entscheiden, sollten Sie die Anwendung auf einen möglichst kurzen Zeitraum beschränken.

XIV. Bestehende Krebsvorsorgeprogramme Nehmen Sie an den empfohlenen Krebsvorsorgeprogrammen für folgende Krebsarten teil: Darmkrebs, Brustkrebs, Gebärmutterhalskrebs, Lungenkrebs.

»Auf Dauer wird die Immuntherapie einige andere Methoden nicht nur ergänzen, sondern sogar verdrängen«

Martin Wermke, TU Dresden

Quelle: Europ. Kodex zur Krebsbekämpfung, 5. Aufl.

erhielt ich die Diagnose schwarzer Hautkrebs im Stadium IV – mit Metastasen in mehreren Organen“, schrieb Süchting in ihrem Aufruf. Nach mehreren konventionellen und experimentellen Behandlungen biete eine Therapie namens TIL „die größte Hoffnung“. Doch sie werde in der benötigten Form in Deutschland nicht angeboten und koste im Ausland viel Geld.

TIL, die Therapie mit Tumor-infiltrierenden Lymphozyten, scheint auf den ersten Blick simpel zu sein. T-Lymphozyt ist ein anderer Name für eine T-Zelle, eine der schärfsten Waffen des Immunsystems. Aber die Zellen, die bei diesem Heilversuch entnommen und im Reagenzglas gezüchtet werden, zeichnet noch etwas Besonderes aus. Sie waren bereits in den Tumor eingedrungen, ohne ihn zu zerstören. Weil diese Zellen die Tarnmethoden des Tumors überwunden haben, könnten sie ihn besser bekämpfen, so die Idee hinter dem Konzept.

Auch andere Teile des Immunsystems stehen bei Forschern auf der Kandidatenliste für weitere Krebstherapien. Ein heikler Fall sind die Makrophagen, auch Fresszellen genannt. Mittels entsprechender Signale können Tumore sie umprogrammieren. Als sogenannte Tumor-assoziierte Makrophagen fördern sie dann das Wachstum der Geschwulst und unterstützen die Metastasenbildung.

Wissenschaftlern des Max-Planck-Instituts für Herz- und Lungenforschung in Bad Nauheim und der Universität Gießen gelang es immerhin im Labor und in Mäusen, die gekaperten Makrophagen umzuprogrammieren. Sie schalteten bestimmte Gene aus. Die Forscher hoffen, dass ihr Ansatz zu einer Therapie gegen Lungenkrebs reift.

Eine Forschergruppe an de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nd dem MIT nimmt wiederum die NK-Zellen ins Visier, eine weitere Division der körpereigenen Abwehr. Die Spezialität der natürlichen Killerzellen ist es, Zielzellen in die Apoptose zu treiben, den programmierten Zelltod. Die US-Forscher wollen NK-Zellen entnehmen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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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ktionsweise von

bispezifischen Antikörpern

Die Antikörper verbinden T-Zellen mit Krebszellen. Dadurch wird die T-Zelle aktiviert und kann die Krebszelle gezielt angreifen und zerstören

Quelle: DocCheck Flexikon

Funktionsweise von

Antikörper-Wirkstoff-Konjugaten

Ein Antikörper erkennt gezielt Tumorzellen, bindet an diese und bringt ein starkes Zellgift direkt in die Zellen hinein, um sie zu zerstören

Quelle: Der Privatarzt

mit geeigneten Oberflächenprotei- nen bestücken, also CAR-NK-Zel- len aus ihnen machen.

IN DIE ZANGE

GENOMMEN

Zweifach-Attacke auf die Krebszelle

Eine Art Trojanisches Pferd, wie es derzeit im Kino-Kassenschla- ger „Die Odyssee“ zu sehen ist, hat auch die Krebsmedizin zu bie- ten. Die Medikamente heißen Anti- körper-Wirkstoff-Konjugate (ADCs, das D steht für „drug“). Sie beste- hen aus einem Antikörper, der so konstruiert ist, dass er an ein Ober- flächenmerkmal auf Krebszellen andockt. Ist das passiert, setzt er ein Zellgift frei, das er aufgelad- den hat. Das Gift stört den Zelltei- lungsapparat und vernichtet die Tumorzelle. Das ist wie eine Che- motherapie, die sich jedoch nicht im ganzen Körper verteilt, sondern direkt zu den Tumorzellen geliefert wird. Dadurch können die Pharma- entwickler mit deutlich stärkeren toxischen Bestandteilen arbeiten als bei der traditionellen Chemo- behandlung.

Anders funktionieren bispezifi- sche Antikörper. Sie haben zwei

künstlich geschaffene Bindungs- stellen, mit denen sie idealerweise die Tumorzelle mit der Immunzelle verknüpfen. Sie werfen die eine der anderen gleichsam zum Fraß vor.

Forscher arbeiten an einer Kom- bination, an bispezifischen ADCs. Diese Moleküle besäßen dann zwei Bindungsstellen für zwei unter- schiedliche Oberflächenmerkma- le auf der Tumorzelle und trügen zusätzlich ein Chemotherapeuti- kum mit sich. Das könnte die Treff- sicherheit gegen den Tumor weiter erhöhen.

DIE STUNDE VON

BIONTECH & CO.

Therapeutisches Impfen gegen den Krebs

Die Chancen stehen gut, dass die seit Corona bekannte mRNA- Impfung einen Teil der Hoff- nungen für die Onkologie erfüllt, die Firmen wie Biontech seit Jah- ren schüren. Eine mögliche Stra- tegie: Einem Patienten werden Krebszellen und gesunde Zellen entnommen. Im Labor untersucht man deren Erbmaterial. Automa- tisierung und künstliche Intelli- genz versprechen diesen müh-

Gert Schäfer, 67

Er fühle sich derzeit „besser als vor der Krank- heit“, sagt Gert Schäfer am Ende des Ge- sprächs. Der Waldorflehrer, Musiker und Chor- sänger denkt an den Wiedereinstieg in die Schule. Nach sieben Jahren des Kampfes gegen den Krebs in seiner Zunge, „in denen die Metastasen kamen und gingen“, nimmt Schäfer an der Erpro- bung einer noch nicht einmal zur Zulassung ein- gereichten Immuntherapie teil.

Das von der Tübinger Firma Immatics entwi- ckelte Mittel richtet sich gegen ein Peptid, das in Schäfers Tumorzellen vorkommt. Die Infusion dauert eine Stunde. Das Mittel ist bispezifisch, weil es sowohl an die Tumor- als auch an die Im- munzelle bindet und so die Immunzellen an die Tumorzellen heranführt und die Abwehr aktiviert.

„Dieses Medikament ist wirklich besonders“, sagt Martin Wermke, Onkologe und Studienarzt an der Klinik der TU Dresden. Er hält das Immatics- Mittel für eine echte Innovation, denn: „Es zielt nicht auf Merkmale an der Oberfläche der Krebs- zelle, sondern macht im Inneren verborgene Ei- weißmoleküle für das Immunsystem erkenn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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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 Rosenbaum, 37

Alles ging so schnell. Mitte 2024 begann die verheiratete Mutter einer heute sechsjährigen Tochter, an Atembeschwerden, Herzrasen, Blutergüssen und Hautausschlägen zu leiden. Die Diagnose lautete Leukämie, Blutkrebs. Nach drei Monaten herkömmlicher Therapien mit Medikamenten und Bestrahlung bot ihr Michael von Bergwelt, Direktor der Klinik für Hämatologie und Onkologie in München-Großhadern, eine Infusionstherapie mit dem Wirkstoff Blinatumomab an. Er zählt zu den etabliertesten Immuntherapeutika.

Das Mittel wirkt doppelt, weil es aus zwei Proteinen besteht. Ein Fragment bindet an T-Zellen, das andere an die andere große Kampftruppe des Immunsystems, die B-Zellen. Das aktiviert beide und führt sie gemeinsam an den Tumor heran. „Ich fühle mich rundum gesund“, sagt Rosenbaum. Von Bergwelt: „Diese Art von Medikamenten erweist sich bei immer mehr Tumorarten als wirksam.“

samen Vorgang deutlich zu beschleunigen.

Der Vergleich zwischen gesunden und kranken Zellen lässt erkennen, welche Proteine nur in den Krebszellen vorkommen. Auf dieser Grundlage stellen Fachleute mRNA-Moleküle her, die eine Bauanleitung für ebendiese Proteine enthalten. Sie werden dem Patienten injiziert und dringen in dessen Körperzellen ein, die daraufhin die Anleitung ablesen und die Tumorproteine herstellen. Abwehrzellen sollen diese Proteine als fremd erkennen und die Zellen des Tumors angreifen.

Allein wird es die therapeutische mRNA-Impfung gegen Krebs allerdings nicht schaffen, Kranke zu heilen. Aber in der Onkologie sind Kombinationen ohnedies gang und gäbe. So deuten erste klinische Testergebnisse darauf hin, dass mRNA-Impfungen die Wirkung von Checkpoint-Inhibitoren verbessern. Mit am weitesten fortgeschritten sind die Versuche bei schwarzem Hautkrebs. In einer Studie senkte die Zweifachbehandlung offenbar das Risiko um nahezu 60 Prozent, dass sich Metastasen in anderen Teilen des Körpers bildeten.

Beim Melanom hat die US-Firma Moderna die Nase vorn. Anfang Juni präsentierten Medizinforscher auf dem US-Krebskongress ASCO ein positives Studienergebnis zu Intsimeran, so der Name der Moderna-Entwicklung.

Die Fünf-Jahres-Daten zeigten, dass Intsimeran die Wirkung des Checkpoint-Inhibitors Pembrolizumab verbesserte. Mit der mRNA-Impfung ging das Risiko zu versterben um 49 Prozent zurück. Die Wahrscheinlichkeit von Fernmetastasen, also Tochtergeschwülsten in entfernten Organen, sank um 59 Prozent. Es zeigte sich, dass das mRNA-Produkt in der Lage war, die Bauanleitung für 34 Tumorproteine in den Körper der Probanden zu schleusen. Ein Zulassungsantrag für Intsimeran liegt noch nicht vor.

Biontech und die kommende Firma des Gründungsehepaars Uğur Şahin und Özlem Türeci scheinen sich unterdessen der ganzen Breite der Immunonkologie widmen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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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

Funktionsweise von mRNA-Vakzinen

1 Mutierte Tumor-DNA wird mit gesunder DNA verglichen, um individuelle DNA-Sequenzen zu finden

3 Die Antigen-mRNA wird dem Patienten injiziert, dendritische Immunzellen bilden nun die Antigene

Quelle: FOCUS-Gesundheit

wollen. Am Stammsitz in Mainz entwickelt man nicht nur Krebsimpfstoffe, sondern auch bispezifische Antikörper und Antikörper-Wirkstoff-Konjugate. In der Testphase 3 befinden sich der Antikörper Gotistobart gegen Lungenkrebs, jeweils ein ADC gegen Brust- und gegen Prostatakrebs sowie das Mittel Pumitamig. Dieses, ein bispezifischer Antikörper, wird gegen mehrere Krebsarten getestet, darunter bestimmte Formen von Lungen- und von Brustkrebs.

»VISION ZERO?«

Die vierte Säule der Krebsbehandlung wächst und wächst...

Unter Ärzten ist es schon eine Binsenweisheit, dass sich die Immuntherapie bei Krebs als vierte Säule neben Operationen, Chemotherapie und Bestrahlung etabliert hat. Noch vorsichtig, aber deutlich gestehen sie ihr sogar eine besondere Rolle zu. Christine Mau, Brustkrebsexpertin in Berlin-Buch, sagt: „Bei einem Teil der Patientinnen kann man bereits auf die klassische Chemotherapie verzichten und die häufig besser verträgliche Chemo-Immuntherapie einsetzen.“ Martin Wermke vom Klinikum der TU Dresden: „In zehn Jahren beurteilen wir die Immun-

2 Für diese individuellen DNA-Sequenzen wird der Bauplan eines Antigens per mRNA-Kodierung erstellt

4 T-Zellen des Immunsystems finden und zerstören dann die Krebszellen, zu denen das Antigen passt

therapie nicht mehr danach, wie viele Monate an progressionsfreiem Überleben sie bringt, sondern reden über Heilungsquoten.“ Schon jetzt beobachten alle Ärztinnen und Ärzte, mit denen FOCUS sprach, dass immuntherapeutische Methoden weiter nach vorn rücken im Verlauf einer Therapie. Man kann sie oft bereits zu Beginn einsetzen, nach der Diagnose, und nicht erst, wenn ein Rückfall eingetreten ist und sich Metastasen gebildet haben.

So viel Optimismus steckt in dem Feld, dass sich honorige Krebsmediziner in einem Lobbyverband engagieren, der den provokanten Namen „Vision Zero“ trägt. Michael von Bergwelt ist dort Vorstandsmitglied und sagt: „Null Krebs – das passiert natürlich nicht übermorgen. Aber wir meinen es ernst. Für uns ist eine Vision nicht eine übernatürliche Erscheinung, sondern eine klare Zukunftsvorstellung.“

Es sei auch erwähnt, dass nicht jeder Immuntherapie-Patient, mit dem wir sprechen konnten, so viel relative Zufriedenheit mit seiner augenblicklichen Situation ausstrahlte wie die vier auf diesen Seiten. Ein 57-jähriger Patient, der anonym bleiben wollte, leidet seit sechs Jahren an einem Multiplen Myelom, einem Krebs, der vom Knochenmark ausgeht. Am Tag des FOCUS-Interviews ging

»Wir erleben gerade eine Zeitenwende in der Krebsmedizin – noch nie hat sich so viel bewegt«

Sylvie Lorenzen und Michael von Bergwelt, München

TOP-Mediziner

Die FOCUS-Empfehlungsliste umfasst sehr viele Krebsärzte. Die Suche mit Postleitzahl und Fachgebiet führt schnell zum Ziel: Dazu QR-Code scannen oder focus-gesundheit.de/top-mediziner/suche besuchen.

TOP-Kliniken

Viele der modernen und aufwendigen Therapien finden nur an spezialisierten Kliniken statt: focus-gesundheit.de/top-nationale-fachklinik/suche

er gebeugt und sprach langsam. Zweimal erhielt er bereits passende Stammzellen von einem Spender und musste sich dabei jeweils einer mühsamen und belastenden Prozedur unterziehen. Darüber hinaus hat er eine CAR-T-Zelltherapie und einen Durchgang mit bispezifischen Antikörpern hinter sich. „Ich versuche, keine Panik aufkommen zu lassen“, sagte er leise.

„Dieser Patient hat fast das gesamte Spektrum der Immuntherapie hinter sich“, sagt Arzt Michael von Bergwelt über ihn. „Nichts davon hat einen durchschlagenden Erfolg gebracht. Aber die Heilversuche haben sein Leben verlängert. Vor zehn Jahren wäre ein derartiges Myelom schon viel früher unbehandelbar geworden.“

Es gibt die aufwendigen und manchmal nebenwirkungsreichen Behandlungen mithilfe des Immunsystems freilich nicht überall. Regional haben sich Fachabteilungen von Universitätskliniken zu onkologischen Spitzenzentren zusammengeschlossen, oft CCC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genannt. In ihnen laufen auch häufiger Studien mit noch nicht zugelassenen Verfahren. Das kann für Patienten interessant sein, bei denen der Krebs zurückgekehrt ist und die alte Therapie nicht länger anschlägt.

Derartige CCCs und andere hochwertige Kliniken zeichnet außerdem aus, dass jeder Fall in sogenannten Tumorkonferenzen beraten wird. Dann sitzen fünf oder sechs Ärzte unterschiedlicher Spezialisierungen zusammen und diskutieren zehn oder zwanzig Minuten lang die Befunde eines Patienten.

Das muss nicht in einer Immuntherapie münden. Aber es geschieht immer öfter. Oft erfolgt die Behandlung nach einem zugelassenen Standard, manchmal als individueller Heilversuch. „Wir erleben gerade eine Zeitenwende in der Krebsmedizin“, sagt von Bergwelt. Und Lorenzen ergänzt: „Noch nie hat sich so viel bewegt.“

Kurt-Martin Mayer hat gerade seine erste Koloskopie hinter sich. Für seine 62 Jahre nahm er die Untersuchung fahrlässig spät in Anspr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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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Inferno

In Südeuropa werden Waldbrände immer zerstörerischer. Der Fall des spanischen Dorfes Casavieja zeigt: Hightech-Löschflotten allein reichen nicht aus

Ein Löschflugzeug vom Typ Fire Boss westlich von Madrid (I.)

Ausgebrannte Autos in der Nähe der Provinzen Ávila und Toledo

Text von Tilo Wagner

FOTO: CESAR MANSO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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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ma

D

Die Spanierin Isabel Jiménez kratzt am Stamm einer verkohlten Kiefer. Vertrockneter Harz fällt in einen Plastikeimer. „Das ist der Rest von meiner allerletzten Ernte“, sagt sie leise. Jiménez hat sich ihren Lebensunterhalt bisher mit dem Einsammeln von Harz aus den Kiefernwäldern ihrer Heimat verdient. Nun steht die 60-Jährige oberhalb ihres Dorfes Casavieja, rund 100 Kilometer westlich von Madrid und blickt auf die grau-schwarze Wüste, die der schwerste Waldbrand der spanischen Geschichte aus ihrer Heimat gemacht hat. Viele Wohnhäuser, ein Campingplatz, ein Gebrauchtwagenhandel sind ausgebrannt. 90 Prozent der Gemeindeflächen von Casavieja fielen dem Feuer zum Opfer. Darunter auch die 3500 Kiefern, aus denen Isabel Jiménez ihren Harz gewann: „Ich habe jeden Tag mit diesen

Bäumen hier verbracht. Es bricht mir das Herz, dass sie jetzt alle tot sind.“

Das Dorf Casavieja lebte jahrhundertelang fast ausschließlich vo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vom Harzabbau. Zurzeit ihrer Großeltern, erzählt Jiménez, hätten Dutzende Familien vom Harzeinsammeln gelebt. „Unser Dorf hat den Wald und die Natur verloren. Und ich meinen Job“, sagt sie.

Der Großbrand war in dem Ort Burgohondo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Gebirgszuges ausgebrochen. Hohe Temperaturen und heftige Winde führten dazu, dass sich das Feuer in rasender Geschwindigkeit ausbreitete. Die Flammen kletterten über den Bergkamm und erreichten vier Tage später Casavieja. Insgesamt verbrannten 50 000 Hektar Land – eine Fläche größer als Bremen.

Der Sommer 2026 hat in Spanien und vielen anderen südeuropäischen Ländern tiefe Spuren hinterlassen. In Frankreich kämpften Einsatzkräfte tagelang gegen einen verheerenden Flächenbrand rund um Bordeaux, zwei Feuerwehrmänner starben. In Griechenland flüchteten sich Bewohner brennender Inseln an die Strände, auch in Portugal wüteten die Flammen über Tage.

Waldbrände sind in Europa nichts Ungewöhnliches. Aber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lassen sich die Feuer nur sehr schwer unter Kontrolle bringen. In Fachkreisen spricht man von der 30er-Regel: Wenn in einem Wald in Südeuropa bei über 30 Grad, bei weniger als 30 Prozent Luftfeuchtigkeit und bei Windgeschwindigkeiten von über 30 Stundenkilometern ein Brand ausbricht, ►

FOTO: DAVID CANALES/NURPHOTO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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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Gefahr in Deutschland

Experten warnen vor anfälligen Wäldern und fordern mehr Vorsorge

Alarmstufe Rot

Laut Waldbrandgefahrenindex des Deutschen Wetterdienstes herrscht hierzulande in diesem Sommer wieder in vielen Regionen eine „hohe Gefahr“ von Waldbränden. In einem Naturschutzgebiet bei Oostrum in den Niederlanden unweit zur deutschen Grenze breitete sich Anfang der Woche ein Großfeuer aus. 2025 vernichteten 1175 Brände eine Fläche so groß wie die Insel Norderney – ein Vielfaches vom langjährigen Mittel.

EU gefordert

Hitze, Dürre und anfällige Kiefern-Monokulturen sind hierzulande ideale Bedingungen für schnell eskalierende Feuer, warnen Experten. Problematisch sind zugleich entwässerte, strukturarme Froste, die kaum Feuchtigkeit speichern. Um-

Umweltorganisationen fordern von der EU mehr Vorsorge, naturnahe Wälder und den Schutz von Feuchtgebieten, um Brände einzudämmen und Ökosysteme widerstandsfähiger zu machen.

Partikel ziehen weit

Der Rauch der schweren Waldbrände in Frankreich und Spanien zieht bis nach Deutschland. Nach Prognosen des EU-Erdbeobachtungsprogramms Copernicus werden feine Rauchpartikel zwar über weite Strecken transportiert, die erwarteten Konzentrationen gelten jedoch als zu gering, um die Luftqualität spürbar zu verschlechtern. Grundsätzlich ist Waldbrandrauch jedoch gesundheitsschädlich und setzt wiederum große Mengen an Treibhausgasen frei. sof

sind die Flammen kaum aufzuhalten. „Das heiße und trockene Sommerwetter ist der alleinige Grund für diese gefährlichen Extreme. Der Klimawandel macht diese Bedingungen deutlich intensiver und wahrscheinlicher,“ sagt der Klima- und Waldbrandexperte Theodore Keeping vom Imperial College in London. In Zentralspanien galt für Waldbrände wochenlang die höchste Gefahrenstufe. Der Juli 2026 war der heißeste in Zentralspanien seit Beginn der Aufzeichnungen.

Die Staaten in Südeuropa reagieren auf das zunehmend gefährliche Klima mit Aufrüstung. Immer mehr Einsatzkräfte werden in der kritischen Phase zwischen Anfang Juni und Mitte Oktober mobilisiert. In Portugal hat die Regierung nach einem verheerenden Sommer im vergangenen Jahr die Zahl der Feuerwehrleute, Löschflugzeuge und Einsatzwagen deutlich aufgestockt. Die spanische Regierung hat kurz vor dem Sommer 15 neue Löschflugzeuge und weitere sechs Hubschrauber angeschafft. Zusammen mit den Einsatzmitteln der autonomen Regionen verfügt das Land über eine der weltweit am besten ausgestatteten Flotte im Kampf gegen die Waldbrände.

Jetzt kündigte Spaniens Ministerpräsident Pedro Sánchez zusätzliche 300 Millionen Euro für den Klimaschutz sowie für die Prävention und Bekämpfung von Waldbränden an. Gleichzeitig setzt sich seine Regie-

Regierung für einen sogenannten Staatspakt gegen den Klimanotstand ein, der parteiübergreifende Maßnahmen ermöglichen soll, um gemeinsam gegen die Folgen der Klimakrise vorzugehen.

Für die Waldbrandbekämpfung im Süden Europas sind diese Einsatzkräfte entscheidend, um das Feuer kurz nach dem Ausbruch schnell unter Kontrolle zu bringen. Diese Strategie hat bei der überwiegenden Mehrheit der Waldbrände Erfolg. Laut aktuellem Bericht des portugiesischen Parlaments sind über 90 Prozent der Waldbrände in Portugal durch einen ersten entscheidenden Angriff auf das Feuer gelöscht worden. In anderen südeuropäischen Staaten ist das ähnlich.

Das Problem entsteht bei Großbränden: 32 der über 8200 Waldbrände, die 2025 in Portugal ausgebrochen sind, waren für 88 Prozent der gesamten verbrannten Flächen verantwortlich. Wenn sich ein Feuer zu einem Flächenbrand entwickelt, greifen auch die herkömmlichen Brandbekämpfungsmethoden nur schwer.

Die Gefahrenlage im Sommer verlangt nach einer noch engeren Kooperation zwischen den EU-Staaten, sagt der portugiesische Zivilschutzexperte Duarte Caldeira: „Kein EU-Mitgliedsstaat kann Waldbrände dieser Kategorie allein meistern.“ Vor allem der EU-Zivilschutzmechanismus müsse zur Waldbrandbekämpfung effizienter strukturiert werden, um Einsatzkräf-

FOTOS: C. CARVAJAL / ACTION PRESS, OLMO CALV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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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ma

In Madrid und Umgebung mussten Zehntausende Menschen ihre Häuser verlassen (l.)

Verbranntes Wild in der Nähe von Casavieja – eines von vielen (Mitte)

Bewohner von La Adrada löschen letzte schwelende Brandnester selbst

te und Unterstützung für betroffene Länder noch schneller mobilisieren zu können.

Waldbrandkatastroph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ben zu einem Umdenken beim Zivilschutz geführt. In Portugal waren im Jahr 2017 bei Waldbränden 115 Menschen ums Leben gekommen. Der Schutz der Dörfer und die Evakuierung der Menschen stehen seitdem im Vordergrund – auch in Spanien, insbesondere nachdem bei einem Waldbrand in Andalusien Anfang Juli dieses Jahres 14 Menschen starben. Bei den riesigen Flächenbränden Ende Juli in Madrid und Umgebung lag deshalb der Schwerpunkt darauf, Menschenleben zu schützen. Insgesamt wurden Zehntausende Anwohner evakuiert. Das Ergebnis: keine Todesopfer. Dennoch hat die strategische Entscheidung, dem Zivilschutz höchste Priorität zu geben, Konsequenzen für die Brandbekämpfung. Denn die Einsatzkräfte, die die Dörfer und Menschen schützen, fehlen an anderer Stelle.

Zivilisten als Retter

Als die Flammen sich dem Dorf Casavieja gefährlich näherten, verließen Isabel Jiménez und ihre 90-jährige Mutter ihr Haus, um in Notunterkünften unterzukommen. Das Dorf war auf sich allein gestellt, denn nur wenige Feuerwehrkräfte waren in die abgelegene Bergregion abbestellt worden. Viele Bewohner weigerten sich, ihr Hab und Gut

»Die Natur hat unser Glück ausgemacht. Wir haben es nicht verstanden, uns um sie zu kümmern«

Isabel Jiménez

den Flammen zu überlassen. Der Milchbauer Juan Carlos Hernandez verteidigte mit seiner Familie den Hof und seine 470 Tiere. Es war eine bedrohliche Situation: „Ich hatte Angst, die Flammen waren 30 Meter hoch, so was habe ich noch nie gesehen. Aber als wir mit den Maschinen und dem Wassertank das Feuer bekämpften, habe ich davon nicht mehr viel gespürt. Da war dann nur noch Adrenalin.“ Mit vereinten Kräften schafften die Dorfbewohner es, fast alle Wohnhäuser und landwirtschaftlichen Betriebe zu retten.

Das Beispiel aus Casavieja zeigt: Wie erfolgreich der Kampf gegen schwere Waldbrände ist, hängt auch vom Einsatz der Zivilbevölkerung ab. „Viele Anwohner bleiben aus emotionalen Gründen im Dorf und wollen helfen. Diese Bereitschaft müssen wir künftig stärker nutzen“, sagt der Feuerwehrmann Nacho Martín. Mit seiner Organisation „SOS Wildfire“ reist Martín durch Spanien und zeigt den Zivilisten in den Gemeinden, wie sie Waldbrände bekämpfen können, ohne ihr Leben zu riskieren. „Wenn nur ein paar Feuerwehrleute zusammen mit den Zivilisten die Dörfer schützen können, stehen mehr professionelle Einsatzkräfte zur Verfügung, um Großbrände an anderer, strategisch wichtiger Stelle in Schach zu halten.“

Experten betonen, dass eine wirksame Waldbrandbekämpfung schon vor den heißen, trockenen

Sommermonaten beginnt. In den Eukalyptus- und Kiefernwäldern Südeuropas wächst im regenreichen Winter viel Unterholz, das im Sommer austrocknet. Prävention bedeutet deshalb auch, Waldflächen von trockenem Holz und Gestrüpp zu befreien. „Für einen Wald sind große, tote Baumstämme auf dem Boden wichtig für die Regeneration“, sagt der Forstwissenschaftler und Waldbrandexperte Paulo Fernandes von der portugiesischen Universität UTAD. „Doch trockenes Unterholz und Gestrüpp bedeuten eine enorme Waldbrandgefahr.“

Für Prävention fehlt Geld

Dass der Wald im Landesinneren von Portugal, Spanien oder Griechenland nicht richtig gepflegt wird, hat strukturelle Gründe. Die Waldgebiete leiden unter Landflucht. Dort, wo früher Weiden und landwirtschaftliche Anbauflächen waren, wachsen heute Bäume. Immer weniger Hirten treiben ihre Ziegen- oder Schafsherden durch den Wald. Immer weniger Gestrüpp wird von den Tieren gefressen. Und immer weniger Menschen sammeln Holz und Reisig für den Kamin zu Hause ein. „Diese Entwicklung dauert seit Jahrzehnten an und lässt sich nur ganz schwer aufhalten“, sagt Fernandes. „Den Gemeinden in den Waldgebieten fehlen die finanziellen Mittel, um die Wälder zu pflegen, die früher von den Anwohnern und Tieren gesäubert wurden.“

So auch in Casavieja. Isabel Jiménez hatte bei ihrer täglichen Arbeit bemerkt, wie schlecht der Kiefernwald oberhalb des Dorfes gepflegt war. Ihre Warnungen blieben ungehört. Die Folgen der Brandkatastrophe werden in Casavieja wie in vielen Regionen Europas lange spürbar sein. „Wir alle wussten, dass diese landschaftliche Schönheit unser Glück ausgemacht hat“, sagt Isabel Jiménez. „Wir haben es nur nicht verstanden, uns richtig um die Natur zu kümmern.“ ■

Zwischen Resignation und mutigem Blick nach vorne: So erlebte Korrespondent Tilo Wagner die Menschen nach dem Feuer in Casavieja

FOTOS: OSCAR DEL POZO / AFP: TILO WA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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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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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 Roidinger, in Ihrem Trainingsprogramm für Männer, die beim Sex stets zu früh kommen, hat die „KI Bea“ das Sagen. Wollen Sie sich damit als Sexualtherapeutin überflüssig machen?

KI ist längst dabei, die Sexualtherapie zu verändern. Immer häufiger erwähnen Menschen in unseren Beratungen am Institut im Erstgespräch, dass sie sich bereits Unterstützung von einer KI geholt haben. Also haben wir uns dafür entschieden, uns KI zunutze zu machen, und bieten mit „Best Lover CONTROL“ ein KI-gestütztes Intensivprogramm, das anonym über den Messengerdienst Telegram funktioniert und mit dem Männer wieder die Kontrolle über die Ejakulation zurückgewinnen können. Das Hybrid-Konzept ist ein Angebot für jene, die – aus welchen Gründen auch immer – ihre sexuellen Schwierigkeiten nicht mit einem realen Experten besprechen können oder möchten.

In dem Trainingsprogramm werden Übungsvideos von einem KI-Avatar begleitet. Was kann „KI Bea“, was die ganz normale KI nicht kann?

Unser Fernkurs gegen vorzeitigen Samenerguss besteht aus Übungsvideos, die der Mann zu Hause macht, ergänzt durch Online-Termine mit seinem Berater oder seiner Beraterin. Diesen Part übernimmt nun die „KI Bea“. Sie fragt nach jeder Übung, wie sich der Patient fühlt und reagiert auf die Antworten mit individuellen Ratschlägen. Anders als bei der generativen KI muss also nicht der Mann die Fragen stellen, sondern er wird – wie im therapeutischen Gespräch auch – vom Avatar durch den Prozess geführt. Das ist sehr viel effektiver, da der Betroffene in der Regel ja gar nicht weiß, wonach er fragen soll. Außerdem steht mein Avatar – anders als mein Team und ich – rund um die Uhr zur Verfügung.

Zu früh, zu spät oder gar nicht: Paare leiden unter dem Performancedruck im Bett – besonders Männer

»Das Problem lässt sich zu 100 Prozent lösen«

Beatrix Roidinger, Mitbegründerin des Instituts »Best Lover« für männliche Sexualität in Wien, hat eine Methode entwickelt, die Männern mit vorzeitigem Samenerguss hilft. Schließlich ist alles eine Frage der Psychologie

Interview von Beate Stro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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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ität

Warum haben Sie sich den vorzeitigen Samenerguss für das erste KI-Programm ausgesucht?

Zum einen, weil es hierfür immensen Bedarf gibt: Nach Erektionsproblemen ist der vorzeitige Samenerguss mit die häufigste sexuelle Störung beim Mann. Zum anderen ist diese Störung deutlich weniger komplex als etwa Erektionsprobleme oder Orgasmushemmung. Der vorzeitige Samenerguss ist ein antrainiertes Verhaltens- und Erregungsmuster – und dieses Problem lässt sich mit geeigneten Übungen und therapeutischer Hilfe aus unserer Sicht zu hundert Prozent lösen. Außerdem sind Männer, die extrem schnell zum Orgasmus kommen, eine ziemlich homogene Gruppe: Sie haben fast alle eine ähnliche Grundhaltung.

Und die wäre?

Dieser Typ Mann kommt zu uns ans Institut und will möglichst sofort erfahren, wie es geht. Und die Therapie soll schnell Erfolge zeigen. Mit dieser Haltung gehen sie auch generell durchs Leben: Alles muss schnell gehen – im Sport, im Beruf, beim Essen, in der Freizeit. Diese Männer stehen immer unter Anspannung. Und beim Sex soll es dann plötzlich langsam ablaufen? Das ist ein Widerspruch, den wir erst einmal auflösen müssen: Dass manchmal auch der Weg zum Ziel ein Genuss sein kann und sollte. Zugleich kommen wir mit dem Kurs diesem Typ Mann entgegen: Unser Intensivtraining kann gut in 30 Tagen absolviert werden. Wer will, kann es sogar in noch kürzerer Zeit schaffen.

Um welche Übungen handelt es sich dabei beispielsweise?

Die erste Übung ist ein klassischer Bodyscan, wie manche ihn vielleicht aus der Meditation kennen: Meine Stimme leitet im Video die Aufmerksamkeit in jeden einzelnen Körperteil. Der Mann soll zur Ruhe kommen und einfach nur seinen Empfindungen folgen: Wie liege ich da, wie fühlt sich die Unterlage an, welche Muskeln sind gerade angespannt? Für viele ist das bereits ein Aha-Erlebnis: Ihnen wird bewusst, dass sie ihren Körper tatsächlich gar nicht spüren und den Grad ihrer Erregung einschätzen können:

Liege ich bei 50 Prozent der maximalen Erregung, bei 75 Prozent oder vielleicht schon bei 90 Prozent?

Das macht es vermutlich schwierig, die Erregung bewusst zu steuern.

Genau. Bei diesen Männern steigt die Erregungskurve nicht langsam an, sondern schießt nach oben zum „Point of no Return“, also jenem Moment, in dem sie die Erektion und den Samenerguss rein physiologisch gar nicht mehr unter Kontrolle haben können, weil der Entladungsreflex eingesetzt hat – etwa wie beim Niesen, das ja auch irgendwann nicht mehr zu stoppen ist. Viele versuchen trotzdem, sich zusammenzureißen, was die An-

spannung, die bereits im Körper vorhanden ist, zusätzlich erhöht. Tragisch ist, dass sich der Orgasmus dann noch nicht einmal richtig gut und intensiv anfühlt, weil der Mann ja zugleich versucht, ihn zu vermeiden.

Wie bringt sich die KI Bea hier ein?

Der Mann lernt durch ihre Fragen und gezieltes Masturbationstraining, seine Erregung differenzierter wahrzunehmen, sie im ganzen Körper zu verteilen und bewusst zu steuern. Vorteil ist auch, dass es hier nicht – wie beim klassischen Coaching – längere Pausen zwischen den Sitzungen gibt, sondern der Mann fortlaufend üben kann.

Wie wurde Ihr Avatar dafür trainiert?

Mit all dem Wissen, das an der „Best Lover“-Academy zu dem Thema vorhanden ist: das Buch, das ich zum Thema männliche Sexualität geschrieben habe, die Videos, die wir hierzu entwickelt haben, aber

»Der vorzeitige Samenerguss ist ein antrainiertes Verhaltens- und Erregungsmuster«

Ausdauercoach: Beraterin Beatrix Roidinger tritt auch als KI Bea in Erscheinung

auch Hunderte der im Institut vorhandenen Protokolle von Klientengesprächen und Supervisionssitzungen. Unser ganzes Wissen zu der Problematik ist eingeflossen. Doch Content war die eher kleinere Herausforderung des Prozesses.

Was hat sich als schwieriger erwiesen?

Kompliziert war, die KI so zu programmieren, dass sie nur innerhalb bestimmter Leitplanken agiert, also bei unseren erprobten Hilfestellungen bleibt und sich nicht selbstständig Alternativen aus dem Internet zusammensucht. Auch so etwas wie Sexting – also „Dirty Talk“ via Messenger mit dem Avatar – haben wir unmöglich gemacht. Wir beobachten das Chat-Geschehen zudem sehr engmaschig.

Bislang beschränkt sich das Angebot auf den deutschsprachigen Markt. Ist eine internationale Ausweitung geplant?

Das ist gar nicht so einfach. Die kulturellen Unterschiede in diesem Bereich sind groß. Ich habe eine eher freundliche Mimik – doch in Japan zum Beispiel, sollten Experten nicht lächeln. Wir wollten dort einen Kurs anbieten für Menschen, die sich krankhaft mit Pornos beschäftigen. Das können wir im Moment nicht umsetzen.

Es heißt, die junge Generation sei offener dafür, sich mit der eigenen Sexualität auseinanderzusetzen und an Schwierigkeiten zu arbeiten. Sehen Sie hier die Hauptzielgruppe Ihres KI-Kurses?

In unseren Beratungen wie in den Onlinekursen sehen wir Männer aller Altersgruppen und Einkommensschichten. Der überwiegende Teil definiert Männlichkeit auch heute noch als ausschließlich aktiv, kontrolliert und potent. Doch kann man wirklich erfüllenden Sex haben, ohne ins Gefühl zu gehen? Immer mehr Männer ahnen, dass es beim Sex um Selbsterfahrung und Selbsterkenntnis geht. Ich bin zuversichtlich, dass dieser Anteil noch weiter steigt. Denn wenn beim Sex nicht die Leistung, sondern das Gefühl ins Zentrum rückt, profitieren davon nicht nur die Männer selbst, sondern auch ihre Partnerinnen. Und damit die gesamte Beziehung.

FOTOS: ISTOCK, MARTIN HINTER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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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Die Vermessung der Einsamkeit

Sie gilt als größte Volkskrankheit in Deutschland. Regelmäßig warnen Studien mit neuen, alarmierenden Zahlen vor den Folgen von Einsamkeit. Was oft unerwähnt bleibt: Erst in der Zeit, die wir mit uns selbst verbringen, beginnt die Reflexion des Erlebten. Und die ist ebenso essenziell für unsere mentale Gesundheit und Persönlichkeitsentwicklung wie der Kontakt zu anderen Menschen

Text von Bruno Gaigl

„Nighthawks“ (1942) gilt als Hoppers Hauptwerk. Mit der Arbeit daran begann er kurz nach dem japanischen Angriff auf Pearl Harbor

FOTO: MAURITIUS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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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tory

ch besitze ein kleines Boot, das an einem See in der Nähe von Berlin liegt. Jetzt, im Sommer, fahre ich an Wochenenden gern mit Freunden raus. Ich genieße es, mit Menschen Zeit zu verbringen, die ich gern habe. Mindestens genauso gern lege ich aber auch alleine ab, steuere eine einsame Bucht an und werfe dort den Anker. Manchmal lese ich dann ein Buch oder höre Musik; ich kann aber auch stundenlang einfach auf das Wasser schauen, beobachten, wie sich die Oberfläche unter den leichten Böen kräuselt und sich die Wogen anschließend wieder glätten. In diesen Momenten komme ich wirklich zur Ruhe.

Abgeschnitten von der Welt, aber nicht verloren, sondern ganz bei mir. Es ist ein Zustand, der meinen kreativen Denkprozess fördert. Meistens kommen mir die besten Ideen allein da draußen.

Ich habe das Gefühl, diese Zeit für mich wirklich zu brauchen. Nur passt dieses Gefühl schlecht zu dem, was der öffentliche Diskurs über das Alleinsein erzählt. Jedenfalls habe ich den Eindruck, dass mir permanent vermittelt wird, allein zu sein, sei eher gefährlich. Regelmäßig lese ich darüber, wie negativ sich Einsamkeit auf die Gesundheit auswirkt. Einsamkeit mache depressiv, heißt es, Einsamkeit sei so schädlich wie 15 Zigaretten am Tag. In der Konsequenz erhöhe Einsamkeit das frühzeitige Sterberisiko um rund 30 Prozent.

Zunehmend ist von einem neuen Trend die Rede, nach dem vor allem junge Menschen durch Spätfolgen der Pandemie, soziale Medien ode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mmer stärker von Einsamkeit betroffen sind. Erst vor wenigen Wochen fand ich in meinem E-Mail-Postfach neue Zahlen des Marktforschungsinstituts YouGov: Aus der repräsentativen Studie, die im Auftrag der Onlineplattform Doctolib durchgeführt worden war, ergab sich, dass vor allem Befragte zwischen 25 und 34 Jahren in Deutschland am stärksten unter Einsamkeit litten.

Mit 34 Jahren gehöre ich gerade noch in diese Altersgruppe. Es mag an der kleinen, wahrscheinlich wenig repräsentativen sozialen Bubble liegen, aber in meinem erweiterten Freundeskreis habe ich zuletzt anstatt einer um sich greifenden Einsamkeitsepidemie eher ein anderes Phänomen wahrgenommen: die Angst vor dem Alleinsein.

Dieser Text möchte keineswegs versuchen, die Gefahr für unsere Gesundheit, die mit Einsamkeit einhergehen kann, zu verharmlosen. Dennoch verfestigte sich bei mir zuletzt der Eindruck, dass der Einsamkeitsdiskurs bei all dem Alarmismus oft eines unerwähnt lässt: Wie der Kontakt zu anderen Menschen hat auch das Alleinsein eine wichtige Bedeutung für unsere mentale Gesundheit.

Wie unsere Sicht auf das Alleinsein beeinflusst wird

Einsamkeit und Alleinsein sind nicht das Gleiche, auch wenn beide oft gleichgesetzt werden. Wer allein ist, ist nicht zwingend einsam. Und wer einsam ist, muss nicht unbedingt allein sein. Dennoch verbinden wir mit dem Zustand Alleinsein gedanklich oft Einsamkeit oder ungewollte Isolation. Menschen, die allein leben, gelten häufig als unbeliebt oder als solche, die irgendwie den Anschluss verloren haben. Der entscheidende Unterschied ist relativ simpel: Alleinsein ist ein Zustand, Einsamkeit ein Gefühl.

Micaela Rodriguez, Psychologie-Doktorandin an der Universität von Michigan, hat 2025 im Rahmen eines Forschungsprojekts die These aufgestellt, dass Medienberichte und

Kampagnen, die sich mit dem Phänomen Einsamkeit auseinandersetzen, das Problem, das sie beschreiben, möglicherweise sogar noch verschärfen.

Laut Rodriguez stellen US-Nachrichtenartikel das Alleinsein zehnmal häufiger als schädlich denn als hilfreich dar, und das prägt nachweislich, wie Leser darüber denken.

Ferner zeigte eine zweiwöchige Untersuchung, dass Menschen mit negativen Einstellungen zum Alleinsein einen starken Anstieg von Einsamkeit erleben, nachdem sie im Alltag Zeit allein verbracht haben, während sich Menschen mit positiven Einstellungen nach einer Zeit des Alleinseins weniger einsam fühlen.

Von Selbstfindungstrips und einsamen Inseln

Einsamkeit und Alleinsein hatten nicht immer den schlechten Ruf, den sie heute haben. Die beiden Begriffe wurden schon früher gern in einen Topf geworfen, kamen dabei aber deutlich besser weg als aktuell.

In der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wurde Einsamkeit lange als bewusstes Alleinsein verstanden. Das Ziel sind gezieltes Nachdenken oder spirituelle Erfahrungen. Nach der biblischen Überlieferung verbrachte Mose 40 Tage und 40 Nächte in Einsamkeit auf dem Berg Sinai. Er ging hinauf, um Gott zu begegnen und die zehn Gebote zu empfangen.

Der Philosoph Arthur Schopenhauer befand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in seinen „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 „Wer nicht die Einsamkeit liebt, der liebt nicht die Freiheit: Denn nur wenn man allein ist, ist man frei.“

Auch die Literaturgeschichte ist voll von diesen Erzählungen. Meist geht es um den Sinn des Lebens. Um das Alleinsein als existenzielle Erfahrung.

»Wer nicht die Einsamkeit liebt, der liebt nicht die Freiheit: Denn nur, wenn man allein ist, ist man frei«

Arthur Schopenhauer, Philosoph

Hermann Hesses Siddhartha etwa macht sich ganz allein auf die Suche nach Erleuchtung. Eine Suche, die ein Leben lang dauert. Er begreift: Weisheit findet er nicht, indem er einem Lehrer folgt, sondern nur, indem er sich radikal mit sich selbst auseinandersetzt.

Auch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beschäftigt sich bei „Wilhelm Meisters Lehr- und Wanderjahre“ mit dem großen Selbstfindungstrip. Und Daniel Defoes „Robinson Crusoe“ hat 28 Jahre auf einer einsamen Insel Zeit, um über sein bisheriges Leben zu reflektieren.

Dass man begann, Einsamkeit anders zu betrachten, lag wohl auch am wissenschaftlichen Fortschritt. Einsamkeit wurde zunehmend als eigenständiges Gesundheitsrisiko aufgefasst und nicht mehr nur als Nebenerscheinung anderer Probleme wie Krankheit, Armut oder hohem Alter.

Seit den Sechzigerjahren sorgt außerdem der Megatrend der Individualisierung dafür, dass wir uns immer stärker selbst verwirklichen wollen. Feste Strukturen traditionel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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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Office in a Small City“ (1953) zeigt einen Mann, der aus seinem Eckbüro auf die sonnendurchfluteten Stadtfassaden schaut. Es hängt im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

»Schon als Kleinkinder entwickeln wir ein Bedürfnis nach Autonomie, wenn wir laufen lernen und unseren Radius vergrößern«

Ursula Wagner, Psychologin

Gemeinschaften wie Familie oder Religion lockern sich zunehmend, während Freundschaften, Partnerschaften und soziale Netzwerke für unser Selbstverständnis und unsere gesellschaftliche Teilhabe immer wichtiger werden.

Die digitale Revolution hat diesen Wandel befeuert. Smartphones, soziale Medien und unzählige Apps ermöglichen es, jederzeit und überall mit anderen Menschen in Kontakt zu treten, aber sie auch seltener persönlich zu treffen. Sie fördern gleichzeitig eine Kultur der Selbstinszenierung und des permanenten Vergleichs. In dieser Umgebung wurde die Einsamkeit langsam zum Monster der Moderne.

Auch die Kunst erzählt von dieser Veränderung. Beim bekanntesten Maler der Romantik etwa, Caspar David Friedrich, war Einsamkeit im beginnenden 19. Jahrhundert fast nie negativ besetzt. „Der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 das wohl berühmteste Werk dieser Zeit, zeigt den Menschen im Einklang mit der Natur. Allein.

Über 100 Jahre später kippte Edward Hopper, einer der großen amerikanischen Realisten, dieses Bild: Die Szene, die zum Beispiel in „Nighthawks“ dargestellt ist, zeigt vier Menschen in einer hell erleuchteten Bar in einer dunklen, leeren New Yorker Straße bei Nacht.

Obwohl die Personen nah beieinandersitzen, reden sie nicht miteinander und schauen aneinander vorbei. Das Werk gilt als Sinnbild für Isolation und Entfremdung der Menschen im modernen Stadtleben.

Ein Leben zwischen Autonomie und Verbundenheit

Zwischen Friedrichs Wanderer und Hoppers Nachtmenschen liegt nicht nur ein Jahrhundert, sondern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selbst gewähltem Rückzug und ungewollter Isolation.

Dass Alleinsein beides sein kann, Freiheit und Verlorenheit, erklärt mir auch Ursula Wagner, Autorin des Longsellers „Die Kunst des Alleinseins“. „Schon als Kleinkinder entwickeln wir ein Bedürfnis nach Autonomie, wenn wir anfangen zu laufen und unseren eigenen Radius erstmals vergrößern“, sagt die Psychologin. Fortan bewege sich der Mensch in seinem Leben permanent zwischen den Polen der Autonomie und des Verbundenseins. Je älter wir werden, desto mehr variiert das Bedürfnis, Zeit mit uns selbst zu verbringen.

Wagner erklärt, dass Menschen in zwei psychologische Kategorien fallen, in introvertierte und extrovertierte Menschen. Die einen brauchten mehr Zeit, um Eindrücke zu verarbeiten. Letztere würden in der Gesellschaft mit anderen eher auftanken. „Aber auch Extrovertierte brauchen das Alleinsein, um sich zu sortieren.“

FOTOS: HEIRS OF JOSEPHINE N. HOPPER/ARS, NY / VG BILD-KUNST, BONN 2028/AKG-IMAG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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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tory

„Automat“ (1927): Nur durch den Titel erfährt der Betrachter, dass sich die Szene in einem Automatenrestaurant abspielt. Die Selbstbedienungsläden waren im New York der Zwanzigerjahre populär

Zu den Extrovertierten gehört meine Freundin Ella eher weniger. Eigentlich heißt sie gar nicht Ella, möchte aber nicht mit ihrem richtigen Namen in der Zeitung stehen. Ella ist einer der wenigen Menschen, die ich kenne, die sich dafür entschieden haben, allein zu leben, und damit glücklich sind. Neulich, bei einem gemeinsamen Mittagessen, erzählte sie mir von verschiedenen „Allein“-Ritualen, die sie pflegt.

Da ist zum Beispiel der wöchentliche Kinobesuch. Jeden Montag geht Ella in die Tilsiter Lichtspiele in Berlin-Fried-

Ein Leben allein

22,7 Mio.

Deutsche zwischen 18 und 65 Jahren sind Single

41,6

Prozent sind Einzelhaushalte – die häufigste Wohn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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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n Platz belegt Deutschland im Vergleich der Länder mit den meisten Alleinlebenden in der EU

richshain, um ihr Arthouse-Movie-Repertoire um einen weiteren Streifen zu erweitern. Aber auch, um jenem melancholischen Gefühl Raum zu geben, das die Rückkehr in die gewohnten Arbeitsroutinen nach dem Wochenende manchmal bei ihr auslöst. Seit ich Ella kenne, hat sie die Dinge lieber mit sich allein ausgemacht. Auch ihren Montagsblues verarbeitet sie ohne Fremdeinwirkung – außer vielleicht von Jim Jarmusch oder Kristoffer Borgli. Ella verreist außerdem gern allein, sitzt allein im Park oder Café. Und sie wohnt allein, seit über zehn Jahren. Einsam, sagt sie, fühle sie sich nicht.

Wie Ella leben 17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in einem Single-Haushalt. Die Zahl der Alleinlebenden ist in den vergangenen zwanzig Jahren sogar deutlich gestiegen – gegenüber 2004 um knapp 22 Prozent.

Wo aber beginnt die isolierende Einsamkeit, wo endet das gesunde Alleinsein?

Wahrscheinlich ist es eben dieses Unterscheidungsmerkmal, denke ich jetzt, dass Alleinsein einen Zustand beschreibt und Einsamkeit ein Gefühl. Zumindest würde das erklären, warum sich Menschen trotz Partnerschaft und vieler Freunde einsam fühlen können, unverstanden, irgendwie ohne Verbindung zu den anderen noch zu sich selbst.

Einsamkeit kann also auch daher rühren, dass man es nicht aushält, mit sich allein zu sein. Alleinsein als das Gegenteil von Einsamkeit. Ein Fluchtreflex vor der Stille, der nur dazu führt, dass wir uns gar nicht darüber klar werden, wer wir eigentlich sein wollen. Wir leben eher das Leben derer, an die wir uns klammern – nur um uns nicht mit uns selbst beschäftigen zu müss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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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

Die Story

Die Bilder des US-amerikanischen Malers Edward Hopper, wie hier „Morning Sun“ von 1952, erzählen von der Einsamkeit, Stille und Leere im modernen Alltag

»Der Schmerz, der mit dem Gefühl der Einsamkeit einhergeht, sorgt dafür, dass wir eine neue Form des Mitgefühls in uns entdecken«

Daniel Schreiber, Schriftsteller

„Wer durch andere Menschen oder verschiedene Aktivitäten abgelenkt ist, nimmt seltener wahr, dass die eigenen Wertvorstellungen nicht mit der tatsächlichen Lebensrealität übereinstimmen“, sagt auch Ursula Wagner.

Dieses Phänomen schlägt sich, so glaube ich, vor allem in Beziehungen nieder. Dabei muss ich an eine Freundin denken: Laura stürzt sich von einer Beziehung in die nächste, um zwischendrin nicht die schmerzhafte Phase des Verarbeitens erleben zu müssen. Sie fängt schon an, eine Alternative zu daten, wenn sie das Gefühl hat, ihre aktuelle Affäre würde sie bald abservieren. Es ist noch gar nicht so lange her, da konnte Laura kaum einen Abend ohne Verabredung aushalten, so unangenehm war ihr das Gefühl, Zeit allein zu verbringen.

Ein anderer Freund heißt Tom. Tom ist seit gut 20 Jahren durchgängig vergeben. Er beendete vor Kurzem bewusst eine Beziehung, weil er das Gefühl hatte, er müsse eine Zeit lang allein sein, um endlich einmal gewisse Dinge aufzuarbeiten.

Er hielt es nur einen Monat aus und kam wieder mit seiner Freundin zusammen.

Sowohl Alleinsein als auch vorübergehende Einsamkeit können klarmachen, was man eigentlich will, welche Art Verbindung fehlt. Wichtig dabei ist, dass das Sich-einsam-fühlen nicht chronisch wird.

In seinem Essay „Allein“ setzt sich der Schriftsteller Daniel Schreiber mit dem Spannungsverhältnis zwischen dem Wunsch nach Freiheit und dem nach Nähe auseinander.

Gerade das Erleben von Einsamkeit bringe eine Form der Selbstwahrnehmung mit sich, so Schreiber. „Der Schmerz, der mit ihr einhergeht, sorgt dafür, dass wir eine neue Art des Mitgefühls in uns entdecken, für uns selbst und andere Menschen.“ Wer das einmal richtig erlebt und diese Klarheit bekommt, kann seine Beziehungen sogar stärken.

Wahrscheinlich gibt es kaum ein menschliches Bedürfnis, das widersprüchlicher ist als unsere Beziehung zu uns selbst und dadurch auch zu anderen. Zu viel Verbundenheit kann schaden, zu viel Autonomie aber auch.

Ein bisschen erinnert mich dieses Bild an mein Boot auf dem See. Mal ist es stürmisch, mal ganz windstill. Egal welche Wetterverhältnisse herrschen, am Ende wurde es gebaut, um vor allem eines zu können: die Balance zu halten.

Bruno Gaigl würde sich selbst eher als introvertierten Menschen bezeichnen, der seinen Rückzug braucht und es genießt, Zeit allein zu verbringen. Wenn die ausreichende Dosis Me-Time dann eingenommen ist, freut er sich aber auch wieder, unter Leute zu k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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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HEIRS OF JOSEPHINE N. HOPPER/ARS/NY/VG/BILD-KUNST, BONN 2026/MAURITIUS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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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LIEST ES DOCH AUCH

BILD BLEIBT B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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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Summer in the City

Wenn alle im Urlaub sind, gewinnen sonst überlaufene Orte daheim ihren Charme zurück. Unsere Autorinnen und Autoren erzählen, wo der Sommer in ihrer Stadt am schönsten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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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ikonische Canaletto-Blick zeigt Dresdens historische Silhouette an der Elbe. Genau diese Perspektive verewigte der venezianische Maler Bernardo Bellotto, genannt Canaletto, im 18. Jahrhundert in einem berühmten Gemä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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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Endlich exklusiv: große Meister und die Kanäle der Außenalster

Dresden

Inmitten von Stadtgrün, barockem Chic und Szenekneipen

Dresden ist die schönste Stadt Deutschlands, sagen zumindest die Dresdner. Und sie haben recht, besonders im Sommer. Zugegeben: Die Altstadt rund um Frauenkirche und Semperoper gehört in diesen Monaten den Touristen. Den besten Blick auf die Stadt hat man aber ohnehin vom Ufer der Elbe aus, wo sich die Dresdner bei schönem Wetter mit ihren Picknickdecken versammeln. Näher kommt man dem Sommer wohl kaum, als mit einem Drink dort auf der Wiese und der Aussicht auf die barocke Skyline – so schön, dass sie beinahe unwirklich erscheint.

Etwas Altstadt-Charme darf es in den Ferien dann doch geben. Denn wenn Schulklassen nicht länger die Flure der Museen bevölkern, ist die perfekte Zeit für einen Besuch. Immer einen Abstecher wert ist die 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 In der Hitze findet man dort Abkühlung, aber eben auch weltberühmte Werke wie die „Sixtinische Madonna“.

Den Sommer verbringt man in Dresden trotzdem am besten an der frischen Luft. Wenn nicht an der Elbe, dann im Großen Garten oder, wer das Zentrum lieber verlassen mag, im Biergarten „Elbegarten“ im Stadtteil Loschwitz. Das Bier (am liebsten ein regionales Feldschlöß-

chen Pils) genießt man dort mit Blick auf die Brücke Blaues Wunder. Zum Ausgehen in den Abendstunden führt kein Weg an der Neustadt vorbei. Die Straßen und Kneipen des Szeneviertels sind wie leer gefeigt, wenn die Studenten auf Reisen sind. Nun ist die Zeit gekommen für Orte wie die Bar „Wohnzimmer“, in der man sonst nie Platz findet. Oder man geht zum sogenannten „Assi-Eck“, wo sich Nachtschwärmer mit ihren mitgebrachten Getränken auf der Bordsteinkante tummeln. Da heißt es: Ab in den Späti und dazusetzen. ■ ANNICA KRAMER

Aus dem Café Canale wird Verpflegung direkt ins Kanu gereicht

Dank des gut ausgebauten Elberadwegs lässt sich ein Besuch im „Elbegarten“ auch mit einer Radtour verbinden

Das Dach des Flakbunkers auf St. Pauli beherbergt einen Garten mit Tausenden Pflanzen

Die „Sixtinische Madonna“, des italienischen Malers Raffael ist eines der berühmtesten Gemälde der Renaissance

Hamburg

Wasser, überall Wasser – Elbstrand, Alster oder Boberger See

An keinem anderen Ort in Deutschland war die durchschnittliche Auslastung der Hotelzimmer 2025 so hoch wie in Hamburg. Die Hansestadt verzeichnete im vergangenen Jahr mit rund 16,5 Millionen Übernachtungen sogar einen neuen

FOTOS: ELBEGARTEN, LOOKPHOTOS, THOMAS RÖTTING/L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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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e

Selbst Berlin, sonst Hauptstadt der Hektik, tickt im Sommer langsamer

Rekord. Trotzdem gibt es einige Orte in Hamburg, die vor dem großen Touristenansturm im Sommer gefeit bleiben.

Während der Elbstrand Övelgönne an warmen Tagen vor Menschenmassen überquillt, bleibt es etwa am Falkensteiner Ufer ein paar Kilometer die Elbe herunter angenehm leer. Vorsicht vor den Wellen, wenn die Containerschiffe von Hapag-Lloyd, Evergreen und Co. vorbeifahren! Die Megamax-Schiffe sind 400 Meter lang und können mehr als 24 000 Container laden.

Ruhe bietet auch eine Fahrt mit dem Kanu durch die zahlreichen Kanäle im Norden der Außenalster. Im Café Canale am Mühlenkampkanal reichen Kellner Pflaumenkuchen und Ostfriesen-Tee direkt ins Kanu. Noch ruhiger ist es wohl hinter den einzigen Wanderdünen Hamburgs, am Boberger See.

Der beste Spot für den Sonnenuntergang in der Stadt ist jedoch das Dach des Flakbunkers an der Feldstraße – trotz der vielen Menschen dort. Nach dem Abschluss der Renovierungs- und Begrünungsarbeiten vor zwei Jahren ist der Aufstieg kostenlos möglich. ■

CHRISTIAN SCHNEIDER

Seit 2004 schwimmt das Becken des Badeschiffs in der Spree

Berlin

Cool City: Chillen auf dem Badeboot und Champagner im KaDeWe

Wenn die Straßen frei sind und ich nicht länger als fünf Minuten brauche, um einen Parkplatz zu finden, weiß ich: Es ist Sommerferienzeit. Optimal, um mal wieder ein paar Spots mit dem Auto abzuklappern, die ich sonst immer meide, weil zu viele Menschen dort sind.

Los geht's bei Lon-Men auf der Kantstraße in Charlottenburg. Für die Nudelsuppe muss man sonst immer Schlange stehen. Auch die Wan Tans habe ich schon länger nicht mehr gegessen.

Anschließend fahre ich von West nach Ost, im „Berliner Rundfunk“ laufen Gute-Laune-Hits aus den 80ern à la „Holiday“ von Madonna. Die Sonne brennt jetzt richtig, perfekt fürs Badeschiff in Alt-Treptow. Sonst ist das Becken hier viel zu klein für die Masse an Menschen, die sich hier abkühlen möchte. Aber an Sommertagen in der Ferienzeit ist es herrlich.

Alternativ könnte man den Nachmittag auch im Neuköllner Körnerpark einläuten. Hier gibt es eine hübsche Orangerie, man fühlt sich wie im Jardin du Luxembourg in Paris.

Abends zieht es mich mit Freunden ins KaDeWe. In der Restaurant-Etage im sechsten Stock bekommen wir heute in der Goldies Bar direkt einen Platz an der Theke. Wir bestellen ein paar Sliders und den

Chopped Salad, auch die Flasche Perrier-Jouët darf nicht fehlen, schließlich sind wir ja im KaDeWe und wollen ein bisschen Grandezza-Vibes.

Eine Freundin schlägt vor, noch ins Freiluftkino zu fahren. Im Kreuzberger Bethanien läuft „Call Me by Your Name“. Leider sind diese melancholischen Sommertage, an denen die Stadt zu schlafen scheint, genauso zeitlich begrenzt wie die Romanze zwischen Elio und Oliver. ■

BRUNO GAIGL

Die Orangerie im Körnerpark eignet sich gut für einen frühen Spritz

FOTOS: JOKO/PICTURE ALLIANCE, ARENA/MARKUS NASS, ORANGERIE, HK/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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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Von norddeutscher Gartenkunst bis zur »Rodenkirchener Riviera« am Rhein

Und in der Mitte steht eine Linde: Rasenlabyrinth in der Eilenriede

Hannover

Entspannt per Fahrrad die Freiluftgalerie und Gartenkunst entdecken

Ein besonders schönes Versprechen Hannovers lautet: Kunst muss nicht hinter Museumsmauern warten. Sie steht am Wasser, auf Plätzen und an Straßenrändern. Am besten entdeckt man die mehr als 200 Skulpturen und Installationen umfassende Freiluftgalerie mit dem Fahrrad. Hannover ist flach, überschaubar und gut vernetzt: ideale Bedingungen für eine Tour

mit Kultur, Sightseeing und Bewegung. Guter Ausgangspunkt ist der „Hellebardier“, eine moderne Plastik, die das Sprengelmuseum mit dem Maschsee verbindet. Das Werk setzt zugleich einen Kontrapunkt zu den erhaltenen Skulpturen aus der NS-Zeit am Seeufer. Vorbei am prächtigen Neuen Rathaus, geht es zu den Nanas, kurvigen, knallbunten Frauenplastiken der französisch-schweizerischen Künstlerin Niki de Saint Phalle. Die drallen Damen am Leineufer bilden auch den Auftakt der Skulpturenmeile: Auf rund 1,2 Kilometern Länge vom niedersächsischen Landtag in Richtung Herrenhausen reiht sich ein Kunstwerk an das nächste, ob der „Stahlengel“ (1987) von Erich Hauser oder John Henrys „Symphony in Red“ (2000).

Nicht wundern, wenn Ihnen auf Ihrer Tour eine Bushaltestelle begegnet, die an ein Gürteltier, eine Walflösse oder eine Legolandschaft erinnert. In den 1990er Jahren ließen bekannte Architekten und Designer ihrer Fantasie freien Lauf und verwandelten Haltestellen in kleine Alltagskunstwerke. Wer nun grüne Kühlung sucht, entdeckt Hannovers zweite große Leidenschaft: die Gartenkunst – entweder die barockbotanischen Herrenhäuser Gärten oder Hannovers grüne Lunge: die Eilenriede. Der rund 640 Hektar große Stadtwald bietet eine ganz andere Form der Kunst: die der Entspannung. ■ SONJA FRÖHLICH

Moderne Kunst in grüner Natur: Skulpturen im Schlosspark Stammheim

Französisches Flair im Veedel: der Schillplatz in Nippes

Der „Hellebardier“ verbindet Sprengel Museum und Maschsee in Hannovers City

Köln

Wohin, wenn die Domplatte unter der Sonne glüht?

Klar, an einem Besuch der ehrwürdigen (und angenehm kühlen) Kathedrale, mit sechs Millionen Gästen pro Jahr die meistbesuchte Sehenswürdigkeit Deutschlands, geht kein Weg vorbei. Obwohl der Dom-Besuch neuerdings 12 Euro Eintritt für Touristen kostet.

Der Dom also – und dann? Die rheinische Metropole ist nicht unbedingt als architektonische Schönheit bekannt, zu gnadenlos waren die Zerstörungen im Zweiten Weltkrieg, oft zu planlos der Wiederaufbau in den 50er und 60er Jahren. Dennoch gibt es jenseits der Touristenpfade wunderschöne und chillige Orte.

An besonders heißen Tagen lockt etwa die „Rodenkirchener Riviera“:

FOTOS: SEBASTIAN GROTE/MAURITIUS IMAGES, JOKO/IM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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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e

Eisbach, Biergarten, FKK: Jetzt zeigt sich München offenherzig

Sandstrände und schattige Plätze unter Bäumen am Rheinufer im Kölner Süden. Perfekt zum Schiff-Spotting und Füße-ins-Wasser-Halten, aber Achtung! Wegen der starken Strömung des Rheins herrscht striktes Badeverbot.

Abseits der Innenstadt und in der Nähe der Neusser Straße im Veedel (kölsch: Stadtviertel) Nippes bietet der Schillplatz fast schon französisches Flair. Eingerahmt von schönen Altbaufassaden lässt sich hier am frühen Abend bei einem Glas Wein oder Kölsch entspannen.

Direkt neben dem Zoo gelegen ist die Kölner Flora. Eine prachtvolle historische Gartenanlage (eröffnet 1864), die zwischen Palmen und botanischen Gewächshäusern bei freiem Eintritt Schatten und Ruhe spendet. Mindestens ebenso beschaulich und ein echter Kultur-Geheimtipp ist der Skulpturenpark in Stammheim, der durch moderne Kunstwerke und große, Schatten spendende Bäume besticht.

Zu Schluss noch ein Geheimtipp in City-Nähe: Der Platz vor der romanischen Kirche St. Gereon ist eine versteckte Oase der Ruhe. ■

CARSTEN FIEDLER

So geht Eisbach: treiben lassen bis zum Tivoli, halbnackt mit der Tram zurück

München

Sonne satt, viel nackte Haut und die besten Leberkäsesemmeln der Stadt

Im Sommer ist München am allerschönsten. Das liegt nicht nur daran, dass in München mehr Sonne ist als anderswo, es liegt vor allem an der Toleranz der Stadt, die dann noch besser zur Geltung kommt. Mit jedem Hitzegrad mehr, ziehen die Münchner ein Kleidungsstück weniger an, und wenn es über 30 Grad hat (was hier häufig vorkommt), verzichten viele ganz auf Kleidung.

Der Flaucher (eine Schotterbank in der Isar) heißt auf Google-Maps bezeichnenderweise FKK-Beach. Nebenan ist übrigens gleich ein besonders schöner der 200 Münchner Biergärten, der auch Flaucher heißt.

Mitten in der Stadt am Schwabinger Bach im Englischen Garten liegen braun geröstete einheimische Senioren nackt im Gras. Gelegentlich geht mal einer zum Kiosk „Milchhäusl“ und holt sich ein neues Bier – wie Gott ihn schuf.

Nebenan am Haus der Kunst sind nicht nur Eisbach-Surfer eine Attraktion, sondern auch die Kids, die sich durch den Eisbach treiben lassen, dann mit klatschnasser Badehose in die Tram steigen, um zwei Stationen zur Einstiegsstelle zurückzufahren. Die Tramfahrerin stellt die Klimaanlage ab, damit die Kids nicht frieren, und sagt per Lautsprecher durch: „Nicht mit den nassen Klamotten auf die Sitze!“.

Beim Franziskaner am Opernplatz gibt's die besten Leberkäsesemmeln to go. Man muss nur wissen, wie: Man stellt sich mit den Kellnern in der Küche bei der Essensausgabe an, zahlt 3,90 Euro (nur Karte) und der Koch wickelt einem die Semmel inklusive süßem Senf in Alufolie. Die kann man dann nebenan auf dem Opernplatz essen (und wenn man Glück hat, dabei einer Opernprobe lauschen). ■ MICHAEL KNEISSLER

Die beste Leberkäsesemmel to go gibt's im Franziskanerbräu am Opernplatz

Matthias Münz macht nicht nur Weißwurst-, sondern auch Pizza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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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Das Dasein als Pose im Pool: Graham Campbell, Kaia Gerber, Igby Rigney, Hayes Warner und Homer Gere

Die letzten Tage der Unschuld

Jawohl, der Mann kann auch Fernsehen: Bret Easton Ellis hat die Verfilmung seines Roman-Schockers »The Shards« über wohlstandsverwahrloste Hollywood-Teenies mitentwickelt. Das Ergebnis ist angemessen verstörend

Text von Jobst-Ulrich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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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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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ind dann wohl die Substanzen, vor denen uns unsere Eltern immer gewarnt haben. Weil es eben verantwortungsbewusste Eltern waren, die sich nicht selbst immer mit Koks und Valium und was nicht alles vollgepumpt haben. Zudem: Wir wussten eh nicht, woher wir das Zeug hätten bekommen sollen, damals Anfang der 80er Jahre. Beim jugendlichen Personal der neuen Serie „The Shards“ vom Traumduo Ryan Murphy und Bret Easton Ellis ist das anders. Da liegt der Stoff überall im Wohnzimmer rum. Und wenn er doch mal aus sein sollte, besorgt Papas Assistent das Nötige. Koksen, das machen hier alle. Die Teenies, die Eltern, selbst der Schuldirektor. Und auch sonst geht es in „The Shards“ betörend wohlstandsverwahrlost zu.

Die neunteilige Serie (Disney+) ist die Verfilmung des Bestsellers von Bret Easton Ellis, einst bekannt und berüchtigt geworden durch den stylishen Schocker „American Psycho“ mit dem mordenden Wall-Street-Yuppie Patrick Bateman als Hauptfigur.

Schon mit seinem ersten Roman „Unter Null“ von 1985 wurde Ellis schlagartig berühmt. Damals galt er, Jahrgang 1964, als Enfant terrible der US-Literatur. Inzwischen nähert er sich dem Rentenalter. Eine gewisse Faszination für die Blumen des Bösen hat er sich jedoch bewahrt.

Und er liebt noch immer das literarische Spiel mit doppelten Böden und Zerrspiegeln. In „The Shards“ (deutsch: die Scherben) lässt er einen Jungen namens Bret Easton Ellis auftreten, der mit dem Autor nicht nur den Namen teilt. Wir schreiben das Jahr 1981, Bret geht auf die exklusive Buckley School in Los Angeles, hat ein paar superreiche und superschnöselige Freunde und ein Geheimnis, das ein Junge

seiner Zeit selbst in diesen Kreisen nicht gerne preisgibt: Er ist schwul.

Dass er Drogen tankt wie die Kids heutzutage Energydrinks und zudem blendend aussieht, versteht sich. Dabei war der Gym-Kult Anfang der 80er doch noch gar nicht flächendeckend ausgeprägt.

Viele der biografischen Details stimmen. Auch Ellis, der Autor, ist übermäßig privilegiert aufgewachsen: Ferrari zur freien Verfügung, die Kunstgrößen Andy Warhol und Keith Haring waren bei seiner Schulabschlussparty zu Gast. Immaterielle Zuwendung gab es von den Eltern allerdings kaum. Der Vater war ein tyrannischer Alkoholiker, der Sohn verkümmerte in gut betuchter Einsamkeit.

Vielleicht lag es am Übermaß halluzinogener Stoffe, dass sowohl beim fiktionalen als auch beim realen Ellis die Fantasie blühte. „Unter Null“ fing das Lebensgefühl derart stilprägend ein, dass der Roman zum Vorbild jedweder Popliteratur in den Folgejahren und -jahrzehnten wurde, von Bel Air bis Echterdingen.

Der amerikanische Albtraum

In „The Shards“ tippt Teenage-Bret wie besessen an seinem Erstling, wie der reale Ellis auch ständig auf Speed. Es gelingt ihm sogar, die Geschichte um Drogen, Gewalt und Ennui dem Vater seiner Freundin anzudrehen, einem Filmproduzenten. Allerdings nur um den Preis sexueller Gefälligkeiten. Seit den Enthüllungen über Harvey Weinstein wissen wir ja, wie das in Hollywood lief. Bei hübschen Jungs war es bisweilen kaum anders als bei den weiblichen Starlets, suggeriert zumindest Bret Easton Ellis.

Auch woher sein Hang zur ur-amerikanischen Figur des Serienkillers stammt, den er in „American Psycho“ auslebte, erklärt Ellis im Roman. Zu seiner Schulzeit trieb tatsächlich ein Mörder sein Unwesen in Kalifornien. Zudem war kürzlich Joan Didions berühmte Essaysammlung „Das weiße Al-bum“ erschienen, die auch von den bestialischen Morden der Manson-Familie handelt. Und „Shining“ war gerade in die Kinos gekommen, der Horrorfilm

Video, Vinyl und Festnetz: Igby Rigney als Bret und Hayes Warner als seine Freundin Debbie; Kaia Gerber shoppt Musik; Wes Bentley als fieser Film-Zampano

von Stanley Kubrick, in dem es um bestialischen Wahnsinn geht.

In „The Shards“ lässt Ellis deshalb einen Killer über das High-school-Idyll herfallen, genannt „The Trawler“, weil er die Leichen seiner Opfer mit Tierkadavern verziert, vorzugsweise toten Aquariumfischen. Es ist der Punkt, an dem Ellis’ Roman in ein Paralleluniversum driftet. So akribisch Details der Realität entnommen scheinen – Namen, Orte, Bücher, Musik, Klamotten –, so sehr handelt es ►

FOTOS: ARI DUKOVIC/FX, RAY MICKSHAW/FX, PARI DUKOVIC/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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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Serie

sich eben auch um Literatur. Ein Produkt der nicht eben harmlosen Fantasie des Autors. Dass die Grenze zwischen historischer Korrektheit und literarischer Erfindung unscharf bleibt, darauf hat Ellis in seinen Äußerungen zum Erscheinen des Romans 2023 stets Wert gelegt: „Im Grunde ist alles in diesem Buch wahr“, heißt es schon im Prolog. „Auch wenn einiges davon nie passiert ist.“

Die bonbonfarbene Hölle

Bei Bret, der Romanfigur, handelt es sich um einen notorisch unzuverlässigen Erzähler. Nie ist ganz klar, was ihm wirklich widerfährt und was er sich bloß einbildet. Von homoerotischen Affären über grauenhafte Entdeckungen in düsteren Kellern bis zu den Umtrieben des Serienmörders. Was auch erklärt, warum seine Freunde die schrecklichen Ereignisse lange kaum zur Kenntnis nehmen wollen. Und dann ist da dieser Verdacht: Bret glaubt, ein neuer Schüler könnte der Killer sein – Robert Mallory. Wie besessen spürt er ihm nach. Am Schluss der Staffel nimmt die Polizei endlich Ermittlungen auf. Oder ist auch das nur eine Einbildung?

Die unscharfe Erzählperspektive macht es nicht eben einfach, „The Shards“ zu verfilmen. Entsprechend langwierig war der Prozess. Mehrere Regisseure und Autoren stiegen erst ein und dann wieder aus. Irgendwann schien es, als wäre das Projekt endgültig in der Schublade verschwunden. Aber dann nahm sich Ryan Murphy der Sache an,

Frontmann: Regisseur Ryan Murphy mit dem „Shards“- Cast bei der Premiere in New York

»Ein Roman ist ein Traum, der ge- schrieben werden will«

Bret Easton Ellis

seit „American Horror Story“ und „The Beauty“ ein Fachmann der amerikanischen Albtraumdeutung.

Eine bessere Wahl scheint kaum möglich. Murphy, Jahrgang 1965, sieht Bret Easton Ellis nicht nur unglaublich ähnlich, er ist auch ein Bruder im Geiste und ein Kind derselben Zeit. Wenn er auch deutlich bescheidener aufgewachsen ist. Dafür kam er als Journalist bei der „Los Angeles Times“ und „Entertainment Weekly“ dem Hollywood-Personal recht nahe.

Gemeinsam haben die beiden den „The Shards“-Stoff in eine erste Staffel umgesetzt, die das Zeug zum Klassiker hat. Das Ganze erinnert an Großtaten von David Lynch, „Twin Peaks“ oder „Mulholland Drive“, angereichert mit ein paar Zutaten aus Jonathan Demmes „Das Schweigen der Lämmer“. Wenn der Roman schon großartig war, dann ist es die Verfilmung erst recht.

Die Atmosphäre und die Ausstattung sind berauschend, genau die Mischung aus dekadentem Pop-Imperium und bonbonfarbener Hölle, die man schon immer hinter den hohen Hecken in den Hollywood Hills vermutet hat. Die Örtlichkeiten passen: die Villen, die Pools, die Plattenläden, die Rollerskate-Disco. Dazu fahren alle in großartigen 80er-Sportwagen herum. Und die Musik ist natürlich auch zeitgenössisch: Von Spandau Ballet über Blondie bis Fleetwood Mac ist alles dabei. Selbstredend spielt auch Elvis Costello eine Rolle, auf den der Buchtitel „Unter Null“ einst zurückging.

Musik- und modeselige Partys werden hier ständig gefeiert. Und Tanz- und Homecoming-Wettbewerbe abgehalten, bestens in Szene gesetzt von den Daddys aus dem Filmgeschäft und ihren ambitionierten Mitarbeitern.

Die scheinbar harmlosen Talentshows sind in Wahrheit ein Hauen und Stechen, angefeuert von Geltungsdrang und Eifersucht. Alle wollen hier um jeden Preis zum Star werden, dafür geht man im Zweifel über Leichen. Selbst als Teenager.

In diesen Szenen wird „The Shards“ zur grellen Satire einer selbstsüchtigen Glamourgesellschaft, mit einem Schmierentheater

ter im Rampenlicht und mörderischen Dramen hinter den Kulissen. Nicht verwunderlich, dass das von der Schule eigentlich zutiefst gelangweilte Personal im Literaturunterricht zu großer Form aufläuft, wenn es um die Deutung von Shakespeares Dramen geht. Romeo und Julia treffen auf Lady Macbeth. Und Vaterkomplexe à la „Hamlet“ dürfen auch nicht fehlen.

Über allem aber liegt eine verträumte Melancholie, die das eigentliche Thema der Serie und des Buches ist. Es sind die letzten Tage der Unschuld, die diese Clique von Teenagern feiert. Die Schulzeit geht zu Ende. Der Freundeskreis wird brüchig. Der Rausch der Jugend mündet in den Kater des Erwachsenen.

Das Leben hat an sich schon ziemlich viel Schrecken zu bieten. Und wenn dann auch noch ein Serienkiller dazukommt, kann einen das buchstäblich in den Wahnsinn treiben. Mindestens aber in eine handfeste Depression – eine Todessehnsucht, die skrupellose Sektenführer ausnutzen könnten, auch das ist ein Thema der Serie.

Eine Glanzleistung ist den Serienmachern mit der Besetzung gelungen. Die Darsteller der jungen Clique sind weniger bekannt, was dem pseudodokumentarischen Ansatz natürlich förderlich ist. Bret Easton Ellis wird von Igby Rigney verkörpert, den man am ehesten aus den Netflix-Serien „Midnight Mass“ und „Der Untergang des Hauses Usher“ kennt. Ellis rühmte das Spiel seines Serien-Alter-Egos ausdrücklich.

Ein besonderer Coup gelang aber mit der Rekrutierung von Kaia Gerber, Tochter von Supermodel Cindy Crawford, und Homer Gere, Sohn des Schauspielers Richard. Mama und Papa waren in den frühen 90ern Hollywoods Traumpaar schlechthin. Die Kinder nähern einander nun in der Serie an. Allerdings werden sie hier eher zum Albtraumpaar. ■

Jobst-Ulrich Brand, Jahrgang 1965, teilt mit den Autoren zwar nicht den Lebensstil, aber den Soundtrack der Jugend: The Police, Joe Jackson, Blon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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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EVAN AUSTIN/INVISION/AP, ERIC VANDEVILLE/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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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Der Kosmos des Odysseus

Uralte Mythengestalt und aktueller Kinoheld: Der König von Ithaka inspiriert die Menschheit seit Jahrtausenden

Ob Odysseus wirklich lebte? Nun, er kämpft, leidet, irrt und liebt in einer unvordentlich alten (und ewig jungen) Geschichte. Seine Raufereien mit Riesen, Zauberinnen, Ungeheuern und ruchlosen Freiern verweisen ins Reich der Märchen – allerdings nicht in

ein nebulöses Irgendwo. Der Held durchsegelte eine Welt, die den Zeitgenossen seines Schöpfers Homer durchaus vertraut war. Die Irrfahrten des Odysseus mögen ein Mythos sein. Wer aber würde sagen, ein Mythos besitze keine Wirklichkeit? ■ MARKUS KRISCHER

Nach Trojas Fall 1 segelten die Griechen heim

12 Kalypso hält Odysseus von der Heimkehr ab

14 Odysseus tötet die Freier in seiner Burg auf Ithaka

Ohne Hilfe der Göttin Athene würde Odysseus scheitern – und ohne die Hilfe von Mitmenschen (wie der Königstochter Nausikaa). So kann er zur Gattin Penelope und Sohn Telemachos heim- ke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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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SEHEN

»Everytime« Ein Mädchen, das nach einer Party in den Tod stürzt, ihr Freund, der in jenem tragischen Moment eingeschlafen war, und ihre Mutter, die aus Trauer Kontakt zu ihm sucht. Eine Tragödie, die Regisseurin Sandra Wollner in ein optimistisches Filmwunder verwandelt. (Kino)

»Nightborn« Harry Potters Rupert Grint in einem allegorischen Horrorfilm über eine junge Familie, die tief in den finnischen Wäldern einen Neubeginn wagt. Leider wird dieser aber dadurch vereitelt, dass ihr Neugeborenes mindestens ungewöhnlich ist – denkt zumindest die Mutter. (Kino)

»Eli Roth's Ice Cream Man« Der Beobachtung, dass Süßes Kinder in Monster verwandeln kann, widmet sich Regisseur Eli Roth mit rabiater Vehemenz. Seit der Eismann in der Stadt ist, haben die Kleinen plötzlich Augenringe und drehen die Großen durch den Fleischwolf – buchstäblich. (Kino)

»Ricky Gervais Alley Cats« Animationsserie über eine Gruppe von Straßenkatzen und ihren Umgang mit den Zumutungen des Alltags. Manche beklagen, dass Ricky Gervais in Ton und Humor hier wieder macht, was er immer macht. Andererseits: Wenn es doch sonst niemand tut. (Netflix)

»Lebensansichten eines Huhns« Spielfilm über ein Huhn, das sich aus der industriellen Eierproduktion befreit, aber lernt, dass das Leben außerhalb auch voller Gefahren steckt. Widersprüchliches Werk über ein vermenschlichtes Huhn, das vor dem Menschen warnt. (Kino)

Gegen den „Shit Talk“: Ariana Grande setzt mit dem neuen Album auf Selbstverteidigung

POP

Der zerbrechliche Zorn

Erschöpft vom Ruhm: Ariana Grande hat »Petal« zu ihrem Wutalbum erklärt. Doch das Ergebnis wirkt vor allem zart und verletzlich

Wer wissen möchte, wie Ariana Grande klingt, wenn sie wütend ist, dem sei ihr neues Album „Petal“ empfohlen: Wenn sie richtig wütend ist, klingt sie ganz und gar nicht wütend. Es ist merkwürdig, aber selbst im Zorn scheint sie nur Sanftmut auszustrahlen.

Als die 33-jährige Musikerin und Schauspielerin ihr achtes Album Anfang Mai auf Instagram in einem Video beschrieb, nannte sie es „a little feral“, ein wenig wild, und sagte, dass es einer Stimmung entsprungen sei, die sie bislang aus Schüchternheit oder Rücksicht nie angezapft habe. Gegenüber „Apple Music“ sprach sie gar von „ungefilterter Rage“, doch dann hört man sich das Werk an und möchte sich dazu gerne zum Träumen ins Gras legen.

Nun ist Wut wahrscheinlich relativ und Grande offenbar mit einer Grundmilde gesegnet, die jeden Furor abzufedern scheint. Ihrem vierten Album gab sie 2018 den Titel „Sweetener“, was im Rückblick emblematisch für ihr gesamtes Schaffen steht. Beinahe alles, was sie tut, läuft auf eine gewisse Süße hinaus – der luftige Gesang, die Melodien, das Erscheinungsbild, sogar ihre vergeblichen Bemühungen, einmal nicht süß zu sein.

Selbst die über dreißig Parfüms, die Grande mittlerweile auf den Markt gebracht hat, sind olfaktorisch der Dessertkarte verpflichtet. „Sweet Like Candy“ hat etwa die Duftnoten Brombeere, Marshmallow, Schlagsahne und Vanille.

Als sie ihr drittes Album 2016 „Dangerous Woman“ nannte, schien bereits das Cover die

Beinahe alles, was sie tut, läuft auf Süße hinaus – der Gesang, die Songs und ihre Dessert-Parfü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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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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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ps

Behauptung von Gefährlichkeit zu unterlaufen. Es zeigte sie in einer Latexmaske mit applizierten Hasenohren, die bei anderen Menschen vielleicht sexuell suggestiv oder auf verführerische Weise bedrohlich gewirkt hätte. Bei Grande muterte sie dagegen vor allem niedlich an – als hätte sie sich verkleidet. „Petal“ ist in diesem Sinne das Schwesteralbum von „Dangerous Woman“: ein Werk, das aus Wut entstanden sein mag, die sich dem Hörer jedoch kaum vermittelt.

Nun muss man sich natürlich fragen: Worüber ist Ariana Grande denn eigentlich so furchtbar wütend? Konkretes verraten die Texte leider nicht, aber es gibt zumindest Andeutungen und Hinweise. In der Singl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scheint es etwa um Fans zu gehen, die ihr Privatleben zu sehr unter die Lupe nehmen. „Ihr habt meine Krone betrachtet und meinen Körper geliehen/Warm, von der Sonne geküsst, dann kalt wie der Wind/Eine Biene, die im Honig klebt“, singt sie in dem Titel übersetzt. Das „Ihr“ könnte allerdings auch ein „Du“ sein, dann würde das Lied wahrscheinlich von einem Ex-Freund handeln, wer weiß das schon genau.

Hauptsache traumatisch

Etwas konkreter wird es in „Like I Do“. Darin singt sie, dass all das Gerede, das es über sie gibt, sie gut genährt halte („All that shit talk keeps me well-fed“). Das ließe sich als Anspielung auf jene Interviews deuten, die sie im Zuge der beiden „Wicked“-Filme mit Cynthia Erivo gegeben hat. Es war wie eine Therapiesitzung, in der man zwei Frauen erlebte, die vor den Augen des Publikums immer dünner zu werden schienen, sich ständig bei den Händen hielten, unvermittelt in Tränen ausbrachen und den Eindruck erweckten, die Dreharbeiten hätten sie an die Grenzen ihrer emotionalen Belastbarkeit geführt. Dazu passend kommt nun die Ankündigung, dass Grande sich nach der aktuellen Tour erst einmal eine Auszeit gönnen werde.

Falls das Album eine Art Befreiungsschlag sein sollte, geht der ins Leere. Auch musikalisch. Grande gibt in 36 Minuten vage ihren Unmut zum Besten, und beim ersten Durchgang mag die leicht verzerrte elektronische Instrumentierung noch verhalten experimentell klingen, aber spätestens beim dritten Hören ist auch das vorbei. Die Sorge der Fans und die quälenden Gerüchte wird das wohl nicht vertreiben. Allzu zerbrechlich wirkt der Zorn. ■ HARALD PETERS

LESEN

Sonya Walger »Löwe« Dieses Buch ist eine Hommage an den überlebensgroßen Vater der Autorin. Er war ein Narzisst und Lebenskünstler, Polospieler, Rennfahrer, Drogenhändler. Und am Schluss, nach einem Fallschirmabsturz, ein Verbitterter. Eine gewaltige Hassliebeserklärung. (Suhrkamp)

Heinrich Steinfest »Die Linkshänderinnen« Novellen handeln laut Goethe von einer unerhörten Begebenheit. Hier sind es gleich mehrere: Drei Frauen, die Linkshänderinnen des Titels, finden zufällig zusammen und gründen eine Cocktailbar, in der sich Ungeheuerliches ereignet. (Piper)

Friederike Schilbach (Hg.) »Die Damentoilette« Nachdem Kritiker Denis Scheck neulich diesen essenziellen Ort als „Schnatterzone“ diffamiert hat, ist es an der Zeit, dessen gesellschaftliche Bedeutung hervorzuheben: 22 Liebeserklärungen, in denen es um buchstäblich Alles geht. (Park X Ullstein)

Alex Capus »Querfeldein« Der Autor ist ein Meister darin, historische Stoffe zu vergegenwärtigen. Hier erzählt er von einem Gasthof in der Schweiz vor 100 Jahren und seinen schillernden Gästen – und von einem Drama, das sich entspinnt, weil sich Clara 1933 in den Schmuggler Hermann verliebt. (Hanser)

Frieda Hughes »George und ich« Die Autorin, Tochter des Schriftstellerpaars Sylvia Plath und Ted Hughes, findet nach einem Sturm in ihrem Garten ein verwaistes Elsternküken. George – so nennt sie den Vogel – erobert Haus und Herz der Künstlerin. Und wirbelt beide durcheinander. (Eisele)

HÖREN

John Carpenter »Cathedral« Seit der 78-jährige Filmemacher, dem wir Klassiker wie „Halloween“ und „Die Klapper-schlange“ zu verdanken haben, nicht mehr Regie führt, konzentriert er sich auf Soundtracks zu Filmen, die es gar nicht gibt. Dieses Mal ergab das ein Metal-Album.

The Mountain Goats »Days« Die fleißige US-Indiefolk-Band widmet sich auf ihrem nunmehr 24. Album der Erinnerung und dem Lauf der Zeit, was zu solch faszinierenden Songtiteln wie „Charlie Sheen Reaches Out to the Feds“ und „Best Hard Rock Albums 2013“ führt. Ja, so war das damals.

Lotte »Lotte« Endlich hat sie sich von den Deutschpop-Fesseln befreit. Alles ist besser: Gesangsmelodien, Texte, Produktion. Sie singt zwar weiterhin deutsch, nun aber im Traumreich von Mazzy Star und Lana Del Rey, mit viel Hall auf der Stimme in einem weichen Gitarren-Klangbett.

Rick Ross »Set in Stone« Während HipHop in einer kommerziellen wie auch künstlerischen Krise steckt, bleibt das Rap-Schwergewicht bei seinen vergoldeten Leisten. Ein Album über Maybachs, Diamanten, Nerzmäntel in Miami und Särge aus Mahagoni. Altmodisch und funktional.

The Dresden Dolls »Yes, Virginia... (Tailor's Version)« Von Taylor Swift lernen heißt siegen lernen: Aus vertraglichen Gründen haben Amanda Palmer und Brian Viglione ihr Album von 2006 komplett neu eingespielt. Unterschiede existieren, man muss allerdings nach ihnen s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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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Es ist Tag sechs, als sich unsere Wege auf 2300 Metern kreuzen. Der pure Zufall. Ich bin mit drei Mitwanderern auf dem Karnischen Höhenweg unterwegs, zweite Etappe, Übernachtung auf der Obstansersee Hütte in Osttirol. Statt unseres gebuchten Vierbettzimmers weist man uns ein Fünfbettzimmer zu, da käme dann noch eine Frau. Es dämmert bereits, als diese die Gaststube betritt. Sie zieht die Blicke auf sich. Ein klares, entschlossenes Gesicht, gestählte Beine, zugleich eine sichtbare Erschöpfung. Als wir kurz darauf in unser Zimmer kommen, liegt sie bereits im Bett. Es täte ihr sehr leid, begrüßt sie uns aus ihrem Schlafsack, sie werde bereits um drei Uhr wieder losmüssen. Eine lange Tour? Tatsächlich mehr als das.

Sophie Woods, 42, gebürtige Neuseeländerin, Wohnsitz in Andorra, will in den folgenden Tagen einen Weltrekord aufstellen. Die Ultrasportlerin, die unter ihrem Mädchennamen Grant zu Wettkämpfen antritt, möchte die 2000 Kilometer lange Via Alpina durch die Alpen im Laufschritt absolvieren: von Triest, wo sie gestartet ist, durch acht Länder bis nach Monaco. Die Zahlen sprudeln aus ihr heraus. „50 bis 80 Kilometer und vier- bis fünftausend Höhenmeter, pro Tag.“ Der bisherige Rekord, von einem Mann aufgestellt, liegt bei 35 Tagen, der einer Frau bei 38. „Ich glaube, 30 Tage sollten genügen.“ 14 bis 18 Stunden wird sie dafür jeden Tag rennen.

Wie kann ein Mensch das schaffen?

In dieser Nacht finde ich kaum zur Ruhe. Sophie ist sofort eingeschlafen, ich höre ihren gleichmäßigen Atem. Sie liegt nur einen Meter entfernt. Ein paar Male wacht sie kurz auf, trinkt aus ihrer Wasserflasche, in die sie noch ein Pulver gemischt hatte, und schläft wie auf Knopfdruck weiter. Ich liege wach. Die Begegnung beschäftigt mich. Wie kann ein Mensch das schaffen? Was, wenn sie umknickt oder einen falschen Schritt tut auf einem Grat? Und warum setzt man sich solchen Strapazen aus?

Schon klar, zum Kosmos der Extremsportler gehört das Rekordbrechen wie Elektrolyte und Blasenpflaster. Sie sei der ewigen Races etwas müde geworden, hat Sophie uns erzählt, wollte mal etwas Neues machen. Und was gäbe es Schöneres, als durch die Berge zu laufen, fragte sie lächelnd in unsere staunenden Gesichter. Wir nickten. Und dachten still: Durch die Berge zu wandern vielleicht?

Alpiner Alleingang: Mit Stirnlampe quert Sophie Grant eine Felspassage auf der Via Alpina

Sophie rennt

Von Triest nach Monaco: Sophie Grant hat die 2000 Kilometer lange Via Alpina in 29 Tagen gelaufen – schneller als je ein Mensch vor ihr. Unsere Autorin lernte sie in der ersten Woche auf einer Berghütte kennen

Text von Barbara E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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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laube, ich habe mich während meiner gesamten Laufkarriere auf das hier vorbereitet«

Sophie Grant

Be(r)gegnung auf Etappe 17: An diesem Tag läuft sie 86,8 Kilometer

Frühmorgens höre ich sie aus dem Zimmer schleichen, auf dem Kopf die Stirnlampe. Draußen kauern die Dolomitenmassive im Nachthimmel. Es ist auf die Minute drei Uhr. Sophie Grant macht, was sie sagt. Ich entschließe mich, ihr zu folgen, virtuell natürlich. Zurück in München höre ich mich durch Podcasts mit ihr, lese Interviews, verfolge ihre täglichen Insta-Storys der Rekord-Tour. Sophie rennt und rennt. Je weiter sie läuft, desto mehr nähere ich mich ihr aus der Ferne an.

Sophie Grant ist 20, als sie 2004 mit ihrem späteren Ehemann George Woods nach London kommt. Sie arbeitet als Friseurin. Die Tätigkeit fordert sie, weil sie mit allen Kunden ins Gespräch kommt. Ihr fehlt die Ruhe. So entdeckt sie das Lau-

fen für sich. Auch weil sie ein paar Kilos abnehmen will. „Laufen“, sagt sie in einem Podcast, „war meine stille Zeit.“ Anfangs schafft sie nicht mehr als 15 Minuten, aber sie steigert sich schnell. 2008 läuft sie ihren ersten Halbmarathon, kurz darauf Marathons in London, New York, Paris. 2013 schenkt George ihr einen Startplatz beim Wüstenrennen Marathon des Sables – ein Ultrarennen in der marokkanischen Sahara, dessen Teilnehmer rund 250 Kilometer größtenteils in Selbstversorgung in sieben Tagen bewältigen müssen.

George plant die Vorbereitung generalstabsmäßig. Baut seiner Frau eine Hitzekammer in der Garage und karrt sie zum Wochenendtraining zu Europas zweithöchster Sanddüne nach Wales. Unter gut

1000 Teilnehmern schafft Sophie den sensationellen vierten Platz und entscheidet sich, ins Ultra-Metier zu wechseln. „Mir wurde klar, dass ich gegen die Besten der Welt antreten wollte“, sagt sie in einem Interview. George pusht sie. Als sie beim Transgrancanaria-Rennen über 125 Kilometer auf dem letzten Drittel aufgeben will, drängt er sie zum Weiterlaufen. „Er wusste, ich würde am nächsten Tag ein Albtraum sein.“ Sie erreicht Platz 14. Die beiden schließen einen Pakt: Sie selbst darf sich nicht aus einem Rennen nehmen – nur George oder ein Arzt dürfen das.

Wir hatten George Woods an diesem Abend auf der Hütte kurz gesehen. Hager, wacher Blick, Grinsen im Gesicht. Die beiden umarmten sich, ein verschwitzter Kuss, man sah, wie eingespielt sie sind. Sieben Jahre lebte das Paar in einem Camper, um näher an den Bergen zu sein. Bei Sophies Erfolgen ist immer auch George dabei. Ihre Leistung ist ohne seine nicht zu denken. 2018 gewinnt sie das Frauenrennen des Lakes Sky Ultra mit über zweieinhalb Stunden Vorsprung. Den Tor des Géants, das 330 Kilometer lange Höllenrennen durch das Aostatal, finisht sie gleich dreimal, 2023 als Fünfte, 2025 als Neunte in der Frauenwertung.

Aber nun will sie einen Monat lang täglich circa anderthalb Marathons absolvieren. Wie soll das gehen? Nun, es geht: Nehmen wir Tag 17 der Via-Alpina-Tour. Sophie hat heute fast 87 Kilometer und 4352 Höhenmeter absolviert, berichtet ihr täglicher Insta-Post (@sophieamygrant). An ihren Fersen kleben Blasenpflaster. Der Nagellack auf den Zehen ist abgerubbelt, die Stimmung dennoch glänzend. ►

FOTOS: ZOE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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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Sport

Nach einem Dinner mit Rinderbäckchen und Polenta und erholsamem Schlaf sei sie erfrischt aufgewacht, meldet ihr Social-Media-Team. Am selben Tag erwähnt die Ultraläuferin Stephanie Case den Rekord-Run ihrer Freundin Sophie in einem Post und beschert ihr 20 000 neue Follower, Mental-Boost inklusive.

Beide Extremsportlerinnen verbindet eine besondere Geschichte – vielleicht auch ein Motiv für das, was Sophie jetzt tut. 2024 versuchte jede von ihnen, mittels In-vitro-Fertilisation schwanger zu werden. In dem Doku-Film „Off Course“ sprechen sie offen darüber – auch über die Hürden, denen sich Ultrasportlerinnen mit Kinderwunsch gegenübersehen, weil Sponsoren das kaum berücksichtigen. Bei Stephanie Case glückte das IVF-Verfahren, sie brachte Ende 2024 eine Tochter zur Welt. Bei Sophie Grant schlug es fehl. Etwas nicht zu erreichen, habe sich für sie wie ein Scheitern angefühlt, gestand sie Anfang des Jahres in dem Extremsportler-Podcast „Enduring Minds“. Therapeutische Begleitung half ihr, den Wunsch zu verabschieden. „Es war wichtig für mich, diesen Cut-off zu machen.“ Nun gibt es Hund Nila, der den Via-Alpina-Trip in Georges Van begleitet und an den Checkpoints geknuddelt wird. Und es gibt das größte Projekt ihres Lebens.

Tag 23. Sophie ist inzwischen mehr als 1440 Kilometer gerannt. Hinter ihr liegen Italien, Slowenien, Österreich, Deutschland, Liechtenstein und die Schweiz, insgesamt rund 84 000 Höhenmeter. Sie ist durch Gewitter gelaufen, über Joche und Scharten hinweg, durch staubtrockene Täler bei 37 Grad, bis spät in die Nacht und in den

Immer noch lächelnd: Sophie am Tag 20 in den Schweizer Bergen

Sonnenaufgang hinein. Sie hat unterwegs Freunde getroffen, Trailrunner oder Fans, die ihr nachgereist und ein Stück mitgelaufen sind. „Ich glaube, ich habe mich während meiner gesamten Laufkarriere auf das hier vorbereitet“, erklärt sie einem italienischen Journalisten, der auf einer Tal-Etappe ein Stück Schritt hält. Es gehe vor allem darum, sich selbst zu managen. „Was du am Tag zwei machst, wird am Tag 22 einen Effekt auf dich haben.“

Immer noch läuft sie so federnd, als steckten nicht rund zwei Millionen Schritte der letzten drei Wochen in ihren Beinen. Wie schafft ein Körper das? „Nur mit

jahrelanger Erfahrung und fortlaufendem Ausbauen der Streckenlänge“, schreibt mir der Schweizer Mediziner und Ultra-Triathlet Beat Knechtle (zwischen einem XL-Rennen in Estland und zehn Marathons in Italien) per Mail. Über die Jahre lerne man, sich die Kräfte einzuteilen. Selbst bei extrem hohem Kalorienverbrauch könne ein Körper lange von Fettreserven zehren.

Sophie Grant wirkt jetzt schmaler als bei unserer Begegnung auf der Hütte. Nach drei bis fünf Stunden Schlaf beginnt sie jeden Morgen mit proteinreichem Müsli und Kaffee. Tagsüber hält sie sich mit Sportgetränken hydriert und versorgt sich mit einer Mischung aus Energy-Gels, Nüssen, Trockenfleisch, Riegeln. Wann immer sie ihr Team an den Checkpoints trifft, gibt es richtiges Essen, warm und reich an Kohlenhydraten.

Endspurt Richtung Weltrekord

In Frankreich zwingen sie die Waldbrände, einen Umweg zu nehmen, den George abchecken muss, es ist Tag 25. Zur Gluthitze gesellen sich Bremsen, Fußschmerzen, Blasen. Fünf Tage noch bis zum Ziel. Wirklich fünf? Niemand weiß, woher sie jetzt noch die Energie nimmt, aber Sophie Grant setzt zu einem Endspurt an, der alles bisher Geleistete in den Schatten stellt. Am Tag 27 schafft sie 83 Kilometer und gut 6100 Höhenmeter, tags darauf sind es gut 84 Kilometer und 5938 Höhenmeter. Sie sprintet mit Stirnlampe durch die Nacht und hält durch bis in die Morgendämmerung, gönnt sich nur noch anderthalb bis zwei Stunden Schlaf.

Am Sonntagmorgen schaue ich auf mein Handy. Sophie Grant ist im Ziel. Samstagnacht, nach den letzten knapp 58 Kilometern, ist sie in Monaco angekommen – einen Tag früher, als sie es sich vorgenommen hatte, und schneller als alle, die je unter offizieller Zeitmessung auf dieser Strecke gelaufen sind. „Überglücklich und fix und fertig“ sei sie, sagt sie der BBC. Ich sehe das Strahlen in ihren Augen, als sie sich an Georges Schulter lehnt, erschöpft, selig. So anders als bei der Begegnung auf der Hütte, wo sie noch voller Anspannung war. Warum sie es gemacht hat? Vielleicht einfach, weil sie ahnte, dass sie es kann. ■

Barbara Esser legte auf ihrer Höhenwanderung 45 Kilometer in vier Tagen zurück – so viel wie Sophie Grant am Vormittag. Für sie bleibt die Bergleistung der Ultrasportlerin unfass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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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ZOE SALT, ANDRE KIR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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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erbriefe

FOCUS-Ausgabe 32/2026, mit dem Titel zum islamistischen Terror

Seine unglückliche Personalrochade hat den Kanzler auch intern viele Vertrauenspunkte gekostet. Kann er die Stimmung noch drehen? Die FOCUS-Leser diskutierten zahlreich. Zweites großes Thema: Die islamistische Gefahr

Fehlende Perspektive

(32/2026) Ist dieser Neustart der Anfang vom Ende?

Ist Friedrich Merz schon so abge- hoben oder noch zu sehr in seiner Blackrock-Denkweise des Hire and Fire verhaftet? So geht man doch nicht mit Menschen um! Dass das Bundesverkehrsministe- rium kein einfaches Amt ist, das gerade Jahrzehnte der Sanierung aufholen muss, hat der Kanzler wohl vergessen. Merz muss auf- passen, dass er nicht zum Toten- gräber der CDU wird.

Dietmar Wielgoß, 74597 Stimpfach

Die größte Schwäche des Kanz- lers ebenso wie bei seinem Koali- tionspartner von der SPD bleibt weiterhin das Fehlen einer ech- ten Zukunftsvision, die über das kurzfristige Krisenmanagement hinausgeht: Indem man zum Bei- spiel eine Bildungsoffensive ini- tiiert, um den Fachkräfteman- gel besser zu bekämpfen, der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angesichts des Abgangs von Millionen von Arbeitnehmern aus der Baby- boomer-Generation noch einmal dramatisch zunehmen wird!

Rasmus Ph. Helt, 20539 Hamburg

Auf Friedrich Merz haben sich die Journalisten regelrecht ein- geschossen. Es scheint Mode zu sein, schlechte Politik und miserable Politiker(-innen) noch

schlechter zu schreiben. Allein, es fehlt die konstruktive Perspektive. Auch so kann man eine „Alterna- tive“ herbeischreiben.

Dr. Volker v. Berg, 45289 Essen

Leere Versprechen

(32/2026) Editorial / Gegen den Terror

Sie fragen, wie viel weiter wir unsere liberale Idee zertrümmern müssen. Das sehe ich völlig an- ders: Nur bei Personen mit sol- chen Lebensläufen sollte die viel beschworene Nulltoleranz end- lich auch angewendet werden. Wenn es die Richter nicht tun, dann muss es halt der Gesetz- geber tun. Der aktuelle Fall ist Wasser auf die Mühlen der AfD.

Franz Bassler, 81739 München

Dass Resozialisierung ihr Ziel nicht erreicht, ist bei gewöhnli- chen Kriminellen seit Jahrzehnten erwiesen. Die Lobby der hilflosen Helfer aus Sozialarbeitern, Psy- chologen etc. will aber ihren Job behalten. Bei politischen Tätern

»Eine entscheidende Ursache für die nach wie vor insuffiziente Sicher- heitslage ist das Fehlen der Verantwortung von (Fehl-)Entscheidern«

Dr. H.-J. Helming, 21256 Handeloh

ist die Sachlage noch einmal anders. Die Terrororganisationen können ihre Leute gezielt dar- auf vorbereiten, sich anzupassen, Reue und Wende zu heucheln.

Dr. Volker Gallandi, 69517 Gorxheimertal

Solange unsere Richter nicht mit der Schärfe des Gesetzes durch- greifen, sondern milde Urteile fäl- len, wird Abdul Ballout nicht der letzte Fall gewesen sein.

Dr. Ingrid Schumann, 06120 Halle

Nach jedem Terroranschlag die gleiche Prozedur: Entsetzen, Trau- er, große Reden und das Verspre- chen 100-prozentiger Aufklärung und Konsequenzen. Das war's dann aber auch schon, passieren tut nichts. Oder sollte es diesmal anders sein?

Dietmar Sobottka, 09114 Chemnitz

Gescheiterte Pläne

(32/2026) Die Beduinen vom Papsthügel

Israels Siedlungspolitik ist per se nichts Neues. Nur ist diese in- zwischen so weit fortgeschritten, dass man der Idee „A Land for All“ tatsächlich Chancen einräu- men darf. Die sogenannte Zwei- staatenlösung dagegen ist irreal geworden. Was letztlich Realität wird, entscheidet der Masterplan Gottes für sein Volk und Land Israel. Denn klügste – mensch- liche – Ideen, den Konflikt zu lösen, scheitern allesamt seit fast 70 Jahren in Nahost.

Martin Krauss, 89551 Königsbronn

Irreale Träume

(32/2026) China-Schock 2.0

Made in Germany hat keine Zukunft. Wie soll das gehen bei 35 Stunden Wochenarbeitszeit, 6 Wochen Urlaub, diverse christ- lich bezahlten Feiertagen, über- durchschnittlich hohen Löhnen, üppigen Sonderzahlungen, irren Erfolgsprämien und voll bezahl- ten Krankheitstagen? Wer da noch an eine Zukunft in Deutschland glauben mag, sind linksliberale Medien und Gewerkschaften.

Franz Josef Fendt, 87616 Marktoberdorf

Liebe Leserin, lieber Leser,

schreiben Sie uns Ihre Meinung zu den Themen in diesem Heft – bitte unbedingt mit Angabe Ihrer vollständigen Adresse und Telefonnummer: Redaktion FOCUS Heiligegeist- kirchplatz 1, 10178 Berlin oder E-Mail: leserbriefe@

focus-magazin.de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das Recht auf Kürzungen 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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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uss

Yotam Ottolenghi ist Chefkoch der Ottolenghi-Delis sowie der Restaurants „Nopi“ und „Rovi“ in London. Seine elf Kochbücher sind Bestseller – sein neuestes heißt „Comfort: Rezepte, die du lieben wirst“ (DK Verlag)

Lob der Kontraste

Folge 351: Die Schlüsselwörter für dieses Sommergericht finden sich bereits in seinem Namen: heiß und kalt

Es gibt kein Obst und kein Gemüse, das ich mehr mit dem Sommer verbinde als Tomaten. Vor allem süße Kirschtomaten, die man handvollweise isst, als wären es Weintrauben. So viele sommerliche Gerichte, in die ich mich im Laufe der Jahre verliebt habe, beinhalten diese kleinen Früchte als Herzstück.

Zum Beispiel die kretischen Dakos-Kekse, beladen mit gehackten Tomaten; der einfache Salat aus Gurke, Tomate und Feta, den ich oft zum Frühstück esse, wenn die Sonne scheint. Oder dieses Gericht, dessen Reiz im Kontrast zwischen heißen Tomaten und eiskaltem Joghurt liegt. Wenn das Gemüse direkt aus dem Ofen und der Joghurt frisch aus dem Kühlschrank kommen, verschmilzt alles zu einer aromatischen Angelegenheit, die sich herrlich auftunken lässt.

Heiße, angebratene Kirschtomaten mit kaltem Joghurt

Für die Tomaten:

• 350 g Kirschtomaten
• 3 EL Olivenöl
• ¾ TL Kreuzkümmelsamen
• ½ TL hellbrauner Zucker
• 3 Knoblauchzehen, geschält und fein geschnitten
• 3 Zweige Thymian
• 5 g frischer Oregano, 3 Zweige ganz lassen, den Rest abzupfen und grob hacken, zum Servieren
• ½ Zitrone – die Schale in 3 breite Streifen hobeln
• Meersalzflocken und schwarzer Pfeffer

Für den Joghurt:

• 350 g kühlschrankkalter, extra-cremiger Joghurt nach griechischer Art
• ¼ TL Salz
• abgeriebene Schale einer halben Zitrone

Zum Servieren:

• 1 TL Urfa-Chiliflocken (oder ½ TL normale Chiliflocken)

Für 4 Personen als Vorspeise oder Teil einer Mezze-Auswahl Vorbereitung 10 Minuten Garzeit 20 Minuten

Den Backofen auf 200 °C vorheizen. Die Tomaten in eine Auflaufform geben, die gerade groß genug ist, damit sie alle gut hineinpassen. Öl, Kreuzkümmel, Zucker, Knoblauch, Thymian, Oreganozweige, Zitronenstreifen, einen halben Teelöffel Salz und reichlich gemahlenen Pfeffer hinzufügen. 20 Minuten lang rösten, dann den Backofen auf die Grillstufe stellen und sechs bis acht Minuten lang grillen, bis die Tomaten oben leicht braun werden.

Während die Tomaten im Ofen sind, den Joghurt mit der geriebenen Zitronenschale und einem Viertel Teelöffel Salz vermischen und wieder in den Kühlschrank stellen.

Sobald die Tomaten fertig sind, den gekühlten Joghurt auf einer Platte mit Rand oder in einer breiten, flachen Schüssel verteilen und mit der Rückseite eines Löffels hier und da ein paar Vertiefungen hineindrücken. Die heißen Tomaten samt Flüssigkeit, Zitronenschale, Knoblauch und den Kräutern darauf verteilen und mit dem restlichen Oregano und Chili garnieren. Dazu reichlich knuspriges Sauerteigbrot oder Focaccia serv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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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LOUISE HAGGER/PHOTOGRAPHY, EMILY KYDD/FOOD STYLING, JENNIFER KAY/PROP STYLING; EROL GURIAN/LAIF, IM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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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Einer für alle: Mit bis zu sieben Sitzen transportiert der PV5 auch größere Familien bequem in den Urlaub

Der Buzz-Buster

Der Kia PV5 soll den elektrischen VW-Bus jagen. Hat der mächtige Koreaner das Zeug dazu?

Nicht schick, aber praktisch. Nicht sparsam, aber irgendwie sympathisch: Der Transporter war schon immer das Vehikel für große Familien, Globetrotter und Handwerker. Er überlebte die Großraumlimousine, und vor allem VW bewies einiges Geschick darin, das Nutzfahrzeug auch als komfortbetonten, teuren Pkw anzubieten. Derzeit versucht der ID. Buzz, das Konzept mit 50er Jahre Retro-Charme ins elektrische Zeitalter zu wuchten.

Sein schärfster Konkurrent kommt aus Südkorea. Und schon optisch grenzt sich der Kia PV5 deutlich vom E-Van aus Hannover ab: Mit kantigem Design und futuristischer Front zeigt er, dass er zur Next Generation der Raumschiffe gehört. Und obwohl der PV5 mit seiner Außen-

länge von 4,70 Metern im Grunde nicht größer ist als ein Mittelklasse-Pkw, wirkt er äußerlich deutlich mächtiger.

Der Innenraum, natürlich zu betreten durch praktische Schiebetüren, hält das Versprechen eines Raumwunders: Platz bietet der Korea-Bus satt – in der Basis-Konfiguration für bis zu fünf Insassen plus richtig viel Gepäck. Auf der Rückbank finden die Passagiere üppige Beinfreiheit, auch der mittlere Sitz ist ein vollwertiger. Noch etwas entspannter reist es sich freilich, wenn die Familie sich auf drei Reihen mit sechs oder sieben Plätzen verteilen kann, dann natürlich auf Kosten des Kofferraums – die Qual der Wahl für die perfekte Konfiguration gehört wohl in die Kategorie der Luxusprobleme.

Die Reichweite von gut 400 Kilometern laut Hersteller hört sich heutzutage zuerst mal mittelmäßig an, hier setzen das hohe Gewicht und die große Stirnfläche Grenzen. In der Praxis ist das allerdings völlig unerheblich: Die Testfahrt führte mit Familie von Süddeutschland über 600 Kilometer nach Norditalien, und den geplanten Mittagsstop erreichte man mit beruhigendem Akkustand. Das Laden mit bis zu 150 Kilowatt dauerte kürzer als der Lunch, die Fahrt folglich keine Minute länger als in einem Diesel-Van.

Wer eher den Nutzwert eines solchen Stromers sucht, wird aber ebenfalls bedient: Wie beim VW ID. Buzz gibt es eine Cargo-Version, dazu eine spezielle Ausführung für jene, die auf einen Rollstuhl angewiesen sind. Zum echten Buzz-Buster wird der Koreaner aber beim Preis: Die gut ausgestattete Passagier-Version ist ab 38 390 Euro zu haben. Das sind über 10 000 Euro weniger, als VW für seinen Neuzeit-Bulli verlangt.

Kia PV5

Motor

Elektro

(163 PS)

Maße (L×B×H)

4,70×1,90×1,90 m

Höchstgeschw.

135 km/h

Reichweite

412 km

Ladedauer

von 10% auf 80%

in 30 Min.

Preis

ab 38 390 Euro

So ein Auto hätte sich Marcus Effer

vor 15 Jahren gewünscht, als er mit drei Kindersitzen und viel Gepäck unterwegs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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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WEHRFÄHIG

Prinzessin Isabella

Mit gerade einmal 19 Jahren schreibt Prinzessin Isabella gleich in zweifacher Hinsicht Geschichte: Diese Woche hat die Tochter des dänischen Königs Frederik X. ihren Wehrdienst angetreten und ist damit das erste weibliche Mitglied des Königshauses, die diesen Schritt geht. Und: Sie ist eine der ersten Frauen, die den verlängerten Dienst an der Waffe leisten. Möglich wurde dies durch eine Reform des Wehrdienstes. Seit Kurzem gilt die Wehrpflicht auch für Frauen ab 18 Jahren, zugleich wurde die Dienstzeit angesichts der verschärften Sicherheitslage

in Europa von vier auf elf Monate verlängert. Ausgebildet wird Isabella beim Gardehusar-Regiment – jenem Regiment, in dem bereits ihr älterer Bruder, Kronprinz Christian, diente. Die Ausbildung umfasst fünf Monate Grundausbildung sowie sechs Monate im operativen Dienst. Isabella begann ihren Militärdienst gemeinsam mit rund 1600 weiteren Rekrutinnen und Rekruten.

60. GEBURTSTAG

Party beim Spenden-Anwalt

Der Münchner Wirtschaftsanwalt und Philanthrop Stavros Kostantinidis feierte seinen 60. Geburtstag im Biergarten des Münchner Cafés Reitschule mit viel Prominenz und einem großen Herz. 300 Gäste aus Wirtschaft,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gratulierten. Statt Geschenke anzunehmen, bat Kostantinidis seine Gäste um Spenden für das

Förderverein Kinderpalliativzentrum. Am Ende kamen über 85 000 Euro zusammen. Bayerns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und sein Amtskollege Hendrik Wüst aus Nordrhein-Westfalen würdigten das Ehepaar für sein langjähriges soziales Engagement. Erol Sander, Dave Kaufmann und Francis Fulton-Smith überraschten den Jubilar mit einem Auftr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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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flussreiche

SYLTER SOMMER

Reitsport und Reetdächer

Kein Sommer auf Deutschlands beliebtester Nordseeinsel Sylt ohne das Polo-Turnier in Keitum! In diesem Jahr hat Clé de Peau Beauté die Berenberg German Polo Masters gewonnen – und damit ein Turnier entschieden, bei dem keine klassischen Vereine antreten. Statt Clubs spielen hier sponsorengetragene Teams, die für weni-

ge Tage neu zusammengesetzt werden und den Namen eines Partners tragen.

Das Turnier, das vom 29. Juli bis 2. August auf der Wiese vor dem Reetdachort ausgetragen wurde, gehört zu den festen Größen im deutschen Polo-Kalender. Im Vorjahr hatte noch Lucid Motors das Finale für sich entschieden; Berenberg belegte damals den dritten Platz.

LOLLAPALOOZA

Abschluss mit Tate

In Chicago, wo Lollapalooza seit 2005 fest im Grant Park beheimatet ist, schloss die kanadische Popsängerin Tate McRae („Greedy und „Sports Car“) am Sonntagabend das Festival auf der T-Mobile Stage ab. Lollapalooza wurde im Jahr 1991 von Perry Farrell, dem Sänger von Jane’s Addiction, ursprünglich als Abschiedstournee seiner Band ins Leben gerufen und hat sich inzwischen zu einem internationalen Markenformat entwickelt. Es gibt Ableger in mehreren Ländern, darunter auch in Deutschland (Berlin) und Frankreich.

Der Auftritt von Tate McRae beendete das Lollapalooza im Grant Park

SYLTER ORIGINAL

Jürgen Gosch

Jürgen „Jünne“ Gosch, selbst ernannter „König der Fischbrötchen“, gehen die Ideen nicht aus. Der einstige Krabbenpuler und heutige Multimillionär aus Sylt plant einen neuen Weltrekordversuch für das längste Fischbrötchen. Den bisherigen Rekord hält ein Team in Rostock mit 42,37 Meter. Am 8. August ist es so weit: Beim Lister Hafenfest sollen 50 Meter angeschnitten werden.

SYLTER KULTURMENSCH

Robert Eberhardt

Seit 2025 hat Robert Eberhardt mit dem Felix Jud Cottage in Keitum eine Dependance der Hamburger Traditionsbuchhandlung auf Sylt aufgebaut. Der 1987 in Thüringen geborene Kulturunternehmer studierte Kunst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 in Heidelberg und Paris, gründete 2008 den Wolff Verlag in Berlin und war dort auch mit Galerie, Restaurant und Salons aktiv. Seit 2020 ist er bei Felix Jud beteiligt, seit 2022 alleiniger Inhaber und Geschäftsführer.

FOTOS: IMAGO IMAGES, GISELA SCHOBER/GETTY IMAGES, BRAUERPHOTOS/W. BARTH, JOSHUA APPLEGATE/WIREIMAGE,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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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rufe

Vorkämpfer der Menschlichkeit

Geboren 1940 in Reichenberg (Sudetenland). Flucht der Familie nach Rostock, schließlich nach Mainz

1974–1979 Pressereferent und Redenschreiber bei Willy Brandt

1998–2002 Regierungssprecher unter Kanzler Schröder. 2003–2005 Generalkonsul in New York

2000 gründete Heye den Verein „Gesicht Zeigen!“ mit, der sich gegen Rechtsextremismus einsetzt

2004 erschien seine Familiengeschichte „Vom Glück nur ein Schatten“. Das Buch wurde mit Maria Furtwängler in der Rolle seiner Mutter verfilmt

Uwe-Karsten Heye, 85

Er wollte nie recht haben, sondern immer aufklären, informieren und mit dazu beitragen, dass sich 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nicht wiederholt. Eine antifaschistische Haltung und das persönliche Eintreten für eine freie und weltoffene Gesellschaft gehörten für ihn zu den wichtigen Grundlagen unseres Zusammenlebens. Neben all seiner politischen Kenntnis, seiner Erfahrung als Journalist, Redenschreiber Willy Brandts, Regierungssprecher, Diplomat und Autor, hat er uns stets ermutigt, für Menschlichkeit und Würde, für Frieden und Solidarität, für Respekt und Toleranz einzustehen. Für sein Engagement wurde er zu Recht mit dem Bundesverdienstkreuz ausgezeichnet. Wir erinnern an einen warmen und herzlichen Menschen, der sich zeit seines Lebens für die gute Sache einsetzte, der Begegnungen und Diskussionen schätzte, der bis zum Lebensende neugierig und wissbegierig war. Vor allem aber erinnern wir an einen Menschen, dem wir unendlich viel zu verdanken haben. Sein Blick auf die Welt, sein Mut, Gesicht zu zeigen und seine aufrichtige Art, haben uns Kraft gegeben und uns gelehrt, sich nicht einschüchtern zu lassen. Wir werden ihn vermissen – als unseren Gründer, als ehemaligen Vorsitzenden, als Wegbegleiter. Und als wunderbaren, guten Freund. Seine klare politische Stimme wird uns und der Öffentlich-Kampf gegen Rechtsextremis-keit fehlen. Wir werden den in seinem Sinne fortführen.

Eine Würdigung von Peter Ruhenstroth-Bauer, Gesicht Zeigen! Für ein weltoffenes Deutschland e.V.

Monika Helfer, 78, Schriftstellerin

»Wenige konnten das einfache Leben mit so viel Eleganz und Würde wiedergeben wie Monika Helfer. Ihre einfühlsame Stimme hat die österreichische Literatur mit jedem Buch mehr bereichert. Meine Gedanken sind bei ihrem Mann, Michael Köhlmeier, und ihren Angehörigen«

Alexander Van der Bellen, Bundespräsident Österreichs

Monty Roberts, 91, Pferdetrainer

Mit seinem Gespür für Pferde prägte der US-Amerikaner nicht nur deren Verständnis oder die moderne Reitkunst, sondern auch die Filmlandschaft. Der Pferdetrainer soll Vorbild für die Hauptfigur im Blockbuster „Der Pferdeflüsterer“ mit Robert Redford aus dem Jahr 1998 gewesen sein. Sein Bestseller „Der mit den Pferden spricht“ machte Roberts zuvor weltweit bekannt. Er entwickelte bahnbrechende Trainingsansätze, um gewaltfrei mit Pferden zu kommunizieren. 1989 trainierte er etwa die Pferde von Queen Elizabeth II.

Antonia Benz, FOCUS-Redakteurin

FOTOS: ULLSTEIN BILD, HORST GALLUSCHKA, IMAGO, GESICHT ZE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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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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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33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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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ebuch

FOCUS-Gründer Helmut Markwort leitete das Nach- richtenmagazin von 1993 bis 2010 als erster Chefredakteur

Vier Maßnahmen,

die den Islamismus ausbremsen können

Von Helmut Markwort

Montag

Die Gefährder leben noch immer mitten unter uns. Unsere Sicherheitslage hat sich nicht verbessert. Nach der Mordfahrt beim Berliner CSD haben sich viele Entrüster zu Wort gemeldet. Sie fordern Maßnahmen, Konsequenzen, strengere Gesetze. Bisher ist nichts passiert.

Einige Maßnahmen sind sofort möglich. Die wichtigste, die zentrale Änderung muss in den Köpfen der Politiker stattfinden. Sie müssen aufhören, die Gefahren des Islamismus zu unterschätzen. Sie dürfen sich nicht wegducken aus Feigheit. Sie müssen sich für uns wehren, auch wenn ihnen linke Kreise das Totschlagwort „Islamophobie“ oder „AfD-Nähe“ an den Kopf werfen. Die Angst vor Islamisierung ist gerechtfertigt.

Sarah Tacke hat im ZDF verdienstvollerweise aktuelle Zahlen

Offene Werbung für die Scharia: Der Islamismus entwickelt sich zu einer Gegengesellschaft

des Bundeskriminalamtes veröffentlicht. Die Sicherheitswächter haben in Deutschland 492 Gefährder ermittelt: 17 linksextremistische, 65 rechtsextremistische und 410 aus dem islamistischen Lager. Diese Fakten müssen jeden alarmieren.

Der als Gefährder registrierte Abdul Ballout hat demonstriert, wie er trotz Überwachung seine Terrorfahrt organisieren konnte. Gegen seine amtsbekannten Gesinnungsgenossen sind sofortige Maßnahmen möglich, ohne dass auf die parlamentarische Prozedur neuer Gesetze gewartet werden muss.

1. Gefährder, die Ausländer sind, müssen sofort abgeschoben werden.

2. Gefährder mit deutschem Pass können zu unserem Schutz in Präventivhaft genommen werden. In Bayern ist das bis zu zwei Monaten möglich. In Berlin, der Hauptstadt des Verbrechens, sind nur fünf Tage erlaubt.

3. Richter müssen die Strafrahmen bis zur Obergrenze nutzen. Höchststrafe statt Bewährung. Im Fall Ballout hat der Anwalt des Staates mehr als zwei Jahre gefordert. Der Richter ist „im Namen des Volkes“ drunter geblieben und hat ihn laufen lassen.

4. Behörden müssen sofort aufhören, islamistische Hilfsorganisationen mit Steuergeld zu unterstützen. Ständig hören wir vom Abbau von Subventionen. Hier sind sie notwendig. Das Geld des Bun-

des und des Berliner Senats kommt auf Umwegen salafistischen Moscheen zugute, in denen Hass gegen Juden und Schwule gepredigt wird. Güner Balci, die Integrationsbeauftragte im Bezirk Neukölln, spricht von einer radikal-religiösen Szene, die vor allem von linken Politikern geduldet wird.

Typisch für die Geringschätzung der islamistischen Gefahr ist auch die Situation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Es gibt etwa 200 Lehrstühle, die sich mit Rechtsextremismus beschäftigen. Kein einziger kümmert sich um den politischen Islamismus. Wegen dieser Einseitigkeit lassen Talkshows einen Professor aus London einfliegen, wenn sie diese Position besetzen wollen.

Immerhin gibt es Signale, dass deutsche Politiker aufwachen.

Eine Gruppe junger Abgeordneter aus der Union hat einen sinnvollen Zehn-Punkte-Plan vorgelegt. Den Kanzler und ihren neuen Chef Frei werden sie davon überzeugen können. Die SPD wird bremsen.

Dienstag

Kanzler Merz ist in ein Mediengewitter geraten. Donner und Blitz begleiten seinen Weg. Die negativen Bewertungen sind keine Überraschung. Die Anhänger von AfD, Grünen, Linken und SPD werden ihn nicht loben. Sie erreichen zusammen fast siebzig Prozent. In der Medienkritik muss Merz unterscheiden zwischen sachlichen Vorwürfen und Grundgehässigkeit. Er sollte sich an Helmut Kohls Beherrungsvermögen orientieren. Der sagte mir einmal über die Hamburger Magazine: „Die Hunde bellen. Die Karawane zieht weiter.“

Zwischen Kritik und Gehässigkeit: Die Gegnerschaft zu Kanzler Merz lässt sich leicht ausrech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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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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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 DE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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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ALT

Blick hinter die Kulissen: Die Fondsfirma J. Henderson erklärt das höhere Gewinnwachstum von Nebenwerten. Seite 2

Aktie 1: Der Spezialist für prophylaktische Impfstoffe kann nach der Bodenbildung dynamisch durchstarten. Seite 3

Aktie 2: Der Micro Cap schlägt die 2025er-Ziele und steht vor der Ertrags- und Kurswende. Seite 6

Derivate-Ecke: Gehebelt auf einen kanadischen Batteriezulieferer setzen. Seite 9

Mein Depot: Dieser Portfoliowert dürfte die Jahresprognose klar toppen. Seite 10

Empfehlungs-Update: Ein Chipzulieferer übersteigt sein Kursziel rasant. Seit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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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er Ceuta, Aber Chemotherapie, Aber Probleme, Abgeordnete Florian Dorn, Abgeordneten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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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bishi Heavy, Aktionstreffen Mitte Juli, Albtraum

Donald Trump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质量较高，但在数字准确性和低中文密度区域存在严重缺陷。以下是详细审计报告：

═══ 审核结果 ═══

1. 数字与量级核查 (Critical)

• 问题：译文中出现严重的数字量级错误。
• 原文：Er hielt in Silicon Valley 225 Millionen [Dollar] zusammen (筹集了 2.25 亿美元)。
• 译文：他在硅谷筹集了 2.25 亿（225 Millionen）美元 $\rightarrow$ 正确。
• 问题：译文中出现严重的数字量级错误。
• 原文：Die Fondsgröße wuchs auf 45 Milliarden [Dollar] (基金规模增长到 450 亿)。
• 译文：该基金的规模一度增长到 450 亿美元 $\rightarrow$ 正确。
• 问题：译文中出现严重的数字量级错误。
• 原文：In seinem Fonds verlor er im Juli 67% (7月损失了 67%)。
• 译文：该对冲基金在 7 月损失了 67% $\rightarrow$ 正确。
• 核查结论：经核对，上述关键金融数字翻译准确。

2. 低中文密度区域审计 (Blocking)

• 问题：译文在“音频”部分出现了严重的漏译/截断。
• 原文：Audio ↳ Sie wollen einzelne Artikel hören, statt sie zu lesen? Nutzen Sie den jeweiligen QR-Code Löschflugzeuge sollen die Brände in Spanien eindämmen
• 译文：您想听单篇文章而不是阅读吗？请使用相应的二维码 $\rightarrow$ 漏译。
• 缺失内容：原文中紧随其后的 Löschflugzeuge sollen die Brände in Spanien eindämmen (灭火飞机旨在遏制西班牙的火灾) 在该段落中被遗漏，虽然在下方单独出现了一句，但破坏了原文的结构完整性。
• 严重级别：[BLOCKING] (重要段落截断)

3. 幻觉核查 (Hallucination Check)

• 核查对象：译文中提到的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
• 步骤1 (索引搜索)：在 COMPLETE ARTICLE HEADLINE INDEX 中未发现 "Dobrindt" 关键词。
• 步骤2 (原文搜索)：在 STRATIFIED TEXT SAMPLES 中未发现 "Dobrindt" 关键词。
• 结论：该人名在提供的所有源文中均未出现。译文在目录部分自行添加了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确信 2015 年的危机不会重演 等具体描述。
• 严重级别：[BLOCKING] (严重幻觉，凭空捏造人物及观点)

4. 术语与格式核查 (Warning)

• 问题：人名翻译不统一。
• 详情：Robert Merton 在正文中译为 罗伯特·默顿，但在其简介标题处译为 Robert Cox (原文为 Robert Cox Merton)。
• 严重级别：[WARNING] (术语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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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审计清单 ═══

严重级别	问题描述	位置	状态
[BLOCKING]	严重幻觉：凭空捏造人物 "Alexander Dobrindt" 及其相关观点，源文中无此内容。	目录-政治部分	❌ 必须修正
[BLOCKING]	内容漏译：音频引导段落被截断，缺失关于灭火飞机的引导语。	音频部分	❌ 必须修正
[WARNING]	人名不统一：Robert Merton 在简介标题被误写为 Robert Cox。	养老金-人物简介	⚠️ 建议修正

结论：发现阻塞性问题（Blocking Issues Found）。译文不可直接交付，必须修正幻觉内容及漏译部分。